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青年的修身与自治——以《袁玉冰日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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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袁玉冰是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之一,"修身"和"自治"是他走向革命的内在动力。袁玉冰在南昌二中求学期间,面对种种现实生活问题和人生的烦闷,做出了两个反应:一是借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源将之归结为社会制度问题,并要求改造社会;二是援用传统修身方法和清末自治学说进行个人修身,并将个人的修身自治向团体自治扩充。袁玉冰尝试将个人修身方法应用于团体自治中,实验失败后,他找到了"主义"来实现个人和团体的自治以及改造社会的目的。透过袁玉冰的个案,我们能够看到,传统的修身思想和实践方式对革命者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清末自治思想到五四时期已具备了更复杂的含义。
Yuan Yubing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three of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revolution. "Cultivation" and "autonomy" constitute his inner motive power on the road to revolution. While studying at The Second Middle School in Nanchang,in facing with the real life problems and depression,he reacted in two ways. The first way is to see it as a problem of social system,for which the ideological source was the new cult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nd asked for reform such a society. The second way is his personal cultivation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theory of autonom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extends it to group autonomy. His experiment of applying personal cultivation to group autonomy failed,then he found a way of "-ism" to realize the goal of personal and group autonomy,as well as the reform of society. We can see through Yuan Yubing's case that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akes an important function for making a revolutionary,and the ideology of autonomy in late Qing Dynasty has more complicated meanings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Forth Movement.
Yuan Yubing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three of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revolution. "Cultivation" and "autonomy" constitute his inner motive power on the road to revolution. While studying at The Second Middle School in Nanchang,in facing with the real life problems and depression,he reacted in two ways. The first way is to see it as a problem of social system,for which the ideological source was the new cult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nd asked for reform such a society. The second way is his personal cultivation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theory of autonom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extends it to group autonomy. His experiment of applying personal cultivation to group autonomy failed,then he found a way of "-ism" to realize the goal of personal and group autonomy,as well as the reform of society. We can see through Yuan Yubing's case that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akes an important function for making a revolutionary,and the ideology of autonomy in late Qing Dynasty has more complicated meanings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Forth Movement.
引文
(1)典范的研究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应星:《中等学校与中共革命--1922-1926的江西》,《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81-222页。
(3)王汎森提倡思想史和生活史的关联互动,并以青年学生的“烦闷”现象为例讨论了“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引导,参见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9-52、91-164页。
(1)《袁玉冰日记》手稿本见于“CADAL数字图书馆”数据库,是当时常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校日记”,共存1919和1921两年,几乎每日记录,所载多为上课、交友、社团活动和修身功课等日常生活内容。此日记之发现受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王伦信教授指点,特此致谢。对此日记的情况介绍,参见王伦信《:“五四”时期中学生社团活动写实--两册极为珍贵的袁玉冰学校日记》,《教育评论》2007年第3期。
(2)《袁玉冰日记》,1919年8月24日、10月24日。
(3)黄家煌:《兴国的社会情形》,《新江西》第1卷第2号。
(4)有关南昌二中的情况介绍,可参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53-554页。
(5)对袁玉冰的早年情况介绍,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袁玉冰专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页;黄野萝、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收入刘少屏主编:《五四运动在江西》,南昌:《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辑出版,1989年,第14-15页。
(6)王伦信根据各类材料汇总制作了“清末民国时期普通中学发展状况总表”,参见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等教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7)《教育部行政纪要乙编(关于中学概况及全国中学校一览表)》,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48页。
(8)《1922年度各省区各级学校学生数统计表》,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56页。
(9)《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1916年11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51页。
(10)《江西教育史稿》,载吴宗慈等编纂:《江西通志稿》第23册,江西省博物馆、江西通志稿整理组影印,1985年,第6页。
(11)李平亮:《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7-287页。
(12)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166、262、352-353、375-380、484页。
(1)《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有关决议案(1919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20-821页。
(2)袁玉冰:《江西的出版界》,《新江西》第1卷第3号。
(3)《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3日。
(4)《袁玉冰日记》1919年9月2日。
(5)袁玉冰:《咳!这是江西的教育状况!》,《新江西》第1卷第1号。
(6)《教育部咨广西、江西、东三省等省省长实业会议议决实业学生给予公费请酌量核办文》,《政府公报》第737号,1918年2月9日。
(7)《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18日、2月28日、9月2日、9月8日、10月11日。
(8)《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8日。
(9)袁玉冰:《归家杂感》,《新江西》第1卷第1号。
(10)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教学规则,每周英语、国文分别是7课时,算数是5课时,其他科目则分别在3课时以内,总计33课时。《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21-531页;《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8日-5月3日。
(11)《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有关决议案(1919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15-816页。
(12)《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21日。
(13)《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9日。
(1)《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30日,3月4、5、7、10、26、27日,4月8、12、13日。
(2)《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1、2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5月16日。
(4)袁玉冰《:咳!这是江西的教育状况!》《归家杂感》,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刘轶《:青年堕落的危险》,《新江西》第1卷第1号;赣:《江西教育的弱点》,庵醒:《教育家的新修养》,洪宏义:《中等学生谋生的困难》,《新江西》第1卷第2号。
(5)《袁玉冰日记》1921年3月30日,4月4、11、15、16日,5月11、19、21、27日。
(6)孔生(徐先兆):《再论我的人生观--答会培的一封信》,《新江西》第1卷第3号。
(7)相关情况记述请参见《袁玉冰日记》1919年12月6日、1921年5月8日、7月13日、8月28日;苏芬:《一封信底感触》、黄在璇:《一个遗嘱》,《新江西》第1卷第1号。
(8)袁玉冰:《归家杂感》,《新江西》第1卷第1号。
(9)袁玉冰:《内婚与恋爱》,《新江西》第1卷第2号;《最后一篇》《内婚与恋爱发表以后》,《新江西》第1卷第3号。
(10)《袁玉冰日记》1921年11月4日。
(11)陈东原:《十三年度中学毕业生升学调查》,《学生杂志》1925年第6期。
(12)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4页。
(13)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新江西》第1卷第1号。
(14)洪宏义:《中等学生谋生的困难》,《新江西》第1卷第2号。
(15)《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1日,1921年3月31日、5月25日、10月27日、12月4、26日。
(16)《袁玉冰日记》1921年5月22日。
(1)《袁玉冰日记》1921年7月9日。
(2)《袁玉冰日记》1921年5月12、14日,6月26日。
(3)在1919年5月之后的大半年里,袁玉冰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筹办和经营振华工厂上。参考《袁玉冰日记》1919年5月26日,9月1、2、3、5、10、23日,11月9、11、20日。
(4)《袁玉冰日记》1921年11月18日、1921年12月17日、12月22日。
(5)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8-152页。
(6)《袁玉冰日记》1921年11月2日。
(7)关于南昌五四运动的过程,请参考徐墉:《“五四”期间的南昌学生运动》,方志纯:《江西团组织建立前后的南昌学生运动》《“五四”时期的方志敏》,黄野萝、徐先兆:《改造社与袁孟冰》,收入《五四运动在江西》,第1-25页。
(8)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新江西》第1卷第1号。
(9)汪群:《学校生活的艺术化》,《新江西》第1卷第2号。
(1)《袁玉冰日记》1919年2月1日。
(2)《袁玉冰专集》,第1-2页;黄野萝、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五四运动动在江西》,第14-15页。
(3)周邦道编:《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第167-168页。
(4)《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14、21日;徐先兆《:我所知道的柳藩国老师》《,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校友文选》,南昌二中校友会编印,第128-130页。
(5)这类记述很多,如《袁玉冰日记》1919年9月10日、10月5日、10月24日。
(6)《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5、28日。
(7)《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日、8月15日。
(8)《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2日、9月4日。
(9)《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9日、2月4日。《自助论》是日本明治年间中村正直(1832-1891)根据英国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所著的Help Self编译而来,名《西国立志编》,又名为《自助论》。梁启超曾介绍过《自助论》,称“其振起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杨贤江也曾专门在《学生杂志》介绍过《互助论》,袁玉冰常读《学生杂志》,也关注梁启超和杨贤江,应是从他们的介绍中得知此书。参见梁启超《:自助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21页;杨贤江:《读〈互助论〉》,《学生杂志》1917年10月5日。
(1)《袁玉冰日记》(1919年)最后附录的“书籍目录”中记载了所购书籍,如严复的《名学浅说》、黄炎培的《考察教育日记》、林白水翻译的《自助论》《王阳明文集》、蒋维乔的《长寿哲学》《章太炎谭复生合集》《饮冰室文集》等。
(2)《袁玉冰日记》1919年6月28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6月7、8日,8月23日。
(4)《袁玉冰日记》1919年8月12日。
(5)《袁玉冰日记》1919年5月16、19日。
(6)《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3日-2月6日,5月17日,10月24日。
(7)梁启超:《论私德》,《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46页。
(8)明清以来,乡约、日记和省过会对劝善纠过、修身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传统对近代读书人也颇有影响。相关研究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61-182页;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27-240页。有关静坐传统的研究可参见杨儒宾、马渊昌也、艾皓德编《:东亚静坐传统》,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中嶋隆藏:《静座:实践与历史》,陈玮芬等译,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9)《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31日、2月1日。
(10)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7页。
(11)《自治日记序》《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7日。
(1)《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5日、3月1日、12月24日。
(2)《袁玉冰日记》1921年10月26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5、30日,3月12日,4月20日,5月18日,7月13、30日、8月8日,9月4、14日。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9-89页。
(5)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77页。
(6)《校长布告·本校已设静坐会》,《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3日;《集会一览·北京大学静坐会简章草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年。
(7)《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3、25日,8月13日,9月18日。
(8)《袁玉冰日记》1919年2月12日,3月13、24日。
(1)《自治日记序》,《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7日。
(2)《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22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4、25日,2月5日,7月17日、29日。
(4)《自治日记序》,《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7日。
(5)这类记述很多,参看《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13、18日,5月22日,9月28日,10月24、28-30日,11月1、7、22日,12月7日。
(6)《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3日,8月20日,11月2日。
(7)(8)梁启超:《论自治》,《新民说》,第116-120、148-149页。
(9)杨贞德区分了三种“自治”,即个人修身自治、人民自治和国民自治。相关讨论请参见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页、第6-7、96-100、114-120页。
(1)《袁玉冰日记》1921年3月17日。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5-46页.
(3)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新江西》第1卷第1号。
(4)有关自治会的记述,参见《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20日,9月10、11、28日,10月1、3、5、11、15、16、22、26、27、29日,11月6、7、13、26日,12月31日。
(5)《袁玉冰日记》1921年4月11日。
(1)应星详细地分析了改造社得以建立的关系结构,强调了地方“国民党系人士”和广信府地域网络的关键作用,并指出以改造社为中心形成了“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故本文不再对社会网络的面向多做梳理,而从袁玉冰组织团体的内在需求和演进逻辑来看“,同心圆”所“同”之“心”也不可忽视。相关研究参见应星:《中等学校与中共革命--1922-1926的江西》,《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第191-206页。
(2)《本刊宣言》《社务纪要》,《新江西》第1卷第1号。
(3)邓军对恽代英组织社团实践及其困境的研究指出了“从良心到主义”到线索,袁玉冰组织社团的实践也基本沿着这个轨迹。不过更为底层的袁玉冰对“良心”和“主义”皆无恽代英那么深刻的理解和自觉地抉择,更多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在“修身”和“自治”的诉求下前进的。相关研究参见邓军:《“良心”到“主义”: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
(4)相关介绍参见《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新江西》第1卷第3号。
(5)如对比恽代英的阅读范围和武昌学生团体流行读物的情况,请参见《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42-252页;《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殷叔彝、洪清祥、王云开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3-54页。
(1)有关俄国与社会主义的记述,参见《袁玉冰日记》1921年3月24日,5月16日,10月21日,11月7、11、29日,12月1、3、29日。
(2)对这段经历的介绍,可参见《袁玉冰日记》1921年6月19日-8月30日;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21页。
(3)袁玉冰专门撰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目,参见冰冰:《名词浅释》,《新江西》第1卷第3号;袁玉冰:《一个马克斯学说的书目--为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编》,《袁玉冰专集》,第65-67页。
(4)这段经历的具体过程,请参看章廷谦:《帮助袁玉冰入北大》,方铭竹:《袁王冰和北京大学改造社》,《袁玉冰专集》,第205-212页。
(5)《改造社底消息》,《新江西》第1卷第3号。
(6)参见学渭:《我所经过之团体生活》,《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45-148页。
(7)冰冰:《敬告青年》,《新江西》第1卷第3号。
(8)《通信·主义问题·袁玉冰复黄在璇》,《新江西》第1卷第3号。
(9)相关的争论文章,参见石樵:《怎样改造社会?》,《通信·苏芬致改造社诸君》,《新江西》第1卷第2号;《通信·主义问题·黄在璇致袁玉冰》,《通信·政治问题·苏芬复张石樵》,《通信·政治问题·张石樵致苏芬、兰湘》,《新江西》第1卷第3号。
(1)相关记录和回忆,请参见振鹏《:悼我们的死者--袁孟冰》,朱大贞《:我印象中的袁玉冰》,星月《:悼袁孟冰杨超等》《袁玉冰年谱》,收入《袁玉冰专集》,第198-202、221-225页。
(2)《敬告青年》,《新江西》第1卷第3号。
(2)应星:《中等学校与中共革命--1922-1926的江西》,《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81-222页。
(3)王汎森提倡思想史和生活史的关联互动,并以青年学生的“烦闷”现象为例讨论了“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引导,参见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9-52、91-164页。
(1)《袁玉冰日记》手稿本见于“CADAL数字图书馆”数据库,是当时常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校日记”,共存1919和1921两年,几乎每日记录,所载多为上课、交友、社团活动和修身功课等日常生活内容。此日记之发现受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王伦信教授指点,特此致谢。对此日记的情况介绍,参见王伦信《:“五四”时期中学生社团活动写实--两册极为珍贵的袁玉冰学校日记》,《教育评论》2007年第3期。
(2)《袁玉冰日记》,1919年8月24日、10月24日。
(3)黄家煌:《兴国的社会情形》,《新江西》第1卷第2号。
(4)有关南昌二中的情况介绍,可参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53-554页。
(5)对袁玉冰的早年情况介绍,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袁玉冰专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页;黄野萝、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收入刘少屏主编:《五四运动在江西》,南昌:《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辑出版,1989年,第14-15页。
(6)王伦信根据各类材料汇总制作了“清末民国时期普通中学发展状况总表”,参见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等教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7)《教育部行政纪要乙编(关于中学概况及全国中学校一览表)》,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48页。
(8)《1922年度各省区各级学校学生数统计表》,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56页。
(9)《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1916年11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51页。
(10)《江西教育史稿》,载吴宗慈等编纂:《江西通志稿》第23册,江西省博物馆、江西通志稿整理组影印,1985年,第6页。
(11)李平亮:《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7-287页。
(12)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166、262、352-353、375-380、484页。
(1)《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有关决议案(1919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20-821页。
(2)袁玉冰:《江西的出版界》,《新江西》第1卷第3号。
(3)《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3日。
(4)《袁玉冰日记》1919年9月2日。
(5)袁玉冰:《咳!这是江西的教育状况!》,《新江西》第1卷第1号。
(6)《教育部咨广西、江西、东三省等省省长实业会议议决实业学生给予公费请酌量核办文》,《政府公报》第737号,1918年2月9日。
(7)《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18日、2月28日、9月2日、9月8日、10月11日。
(8)《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8日。
(9)袁玉冰:《归家杂感》,《新江西》第1卷第1号。
(10)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教学规则,每周英语、国文分别是7课时,算数是5课时,其他科目则分别在3课时以内,总计33课时。《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21-531页;《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8日-5月3日。
(11)《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有关决议案(1919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815-816页。
(12)《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21日。
(13)《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9日。
(1)《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30日,3月4、5、7、10、26、27日,4月8、12、13日。
(2)《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1、2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5月16日。
(4)袁玉冰《:咳!这是江西的教育状况!》《归家杂感》,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刘轶《:青年堕落的危险》,《新江西》第1卷第1号;赣:《江西教育的弱点》,庵醒:《教育家的新修养》,洪宏义:《中等学生谋生的困难》,《新江西》第1卷第2号。
(5)《袁玉冰日记》1921年3月30日,4月4、11、15、16日,5月11、19、21、27日。
(6)孔生(徐先兆):《再论我的人生观--答会培的一封信》,《新江西》第1卷第3号。
(7)相关情况记述请参见《袁玉冰日记》1919年12月6日、1921年5月8日、7月13日、8月28日;苏芬:《一封信底感触》、黄在璇:《一个遗嘱》,《新江西》第1卷第1号。
(8)袁玉冰:《归家杂感》,《新江西》第1卷第1号。
(9)袁玉冰:《内婚与恋爱》,《新江西》第1卷第2号;《最后一篇》《内婚与恋爱发表以后》,《新江西》第1卷第3号。
(10)《袁玉冰日记》1921年11月4日。
(11)陈东原:《十三年度中学毕业生升学调查》,《学生杂志》1925年第6期。
(12)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4页。
(13)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新江西》第1卷第1号。
(14)洪宏义:《中等学生谋生的困难》,《新江西》第1卷第2号。
(15)《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1日,1921年3月31日、5月25日、10月27日、12月4、26日。
(16)《袁玉冰日记》1921年5月22日。
(1)《袁玉冰日记》1921年7月9日。
(2)《袁玉冰日记》1921年5月12、14日,6月26日。
(3)在1919年5月之后的大半年里,袁玉冰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筹办和经营振华工厂上。参考《袁玉冰日记》1919年5月26日,9月1、2、3、5、10、23日,11月9、11、20日。
(4)《袁玉冰日记》1921年11月18日、1921年12月17日、12月22日。
(5)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8-152页。
(6)《袁玉冰日记》1921年11月2日。
(7)关于南昌五四运动的过程,请参考徐墉:《“五四”期间的南昌学生运动》,方志纯:《江西团组织建立前后的南昌学生运动》《“五四”时期的方志敏》,黄野萝、徐先兆:《改造社与袁孟冰》,收入《五四运动在江西》,第1-25页。
(8)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新江西》第1卷第1号。
(9)汪群:《学校生活的艺术化》,《新江西》第1卷第2号。
(1)《袁玉冰日记》1919年2月1日。
(2)《袁玉冰专集》,第1-2页;黄野萝、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五四运动动在江西》,第14-15页。
(3)周邦道编:《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第167-168页。
(4)《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14、21日;徐先兆《:我所知道的柳藩国老师》《,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校友文选》,南昌二中校友会编印,第128-130页。
(5)这类记述很多,如《袁玉冰日记》1919年9月10日、10月5日、10月24日。
(6)《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5、28日。
(7)《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日、8月15日。
(8)《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2日、9月4日。
(9)《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9日、2月4日。《自助论》是日本明治年间中村正直(1832-1891)根据英国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所著的Help Self编译而来,名《西国立志编》,又名为《自助论》。梁启超曾介绍过《自助论》,称“其振起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杨贤江也曾专门在《学生杂志》介绍过《互助论》,袁玉冰常读《学生杂志》,也关注梁启超和杨贤江,应是从他们的介绍中得知此书。参见梁启超《:自助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21页;杨贤江:《读〈互助论〉》,《学生杂志》1917年10月5日。
(1)《袁玉冰日记》(1919年)最后附录的“书籍目录”中记载了所购书籍,如严复的《名学浅说》、黄炎培的《考察教育日记》、林白水翻译的《自助论》《王阳明文集》、蒋维乔的《长寿哲学》《章太炎谭复生合集》《饮冰室文集》等。
(2)《袁玉冰日记》1919年6月28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6月7、8日,8月23日。
(4)《袁玉冰日记》1919年8月12日。
(5)《袁玉冰日记》1919年5月16、19日。
(6)《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3日-2月6日,5月17日,10月24日。
(7)梁启超:《论私德》,《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46页。
(8)明清以来,乡约、日记和省过会对劝善纠过、修身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传统对近代读书人也颇有影响。相关研究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61-182页;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27-240页。有关静坐传统的研究可参见杨儒宾、马渊昌也、艾皓德编《:东亚静坐传统》,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中嶋隆藏:《静座:实践与历史》,陈玮芬等译,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9)《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31日、2月1日。
(10)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7页。
(11)《自治日记序》《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7日。
(1)《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5日、3月1日、12月24日。
(2)《袁玉冰日记》1921年10月26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5、30日,3月12日,4月20日,5月18日,7月13、30日、8月8日,9月4、14日。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9-89页。
(5)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77页。
(6)《校长布告·本校已设静坐会》,《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3日;《集会一览·北京大学静坐会简章草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年。
(7)《袁玉冰日记》1919年4月23、25日,8月13日,9月18日。
(8)《袁玉冰日记》1919年2月12日,3月13、24日。
(1)《自治日记序》,《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7日。
(2)《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22日。
(3)《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4、25日,2月5日,7月17日、29日。
(4)《自治日记序》,《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7日。
(5)这类记述很多,参看《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13、18日,5月22日,9月28日,10月24、28-30日,11月1、7、22日,12月7日。
(6)《袁玉冰日记》1919年1月2、3日,8月20日,11月2日。
(7)(8)梁启超:《论自治》,《新民说》,第116-120、148-149页。
(9)杨贞德区分了三种“自治”,即个人修身自治、人民自治和国民自治。相关讨论请参见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页、第6-7、96-100、114-120页。
(1)《袁玉冰日记》1921年3月17日。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5-46页.
(3)苏芬:《关于中学的几个问题》,《新江西》第1卷第1号。
(4)有关自治会的记述,参见《袁玉冰日记》1919年3月20日,9月10、11、28日,10月1、3、5、11、15、16、22、26、27、29日,11月6、7、13、26日,12月31日。
(5)《袁玉冰日记》1921年4月11日。
(1)应星详细地分析了改造社得以建立的关系结构,强调了地方“国民党系人士”和广信府地域网络的关键作用,并指出以改造社为中心形成了“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故本文不再对社会网络的面向多做梳理,而从袁玉冰组织团体的内在需求和演进逻辑来看“,同心圆”所“同”之“心”也不可忽视。相关研究参见应星:《中等学校与中共革命--1922-1926的江西》,《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第191-206页。
(2)《本刊宣言》《社务纪要》,《新江西》第1卷第1号。
(3)邓军对恽代英组织社团实践及其困境的研究指出了“从良心到主义”到线索,袁玉冰组织社团的实践也基本沿着这个轨迹。不过更为底层的袁玉冰对“良心”和“主义”皆无恽代英那么深刻的理解和自觉地抉择,更多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在“修身”和“自治”的诉求下前进的。相关研究参见邓军:《“良心”到“主义”: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
(4)相关介绍参见《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新江西》第1卷第3号。
(5)如对比恽代英的阅读范围和武昌学生团体流行读物的情况,请参见《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42-252页;《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殷叔彝、洪清祥、王云开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3-54页。
(1)有关俄国与社会主义的记述,参见《袁玉冰日记》1921年3月24日,5月16日,10月21日,11月7、11、29日,12月1、3、29日。
(2)对这段经历的介绍,可参见《袁玉冰日记》1921年6月19日-8月30日;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21页。
(3)袁玉冰专门撰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目,参见冰冰:《名词浅释》,《新江西》第1卷第3号;袁玉冰:《一个马克斯学说的书目--为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编》,《袁玉冰专集》,第65-67页。
(4)这段经历的具体过程,请参看章廷谦:《帮助袁玉冰入北大》,方铭竹:《袁王冰和北京大学改造社》,《袁玉冰专集》,第205-212页。
(5)《改造社底消息》,《新江西》第1卷第3号。
(6)参见学渭:《我所经过之团体生活》,《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45-148页。
(7)冰冰:《敬告青年》,《新江西》第1卷第3号。
(8)《通信·主义问题·袁玉冰复黄在璇》,《新江西》第1卷第3号。
(9)相关的争论文章,参见石樵:《怎样改造社会?》,《通信·苏芬致改造社诸君》,《新江西》第1卷第2号;《通信·主义问题·黄在璇致袁玉冰》,《通信·政治问题·苏芬复张石樵》,《通信·政治问题·张石樵致苏芬、兰湘》,《新江西》第1卷第3号。
(1)相关记录和回忆,请参见振鹏《:悼我们的死者--袁孟冰》,朱大贞《:我印象中的袁玉冰》,星月《:悼袁孟冰杨超等》《袁玉冰年谱》,收入《袁玉冰专集》,第198-202、221-225页。
(2)《敬告青年》,《新江西》第1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