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法身:由辽塔藏文物遗存管窥辽代佛教的舍利信仰
摘要
本文以辽代朝阳北塔地宫出土经幢和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天宫出土七佛舍利塔为中心,从艺术史的角度讨论辽代佛教的舍利瘗埋制度,着眼于对辽代佛塔及出土文物的整体考量,并在辽代末法思潮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把握,进而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对辽代盛行的舍利信仰作重点讨论,兼及对辽代佛教图像配置的探讨。文章还对辽代舍利信仰与陀罗尼信仰的彼此影响作了讨论。
引文
[1]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2]谢继胜、常红红:《莫高窟76窟〈八塔变〉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第1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外,韩国学者金允美(Youn-mi Kim)以朝阳北塔为中心完成博士论文,该文对朝阳北塔的建筑构制、图像配置、空间表现等问题均有讨论,新见颇多。详见Youn-mi Kim,“Eternal Ritual In an Infinite Cosmos:The Chaoyang North Pagoda(1043-1044)”,Harvard University.PHD.2010.
[3]参汪盈:《辽塔分布及形制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4页。
[4]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官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
[5]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68页。
[6]另外1节幢身和2个莲座散置于地上,各部分加在一起经幢通高5.26米,比地宫高出0.78米。
[7]从左往右依次为:观世音菩萨头、弥勒菩萨二、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执金刚主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止诸障菩萨、地藏菩萨八。
[8]从左往右依次为: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婆尸佛以及执金刚神众。
[9]八大灵塔名与塔身八塔名相同。
[10]其中第1节刻《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罗陀罗尼》,第2节刻《大随求陀罗尼》,第3节刻《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悲心陀罗尼》《金刚大摧碎延寿陀罗尼》,第4节刻《佛顶尊胜陀罗尼》《菩提场庄严陀罗尼》《大轮陀罗尼》《大乘百字密语》等。
[11]同注[4]。
[12]同上注。
[13]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注释[8]。
[14]莫高窟55窟尊胜经变位于北壁西起第一铺,有榜题28条,其中有13条尚存全部或部分文字,出于佛陀波利译本,但字句略有删减改动;454窟尊胜经变也位于北壁西起第一铺,有榜题37条,存有全部或部分文字,除一些查无出处者外,大部分内容也出于佛陀波利译本。详见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
[15]《大正藏》第55册,第565页上。
[16]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憧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
[17]慈贤的译著中,陀罗尼经有五部:《金刚摧碎陀罗尼》《大随求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新译瑜伽密典四部八卷:《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软》《佛说如意轮莲花心如来修行观门仪》各一卷。另有《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亦隶慈贤名下,当属慈贤所传。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464-465页。
[18]尤李认为既然《大正藏》和《高丽藏》都没有收录慈贤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那么很可能《契丹藏》也没有收录此译本。因为《大正藏》是以《高丽藏》为底本编集的,而《高丽藏》又是参考了《契丹藏》而编撰的。辽代房山石经中也没有慈贤的译著,金代却大量选取他的译本刻印。慈贤的译经可能在辽代已经译出,但是刊刻上石经还有一个时间过程。详见尤李:《房山石经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相关问题考论》,《暨南学报》,2009年第2期;尤李:《论辽代密教的来源》,《国学研究》卷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详见夏广兴:《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与唐代民俗风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夏广兴:《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与宋代丧葬习俗——以尊胜墓幢的建立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
[20]《大正藏》第19册,第351页中。
[21]同注[16],第10页。
[22]前揭谢继胜、常红红:《莫高窟76窟〈八塔变〉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研究》。
[23]黄世福:《佛教肉身舍利崇拜的宗教阐释——以九华山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4]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25]《大正藏》第16册,第354页上。
[26]廖望春:《宋塔舍利发现与舍利信仰泛化的研究》,《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7]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28]《大正藏》第19册,第332页中。
[29]常青:《中国古塔的艺术历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页。
[30]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415页。
[31]相关研究分别见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490页;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第103-113页;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第306页;尤李:《论辽代密教的来源》;张明悟:《辽金经幢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57-161页。
[32]在该组过去七佛造像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释迦牟尼佛,其双手在身体两侧向外伸展,掌心向上,为“新印相”。日本学者大原嘉丰认为此为“特有的卢舍那佛图像的属性”。参见[日]大原嘉丰:《朝阳北塔表现的辽代佛教一个侧面——以华严信仰为中心》(姚义田译),刘宁、张力主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此外,这种“新印相”,在朝阳北塔天宫宫室出土石函及木胎银棺中亦有表现,在石函的三身佛中,居中的报身佛(卢舍那佛)图像尽管残缺,并不完整,但从留存图像看,手印应为“新印相”;木胎银棺的三身佛图像保存完整,居中的报身佛(卢舍那佛)便是双手在身体两侧向外伸展的“新印相”。学界对此颇有关注,兹不赘述。
[33]在辽代佛教艺术的图像表现中,多有将大日如来与过去七佛、八大灵塔及八大菩萨分别组合的形式,可见密教金刚界宗教理念在辽朝的盛行。笔者曾将相关图像置放于11-13世纪多民族佛教文化互动的视域下加以观察和讨论,详见拙稿《辽塔密教图像义蕴考——兼及对图像配置的探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5年第5期;《从辽塔造像看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的影响》,《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由八大灵塔图像管窥辽代佛教信仰》,《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
[3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8期。
[35]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
[36]张洪波、林象贤:《朝阳三塔考》,《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37]该经载:“若能一心独处闲静。梵书五字轮坛。依法念诵满一月已。曼殊菩萨即现其身。或于空中演说法要。是时行者得宿命智。辩才无碍神足自在。胜愿成就福智具足。速能阶证如来法身。但心信受。经十六生决成正觉。若力不办建立坛场。香花供养及画本尊。以用香泥涂舍利塔。梵写五字真言。旋遶念诵五十万遍。文殊菩萨现其人前而为说法。当得宿命辩才。一切如来诸菩萨等。及执金刚恒沙圣众。常加护念速满诸愿。疾证菩提。”《大正藏》第20册,第709页。
[38]该经载:“选择极清净处作曼茶罗。以瞿摩夷涂地。复以白檀香泥涂之。随意大小。于曼荼罗中。画文殊师利五髻童子形状。身如欝金色。种种璎珞庄严其身。右手把金刚剑左手把梵夹。坐于月轮中。于月轮四面。周旋书五字陀罗尼。又法子舍利塔四面。周旋右转书五字陀罗尼。遶塔行道念诵勿令断绝。满五落叉遍。尔时如来及文殊师利执金刚等。于虚空中而现其身仍为说法。”《大正藏》第20册,第705页。
[39]张明悟:《辽金经幢研究》,第161页。
[4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1页。
[41]庆州白塔塔刹刹座内共发现二通建塔铭碑,一通为“螭首造像建塔碑”,另一通为“圆首建塔碑”。
[42]张汉君:《辽庆州释伽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文物》,1994年第12期。
[43]庆州白塔共出土3尊汉白玉石质的释迦佛涅槃像,其中1尊保存良好。参见田彩霞:《辽庆州白塔藏释迦佛涅槃石像》,《文物》,2002年第11期,第93页。此外,北京房山区北郑村辽塔的地宫中央藏有合利石函,在石函内亦发现一尊石雕释迦佛涅槃像(见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文)。而在朝阳北塔天官所藏木胎银棺的一块银片上线刻有释迦佛涅槃像。相关研究,可参考李静杰:《中原北方辽金时期涅槃图像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黄夏年《浅议朝阳梵幢寺出土银棺佛陀涅槃像——兼谈中国南北两地与中印涅槃像的比较》,载杨曾文、肖景林主编:《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和朝阳辽代北塔》,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44]乌力吉德力根:《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释迦佛坐像》,《北方文物》,2003年第2期。
[45]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46]计连成:《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草原文物》2000年第2期。
[47]同注[45]。
[48]陀罗尼咒、经卷列表详见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
[49][德]雷德侯著,张总等译,党晟校:《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4-207页。
[50]巴林右旗博物馆:《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51]《大正藏》第9册,第31页中。
[52]姚卫群:《舍利、佛塔与佛教思想》,杨曾文、肖景林主编:《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和朝阳辽代北塔》,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53]俞学明:《法华经的塔信仰——从舍利信仰到经典信仰》,温金玉主编:《释迦塔与中国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54]朝阳北塔地宫藏经幢第4节幢身末尾便阴刻楷书“司户轩辕亨勘梵书东班小底张日新书大契丹国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像法更有七年入末法石匠作头刘继克镌孟承裔镌”64字。前揭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第85页。
[55]我国佛教史上初次末法思潮出现于十六国北凉时期,此次末法思潮不仅对北凉佛教影响甚大,而且对北朝及隋唐佛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见殷光明:《试论末法思想与北凉佛教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相关讨论,另见张总:《末法与怫历关系初探》,《法源》第十七期,1999年:张总:《末法与佛历关联再探》,《法源》第二十一期,2003年。
[56]有关辽代末法思想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杨富学、杜斗城:《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沈雪曼:《辽与北宋舍利塔内藏经之研究》,《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第12期,2002年;沙武田:《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康建国:《辽朝佛教中独特的文化现象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1期。
[57]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第413页。
[58]沈雪曼:《辽与北宋舍利塔内裁经之研究》。
[59]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现中国古代墓葬》,三联书店,2010年,第153页。
[60]《大正藏》第19册,第710页中。
[61]郑志明:《佛教的全身舍利与礼塔修法》,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编:《普陀学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62]张国庆:《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佛”,即佛陀,一般泛指释迦牟尼圆寂后的诸佛之造像等;“法”,指佛所说之法,一般泛指各类佛教经典:“僧”,即佛的出家众弟子,一般泛指僧迦组织。见陈耳东等:《佛教文化的关键词——汉传佛教常用词语解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页。转引自张国庆文。
[6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59页。
[64]同注[45]。
[65]张汉君、张晓东:《辽塔撷英明珠璀灿——纪念释迦佛舍利塔建成950周年》,《草原文物》,2000年第2期。有关舍利安置制度东亚化的讨论,可见袁泉:《舍利安置制度的东亚化》,《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
[66]郑志明:《佛教的全身舍利与礼塔修法》。
[67][美]柯嘉豪著,赵悠、陈瑞峰、董浩晖、宋京、杨增译:《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2015年,第32页。
[68]杨效俊:《隋唐时期佛舍利信仰与崇拜在东亚的传播》,《唐史论丛》,2015年第2期。
[69]侯慧明:《论舍利崇拜在中国的兴起与风行——兼论法门寺佛指舍利》,《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
[7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63页。
[2]谢继胜、常红红:《莫高窟76窟〈八塔变〉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第1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外,韩国学者金允美(Youn-mi Kim)以朝阳北塔为中心完成博士论文,该文对朝阳北塔的建筑构制、图像配置、空间表现等问题均有讨论,新见颇多。详见Youn-mi Kim,“Eternal Ritual In an Infinite Cosmos:The Chaoyang North Pagoda(1043-1044)”,Harvard University.PHD.2010.
[3]参汪盈:《辽塔分布及形制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4页。
[4]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官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
[5]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68页。
[6]另外1节幢身和2个莲座散置于地上,各部分加在一起经幢通高5.26米,比地宫高出0.78米。
[7]从左往右依次为:观世音菩萨头、弥勒菩萨二、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执金刚主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止诸障菩萨、地藏菩萨八。
[8]从左往右依次为: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婆尸佛以及执金刚神众。
[9]八大灵塔名与塔身八塔名相同。
[10]其中第1节刻《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罗陀罗尼》,第2节刻《大随求陀罗尼》,第3节刻《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悲心陀罗尼》《金刚大摧碎延寿陀罗尼》,第4节刻《佛顶尊胜陀罗尼》《菩提场庄严陀罗尼》《大轮陀罗尼》《大乘百字密语》等。
[11]同注[4]。
[12]同上注。
[13]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注释[8]。
[14]莫高窟55窟尊胜经变位于北壁西起第一铺,有榜题28条,其中有13条尚存全部或部分文字,出于佛陀波利译本,但字句略有删减改动;454窟尊胜经变也位于北壁西起第一铺,有榜题37条,存有全部或部分文字,除一些查无出处者外,大部分内容也出于佛陀波利译本。详见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
[15]《大正藏》第55册,第565页上。
[16]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憧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
[17]慈贤的译著中,陀罗尼经有五部:《金刚摧碎陀罗尼》《大随求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新译瑜伽密典四部八卷:《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软》《佛说如意轮莲花心如来修行观门仪》各一卷。另有《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亦隶慈贤名下,当属慈贤所传。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464-465页。
[18]尤李认为既然《大正藏》和《高丽藏》都没有收录慈贤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那么很可能《契丹藏》也没有收录此译本。因为《大正藏》是以《高丽藏》为底本编集的,而《高丽藏》又是参考了《契丹藏》而编撰的。辽代房山石经中也没有慈贤的译著,金代却大量选取他的译本刻印。慈贤的译经可能在辽代已经译出,但是刊刻上石经还有一个时间过程。详见尤李:《房山石经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相关问题考论》,《暨南学报》,2009年第2期;尤李:《论辽代密教的来源》,《国学研究》卷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详见夏广兴:《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与唐代民俗风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夏广兴:《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与宋代丧葬习俗——以尊胜墓幢的建立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
[20]《大正藏》第19册,第351页中。
[21]同注[16],第10页。
[22]前揭谢继胜、常红红:《莫高窟76窟〈八塔变〉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研究》。
[23]黄世福:《佛教肉身舍利崇拜的宗教阐释——以九华山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4]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25]《大正藏》第16册,第354页上。
[26]廖望春:《宋塔舍利发现与舍利信仰泛化的研究》,《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7]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28]《大正藏》第19册,第332页中。
[29]常青:《中国古塔的艺术历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页。
[30]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415页。
[31]相关研究分别见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490页;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第103-113页;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第306页;尤李:《论辽代密教的来源》;张明悟:《辽金经幢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57-161页。
[32]在该组过去七佛造像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释迦牟尼佛,其双手在身体两侧向外伸展,掌心向上,为“新印相”。日本学者大原嘉丰认为此为“特有的卢舍那佛图像的属性”。参见[日]大原嘉丰:《朝阳北塔表现的辽代佛教一个侧面——以华严信仰为中心》(姚义田译),刘宁、张力主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此外,这种“新印相”,在朝阳北塔天宫宫室出土石函及木胎银棺中亦有表现,在石函的三身佛中,居中的报身佛(卢舍那佛)图像尽管残缺,并不完整,但从留存图像看,手印应为“新印相”;木胎银棺的三身佛图像保存完整,居中的报身佛(卢舍那佛)便是双手在身体两侧向外伸展的“新印相”。学界对此颇有关注,兹不赘述。
[33]在辽代佛教艺术的图像表现中,多有将大日如来与过去七佛、八大灵塔及八大菩萨分别组合的形式,可见密教金刚界宗教理念在辽朝的盛行。笔者曾将相关图像置放于11-13世纪多民族佛教文化互动的视域下加以观察和讨论,详见拙稿《辽塔密教图像义蕴考——兼及对图像配置的探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5年第5期;《从辽塔造像看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的影响》,《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由八大灵塔图像管窥辽代佛教信仰》,《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
[3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8期。
[35]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
[36]张洪波、林象贤:《朝阳三塔考》,《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37]该经载:“若能一心独处闲静。梵书五字轮坛。依法念诵满一月已。曼殊菩萨即现其身。或于空中演说法要。是时行者得宿命智。辩才无碍神足自在。胜愿成就福智具足。速能阶证如来法身。但心信受。经十六生决成正觉。若力不办建立坛场。香花供养及画本尊。以用香泥涂舍利塔。梵写五字真言。旋遶念诵五十万遍。文殊菩萨现其人前而为说法。当得宿命辩才。一切如来诸菩萨等。及执金刚恒沙圣众。常加护念速满诸愿。疾证菩提。”《大正藏》第20册,第709页。
[38]该经载:“选择极清净处作曼茶罗。以瞿摩夷涂地。复以白檀香泥涂之。随意大小。于曼荼罗中。画文殊师利五髻童子形状。身如欝金色。种种璎珞庄严其身。右手把金刚剑左手把梵夹。坐于月轮中。于月轮四面。周旋书五字陀罗尼。又法子舍利塔四面。周旋右转书五字陀罗尼。遶塔行道念诵勿令断绝。满五落叉遍。尔时如来及文殊师利执金刚等。于虚空中而现其身仍为说法。”《大正藏》第20册,第705页。
[39]张明悟:《辽金经幢研究》,第161页。
[4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1页。
[41]庆州白塔塔刹刹座内共发现二通建塔铭碑,一通为“螭首造像建塔碑”,另一通为“圆首建塔碑”。
[42]张汉君:《辽庆州释伽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文物》,1994年第12期。
[43]庆州白塔共出土3尊汉白玉石质的释迦佛涅槃像,其中1尊保存良好。参见田彩霞:《辽庆州白塔藏释迦佛涅槃石像》,《文物》,2002年第11期,第93页。此外,北京房山区北郑村辽塔的地宫中央藏有合利石函,在石函内亦发现一尊石雕释迦佛涅槃像(见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文)。而在朝阳北塔天官所藏木胎银棺的一块银片上线刻有释迦佛涅槃像。相关研究,可参考李静杰:《中原北方辽金时期涅槃图像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黄夏年《浅议朝阳梵幢寺出土银棺佛陀涅槃像——兼谈中国南北两地与中印涅槃像的比较》,载杨曾文、肖景林主编:《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和朝阳辽代北塔》,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44]乌力吉德力根:《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释迦佛坐像》,《北方文物》,2003年第2期。
[45]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46]计连成:《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草原文物》2000年第2期。
[47]同注[45]。
[48]陀罗尼咒、经卷列表详见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
[49][德]雷德侯著,张总等译,党晟校:《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4-207页。
[50]巴林右旗博物馆:《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51]《大正藏》第9册,第31页中。
[52]姚卫群:《舍利、佛塔与佛教思想》,杨曾文、肖景林主编:《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和朝阳辽代北塔》,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53]俞学明:《法华经的塔信仰——从舍利信仰到经典信仰》,温金玉主编:《释迦塔与中国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54]朝阳北塔地宫藏经幢第4节幢身末尾便阴刻楷书“司户轩辕亨勘梵书东班小底张日新书大契丹国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像法更有七年入末法石匠作头刘继克镌孟承裔镌”64字。前揭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第85页。
[55]我国佛教史上初次末法思潮出现于十六国北凉时期,此次末法思潮不仅对北凉佛教影响甚大,而且对北朝及隋唐佛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见殷光明:《试论末法思想与北凉佛教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相关讨论,另见张总:《末法与怫历关系初探》,《法源》第十七期,1999年:张总:《末法与佛历关联再探》,《法源》第二十一期,2003年。
[56]有关辽代末法思想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杨富学、杜斗城:《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沈雪曼:《辽与北宋舍利塔内藏经之研究》,《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第12期,2002年;沙武田:《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康建国:《辽朝佛教中独特的文化现象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1期。
[57]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第413页。
[58]沈雪曼:《辽与北宋舍利塔内裁经之研究》。
[59]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现中国古代墓葬》,三联书店,2010年,第153页。
[60]《大正藏》第19册,第710页中。
[61]郑志明:《佛教的全身舍利与礼塔修法》,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编:《普陀学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62]张国庆:《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佛”,即佛陀,一般泛指释迦牟尼圆寂后的诸佛之造像等;“法”,指佛所说之法,一般泛指各类佛教经典:“僧”,即佛的出家众弟子,一般泛指僧迦组织。见陈耳东等:《佛教文化的关键词——汉传佛教常用词语解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页。转引自张国庆文。
[6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59页。
[64]同注[45]。
[65]张汉君、张晓东:《辽塔撷英明珠璀灿——纪念释迦佛舍利塔建成950周年》,《草原文物》,2000年第2期。有关舍利安置制度东亚化的讨论,可见袁泉:《舍利安置制度的东亚化》,《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
[66]郑志明:《佛教的全身舍利与礼塔修法》。
[67][美]柯嘉豪著,赵悠、陈瑞峰、董浩晖、宋京、杨增译:《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2015年,第32页。
[68]杨效俊:《隋唐时期佛舍利信仰与崇拜在东亚的传播》,《唐史论丛》,2015年第2期。
[69]侯慧明:《论舍利崇拜在中国的兴起与风行——兼论法门寺佛指舍利》,《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
[7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