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城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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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城遗址是位于河南辉县市区的一处重要遗址,面积约165万平方米,先后发现了东周时期城墙、夯土基址、冶铁遗址和大量墓葬等,其内涵之齐备和丰富在东周时期的一般城址中较为少见。1994年对共城遗址南城墙的发掘表明,城墙修筑于战国中晚期,具有夯土为表、填土为里的复合式结构。本文认为,共城城墙应是先修筑了外侧的夯土城墙,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再修筑内侧的夯土城墙,并用填土将两道城墙连为一体。城墙的独特结构可能是基于筑城效率、军事防御和洪水预防等多方面考虑的创造性发明,在我国古代筑城史中是至今所见最早的一例。南城墙中还发现了坑道遗迹,应是《墨子·备城门》中记载的"轒輼"之类攻城方法留下的遗迹,为研究战国时期激烈的城市攻防战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此类遗迹在东周时期还是首次发现。
The Gongcheng site is an important Eastern Zhou dynasty site located in Huixian,Henan province.It covers an area of 1.65 million square meters where city walls,foundations of rammed earth,remains of iron manufacture and a large number of tombs have been unearthed; such abundant discoveries are rare in city sites contemporary.The excavation of its southern city wall in 1994 showed that the city wall was buil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which had a composite structure with surfaces of rammed earth and earth fill inside.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outer rammed-earth wall was built first and the inner after a while; then the two sides were connected by filling earth.The unique structure of the city wall might be an innovative creation for building efficiency,military defense and flood prevention and was the earliest example in Chinese history of city building.Also discovered in the southern city wall were remains of tunnels,which might be left after battles of city attacking such as Fen Wen [轒輼] mentioned in Mozi [《墨子》].The remains were good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ity conquest battl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were first of the kind in Eastern Zhou sites.
The Gongcheng site is an important Eastern Zhou dynasty site located in Huixian,Henan province.It covers an area of 1.65 million square meters where city walls,foundations of rammed earth,remains of iron manufacture and a large number of tombs have been unearthed; such abundant discoveries are rare in city sites contemporary.The excavation of its southern city wall in 1994 showed that the city wall was buil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which had a composite structure with surfaces of rammed earth and earth fill inside.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outer rammed-earth wall was built first and the inner after a while; then the two sides were connected by filling earth.The unique structure of the city wall might be an innovative creation for building efficiency,military defense and flood prevention and was the earliest example in Chinese history of city building.Also discovered in the southern city wall were remains of tunnels,which might be left after battles of city attacking such as Fen Wen [轒輼] mentioned in Mozi [《墨子》].The remains were good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ity conquest battl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were first of the kind in Eastern Zhou sites.
引文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
[2]“龚”见于《合集》7352、8198、9770、36926等;“龚山”见于《英国所见甲骨集》等。
[3]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40、49页。
[4]凡国封建于成王时期,始封君为“周公之胤”(《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通志·氏族略》云凡“为周畿内诸侯”,与邢、蒋等畿外诸侯不同,也就是说凡国实为凡氏家族的采邑。在《左传·隐公七年》等文献可见凡伯奔波王事的事迹,凡伯被戎执归后未再见于史载。辉县共城遗址西南约10千米处发现了凡城遗址(图一:6),多位学者认为此遗址与凡国有关。
[5]“共和执政”的争论一方依据以《史记》为代表的文献,另一方依据以《竹书纪年》为代表的文献。后者在《左传》《鲁连子》等先秦文献中可见旁证,且郭沫若、杨树达等先生认为金文文献中“伯龢父”就是共伯和,再加上近年新见的“清华简”《系年》亦有相关记载可与《竹书纪年》印证,“共伯干王位”之说渐被更多学者采信。
[6]成玄英等认为共伯为“周王之孙”,陈槃认为其说甚是,本文从之。详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三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290页。
[7]西周末年卫釐侯太子余谥号“共伯”,部分学者认为这表明共已并于卫。顾炎武已辨明“共者,谥也(笔者按:即“恭”),非共国之共也”(《日知录》二五“共和”条),可从。
[8]《左传·闵公二年》杜预注“共及滕,卫别邑”,意指共国此前已被卫国吞并,列为“列邑”;陈槃等则认为,直至宋桓公益共、滕之民于卫,“共始入卫”,参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三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9]共城遗址的系统调查应始于崔墨林等先生,详见崔墨林:《共城考察》,《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城址西北侧在1989年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详见李京华:《辉县市共城战国冶铁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新乡市文管会、辉县市博物馆:《河南辉县市古共城战国铸铁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城址的南城墙在199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详见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市文物局:《河南辉县市古共城南城墙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申文先生在2011年对城址进行了调查和勘探,详见申文:《战国时代魏国发展进程的考古学观察》,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辉县地区的多处重要墓地中,与城址距离最近、关系最密的应是东南侧的琉璃阁墓地,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此外,城址西北侧也曾发掘东周、汉代、宋代墓葬,参见李风兰:《辉县吕巷发现一座战国铜器墓》,《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下文所引考古资料出自以上文献的,注释从略。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下文所引孟庄遗址的考古资料出自此文献的,注释从略。
[11]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12]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周书灿、毛长立:《共工氏流徙的考古学考察》,《文物春秋》2008年第2期。
[13]张应桥、徐昭峰:《试论辉县孟庄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的性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
[14]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2005年,第5页。
[1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242-243页;张新斌:《辉县商代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16]目前尚难断言琉璃阁墓地的大型墓葬是属于琉璃阁遗址还是孟庄商城,从空间距离上分析可能与前者关系更为密切。与琉璃阁遗址百米之遥的共城遗址在城墙夯土内发现较多商代陶片,说明此处也存在商代遗址,并且很可能与琉璃阁遗址连为一片。若此,琉璃阁遗址的面积恐超过孟庄遗址。
[17]申文先生认为“共城东3公里固围村墓地所在之台地”可能是西周共国的所在地,详见申文:《战国时代魏国发展进程的考古学观察》,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6页。这种可能性其实已被《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者排除,他们认为台基虽然“好像是一座城基”,“实际它正是一个以岗坡为基地,微加人工建造的一座回字式陵园”(第69页)。
[18][28][29]崔墨林:《共城考察》,《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
[19]刘绪:《晋乎?卫乎?--琉璃阁大墓的国属》,《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20]刘绪:《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3-59页。
[21]冶铁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辉县固围村一号战国大墓所出士的大量铁质农具可能就是该铸铁遗址铸造的”。参见新乡市文管会、辉县市博物馆:《河南辉县市古共城战国铸铁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2]辉县市史志编纂委员会:《辉县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8页。
[23]许宏:《先秦城邑考古》,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249、269、272页。
[24]东周王城的城墙宽度在5-15米之间,韩国阳翟故城的城墙宽度约为40米,郑韩故城城墙宽约40-60米,赵国邯郸城城墙宽约20-40米,魏国安邑故城的城墙宽度约13-15米,燕下都城墙的宽度约40米,中山国灵寿城的城墙宽度一般不超过35米,齐国临淄城城墙宽度约17-43米,鲁国曲阜故城的城墙宽约30-50米,楚国纪南城的城墙宽度在30-40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0-263页。通过比较以上资料可知,宽度超过50米的城墙在东周时期是比较少见的。
[25]墙体两侧因修建公路和民房而受到严重破坏,难以估计墙基的准确宽度。
[26]清理墙体上酥碱、掏蚀、剥落和崩裂的部分至今还是土遗址保护中的基本措施。
[27]发掘者用来判断城墙年代的遗物主要出土于填土中,这意味着填土和内侧夯土墙的时代应为战国中晚期,而外侧夯土墙的时代应与此相近或更早。
[30][日]佐原康夫撰、赵丛苍摘译《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文博》1989年第6期。
[31]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第55页。
[32]同[31],第3-4页。
[33]秦彦士:《古代防御军事与墨家和平主义--〈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34]邱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17页。
[35]部分数据为据简报图四测算。
[36]同[31],第67页。
[37]Robin D.S.Yates,Siege Engines And Late Zhou Military Technology,《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9-452页。
[38]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第175页。
[39]自苏时学怀疑《墨子》城守诸篇为秦人作品以来,蒙文通、岑仲勉、大塚伴鹿、陈直、李学勤等学者进一步论述其作者就是秦人。史党社认为,现存的城守诸篇是秦墨与东墨作品的“合编”。相关讨论参见史党社:《〈墨子〉城守诸篇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99-116页。
[2]“龚”见于《合集》7352、8198、9770、36926等;“龚山”见于《英国所见甲骨集》等。
[3]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40、49页。
[4]凡国封建于成王时期,始封君为“周公之胤”(《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通志·氏族略》云凡“为周畿内诸侯”,与邢、蒋等畿外诸侯不同,也就是说凡国实为凡氏家族的采邑。在《左传·隐公七年》等文献可见凡伯奔波王事的事迹,凡伯被戎执归后未再见于史载。辉县共城遗址西南约10千米处发现了凡城遗址(图一:6),多位学者认为此遗址与凡国有关。
[5]“共和执政”的争论一方依据以《史记》为代表的文献,另一方依据以《竹书纪年》为代表的文献。后者在《左传》《鲁连子》等先秦文献中可见旁证,且郭沫若、杨树达等先生认为金文文献中“伯龢父”就是共伯和,再加上近年新见的“清华简”《系年》亦有相关记载可与《竹书纪年》印证,“共伯干王位”之说渐被更多学者采信。
[6]成玄英等认为共伯为“周王之孙”,陈槃认为其说甚是,本文从之。详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三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290页。
[7]西周末年卫釐侯太子余谥号“共伯”,部分学者认为这表明共已并于卫。顾炎武已辨明“共者,谥也(笔者按:即“恭”),非共国之共也”(《日知录》二五“共和”条),可从。
[8]《左传·闵公二年》杜预注“共及滕,卫别邑”,意指共国此前已被卫国吞并,列为“列邑”;陈槃等则认为,直至宋桓公益共、滕之民于卫,“共始入卫”,参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三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9]共城遗址的系统调查应始于崔墨林等先生,详见崔墨林:《共城考察》,《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城址西北侧在1989年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详见李京华:《辉县市共城战国冶铁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新乡市文管会、辉县市博物馆:《河南辉县市古共城战国铸铁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城址的南城墙在199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详见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市文物局:《河南辉县市古共城南城墙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申文先生在2011年对城址进行了调查和勘探,详见申文:《战国时代魏国发展进程的考古学观察》,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辉县地区的多处重要墓地中,与城址距离最近、关系最密的应是东南侧的琉璃阁墓地,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此外,城址西北侧也曾发掘东周、汉代、宋代墓葬,参见李风兰:《辉县吕巷发现一座战国铜器墓》,《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下文所引考古资料出自以上文献的,注释从略。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下文所引孟庄遗址的考古资料出自此文献的,注释从略。
[11]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12]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周书灿、毛长立:《共工氏流徙的考古学考察》,《文物春秋》2008年第2期。
[13]张应桥、徐昭峰:《试论辉县孟庄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的性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
[14]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2005年,第5页。
[1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242-243页;张新斌:《辉县商代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16]目前尚难断言琉璃阁墓地的大型墓葬是属于琉璃阁遗址还是孟庄商城,从空间距离上分析可能与前者关系更为密切。与琉璃阁遗址百米之遥的共城遗址在城墙夯土内发现较多商代陶片,说明此处也存在商代遗址,并且很可能与琉璃阁遗址连为一片。若此,琉璃阁遗址的面积恐超过孟庄遗址。
[17]申文先生认为“共城东3公里固围村墓地所在之台地”可能是西周共国的所在地,详见申文:《战国时代魏国发展进程的考古学观察》,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6页。这种可能性其实已被《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者排除,他们认为台基虽然“好像是一座城基”,“实际它正是一个以岗坡为基地,微加人工建造的一座回字式陵园”(第69页)。
[18][28][29]崔墨林:《共城考察》,《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
[19]刘绪:《晋乎?卫乎?--琉璃阁大墓的国属》,《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20]刘绪:《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3-59页。
[21]冶铁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辉县固围村一号战国大墓所出士的大量铁质农具可能就是该铸铁遗址铸造的”。参见新乡市文管会、辉县市博物馆:《河南辉县市古共城战国铸铁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2]辉县市史志编纂委员会:《辉县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8页。
[23]许宏:《先秦城邑考古》,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249、269、272页。
[24]东周王城的城墙宽度在5-15米之间,韩国阳翟故城的城墙宽度约为40米,郑韩故城城墙宽约40-60米,赵国邯郸城城墙宽约20-40米,魏国安邑故城的城墙宽度约13-15米,燕下都城墙的宽度约40米,中山国灵寿城的城墙宽度一般不超过35米,齐国临淄城城墙宽度约17-43米,鲁国曲阜故城的城墙宽约30-50米,楚国纪南城的城墙宽度在30-40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0-263页。通过比较以上资料可知,宽度超过50米的城墙在东周时期是比较少见的。
[25]墙体两侧因修建公路和民房而受到严重破坏,难以估计墙基的准确宽度。
[26]清理墙体上酥碱、掏蚀、剥落和崩裂的部分至今还是土遗址保护中的基本措施。
[27]发掘者用来判断城墙年代的遗物主要出土于填土中,这意味着填土和内侧夯土墙的时代应为战国中晚期,而外侧夯土墙的时代应与此相近或更早。
[30][日]佐原康夫撰、赵丛苍摘译《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文博》1989年第6期。
[31]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第55页。
[32]同[31],第3-4页。
[33]秦彦士:《古代防御军事与墨家和平主义--〈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34]邱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17页。
[35]部分数据为据简报图四测算。
[36]同[31],第67页。
[37]Robin D.S.Yates,Siege Engines And Late Zhou Military Technology,《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9-452页。
[38]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第175页。
[39]自苏时学怀疑《墨子》城守诸篇为秦人作品以来,蒙文通、岑仲勉、大塚伴鹿、陈直、李学勤等学者进一步论述其作者就是秦人。史党社认为,现存的城守诸篇是秦墨与东墨作品的“合编”。相关讨论参见史党社:《〈墨子〉城守诸篇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99-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