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理论的“缺失”?——公共价值理论在中期预算框架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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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预算理论研究缺乏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框架。我国预算研究也缺少明确的理论指导,特别是中期预算框架区别于年度预算的特征与政策目标,使得其对预算理论有了新的要求。公共价值理论能够较好地切合众多学者对于预算理论的设想,并可以广泛用于指导预算的实践。本文将预算纳入公共价值理论这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统一理论框架中分析,以"公共价值创造"作为预算资源配置的价值标准和判断依据,并结合策略三角模型等公共价值理论工具,以中期预算框架为例来探讨如何实现公共价值创造与提升。
引文
[1]爱论·鲁宾.(Irene Rubin).预算理论的未来.周美多译,公共管理研究,2006年第10期.
[2]白彦锋.中期预算改革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蒋悟真.中国预算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4]马蔡琛.政府预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5]马骏,叶娟丽.公共预算理论:现状与未来.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马骏.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日]神野直彦.财政学-财政现象的实体化分析.王美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
[8]王雍君.中国公共预算改革:从年度到中期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9]王学军,张弘.公共价值的研究路径与前沿问题.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3期.
[10]杨博,谢光远.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
[11]Bank W.,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World Bank,1998.
[12]Bank W.,Beyond the Annual Budget:Global Experience with Medium-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s.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13.
[13]Benington,J&Moore,M.,Public value:theory and practice.Palgrave Macmillan,2011.
[14]Boex,L F J,Martinez-Vazquez J,Mcnab R M.,Multi-Year Budgeti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Lessons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es.Public Budgeting&Finance,2000.
[15]Bozeman,B.,Public-Value Failure:When Efficient Markets May Not Do.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1:145-161.
[16]Cangiano,M,Curristine T,Lazare M.,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ts emerging architecture.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1)MTEFs国内常翻译为“中期预算”、“滚动预算”等,是一种区别于年度预算的,多年度视角下系统性安排和管理财政收支的预算方案。详见李俊生和姚东旻《中期预算框架研究中术语体系的构建、发展及其在中国应用中的流变》。
(1)科伊在1981年的《Incremental thinking:“the lack of a budgetary Theory”》一文中进一步强调“预算理论缺乏”的观点。
(2)指该理论被运用到预算领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兴起时间。
(1)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作为搜索数据库,以“预算”作为关键词搜索篇名,以引用量为标准顺序排列文献,归纳出建国后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预算研究的哪些问题和使用的方法与理论。并在此过程中剔除了企业预算相关的主题,如预算松弛、预算会计等问题。
(1)Smith(2004)、Stoker(2006)、O’Flynn(2007)等学者认为公共价值理论所掀起的“公共价值革命”,不但弥补了传统公共管理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不足,公共部门也需要公共价值来帮助它们应对政治上的新变化或者用于指导新的政府管理模式;而且公共价值理论对于效率、责任和公平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公共价值管理超越了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开创了公共管理理论的新时代。
(1)实际上,大多数公共价值账户的成本与收益项目常难以货币形式衡量。因此公共价值账户的成本收益衡量通常采用替代的办法,假设如果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这些结果所能获得收益和花费的成本。再通过对这种替代方式的一个考察,对结果进行调整,从而确定完成该“任务”的成本与收益。鉴于公共价值账户设计的初衷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公共价值的概念,我们可以对该账户进行一定的改进,从而能更好地体现公共价值创造。
(2)在Moore的价值链中,"伙伴"和"合作生产者"还涵盖私人部门合作,但笔者在本文使用的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指代公共部门间的协同配合。
(1)Moore所考虑的“合法性和支持”的一般形式,主要就是立足于选举产生的各级行政部门、包含财政预算和人事部门等在内的行政部门分支、立法机构及其分支等构成的整个的“授权系统”。
(2)如德国根据《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美国根据《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押款项控制法》等有关法律的要求编制该国的中期预算框架。
(1)《预算法》本身缺乏法律性,其在预算程序、问责机制等方面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自身形式的理性内在逻辑自足,从而难以合理赋予各主体预算权力的合法性(蒋悟真,2015)。
(2)基线是预算申请部门和预算支出部门间关于预算谈判的基础。王雍君(2011)认为基线是假如现行政策和活动继续下去,未来年度的支出或成本。这也完全切合公共价值理论中公共价值账户的最初设想,公共部门管理者应该采纳私人部门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尤其是用“Bottom Line”(底线、基线)来评价政府机构绩效,并用底线来控制公共机构行为。
[2]白彦锋.中期预算改革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蒋悟真.中国预算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4]马蔡琛.政府预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5]马骏,叶娟丽.公共预算理论:现状与未来.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马骏.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日]神野直彦.财政学-财政现象的实体化分析.王美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
[8]王雍君.中国公共预算改革:从年度到中期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9]王学军,张弘.公共价值的研究路径与前沿问题.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3期.
[10]杨博,谢光远.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
[11]Bank W.,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World Bank,1998.
[12]Bank W.,Beyond the Annual Budget:Global Experience with Medium-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s.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13.
[13]Benington,J&Moore,M.,Public value:theory and practice.Palgrave Macmillan,2011.
[14]Boex,L F J,Martinez-Vazquez J,Mcnab R M.,Multi-Year Budgeti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Lessons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es.Public Budgeting&Finance,2000.
[15]Bozeman,B.,Public-Value Failure:When Efficient Markets May Not Do.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1:145-161.
[16]Cangiano,M,Curristine T,Lazare M.,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ts emerging architecture.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1)MTEFs国内常翻译为“中期预算”、“滚动预算”等,是一种区别于年度预算的,多年度视角下系统性安排和管理财政收支的预算方案。详见李俊生和姚东旻《中期预算框架研究中术语体系的构建、发展及其在中国应用中的流变》。
(1)科伊在1981年的《Incremental thinking:“the lack of a budgetary Theory”》一文中进一步强调“预算理论缺乏”的观点。
(2)指该理论被运用到预算领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兴起时间。
(1)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作为搜索数据库,以“预算”作为关键词搜索篇名,以引用量为标准顺序排列文献,归纳出建国后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预算研究的哪些问题和使用的方法与理论。并在此过程中剔除了企业预算相关的主题,如预算松弛、预算会计等问题。
(1)Smith(2004)、Stoker(2006)、O’Flynn(2007)等学者认为公共价值理论所掀起的“公共价值革命”,不但弥补了传统公共管理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不足,公共部门也需要公共价值来帮助它们应对政治上的新变化或者用于指导新的政府管理模式;而且公共价值理论对于效率、责任和公平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公共价值管理超越了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开创了公共管理理论的新时代。
(1)实际上,大多数公共价值账户的成本与收益项目常难以货币形式衡量。因此公共价值账户的成本收益衡量通常采用替代的办法,假设如果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这些结果所能获得收益和花费的成本。再通过对这种替代方式的一个考察,对结果进行调整,从而确定完成该“任务”的成本与收益。鉴于公共价值账户设计的初衷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公共价值的概念,我们可以对该账户进行一定的改进,从而能更好地体现公共价值创造。
(2)在Moore的价值链中,"伙伴"和"合作生产者"还涵盖私人部门合作,但笔者在本文使用的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指代公共部门间的协同配合。
(1)Moore所考虑的“合法性和支持”的一般形式,主要就是立足于选举产生的各级行政部门、包含财政预算和人事部门等在内的行政部门分支、立法机构及其分支等构成的整个的“授权系统”。
(2)如德国根据《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美国根据《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押款项控制法》等有关法律的要求编制该国的中期预算框架。
(1)《预算法》本身缺乏法律性,其在预算程序、问责机制等方面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自身形式的理性内在逻辑自足,从而难以合理赋予各主体预算权力的合法性(蒋悟真,2015)。
(2)基线是预算申请部门和预算支出部门间关于预算谈判的基础。王雍君(2011)认为基线是假如现行政策和活动继续下去,未来年度的支出或成本。这也完全切合公共价值理论中公共价值账户的最初设想,公共部门管理者应该采纳私人部门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尤其是用“Bottom Line”(底线、基线)来评价政府机构绩效,并用底线来控制公共机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