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摘要
本文对理学家之史和史家之史作了区分,指出:理学家之史以义理为最高价值,史家之史或兼考虑成败价值;理学家之史主张以义理衡评历史,史家之史重视以"势"之方法理解和诠释历史。从学术渊源看,范祖禹受到史家司马光和理学家二程的双重影响,这大体上造就了范祖禹《唐鉴》的过渡性品格。从文本内涵看,范祖禹之《唐鉴》虽确立义理为其评论历史的方法与最高价值准则,但表现出的义理水准又颇有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家以势观史的方法论,但又未能较好贯彻。《唐鉴》的诞生,体现了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及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引文
[1]刘承干.明史例案:卷二“王横云史例议上”[M].刘氏嘉业堂刻本,1915.
[2]朱熹.伊洛渊源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太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8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范祖禹.范太史集[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吕祖谦.少仪外传[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范祖禹.唐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晁说之.晁氏客语[A]//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9]楼钥.攻媿集[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杨国荣.说“势”[J].文史哲,2012,(4).
[1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胡寅.读史管见[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参见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2辑,1986年。关于《唐鉴》的研究成果,另外可参考:王德毅:《范祖禹的史学与政论》,收入《宋史研究论集(修订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房鑫亮:《〈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陈勇,韦庆缘:《〈唐鉴〉何以见重于宋室——兼论范祖禹的封建制正统思想》,《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汪高鑫:《司马光范祖禹唐史观点不一致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高叶青,贾二强:《〈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唐都学刊》第23卷第4期,2007年7月;朱振宏:《范祖禹〈唐鉴〉的编纂特点及其史论探析:以〈唐鉴·高祖〉为探讨中心》,《成大历史学报》第四十二号,2012年6月。
(2)参见孙颖涛:《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第116页。
(3)如司马光疑孟,其门人晁说之亦疑孟,而其子司马康及弟子范祖禹则均对《孟子》推崇备至。
(4)董仲舒虽然说过“正其谊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但并无提供本体论的充足根据,故而只能算作一种态度宣示,义理价值的第一序地位仍要等到理学产生之后才得以确立。
(5)程颐早年也推崇封建,晚年则以为封建不可行,朱熹就曾说:“程先生幼年屡说须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说难行,见于畅潜道《录》。想是它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参见《朱子语类》卷9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册,第2495页。
(6)参见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39,唐太宗贞观五年冬十月,《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册,第2211—2212页。
[2]朱熹.伊洛渊源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太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8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范祖禹.范太史集[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吕祖谦.少仪外传[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范祖禹.唐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晁说之.晁氏客语[A]//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9]楼钥.攻媿集[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杨国荣.说“势”[J].文史哲,2012,(4).
[1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胡寅.读史管见[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参见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2辑,1986年。关于《唐鉴》的研究成果,另外可参考:王德毅:《范祖禹的史学与政论》,收入《宋史研究论集(修订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房鑫亮:《〈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陈勇,韦庆缘:《〈唐鉴〉何以见重于宋室——兼论范祖禹的封建制正统思想》,《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汪高鑫:《司马光范祖禹唐史观点不一致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高叶青,贾二强:《〈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唐都学刊》第23卷第4期,2007年7月;朱振宏:《范祖禹〈唐鉴〉的编纂特点及其史论探析:以〈唐鉴·高祖〉为探讨中心》,《成大历史学报》第四十二号,2012年6月。
(2)参见孙颖涛:《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第116页。
(3)如司马光疑孟,其门人晁说之亦疑孟,而其子司马康及弟子范祖禹则均对《孟子》推崇备至。
(4)董仲舒虽然说过“正其谊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但并无提供本体论的充足根据,故而只能算作一种态度宣示,义理价值的第一序地位仍要等到理学产生之后才得以确立。
(5)程颐早年也推崇封建,晚年则以为封建不可行,朱熹就曾说:“程先生幼年屡说须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说难行,见于畅潜道《录》。想是它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参见《朱子语类》卷9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册,第2495页。
(6)参见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39,唐太宗贞观五年冬十月,《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册,第2211—2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