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涵摄与规则适用:一个概念与逻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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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理论探讨与裁判实务中,人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将概念涵摄与规则适用在概念或逻辑上等同起来。这既不利于清晰地阐明司法推理的不同环节及其逻辑顺序,也会给本就质疑司法推理客观性的人们留下口实。概念涵摄与规则适用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在逻辑上是不等值的。它们之间存在规范性的联系,即概念涵摄的成立给规则适用提供了推定的理由,这种理由在性质上既不同于初显的理由,也不同于终局的理由。对概念涵摄与规则适用之间区别与联系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思考相关的法理学问题,特别是,它能够使我们在足够清晰的概念基础上谈论法律难题与司法推理的客观性。
In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judicial reasoning,concept-subsumption is often confused conceptually or logically with rule-application. This confuse obstacles the clarifying of different steps and their logical order of judicial reasoning,and makes people tend to be skeptical about objectivity of it. So there is no conceptual or logical equivalent between concept-subsumption and rule-application. However,there is a norm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The former provides a presumptive reason for the latter,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prima facie reason or a conclusive reas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concept-subsumption and rule-application can help us with thinking about some related issues in jurisprudence. Most importantly,it can help us with thinking about legal difficulties and the objectivity of judicial reasoning in a conceptually clear way.
In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judicial reasoning,concept-subsumption is often confused conceptually or logically with rule-application. This confuse obstacles the clarifying of different steps and their logical order of judicial reasoning,and makes people tend to be skeptical about objectivity of it. So there is no conceptual or logical equivalent between concept-subsumption and rule-application. However,there is a norm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The former provides a presumptive reason for the latter,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prima facie reason or a conclusive reas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concept-subsumption and rule-application can help us with thinking about some related issues in jurisprudence. Most importantly,it can help us with thinking about legal difficulties and the objectivity of judicial reasoning in a conceptually clear way.
引文
(1)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Clarendon,1994,p.124.
(2)同注(1),第129页。
(3)关于这一结论是否正确的探讨,参见陈坤:《“开放结构”与法律的客观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第147-161页。
(4)参见陈兴良:《许霆案的法理分析》,《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日,第5版。
(5)例如,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第457-479页;刘明祥:《许霆案的定性:盗窃还是信用卡诈骗》,《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57-66页。
(6)《“社会公德”首成判案依据“第三者”为何不能继承遗产》,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46/20011102/596406.html,2017年8月10日访问。
(7)有关法律客观性问题的梳理与探讨,相关文献包括George C.Christie,“Objectivity in the Law”,Yale Law Journal,Vol.78,No.8(Jul.,1969),pp.1311-1350;Robert W.Bennet,t“Objectivity in Constitutional Law”,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32,No.3(Mar.,1984),pp.445-496;Connie S.Rosat,i“Some Puzzles about the Objectivity of Law”,Law and Philosophy,Vol.23,No.3(May,2004),pp.273-323.
(8)从这一角度出发对该看法的回应,参见注(3),第159页。
(9)例如,[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英]尼尔·麦考密克:《修辞与法治:一种法律推理理论》,程朝阳、孙光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雷磊:《类比法律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10)参见曾琳:《肖胜故意伤害案---因不满医院治疗效果而持刀伤害医护人员的,如何定性》(指导案例第1026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2014年第5卷·总第100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1页。
(11)为了使讨论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该讨论牺牲了在细节上的精确性。其实,这里的(5)应该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肖某),意指肖某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一个实例。
(12)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模型,真实的法律适用过程更为复杂。一方面,要适用的规则中可能包含多个一般概念。比如,《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的内容可用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表示为:(x)[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x)Λ出生在中国(x)→具有中国国籍(x)]。另一方面,将规则适用到特定案例的过程可能需要多个三段论的迭代。比如,为了判断对象a是否为一般概念M的实例,可能需要一个解释性规则“(x)[N(x)→M(x)]”。此时的规则适用过程可以被刻画为:(1)(x)[N(x)→M(x)],(2)N(a),(3)M(a),(4)(x)[M(x)→OG(x)],(5)OG(a);它是两个三段论的迭代。但这一复杂化并不会影响人们将司法推理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规范三段论。如果要适用的规则包含多个概念,当且仅当多个概念涵摄均成立时,规则适用成立;如果规则的适用过程需要多个三段论的迭代时,当且仅当最底层的概念涵摄成立---它实际上会导致每一层的概念涵摄均成立---时,规则适用成立。
(13)该案的案情是:李某(男)在乘旅客列车期间,与斜对面座位的旅客徐某(女)相识。23时30分左右,徐某去厕所,李某尾随其后,趁徐某从厕所开门出来之际,将她堵在厕所内并将门反锁。李某对徐某进行语言威胁并打其耳光,强行让她掏出现金990元及价值2300元的手机一部,并将其装在自己的口袋内。后徐某向乘警报案,李某被抓获。参见冉小毅:《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是否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人民法院报》2006年2月15日,第B04版。
(14)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15)实际上,还存在两个实质的理由要求我们不采用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来刻画规则。一是一阶谓词逻辑只能刻画适用规则的推理,不能刻画关于规则的推理(比如规则是否有效或是否应当适用等);二是如果以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来刻画规范性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就与推论规则(inference rules)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了,但这两者存在显著的区别。如果违反有效的推论规则,那么论证就是不可靠的,但规范性的规则在推理过程中则可能被推翻(override)或废止(undercut)。此外,依据规范性规则进行推理仍然要建立在有效推论规则的基础上。总之,规范性规则与推论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推论规则是我们从事推理的方式,而规范性规则则是我们有时要用到的前提。
(16)该案的案情是:朱建勇为泄私愤,侵入他人的股票账户,采用高进低出的操作方式使他人股票账户内的资金损失19万元。参见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96-102页。
(17)例如,马默(Andrei Marmor)从拉兹的这一论证出发构建自己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See Andrei Marmor,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Theory,Hart Publishing,2005,pp.134-136.
(18)关于理由与原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参见杨国荣:《理由、原因与行动》,《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第64-72页;李义天:《理由、原因、动机或意图》,《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第64-71页。
(19)See Richard M.Hare,“Universalisa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55(1954-1955),pp.295-312.
(20)对此问题的更多讨论,See Marcus G.Singer,Generalization in Ethics,Russell&Russell,1961,p.34.其强调:“没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判断能够离开理由,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离开一般化原则(the generalization principle)。”
(21)See Ronald Dworkin,Tal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6-27;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0-55.
(22)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9.
(23)同注(22),第60页。
(24)See 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3.
(25)参见注(24),第46页。
(26)参见注(17),第136页。马默在该页脚注中提醒我们要注意到,现代的立法机关通常是像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或EPA(环境保护局)这样的行政机关,或者其它通常拥有大量专业知识的机关一样的。
(27)See Jeremy Waldron,“Legislative Intentions and Unintentional Legislation”,in Andrei Marmor,(ed.),Law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43-352.
(28)参见注(1),第128-129页。
(29)有关简易案件、疑难案件问题,See Brian Bix,Law,Language,and Legal Determin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63-76;注(27),第95-118页。
(30)在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看来,对于规则R与相冲突的原则P来说,只有在P的分量比R所赖以建立的实质原则PR与形式原则Pf的分量之和还重的时候,R的适用才会被P所限制。参见注(21),Alexy书,第48页。
(31)参见孔祥俊:《法律方法论》(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7页。
(32)在经典逻辑中,对于“如果p,那么q”这样的实质条件式来说,人们能够根据前件p成立推导出后件q成立,也能够根据q不成立推导出p不成立;但不能根据q成立推导出p成立,也不能根据p不成立推导出q不成立。前两种有效的推论分别被称为“肯定前件式”(modus ponens)与“否定后件式”(modus tolenns),后两种无效的推论则被称为“肯定后件谬误”(fallacy of affirming the consequences)与“否定前件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
(33)这一推定可以被称为“闭合元规则”(closure meta-rule)。比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对闭合元规则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意]萨尔托尔:《法律推理:法律的认知路径》,汪习根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页。
(34)比如,在Brown v.Allen案中,杰弗逊法官曾说:“我们是终局性的不是因为我们是不可错的,恰恰相反,我们是不可错的是因为我们是终局性的。”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See Brown v.Allen,344 U.S.540,(1953).
(35)Martin Stone,“Focusing the Law What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Not”,in Andrei Marmor(ed.),Law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61.
(36)See H.L.A.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Harvard Law Review,Vol.71,No.4(Feb.,1958),p.607.
(37)参见注(7),Christie文,第1315页。
(38)Waismann,“Language Strata”,in A.Flew(ed.),Logic and Language(Second Series 11),Basil Blackwell,1961,p.27.
(39)相关案例为曾在我国台湾地区引起巨大争议的“谤韩案”。在该案中,郭某在某杂志发表文章称:唐代文人韩愈具有风流才子的不良习气,寻花问柳以致染上性病,又误信方士之言食用硫磺中毒而死。于是,韩愈的第39代孙韩某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该案一、二审法院均认为韩某为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34条所说的“直系亲属”,因此具有自诉权,且郭某无中生有应成立诽谤罪。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杨仁寿将该案作为引言,并对自己当年为法院判决所作的辩护进行了反省与检讨,认为自己和该案的一、二审法官都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40)See 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0-23.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仍然作出了水坝必须停工的判决。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当法律文本具有清楚的含义时,法院无权拒绝适用法律,哪怕这会带来难以接受的后果。Se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v.Hill,437 U.S.196,(1978).
(41)据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的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就是源于这一案例。参见甘文:《规则、原则和方法》,《人民司法》2006年第12期,第79页。在《行政诉讼法(2014)》中,上述司法解释被确定为正式的法律规则(第七十一条第一款)。
(42)参见《高淳县民政局诉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6期,第32页。
(43)李友根教授对此类案例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分析。参见李友根:《指导性案例为何没有约束力:以无名氏因交通肇事致死案件中的原告资格为研究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4期,第86-96页。
(44)参见注(1),第135、154-155页。
(45)在日常语言中,人们有时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来谈论“应当”,从而使这两种问题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了。第一种“应当”实际上是表预测,比如,“燕子低飞,‘应当’要下雨了”。第二种“应当”是规范性的、提供行动理由的,比如,“庄稼都快旱死了,‘应当’浇点水”。由此,“a‘应当’在C的外延之下”也就有了两种理解:一种是,根据C的涵义或其它已知的因素,可以合理地预测a在C的外延之下;第二种是,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a应当算作在C的外延之下。这里所说的“应当”是规范意义上的。
(46)关于这三种标准的讨论,详见陈坤:《所指确定与法律解释》,《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8-129页。
(2)同注(1),第129页。
(3)关于这一结论是否正确的探讨,参见陈坤:《“开放结构”与法律的客观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第147-161页。
(4)参见陈兴良:《许霆案的法理分析》,《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日,第5版。
(5)例如,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第457-479页;刘明祥:《许霆案的定性:盗窃还是信用卡诈骗》,《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57-66页。
(6)《“社会公德”首成判案依据“第三者”为何不能继承遗产》,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46/20011102/596406.html,2017年8月10日访问。
(7)有关法律客观性问题的梳理与探讨,相关文献包括George C.Christie,“Objectivity in the Law”,Yale Law Journal,Vol.78,No.8(Jul.,1969),pp.1311-1350;Robert W.Bennet,t“Objectivity in Constitutional Law”,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32,No.3(Mar.,1984),pp.445-496;Connie S.Rosat,i“Some Puzzles about the Objectivity of Law”,Law and Philosophy,Vol.23,No.3(May,2004),pp.273-323.
(8)从这一角度出发对该看法的回应,参见注(3),第159页。
(9)例如,[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英]尼尔·麦考密克:《修辞与法治:一种法律推理理论》,程朝阳、孙光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雷磊:《类比法律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10)参见曾琳:《肖胜故意伤害案---因不满医院治疗效果而持刀伤害医护人员的,如何定性》(指导案例第1026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2014年第5卷·总第100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1页。
(11)为了使讨论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该讨论牺牲了在细节上的精确性。其实,这里的(5)应该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肖某),意指肖某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一个实例。
(12)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模型,真实的法律适用过程更为复杂。一方面,要适用的规则中可能包含多个一般概念。比如,《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的内容可用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表示为:(x)[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x)Λ出生在中国(x)→具有中国国籍(x)]。另一方面,将规则适用到特定案例的过程可能需要多个三段论的迭代。比如,为了判断对象a是否为一般概念M的实例,可能需要一个解释性规则“(x)[N(x)→M(x)]”。此时的规则适用过程可以被刻画为:(1)(x)[N(x)→M(x)],(2)N(a),(3)M(a),(4)(x)[M(x)→OG(x)],(5)OG(a);它是两个三段论的迭代。但这一复杂化并不会影响人们将司法推理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规范三段论。如果要适用的规则包含多个概念,当且仅当多个概念涵摄均成立时,规则适用成立;如果规则的适用过程需要多个三段论的迭代时,当且仅当最底层的概念涵摄成立---它实际上会导致每一层的概念涵摄均成立---时,规则适用成立。
(13)该案的案情是:李某(男)在乘旅客列车期间,与斜对面座位的旅客徐某(女)相识。23时30分左右,徐某去厕所,李某尾随其后,趁徐某从厕所开门出来之际,将她堵在厕所内并将门反锁。李某对徐某进行语言威胁并打其耳光,强行让她掏出现金990元及价值2300元的手机一部,并将其装在自己的口袋内。后徐某向乘警报案,李某被抓获。参见冉小毅:《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是否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人民法院报》2006年2月15日,第B04版。
(14)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15)实际上,还存在两个实质的理由要求我们不采用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来刻画规则。一是一阶谓词逻辑只能刻画适用规则的推理,不能刻画关于规则的推理(比如规则是否有效或是否应当适用等);二是如果以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来刻画规范性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就与推论规则(inference rules)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了,但这两者存在显著的区别。如果违反有效的推论规则,那么论证就是不可靠的,但规范性的规则在推理过程中则可能被推翻(override)或废止(undercut)。此外,依据规范性规则进行推理仍然要建立在有效推论规则的基础上。总之,规范性规则与推论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推论规则是我们从事推理的方式,而规范性规则则是我们有时要用到的前提。
(16)该案的案情是:朱建勇为泄私愤,侵入他人的股票账户,采用高进低出的操作方式使他人股票账户内的资金损失19万元。参见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96-102页。
(17)例如,马默(Andrei Marmor)从拉兹的这一论证出发构建自己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See Andrei Marmor,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Theory,Hart Publishing,2005,pp.134-136.
(18)关于理由与原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参见杨国荣:《理由、原因与行动》,《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第64-72页;李义天:《理由、原因、动机或意图》,《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第64-71页。
(19)See Richard M.Hare,“Universalisa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55(1954-1955),pp.295-312.
(20)对此问题的更多讨论,See Marcus G.Singer,Generalization in Ethics,Russell&Russell,1961,p.34.其强调:“没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判断能够离开理由,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离开一般化原则(the generalization principle)。”
(21)See Ronald Dworkin,Tal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6-27;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0-55.
(22)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9.
(23)同注(22),第60页。
(24)See 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3.
(25)参见注(24),第46页。
(26)参见注(17),第136页。马默在该页脚注中提醒我们要注意到,现代的立法机关通常是像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或EPA(环境保护局)这样的行政机关,或者其它通常拥有大量专业知识的机关一样的。
(27)See Jeremy Waldron,“Legislative Intentions and Unintentional Legislation”,in Andrei Marmor,(ed.),Law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43-352.
(28)参见注(1),第128-129页。
(29)有关简易案件、疑难案件问题,See Brian Bix,Law,Language,and Legal Determin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63-76;注(27),第95-118页。
(30)在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看来,对于规则R与相冲突的原则P来说,只有在P的分量比R所赖以建立的实质原则PR与形式原则Pf的分量之和还重的时候,R的适用才会被P所限制。参见注(21),Alexy书,第48页。
(31)参见孔祥俊:《法律方法论》(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7页。
(32)在经典逻辑中,对于“如果p,那么q”这样的实质条件式来说,人们能够根据前件p成立推导出后件q成立,也能够根据q不成立推导出p不成立;但不能根据q成立推导出p成立,也不能根据p不成立推导出q不成立。前两种有效的推论分别被称为“肯定前件式”(modus ponens)与“否定后件式”(modus tolenns),后两种无效的推论则被称为“肯定后件谬误”(fallacy of affirming the consequences)与“否定前件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
(33)这一推定可以被称为“闭合元规则”(closure meta-rule)。比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对闭合元规则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意]萨尔托尔:《法律推理:法律的认知路径》,汪习根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页。
(34)比如,在Brown v.Allen案中,杰弗逊法官曾说:“我们是终局性的不是因为我们是不可错的,恰恰相反,我们是不可错的是因为我们是终局性的。”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See Brown v.Allen,344 U.S.540,(1953).
(35)Martin Stone,“Focusing the Law What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Not”,in Andrei Marmor(ed.),Law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61.
(36)See H.L.A.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Harvard Law Review,Vol.71,No.4(Feb.,1958),p.607.
(37)参见注(7),Christie文,第1315页。
(38)Waismann,“Language Strata”,in A.Flew(ed.),Logic and Language(Second Series 11),Basil Blackwell,1961,p.27.
(39)相关案例为曾在我国台湾地区引起巨大争议的“谤韩案”。在该案中,郭某在某杂志发表文章称:唐代文人韩愈具有风流才子的不良习气,寻花问柳以致染上性病,又误信方士之言食用硫磺中毒而死。于是,韩愈的第39代孙韩某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该案一、二审法院均认为韩某为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34条所说的“直系亲属”,因此具有自诉权,且郭某无中生有应成立诽谤罪。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杨仁寿将该案作为引言,并对自己当年为法院判决所作的辩护进行了反省与检讨,认为自己和该案的一、二审法官都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40)See 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0-23.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仍然作出了水坝必须停工的判决。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当法律文本具有清楚的含义时,法院无权拒绝适用法律,哪怕这会带来难以接受的后果。Se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v.Hill,437 U.S.196,(1978).
(41)据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的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就是源于这一案例。参见甘文:《规则、原则和方法》,《人民司法》2006年第12期,第79页。在《行政诉讼法(2014)》中,上述司法解释被确定为正式的法律规则(第七十一条第一款)。
(42)参见《高淳县民政局诉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6期,第32页。
(43)李友根教授对此类案例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分析。参见李友根:《指导性案例为何没有约束力:以无名氏因交通肇事致死案件中的原告资格为研究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4期,第86-96页。
(44)参见注(1),第135、154-155页。
(45)在日常语言中,人们有时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来谈论“应当”,从而使这两种问题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了。第一种“应当”实际上是表预测,比如,“燕子低飞,‘应当’要下雨了”。第二种“应当”是规范性的、提供行动理由的,比如,“庄稼都快旱死了,‘应当’浇点水”。由此,“a‘应当’在C的外延之下”也就有了两种理解:一种是,根据C的涵义或其它已知的因素,可以合理地预测a在C的外延之下;第二种是,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a应当算作在C的外延之下。这里所说的“应当”是规范意义上的。
(46)关于这三种标准的讨论,详见陈坤:《所指确定与法律解释》,《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