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部聚议立王”和早期契丹的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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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八部聚议立王"一说源自后汉苏逢吉《汉高祖实录》和北宋赵志忠《虏廷杂记》,并定型于欧阳修。但八部不是早期契丹社会组织的常态构成,《辽史》"古八部"实是以北魏皇兴年间东北群狄中的七国拼凑附会传说,隋时契丹分为十部,而唐代"大贺氏八部"和"遥辇氏八部"也无法反映契丹社会组织之全部。契丹王在有限家族范围内世袭,兄终弟及和父子相继为重要方式。早期契丹社会组织先后大致经历了北魏末年至隋时松散的部落联合体、大贺氏酋邦式的部落联合体和遥辇氏早期国家这三种形态。
The viewpoint of"Eight chieves taking turn to be the Khan",which originated from Record of Emperor Liu Zhiyuan and Notes about Khitan,was shaped by Ouyang Xiu in his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However,the early Khitan society always consisted of more than eight clans.In fact,the ancient eight clans from the Liao history were just seven societies of the northeast areas in Northern Wei Dynasty.The eight clans of Dahe or Yaonian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Khitan society in Tang Dynasty either.During this period,the power of the Khan was lifelong and handed from the elder brother to the younger or from the father to the son in a certain clan,instead of a democratic election involving all the clans.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Khitan society approximately included three stages: a loose commonwealth between Northern Wei to Sui Dynasty,the chiefdom alike commonweal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state after the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
The viewpoint of"Eight chieves taking turn to be the Khan",which originated from Record of Emperor Liu Zhiyuan and Notes about Khitan,was shaped by Ouyang Xiu in his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However,the early Khitan society always consisted of more than eight clans.In fact,the ancient eight clans from the Liao history were just seven societies of the northeast areas in Northern Wei Dynasty.The eight clans of Dahe or Yaonian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Khitan society in Tang Dynasty either.During this period,the power of the Khan was lifelong and handed from the elder brother to the younger or from the father to the son in a certain clan,instead of a democratic election involving all the clans.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Khitan society approximately included three stages: a loose commonwealth between Northern Wei to Sui Dynasty,the chiefdom alike commonweal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state after the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
引文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17).
[4]张去非.关于契丹汗位的承袭制度[J].历史教学,1964,(8).
[5]林鹄.契丹选汗说商兑——兼论所谓北族推选传统[A].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4.
[6]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陈述.契丹史论证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8]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孙进己.契丹部落组织的发展变化初探[J].社会科学辑刊,1981,(4).
[11]田广林.契丹古八部质疑[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
[1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王若钦.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辨[J].北方文物,2003,(4).
[18]蔡美彪,等.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J].历史研究,1964,(5,6).
[19]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0]陶宗仪.说郛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1]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2]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3]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5]向南.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26]任爱君.契丹“盐池宴”、“诸弟之乱”与夷离堇任期问题[J].史学集刊,2006,(6).
[27]克莱森.国家起源的方式与原因[J].胡磊,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7,(13).
(1)具体参见赵卫邦《契丹国家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武玉环《契丹部落联盟与辽初政体》(《松辽学刊》2000年第1期)、《辽代部族制度初探》(《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2)参见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0页)、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2005,第410页)、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4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卷7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3~155页)。
(3)各“八部”具体部名以《辽史》所载为准。《汉高祖实录》《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错将“遥辇氏八部”各部冠于“大贺氏八部”名下,《契丹国志》(中华书局,2014年,第3页)则将其视为契丹始祖生八子所分的古八部。各部名称因史书传抄个别字上也略有不同。
(4)《辽史·世表》作“泥礼”,《太祖纪》《刑法志》亦作“雅里”。
(1)该划分为姚从吾先生所肯定,刘浦江先生的“中土和北朝两个文献系统”亦与其一致。见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东北史论丛》上,中正书局,1977,第248~282页)、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2)《辽史·世表》亦言阿保机“不肯受代,自号为王”,与中原文献一致,这是《世表》编纂时径袭《新唐书》所致。
(3)李克用和阿保机会盟的时间,有天祐元年、天祐二年和天祐四年三种记载。而持天祐四年会盟说的依据之一“唐室为贼所窜”,实指昭宗天祐元年被迫东迁,并非朱温代唐;李克用死于开平二年初,据《新五代史》卷37《伶官传》,其曾遗言:“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吾遗恨也。”据《辽史·太祖纪上》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阿保机和朱温至迟在天祐三年已互通使者,《册府元龟》卷972载开平元年四月、五月契丹两派使者向后梁朝贡,《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其于后梁建立后求封册,后梁要其助灭河东。则契丹在天祐三年至四年一直与朱温保持良好关系,其至迟于天祐三年“背晋归梁”,很难想象此后李克用还能与契丹盟会灭梁。
(1)《辽史·食货志下》亦言:“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该说法显然直接取自《新五代史》。
(1)《魏书·契丹传》中又作“莫弗贺”,《隋书·契丹传》及《北史·契丹传》作“莫贺弗”。
(2)此处依《旧唐书·契丹传》,《新唐书·契丹传》载娑固为失活之弟,窟哥失活之间另有松漠都督阿卜固,其与窟哥关系未见记载。
(3)这里的“父子相继”确切指父辈传给子侄。作为马上民族的契丹其选任领袖更看重其领兵作战、威服诸部的能力,那么依血缘世袭时,兄终弟及应为最合理的方式,而权力在同辈间传至最后一位弟弟后必然要转入下一世,这时父子相继就不可避免。
(1)《辽史·仪卫志四》载,“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纛之赐,是为国仗”,“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
[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17).
[4]张去非.关于契丹汗位的承袭制度[J].历史教学,1964,(8).
[5]林鹄.契丹选汗说商兑——兼论所谓北族推选传统[A].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4.
[6]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陈述.契丹史论证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8]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孙进己.契丹部落组织的发展变化初探[J].社会科学辑刊,1981,(4).
[11]田广林.契丹古八部质疑[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
[1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王若钦.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辨[J].北方文物,2003,(4).
[18]蔡美彪,等.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J].历史研究,1964,(5,6).
[19]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0]陶宗仪.说郛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1]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2]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3]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5]向南.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26]任爱君.契丹“盐池宴”、“诸弟之乱”与夷离堇任期问题[J].史学集刊,2006,(6).
[27]克莱森.国家起源的方式与原因[J].胡磊,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7,(13).
(1)具体参见赵卫邦《契丹国家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武玉环《契丹部落联盟与辽初政体》(《松辽学刊》2000年第1期)、《辽代部族制度初探》(《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2)参见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0页)、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2005,第410页)、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4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卷7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3~155页)。
(3)各“八部”具体部名以《辽史》所载为准。《汉高祖实录》《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错将“遥辇氏八部”各部冠于“大贺氏八部”名下,《契丹国志》(中华书局,2014年,第3页)则将其视为契丹始祖生八子所分的古八部。各部名称因史书传抄个别字上也略有不同。
(4)《辽史·世表》作“泥礼”,《太祖纪》《刑法志》亦作“雅里”。
(1)该划分为姚从吾先生所肯定,刘浦江先生的“中土和北朝两个文献系统”亦与其一致。见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东北史论丛》上,中正书局,1977,第248~282页)、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2)《辽史·世表》亦言阿保机“不肯受代,自号为王”,与中原文献一致,这是《世表》编纂时径袭《新唐书》所致。
(3)李克用和阿保机会盟的时间,有天祐元年、天祐二年和天祐四年三种记载。而持天祐四年会盟说的依据之一“唐室为贼所窜”,实指昭宗天祐元年被迫东迁,并非朱温代唐;李克用死于开平二年初,据《新五代史》卷37《伶官传》,其曾遗言:“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吾遗恨也。”据《辽史·太祖纪上》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阿保机和朱温至迟在天祐三年已互通使者,《册府元龟》卷972载开平元年四月、五月契丹两派使者向后梁朝贡,《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其于后梁建立后求封册,后梁要其助灭河东。则契丹在天祐三年至四年一直与朱温保持良好关系,其至迟于天祐三年“背晋归梁”,很难想象此后李克用还能与契丹盟会灭梁。
(1)《辽史·食货志下》亦言:“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该说法显然直接取自《新五代史》。
(1)《魏书·契丹传》中又作“莫弗贺”,《隋书·契丹传》及《北史·契丹传》作“莫贺弗”。
(2)此处依《旧唐书·契丹传》,《新唐书·契丹传》载娑固为失活之弟,窟哥失活之间另有松漠都督阿卜固,其与窟哥关系未见记载。
(3)这里的“父子相继”确切指父辈传给子侄。作为马上民族的契丹其选任领袖更看重其领兵作战、威服诸部的能力,那么依血缘世袭时,兄终弟及应为最合理的方式,而权力在同辈间传至最后一位弟弟后必然要转入下一世,这时父子相继就不可避免。
(1)《辽史·仪卫志四》载,“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纛之赐,是为国仗”,“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