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可以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在。结合《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关于"革除"事迹的相关书写之法,可以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形成以下几点新的认识:首先,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去除"建文年号。建文二年,用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开始以洪武纪年,并追改建文纪年,否认建文帝的合法性。其次,朱棣即位之后废除建文之政的同时正式"革除"了建文年号,使洪武纪年合法化。再次,宣德时期,史臣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背后透露出来的"篡夺"之意太过明显,在纂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创造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纪年方式来取代洪武纪年,对朱棣"革除"史实有意曲笔隐讳,给后人的认识造成混乱。最后,因为误读了《太宗实录》的书法,万历朝臣在恢复建文年号的政治活动中,明确否定了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王世贞、余继登、顾炎武、潘柽章等著名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明史》以及后世影响极大。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n Prince of Yan in the Jingnan Campaign collected by Kong Shangren can prove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Zhu Di did"abolish"the reign title of Jianwen.Combining with the related narrations in Records of the Jingnan Campaign in Fengtian and Veritable Records of Taizu,we can form some new recognitions about the fact:first,Zhu Di had already"abolished"the title of Jianwen before he ascended to the throne.He numbered the second year of Jianwen reign(A.D.1400)with Gengchen in the sexagenary cycle.The following year,he began to use the designation of Hongwu,and subseqently changed the designation of Jianwen to deny the legitimacy of Emperor Jianwen.Secondly,while Zhu Di abolished politics of Emperor Jianwen after his enthronement,he also formally abolished the designation of Jianwen and legalized the designation of Hongwu.Then,official historians in the reign of Xuande considered that there revealed too much obvious intention of"usurpation"behind"abolishing"the designation of Jianwen,so they created the calandar of the first year,second year,third year,and thirty-fifth year of Hongwu to replace the calandar of Hongwu reign while compling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aizu.This kind of concealing made confusion in later generations.Finally,because of the misreading of the narration in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aizu,the courtiers in the reign of Wanli denied that Zhu Di once"abolished"the designation of Jianwen in their political action of recovering the designation of Jianwen.Many renowned scholars such as Wang Shizhen,Yu Jideng,Gu Yanwu,and Pan Chengzhang accepted this statement to a certain degree,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later ages.
引文
(1)关于朱棣是否“革除”年号的问题,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众说纷纭。即便是肯定说或否定说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孟森《明清史讲义》存有两说,一方面正文采用了《明史》的说法否认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5页)另一方面在《明代系统表》中又说:“革除初,以建文在位之四年并作洪武三十五年。后渐驰。”“建文。革除时废。后渐见文字中。至隆武时始奉命复称。”(同上,第7页)承认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王崇武以《奉天靖难记》洪武纪年为证,否定王世贞、顾炎武、王鸿绪的说法,肯定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参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30页)。吴辑华也认为朱棣革除过建文年号,主要依据是《奉天靖难记》和《皇明法传录》(参见吴辑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元明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6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0年,第106 109页;《明代纪年问题》,《明清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4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2年,第1 10页)。《剑桥中国明代史》说:“1402年剩下的几个月被称为洪武三十五年。新皇帝用这种办法明确地否定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称为永乐元年。”这种观点认为朱棣只革除了建文四年六月以后的建文年号,代之以洪武三十五年,之前的建文年号并未革除([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商传认为:“夺位之后,朱棣废除了建文年号,开始他只是把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改称为洪武三十五年。此后不少趋炎附势的人便将建文四年全部革除,这就是所谓‘革除之际’。其实这并非朱棣原意,他只是不愿意在夺位之后再沿用建文年号罢了。”这种说法沿袭了顾炎武“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的观点(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140页)。潘忠泉、李怡认为:“概言之,明成祖意图抹去建文朝一段历史,故禁毁建文朝政治文字,遂使建文朝失去了基本史料;而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虽没有明确说要完全革除建文年号,但已有革除之意,此后,又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撰《奉天靖难记》使建文一朝年号与真实历史生生消失,行革除之实。”他们否认朱棣最初有明诏革除建文年号,但认为朱棣有过追改之实,这种说法应该源自于潘柽章“成祖未尝有革除之名,可也;谓未尝有追改之实,不可也”的观点(潘忠泉、李怡:《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文章误认为《奉天靖难记》成书于《太祖实录》之后,应该是没有见到王崇武先生的《奉天靖难记注》。吴德义认为:“以明成祖无革除之名,但有追改之实,后世称革除君,是‘名以义起’。应该说,潘氏的分析是洞幽烛微,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很明显,吴德义同意潘柽章的说法(吴德义:《〈明史〉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0页。
(2)黄佐:《革除遗事》卷一《革除君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56页。
(3)祝允明:《野记二》,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三十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9页。
(4)郑晓:《吾学编》卷十一《逊国记》,《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5)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4册,第522页。
(6)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1页。
(7)《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五“万历十六年二月丁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第3673 3678页。又见王祖嫡:《师竹堂集》卷二十九《论革除附录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19 322页。
(1)沈鲤:《亦玉堂稿》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1页;又见王士禛撰,赵伯陶点校:《古夫于亭杂录》卷六“沈鲤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1 133页。
(2)《明神宗实录》卷一九六“万历十六年三月壬辰”,第3690 3691页。
(3)参见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4)《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九“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酉”,第5354 5358页。
(5)余继登:《淡然轩集》卷一《修史疏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1册,第767 768页。
(1)参见吴德义:《试论建文史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51 852页。按,万历十六年(1572)王祖嫡上疏时,王世贞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他否认革除的说法或许也是受时论的影响。
(3)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亭林诗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 10页。
(1)潘柽章:《国史考异》卷四第15条,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99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11 112页。为了方便理解,“《太宗实录》”字样为笔者所加。
(1)王鸿绪《明史稿·史例议》“论革除年号事”云:“建文年号革除之说,明代野乘传述充栋,然按《永乐实录》四年六月庚午以前,成祖入金川门而未即位,犹以建文之四年纪月日也。四年六月庚午以后,成祖已即帝位,不便蒙建文年号而改元,又嫌忌于亡主之年,故称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祇权宜数月耳……玩其诏旨,是中间四年非尽称为洪武也。故《实录》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为文,是可证也。不知后人何以错认,遂以革除年号笔之于书。善乎王世贞之言曰……顾炎武之言曰……二者俱可谓确论,而证野乘之讹矣。”(刘承幹:《明史例案》卷三《王横云史例议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4册,第578 579页)《明史》卷四《恭闵帝纪》赞云:“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第66页)
(2)按陈建《皇明通纪》载,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七月,“靖难兵去建文年号,自署官属……于是去建文年号,止称元年,以首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2 323页)。
(3)钱谦益:《明史断略》“转战山东”条,《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15册,第117页。
(4)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十一,第803页。
(5)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6页。
(1)孔尚任:《享金簿》之“明燕王靖难札付”条,《美术丛书》初集第七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13年,第209 210页。又见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八“题跋”之“明燕王靖难札付”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90页。笔者标点、分段与《孔尚任诗文集》略有不同。
(2)根据《享金簿》的记载,除《明燕王靖难札付》外,孔尚任还收藏有《崇祯御书》《崇祯御画山水》《王文成公书绝句》,以及陈献章、湛若水、徐渭、文征明、祝允明、唐寅等人的书画,足见其收藏明代书画品味之高、规模之宏富。
(3)明代实行武官世袭制度,武职的铨选即“武选”是由兵部武选清吏司负责主持,《武职选簿》就是这种武选结果的记录总汇。选簿以历代脚色为纲,内容包括了祖辈以来的籍贯、从军缘由、历辈袭替时间、原因、武职的升降调迁、功次赏罚等。选簿的编成,除了历次武选结果的记录外,还参考并收录了其他一些与武选密切相关的重要文书档案,诸如贴黄、功次簿、零选簿、审稿、堂稿、诰敕等。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绝大部分选簿原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影印出版。参见梁志胜:《明代的“武职选簿”档案》,《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1期。
(4)《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4册,第32页。
(5)《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41页。
(6)《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48页。
(1)《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49页。
(2)《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70 71页。
(3)《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1册,第185页。
(4)《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1册,第237页。
(5)《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2册,第50页。
(6)《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2册,第25页。
(7)(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二《兵部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第224页。又参见赵毅:《明代贴黄制度考》,《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
(8)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8788页。
(1)(不著撰人)《奉天靖难记二》,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十二,第238页。
(2)姜清:《姜氏秘史》,《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2册,第556页。
(3)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7册,第576页。
(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第4019页。
(2)《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三》:“太子文奎。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第3615页)
(3)学界关于《奉天靖难记》的研究,首推王崇武先生《奉天靖难记注》,通过对比《奉天靖难记》与《奉天靖难事迹》,揭发“靖难”史实与史官曲笔之处,创获颇丰。另外可以参考的文章还有吴德义:《〈奉天靖难记〉的编撰与历史书写》,《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杨永康:《朱棣篡史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
(4)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序”第1页。他评价此书:“本书既丑诋失实矣,然丑诋之中仍可窥见局部真相。”(“序”第13页)
(5)参见吴德义:《〈奉天靖难记〉的编撰与历史书写》,《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作者还进一步推测夏原吉、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等人也参加了《奉天靖难记》的纂修。
(6)参见《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卷四十七,第711 712、715、718 719、726 727页。
(7)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四“永乐四年五月庚戌”,第807 808页。
(8)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八“永乐四年八月癸丑”,第853页。
(9)《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一“宣德元年九月壬子”,第565页。
(1)王崇武先生据此认为:“今案燕王起兵,实以干支纪岁,不用建文纪年。且实录之作,系根据此书,此书明标洪武三十二、三、四、五年,而不作元、二、三、四年,则是永乐间修史,犹不用建文年号,王世贞、顾炎武、王鸿绪诸家所推测者,非事实也。”(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第30页)吴辑华也认为:“案《奉天靖难记》是明成祖当代所著的官书,不称建文之己卯、庚辰、辛巳、壬午四年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而明确的称洪武三十二年、洪武三十三年、洪武三十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如果明成祖没有革除建文年号,这部在明成祖当代所修的官书《奉天靖难记》,如何能革除建文年号而称洪武?官书《奉天靖难记》在这一点的记载上,却成为成祖革除建文年号的铁证。”(吴辑华:《明代纪年问题》,《明清史研究论集》,第3页。)
(2)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第16页。
(3)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第21 22页。
(4)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第4页。
(5)按,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朱标的正妃常氏是常遇春之女,论起来蓝玉是朱标的妻舅,二人有亲戚关系,故《奉天靖难记》加以丑诋。
(1)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四,第212 215页。
(2)(不著撰人)《奉天靖难记一》,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十一,第199页。
(3)(不著撰人)《奉天靖难记一》,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十一,第199 200页。
(4)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四,第216页。
(5)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序”第2页。王崇武先生曾云:“案此书以时代较早,恩怨未消,其诬毁懿文,正为献媚成祖。惟此种丑诋,颇类村妪谩骂,自难取信于世,故后修《实录》尽去之。”(“序”第2页)又云:“此书对懿文父子之过分诬毁,虽足称快于一时,实难征信于后世。”(同上,第5页)
(1)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序”第13页。
(2)参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7章汉王高煦之变与惠帝史书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五”,1948年)。
(1)参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相关章节;谢贵安:《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与直书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2)《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