边缘化与原子化:乡村娱乐的双重面向及其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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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层文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子系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文化治理侧重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对基层民众行为的规制,凸显文化的治理工具向度,缺乏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的剖析。乡村娱乐作为基层文化的重要表征,其边缘化、原子化特征是基层文化治理亟待回应的议题。乡土闲暇生活的边缘化、私性化,是乡土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多维度建构的产物。乡村娱乐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更是基层民众自我价值的呈现方式,亦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阵地,是实体性娱乐活动、精神价值信仰、基层治理三维面孔的交汇点。
引文
(1)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
(1)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第197页。
(2)吴彦明:《治理与文化治理》,《台湾社会研究》2011年第82期。
(3)王志弘:《文化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架构的概念性探讨》,《世新人文社会学报》2010年第11期。
(4)何满子:《文化治理》,《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9期。
(5)吴理财,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2006年,第239页;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1)来源于调研期间对BJ村农家书屋的观察。
(2)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安部印发的《关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通知》,将赌博界定为严重败坏乡风文明的娱乐活动。而玩牌、打麻将等娱乐处于法律规制的边缘地带,被乡风文明弘扬的传统文艺等主流娱乐文化排斥,属于边缘型娱乐。但其作为村民喜闻乐见的闲暇方式,日渐成为日常化、常态化的基层娱乐形式,成为乡土意义上的“主流”娱乐。
(3)根据学术惯例,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等均已作匿名化处理。
(1)守夜是该地的传统风俗。指人去世后,放在家里的时候,村里的人来守夜。来的人越多,说明该户面子越大、人缘越好;反之,则说明该户没面子、人缘差。
(2)何满子:《文化治理》,《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9期。
(3)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指的纯粹私性娱乐,其娱乐的外在形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的内容不相违背、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要求不抵触。但是,任何一种文化活动,其背后都有权力的因素,比如电视节目已经被审视、闲聊的言论自由亦受到边界的约束。
(4)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2006年,第239页;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5)王会:《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及其后果---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查与讨论》,《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6)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第6页。
(2)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页。
(3)吴理财:《处境化经验:什么是农村社区文化以及如何理解》,《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5)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611页。
(2)印子:《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41页。
(4)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丁国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5)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116页。
(1)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2期。
(2)Gluckman M.Papers in honor of Melville J.Herskovits:Gossip and scandal,in Current anthropology,Vol.4,No.3,1963,pp.307-316.
(3)Bourdieu,Pierre.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70.
(4)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5)吴淼:《论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6)陈柏峰,郭俊霞:《也论“面子”---村庄生活的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7)王会:《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及其后果---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查与讨论》,《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8)黄光国把中国人际关系分为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及混合性关系并提出了相对应的社会行为准则。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9)韩庆龄:《规则混乱、共识消解与村庄治理的困境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0)谢小芹,简小鹰:《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但此处的内向型治理、外向型治理不同于谢小芹提出的资源下乡过程中的治理概念,主要涉及的是法律作为外来力量和社会舆论作为内在治理工具下的治理。
(1)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须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3)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6期。
(4)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5)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6)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7)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1)赵泽洪:《魂归人间: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1页。
(3)王德福:《论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GT村支书孩子买车,没有一户人家放鞭炮,即是其“社区性死亡”的表征之一(在GT村,如果有买车的家庭,其他村民都会以户为单位,去车主家放鞭炮、烟花,以示祝贺)。
(2)参见杨国枢:《华人自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观点》,杨国枢、陆洛编《中国人的自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129页。
(3)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社会》2011年第1期。
(4)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5)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6)赵晓峰,张红:《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1期。
(7)贺雪峰:《农村基层治理应注重简约低成本》,《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4月21日。
(8)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1)吴淼:《论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2006年,第239页。
(2)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3)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62页。
(4)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5)吴理财:《以民众参与破解选择性治理》,《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4期。
(6)吕德文:《中心工作与国家政策执行---基于F县农村税费改革过程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6期。
(1)资料来源于调研所获(访谈记录,A20180725)。
(2)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
(3)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4)O’brien,Kevin J.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i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pp.167-186.
(5)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5-16页。
(6)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7)陈波,耿达:《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来自27省(市、区)147个行政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7期。
(1)参见Ali,Abdiweli M.Political instability,policy uncertainty,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In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Vol.29,No.1,2001,pp.87-106.
(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Bennett,Tony.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In L.Grossberg.,C.Nelson and P.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p.26-27.
(1)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第197页。
(2)吴彦明:《治理与文化治理》,《台湾社会研究》2011年第82期。
(3)王志弘:《文化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架构的概念性探讨》,《世新人文社会学报》2010年第11期。
(4)何满子:《文化治理》,《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9期。
(5)吴理财,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2006年,第239页;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1)来源于调研期间对BJ村农家书屋的观察。
(2)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安部印发的《关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通知》,将赌博界定为严重败坏乡风文明的娱乐活动。而玩牌、打麻将等娱乐处于法律规制的边缘地带,被乡风文明弘扬的传统文艺等主流娱乐文化排斥,属于边缘型娱乐。但其作为村民喜闻乐见的闲暇方式,日渐成为日常化、常态化的基层娱乐形式,成为乡土意义上的“主流”娱乐。
(3)根据学术惯例,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等均已作匿名化处理。
(1)守夜是该地的传统风俗。指人去世后,放在家里的时候,村里的人来守夜。来的人越多,说明该户面子越大、人缘越好;反之,则说明该户没面子、人缘差。
(2)何满子:《文化治理》,《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9期。
(3)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指的纯粹私性娱乐,其娱乐的外在形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的内容不相违背、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要求不抵触。但是,任何一种文化活动,其背后都有权力的因素,比如电视节目已经被审视、闲聊的言论自由亦受到边界的约束。
(4)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2006年,第239页;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5)王会:《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及其后果---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查与讨论》,《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6)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第6页。
(2)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页。
(3)吴理财:《处境化经验:什么是农村社区文化以及如何理解》,《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5)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611页。
(2)印子:《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41页。
(4)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丁国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5)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116页。
(1)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2期。
(2)Gluckman M.Papers in honor of Melville J.Herskovits:Gossip and scandal,in Current anthropology,Vol.4,No.3,1963,pp.307-316.
(3)Bourdieu,Pierre.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70.
(4)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5)吴淼:《论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6)陈柏峰,郭俊霞:《也论“面子”---村庄生活的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7)王会:《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及其后果---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查与讨论》,《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8)黄光国把中国人际关系分为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及混合性关系并提出了相对应的社会行为准则。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9)韩庆龄:《规则混乱、共识消解与村庄治理的困境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0)谢小芹,简小鹰:《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但此处的内向型治理、外向型治理不同于谢小芹提出的资源下乡过程中的治理概念,主要涉及的是法律作为外来力量和社会舆论作为内在治理工具下的治理。
(1)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须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3)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6期。
(4)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5)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6)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7)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1)赵泽洪:《魂归人间: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1页。
(3)王德福:《论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GT村支书孩子买车,没有一户人家放鞭炮,即是其“社区性死亡”的表征之一(在GT村,如果有买车的家庭,其他村民都会以户为单位,去车主家放鞭炮、烟花,以示祝贺)。
(2)参见杨国枢:《华人自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观点》,杨国枢、陆洛编《中国人的自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129页。
(3)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社会》2011年第1期。
(4)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5)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6)赵晓峰,张红:《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1期。
(7)贺雪峰:《农村基层治理应注重简约低成本》,《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4月21日。
(8)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1)吴淼:《论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2006年,第239页。
(2)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3)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62页。
(4)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5)吴理财:《以民众参与破解选择性治理》,《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4期。
(6)吕德文:《中心工作与国家政策执行---基于F县农村税费改革过程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6期。
(1)资料来源于调研所获(访谈记录,A20180725)。
(2)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
(3)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4)O’brien,Kevin J.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i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pp.167-186.
(5)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5-16页。
(6)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7)陈波,耿达:《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来自27省(市、区)147个行政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7期。
(1)参见Ali,Abdiweli M.Political instability,policy uncertainty,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In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Vol.29,No.1,2001,pp.87-106.
(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Bennett,Tony.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In L.Grossberg.,C.Nelson and P.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p.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