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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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索隐探幽中将散见文献背后武帝晚年内外形势,隐然的武帝、太子集团矛盾边界清晰而又深刻地呈现出来,给人以认知深处的强烈冲击和震撼,对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武一朝内外格局始分,内朝作为战略决议机构对汉武帝时期内外战略的展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帝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战略交互展布实现了大汉世界帝国的崛起。肇始武帝早年夺嫡之争,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一直藉重于方术集团,造成了帝国信仰的巫魅化,为各夺嫡势力利用,终酿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对武帝内政造成重大打击,在对外战略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无力进一步拓展。以《轮台诏》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论轮台诏》一文的基本结论难以动摇。
In the article of "On Luntai Imperial Edict" by Tian Yuqing,it very clearly and profoundly show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mperor Wu and his Prince's circle,and analyzed the inside and outside situ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s later times,which all were concealed behind scattered literatures.It creates a strong impact and shock in the perception.For the study of Han Dynasty it one of the notable landmarks.From Emperor Wu's times,the Imperial court begins to divide the inside and outside.The inside court,where the maj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es of empire were schemed,play a decisive role.The Han Empire achieved a strong rise as a World Empire in interacting implementing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es.However,stemming from the confliction for the prince in the earlier,alchemist group had been involved deeply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Empire so that the imperial faith was in a superstitious air,which finally brought about Witchcraft Disaster.With promulgating Luntai Imperial Edict as a symbol,a great major shift took place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Han Empire.So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On Luntai Imperial Edict" still could not be shaken.
In the article of "On Luntai Imperial Edict" by Tian Yuqing,it very clearly and profoundly show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mperor Wu and his Prince's circle,and analyzed the inside and outside situ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s later times,which all were concealed behind scattered literatures.It creates a strong impact and shock in the perception.For the study of Han Dynasty it one of the notable landmarks.From Emperor Wu's times,the Imperial court begins to divide the inside and outside.The inside court,where the maj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es of empire were schemed,play a decisive role.The Han Empire achieved a strong rise as a World Empire in interacting implementing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es.However,stemming from the confliction for the prince in the earlier,alchemist group had been involved deeply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Empire so that the imperial faith was in a superstitious air,which finally brought about Witchcraft Disaster.With promulgating Luntai Imperial Edict as a symbol,a great major shift took place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Han Empire.So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On Luntai Imperial Edict" still could not be shaken.
引文
(1)田余庆:《记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文中简称“田文”,不再标注。
(2)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文中简称“章文”,不再标注。
(1)关于汉初军功集团,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60页。
(3)《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0页。
(4)这从叔孙通弟子百余人,高祖咸以为郎,陆贾、贾谊为中大夫,以及文帝二年对贤良的安排可窥见一斑。
(5)《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3页。
(6)《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6页。
(1)葛洪:《西京杂记》卷四,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第5a—b页。
(2)《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杜业语,第2094页。
(3)《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5—156页。
(4)《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2页。
(5)钱穆:《秦汉史》,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第96页。
(6)钱大昕:《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卷一,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
(7)窦氏集团和黄老权贵最终没有废帝,主要应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毕竟窦氏已经年迈,武帝为其亲孙,废帝之举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做出的;二是质而少文的窦氏黄老军功集团,与文多浮辩的淮南道家并非同路,刘安也决非其所意中的对象;三是当与武帝、王夫人自身的迅速转向,以及石奋等公谨廉直的景帝旧臣的努力有关,其后石氏家族被委以重任,从中可见在这次变局中的砥柱作用;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武帝招举天下贤良,赢得天下士人之心,其时形势黄老权贵已日暮西山,而儒学士人集团力量的崛起正如日中天,任何一股政治势力也不敢小觑这股力量,表面上政局逆转有利于黄老军功权贵,但实质上,接踵而至的天下汹汹舆情,使得黄老权贵们也不敢轻意做出过激之举。
(1)《汉书》卷六四《严助传》,第2776页。
(2)《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4页。
(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页。
(4)《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28页。
(5)参见熊传薪:《关于驻军图中的有关问题及其绘制年代》,见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长沙:湖南省出版社,1994年,第154—160页。
(6)《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第3840页。
(1)(4)《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第3871、3876页。
(2)《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05页。
(3)《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
(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1)(3)(4)(6)《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第1166、1161—1162、1174—1175、1175页。
(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8页。
(5)《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第393页。
(1)(3)《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75、1977页。
(2)正史无载,但《汉武故事》与《汉武帝内传》,传说王氏家族的命运,一名叫姚翁的术士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王姝嫁于金王孙,姚翁说其“天下贵人也,当生天子”,臧氏立从金王孙处将女儿王姝夺回,纳于太子宫,遂得幸有娠。妊娠期间,姚翁又向景帝预言王氏所生将是“刘宗盛主也”。观武帝出生神话,系文帝母薄氏生文帝故事的另一版本,很可能王姝在术士的指点下,编造了刘彘降生的神话,为其争夺太子和后位捞取基础,以待后变。虽然二书此载不可据信,但观王姝成长始末,背后一直存在着术士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1)(4)《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1386页。
(2)《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51、463—464页。
(3)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见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51页。
(1)徐兴无:《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2)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见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336页。
(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7页。
(4)徐兴无:《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5)(6)《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第2878页。
(1)参见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2464页。
(3)《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6页。
(4)更深层次地看,武帝晚年穷兵黩武,极权暴政,“竭民财力,奢泰亡度”,以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渴望政治向文景时期宽仁恭俭回归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诉求,不仅官僚集团中的“宽厚长者附于太子”,整个社会及有识之士也对太子寄予了很高期望。而视人间亲族关系为“天伦”,强调薄赋敛重农时,反对不义战争,子爱人民生命的《榖梁》经学在这一时期兴起,也正是民间社会这一诉求的反映。太子“私问《榖梁》而善之”,正反映太子对这一诉求的认同,亦符合社会对太子的期待。笔者按:传统学者读《榖梁》脱不了所谓“正隐治桓”的统绪之争,事实上,其兴于民间,民间社会的血缘亲族的伦理和邻里社会礼义关系构成了其建构国家社会和历史批评的基本尺度。它没有之前儒学恢弘的制度建构,也不需要这样的制度建构。它所要求的就是统治者按人间伦常为公性尺度来展开其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不忍亲,子其民,轻赋敛,慎伐战,统治集团和谐共存,人民安居乐业,如是而已,并赋予了这一尺度的神圣性,称之为“天伦”。而“天伦”一词也仅见于《榖梁》,公、左二传都不曾一见。我们将之称为“天伦之学”即以人间伦常为公性本位的儒学建构。对隐、桓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公性本位。它不同于之前董仲舒的“天人之学”,河间王国的“天礼之学”,构成了汉代儒学的第三系。而关于“天人之学”与“天礼之学”,参见成祖明:《三家诗说与帝国儒学建构——与毛诗说相比较》,《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应劭:《风俗通义》卷九,吴树平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0页。
(2)《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71页。
(3)《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83页。
(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8页。
(1)参见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第2883页。
(1)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关于这份遗诏,学界尚有争论。文物整理者认为是汉武帝写给昭帝的遗诏,但有学者认为是高祖给惠帝的遗诏,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其时太子刘弗陵年仅8岁,不可能明白如此严肃庄重的嘱咐。事实上,这个理由正好说明遗诏是武帝给幼子刘弗陵的,而不是成年的惠帝。首先这份遗诏以“制诏”的形式,不同于临终遗言需要幼子能够立即听懂,而是作为一份制度性诏令文书[蔡邕:“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注引)],规引太子成长后施政方向,诏告天下更意在对新皇帝施政方向的约束;同时也是对辅佐大臣的一种规诫,约束其不悖离既定政策方向。这种公开的规诫显然更适合不明事理的幼主,而不适合已能独断朝纲的成年皇帝。其次,从遗诏的内容看,也绝非高帝时语,如“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联在”“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都是儒学成为主流语话系统后的经典化语辞,而与高祖时诸事草创的口语化诏书绝不相类,也与汉初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符;而对生死的彻悟作为诏书的重要内容,这也正符合武帝对其晚年受方士蛊惑,沉迷于求仙问道,欲得长生之方的追悔,与戎马一生历经生死,临终前斥骂良医的高帝性格显然不符合。而“加增联在”一语,亦契合武帝比汉初诸帝高寿的事实。第三,从诏书发现的地点看,也是武帝时期才拓展的边地,其地域发现的文书均是武帝以来的文书;而其时距高帝已百余年,高帝诏书已成历史文献,很难想象一位普通边关戍卒能够习写到这样一份久远的遗诏。
(1)《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2703页。
(2)《汉书》卷四六《石庆传》,第2197页。
(3)《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4页。
(4)皇甫谧:《帝王世纪》,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20页。
(5)袁祖亮:《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
(1)袁祖亮根据《汉书·地理志》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全国有户12 233 062,有口59 594 978人,这一数据推算出武帝末年实际人口达3000万,于是得出武帝末人口并未减半的结论。然考袁氏所论,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上述户口减半言论主要针对武帝征讨四夷言,因此并不包括武帝征讨四夷中新开诸边郡人口,所以在推算时人口基数要减除诸新辟边郡人口数;二是低估了代田法发明后中原诸郡农产品的增长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中原诸郡人口的实际增长率要高得多;三是忽略了皇甫谧所论人口主要指秦及六国故地人口而非指汉初帝国统一后的全境人口。
(2)《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81页。
(3)《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5页。
(4)徐复观:《论〈史记〉》,见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5)《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页。
(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5页。
(7)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33页。
(1)至于昭宣时期时人对武帝以来的一些具体制度、法令的批评,亦不能说明帝国整体政策或战略一仍其旧。国家整体战略和政策方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一些具体制度、法令都能够立即废止。事实上,时人能够在朝堂之上公开猛烈批评,反映的也正是帝国整体战略和政策转向后社会思潮和舆情的释放。
(1)《汉书》卷四三《郦陆朱刘叔孙传》,第2131页。
(2)这从侍从之臣东方朔死前的谏言中可见一斑:“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原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208页)而这一诗篇在后来壶关三老的谏书中也再次引用。其时武帝身边已被一些小人所围绕。
(3)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2)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文中简称“章文”,不再标注。
(1)关于汉初军功集团,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60页。
(3)《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0页。
(4)这从叔孙通弟子百余人,高祖咸以为郎,陆贾、贾谊为中大夫,以及文帝二年对贤良的安排可窥见一斑。
(5)《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3页。
(6)《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6页。
(1)葛洪:《西京杂记》卷四,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第5a—b页。
(2)《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杜业语,第2094页。
(3)《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5—156页。
(4)《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2页。
(5)钱穆:《秦汉史》,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第96页。
(6)钱大昕:《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卷一,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
(7)窦氏集团和黄老权贵最终没有废帝,主要应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毕竟窦氏已经年迈,武帝为其亲孙,废帝之举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做出的;二是质而少文的窦氏黄老军功集团,与文多浮辩的淮南道家并非同路,刘安也决非其所意中的对象;三是当与武帝、王夫人自身的迅速转向,以及石奋等公谨廉直的景帝旧臣的努力有关,其后石氏家族被委以重任,从中可见在这次变局中的砥柱作用;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武帝招举天下贤良,赢得天下士人之心,其时形势黄老权贵已日暮西山,而儒学士人集团力量的崛起正如日中天,任何一股政治势力也不敢小觑这股力量,表面上政局逆转有利于黄老军功权贵,但实质上,接踵而至的天下汹汹舆情,使得黄老权贵们也不敢轻意做出过激之举。
(1)《汉书》卷六四《严助传》,第2776页。
(2)《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4页。
(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页。
(4)《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28页。
(5)参见熊传薪:《关于驻军图中的有关问题及其绘制年代》,见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长沙:湖南省出版社,1994年,第154—160页。
(6)《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第3840页。
(1)(4)《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第3871、3876页。
(2)《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05页。
(3)《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
(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1)(3)(4)(6)《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第1166、1161—1162、1174—1175、1175页。
(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8页。
(5)《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第393页。
(1)(3)《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75、1977页。
(2)正史无载,但《汉武故事》与《汉武帝内传》,传说王氏家族的命运,一名叫姚翁的术士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王姝嫁于金王孙,姚翁说其“天下贵人也,当生天子”,臧氏立从金王孙处将女儿王姝夺回,纳于太子宫,遂得幸有娠。妊娠期间,姚翁又向景帝预言王氏所生将是“刘宗盛主也”。观武帝出生神话,系文帝母薄氏生文帝故事的另一版本,很可能王姝在术士的指点下,编造了刘彘降生的神话,为其争夺太子和后位捞取基础,以待后变。虽然二书此载不可据信,但观王姝成长始末,背后一直存在着术士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1)(4)《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1386页。
(2)《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51、463—464页。
(3)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见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51页。
(1)徐兴无:《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2)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见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336页。
(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7页。
(4)徐兴无:《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5)(6)《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第2878页。
(1)参见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2464页。
(3)《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6页。
(4)更深层次地看,武帝晚年穷兵黩武,极权暴政,“竭民财力,奢泰亡度”,以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渴望政治向文景时期宽仁恭俭回归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诉求,不仅官僚集团中的“宽厚长者附于太子”,整个社会及有识之士也对太子寄予了很高期望。而视人间亲族关系为“天伦”,强调薄赋敛重农时,反对不义战争,子爱人民生命的《榖梁》经学在这一时期兴起,也正是民间社会这一诉求的反映。太子“私问《榖梁》而善之”,正反映太子对这一诉求的认同,亦符合社会对太子的期待。笔者按:传统学者读《榖梁》脱不了所谓“正隐治桓”的统绪之争,事实上,其兴于民间,民间社会的血缘亲族的伦理和邻里社会礼义关系构成了其建构国家社会和历史批评的基本尺度。它没有之前儒学恢弘的制度建构,也不需要这样的制度建构。它所要求的就是统治者按人间伦常为公性尺度来展开其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不忍亲,子其民,轻赋敛,慎伐战,统治集团和谐共存,人民安居乐业,如是而已,并赋予了这一尺度的神圣性,称之为“天伦”。而“天伦”一词也仅见于《榖梁》,公、左二传都不曾一见。我们将之称为“天伦之学”即以人间伦常为公性本位的儒学建构。对隐、桓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公性本位。它不同于之前董仲舒的“天人之学”,河间王国的“天礼之学”,构成了汉代儒学的第三系。而关于“天人之学”与“天礼之学”,参见成祖明:《三家诗说与帝国儒学建构——与毛诗说相比较》,《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应劭:《风俗通义》卷九,吴树平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0页。
(2)《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71页。
(3)《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83页。
(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8页。
(1)参见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第2883页。
(1)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关于这份遗诏,学界尚有争论。文物整理者认为是汉武帝写给昭帝的遗诏,但有学者认为是高祖给惠帝的遗诏,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其时太子刘弗陵年仅8岁,不可能明白如此严肃庄重的嘱咐。事实上,这个理由正好说明遗诏是武帝给幼子刘弗陵的,而不是成年的惠帝。首先这份遗诏以“制诏”的形式,不同于临终遗言需要幼子能够立即听懂,而是作为一份制度性诏令文书[蔡邕:“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注引)],规引太子成长后施政方向,诏告天下更意在对新皇帝施政方向的约束;同时也是对辅佐大臣的一种规诫,约束其不悖离既定政策方向。这种公开的规诫显然更适合不明事理的幼主,而不适合已能独断朝纲的成年皇帝。其次,从遗诏的内容看,也绝非高帝时语,如“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联在”“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都是儒学成为主流语话系统后的经典化语辞,而与高祖时诸事草创的口语化诏书绝不相类,也与汉初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符;而对生死的彻悟作为诏书的重要内容,这也正符合武帝对其晚年受方士蛊惑,沉迷于求仙问道,欲得长生之方的追悔,与戎马一生历经生死,临终前斥骂良医的高帝性格显然不符合。而“加增联在”一语,亦契合武帝比汉初诸帝高寿的事实。第三,从诏书发现的地点看,也是武帝时期才拓展的边地,其地域发现的文书均是武帝以来的文书;而其时距高帝已百余年,高帝诏书已成历史文献,很难想象一位普通边关戍卒能够习写到这样一份久远的遗诏。
(1)《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2703页。
(2)《汉书》卷四六《石庆传》,第2197页。
(3)《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4页。
(4)皇甫谧:《帝王世纪》,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20页。
(5)袁祖亮:《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
(1)袁祖亮根据《汉书·地理志》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全国有户12 233 062,有口59 594 978人,这一数据推算出武帝末年实际人口达3000万,于是得出武帝末人口并未减半的结论。然考袁氏所论,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上述户口减半言论主要针对武帝征讨四夷言,因此并不包括武帝征讨四夷中新开诸边郡人口,所以在推算时人口基数要减除诸新辟边郡人口数;二是低估了代田法发明后中原诸郡农产品的增长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中原诸郡人口的实际增长率要高得多;三是忽略了皇甫谧所论人口主要指秦及六国故地人口而非指汉初帝国统一后的全境人口。
(2)《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81页。
(3)《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5页。
(4)徐复观:《论〈史记〉》,见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5)《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页。
(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5页。
(7)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33页。
(1)至于昭宣时期时人对武帝以来的一些具体制度、法令的批评,亦不能说明帝国整体政策或战略一仍其旧。国家整体战略和政策方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一些具体制度、法令都能够立即废止。事实上,时人能够在朝堂之上公开猛烈批评,反映的也正是帝国整体战略和政策转向后社会思潮和舆情的释放。
(1)《汉书》卷四三《郦陆朱刘叔孙传》,第2131页。
(2)这从侍从之臣东方朔死前的谏言中可见一斑:“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原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208页)而这一诗篇在后来壶关三老的谏书中也再次引用。其时武帝身边已被一些小人所围绕。
(3)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