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文学研究:跨文化场域的重构——李今主编《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前四卷
摘要
晚近二十年间,翻译研究在中国异军突起,尤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展开了若干新的视野与问题意识,成为最值得关注的学术潮流之一。李今教授及其团队编注的《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是首部大型中文近现代翻译文献集成,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方法与研究范式的层面上也不乏启示。一方面,《序跋集》重构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跨文化语境,对于重审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性质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历史与理论参照;另一方面,《序跋集》又通过贯彻"汉译文学"——而非"(中国)翻译文学"——的观念与思路,凸显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纳"翻译(史)"入"文学(史)"的必要与可能。《序跋集》既是一项学科基础性的"实绩",同时也具有突破性意义。
引文
(1)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页。
(2)关于现代教育制度(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制)与中国近现代“文学”概念创立的关系问题,是1990年代以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代表性论述参见陈国球《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同教育制度在现代“文学”概念创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相比,翻译具有的意义尽管未曾被否认过,但却相对缺乏系统研究。在已有论述中,较为全面的成果参见王德威《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十三期(2010年6月);李春《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
(4)参见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版。该书在全球知识环流的视野中,深入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书写同“日本中介”之间的历史关联,彰显了中国近现代“文学”概念与域外资源的“返还性借入”关系。
(5)参见徐文泰、金宏宇《评〈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4期。
(6)(33)李今:《汉译文学的学科位置及其编年考录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7)(8)(19)(22)(26)(28)(31)(32)李今:《战争、革命、人之观念的交织与流变--〈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序论》,《汉译文学序跋集·第一卷(1894-1910)》,李今主编、罗文军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46,45~46,20,1~2,3、14、30,46,46页。
(9)(25)李今:《致谢和说明》,《汉译文学序跋集·第一卷(1894-1910)》,第1页。
(10)参见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1)《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包括上下两卷,分别考察了1930-1940年代的“苏联文学翻译”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翻译”,共计22万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收录了前书内容,并且补写了“绪论”与“翻译论争和文学翻译艺术的理论及哲学探讨”两章,共计32万字。
(12)(35)李今:《后记》,《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第351、350,350页。
(13)参见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0页。对于李著的评价,收入该书第四章“对翻译文学的发现与承认”第三节“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与问题”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李今参与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谢天振的评价略有保留。但李今写作的《三四十年代·俄苏卷》,却让他十分肯定,认为“表现出对翻译文学的深刻认识,其许多论述切中翻译文学史上的问题肯綮,很见功力”(第164页)。
(14)李今:《后记》,《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第349页。对于翻译研究范式变迁的认识,李今日后还有更为详尽的论述,不过要点即如此处所言。参见李今《汉译文学的学科位置及其编年考录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15)最早在中国近现代翻译研究中系统引介奈达、佐哈尔与勒弗菲尔等人的理论并且加以实践的学者是王宏志。参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此书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于1999年12月初版)。该书绪论“关于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是一篇具有方法论革命意义的宏文。李今的研究即受到此文影响。参见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第34页。
(16)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先明确倡导“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二者都是要的,不能偏废”的学者是李今的博士导师严家炎。严家炎是在1981年完成的《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的。参见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8页。
(17)参见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是对于晚近翻译研究范式变迁的一种常见的描述方式,更为确切的说法,应是在翻译研究中从以关注原文及其生成与流播的历史-文化语境为主转向以关注译文及其生产与流布的历史-文化场域为主。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问题意识与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从一种外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研究到跨文化视野中的本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研究。
(20)(39)参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第30、70页。
(21)《百年一觉》在1894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之前,曾以《回头看纪略》为题,在《万国公报》第35至39期上连载(1891年12月-1892年4月)。参见李今主编、罗文军编注《汉译文学序跋集·第一卷(1894-1910)》,第1页。
(23)参见本雅明《译者的任务》(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
(24)参见白乐《回顾》,曾克熙译,生活书店1935年版。
(27)参见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3~146页。余文主要讨论的是“应并世作者之请而写的‘序’”,但对于“序”这一文类的理解,却能超越文体学研究的范畴,而别具一种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与寄托。是故征引。
(29)参见吴福辉《序》,《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李今著,第6~8页;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第160页。李今曾将自己在文本研究方面的文章专门结集,参见李今《意义的生成: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细读集》,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30)参见杨义《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总序》,《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连燕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34)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91~215页。
(36)参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32~163页。
(37)参见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259~279页。
(38)参见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35~641页。
(40)参见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版。
(41)相对而言,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个特例。李今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在她看来,一旦超出晚清时期,“以后就断了线,论到新文学三十年时反倒不涉及这一块了,顶多把翻译文学作为影响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因素来考察,而不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李今:《后记》,《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第350页。
(42)在陈国球看来,“依从现代的‘文学’概念”,对于“许多古人的‘文学’论述”的“检视”,是“不分伦次”的。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第6页。
(43)参见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4)参见钱理群总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915-1927”卷(本卷主编钱理群),第67~69、87~93、195~201、269~276、319~324、340~346页;“1928-1937”卷(本卷主编吴福辉),第33~36、37~41、104~109、202~206、230~232、394~401、559~562页;“1937~1949”卷(本卷主编陈子善),第175~178、249~252、477~480页。在《编年史》所有涉及“翻译”的专节中,绝大部分均由钱理群撰写。
(45)参见钱理群《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第1~5页。
(46)David Der-wei Wang,“Worlding Literary China”,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8.中译本参考王晓伟译文。
(47)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该书英文版于199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麦田出版2003年版(该书英文版于199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48)参见刘禾《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语言盲区》,《语际实践: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此书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99年10月初版)
(49)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87~306页。王德威的相关论述曾以《翻译“现代性”》为题在2000年发表中译本,参见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304页。
(50)当然,“翻译”并非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唯一要素。例如,王德威晚近的研究就更为强调古典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效用。参见王德威《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以“诗”、“兴”、“诗史”为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5期(2017年7月)。
(51)参见赵稀方《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罗选民:《翻译与中国现代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2)参见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赵稀方《翻译与现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3)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此文原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
(54)参见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黄开发、李今编《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2)关于现代教育制度(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制)与中国近现代“文学”概念创立的关系问题,是1990年代以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代表性论述参见陈国球《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同教育制度在现代“文学”概念创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相比,翻译具有的意义尽管未曾被否认过,但却相对缺乏系统研究。在已有论述中,较为全面的成果参见王德威《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十三期(2010年6月);李春《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
(4)参见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版。该书在全球知识环流的视野中,深入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书写同“日本中介”之间的历史关联,彰显了中国近现代“文学”概念与域外资源的“返还性借入”关系。
(5)参见徐文泰、金宏宇《评〈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4期。
(6)(33)李今:《汉译文学的学科位置及其编年考录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7)(8)(19)(22)(26)(28)(31)(32)李今:《战争、革命、人之观念的交织与流变--〈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序论》,《汉译文学序跋集·第一卷(1894-1910)》,李今主编、罗文军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46,45~46,20,1~2,3、14、30,46,46页。
(9)(25)李今:《致谢和说明》,《汉译文学序跋集·第一卷(1894-1910)》,第1页。
(10)参见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1)《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包括上下两卷,分别考察了1930-1940年代的“苏联文学翻译”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翻译”,共计22万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收录了前书内容,并且补写了“绪论”与“翻译论争和文学翻译艺术的理论及哲学探讨”两章,共计32万字。
(12)(35)李今:《后记》,《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第351、350,350页。
(13)参见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0页。对于李著的评价,收入该书第四章“对翻译文学的发现与承认”第三节“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与问题”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李今参与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谢天振的评价略有保留。但李今写作的《三四十年代·俄苏卷》,却让他十分肯定,认为“表现出对翻译文学的深刻认识,其许多论述切中翻译文学史上的问题肯綮,很见功力”(第164页)。
(14)李今:《后记》,《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第349页。对于翻译研究范式变迁的认识,李今日后还有更为详尽的论述,不过要点即如此处所言。参见李今《汉译文学的学科位置及其编年考录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15)最早在中国近现代翻译研究中系统引介奈达、佐哈尔与勒弗菲尔等人的理论并且加以实践的学者是王宏志。参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此书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于1999年12月初版)。该书绪论“关于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是一篇具有方法论革命意义的宏文。李今的研究即受到此文影响。参见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第34页。
(16)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先明确倡导“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二者都是要的,不能偏废”的学者是李今的博士导师严家炎。严家炎是在1981年完成的《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的。参见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8页。
(17)参见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是对于晚近翻译研究范式变迁的一种常见的描述方式,更为确切的说法,应是在翻译研究中从以关注原文及其生成与流播的历史-文化语境为主转向以关注译文及其生产与流布的历史-文化场域为主。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问题意识与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从一种外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研究到跨文化视野中的本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研究。
(20)(39)参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第30、70页。
(21)《百年一觉》在1894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之前,曾以《回头看纪略》为题,在《万国公报》第35至39期上连载(1891年12月-1892年4月)。参见李今主编、罗文军编注《汉译文学序跋集·第一卷(1894-1910)》,第1页。
(23)参见本雅明《译者的任务》(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
(24)参见白乐《回顾》,曾克熙译,生活书店1935年版。
(27)参见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3~146页。余文主要讨论的是“应并世作者之请而写的‘序’”,但对于“序”这一文类的理解,却能超越文体学研究的范畴,而别具一种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与寄托。是故征引。
(29)参见吴福辉《序》,《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李今著,第6~8页;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第160页。李今曾将自己在文本研究方面的文章专门结集,参见李今《意义的生成: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细读集》,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30)参见杨义《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总序》,《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连燕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34)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91~215页。
(36)参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32~163页。
(37)参见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259~279页。
(38)参见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35~641页。
(40)参见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版。
(41)相对而言,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个特例。李今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在她看来,一旦超出晚清时期,“以后就断了线,论到新文学三十年时反倒不涉及这一块了,顶多把翻译文学作为影响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因素来考察,而不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李今:《后记》,《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第350页。
(42)在陈国球看来,“依从现代的‘文学’概念”,对于“许多古人的‘文学’论述”的“检视”,是“不分伦次”的。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第6页。
(43)参见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4)参见钱理群总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915-1927”卷(本卷主编钱理群),第67~69、87~93、195~201、269~276、319~324、340~346页;“1928-1937”卷(本卷主编吴福辉),第33~36、37~41、104~109、202~206、230~232、394~401、559~562页;“1937~1949”卷(本卷主编陈子善),第175~178、249~252、477~480页。在《编年史》所有涉及“翻译”的专节中,绝大部分均由钱理群撰写。
(45)参见钱理群《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第1~5页。
(46)David Der-wei Wang,“Worlding Literary China”,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8.中译本参考王晓伟译文。
(47)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该书英文版于199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麦田出版2003年版(该书英文版于199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48)参见刘禾《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语言盲区》,《语际实践: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此书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99年10月初版)
(49)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87~306页。王德威的相关论述曾以《翻译“现代性”》为题在2000年发表中译本,参见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304页。
(50)当然,“翻译”并非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唯一要素。例如,王德威晚近的研究就更为强调古典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效用。参见王德威《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以“诗”、“兴”、“诗史”为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5期(2017年7月)。
(51)参见赵稀方《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罗选民:《翻译与中国现代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2)参见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赵稀方《翻译与现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3)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此文原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
(54)参见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黄开发、李今编《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