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907—1909年日本界定的“间岛”地理范围
摘要
"间岛"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使特权的势力范围。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然而外务省在签订《间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范围,这一方面与吉林边务公署与统监府派出所的斗争有关,另一方面与外务省抛弃土门、豆满二江说也有关系。"间岛"东部界线划在嘎呀河上,有赖于外务省通过谈判成功开放百草沟,从而弥补了派出所在当地的渗透失败。
引文
(1)学界有关“间岛问题”谈判的研究,有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526页;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91-163页;李花子《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等。
(2)《间岛协约》在1909年签订时的全称为《有关间岛的日清协约》,后来中方称之为《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实际上不单单包括界务的内容。
(1)有关朝鲜人越境的交涉,详见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李重夏:《乙酉別單》,《土門勘界》(1885年),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21036,胶片第8页。
(3)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4)《統監府文書》5,“一二.電受合綴一·二·三·四”,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年版,第413-415页。
(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5952-5953页。
(6)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125-126页。
(7)李重夏:《乙酉別單》,胶片第8页。
(8)有关大韩帝国的“间岛”政策,详见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369-445页;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第157-173页。
(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694-5695、5746-5747、5788、5805、5821页。
(2)参见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编《舊韓國外交文書》第9卷,清案2,高麗大學校出版部1970年版,第639、657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693-5694页。
(3)有关日本报纸宣传“间岛”,参见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161-162页,转引自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455页。
(4)有关日本驻朝鲜军对“间岛”范围的调查,详见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37-39页。
(5)《間島境界調査材料》(1905年11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日露戦役-M37-6-127/1428,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网,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6040131500。
(6)1712年穆克登立于长白山东南麓的定界碑,其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表示中朝两国以西边的鸭绿江,东边的图们江为界,碑立于其中间的分水岭上。
(7)据笔者实地考察,黑石沟的上游连接定界碑,下游靠近二道松花江支流五道白河,二者并不相连。黑石沟的东南岸筑有石堆、土堆,其下还有40余里的木栅连接到图们江源上,但由于年代久远,木栅早已朽烂难辨,详见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边界的标识物——长白山土堆群的新发现》,《朝鲜族研究2013》,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142页。
(8)《間島ニ関スル調査概要》(1906年3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間島ノ版図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第1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网,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3041192800,REEL No.1-0350/0445。
(1)張志淵:《大韓新地志》第2卷,首爾,漢陽書館1907年版,第139页。
(1)篠田治策:《間島問題の回顧》,京城(首爾),谷岡商店印刷部1930年版,第4-12页;篠田治策编:《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1910年),水原,史芸研究所2000年影印版,第47页。
(2)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编:《舊韓國外交關係附屬文書》第8卷,間島案,首爾,高麗大學校出版部1974年版,第83页。
(3)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158-159页。
(1)有关朝鲜人裁判权的谈判过程,详见李花子《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
(2)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165-168页。
(1)1907年10月20日,吴禄贞到达局子街,同月25日,陈昭常到达局子街。参见《統監府文書》第2册,“間島問題關書類一~三”,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年版,第404、413-412页。
(2)《統監府文書》第9册,“四.間島派出所年報”,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年版,第79-80页;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242-248页。
(3)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368-369页。
(4)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370-371页。
(5)敦化县设于1882年(光绪八年),归属奉天省吉林府。
(6)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1卷第1册,“間島問題一件”,東京,巖南堂書店2002年版,第442-445、457-460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73卷,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13页;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360页。
(7)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1卷第1册,第445、459-460页。
(1)《統監府文書》第9册,“四、間島派出所年報”,第88页;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1卷第1册,第514页。
(1)统监府派出所的施政方针第一条规定:“虽然间岛所属未定,但是在将来要作为韩国领土,增进帝国(指日本)及韩国臣民的福利”(篠田治策:《間島問題の回顧》,第34页)。
(2)有关日本外务省“间岛问题”的谈判策略,详见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48-51页。
(3)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2卷第1册,“満洲に関する日清協約締結一件”,東京,巖南堂書店2002年版,第240页。
(4)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其东部界线为珲春河与嘎呀河的分水岭,位于嘎呀河以东(篠田治策编:《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47页)。
(5)有关日本外务省牵制性地利用“二江说”,详见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在图们江以北划出朝鲜人与中国人的杂居区,这是由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提出的。1907年12月18日,他在致外务大臣的电报中提出此建议。参见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0卷第2册,第188页。
(2)1908年7月,统监府派出所准备增设百草沟、八道沟、杰满洞、东京台4个宪兵分遣所,但由于中方的抵制只设了3个,百草沟(嘎呀河)未能设立分遣所。参见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編《舊韓國外交關係附屬文書》第8卷,“間島案”,第82、114页。
(3)在“间岛问题”谈判时,日方提出图们江上游以红土山水为界,这是光绪勘界时朝方的主张,中方则要求以石乙水为界,这同样是光绪勘界时中方的主张。详见李花子《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
(4)有关日本在东三省设立的领事馆警察机构,详见李洪锡《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领事馆警察机构研究——以对东北地区朝鲜民族统治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盛煥:《近代東ァヅァの政治力学ー間島をめぐる日中朝関係の史的展開ー》,東京,錦正社1991年版,第93页。
(1)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2册,236-267页,转引自李盛煥《近代東ァヅァの政治力学ー間島をめぐる日中朝関係の史的展開ー》,第95-96页。
(1)1909年《间岛协约》签订以后,中方加快了在延边建制的步伐。同年珲春副都统改为珲春厅,延吉厅改为延吉府,东南路分巡兵备道先设于珲春,后转至延吉。同时设立了汪清县、和龙县,均隶属于东南路道。第二年,还设立了安图县(松江镇),但不属于延吉府,而是隶属于奉天省长白府。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第二年改延吉府为延吉县,珲春厅为珲春县,均隶属于延吉道,延吉设有道尹公署。至此,以延吉为中心的行政设施渐趋完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东北地区扶植和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12月,日本在延边地区设置了“间岛省”,包括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等5县,延吉成为间岛省省会。1943年4月1日,延吉县升格为“间岛市”,成为间岛省直辖市。延吉火车站改称“间岛”站。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在延吉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自治州”。延边自治州除了延、和、汪、珲、安以外,1958年又将敦化县包括进来,形成了现今包括6市2县(延吉、龙井、和龙、汪清、图们、安图、珲春、敦化)的地级行政建置(参见吉林省延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吉市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2)《间岛协约》在1909年签订时的全称为《有关间岛的日清协约》,后来中方称之为《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实际上不单单包括界务的内容。
(1)有关朝鲜人越境的交涉,详见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李重夏:《乙酉別單》,《土門勘界》(1885年),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21036,胶片第8页。
(3)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4)《統監府文書》5,“一二.電受合綴一·二·三·四”,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年版,第413-415页。
(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5952-5953页。
(6)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125-126页。
(7)李重夏:《乙酉別單》,胶片第8页。
(8)有关大韩帝国的“间岛”政策,详见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369-445页;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第157-173页。
(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694-5695、5746-5747、5788、5805、5821页。
(2)参见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编《舊韓國外交文書》第9卷,清案2,高麗大學校出版部1970年版,第639、657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693-5694页。
(3)有关日本报纸宣传“间岛”,参见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161-162页,转引自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455页。
(4)有关日本驻朝鲜军对“间岛”范围的调查,详见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37-39页。
(5)《間島境界調査材料》(1905年11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日露戦役-M37-6-127/1428,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网,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6040131500。
(6)1712年穆克登立于长白山东南麓的定界碑,其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表示中朝两国以西边的鸭绿江,东边的图们江为界,碑立于其中间的分水岭上。
(7)据笔者实地考察,黑石沟的上游连接定界碑,下游靠近二道松花江支流五道白河,二者并不相连。黑石沟的东南岸筑有石堆、土堆,其下还有40余里的木栅连接到图们江源上,但由于年代久远,木栅早已朽烂难辨,详见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边界的标识物——长白山土堆群的新发现》,《朝鲜族研究2013》,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142页。
(8)《間島ニ関スル調査概要》(1906年3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間島ノ版図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第1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网,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3041192800,REEL No.1-0350/0445。
(1)張志淵:《大韓新地志》第2卷,首爾,漢陽書館1907年版,第139页。
(1)篠田治策:《間島問題の回顧》,京城(首爾),谷岡商店印刷部1930年版,第4-12页;篠田治策编:《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1910年),水原,史芸研究所2000年影印版,第47页。
(2)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编:《舊韓國外交關係附屬文書》第8卷,間島案,首爾,高麗大學校出版部1974年版,第83页。
(3)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158-159页。
(1)有关朝鲜人裁判权的谈判过程,详见李花子《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
(2)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165-168页。
(1)1907年10月20日,吴禄贞到达局子街,同月25日,陈昭常到达局子街。参见《統監府文書》第2册,“間島問題關書類一~三”,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年版,第404、413-412页。
(2)《統監府文書》第9册,“四.間島派出所年報”,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年版,第79-80页;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242-248页。
(3)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368-369页。
(4)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370-371页。
(5)敦化县设于1882年(光绪八年),归属奉天省吉林府。
(6)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1卷第1册,“間島問題一件”,東京,巖南堂書店2002年版,第442-445、457-460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73卷,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13页;篠田治策編:《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360页。
(7)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1卷第1册,第445、459-460页。
(1)《統監府文書》第9册,“四、間島派出所年報”,第88页;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1卷第1册,第514页。
(1)统监府派出所的施政方针第一条规定:“虽然间岛所属未定,但是在将来要作为韩国领土,增进帝国(指日本)及韩国臣民的福利”(篠田治策:《間島問題の回顧》,第34页)。
(2)有关日本外务省“间岛问题”的谈判策略,详见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48-51页。
(3)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2卷第1册,“満洲に関する日清協約締結一件”,東京,巖南堂書店2002年版,第240页。
(4)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其东部界线为珲春河与嘎呀河的分水岭,位于嘎呀河以东(篠田治策编:《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第47页)。
(5)有关日本外务省牵制性地利用“二江说”,详见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在图们江以北划出朝鲜人与中国人的杂居区,这是由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提出的。1907年12月18日,他在致外务大臣的电报中提出此建议。参见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0卷第2册,第188页。
(2)1908年7月,统监府派出所准备增设百草沟、八道沟、杰满洞、东京台4个宪兵分遣所,但由于中方的抵制只设了3个,百草沟(嘎呀河)未能设立分遣所。参见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編《舊韓國外交關係附屬文書》第8卷,“間島案”,第82、114页。
(3)在“间岛问题”谈判时,日方提出图们江上游以红土山水为界,这是光绪勘界时朝方的主张,中方则要求以石乙水为界,这同样是光绪勘界时中方的主张。详见李花子《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
(4)有关日本在东三省设立的领事馆警察机构,详见李洪锡《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领事馆警察机构研究——以对东北地区朝鲜民族统治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盛煥:《近代東ァヅァの政治力学ー間島をめぐる日中朝関係の史的展開ー》,東京,錦正社1991年版,第93页。
(1)外務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2册,236-267页,转引自李盛煥《近代東ァヅァの政治力学ー間島をめぐる日中朝関係の史的展開ー》,第95-96页。
(1)1909年《间岛协约》签订以后,中方加快了在延边建制的步伐。同年珲春副都统改为珲春厅,延吉厅改为延吉府,东南路分巡兵备道先设于珲春,后转至延吉。同时设立了汪清县、和龙县,均隶属于东南路道。第二年,还设立了安图县(松江镇),但不属于延吉府,而是隶属于奉天省长白府。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第二年改延吉府为延吉县,珲春厅为珲春县,均隶属于延吉道,延吉设有道尹公署。至此,以延吉为中心的行政设施渐趋完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东北地区扶植和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12月,日本在延边地区设置了“间岛省”,包括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等5县,延吉成为间岛省省会。1943年4月1日,延吉县升格为“间岛市”,成为间岛省直辖市。延吉火车站改称“间岛”站。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在延吉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自治州”。延边自治州除了延、和、汪、珲、安以外,1958年又将敦化县包括进来,形成了现今包括6市2县(延吉、龙井、和龙、汪清、图们、安图、珲春、敦化)的地级行政建置(参见吉林省延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吉市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