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想象与乡关记忆:论陆游成都诗作中的空间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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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想象汉唐疆域以示恢复、回忆乡关地理以明归隐,这是陆游成都时期诗作的两大主题。对此进行频繁、集中地交错书写以形成情感张力,是陆游该时期诗作的重要特色,并在其后半生的仕宦创作中不断发酵得以定型,成为陆诗的一种空间书写范式。一方面,诗人借助对汉唐地理空间的想象,塑造了南宋王朝关于实现九州完整、继承汉唐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隐喻,并彰显着自己的功名意识与平靖海内的壮志;另一方面,诗人通过回忆乡土地理,以寄寓其壮志落空后的惆怅情绪与退居意识。陆游东归后仕宦创作中的空间书写,无论在情感力度、思想深度或艺术境界上,究其实质亦不外乎是诗人成都时期此类诗作的持续延伸与演绎。通过分析陆诗的这种空间书写范式,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诗人在其中所表达的身份认同困境。
引文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孔凡礼,齐治平.陆游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范成大.范石湖集[M].富寿荪,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于北山.陆游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7]白振奎.陆游·地理·空间[J].中国韵文学刊,2008(3).
[8]邹志方.陆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黄奕珍.论陆游南郑诗作中的空间书写[J].文学遗产,2014(2).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1]内山精也.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2]钱锤书.谈艺录[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13]莫砺锋.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J].文学遗产,1991(4).
(1)赵翼《瓯北诗话》:“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尽其才而后止。……是放翁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为一变。”梁章钜《退庵随笔》:“放翁诗派,初境本宗少陵,……自从戎巴蜀,而后始臻宏肆。”陆游的蜀中诗,也以其爱国情感的激烈磅薄而受时人推崇。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尝从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所列各条,详参孔凡礼、齐治平《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2)陆游的成都时期,主要指南郑王炎幕府解散后,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入川至淳熙五年(1178)东归的这段时间。
(3)如高利华《论陆游蜀中诗的尚武精神》(《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与《放歌尚武情结川陕——陆游蜀中诗谈》(《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2期);胡蓉蓉《论陆游的蜀中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倪海权《论陆游蜀中诗之“兵魂”》,《北方论丛》2011年第4期;张承凤《论陆游的蜀中诗》,《文史杂志》2011年第4期;申东城《论陆游巴蜀诗及其诗歌嬗变》,《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7期,等等。
(4)详参黄奕珍:《论陆游南郑诗作中的空间书写》,《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5)详参黄奕珍:《论陆游成都时期爱国诗的特色》,《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
(1)本文所引陆游诗,皆据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下文不一一出注。
(2)本文所引陆游文,皆据马亚中、涂小马《渭南文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不一一出注。
(3)陆游对汉唐时代文学成就的推崇,还体现在其于川陕期间学习李白、杜甫、岑参的边塞诗艺术上。与此同时,陆游文学思想中亦有不少“盛唐”元素,如“文气说”“雄浑品目”等皆与其对“盛唐气象”的钦慕有关。(详参吴光兴:《陆游与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1期。)
(4)此结论为笔者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比照后所得。
(5)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从地德角度而言,与占据中原地区的金国相比很难确认其政权的正统地位。自汉唐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在南宋时期已荡然无存。而且,宋代士大夫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向想象中的民族主义转变。南宋人帝蜀寇魏的历史观,事实上也是他们在“地德”缺失之下的产物。(详参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文史哲》2004年第1期;白振奎:《陆游·地理·空间》,《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3期。)
(1)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担任接伴使前往盱眙,作有《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中便有“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等句。范成大出使金国时,路过旧都汴京,在其《揽辔录》中亦有“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之慨叹。
(2)详参刘春霞:《入幕边塞:陆游接受岑参的新契机》,《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1)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一五。
(2)陆游在范成大被召还东归时有诗《送范舍人还朝》寄之,希望其回到朝廷后能收复故土,驱逐金虏:“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次河北。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黄扉甘泉多故人,定知不作白头新。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
(3)以下所列南宋绍兴府地名,皆据施宿《嘉泰会稽志》(民国十五年景印,嘉庆十三年刊本),不一一出注。
(1)关于陆游在从戎南郑时期的心态,学界多有不同看法。如许文军《论陆游在南郑》(《陕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1卷)一文认为,陆游在南郑期间的诗歌自然地展露了一个叹老嗟卑的下层官吏和天才痛苦的混合形象,而在怀念南郑生活的诗作中诗人则化作昂扬卓厉的军中勇士,巡边、狩猎与燕乐挤占了南郑生活的主要空间和时间。邱鸣皋先生的《陆游评传》和朱东润先生的《陆游传》则一致认为从陆诗“宾主相期意气中”可知,陆游和幕主王炎没有矛盾,他的军中生活是欢乐的;陆游沉郁的情绪,主要来自于其和王炎共同的画策不为统治者所用及王炎被调离南郑。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2)详参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
(3)有学者认为,陆游的夔州诗,主要抒发其思乡怀亲、登临感怀的情绪,以及对地方风物的描绘。总体而言,陆游的夔州诗仍未摆脱其早期的创作面貌。详参伍联群《论陆游夔州诗对早期诗风的沿袭与新变》,《学术论坛》2006年第11期。
(4)陆游的夔州诗中的“苦”与“恨”,主要可分为“赴夔远游的苦与累”“夔地生活的艰难困苦”“思乡悲老的失意愁苦”“报国无门的苦闷怅恨”。详参董小改《陆游夔州诗中的“苦”与“恨”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据笔者有限眼力所及,陆游夔州诗中仅有《初夏怀故山》“镜湖四月正清和,白塔红桥小艇过”一句以故乡空间意象寄乡思之情。其余多直剖心迹,如“头白伴人书纸尾,只思归去弄烟波”(《自咏》)、“零落亲朋劳远梦,凄凉乡社负归耕”(《晚晴闻角有感》)、“山川信美吾庐远,天地无情客鬓衰”(《夔州重阳》)等等,皆如此。
(1)值得说明的是,宋诗中所涉及的汉唐地名意象,多为虚指和借代,并非直接书写。例如,宋诗中的长安书写,主要是作为汴京和临安的代称,对长安自身的书写非常少。相较于唐人,长安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精神家园意义,在宋人笔下发生了改变。(详参张文利、张乐:《宋词中的长安书写》,《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由此说明,陆游在其诗中对汉唐地名意象进行直接书写的方式,可谓是自出机杼,变化生新,在宋代具有一定开拓意义。
(2)陆游《书感》云:“会凭香火消前业,已筑茅茨讼昨非。”同时,诗下有自注云:“余村居筑小轩,以昨非名之。”
(1)陆游晚年在第二次入临安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期间,作《江亭晚思》诗,有“年来自笑诗情减,愁绝奚奴古锦囊”之感。
(2)详参内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收录于《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关于陆游晚年的身份意识,可参考林岩《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1期。
[2]孔凡礼,齐治平.陆游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范成大.范石湖集[M].富寿荪,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于北山.陆游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7]白振奎.陆游·地理·空间[J].中国韵文学刊,2008(3).
[8]邹志方.陆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黄奕珍.论陆游南郑诗作中的空间书写[J].文学遗产,2014(2).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1]内山精也.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2]钱锤书.谈艺录[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13]莫砺锋.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J].文学遗产,1991(4).
(1)赵翼《瓯北诗话》:“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尽其才而后止。……是放翁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为一变。”梁章钜《退庵随笔》:“放翁诗派,初境本宗少陵,……自从戎巴蜀,而后始臻宏肆。”陆游的蜀中诗,也以其爱国情感的激烈磅薄而受时人推崇。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尝从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所列各条,详参孔凡礼、齐治平《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2)陆游的成都时期,主要指南郑王炎幕府解散后,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入川至淳熙五年(1178)东归的这段时间。
(3)如高利华《论陆游蜀中诗的尚武精神》(《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与《放歌尚武情结川陕——陆游蜀中诗谈》(《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2期);胡蓉蓉《论陆游的蜀中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倪海权《论陆游蜀中诗之“兵魂”》,《北方论丛》2011年第4期;张承凤《论陆游的蜀中诗》,《文史杂志》2011年第4期;申东城《论陆游巴蜀诗及其诗歌嬗变》,《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7期,等等。
(4)详参黄奕珍:《论陆游南郑诗作中的空间书写》,《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5)详参黄奕珍:《论陆游成都时期爱国诗的特色》,《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
(1)本文所引陆游诗,皆据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下文不一一出注。
(2)本文所引陆游文,皆据马亚中、涂小马《渭南文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不一一出注。
(3)陆游对汉唐时代文学成就的推崇,还体现在其于川陕期间学习李白、杜甫、岑参的边塞诗艺术上。与此同时,陆游文学思想中亦有不少“盛唐”元素,如“文气说”“雄浑品目”等皆与其对“盛唐气象”的钦慕有关。(详参吴光兴:《陆游与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1期。)
(4)此结论为笔者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比照后所得。
(5)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从地德角度而言,与占据中原地区的金国相比很难确认其政权的正统地位。自汉唐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在南宋时期已荡然无存。而且,宋代士大夫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向想象中的民族主义转变。南宋人帝蜀寇魏的历史观,事实上也是他们在“地德”缺失之下的产物。(详参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文史哲》2004年第1期;白振奎:《陆游·地理·空间》,《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3期。)
(1)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担任接伴使前往盱眙,作有《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中便有“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等句。范成大出使金国时,路过旧都汴京,在其《揽辔录》中亦有“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之慨叹。
(2)详参刘春霞:《入幕边塞:陆游接受岑参的新契机》,《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1)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一五。
(2)陆游在范成大被召还东归时有诗《送范舍人还朝》寄之,希望其回到朝廷后能收复故土,驱逐金虏:“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次河北。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黄扉甘泉多故人,定知不作白头新。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
(3)以下所列南宋绍兴府地名,皆据施宿《嘉泰会稽志》(民国十五年景印,嘉庆十三年刊本),不一一出注。
(1)关于陆游在从戎南郑时期的心态,学界多有不同看法。如许文军《论陆游在南郑》(《陕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1卷)一文认为,陆游在南郑期间的诗歌自然地展露了一个叹老嗟卑的下层官吏和天才痛苦的混合形象,而在怀念南郑生活的诗作中诗人则化作昂扬卓厉的军中勇士,巡边、狩猎与燕乐挤占了南郑生活的主要空间和时间。邱鸣皋先生的《陆游评传》和朱东润先生的《陆游传》则一致认为从陆诗“宾主相期意气中”可知,陆游和幕主王炎没有矛盾,他的军中生活是欢乐的;陆游沉郁的情绪,主要来自于其和王炎共同的画策不为统治者所用及王炎被调离南郑。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2)详参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
(3)有学者认为,陆游的夔州诗,主要抒发其思乡怀亲、登临感怀的情绪,以及对地方风物的描绘。总体而言,陆游的夔州诗仍未摆脱其早期的创作面貌。详参伍联群《论陆游夔州诗对早期诗风的沿袭与新变》,《学术论坛》2006年第11期。
(4)陆游的夔州诗中的“苦”与“恨”,主要可分为“赴夔远游的苦与累”“夔地生活的艰难困苦”“思乡悲老的失意愁苦”“报国无门的苦闷怅恨”。详参董小改《陆游夔州诗中的“苦”与“恨”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据笔者有限眼力所及,陆游夔州诗中仅有《初夏怀故山》“镜湖四月正清和,白塔红桥小艇过”一句以故乡空间意象寄乡思之情。其余多直剖心迹,如“头白伴人书纸尾,只思归去弄烟波”(《自咏》)、“零落亲朋劳远梦,凄凉乡社负归耕”(《晚晴闻角有感》)、“山川信美吾庐远,天地无情客鬓衰”(《夔州重阳》)等等,皆如此。
(1)值得说明的是,宋诗中所涉及的汉唐地名意象,多为虚指和借代,并非直接书写。例如,宋诗中的长安书写,主要是作为汴京和临安的代称,对长安自身的书写非常少。相较于唐人,长安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精神家园意义,在宋人笔下发生了改变。(详参张文利、张乐:《宋词中的长安书写》,《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由此说明,陆游在其诗中对汉唐地名意象进行直接书写的方式,可谓是自出机杼,变化生新,在宋代具有一定开拓意义。
(2)陆游《书感》云:“会凭香火消前业,已筑茅茨讼昨非。”同时,诗下有自注云:“余村居筑小轩,以昨非名之。”
(1)陆游晚年在第二次入临安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期间,作《江亭晚思》诗,有“年来自笑诗情减,愁绝奚奴古锦囊”之感。
(2)详参内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收录于《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关于陆游晚年的身份意识,可参考林岩《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