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密码:晚清皇朝“灵晕”的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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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电报在嵌入官方通讯体系的过程中重构了帝制中国晚期的官文书体系与权力合法性。清代统治者发明与完善了奏折制度,其实践蕴含着"拜折"仪式、形制与传递的组织规制,在传播形态上以毛笔手写方式"具身"展现着皇权"灵晕"的仪式化表演和强化式再生产;晚清电报网络拆除了清廷与世界的沟通壁垒,以密码化的信息存储与瞬时往返的传播形态形成不断转译的文本,剥离了由手写而来的身体"在场",催生出以"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为特点的"电奏"新文体,重塑了君臣关系展演的空间舞台。电报在与奏折旧制的并行纠缠中,以新的传输与书写方式促成了皇权"灵晕"的分解与散落。
In the process of embedding the offici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telegraph in late Qing dynasty reconstructed th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and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with new transmission methods.The Qing rulers invented the system of zouzhe which was a new private communication system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bureaucrats. Zouzhe practices contained the organizational regulations of the baizhe ritual writing forms and transmission, which represented and displayed virtual presence of emperor's body. The telegraph network dismantled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formed the constantly translated texts in encrypted storage and dissemination. With the new transmission and writing,the telegraph led to the dispersion of imperial power's aura in the coexistence and entanglement with the zouzhe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embedding the offici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telegraph in late Qing dynasty reconstructed th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and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with new transmission methods.The Qing rulers invented the system of zouzhe which was a new private communication system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bureaucrats. Zouzhe practices contained the organizational regulations of the baizhe ritual writing forms and transmission, which represented and displayed virtual presence of emperor's body. The telegraph network dismantled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formed the constantly translated texts in encrypted storage and dissemination. With the new transmission and writing,the telegraph led to the dispersion of imperial power's aura in the coexistence and entanglement with the zouzhe system.
引文
[1]曾国藩:《谢署两江总督恩折》,载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152页。
[2]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4-5页;刘铮云:《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陈晓东:《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马丁·海德格尔论手与打字机(1942-1943)》,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1-232页。
[4][美]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5]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157页。
[6]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7]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1页。
[8]此处综合见于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2-163、176-177、188页,以及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07-109页。
[9]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0-221页。
[10]例如乾隆的朱批也常见此类表达,“不意汝竟如此无用”“此何言耶?有此理乎?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拿不力且欺汝!”[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81、195页。
[1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1、257页。
[12]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2、158页。
[13]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14]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15]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7页。
[16][日]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42页。
[17]徐珂编撰:《清裨类钞》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91页。
[18][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页。
[19]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99页。
[20]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第13、31、81、94页。
[21][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73页。
[22]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239页。
[23]黄强:《时文与楷法》,《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4]曾国藩:《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载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7页。
[25]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26]臧廷秋、周彦:《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年第2期。
[27][美]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19、27页。
[2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8-249页。
[29]詹佳如:《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30][美]白斌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31][美]白斌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3、115页。
[32]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
[33]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34]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35]祁美琴:《从清代“内廷行走”看朝臣的“近侍化”倾向》,《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6]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37]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5-26页。
[38][美]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39]《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35页。
[40]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41]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7页。
[42]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173、201、134页。
[43]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页。
[44]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页。
[45]夏维奇:《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4期。
[46]“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470-1472页。
[47]“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2285、2741-2742、2795、2776-2777页。
[48]王子今:《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51-152页。
[49]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
[50]张晓青主编:《中国公文史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51]“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927页。
[52]郑小悠:《雍正朝奏折制度对督抚权力的影响》,《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53][美]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李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54]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43页。
[55][美]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56][美]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页。
[57]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58]刘坤一:《刘坤一奏疏》(二),陈代湘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542、1547-1552页。
[59]《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等片》,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85页。
[60]臧廷秋、周彦:《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年第2期。
[61]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62]“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385页。
[63]《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87-390页。
[64]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9页。
[65]薛福成:《〈出使四国奏疏〉序》,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2页。
[66]臧廷秋、周彦:《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年第2期。
[67]刘坤一、张之洞:《整顿中法折》,载周正云辑校:《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9-52页。
[68]张之洞、陈宝箴:《会奏拟请妥议科举新章并酌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折》,李宗棠辑:《奏议辑览初编》,李兴武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67-374页,引见第372-373页。
[69]刘坤一、张之洞:《采用西法折》,载周正云辑校:《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2-77页。
[70]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71]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72]《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35页。
[73]“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09页。
[74][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23-224、227页。
[75][美]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6-177页。
[76][德]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104、61、64-65页。
[77][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6-250页。。
[78][美]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李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8、213、246-247页。
[79]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
[80]刘坤一:《刘坤一奏疏》(二),陈代湘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592-1593页。
[81]陆士谔:《新上海》,章全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页。感谢黄旦教授提示这一史料。
[82][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7、218页。
[2]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4-5页;刘铮云:《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陈晓东:《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马丁·海德格尔论手与打字机(1942-1943)》,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1-232页。
[4][美]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5]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157页。
[6]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7]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1页。
[8]此处综合见于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2-163、176-177、188页,以及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07-109页。
[9]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0-221页。
[10]例如乾隆的朱批也常见此类表达,“不意汝竟如此无用”“此何言耶?有此理乎?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拿不力且欺汝!”[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81、195页。
[1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1、257页。
[12]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2、158页。
[13]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14]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15]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7页。
[16][日]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42页。
[17]徐珂编撰:《清裨类钞》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91页。
[18][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页。
[19]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99页。
[20]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第13、31、81、94页。
[21][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73页。
[22]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239页。
[23]黄强:《时文与楷法》,《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4]曾国藩:《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载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7页。
[25]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26]臧廷秋、周彦:《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年第2期。
[27][美]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19、27页。
[2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8-249页。
[29]詹佳如:《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30][美]白斌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31][美]白斌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3、115页。
[32]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
[33]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34]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35]祁美琴:《从清代“内廷行走”看朝臣的“近侍化”倾向》,《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6]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37]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5-26页。
[38][美]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39]《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35页。
[40]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41]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7页。
[42]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173、201、134页。
[43]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页。
[44]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页。
[45]夏维奇:《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4期。
[46]“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470-1472页。
[47]“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2285、2741-2742、2795、2776-2777页。
[48]王子今:《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51-152页。
[49]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
[50]张晓青主编:《中国公文史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51]“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927页。
[52]郑小悠:《雍正朝奏折制度对督抚权力的影响》,《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53][美]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李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54]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43页。
[55][美]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56][美]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页。
[57]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58]刘坤一:《刘坤一奏疏》(二),陈代湘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542、1547-1552页。
[59]《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等片》,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85页。
[60]臧廷秋、周彦:《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年第2期。
[61]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62]“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385页。
[63]《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87-390页。
[64]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9页。
[65]薛福成:《〈出使四国奏疏〉序》,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2页。
[66]臧廷秋、周彦:《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年第2期。
[67]刘坤一、张之洞:《整顿中法折》,载周正云辑校:《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9-52页。
[68]张之洞、陈宝箴:《会奏拟请妥议科举新章并酌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折》,李宗棠辑:《奏议辑览初编》,李兴武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67-374页,引见第372-373页。
[69]刘坤一、张之洞:《采用西法折》,载周正云辑校:《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2-77页。
[70]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71]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72]《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35页。
[73]“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09页。
[74][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23-224、227页。
[75][美]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6-177页。
[76][德]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104、61、64-65页。
[77][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6-250页。。
[78][美]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李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8、213、246-247页。
[79]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
[80]刘坤一:《刘坤一奏疏》(二),陈代湘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592-1593页。
[81]陆士谔:《新上海》,章全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页。感谢黄旦教授提示这一史料。
[82][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