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时代“祥瑞现象”若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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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祥瑞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可以"佐证"君主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历代统治者均设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对祥瑞的处理也有专门的处理方式,明代也不例外。但在另一方面,明代统治者受儒家文化影响,多次下令禁止举行祥瑞庆贺活动。祥瑞在明世宗朝显现出短暂复苏的面貌,表现为:一是祥瑞现象众多;二是确立了完善的祥瑞运行机制;三是明世宗本人呈现出喜好祥瑞的形象。这既缘于儒家士大夫始终不愿意放弃"天人感应"这一祥瑞政治文化的理论依据,也得益于明世宗"神王二道,裁理天下"统治思想的直接推动。总体来看,祥瑞在学理层面无法获得儒家士大夫的支持以及过于依赖明世宗本人因素的生存状况,依旧无法改变祥瑞政治文化日渐消亡的总体趋势。
As a tool in ancient China, "Xiangrui" can "prove" the "legality" of the monarchy. All the rul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had set up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s to manage them, also had special ways to deal with "Xiangrui", and the Ming Dynasty was no excep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lers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repeatedly ordered the "Xiangrui" celebrations to be banned. "Xiangrui" showed a brief recover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erformances were as follow: First, there were many phenomena of "Xiangrui". Second, the perfect "Xiangrui" oper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Third, Emperor Shizong himself showed a liking for "Xiangrui" images.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fucian scholars have always been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Xiangrui"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direct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the Emperor Shizong "the God and the King, the rule of the world". On the whole, "Xiangrui" couldn't get the support of Confucian scholars at the academic level and it relied too much on Emperor Shizong's own factors. So it still could not change the overall trend of Xiangrui's political culture dying out day by day.
As a tool in ancient China, "Xiangrui" can "prove" the "legality" of the monarchy. All the rul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had set up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s to manage them, also had special ways to deal with "Xiangrui", and the Ming Dynasty was no excep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lers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repeatedly ordered the "Xiangrui" celebrations to be banned. "Xiangrui" showed a brief recover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erformances were as follow: First, there were many phenomena of "Xiangrui". Second, the perfect "Xiangrui" oper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Third, Emperor Shizong himself showed a liking for "Xiangrui" images.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fucian scholars have always been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Xiangrui"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direct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the Emperor Shizong "the God and the King, the rule of the world". On the whole, "Xiangrui" couldn't get the support of Confucian scholars at the academic level and it relied too much on Emperor Shizong's own factors. So it still could not change the overall trend of Xiangrui's political culture dying out day by day.
引文
(1)《明世宗实录》卷534,“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乙卯”条,第8680页。
(1)(明)海瑞:《治安疏》,摘自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明经世文编》卷30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57页。
(2)(清)弘历:《乾隆御批纲鉴》,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6756-6757页。
(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2页。
(4)林延清:《嘉靖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5)参看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胡凡《嘉靖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1-472页;卜键《明世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6-177页;程志强《明世宗崇道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1-75页;刘言《“祥瑞”与明代政治》,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6)本文所讨论的祥瑞,只局限于表征明世宗统治的相关祥瑞现象,至于史书中记载的其他祥瑞,则不在文章的讨论范围内。
(1)受文章立意限制,本表只收录与明世宗有关的祥瑞现象。至于史书中记载的其他祥瑞现象,如嘉靖三年(1524)八月晋王府出现的甘泉等祥瑞现象(《明世宗实录》卷42,第1096页),因其强调的是西河王朱奇溯的孝感之应,与明世宗无关,故不收录。另外,对于史书中记载的“瑞雨”“瑞雪”等现象,本文认为它们应属于“禳灾”之举,而非祥瑞,故不收录。
(1)对明世宗时代祥瑞现象的基本运行模式,借鉴了金霞《两汉魏晋南北朝祥瑞灾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和方诚峰《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第215-253页,第395页)二文的研究方法,特此谨表致谢。
(2)(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8页。
(3)(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0页。
(4)(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1页。
(5)《明世宗实录》卷3,“正德十六年五月丙子条”,第108页。
(6)《明世宗实录》卷81,“嘉靖六年十月乙巳条”,第1791页。
(1)(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5页。
(2)《明世宗实录》卷277,“嘉靖二十二年八月丙子条”,第5413-5414页。
(3)(清)张廷玉:《明史·杨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96页。
(4)《明世宗实录》卷277,“嘉靖二十二年八月条”,第5414-5419页。
(5)《明世宗实录》记载的第一条祥瑞史料就是嘉靖三年五月晋王府出现的甘泉等祥瑞现象(《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丙午条”,第1096页)因其强调的是西河王朱奇溯的孝感之应,与明世宗无关,故不收录。
(6)《明世宗实录》卷221,“嘉靖十八年六月丁未条”,第4685页。
(7)《明世宗实录》卷128,“嘉靖十年八月甲辰条”,第3076页。
(8)《明世宗实录》卷491,“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戊午条”,第8174页。
(9)《明世宗实录》卷516,“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辛酉条”,第8471页。
(1)《明世宗实录》卷517,“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丁酉条”,第8486页。
(2)《明世宗实录》卷437,“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辛未条”,第7514页。
(3)《明世宗实录》卷107,“嘉靖八年十一月戊戌条”,第2532-2533页。
(4)(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有司表奏灾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76-577页。
(5)《明世宗实录》卷130,“嘉靖十年九月戊寅条”,第3097-3098页。
(6)(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非正瑞勿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81页。对于此事时间,《礼部志稿》所记时间为嘉靖十三年三月,《实录》、《国榷》俱记为嘉靖十二年三月。此处以《实录》为准。
(7)《明世宗实录》卷148,“嘉靖十二年三月庚午条”,第3419页。
(8)《明世宗实录》卷219,“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己巳条”,第4517页。
(9)《明世宗实录》卷458,“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丁亥条”,第7746-7747页。
(1)《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辛亥条”,第7963页。
(2)《明世宗实录》卷338,“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庚子条”,第6716页。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贺唁鸟兽文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4页。
(4)沈约:《宋书·符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3页。
(5)《明世宗实录》卷86,“嘉靖七年三月己亥条”,第1966页。
(6)《明世宗实录》卷195,“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辛未条”,第4134页。
(7)《明世宗实录》卷127,“嘉靖十年闰六月”,第3029-3040页。
(1)《明世宗实录》卷129,“嘉靖十年八月甲辰条”,第3076页。
(2)《明世宗实录》卷86,“嘉靖七年三月己亥条”,第1966页。
(3)《明世宗实录》卷129,“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壬申条”,第5562页。
(4)(明)袁炜:《瑞谷颂》,摘自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明经世文编》卷27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5-2956页。
(1)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中,游自勇的《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和陈侃理的《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虽以灾异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也简单述及了中古时代以来祥瑞文化的发展历程;孙英刚的《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与刘浦江的《“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第209页)则各自对中古时代和宋代以后的祥瑞政治文化发展状况进行了叙述;许哲娜的《传统君权思想演变与五色符瑞、眚祥符号兴衰》(《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0-89页)虽以探讨君权思想与祥瑞灾异文化关系为研究重点,但也对中古时代以来祥瑞文化发展历程有所论述。
(2)本文中出现的二十四史“志传”序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版本依据。
(3)《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无志;《晋书》只有《五行志》;《隋书》本无志,唐高宗时将《五代史志》编入隋书,但只有《五行志》;而《旧唐书·五行志》内虽记有祥瑞现象,但数量远少于对灾异的记载,且与灾异混合记载。
(4)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3-34页。
(5)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1)许哲娜:《传统君权思想演变与五色符瑞、眚祥符号兴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5页.
(2)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4页。
(3)(宋)郑樵:《通志》卷74,志853,“灾祥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元)脱脱:《宋史·五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8页。
(5)(清)张廷玉:《明史·宋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85页。
(6)(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2页。
(1)(清)赵翼著,曹光甫点校:《廿二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53-754页。
(2)(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2《却庆贺之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43-44页。
(3)(明)宋濂:《元史·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9-1050页。
(1)《明世宗实录》卷1,第1-2页。
(2)(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485-1486页。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黄河清》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31页。
(4)《明武宗实录》卷29,“正德二年八月辛巳条”,第739页。
(5)《明世宗实录》卷107,“嘉靖八年十一月戊戌条”,第2533页。
(6)李军靖:《〈洪范〉与古代政治文明》,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1页。
(7)吴华军:《明嘉靖时期“祥瑞”文化探析》,《新乡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56页。
(8)《明世宗实录》卷25,“嘉靖二年四月壬申条”,第703页。
(1)(清)张廷玉:《明史·杨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96页。
(2)《明世宗实录》卷263,“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条”,第5217页。对于明世宗的这一主张,方志远解释为明世宗在深思熟虑之后,为自己不视早朝和修道养生寻找的托词。(参看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如果仅从该论述来看,方氏的说法无误;但如果结合明世宗中后期的治理方式来看,这不如说是明世宗对其统治思想的公开阐述。
(3)《明世宗实录》卷405,“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条”,第7077页。
(4)(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类奏灾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82页。
(5)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弭灾修省活动》,摘自南炳文、商传《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6)《明世宗实录》卷261,“嘉靖二十一年五月戊戌条”,第5200页。
(1)赵轶峰:《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第152-162页。
(2)《明世宗实录》卷133,“嘉靖十年十二月戊子条”,第3148页。
(3)(清)夏燮:《明通鉴》卷55,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80-2081页。
(4)此吴山与前文中任河南巡抚的吴山非同一人。此处的吴山,字曰静,今江西高安人,嘉靖十四年进士。
(5)(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救日月食行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94-595页。
(6)(清)谈迁:《国榷》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954页。
(7)(清)张廷玉:《明史·吴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93页。对于世宗对吴山的处分,谈迁《国榷》(第3594页)、夏燮《明通鉴》(第2413页)与《明史》记载相同;而《明实录》则记载了吴山也被罚俸半年的遭遇(《明世宗实录》,第8183页)。但总体而言,世宗对吴山的处罚依旧较轻。
(8)《明世宗实录》卷493,“嘉靖四十年二月辛卯条”,第8184页。
(1)(清)张廷玉:《明史·吴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93页。
(2)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0-241页;第253-254页。
(3)(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祥瑞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4-95页。
(4)岳天雷:《高拱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0-73页。
(1)(明)海瑞:《治安疏》,摘自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明经世文编》卷30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57页。
(2)(清)弘历:《乾隆御批纲鉴》,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6756-6757页。
(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2页。
(4)林延清:《嘉靖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5)参看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胡凡《嘉靖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1-472页;卜键《明世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6-177页;程志强《明世宗崇道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1-75页;刘言《“祥瑞”与明代政治》,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6)本文所讨论的祥瑞,只局限于表征明世宗统治的相关祥瑞现象,至于史书中记载的其他祥瑞,则不在文章的讨论范围内。
(1)受文章立意限制,本表只收录与明世宗有关的祥瑞现象。至于史书中记载的其他祥瑞现象,如嘉靖三年(1524)八月晋王府出现的甘泉等祥瑞现象(《明世宗实录》卷42,第1096页),因其强调的是西河王朱奇溯的孝感之应,与明世宗无关,故不收录。另外,对于史书中记载的“瑞雨”“瑞雪”等现象,本文认为它们应属于“禳灾”之举,而非祥瑞,故不收录。
(1)对明世宗时代祥瑞现象的基本运行模式,借鉴了金霞《两汉魏晋南北朝祥瑞灾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和方诚峰《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第215-253页,第395页)二文的研究方法,特此谨表致谢。
(2)(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8页。
(3)(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0页。
(4)(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1页。
(5)《明世宗实录》卷3,“正德十六年五月丙子条”,第108页。
(6)《明世宗实录》卷81,“嘉靖六年十月乙巳条”,第1791页。
(1)(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5页。
(2)《明世宗实录》卷277,“嘉靖二十二年八月丙子条”,第5413-5414页。
(3)(清)张廷玉:《明史·杨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96页。
(4)《明世宗实录》卷277,“嘉靖二十二年八月条”,第5414-5419页。
(5)《明世宗实录》记载的第一条祥瑞史料就是嘉靖三年五月晋王府出现的甘泉等祥瑞现象(《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丙午条”,第1096页)因其强调的是西河王朱奇溯的孝感之应,与明世宗无关,故不收录。
(6)《明世宗实录》卷221,“嘉靖十八年六月丁未条”,第4685页。
(7)《明世宗实录》卷128,“嘉靖十年八月甲辰条”,第3076页。
(8)《明世宗实录》卷491,“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戊午条”,第8174页。
(9)《明世宗实录》卷516,“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辛酉条”,第8471页。
(1)《明世宗实录》卷517,“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丁酉条”,第8486页。
(2)《明世宗实录》卷437,“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辛未条”,第7514页。
(3)《明世宗实录》卷107,“嘉靖八年十一月戊戌条”,第2532-2533页。
(4)(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有司表奏灾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76-577页。
(5)《明世宗实录》卷130,“嘉靖十年九月戊寅条”,第3097-3098页。
(6)(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非正瑞勿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81页。对于此事时间,《礼部志稿》所记时间为嘉靖十三年三月,《实录》、《国榷》俱记为嘉靖十二年三月。此处以《实录》为准。
(7)《明世宗实录》卷148,“嘉靖十二年三月庚午条”,第3419页。
(8)《明世宗实录》卷219,“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己巳条”,第4517页。
(9)《明世宗实录》卷458,“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丁亥条”,第7746-7747页。
(1)《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辛亥条”,第7963页。
(2)《明世宗实录》卷338,“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庚子条”,第6716页。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贺唁鸟兽文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4页。
(4)沈约:《宋书·符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3页。
(5)《明世宗实录》卷86,“嘉靖七年三月己亥条”,第1966页。
(6)《明世宗实录》卷195,“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辛未条”,第4134页。
(7)《明世宗实录》卷127,“嘉靖十年闰六月”,第3029-3040页。
(1)《明世宗实录》卷129,“嘉靖十年八月甲辰条”,第3076页。
(2)《明世宗实录》卷86,“嘉靖七年三月己亥条”,第1966页。
(3)《明世宗实录》卷129,“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壬申条”,第5562页。
(4)(明)袁炜:《瑞谷颂》,摘自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明经世文编》卷27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5-2956页。
(1)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中,游自勇的《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和陈侃理的《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虽以灾异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也简单述及了中古时代以来祥瑞文化的发展历程;孙英刚的《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与刘浦江的《“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第209页)则各自对中古时代和宋代以后的祥瑞政治文化发展状况进行了叙述;许哲娜的《传统君权思想演变与五色符瑞、眚祥符号兴衰》(《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0-89页)虽以探讨君权思想与祥瑞灾异文化关系为研究重点,但也对中古时代以来祥瑞文化发展历程有所论述。
(2)本文中出现的二十四史“志传”序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版本依据。
(3)《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无志;《晋书》只有《五行志》;《隋书》本无志,唐高宗时将《五代史志》编入隋书,但只有《五行志》;而《旧唐书·五行志》内虽记有祥瑞现象,但数量远少于对灾异的记载,且与灾异混合记载。
(4)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3-34页。
(5)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1)许哲娜:《传统君权思想演变与五色符瑞、眚祥符号兴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5页.
(2)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4页。
(3)(宋)郑樵:《通志》卷74,志853,“灾祥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元)脱脱:《宋史·五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8页。
(5)(清)张廷玉:《明史·宋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85页。
(6)(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2页。
(1)(清)赵翼著,曹光甫点校:《廿二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53-754页。
(2)(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2《却庆贺之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43-44页。
(3)(明)宋濂:《元史·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9-1050页。
(1)《明世宗实录》卷1,第1-2页。
(2)(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485-1486页。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黄河清》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31页。
(4)《明武宗实录》卷29,“正德二年八月辛巳条”,第739页。
(5)《明世宗实录》卷107,“嘉靖八年十一月戊戌条”,第2533页。
(6)李军靖:《〈洪范〉与古代政治文明》,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1页。
(7)吴华军:《明嘉靖时期“祥瑞”文化探析》,《新乡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56页。
(8)《明世宗实录》卷25,“嘉靖二年四月壬申条”,第703页。
(1)(清)张廷玉:《明史·杨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96页。
(2)《明世宗实录》卷263,“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条”,第5217页。对于明世宗的这一主张,方志远解释为明世宗在深思熟虑之后,为自己不视早朝和修道养生寻找的托词。(参看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如果仅从该论述来看,方氏的说法无误;但如果结合明世宗中后期的治理方式来看,这不如说是明世宗对其统治思想的公开阐述。
(3)《明世宗实录》卷405,“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条”,第7077页。
(4)(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类奏灾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82页。
(5)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弭灾修省活动》,摘自南炳文、商传《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6)《明世宗实录》卷261,“嘉靖二十一年五月戊戌条”,第5200页。
(1)赵轶峰:《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第152-162页。
(2)《明世宗实录》卷133,“嘉靖十年十二月戊子条”,第3148页。
(3)(清)夏燮:《明通鉴》卷55,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80-2081页。
(4)此吴山与前文中任河南巡抚的吴山非同一人。此处的吴山,字曰静,今江西高安人,嘉靖十四年进士。
(5)(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8《救日月食行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94-595页。
(6)(清)谈迁:《国榷》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954页。
(7)(清)张廷玉:《明史·吴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93页。对于世宗对吴山的处分,谈迁《国榷》(第3594页)、夏燮《明通鉴》(第2413页)与《明史》记载相同;而《明实录》则记载了吴山也被罚俸半年的遭遇(《明世宗实录》,第8183页)。但总体而言,世宗对吴山的处罚依旧较轻。
(8)《明世宗实录》卷493,“嘉靖四十年二月辛卯条”,第8184页。
(1)(清)张廷玉:《明史·吴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93页。
(2)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0-241页;第253-254页。
(3)(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祥瑞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4-95页。
(4)岳天雷:《高拱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0-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