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调整、政治关联与地权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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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已有文献认为,农地调整是村庄成员对地权公平诉求的集体响应。文章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关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格局,基于中国九省(区) 2704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村庄农地调整中的地权分配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政治资源优势的农户通过正式制度安排,实施农地产权控制的结果。具体来说,农地调整并未满足农民对地权的公平诉求,政治关联农户在农地调整中具有土地分配的"比较优势";与一般农户相比,政治关联农户在农地调整中获得的承包地和人均占有的承包地更多;家庭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政治关联农户经历农地调整的概率,而一般农户经历土地调整的概率则会降低;与政治关联农户相比,权威耦合农户在农地分配中具有更大的影响能力。
引文
(1)Alain de Janvry,Marco Gonzalez-Navarro,Elisabeth Sadoule,t“Are Land Reforms Granting 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Politically Risky? Electoral Outcomes of Mexico's Certification Progr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 110,2014,pp. 216-225;何·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林韵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叶剑平等:《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2)丰雷、蒋妍、叶剑平:《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研究》,《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3)钱龙、洪名勇:《农地产权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吗——兼论土地确权的路径选择》,《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
(4)Loren Brandt,Scott Rozelle,Matthew A. Turner,“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Property Right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Theoretical Economics,Vol. 160,No. 4,2004,pp. 627-662.
(5)罗必良:《农地流转的市场逻辑——“产权强度—禀赋效应—交易装置”的分析线索及案例研究》,《南方经济》2014第5期。
(6)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7)李尚蒲、罗必良:《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3期。
(8)朱冬亮:《土地调整: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
(9)赵阳:《对农地再分配制度的重新认识》,《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
(10)李尚蒲、罗必良:《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3期。
(1)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
(2)青木昌彦:《新制度经济学入门》,彭金辉、雷艳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3)王晶梅、李熙麓:《宗族势力:当前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兰州学刊》2003年第2期。
(4)孔涛、Jonathan Unger、刘鹏凌:《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实证研究——通过村民小组数据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1期。
(1)Lily L. Tsai,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Tural China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Chicag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李飞、杜云素:《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如果我们考虑的机制成立,则意味着政治关联农户面临人口压力时,就有激励主张重新分配地权。考虑到1998年已基本完成第二轮承包,1998年之前出生的人口均已分配农地,由于本文使用截面数据,且调研年份为2015年初,故定义拥有16岁以下人口的家庭为新增人口家庭。但这种定义的不足在于没有包含娶亲等新增人口,因此该变量低估了实际情况。鉴于各类农户的人口决策相同,故本文回归的系数偏差不会很严重(证明过程略,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1)叶剑平等:《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2)丰雷、蒋妍、叶剑平:《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研究》,《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3)钱龙、洪名勇:《农地产权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吗——兼论土地确权的路径选择》,《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
(4)Loren Brandt,Scott Rozelle,Matthew A. Turner,“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Property Right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Theoretical Economics,Vol. 160,No. 4,2004,pp. 627-662.
(5)罗必良:《农地流转的市场逻辑——“产权强度—禀赋效应—交易装置”的分析线索及案例研究》,《南方经济》2014第5期。
(6)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7)李尚蒲、罗必良:《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3期。
(8)朱冬亮:《土地调整: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
(9)赵阳:《对农地再分配制度的重新认识》,《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
(10)李尚蒲、罗必良:《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3期。
(1)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
(2)青木昌彦:《新制度经济学入门》,彭金辉、雷艳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3)王晶梅、李熙麓:《宗族势力:当前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兰州学刊》2003年第2期。
(4)孔涛、Jonathan Unger、刘鹏凌:《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实证研究——通过村民小组数据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1期。
(1)Lily L. Tsai,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Tural China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Chicag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李飞、杜云素:《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如果我们考虑的机制成立,则意味着政治关联农户面临人口压力时,就有激励主张重新分配地权。考虑到1998年已基本完成第二轮承包,1998年之前出生的人口均已分配农地,由于本文使用截面数据,且调研年份为2015年初,故定义拥有16岁以下人口的家庭为新增人口家庭。但这种定义的不足在于没有包含娶亲等新增人口,因此该变量低估了实际情况。鉴于各类农户的人口决策相同,故本文回归的系数偏差不会很严重(证明过程略,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