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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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
引文
(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9页。
(2)郭店竹简《六德》篇云:“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语丛一》云:“《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
(3)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4)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6)西晋时期荀勖、张华编《晋中经簿》始创四分法:“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此中新创的“丙部”即是史部。东晋时期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由此史部称为“乙部”。以后至《隋书·经籍志》乃正式形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
(7)刘咸炘:《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9、24页。
(8)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9)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三:“哲,智也。”又云:“哲,大智也。”
(10)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于1945年出版之前,西方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等,梯利的哲学史著作虽然被翻译为《西方哲学史》,但其英文书名却是A History of Philosophy(初版于1914年)。罗素将其哲学史著作称为“西方哲学史”,已意味着在西方之外还有东方等国家的哲学史。
(11)张岱年先生在1930年代中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其“序论”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而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序论”第2页。
(12)《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页。
(13)《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5页。
(14)《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69、71页。
(15)《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366页。
(16)传统经学的“权威真理”思维方式,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所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1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3-194页。
(19)参见景天魁等《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页。
(20)参见景天魁等《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第6-12页。
(2)郭店竹简《六德》篇云:“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语丛一》云:“《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
(3)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4)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6)西晋时期荀勖、张华编《晋中经簿》始创四分法:“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此中新创的“丙部”即是史部。东晋时期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由此史部称为“乙部”。以后至《隋书·经籍志》乃正式形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
(7)刘咸炘:《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9、24页。
(8)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9)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三:“哲,智也。”又云:“哲,大智也。”
(10)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于1945年出版之前,西方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等,梯利的哲学史著作虽然被翻译为《西方哲学史》,但其英文书名却是A History of Philosophy(初版于1914年)。罗素将其哲学史著作称为“西方哲学史”,已意味着在西方之外还有东方等国家的哲学史。
(11)张岱年先生在1930年代中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其“序论”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而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序论”第2页。
(12)《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页。
(13)《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5页。
(14)《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69、71页。
(15)《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366页。
(16)传统经学的“权威真理”思维方式,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所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1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3-194页。
(19)参见景天魁等《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页。
(20)参见景天魁等《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