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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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officials of high and low rank i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n the Qing dynast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mooth and professional handling of government affairs i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whose transformation was intuitively displayed in the contrast of etiquettes among officials of high and low rank.Before the reign of Yongzheng Emperor,the officials of low rank we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the officials of high rank and the etiquettes among them were also simple;after the reign of Qianlong Emperor,the former was gradually dependent on the latter,So the etiquette among them became complicated gradually.The work of the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were mainly conducted in two ways:one was Shuotang(daily work reporting by lower-rank officials to higherrank officials),Huagao(written reply from higher-rank officials to lower-rank officials),and the other was Solving cases by officials of high and low rank together as imperial envoys.The form of Shuotang-Huagao changed in times.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Emperor,officials of the same rank tended to free competition,took "Shuotang"as an opportunity and tried to win the recognition of higher-rank officials,while after the reign of Jiaqing Emperor and Daoguang Emperor,the stable handprint and the main draft person were defined in each department,thus they gradually walked towards bureaucracy.Meanwhile,generally speaking"trying cases as imperial envoys"was a shortcut for lower-rank officials and high-rank officials to develop personal connections,which,however,may also bring some trouble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officials of high and low rank i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n the Qing dynast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mooth and professional handling of government affairs i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whose transformation was intuitively displayed in the contrast of etiquettes among officials of high and low rank.Before the reign of Yongzheng Emperor,the officials of low rank we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the officials of high rank and the etiquettes among them were also simple;after the reign of Qianlong Emperor,the former was gradually dependent on the latter,So the etiquette among them became complicated gradually.The work of the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were mainly conducted in two ways:one was Shuotang(daily work reporting by lower-rank officials to higherrank officials),Huagao(written reply from higher-rank officials to lower-rank officials),and the other was Solving cases by officials of high and low rank together as imperial envoys.The form of Shuotang-Huagao changed in times.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Emperor,officials of the same rank tended to free competition,took "Shuotang"as an opportunity and tried to win the recognition of higher-rank officials,while after the reign of Jiaqing Emperor and Daoguang Emperor,the stable handprint and the main draft person were defined in each department,thus they gradually walked towards bureaucracy.Meanwhile,generally speaking"trying cases as imperial envoys"was a shortcut for lower-rank officials and high-rank officials to develop personal connections,which,however,may also bring some trouble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引文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00~101页。
(2)《河北法学》2015年第2期,第60~68页。
(3)四文分见于《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78~91页;《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第36~67页;《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39~53页;《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64~73页。
(1)《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1475~1476页。
(2)李珍璘:《定例全编续增新例》卷一《司官不得兼摄数司》,清雍正元年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第46页。
(3)《清圣祖实录》卷六,康熙元年五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3页。
(4)《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七,乾隆十一年十月癸未,第616页。
(5)(6)《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七,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壬寅,第807~808、808页。
(7)武亿:《授堂诗文钞》文钞卷五《刑部山东司主事升补广西司员外郎加三级李公坚行状》,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82页。
(1)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嘉穀堂集》卷一《又附阿文成公遗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6册,第203页。
(2)参见《清仁宗实录》卷一四二,嘉厌十年四月壬申,第946页;《清宣宗实录》卷二四〇,道光十三年七月庚午,第587页;《清文宗实录》卷六七,咸丰二年七月甲戌,第878页;《清德宗实录》卷一六六,光绪九年七月戊子,第330页。
(3)雍正二年十一月,先经兵部尚书孙柱奏准:“部院汉司官指缺补授之后,该堂官试看才具,分别司分繁简,引见调补。其现在司官有人缺不称者,亦照此例。”(《清世宗实录》卷二六,雍正二年十一月甲寅,第406页)雍正十二年十月,御史朱必堦建议,在京各部院要向各省学习,分别缺员繁简,送吏部备案,“司员内有人缺不相亘者,亦照外官调繁、调简之例具题,请旨调补”‘《协理陕西道事监察御史朱必堦奏陈各部司缺应照外省之例分别繁简调补管见折》(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4)部内的所有缺分按照补缺的方式分为两大类,一曰题缺,一曰选缺。所谓题缺,即甶在京的部院堂官和在外的督抚、将军、提镇等用题本的方式向皇帝推荐所属官员补授某缺。所谓选缺,即通过传统的吏部、兵部擊签月选的方式,铨选某官补授某缺。乾隆九年,管理更部事务的大学士张廷玉等人上奏,谓将六部各司应题、应选的缺数核定。在这次核定中,除刑部之外的五部,应题之缺都具体明确到司。刑部则与其他五部不同,只笼统规定:“十八司满汉官员如有三缺,咨二留一。应题之缺若拣选无人,仍归铨选。”(《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一,乾隆九年二月丙子,第717页)
(5)参见拙作《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42页;《清代刑部堂官的权力分配》,《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67页。
(1)震钧《天咫偶闻》卷二记载了王士祯《春曹仪式》一书所记清初的京官礼仪:“升任衙门在京者,同司者掌印敛分四钱举饯赆及文轴册叶。升任者到任寄四两,仪司收贮,登簿备同部公用。出差者亦敛分各四钱举饯赆。旧僚至京,不拘已未升任,原司掌印送一隶供役,敛分各三钱治席公请,不得请者,送下程及赆礼。”(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2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88页)此后具体细节应有所变化,但大致礼仪相差不多。
(2)参见拙作《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1~52页。
(3)按照制度规定,各部院堂官每九日一轮前往宫中或圆明园参与御门听政。如果皇帝在圆明园,去听政的官员很难当天赶回内城。考虑到刑部事务繁重,嘉庆帝特地命“(刑部)遇直日之期,仍令一堂官留署办事”(《清仁宗实录》卷二二六,嘉庆十五年二月戊申,第34页)。
(4)军机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内务府大臣,御前、乾清门大臣兼管部院事务者,司官可将本部案稿送到乾清门外及圆明园朝房回事画稿,以免积压(《清仁宗实录》卷三三六,嘉厌二十二年十一月辛酉,第436页)。但不准到军机处门口画稿,以免探听消息(《清仁宗实录》卷七六,嘉庆五年十一月丙申,第1025页)。
(5)“故事,郎官主稿者必议稿于堂上,与堂上官相可否,谓之说堂。”(秦瀛:《小岘山人集》文集卷五《云南永北府知府袁近斋先生墓表》,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7册,第588页)
(6)秦瀛:《小岘山人集》续文集卷一《光禄寺卿云林伊君家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7册,第647页。
(7)《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二,乾隆五十七年九月辛丑,第989页。
(1)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五《陈尚书》,清代笔记小说第50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8页。
(2)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乙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296页。
(3)斌良:《抱冲斋诗集》卷一八《秋曹读律集·坐江西司堂》,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4册,第542页。
(4)法良:《先仲兄少司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册,第462页。
(5)阮葵生:《七录斋文钞》卷八《周松轩侍御暨配陈恭人五十双寿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1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6)《清仁宗实录》卷七六,嘉庆五年十一月丙申,第1024页。
(7)罗敦曧:《宾退随笔·记部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1)吉同钧:《东行日记》,《近代史资料》总8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
(2)佚名:《清代之竹头木屑·刑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3)沈家本:《日记》,《沈家本全集》第7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9页。
(4)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按,《旧京锁记》此段叙事稍嫌不确。薛开缺后,赵内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赵舒翘被赐死,薛又起用,旋卒。沈于光绪二十七年赴行在,先改三四品京堂,再升刑部侍郎。
(5)罗敦曧《宾退随笔·记部曹》记载:“新入署之司官,至则隅坐,无过问者,故鲜入署。如必欲习部务,则每日至隅坐,久而久之,印、稿见其人面熟,偶一垂盼,渐试以小事,无误,则渐引而上之,舍此末由自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第261页)
(6)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一一五《西太后骩法滥刑》,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2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7)白曾焯:《庚辛提牢笔记》,清光结年间排印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第6页。
(8)赵舒翘:《慎斋文集》卷八《公牍四·告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7册,第430页。
(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页。
(2)闫晓君:《序》,闫晓君整理:《乐素堂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3)《清仁宗实录》卷一九五,嘉庆十三年五月甲寅,第518页。
(4)(5)姜晟:《姜杜芗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6册,第365~366、385页。
(6)如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批评外派审案的钦差舒赫德、裘日修、阿桂等人自作聪明,都有取当地督抚而代之的举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九,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己亥,第508页)。
(7)《清仁宗实录》卷九七,嘉庆七年四月辛酉,第299~300页。
(1)《清仁宗实录》卷二九七,嘉庆十九年九月壬子,第1081~1082页。
(3)(4)《清宣宗实录》卷一三八,道光八年七月癸卯,第126页。
(5)(9)《清宣宗实录》卷三〇一,道光十七年九月丁酉,第694页。
(6)(8)(10)何刚德:《春明梦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7)沈家本:《日记》,《沈家本全集》第7册,第762~763页。
(11)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不徇上官》,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1页。
(12)《清仁宗实录》卷四一,嘉庆四年三月庚辰,第495~496页。
(2)《河北法学》2015年第2期,第60~68页。
(3)四文分见于《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78~91页;《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第36~67页;《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39~53页;《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64~73页。
(1)《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1475~1476页。
(2)李珍璘:《定例全编续增新例》卷一《司官不得兼摄数司》,清雍正元年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第46页。
(3)《清圣祖实录》卷六,康熙元年五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3页。
(4)《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七,乾隆十一年十月癸未,第616页。
(5)(6)《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七,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壬寅,第807~808、808页。
(7)武亿:《授堂诗文钞》文钞卷五《刑部山东司主事升补广西司员外郎加三级李公坚行状》,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82页。
(1)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嘉穀堂集》卷一《又附阿文成公遗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6册,第203页。
(2)参见《清仁宗实录》卷一四二,嘉厌十年四月壬申,第946页;《清宣宗实录》卷二四〇,道光十三年七月庚午,第587页;《清文宗实录》卷六七,咸丰二年七月甲戌,第878页;《清德宗实录》卷一六六,光绪九年七月戊子,第330页。
(3)雍正二年十一月,先经兵部尚书孙柱奏准:“部院汉司官指缺补授之后,该堂官试看才具,分别司分繁简,引见调补。其现在司官有人缺不称者,亦照此例。”(《清世宗实录》卷二六,雍正二年十一月甲寅,第406页)雍正十二年十月,御史朱必堦建议,在京各部院要向各省学习,分别缺员繁简,送吏部备案,“司员内有人缺不相亘者,亦照外官调繁、调简之例具题,请旨调补”‘《协理陕西道事监察御史朱必堦奏陈各部司缺应照外省之例分别繁简调补管见折》(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4)部内的所有缺分按照补缺的方式分为两大类,一曰题缺,一曰选缺。所谓题缺,即甶在京的部院堂官和在外的督抚、将军、提镇等用题本的方式向皇帝推荐所属官员补授某缺。所谓选缺,即通过传统的吏部、兵部擊签月选的方式,铨选某官补授某缺。乾隆九年,管理更部事务的大学士张廷玉等人上奏,谓将六部各司应题、应选的缺数核定。在这次核定中,除刑部之外的五部,应题之缺都具体明确到司。刑部则与其他五部不同,只笼统规定:“十八司满汉官员如有三缺,咨二留一。应题之缺若拣选无人,仍归铨选。”(《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一,乾隆九年二月丙子,第717页)
(5)参见拙作《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42页;《清代刑部堂官的权力分配》,《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67页。
(1)震钧《天咫偶闻》卷二记载了王士祯《春曹仪式》一书所记清初的京官礼仪:“升任衙门在京者,同司者掌印敛分四钱举饯赆及文轴册叶。升任者到任寄四两,仪司收贮,登簿备同部公用。出差者亦敛分各四钱举饯赆。旧僚至京,不拘已未升任,原司掌印送一隶供役,敛分各三钱治席公请,不得请者,送下程及赆礼。”(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2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88页)此后具体细节应有所变化,但大致礼仪相差不多。
(2)参见拙作《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1~52页。
(3)按照制度规定,各部院堂官每九日一轮前往宫中或圆明园参与御门听政。如果皇帝在圆明园,去听政的官员很难当天赶回内城。考虑到刑部事务繁重,嘉庆帝特地命“(刑部)遇直日之期,仍令一堂官留署办事”(《清仁宗实录》卷二二六,嘉庆十五年二月戊申,第34页)。
(4)军机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内务府大臣,御前、乾清门大臣兼管部院事务者,司官可将本部案稿送到乾清门外及圆明园朝房回事画稿,以免积压(《清仁宗实录》卷三三六,嘉厌二十二年十一月辛酉,第436页)。但不准到军机处门口画稿,以免探听消息(《清仁宗实录》卷七六,嘉庆五年十一月丙申,第1025页)。
(5)“故事,郎官主稿者必议稿于堂上,与堂上官相可否,谓之说堂。”(秦瀛:《小岘山人集》文集卷五《云南永北府知府袁近斋先生墓表》,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7册,第588页)
(6)秦瀛:《小岘山人集》续文集卷一《光禄寺卿云林伊君家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7册,第647页。
(7)《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二,乾隆五十七年九月辛丑,第989页。
(1)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五《陈尚书》,清代笔记小说第50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8页。
(2)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乙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296页。
(3)斌良:《抱冲斋诗集》卷一八《秋曹读律集·坐江西司堂》,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4册,第542页。
(4)法良:《先仲兄少司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册,第462页。
(5)阮葵生:《七录斋文钞》卷八《周松轩侍御暨配陈恭人五十双寿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1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6)《清仁宗实录》卷七六,嘉庆五年十一月丙申,第1024页。
(7)罗敦曧:《宾退随笔·记部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1)吉同钧:《东行日记》,《近代史资料》总8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
(2)佚名:《清代之竹头木屑·刑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3)沈家本:《日记》,《沈家本全集》第7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9页。
(4)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按,《旧京锁记》此段叙事稍嫌不确。薛开缺后,赵内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赵舒翘被赐死,薛又起用,旋卒。沈于光绪二十七年赴行在,先改三四品京堂,再升刑部侍郎。
(5)罗敦曧《宾退随笔·记部曹》记载:“新入署之司官,至则隅坐,无过问者,故鲜入署。如必欲习部务,则每日至隅坐,久而久之,印、稿见其人面熟,偶一垂盼,渐试以小事,无误,则渐引而上之,舍此末由自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第261页)
(6)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一一五《西太后骩法滥刑》,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2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7)白曾焯:《庚辛提牢笔记》,清光结年间排印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第6页。
(8)赵舒翘:《慎斋文集》卷八《公牍四·告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7册,第430页。
(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页。
(2)闫晓君:《序》,闫晓君整理:《乐素堂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3)《清仁宗实录》卷一九五,嘉庆十三年五月甲寅,第518页。
(4)(5)姜晟:《姜杜芗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6册,第365~366、385页。
(6)如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批评外派审案的钦差舒赫德、裘日修、阿桂等人自作聪明,都有取当地督抚而代之的举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九,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己亥,第508页)。
(7)《清仁宗实录》卷九七,嘉庆七年四月辛酉,第299~300页。
(1)《清仁宗实录》卷二九七,嘉庆十九年九月壬子,第1081~1082页。
(3)(4)《清宣宗实录》卷一三八,道光八年七月癸卯,第126页。
(5)(9)《清宣宗实录》卷三〇一,道光十七年九月丁酉,第694页。
(6)(8)(10)何刚德:《春明梦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7)沈家本:《日记》,《沈家本全集》第7册,第762~763页。
(11)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不徇上官》,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1页。
(12)《清仁宗实录》卷四一,嘉庆四年三月庚辰,第495~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