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川边镇守使的治边活动
|
摘要
民国初建,北洋政府设立镇守使以绥靖地方,但川边镇守使除负责军政外还兼管民政。此职系由尹昌衡西征后设立的川边镇抚使演变而来,在民国初期固川卫藏、遏制西藏地方上层分裂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14—1925年间先后有四人担任川边镇守使,分别是张毅、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又因川边镇守使往往陷于边军派系争斗和内地军阀混战,更替频繁,诸多治边计划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At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Beiyang Government set up Zhenshou Shi to pacify some regions,and besides the military duties,the Chuanbian Zhenshou Shi also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civil administration.This official position—derived from the Chuanbian Zhenfu Shi set up by Yin Changheng,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ending Sichuan and Tibet region,and repressing the separatist activity in up class of Tibetan society.During 1914-1925,there were four people who had assumed this position successively,that was Zhang Yi(张毅),Liu Ruiheng(刘锐恒),Yin Chenxian(殷承瓛),Chen Xialing(陈遐龄).Due to the factional fights among the military and other reasons,many administrative plans were not carried out.
At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Beiyang Government set up Zhenshou Shi to pacify some regions,and besides the military duties,the Chuanbian Zhenshou Shi also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civil administration.This official position—derived from the Chuanbian Zhenfu Shi set up by Yin Changheng,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ending Sichuan and Tibet region,and repressing the separatist activity in up class of Tibetan society.During 1914-1925,there were four people who had assumed this position successively,that was Zhang Yi(张毅),Liu Ruiheng(刘锐恒),Yin Chenxian(殷承瓛),Chen Xialing(陈遐龄).Due to the factional fights among the military and other reasons,many administrative plans were not carried out.
引文
(1)本文“川边”作为一个行政区,主要指今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所辖区域。
(2)实际上1903年“川边”二字已开始使用,参见《奏议录要:署川督锡奏覆陈川边屯垦商矿能否试办情形折》,《北洋官报》1903年第194期。
(3)参见黄天华:《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两者涉及川边镇守使治边情形,但论述内容较为简略。目前学界尚无专门探讨川边镇守使的研究成果。
(1)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8页。
(2)除了英国阻力和善后大借款的考虑,袁世凯还有顾虑:一怕西征耗费款项;二怕川滇趁机扩大军备,不利于他借退伍裁军之机削弱革命党人势力;三怕川滇军争夺地盘再起冲突。还有“党见分歧,俄国插手外蒙古问题未解决,北洋政府不得不采取和平方法”。参见周伟洲:《西藏通史》(民国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张忠绂:《民国初期之中英西藏交涉》,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3)《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4)加“川边”二字,意在“由征藏而缩小其范围曰川边,意在只守西康即止耳”。参见陈志明:《西康沿革考》,拔提书店1933年版,第78页。
(5)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6)袁世凯认为西康之名起于清末傅嵩炑,现省未建成,应将西康之名撤销,其地本为四川边隅之地,仍改称川边,因川边小于省而大于道,若建立为省,则条件不够,颇费经营,于是与热河、察哈尔、绥远一起建为特别区域,川边特别区域因而得名。参见冯有志:《西康史拾遗》,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印,第77页。
(1)王川:《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2)卫文选:《中国历代官制简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3)《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606号(1914年1月14日)。
(4)参见湖北省安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陆县志》,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页。
(5)参见陈予欢:《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186页。
(6)参见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09页。
(7)参见《外交部电》(原件无时间,可判定为1914年2月至3月),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1)《川边镇守使电》(原件无时间,可判定为1914年2月至3月),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周文藻:《西藏调查员周文藻回京所呈意见》,张羽新:《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第45页。
(3)李明榘:《筹藏政策》,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第348页。
(4)参见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第202页。
(5)叛乱时间参见:《东方杂志》1914年第11卷第5期。叛乱原因有多种说法,现举一例:陈步三为定乡县长(县知事),抚辑贡嘎岭之民众,嵇廉此时正欲整饬军队及撤换陈步三县长职务,陈步三返回时发现县长被撤,还担心营长被撤,再加上嵇廉治军严格,军心大怨,陈步三趁机叛变。参见[法]古纯仁著、李哲生译:《里塘与巴塘》,《康藏研究月刊》1948年第19期。
(6)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09页。
(7)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第8卷,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20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8)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80),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1)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参见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10页。
(3)《政府公报》第25号(1916年1月30日)。
(4)刘禹九:《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5)参见郭卿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6)有著作认为其生卒年为1877-1945年,参见李景煜:《云南省志》卷80《人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桂云剑:《五华文史资料》第21辑,昆明市五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2009年印,第202页。也有著作认为其生卒年为1882-1946年,参见陈予欢:《云南讲武堂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7页。另有著作认为其生卒年为1877-1946年,参见陈予欢:《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7)参见《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220号(1916年8月14日)。
(8)也有说病逝于上海,参见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7页;云南省陆良县志编纂委员会:《陆良县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1)参见《政府公报》第294号(1916年10月29日);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157页。
(2)参见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第15页。
(3)1906年赵尔丰在平定巴塘后,桑披寺欲相抗,后赵攻破桑披寺,寺庙毁坏严重。
(4)《乡城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5)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175页。
(6)熊克武当时任重庆镇守使兼川军第五师师长,因偏向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对北洋政府任命其为川边镇守使不予理睬。参见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194页。
(7)参见Eric Teichman,“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in The History of Tibet,Vol.III.Alex McK ay,London:RoutledgeC urzon,2003,p.246。
(1)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2)雅州六属:雅安、荣经、天全、芦山、汉源、名山;宁远七属:西昌、会理、越隽、盐边、盐源、昭觉、冕宁。参见溆浦县志编纂委员会:《溆浦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页。
(3)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310页。
(4)吴家祥:《民国时期川边、西康政局人物概述》,《甘孜州史志》1989年第1期。
(5)参见王晓天、王国宇:《湖南古今人物辞典》,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1页。
(6)参见《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629号(1917年10月17日);《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195页。
(7)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8)参见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206页。
(9)参见王海兵:《康藏边疆政治格局演进中的战争与权力---1912-1939年康藏纠纷考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7页;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第19页。
(10)台克满(Eric Teichman,1884-1944年),英国外交官,此时为英国驻打箭炉领事馆副领事官。
(11)参见[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09页。
(12)任乃强:《西康图经》,《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110页。
(1)为了缓和四川各军阀之间的矛盾,1918年7月熊克武以靖国各军总司令名义将四川和川边划分十一个卫戍区,川边陈遐龄管辖区域为第十一区,1919年4月,各卫戍区域改称为驻防区域。
(2)参见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3)佚名:《治理康区意见书》,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66页。
(4)陈遐龄在边主政时间实际为7年多一点,1917年10月30日陈遐龄抵达康定就任护理川边镇守使,11月1日接印视事。有认为1924年12月1日委任孙兆鸾代为川边镇守使,参见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314页;有记载陈遐龄于1924年离职,由甘孜绕道甘肃转北京,委任第一旅孙涵为川边陆军总司令代行镇守使职,参见杨仲华:《西康纪要》,第42页;有认为孙兆鸾于1923年1月代任川边镇守使,参见陈予欢:《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第119页。可见陈遐龄主政川边最多7年有余,关于后期代理川边镇守使人选和时间各著作写法均有出入,不一一列举。
(5)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16页。
(1)陈启图:《十二年藏事见闻录》,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23页。
(2)宁墨公:《西康防务论》,《军事杂志》1929年第18期。
(3)参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4)刘赞廷:《边藏刍言》,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1年版,第3页。
(5)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6)任乃强:《西康图经》,《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7)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第8卷,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20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第15页。
(2)参见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
(3)韩光钧、甲宜斋:《民国七年汉藏构兵交战纪实》,《边政》1931年第7期。
(4)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18页。
(5)刘文辉:《西康过去经营之得失与建省之经过》,《康导月刊》1945年第6卷56期。
(6)刘禹九:《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7)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第567页。
(8)期间还有短暂的护理镇守使和代理镇守使,熊克武担任护理镇守使,没上任;孙兆鸾与孙涵争斗中,孙兆鸾先获得代理镇守使,在成都逗留,而后孙涵任代理镇守使,时间也是极为短暂,故成绩可忽略。参见《川省援边军攻下康定》,《申报》1924年12月14日。
(2)实际上1903年“川边”二字已开始使用,参见《奏议录要:署川督锡奏覆陈川边屯垦商矿能否试办情形折》,《北洋官报》1903年第194期。
(3)参见黄天华:《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两者涉及川边镇守使治边情形,但论述内容较为简略。目前学界尚无专门探讨川边镇守使的研究成果。
(1)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8页。
(2)除了英国阻力和善后大借款的考虑,袁世凯还有顾虑:一怕西征耗费款项;二怕川滇趁机扩大军备,不利于他借退伍裁军之机削弱革命党人势力;三怕川滇军争夺地盘再起冲突。还有“党见分歧,俄国插手外蒙古问题未解决,北洋政府不得不采取和平方法”。参见周伟洲:《西藏通史》(民国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张忠绂:《民国初期之中英西藏交涉》,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3)《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4)加“川边”二字,意在“由征藏而缩小其范围曰川边,意在只守西康即止耳”。参见陈志明:《西康沿革考》,拔提书店1933年版,第78页。
(5)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6)袁世凯认为西康之名起于清末傅嵩炑,现省未建成,应将西康之名撤销,其地本为四川边隅之地,仍改称川边,因川边小于省而大于道,若建立为省,则条件不够,颇费经营,于是与热河、察哈尔、绥远一起建为特别区域,川边特别区域因而得名。参见冯有志:《西康史拾遗》,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印,第77页。
(1)王川:《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2)卫文选:《中国历代官制简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3)《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606号(1914年1月14日)。
(4)参见湖北省安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陆县志》,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页。
(5)参见陈予欢:《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186页。
(6)参见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09页。
(7)参见《外交部电》(原件无时间,可判定为1914年2月至3月),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1)《川边镇守使电》(原件无时间,可判定为1914年2月至3月),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周文藻:《西藏调查员周文藻回京所呈意见》,张羽新:《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第45页。
(3)李明榘:《筹藏政策》,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第348页。
(4)参见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第202页。
(5)叛乱时间参见:《东方杂志》1914年第11卷第5期。叛乱原因有多种说法,现举一例:陈步三为定乡县长(县知事),抚辑贡嘎岭之民众,嵇廉此时正欲整饬军队及撤换陈步三县长职务,陈步三返回时发现县长被撤,还担心营长被撤,再加上嵇廉治军严格,军心大怨,陈步三趁机叛变。参见[法]古纯仁著、李哲生译:《里塘与巴塘》,《康藏研究月刊》1948年第19期。
(6)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09页。
(7)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第8卷,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20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8)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80),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1)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参见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10页。
(3)《政府公报》第25号(1916年1月30日)。
(4)刘禹九:《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5)参见郭卿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6)有著作认为其生卒年为1877-1945年,参见李景煜:《云南省志》卷80《人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桂云剑:《五华文史资料》第21辑,昆明市五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2009年印,第202页。也有著作认为其生卒年为1882-1946年,参见陈予欢:《云南讲武堂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7页。另有著作认为其生卒年为1877-1946年,参见陈予欢:《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7)参见《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220号(1916年8月14日)。
(8)也有说病逝于上海,参见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7页;云南省陆良县志编纂委员会:《陆良县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1)参见《政府公报》第294号(1916年10月29日);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157页。
(2)参见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第15页。
(3)1906年赵尔丰在平定巴塘后,桑披寺欲相抗,后赵攻破桑披寺,寺庙毁坏严重。
(4)《乡城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5)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175页。
(6)熊克武当时任重庆镇守使兼川军第五师师长,因偏向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对北洋政府任命其为川边镇守使不予理睬。参见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194页。
(7)参见Eric Teichman,“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in The History of Tibet,Vol.III.Alex McK ay,London:RoutledgeC urzon,2003,p.246。
(1)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2)雅州六属:雅安、荣经、天全、芦山、汉源、名山;宁远七属:西昌、会理、越隽、盐边、盐源、昭觉、冕宁。参见溆浦县志编纂委员会:《溆浦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页。
(3)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310页。
(4)吴家祥:《民国时期川边、西康政局人物概述》,《甘孜州史志》1989年第1期。
(5)参见王晓天、王国宇:《湖南古今人物辞典》,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1页。
(6)参见《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629号(1917年10月17日);《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195页。
(7)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8)参见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206页。
(9)参见王海兵:《康藏边疆政治格局演进中的战争与权力---1912-1939年康藏纠纷考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7页;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第19页。
(10)台克满(Eric Teichman,1884-1944年),英国外交官,此时为英国驻打箭炉领事馆副领事官。
(11)参见[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09页。
(12)任乃强:《西康图经》,《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110页。
(1)为了缓和四川各军阀之间的矛盾,1918年7月熊克武以靖国各军总司令名义将四川和川边划分十一个卫戍区,川边陈遐龄管辖区域为第十一区,1919年4月,各卫戍区域改称为驻防区域。
(2)参见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3)佚名:《治理康区意见书》,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66页。
(4)陈遐龄在边主政时间实际为7年多一点,1917年10月30日陈遐龄抵达康定就任护理川边镇守使,11月1日接印视事。有认为1924年12月1日委任孙兆鸾代为川边镇守使,参见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第314页;有记载陈遐龄于1924年离职,由甘孜绕道甘肃转北京,委任第一旅孙涵为川边陆军总司令代行镇守使职,参见杨仲华:《西康纪要》,第42页;有认为孙兆鸾于1923年1月代任川边镇守使,参见陈予欢:《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第119页。可见陈遐龄主政川边最多7年有余,关于后期代理川边镇守使人选和时间各著作写法均有出入,不一一列举。
(5)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16页。
(1)陈启图:《十二年藏事见闻录》,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23页。
(2)宁墨公:《西康防务论》,《军事杂志》1929年第18期。
(3)参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4)刘赞廷:《边藏刍言》,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1年版,第3页。
(5)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6)任乃强:《西康图经》,《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7)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第8卷,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20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查骞:《边藏风土记》卷3,第15页。
(2)参见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
(3)韩光钧、甲宜斋:《民国七年汉藏构兵交战纪实》,《边政》1931年第7期。
(4)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第218页。
(5)刘文辉:《西康过去经营之得失与建省之经过》,《康导月刊》1945年第6卷56期。
(6)刘禹九:《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张羽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7)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第567页。
(8)期间还有短暂的护理镇守使和代理镇守使,熊克武担任护理镇守使,没上任;孙兆鸾与孙涵争斗中,孙兆鸾先获得代理镇守使,在成都逗留,而后孙涵任代理镇守使,时间也是极为短暂,故成绩可忽略。参见《川省援边军攻下康定》,《申报》1924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