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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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相继在藏东地区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造像遗存,其石刻题记提供了有关造像工程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根据石刻题记可知,这些造像工程的组织者为吐蕃著名高僧郭·益西央。在题记中,除了强调"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的宗教目的,还提到"初与唐会盟时"这一历史背景。由此推测,这批造像很可能是在吐蕃与唐积极酝酿再次会盟的历史背景之下,益西央僧团为配合和促进唐蕃之间的友好会盟而刻写的石刻,其核心价值在于"以佛证盟"。这类石刻与吐蕃王朝为纪念会盟而开凿的石窟、建立的佛寺、树立的兴佛证盟石碑等可能均具有相同的性质。
In recent years,a batch of Buddhist cliffside carvings in Tubo period were found successively in eastern Tibetan area.The inscription in the carvings provided us with quite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rvings.We were able to know from the existed carved inscriptions that the organizer of the project was the famous monk Go Ye shes dbyang,and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was "For the sake of the merits and virtues of Tsanpo and the sentient being,Buddhist images and prayers were carved".However,in fact,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xt was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ang".Thus we could infer that these images and inscriptions were carved by the monastic team organized by Ye shes dbya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Tubo and Tang when this issue was put forward again.The core value of these carvings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 that " Buddha bears witness to the alliance".We could further speculate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rvings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some other caves,monasteries,and edicts,which were bulit to commemorate the alliance in the Tubo dynasty.
In recent years,a batch of Buddhist cliffside carvings in Tubo period were found successively in eastern Tibetan area.The inscription in the carvings provided us with quite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rvings.We were able to know from the existed carved inscriptions that the organizer of the project was the famous monk Go Ye shes dbyang,and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was "For the sake of the merits and virtues of Tsanpo and the sentient being,Buddhist images and prayers were carved".However,in fact,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xt was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ang".Thus we could infer that these images and inscriptions were carved by the monastic team organized by Ye shes dbya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Tubo and Tang when this issue was put forward again.The core value of these carvings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 that " Buddha bears witness to the alliance".We could further speculate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rvings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some other caves,monasteries,and edicts,which were bulit to commemorate the alliance in the Tubo dynasty.
引文
①分别参见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许新国:《露斯沟摩崖石刻图像考》,《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②此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2012年调查所获资料,尚未正式公布,但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文中,曾提到甘肃“民乐扁都口摩崖”,认为其“具体年代不明”,应当指的是这处摩崖石刻;另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中对此处石刻也有披露。
③参见《西藏昌都芒康县新发现吐蕃时期大日如来石刻像》,《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封一。
④参见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岩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本文后经修改纳入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353页。
①[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②参见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此外罗文华也在调查报告中记载:“王子今教授发现石刻上有汉文题记,作‘杨二造仏也'。”(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
③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④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⑤参见[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第190页;Amy Heller,"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irochana from Eastern Tibet,"Orientations,Vol.25,No.6,1994.
①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②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卷,第12页。
③参见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①李光文、杨松、格勒等:《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2页。
②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所附“吐蕃赞普世系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③如阿米·海勒称:“于赤松德赞之世,猴年(816),奉墀巴益西央之命刻。”([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第197页)
④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征求意见稿),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页。
⑤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再次对此处石刻进行了考古调查,核证了三组藏文题记和一组汉文题记.认为从内容上看,“第一组和第三组古藏文题记与《普贤行愿品》有关;第二组古藏文题记则言明了:1、造像时间为‘猴年夏'、‘赞普赤松德赞'时期;2、缘由为‘……巴郭益西绛、比丘达洛丹德、噶南卡宁布绛等为愿赞普寿元无疆,一切众生福泽,书此佛像愿文';3、由‘乌格涅哲夏布、雪拉公、都玛噶木及汉僧洪邦仓、华和金等勒石”'。这里出现的两名汉族工匠名“洪邦仓”、“华和金”均为藏文译音,与前人所译的“黄崩增”、“华豪景”应系同名异译,汉文题记简报中未能反映出全文的情况,仅认出个别字句。另引文中“赤松德赞”显为“赤德松赞”之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
①如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唐旧臣王锡在呈吐蓍赞普的第一道表章中称:“更植口赢,仍加冷。自到大蕃,不服水土;既无药饵,疾病尤甚”;王锡向吐蕃赞普上奏的第二道表章中称:“今者大蕃之与唐俱为大国,况仍接邻,又是舅甥诚合。使乎往来,商贾交易。”参见[法]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74页。
②参见《藏族简史》编写组编著:《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③参见赵生琛;《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121页。
④参见聂贡·官却才旦、白玛朋:《玉树地区吐蕃时期石窟雕像及摩崖介绍》,《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第4期;张宝玺:《青海境内丝绸之路及唐蕃故道上的石窟》,《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北京分公司1996年版;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王尧:《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
⑤参见[英]H·E·理查德森著、石应平译:《吐蕃摩崖石刻研究札记》,《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杜1994年版.[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Andreas Gruschke,"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s Outer Provinces Kham,"The Qinghai Part of Kham,Volume 2,White Lotus Press,2004。
⑥此处藏文题铭的汉文释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华青·道尔吉博士参考王尧释文重新释读。
①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②汉译文参见李光文、杨松、格勒等:《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第40—42页。
③参见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16页。
④关于吐蕃“钵阐布”一词的含意,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可参见李方桂:《钵掣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1年;王尧:《吐蕃钵阐布考论》,《王尧藏学文集》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394页;张延清:《吐蕃钵阐布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林冠群:《唐代吐蕃僧相官衔考》,《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等文。上述研究者意见虽有分歧,但钵阐布系吐蕃最高级别的僧官这一事实乃是共识。
①此处译文系才让根据恰白·次旦平措的藏文转录重新译出,参见才让:《敦煌藏文P.T.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②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6页。
③《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00页。
④参见(唐)白居易著:《与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敕书》,《全唐文》卷66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57—6758页。
⑤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⑥有关唐蕃长庆会盟的有关情况,中外学者对此研究成果甚丰,可参见:[美]李方桂著、吴玉贵译:《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法]石泰安著、褚俊杰译:《唐蕃会盟考》,《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七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3页。
②参见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③参见[法]石泰安著、耿升译:《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④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61页。
⑤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0页。
⑥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①参见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②参见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52、第166页。
③参见杨铭:《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参见沙武田:《一座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上)——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动机、思想及功德主试探》,《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4期。
⑤有关这篇愿文的汉译本可参见杨铭:《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
⑥《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0页。
①参见陈楠:《论唐蕃清水会盟》,《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83页。
②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②此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2012年调查所获资料,尚未正式公布,但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文中,曾提到甘肃“民乐扁都口摩崖”,认为其“具体年代不明”,应当指的是这处摩崖石刻;另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中对此处石刻也有披露。
③参见《西藏昌都芒康县新发现吐蕃时期大日如来石刻像》,《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封一。
④参见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岩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本文后经修改纳入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353页。
①[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②参见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此外罗文华也在调查报告中记载:“王子今教授发现石刻上有汉文题记,作‘杨二造仏也'。”(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
③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④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⑤参见[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第190页;Amy Heller,"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irochana from Eastern Tibet,"Orientations,Vol.25,No.6,1994.
①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②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卷,第12页。
③参见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①李光文、杨松、格勒等:《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2页。
②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所附“吐蕃赞普世系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③如阿米·海勒称:“于赤松德赞之世,猴年(816),奉墀巴益西央之命刻。”([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第197页)
④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征求意见稿),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页。
⑤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再次对此处石刻进行了考古调查,核证了三组藏文题记和一组汉文题记.认为从内容上看,“第一组和第三组古藏文题记与《普贤行愿品》有关;第二组古藏文题记则言明了:1、造像时间为‘猴年夏'、‘赞普赤松德赞'时期;2、缘由为‘……巴郭益西绛、比丘达洛丹德、噶南卡宁布绛等为愿赞普寿元无疆,一切众生福泽,书此佛像愿文';3、由‘乌格涅哲夏布、雪拉公、都玛噶木及汉僧洪邦仓、华和金等勒石”'。这里出现的两名汉族工匠名“洪邦仓”、“华和金”均为藏文译音,与前人所译的“黄崩增”、“华豪景”应系同名异译,汉文题记简报中未能反映出全文的情况,仅认出个别字句。另引文中“赤松德赞”显为“赤德松赞”之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
①如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唐旧臣王锡在呈吐蓍赞普的第一道表章中称:“更植口赢,仍加冷。自到大蕃,不服水土;既无药饵,疾病尤甚”;王锡向吐蕃赞普上奏的第二道表章中称:“今者大蕃之与唐俱为大国,况仍接邻,又是舅甥诚合。使乎往来,商贾交易。”参见[法]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74页。
②参见《藏族简史》编写组编著:《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③参见赵生琛;《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121页。
④参见聂贡·官却才旦、白玛朋:《玉树地区吐蕃时期石窟雕像及摩崖介绍》,《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第4期;张宝玺:《青海境内丝绸之路及唐蕃故道上的石窟》,《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北京分公司1996年版;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王尧:《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
⑤参见[英]H·E·理查德森著、石应平译:《吐蕃摩崖石刻研究札记》,《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杜1994年版.[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第十五辑;Andreas Gruschke,"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s Outer Provinces Kham,"The Qinghai Part of Kham,Volume 2,White Lotus Press,2004。
⑥此处藏文题铭的汉文释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华青·道尔吉博士参考王尧释文重新释读。
①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②汉译文参见李光文、杨松、格勒等:《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第40—42页。
③参见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16页。
④关于吐蕃“钵阐布”一词的含意,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可参见李方桂:《钵掣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1年;王尧:《吐蕃钵阐布考论》,《王尧藏学文集》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394页;张延清:《吐蕃钵阐布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林冠群:《唐代吐蕃僧相官衔考》,《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等文。上述研究者意见虽有分歧,但钵阐布系吐蕃最高级别的僧官这一事实乃是共识。
①此处译文系才让根据恰白·次旦平措的藏文转录重新译出,参见才让:《敦煌藏文P.T.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②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6页。
③《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00页。
④参见(唐)白居易著:《与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敕书》,《全唐文》卷66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57—6758页。
⑤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⑥有关唐蕃长庆会盟的有关情况,中外学者对此研究成果甚丰,可参见:[美]李方桂著、吴玉贵译:《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法]石泰安著、褚俊杰译:《唐蕃会盟考》,《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七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3页。
②参见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③参见[法]石泰安著、耿升译:《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④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61页。
⑤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0页。
⑥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①参见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②参见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52、第166页。
③参见杨铭:《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参见沙武田:《一座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上)——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动机、思想及功德主试探》,《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4期。
⑤有关这篇愿文的汉译本可参见杨铭:《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
⑥《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0页。
①参见陈楠:《论唐蕃清水会盟》,《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83页。
②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