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编纂的可能性:再论“音乐结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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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达尔豪斯的"音乐结构史",是对传统的西方音乐史书写范式所提出的挑战。他同时通过《音乐史基础》,阐明其对于西方音乐历史书写元理论的深刻认知与领悟。本文由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音乐结构史"的书写?第二,是否可将其理念及研究思路尝试性地运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之中?
Dahlhaus' History of Musical Structure is a challenge for traditional Western writing paradigm of musical history. Based on The Elementary of Musical History, he illuminates deep 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mate-theory of Western musical histor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wo questions: How can we comprehe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Musical Structure"?; Whether we can apply his ideas and research thoughts to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musical history?
Dahlhaus' History of Musical Structure is a challenge for traditional Western writing paradigm of musical history. Based on The Elementary of Musical History, he illuminates deep 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mate-theory of Western musical histor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wo questions: How can we comprehe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Musical Structure"?; Whether we can apply his ideas and research thoughts to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musical history?
引文
(1)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8页。
(2)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8页。
(3)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开始,结构主义先后影响了3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和超语言学观念、雅各布森的音乐学批评都补充了索绪尔的理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神话学》等著作将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学。60年代中期以后,结构主义革命全面进入心理学、文学、史学领域。“结构(拉丁语structum)”的词源学含义是“经过聚拢和整理、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结构能引起关系组合的联想,其中各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特征是全体对整体的关系。结构主义提倡系统分析、共时方法、深层阐释,具有“否定主体、否定历史、否定人文主义”的三大特征。
(1)达尔豪斯著,刘经树译《19世纪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内部参考教材),“第四章:1870年至1889年”中的“平庸音乐”,第255页。
(2)刘经树《系统就是历史——音乐结构史导论》,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47-48页。
(3)如《十九世纪音乐史》中,“风格的双重性”指贝多芬和罗西尼所分别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历史时间性:前者及德语系音乐发展所代表的重视乐曲形式发展隐含的线性时间观,与后者拉丁民族式的时间观;或是以巴赫为例的在同一时间及空间之下运行却有着不同逻辑的美学价值的历史观。
(4)如《贝多芬与他的时代》中的章节安排,放弃了传统的对贝多芬作品的早、中、晚期发展的线性时间顺序及分类法。
(1)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32页。
(2)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修订版):“音乐史写作:艺术与历史的调解(代译后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227页。
(3)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30页。
(4)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220页。
(5)同时的非同时性(non-contemporaneity of the contemporaneous),是达尔豪斯用于替换传统事件史中“持续年代”的概念,指时间上的不完全同时结构。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166-167页。
(1)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49页。
(2)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49页。
(3)如达尔豪斯在书中曾指出,结构史方法的奠基者是自1929年以后与《年鉴》期刊密切相关的历史学家,当然这里有可能指的并非仅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但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重要作用应不容忽视。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来看,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总体来说是一个逐步科学化的过程,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明显转折。而这一趋向典型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中。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主要注意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因此侧重借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第二代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ndel,1902-1985)提出著名的“长时段”(longue durae)概念,突出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持久和密切的联系,由此突破史家注意政治史、军事史,即个别重大的历史事件主导历史的传统观念,以《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 l'epoque de Philippe ii,1949)作为典型:布罗代尔在其中并未遵从传统的角度,将西班牙在当时的霸权地位主要归因于菲利普二世的强悍,而是以地中海及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为重点来考察这段时期的历史,其意图在于把历史学从人文科学转向自然科学;而其“长时段”概念,是为了对历史做出更为宏观的解释,也即是将历史的演化轨迹放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考察所提出的理论纲领;布罗代尔的高足、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创始人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也主张“长时段”的考察历史,注意他所谓的“结构”(structures)的持久性和对历史变动的长期制约,但与布罗代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勒华拉杜里比较注意的是这一“结构”在文化层面的表现,而布罗代尔注意的是地理环境。
(1)布罗代尔指出,历史时间像一座“三层楼的大厦”,基础层是由地理、气候、生物等因素组成的,称作“地理时间”,这里有“几乎不能发生变化”的历史,是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组成第二层的是长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称作“社会时间”;第三层是由短暂作用的因素构成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个别政治事件就属于这一类,是“个别时间”。王晴佳著《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 版,第50-52页。
(2)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166-167页。
(3)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6页。
(4)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页。
(5)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9页。
(6)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45-199页。
(1)孙静《仰望的姿态——读<阿斯迪瓦尔的武功歌>》,载《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144页。
(2)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48页。
(3)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48页。
(4)赵红梅《诗性与学术的交错——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述评》,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71页。
(5)李方元《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及其三个历史阶段——特征与文化阐释》,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1期,第5-12页。回到达尔豪斯的问题“什么是音乐历史的事实”,可找到他所给出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作品、作曲家、建制、观念,这是形成音乐史事实的中心内核。这一点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即便面对开放的边界。”因此,只需将“作品——声音,观念——概念/作曲家、建制——行为”加以简略勾勒和对照连接,便可发现达尔豪斯与梅里亚姆两位音乐学大师的学术理念在此合二为一,当然也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此间深入的理论关联性问题留出空间。
(1)李方元《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及其三个历史阶段——特征与文化阐释》,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1期,第5-12页。回到达尔豪斯的问题“什么是音乐历史的事实”,可找到他所给出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作品、作曲家、建制、观念,这是形成音乐史事实的中心内核。这一点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即便面对开放的边界。”因此,只需将“作品——声音,观念——概念/作曲家、建制——行为”加以简略勾勒和对照连接,便可发现达尔豪斯与梅里亚姆两位音乐学大师的学术理念在此合二为一,当然也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此间深入的理论关联性问题留出空间。
(2)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32页。
(3)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载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
(4)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59-95页。
(5)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63页。
(1)陈赛主笔,“人物”栏目访谈卜正民,《中国的迷宫》,载《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期,第98页。
(2)欧立德(Mark Elliot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载《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年冬),第1-18页。
(2)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8页。
(3)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开始,结构主义先后影响了3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和超语言学观念、雅各布森的音乐学批评都补充了索绪尔的理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神话学》等著作将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学。60年代中期以后,结构主义革命全面进入心理学、文学、史学领域。“结构(拉丁语structum)”的词源学含义是“经过聚拢和整理、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结构能引起关系组合的联想,其中各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特征是全体对整体的关系。结构主义提倡系统分析、共时方法、深层阐释,具有“否定主体、否定历史、否定人文主义”的三大特征。
(1)达尔豪斯著,刘经树译《19世纪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内部参考教材),“第四章:1870年至1889年”中的“平庸音乐”,第255页。
(2)刘经树《系统就是历史——音乐结构史导论》,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47-48页。
(3)如《十九世纪音乐史》中,“风格的双重性”指贝多芬和罗西尼所分别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历史时间性:前者及德语系音乐发展所代表的重视乐曲形式发展隐含的线性时间观,与后者拉丁民族式的时间观;或是以巴赫为例的在同一时间及空间之下运行却有着不同逻辑的美学价值的历史观。
(4)如《贝多芬与他的时代》中的章节安排,放弃了传统的对贝多芬作品的早、中、晚期发展的线性时间顺序及分类法。
(1)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32页。
(2)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修订版):“音乐史写作:艺术与历史的调解(代译后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227页。
(3)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30页。
(4)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220页。
(5)同时的非同时性(non-contemporaneity of the contemporaneous),是达尔豪斯用于替换传统事件史中“持续年代”的概念,指时间上的不完全同时结构。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166-167页。
(1)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49页。
(2)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49页。
(3)如达尔豪斯在书中曾指出,结构史方法的奠基者是自1929年以后与《年鉴》期刊密切相关的历史学家,当然这里有可能指的并非仅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但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重要作用应不容忽视。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来看,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总体来说是一个逐步科学化的过程,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明显转折。而这一趋向典型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中。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主要注意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因此侧重借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第二代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ndel,1902-1985)提出著名的“长时段”(longue durae)概念,突出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持久和密切的联系,由此突破史家注意政治史、军事史,即个别重大的历史事件主导历史的传统观念,以《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 l'epoque de Philippe ii,1949)作为典型:布罗代尔在其中并未遵从传统的角度,将西班牙在当时的霸权地位主要归因于菲利普二世的强悍,而是以地中海及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为重点来考察这段时期的历史,其意图在于把历史学从人文科学转向自然科学;而其“长时段”概念,是为了对历史做出更为宏观的解释,也即是将历史的演化轨迹放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考察所提出的理论纲领;布罗代尔的高足、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创始人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也主张“长时段”的考察历史,注意他所谓的“结构”(structures)的持久性和对历史变动的长期制约,但与布罗代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勒华拉杜里比较注意的是这一“结构”在文化层面的表现,而布罗代尔注意的是地理环境。
(1)布罗代尔指出,历史时间像一座“三层楼的大厦”,基础层是由地理、气候、生物等因素组成的,称作“地理时间”,这里有“几乎不能发生变化”的历史,是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组成第二层的是长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称作“社会时间”;第三层是由短暂作用的因素构成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个别政治事件就属于这一类,是“个别时间”。王晴佳著《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 版,第50-52页。
(2)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166-167页。
(3)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6页。
(4)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页。
(5)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9页。
(6)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45-199页。
(1)孙静《仰望的姿态——读<阿斯迪瓦尔的武功歌>》,载《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144页。
(2)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48页。
(3)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48页。
(4)赵红梅《诗性与学术的交错——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述评》,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71页。
(5)李方元《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及其三个历史阶段——特征与文化阐释》,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1期,第5-12页。回到达尔豪斯的问题“什么是音乐历史的事实”,可找到他所给出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作品、作曲家、建制、观念,这是形成音乐史事实的中心内核。这一点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即便面对开放的边界。”因此,只需将“作品——声音,观念——概念/作曲家、建制——行为”加以简略勾勒和对照连接,便可发现达尔豪斯与梅里亚姆两位音乐学大师的学术理念在此合二为一,当然也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此间深入的理论关联性问题留出空间。
(1)李方元《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及其三个历史阶段——特征与文化阐释》,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1期,第5-12页。回到达尔豪斯的问题“什么是音乐历史的事实”,可找到他所给出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作品、作曲家、建制、观念,这是形成音乐史事实的中心内核。这一点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即便面对开放的边界。”因此,只需将“作品——声音,观念——概念/作曲家、建制——行为”加以简略勾勒和对照连接,便可发现达尔豪斯与梅里亚姆两位音乐学大师的学术理念在此合二为一,当然也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此间深入的理论关联性问题留出空间。
(2)杨建章《历史性与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32页。
(3)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载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
(4)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59-95页。
(5)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63页。
(1)陈赛主笔,“人物”栏目访谈卜正民,《中国的迷宫》,载《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期,第98页。
(2)欧立德(Mark Elliot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载《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年冬),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