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学阀”:北伐前后苏沪学界的权势嬗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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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江苏省教育会在民初政、学两界拥有笼罩东南的权势网络,因此,1925年被北京政府与国民党冠以"学阀"的罪名进行联合打压。此后国共政党始终以"打倒学阀"为口号和目标,一方面借此来动员青年学生,一方面力图清除江苏省教育会的权势结构。"打倒学阀"与"运动学生"实为国民革命时期国共政党在苏沪学界进行革命动员的一体两面。成为国民革命的政治样态之一。1927年国民党军到沪后,随着"打倒学阀"运动的展开,江苏省教育会被取缔,骨干成员遭到通缉。与此同时,曾经受江苏省教育会管控的苏沪各校教职员则高举"打倒学阀"的旗帜以求自治于新政权。上海市党部、上海学联等亦在"打倒学阀"中扩张权势,但在"谁是学阀"以及"怎样打倒"等问题上,上海党、政两方存在着分歧。随着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政策的改变,"打倒学阀"运动逐渐因地方党部权势萎缩而退潮。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ince the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JPEA)had control over the southeast,it was jointly suppressed by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the Kuomintang as"education lords". The KMT and CPC used the slogan"take down education lords"to mobilize the young students and try to purge the power of the JPEA. They were the two sides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and one political form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fter the army of KMT arrived in Shanghai in 1927,the JPEA was banned and its key members were list as wanted with the "take down"campaign launched extensively. At the same time,the faculty of the Jiangsu and shanghai schools,which were once controlled by the JPEA,held high the "take down education lords"banner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regime.With the policy hel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wards the movement changed,it brought the campaign to the end due to the power shrink of the local par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ince the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JPEA)had control over the southeast,it was jointly suppressed by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the Kuomintang as"education lords". The KMT and CPC used the slogan"take down education lords"to mobilize the young students and try to purge the power of the JPEA. They were the two sides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and one political form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fter the army of KMT arrived in Shanghai in 1927,the JPEA was banned and its key members were list as wanted with the "take down"campaign launched extensively. At the same time,the faculty of the Jiangsu and shanghai schools,which were once controlled by the JPEA,held high the "take down education lords"banner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regime.With the policy hel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wards the movement changed,it brought the campaign to the end due to the power shrink of the local party.
引文
(1)《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大会纪》,《申报》1927年5月5日,第13版。
(2)《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新闻报》1927年5月5日,第13版。
(3)《市党部催请通缉学阀》,《新闻报》1927年6月17日,第10版。《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2.3/122,转引自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4)《褫夺学阀公权》,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第3张第2版。
(5)目前所能查到最早使用“学阀”一词的,是《申报》在1908年译介日本学者美浓部氏的宪法论著中提及,美浓部氏在日本被称之为“学阀”。但从各类报刊报道来看,“学阀”一词的使用均是在1920年前后开始趋于密集和流行。参见《译美浓部氏论宪法之立法事项及其范围弁言》,《申报》1908年7月9日,第26页。
(6)王无为:《文化运动之障碍物:学阀》,《新人》第1卷第4期,1920年7月29日。在学生辈的王无为等人看来,这些“学阀”“乘中国学术之饥荒,因缘时会,划窃西学之皮毛,假借诸子之糟粕,以虚矫之道德自鸣为高,俯瞰一切,利用青年心理之冲动,以威胁政阀军阀,而己则暗向政阀军阀投降”。王无为:《北京学阀之研究》,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9日,第1张第3版。具体论述可参见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袁一丹:《作为运动的新文化》,陈平原编《现代中国》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7)《大学阀倒矣》,《晨报》1927年8月19日,第6版。
(8)目前对于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已有转向政治方面的趋向。Ernst P.Schwintzer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袁世凯称帝之后走向“政治化”的过程。参见Ernst P.Schwintzer,“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D.dis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2.高田幸男对江苏教育会的群体构成以及早期与地方政治的关系有一系列较为详实的阐发,其代表作有《江蘇教育総会の誕生—教育界に見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ー》,《骏台史学》1998年3月,第103号,第1—30页;《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団体—江蘇教育会の会員構成分析》,《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第73冊,2013年3月31日,第123—138页(此点承钟明浩、宋舒扬、刘月诸学友提示,特致谢忱)。此外,孙广勇、何树远、谷秀青、肖小红等对江苏省教育会的政治活动亦有涉及。参见孙广勇:《江苏省教育会的历史演变与作用》,《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5 年第4期;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何树远:《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中华教育改进社与1920年代的三次学潮》,郑大华等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肖小红:《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省际精英——江苏省教育会的案例研究》,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18辑,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等。江苏省教育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活动,仍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近年来陈以爱、桑兵等对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已有初步讨论。陈以爱跳出五四运动北大—新青年的论述模式,揭示出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期间暗中与安福系进行角力的政治活动,参见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台北《“国史馆”馆刊》,总第43期,2015年。桑兵对此有进一步阐释,认为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与南方国民党三方合力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参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9)吕芳上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公民教育”在苏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详细探讨。其以同济大学“誓约书”风潮为例,指出这实质上是“江苏省教育会与国民党在教育界进行角力的写照”,但对国共政党“打倒学阀”与“运动学生”的关系讨论较少。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305—327页。蒋宝麟在《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中对国民党“打倒东南学阀”的过程略有论述,唯其关注点在国民党对东南大学的接收与改组方面。参见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严海建以大同大学易长风潮这一个案的形式探讨了“后革命”氛围中“打倒学阀”运动的过程,对本文启发颇多。参见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10)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台北《“国史馆”馆刊》总第43期,2015年。
(11)谷秀青已指出“前辈学者多把易长风潮作为一个独立性事件来分析”,但事实上应该将1925年江苏省省长、教育厅长、财政厅长、实业厅长的更换事件一起考察,这一判断相当准确,但需补充的是,上述事件还应该与同时发生在北方学界的女师大易长风潮一并通览考察,“才能较为清晰地解析省教育会终结前所处的政治生态”。参见谷秀青:《清末民初的江苏省教育会》,第250页。
(12)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教育与职业》第208期,1949年12月。
(13)恽代英:《五卅运动》,《恽代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14)《附:萧纯锦致胡刚复、柳翼谋之亲笔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5)柳诒徵:《东南大学留长拒长之真谛》,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1日,第2张第7版。
(16)《东南大学之过去现在观》,《京报》1925年1月23日,第3版;另见储朝晖:《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7)学界讨论东南大学易长风潮的成果尤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储朝晖:《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牛力:《分裂的校园:1920—1927年东南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等。其中,储朝晖着重论述了国民党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18)学界对“东大易长风潮”的研究,历来重视国民党、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政府各方,却对共产党一方略显忽视。林辉锋引用指出“在东大易长风潮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是同站于倒郭立场上的”,但对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还需进一步讨论。参见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19)对江苏省教育会与江苏省长韩国钧商议减少江苏省教育经费100万元,以此来谋求蒋维乔执掌东南大学的决议,最为国共党人与社会士人诟病。参见文:《江苏学阀与东大》,《现代评论》第2卷第34期,1925年8月1日;初遇:《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上海)《中国青年》第4卷第86期,1925年8月1日。
(20)F.M.(恽代英):《打倒学阀——告江苏青年学生》,(上海)《中国青年》第3卷第59期,1924年12月27日;收入《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639页。
(21)何树远:《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中华教育改进社与1920年代的三次学潮》,郑大华等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第333页。
(22)李冷波:《军阀学阀同是一邱之貉》,《民众文艺》第18期,1925年4月21日。
(23)寿康:《南北学阀与章士钊》,《孤军》1925年第3、4期。
(2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0页;肖小红:《教育与政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省际精英——江苏省教育会的案例研究》,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18辑,第241页。
(25)彩霞:《五卅以后的上海学生》,(上海)《中国青年》第5卷第105期,1925年12月12日。
(26)鉴君:《禁止学业生爱国运动之新方式:历行毕业覆试》,《中国学生》第27期,1926年5月15日。
(27)《大同大学通告》,《申报》1927年8月7日,第4版。
(28)《大同大学启事》,《申报》1925年7月27日,广告;《大同大学学生会紧急启事》,《申报》1925年7月28日,广告;《大同大学留居校内之争执》,《新闻报》1925年8月17日,第4版。
(29)《大同大学通告停办期内无学生会》,《申报》1925年8月24日,第4版。
(30)《大同大学风潮续闻》,《新闻报》1925年8月30日,第10版;《大同大学已定开学》,《时报》1925年9月14日,第7版。
(31)《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32)子贞:《郭秉文与胡敦复》,《中国学生》第11期,1926年1月23日,第39—41页。对此事件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蒋宝麟:《五卅运动与大同大学“停办”风波》,盛雅萍、马学强主编《沪上名校——百年大同研究(1912—201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33)《苏省长干涉员生入党之通令》,《教育杂志》第17卷第12期,1925年12月20日,第9页。
(34)《江苏省教育会常年大会纪》,《申报》1925年8月27日,第9版。
(35)江苏省教育会倡导“公民教育”在“五卅”之后是不遗余力。“五卅”运动期间,江苏省教育会成员潘仰尧就认为,学生罢课期间是“实施公民教育之大好机会”。参见《南京路惨案之昨讯》,《申报》1925年6月10日,第13版。此后江苏省教育会下辖的公民教育委员会开展的活动甚多,其目的亦是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36)王奇生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觉醒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演进,有一明显的“积累性”“递进性”特征。参见王奇生:《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51—552页。
(37)罗志田:《从国际发现中国历史》,《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
(38)《工部局昨晚夜宴领袖绅商》,《申报》1926年3月19日,第13版;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黄炎培当日记载:“夜,上海工部局邀餐,为五州[卅]案。”
(39)《全国学生总会积极援助北京学生的通电》,孙敦恒、闻海选编《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上海学生总会总罢课电》,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40)《各界援助京案之昨讯》,《申报》1926年3月25日,第13版。
(41)《孙传芳致全国学生总会电》;《江苏省教育会关于北京惨案之通电》,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8—219页。
(42)《半年以来上海学生运动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内部出版,1987年,第374页。
(43)《江苏省教育会之干事员常会》,《申报》1926年4月18日,第7版;《苏省教育会今日举行廿二届大会》,《申报》1926年8月22日,第11版。对此事件的具体探讨可参见尚季芳、靳帅:《师生冲突与南北博弈——1926年同济大学誓约书风潮再探讨》,《历史教学》2017年第9期。
(44)《省教育会前之同济学生》,上海《民国日报》1926 年5月5日,第2张第2版。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大学本是上海南方大学师生反抗校长江亢虎而另立的新校,校长为章太炎。校内的许多共产党学生亦转入国民大学。“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章太炎称“对于凡非以读书为目的之学生,各校应严加取缔,并希望各学校能连合进行,达此目的”。参见《国大教职员之聚餐会》,《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1版。此后章太炎还组织成立了“反赤联合大同盟”,抵制国民党的北伐。这也正是其被列入“学阀”的原因。关于章太炎此时期的活动,可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45)《法大学生反对举行上学期考试》,《申报》1925年9月10日,第9版。
(46)《半年以来上海学生运动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第376页。
(47)韩戍对“各大学同志会”有十分深入的探讨。其指出朱经农、郭任远组织“各大学同志会”的目的在于:第一是主张用抵制英货的方式“尽快解决五卅遗留问题”,而不是采用“罢市罢课游行示威”的方式;第二是“抵制校外各种政治势力动员学生,与国共学生争夺青年”。唯对于其与江苏省教育会相抗衡的目的略有忽视。参见韩戍:《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1期。
(48)《复大心理学院实验中学发生风潮》,《申报》1926年5月14日,第7版;《复旦实验中学风潮解决》,《申报》1926年5月26日,第7版;《复大心理实验中学部续办宣言》,《申报》1926年6月19日,第11版。
(49)中林:《评郭任远之“师生合作”与“甘地主义”》,《中国学生》第37期,1926年5月15日。
(50)鉴君:《师生合作》,《中国学生》第24期,1926年4月24日。
(51)《半年以来上海学生运动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第378页。
(52)《昨晚南洋大学离校生招待学报两界》,《时报》1926年7月31日,第2张第5版。曾在南洋大学就读的黎东方认为,此时的校长凌鸿勋亦是国民党员,开除左派学生是为保护学生,防止被孙传芳逮捕。黎东方的回忆提示出当时的师生关系并非全然紧张对立。凌鸿勋晚年亦回忆称1924年时,“此时的上海颇为安定,南洋大学校风良好,学生尤好学可爱”。虽然“五卅”运动之后风气陡变,但凌鸿勋仍觉南洋大学的“师生感情原不错”,“学生也较易劝导”。即便如此,凌鸿勋在1927年仍被学生驱逐并打上“学阀”名号。参见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凌鸿勋口述,沈云龙访问,林能士、蓝旭男记录《凌鸿勋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53)济之:《多灾多难的上海学生》,(上海)《中国青年》第6卷第3期,1926年7月24日。
(54)友三:《江苏反动教育家——学阀》,(上海)《中国青年》第6卷第6、7期合刊,1926年8月31日。
(55)华伯阳:《朱经农与江苏省教育会》,《金钢钻》1926年10月4日,第3版。早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之际,朱经农就表明态度称“某党与某阀之争,我却不愿参加。大学中应有讲学之自由,不应为一党所把持,亦不应受一二人之操纵”。参见《朱经农致胡适(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431页。
(56)社评:《江苏学阀之改良政策》,(上海)《中国青年》1926年第6卷第9期,1926年9月21日。
(57)仁静:《由上海的学潮观察中国的学校》,(上海)《中国青年》第5卷第122期,1926年6月6日。
(58)华贞:《江苏学阀之过去及将来》,(上海)《中国青年》第6卷第6、7期合刊,1926年8月31日。
(59)《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第9版。
(60)守焘:《学联封闭后的上海学生运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7年元旦特刊。
(61)《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中央档案馆等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5年—1927年)》,内部出版,1986年,第396页。
(62)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275—300页。
(63)《江苏省教育协会之组织》,《申报》1927年3月7日,第7版。
(64)《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定期成立》,《时报》1927年3月10日,第3版。
(65)《中小学教职员联会接收省教育会》,《申报》1927年3月22日,第12版。
(66)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67)《上海各大学教授协会之发起》,《新闻报》1927年3月22日,第12版;《上海私立学校筹备会纪》,《申报》1927年3月30日,第8版;《市立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申报》1927年5月17日,第11版。
(68)《学联会自动启封》,《申报》1927年3月25日,第9版。
(69)刘海粟之所以被驱逐,与1926年冬的上海美专风潮有关。1926年11月22日,上海美专教师王济远在上课时,有学生郎应年闯入教室与上课学生喊话,致使王济远不满,双方遂发生冲突。后王济远辞职,校方决定开除郎应年等人,激起学生众怒,学生遂组织学生会要求执掌校务。风潮迁延月余,调停无果,校长刘海粟遂邀请校董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等商议决定提前放假,为学生不许。1927年3月国民党军到沪之后,离校学生返校,校务改组,刘海粟被迫辞职,远走日本。上海美专因无人办理而解散。参见袁志煌、陈祖恩编《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70)《教育界消息:上海反动派教育之末运》,《教育杂志》第19卷第4期,1927年4月20日。
(71)《上海学联会为学潮宣言》,《申报》1927年4月2日,第14版。
(72)虽然吕芳上指出自“五四”至北伐期间整个学生运动呈现出被政党控制与运动的趋势。但是也不能忽视学生群体的自我利益表达与自我政治诉求,这一点杨天宏已有指出。参见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的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73)《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为改组各校学生会启事》,《申报》1927年4月18日,广告。
(74)上海教育委员会发起人共11人,分别为蔡元培、李石曾、张默君、王世杰、周览、胡明复、杨杏佛、朱经农、刘大白、周仁、姜琦,委员多为民初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政、教名流。《上海教育委员会将召集会议》,《申报》1927年4月22日,第7版。
(75)《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申报》1927年4月23日,广告。
(76)《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大会纪》,《申报》1927年5月5日,第13版。
(77)《学联会三次代表大会纪》,《申报》1927年5月4日,第13版。袁希涛曾担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同济大学的常务校董;沈嗣良被打上“学阀”名号与南洋大学学生会有关。“五卅”时期圣约翰大学发生了“辱旗事件”。南洋大学学生会因此主张取消圣约翰大学在华东八大学体育会中的资格,但遭到时任会长沈嗣良的否决,双方遂结下积怨。参见《本校退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之经过》,《南洋旬刊》第1卷第1期,1925年11月1日;骆美轮:《南洋退出华东八大学体育会之记略》;《南洋大学退出华东八大学体育会宣言》,《南洋周刊》第7卷第1期,1925年。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既与研究系关系密切又同为江苏省教育会之人,曾主持上海国民大学。上海国民大学的前身是江苏自治学院,本是江苏省教育会为倡导“公民教育”专门设立的学校。《国民大学成立通告》,《申报》1925年8月25日,第3版。
(78)《上海学生联合会紧急通告》,《申报》1927年5月20日,第3版;《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处通告第十二号》,《申报》1927年5月22日,第2版。
(79)《政治分会二十九次会议纪》,《申报》1927年6月1日,第15版。
(80)《上海教育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申报》1927年6月10日,第7版。
(81)《沈嗣良可不取缔》,《新闻报》1927年6月18日,第10版。
(82)《教委会取缔教育界反动份子宣言》,《时报》1927年6月21日,第9版。
(83)对于1927年清党之际的上海市党政关系,严海建指出二者存在着“歧见”,具体论述可参见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蒋宝麟对此有更为深入地论述,他进一步分析了清党之后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市的党政矛盾中的代际因素,还指出组织民众运动是地方党部维持“党权”的重要手段。参见蒋宝麟:《消褪的激进政治与多元城市社会:1927—1937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84)《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布告第十号》,《申报》1927年5月12日,第2版。
(85)《学联会请政治分会撤销十号通告》,《申报》1927年6月2日,第7版。
(86)《吴稚晖为胡敦复辩护》,《申报》1927年5月25日,第8版。
(87)《总商会等请杜挟嫌告讦》,《新闻报》1927年6月17日,第16版。
(88)为此,上海市党部还给出了学阀的定义:“盖学阀者以学校为其地盘,以教职员为其爪牙,以学生为活动之工具者也。其办学也纯为私人利益起见,职教员受其豢养,学生听其驱使其行事也。则结纳权要,交欢军阀,侵吞公款,迎合社会。此种学阀无论在何种政治之下皆能生存,皆有大害,以其能助反动者为残贼之行,阻革命者更新之丛故也。”上海市党部还特别指出“江苏省教育会诸渠魁及二三研究系分子尤为其最著者。近虽畏罪潜逃然,其后孽潜,兹观其所抱持机关,标榜党化反视任何处为早,取巧投机,昭然若揭。若不甚厉行肃清,严加取缔,必致遗吾党以噬脐之忧,此学阀之罪无可逃者也”。《上海党化教育委员会宣言》,《上海革命青年》第5期,1927年6月7日,第16—18页。
(89)《上海学联会响应党教会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第4张第3版。
(90)《上海市党部呈请通缉学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第4张第3版。
(91)《褫夺学阀公权》,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第3张第2版。
(92)《大学阀倒矣》,《晨报》1927年8月19日,第6版。
(93)沈恩孚:《致蔡孑民、吴稚晖、钮惕生书》,《沈信卿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页。
(94)《学联会反对学阀钻营之宣言》,《申报》1927年7月3日,第15版;《各机关纪念周汇志》,《申报》1927年7月5日,第14版。
(95)《请问朱经农先生》,《申报》1927年8月3日,第2版;《朱经农答清党委员会之质问》,《申报》1927年8月5日,第14版;《上海学生联合会为朱经农答复清党委员会质问事宣言》,《申报》1927年8月12日,第6版。
(96)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1—44页。
(97)《市学联请缉十人》,《时报》1928年8月1日,第5版。
(98)对于此时期“国进民退”的具体论述,参见罗志田:《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四川大学学报》2012 年第5期。
(99)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参与机制》,徐秀丽、王先明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100)桑兵就指出,“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打倒土豪劣绅与通缉学阀之事不无近似”。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一个具体的案例是作为“江苏学阀”的代表人物袁希涛在1928年因已退出学界,但在地方仍有影响,就被国民党上海党部改斥为“土豪劣绅”主张继续打倒。参见《各区党部提议严惩土豪劣绅》,《中央日报》1928年5月23日,第7版。对于“打倒军阀”口号的研究可参看王建伟:《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新闻报》1927年5月5日,第13版。
(3)《市党部催请通缉学阀》,《新闻报》1927年6月17日,第10版。《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2.3/122,转引自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4)《褫夺学阀公权》,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第3张第2版。
(5)目前所能查到最早使用“学阀”一词的,是《申报》在1908年译介日本学者美浓部氏的宪法论著中提及,美浓部氏在日本被称之为“学阀”。但从各类报刊报道来看,“学阀”一词的使用均是在1920年前后开始趋于密集和流行。参见《译美浓部氏论宪法之立法事项及其范围弁言》,《申报》1908年7月9日,第26页。
(6)王无为:《文化运动之障碍物:学阀》,《新人》第1卷第4期,1920年7月29日。在学生辈的王无为等人看来,这些“学阀”“乘中国学术之饥荒,因缘时会,划窃西学之皮毛,假借诸子之糟粕,以虚矫之道德自鸣为高,俯瞰一切,利用青年心理之冲动,以威胁政阀军阀,而己则暗向政阀军阀投降”。王无为:《北京学阀之研究》,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9日,第1张第3版。具体论述可参见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袁一丹:《作为运动的新文化》,陈平原编《现代中国》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7)《大学阀倒矣》,《晨报》1927年8月19日,第6版。
(8)目前对于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已有转向政治方面的趋向。Ernst P.Schwintzer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袁世凯称帝之后走向“政治化”的过程。参见Ernst P.Schwintzer,“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D.dis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2.高田幸男对江苏教育会的群体构成以及早期与地方政治的关系有一系列较为详实的阐发,其代表作有《江蘇教育総会の誕生—教育界に見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ー》,《骏台史学》1998年3月,第103号,第1—30页;《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団体—江蘇教育会の会員構成分析》,《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第73冊,2013年3月31日,第123—138页(此点承钟明浩、宋舒扬、刘月诸学友提示,特致谢忱)。此外,孙广勇、何树远、谷秀青、肖小红等对江苏省教育会的政治活动亦有涉及。参见孙广勇:《江苏省教育会的历史演变与作用》,《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5 年第4期;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何树远:《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中华教育改进社与1920年代的三次学潮》,郑大华等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肖小红:《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省际精英——江苏省教育会的案例研究》,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18辑,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等。江苏省教育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活动,仍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近年来陈以爱、桑兵等对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已有初步讨论。陈以爱跳出五四运动北大—新青年的论述模式,揭示出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期间暗中与安福系进行角力的政治活动,参见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台北《“国史馆”馆刊》,总第43期,2015年。桑兵对此有进一步阐释,认为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与南方国民党三方合力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参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9)吕芳上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公民教育”在苏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详细探讨。其以同济大学“誓约书”风潮为例,指出这实质上是“江苏省教育会与国民党在教育界进行角力的写照”,但对国共政党“打倒学阀”与“运动学生”的关系讨论较少。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305—327页。蒋宝麟在《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中对国民党“打倒东南学阀”的过程略有论述,唯其关注点在国民党对东南大学的接收与改组方面。参见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严海建以大同大学易长风潮这一个案的形式探讨了“后革命”氛围中“打倒学阀”运动的过程,对本文启发颇多。参见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10)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台北《“国史馆”馆刊》总第43期,2015年。
(11)谷秀青已指出“前辈学者多把易长风潮作为一个独立性事件来分析”,但事实上应该将1925年江苏省省长、教育厅长、财政厅长、实业厅长的更换事件一起考察,这一判断相当准确,但需补充的是,上述事件还应该与同时发生在北方学界的女师大易长风潮一并通览考察,“才能较为清晰地解析省教育会终结前所处的政治生态”。参见谷秀青:《清末民初的江苏省教育会》,第250页。
(12)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教育与职业》第208期,1949年12月。
(13)恽代英:《五卅运动》,《恽代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14)《附:萧纯锦致胡刚复、柳翼谋之亲笔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5)柳诒徵:《东南大学留长拒长之真谛》,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1日,第2张第7版。
(16)《东南大学之过去现在观》,《京报》1925年1月23日,第3版;另见储朝晖:《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7)学界讨论东南大学易长风潮的成果尤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储朝晖:《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牛力:《分裂的校园:1920—1927年东南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等。其中,储朝晖着重论述了国民党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18)学界对“东大易长风潮”的研究,历来重视国民党、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政府各方,却对共产党一方略显忽视。林辉锋引用指出“在东大易长风潮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是同站于倒郭立场上的”,但对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还需进一步讨论。参见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19)对江苏省教育会与江苏省长韩国钧商议减少江苏省教育经费100万元,以此来谋求蒋维乔执掌东南大学的决议,最为国共党人与社会士人诟病。参见文:《江苏学阀与东大》,《现代评论》第2卷第34期,1925年8月1日;初遇:《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上海)《中国青年》第4卷第86期,1925年8月1日。
(20)F.M.(恽代英):《打倒学阀——告江苏青年学生》,(上海)《中国青年》第3卷第59期,1924年12月27日;收入《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639页。
(21)何树远:《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中华教育改进社与1920年代的三次学潮》,郑大华等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第333页。
(22)李冷波:《军阀学阀同是一邱之貉》,《民众文艺》第18期,1925年4月21日。
(23)寿康:《南北学阀与章士钊》,《孤军》1925年第3、4期。
(2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0页;肖小红:《教育与政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省际精英——江苏省教育会的案例研究》,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18辑,第241页。
(25)彩霞:《五卅以后的上海学生》,(上海)《中国青年》第5卷第105期,1925年12月12日。
(26)鉴君:《禁止学业生爱国运动之新方式:历行毕业覆试》,《中国学生》第27期,1926年5月15日。
(27)《大同大学通告》,《申报》1927年8月7日,第4版。
(28)《大同大学启事》,《申报》1925年7月27日,广告;《大同大学学生会紧急启事》,《申报》1925年7月28日,广告;《大同大学留居校内之争执》,《新闻报》1925年8月17日,第4版。
(29)《大同大学通告停办期内无学生会》,《申报》1925年8月24日,第4版。
(30)《大同大学风潮续闻》,《新闻报》1925年8月30日,第10版;《大同大学已定开学》,《时报》1925年9月14日,第7版。
(31)《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32)子贞:《郭秉文与胡敦复》,《中国学生》第11期,1926年1月23日,第39—41页。对此事件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蒋宝麟:《五卅运动与大同大学“停办”风波》,盛雅萍、马学强主编《沪上名校——百年大同研究(1912—201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33)《苏省长干涉员生入党之通令》,《教育杂志》第17卷第12期,1925年12月20日,第9页。
(34)《江苏省教育会常年大会纪》,《申报》1925年8月27日,第9版。
(35)江苏省教育会倡导“公民教育”在“五卅”之后是不遗余力。“五卅”运动期间,江苏省教育会成员潘仰尧就认为,学生罢课期间是“实施公民教育之大好机会”。参见《南京路惨案之昨讯》,《申报》1925年6月10日,第13版。此后江苏省教育会下辖的公民教育委员会开展的活动甚多,其目的亦是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36)王奇生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觉醒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演进,有一明显的“积累性”“递进性”特征。参见王奇生:《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51—552页。
(37)罗志田:《从国际发现中国历史》,《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
(38)《工部局昨晚夜宴领袖绅商》,《申报》1926年3月19日,第13版;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黄炎培当日记载:“夜,上海工部局邀餐,为五州[卅]案。”
(39)《全国学生总会积极援助北京学生的通电》,孙敦恒、闻海选编《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上海学生总会总罢课电》,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40)《各界援助京案之昨讯》,《申报》1926年3月25日,第13版。
(41)《孙传芳致全国学生总会电》;《江苏省教育会关于北京惨案之通电》,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8—219页。
(42)《半年以来上海学生运动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内部出版,1987年,第374页。
(43)《江苏省教育会之干事员常会》,《申报》1926年4月18日,第7版;《苏省教育会今日举行廿二届大会》,《申报》1926年8月22日,第11版。对此事件的具体探讨可参见尚季芳、靳帅:《师生冲突与南北博弈——1926年同济大学誓约书风潮再探讨》,《历史教学》2017年第9期。
(44)《省教育会前之同济学生》,上海《民国日报》1926 年5月5日,第2张第2版。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大学本是上海南方大学师生反抗校长江亢虎而另立的新校,校长为章太炎。校内的许多共产党学生亦转入国民大学。“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章太炎称“对于凡非以读书为目的之学生,各校应严加取缔,并希望各学校能连合进行,达此目的”。参见《国大教职员之聚餐会》,《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1版。此后章太炎还组织成立了“反赤联合大同盟”,抵制国民党的北伐。这也正是其被列入“学阀”的原因。关于章太炎此时期的活动,可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45)《法大学生反对举行上学期考试》,《申报》1925年9月10日,第9版。
(46)《半年以来上海学生运动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第376页。
(47)韩戍对“各大学同志会”有十分深入的探讨。其指出朱经农、郭任远组织“各大学同志会”的目的在于:第一是主张用抵制英货的方式“尽快解决五卅遗留问题”,而不是采用“罢市罢课游行示威”的方式;第二是“抵制校外各种政治势力动员学生,与国共学生争夺青年”。唯对于其与江苏省教育会相抗衡的目的略有忽视。参见韩戍:《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1期。
(48)《复大心理学院实验中学发生风潮》,《申报》1926年5月14日,第7版;《复旦实验中学风潮解决》,《申报》1926年5月26日,第7版;《复大心理实验中学部续办宣言》,《申报》1926年6月19日,第11版。
(49)中林:《评郭任远之“师生合作”与“甘地主义”》,《中国学生》第37期,1926年5月15日。
(50)鉴君:《师生合作》,《中国学生》第24期,1926年4月24日。
(51)《半年以来上海学生运动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第378页。
(52)《昨晚南洋大学离校生招待学报两界》,《时报》1926年7月31日,第2张第5版。曾在南洋大学就读的黎东方认为,此时的校长凌鸿勋亦是国民党员,开除左派学生是为保护学生,防止被孙传芳逮捕。黎东方的回忆提示出当时的师生关系并非全然紧张对立。凌鸿勋晚年亦回忆称1924年时,“此时的上海颇为安定,南洋大学校风良好,学生尤好学可爱”。虽然“五卅”运动之后风气陡变,但凌鸿勋仍觉南洋大学的“师生感情原不错”,“学生也较易劝导”。即便如此,凌鸿勋在1927年仍被学生驱逐并打上“学阀”名号。参见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凌鸿勋口述,沈云龙访问,林能士、蓝旭男记录《凌鸿勋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53)济之:《多灾多难的上海学生》,(上海)《中国青年》第6卷第3期,1926年7月24日。
(54)友三:《江苏反动教育家——学阀》,(上海)《中国青年》第6卷第6、7期合刊,1926年8月31日。
(55)华伯阳:《朱经农与江苏省教育会》,《金钢钻》1926年10月4日,第3版。早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之际,朱经农就表明态度称“某党与某阀之争,我却不愿参加。大学中应有讲学之自由,不应为一党所把持,亦不应受一二人之操纵”。参见《朱经农致胡适(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431页。
(56)社评:《江苏学阀之改良政策》,(上海)《中国青年》1926年第6卷第9期,1926年9月21日。
(57)仁静:《由上海的学潮观察中国的学校》,(上海)《中国青年》第5卷第122期,1926年6月6日。
(58)华贞:《江苏学阀之过去及将来》,(上海)《中国青年》第6卷第6、7期合刊,1926年8月31日。
(59)《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第9版。
(60)守焘:《学联封闭后的上海学生运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7年元旦特刊。
(61)《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中央档案馆等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5年—1927年)》,内部出版,1986年,第396页。
(62)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275—300页。
(63)《江苏省教育协会之组织》,《申报》1927年3月7日,第7版。
(64)《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定期成立》,《时报》1927年3月10日,第3版。
(65)《中小学教职员联会接收省教育会》,《申报》1927年3月22日,第12版。
(66)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67)《上海各大学教授协会之发起》,《新闻报》1927年3月22日,第12版;《上海私立学校筹备会纪》,《申报》1927年3月30日,第8版;《市立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申报》1927年5月17日,第11版。
(68)《学联会自动启封》,《申报》1927年3月25日,第9版。
(69)刘海粟之所以被驱逐,与1926年冬的上海美专风潮有关。1926年11月22日,上海美专教师王济远在上课时,有学生郎应年闯入教室与上课学生喊话,致使王济远不满,双方遂发生冲突。后王济远辞职,校方决定开除郎应年等人,激起学生众怒,学生遂组织学生会要求执掌校务。风潮迁延月余,调停无果,校长刘海粟遂邀请校董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等商议决定提前放假,为学生不许。1927年3月国民党军到沪之后,离校学生返校,校务改组,刘海粟被迫辞职,远走日本。上海美专因无人办理而解散。参见袁志煌、陈祖恩编《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70)《教育界消息:上海反动派教育之末运》,《教育杂志》第19卷第4期,1927年4月20日。
(71)《上海学联会为学潮宣言》,《申报》1927年4月2日,第14版。
(72)虽然吕芳上指出自“五四”至北伐期间整个学生运动呈现出被政党控制与运动的趋势。但是也不能忽视学生群体的自我利益表达与自我政治诉求,这一点杨天宏已有指出。参见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的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73)《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为改组各校学生会启事》,《申报》1927年4月18日,广告。
(74)上海教育委员会发起人共11人,分别为蔡元培、李石曾、张默君、王世杰、周览、胡明复、杨杏佛、朱经农、刘大白、周仁、姜琦,委员多为民初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政、教名流。《上海教育委员会将召集会议》,《申报》1927年4月22日,第7版。
(75)《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申报》1927年4月23日,广告。
(76)《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大会纪》,《申报》1927年5月5日,第13版。
(77)《学联会三次代表大会纪》,《申报》1927年5月4日,第13版。袁希涛曾担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同济大学的常务校董;沈嗣良被打上“学阀”名号与南洋大学学生会有关。“五卅”时期圣约翰大学发生了“辱旗事件”。南洋大学学生会因此主张取消圣约翰大学在华东八大学体育会中的资格,但遭到时任会长沈嗣良的否决,双方遂结下积怨。参见《本校退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之经过》,《南洋旬刊》第1卷第1期,1925年11月1日;骆美轮:《南洋退出华东八大学体育会之记略》;《南洋大学退出华东八大学体育会宣言》,《南洋周刊》第7卷第1期,1925年。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既与研究系关系密切又同为江苏省教育会之人,曾主持上海国民大学。上海国民大学的前身是江苏自治学院,本是江苏省教育会为倡导“公民教育”专门设立的学校。《国民大学成立通告》,《申报》1925年8月25日,第3版。
(78)《上海学生联合会紧急通告》,《申报》1927年5月20日,第3版;《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处通告第十二号》,《申报》1927年5月22日,第2版。
(79)《政治分会二十九次会议纪》,《申报》1927年6月1日,第15版。
(80)《上海教育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申报》1927年6月10日,第7版。
(81)《沈嗣良可不取缔》,《新闻报》1927年6月18日,第10版。
(82)《教委会取缔教育界反动份子宣言》,《时报》1927年6月21日,第9版。
(83)对于1927年清党之际的上海市党政关系,严海建指出二者存在着“歧见”,具体论述可参见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蒋宝麟对此有更为深入地论述,他进一步分析了清党之后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市的党政矛盾中的代际因素,还指出组织民众运动是地方党部维持“党权”的重要手段。参见蒋宝麟:《消褪的激进政治与多元城市社会:1927—1937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84)《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布告第十号》,《申报》1927年5月12日,第2版。
(85)《学联会请政治分会撤销十号通告》,《申报》1927年6月2日,第7版。
(86)《吴稚晖为胡敦复辩护》,《申报》1927年5月25日,第8版。
(87)《总商会等请杜挟嫌告讦》,《新闻报》1927年6月17日,第16版。
(88)为此,上海市党部还给出了学阀的定义:“盖学阀者以学校为其地盘,以教职员为其爪牙,以学生为活动之工具者也。其办学也纯为私人利益起见,职教员受其豢养,学生听其驱使其行事也。则结纳权要,交欢军阀,侵吞公款,迎合社会。此种学阀无论在何种政治之下皆能生存,皆有大害,以其能助反动者为残贼之行,阻革命者更新之丛故也。”上海市党部还特别指出“江苏省教育会诸渠魁及二三研究系分子尤为其最著者。近虽畏罪潜逃然,其后孽潜,兹观其所抱持机关,标榜党化反视任何处为早,取巧投机,昭然若揭。若不甚厉行肃清,严加取缔,必致遗吾党以噬脐之忧,此学阀之罪无可逃者也”。《上海党化教育委员会宣言》,《上海革命青年》第5期,1927年6月7日,第16—18页。
(89)《上海学联会响应党教会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第4张第3版。
(90)《上海市党部呈请通缉学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第4张第3版。
(91)《褫夺学阀公权》,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第3张第2版。
(92)《大学阀倒矣》,《晨报》1927年8月19日,第6版。
(93)沈恩孚:《致蔡孑民、吴稚晖、钮惕生书》,《沈信卿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页。
(94)《学联会反对学阀钻营之宣言》,《申报》1927年7月3日,第15版;《各机关纪念周汇志》,《申报》1927年7月5日,第14版。
(95)《请问朱经农先生》,《申报》1927年8月3日,第2版;《朱经农答清党委员会之质问》,《申报》1927年8月5日,第14版;《上海学生联合会为朱经农答复清党委员会质问事宣言》,《申报》1927年8月12日,第6版。
(96)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1—44页。
(97)《市学联请缉十人》,《时报》1928年8月1日,第5版。
(98)对于此时期“国进民退”的具体论述,参见罗志田:《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四川大学学报》2012 年第5期。
(99)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参与机制》,徐秀丽、王先明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100)桑兵就指出,“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打倒土豪劣绅与通缉学阀之事不无近似”。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一个具体的案例是作为“江苏学阀”的代表人物袁希涛在1928年因已退出学界,但在地方仍有影响,就被国民党上海党部改斥为“土豪劣绅”主张继续打倒。参见《各区党部提议严惩土豪劣绅》,《中央日报》1928年5月23日,第7版。对于“打倒军阀”口号的研究可参看王建伟:《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