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路线”到“人的现代化”:“北京调查”与传播学在中国的肇始(1982-1992)
|
摘要
1982年的"北京调查"是中国第一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抽样和统计分析的民意调查,是传播学在中国发端的重要历史事件。论文通过史料发掘,以及对"北京调查"参与者及同时期从事受众调查学者的口述访谈,发现1980年代受众调查的出现源自党的新闻实践中"群众路线"传统的重新激活,其后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变迁逐步转向传播与现代化研究范式。论文通过考掘"北京调查"及相关受众研究的历史起源、流变与影响,拓展了"传播学在中国"的知识社会史视野,重新讨论了"群众路线"传统与传播研究的历史关系。
The Beijing Audience Survey in 1982 was the first large-scale mass media audience survey in China using computer sampling method and compu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event forrevealing the disciplinary 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oral interviews of the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1982 survey and some other researchers who engaged in the audience surveys at the same period,this paper recovers two points of views for discussion.The first is that the audience surveys in 1980 s was led by the reactiv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Party's newspapering practice,which was known as the qun Zhong lu xiam( the Mass Line). The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fter 1990 s, on the other hand, gradually shifted to a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model along with the country 's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By exploring the Beijing Audience Survey in 1982 and discussing its origins,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related audience studies in a more general way,this paper will enrich the knowledg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and may bring the Mass Line back for a further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Beijing Audience Survey in 1982 was the first large-scale mass media audience survey in China using computer sampling method and compu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event forrevealing the disciplinary 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oral interviews of the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1982 survey and some other researchers who engaged in the audience surveys at the same period,this paper recovers two points of views for discussion.The first is that the audience surveys in 1980 s was led by the reactiv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Party's newspapering practice,which was known as the qun Zhong lu xiam( the Mass Line). The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fter 1990 s, on the other hand, gradually shifted to a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model along with the country 's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By exploring the Beijing Audience Survey in 1982 and discussing its origins,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related audience studies in a more general way,this paper will enrich the knowledg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and may bring the Mass Line back for a further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引文
(1)“北京调查”是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参加的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从1982年6月8日至8月6日,对北京市13岁以上的居民(不包括城市无职业的家务劳动者)读报、听广播、看电视情况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调查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任组长,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部副部长张焕章任副组长,成员有人民日报社的李长群(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级研究生)、工人日报社的司秀英、北京广播学院的宋小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0级研究生孟小平、曹焕荣等。引自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概况》,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Everett M.Rogeres,Xiaoyan Zhao,Zhongdang Pan,Milton Chen,“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no.2,April 1985,p179.
(2)陈崇山:《社会统计法在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中的应用》,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概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
(3)谷征:《“北京调查”三十年后再反思:兼论中美早期受众研究之比较》,《中国传媒大学第六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8页。
(4)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1-152页。
(5)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42页。
(6)王维佳、[加]赵月枝:《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
(7)李彬提出推动传播学发展的三代学人:第一代翻译引介,将传播学引入中国;第二代著书立说,登台执教,使中国传播研究全面铺开;第三代深钻细研,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传播学“唯人马首是瞻”的取向。转引自李彬:《中国传播学,掠影三十年》,《新闻春秋》2013年第1期。
(8)姜飞提出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前施拉姆时代”(1950年代到1982年),以对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批判之名引入传播学;第二次浪潮(1982-1997年)中,1989年前,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中国传播研究热潮,科学研究方法等不断兴起发展;1989年后传播研究进入消化吸收阶段,不断探索本土出路;第三次浪潮(1997至今)中,海外华裔学者为中国传播研究注入力量,新的学术共同体不断开拓传播学新天地。转引自姜飞:《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9)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183页。
(1)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2)本研究查阅的过刊包括:复旦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创办的《新闻学译丛》(总共出版5辑,1956年3辑,1957年2辑);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译资料《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1980);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创办的《新闻学刊》(1985年夏创刊,1989年停刊);首都新闻学会会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年3月创刊,1989年停刊)。
(3)参考陈崇山:《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73-275页。
(1)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作为陈崇山的老师,安岗了解她深入群众的新闻实践经历,因此将她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从事周恩来思想研究,后来与她商议发起“北京调查”。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3)《人民日报》1950年2月26日第二版刊载了高文彬先生对粮食保管提供的宝贵意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部门和各地有关机关加紧检查各地粮库。引自《读者投书》,《人民日报》(上海)1950年3月7日,第6版。
(4)林晰:《充满群众声音的读者来信组》,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52-354页。
(5)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北京:工人报出版社,1989年,第190-202页。
(6)安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任主任、教授,早年曾在太行山办《胜利报》,1945年兼任《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此后参与筹办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有丰富的革命新闻工作实践。
(7)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该报告由陈崇山执笔。原文引自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新闻学会通讯》1981年第11期,第2页。
(1)研究组由工人日报群工部主任孙慧卿任组长,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聂眉初和健康报群工部主任吴健任副组长。聂眉初在粉碎“四人帮”后,率先从读者来信反映的大量社会问题中,挑选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恢复了读者来信版。此后全国新闻媒介纷纷效仿,各地报纸都恢复了读者来信版,电台恢复了听众信箱节目,电视台开设了观众信箱节目。引自陈崇山:《受众调查研究10年》,《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2)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专栏组李玉英:《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吴冷西部长重视电视观众来信》,首都新闻学会群众来信学术研究小组编:《心底的呼声:首都新闻单位来信选》,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203-204页。
(3)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
(4)谷征、康彬:《从中美早期受众研究的方法运用看传播学科方法体系构建》,《编辑之友》2014年第6期。
(5)复旦大学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次发表系统介绍传播学文章《公众传播》,其中章节“对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些调查”介绍了美国读者、听众、观众使用大众媒介的情况,以及调查的方法、目的和效果。引自[美]华伦·K.艾吉等:《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郑北渭摘译,《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1期。
(6)尹德刚、高冠钢、王德敏、武伟、毛用雄:《重大新闻传播过程的调查》,《新闻大学》1982年第2期。
(7)根据对陈崇山、宋小卫的访谈。
(1)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调查报告专辑》,《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5、6期。
(2)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1983年1月29日《中国日报》国内新闻版头条发表《首次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民意测验读者相信报纸》;1983年1月30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北京采用电脑首次民意测验八成认为中国报纸可信》;罗杰斯也在《北京受众研究》中讨论了信任度问题。
(3)根据对潘忠党邮件的访谈。
(4)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北京调查”发起之初,有人到新闻研究所告状,说他们搞“资产阶级民意调查”,采用国际通用社会统计方法在1957年就曾遭到过批判。后来小组成员在一本社会学书上看到,马克思先后编制了《普通的劳动统计大纲》和调查法国工人生活现状的《工人调查表》,陈崇山汇报给安岗,安岗公开发表文章阐明了这一方法来源,具体参见安岗:《我们要有向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浓厚空气》,《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5、6期。
(5)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有读者向安岗反映看《人民日报》直接跳到第8版,安岗亲自为《人民日报》设计了问题“您拿到本报先看哪一版”“您看本版头版头条消息吗?”“您喜欢看本报的言论吗?”三个问题。
(6)朱一林、蔡静:《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抽样调查方案及说明》,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主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87-189页。
(7)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
(1)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全国性资料统计专案,这一专案的计算机引进由邓小平批示,由美国进口的23台IBM4331 4341CPU机型完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普查赞助了1560万美元购买机器。在IBM的技术人员协助下,这次普查通过计算机大规模处理能力获得了前几次人工手动普查不能比拟的19项人口资料。转引自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2)于文兰:《电脑首次为新闻界服务》,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92-193页。
(3)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北京调查”报告完成时正值“十二大”召开,安岗在出国访问前叮嘱陈崇山:“北京调查报告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否则追查你的责任。”报告在被保密了两个月后得到发表准许,陈崇山便拜托新闻研究所研究生王幸村和新闻研究所同事方蒙夫人刘诚(时任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将调查结果在《中国日报》和香港《文汇报》发表。
(4)钟沛璋:《调查研究是新闻改革的基础》,《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18、19期。
(5)胡绩伟:《结合新闻改革开展读者调查》,《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18、19期。
(6)根据陈崇山的访谈,受这一建议影响,“北京调查”小组随后发起了浙江、江苏、北京、上海“两省两市”读者抽样调查。
(7)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郁文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8)陈力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舆论学研究》,《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2期。
(9)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
(1)Womack,B.,“Media and the Chinese Public:A Survey of the Beijing Media Audience”,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vol.XVIII,no.3-4,1986.转引自李金铨、刘兢:《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2)Everett M.Rogeres,Xiaoyan Zhao,Zhongdang Pan,Milton Chen,“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no.2,April 1985,pp.190-191.根据对潘忠党邮件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将《调查报告专辑》复印了一万份给各媒体、高校传阅,曾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潘忠党在1983年赴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攻读硕士时带去了一份,希望通过学习进一步分析处理这些数据。他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罗杰斯对该报告产生兴趣,与赵小妍、潘忠党、陈明德共同完成了《北京受众研究》。陈明德是当时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博士生,赵小妍是该系博士生,赴美之前是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老师。
(3)根据对潘忠党的邮件访谈。
(4)赵月枝:《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记者》2018年第4期。
(5)根据对喻国明访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从事民意测验和调查的学术机构,第一任所长为甘惜分。成立时并没有专职人员,没有办公室、资料室、计算机,也没有经费。一切都由有志于此的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地点设在人大新闻系,对外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名义。
(1)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147页。
(2)钟怀:《多一些阳光多一些透明》,《人民日报》1988年5月22日,第1版。
(3)唐润华、李秀萍:《胡绩伟提出新闻自由新定义》,《新闻记者》1988年第5期。
(4)李赤:《三个新闻法文稿初次露面首都新闻界就制定新闻法中的问题开展学术讨论四个“热点”:新闻自由;民营报纸,舆论监督;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不同意见需要通过讨论达到共识》,《新闻记者》1988年第10期。
(5)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中宣部新闻局的范东升告知了陈崇山人大舆论研究所开展的“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启发了她对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做“高层调查”。当时,全国政协秘书处答应帮忙,但被大人秘书处驳回。最后,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王福如提供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和通信地址,通过邮寄方式完成了调查。
(6)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新闻自由”和“民营报纸”两个问题上态度的矛盾性成为该调查有趣的一点。有文章分析称,这主要源于当时中国社会对“自由”有不同理解,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员构成的差异。引自李赤:《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新闻法认识之比较》,《新闻记者》1988年第12期。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
(2)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0-502页。
(3)根据对柯惠新的访谈,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日留学,师从日本计算机学会会长浅野长一郎学习统计,归国后被北京广播学院领导丁俊杰介绍给陈崇山,在“亚运调查”的统计分析中做出了贡献。
(4)《新闻传播与精神文明》课题组组长为陈崇山,副组长为柯惠新,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闵大洪、孙五三、宋小卫、卜卫、刘晓红,以及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处长金文雄。引自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35-339页。
(5)第一项指标以受众拥有的视听设备衡量;第二项指标以受众阅听时间、频次衡量;第三、四项指标通过对一些问题的态度衡量。
(6)根据对宋小卫的访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给予了本次“北京调查”极大支持,宣传部李志坚部长特批2万元调查经费,副部长龙新民、新闻处处长马腾亲自向各区县宣传部长布置调查任务,并责成新闻处张淼同志负责调查工作。同时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传播与精神文明建设”课题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理想的受众---1992年北京受众调查报告》(报告由宋小卫、闵大洪执笔),《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2期。
(7)余也鲁:《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可能性》,《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7期。
(1)祝建华:《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
(2)陈崇山:《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82-283页。
(3)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报告汇编》(内部发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第1页。
(4)根据对卜卫、宋小卫的访谈,大陆曾引入台湾远流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等翻译的中文传播学教材,效仿当时港台地区的发展传播研究,间接学习美国传播学。卜卫表示,随着不断调研,她开始反思“发展传播学”,并将台湾学者陈世敏等对“现代化”的反思写入课题成果中;宋小卫曾经针对媒介消费问题给台湾政治大学潘家庆教授写信,对他影响最大的社会研究方法教材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沛良的《社会研究的统计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
(1)Everett M.Rogeres,Xiaoyan Zhao,Zhongdang Pan,Milton Chen,“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no.2,April 1985,pp.180-181.
(2)[美]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王维佳、刘扬、李杰琼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同时参考王维佳:《网络与霸权:信息通讯的地缘政治学》,《读书》2018年第7期。
(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澎湃新闻:《专访|宋念申谈东亚:清朝没有“停滞”,日本未曾“锁国”》,2018年7月2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73308.2018年7月27日。
(2)“行省化”这一概念借用自《欧洲行省化》:Chakrabarty,Dipesh,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7.同时参考肖铁、罗国青、姚云帆:《非理性之魅惑朱谦之的群众观》,《新美术》2014年第2期。
(4)Mullaney,Thomas S.,The Chinese Typewriter:A History,Boston:The MIT Press,2017.
(5)Schmalzer,Sigrid,Red Revolution,Green Revolution: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6)[加拿大]达拉斯·斯迈恩(Dallas Smythe)、王洪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1)Everett M.Rogeres,Xiaoyan Zhao,Zhongdang Pan,Milton Chen,“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no.2,April 1985,p179.
(2)陈崇山:《社会统计法在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中的应用》,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概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
(3)谷征:《“北京调查”三十年后再反思:兼论中美早期受众研究之比较》,《中国传媒大学第六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8页。
(4)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1-152页。
(5)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42页。
(6)王维佳、[加]赵月枝:《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
(7)李彬提出推动传播学发展的三代学人:第一代翻译引介,将传播学引入中国;第二代著书立说,登台执教,使中国传播研究全面铺开;第三代深钻细研,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传播学“唯人马首是瞻”的取向。转引自李彬:《中国传播学,掠影三十年》,《新闻春秋》2013年第1期。
(8)姜飞提出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前施拉姆时代”(1950年代到1982年),以对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批判之名引入传播学;第二次浪潮(1982-1997年)中,1989年前,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中国传播研究热潮,科学研究方法等不断兴起发展;1989年后传播研究进入消化吸收阶段,不断探索本土出路;第三次浪潮(1997至今)中,海外华裔学者为中国传播研究注入力量,新的学术共同体不断开拓传播学新天地。转引自姜飞:《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9)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183页。
(1)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2)本研究查阅的过刊包括:复旦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创办的《新闻学译丛》(总共出版5辑,1956年3辑,1957年2辑);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译资料《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1980);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创办的《新闻学刊》(1985年夏创刊,1989年停刊);首都新闻学会会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年3月创刊,1989年停刊)。
(3)参考陈崇山:《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73-275页。
(1)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作为陈崇山的老师,安岗了解她深入群众的新闻实践经历,因此将她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从事周恩来思想研究,后来与她商议发起“北京调查”。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3)《人民日报》1950年2月26日第二版刊载了高文彬先生对粮食保管提供的宝贵意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部门和各地有关机关加紧检查各地粮库。引自《读者投书》,《人民日报》(上海)1950年3月7日,第6版。
(4)林晰:《充满群众声音的读者来信组》,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52-354页。
(5)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北京:工人报出版社,1989年,第190-202页。
(6)安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任主任、教授,早年曾在太行山办《胜利报》,1945年兼任《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此后参与筹办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有丰富的革命新闻工作实践。
(7)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该报告由陈崇山执笔。原文引自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新闻学会通讯》1981年第11期,第2页。
(1)研究组由工人日报群工部主任孙慧卿任组长,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聂眉初和健康报群工部主任吴健任副组长。聂眉初在粉碎“四人帮”后,率先从读者来信反映的大量社会问题中,挑选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恢复了读者来信版。此后全国新闻媒介纷纷效仿,各地报纸都恢复了读者来信版,电台恢复了听众信箱节目,电视台开设了观众信箱节目。引自陈崇山:《受众调查研究10年》,《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2)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专栏组李玉英:《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吴冷西部长重视电视观众来信》,首都新闻学会群众来信学术研究小组编:《心底的呼声:首都新闻单位来信选》,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203-204页。
(3)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
(4)谷征、康彬:《从中美早期受众研究的方法运用看传播学科方法体系构建》,《编辑之友》2014年第6期。
(5)复旦大学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次发表系统介绍传播学文章《公众传播》,其中章节“对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些调查”介绍了美国读者、听众、观众使用大众媒介的情况,以及调查的方法、目的和效果。引自[美]华伦·K.艾吉等:《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郑北渭摘译,《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1期。
(6)尹德刚、高冠钢、王德敏、武伟、毛用雄:《重大新闻传播过程的调查》,《新闻大学》1982年第2期。
(7)根据对陈崇山、宋小卫的访谈。
(1)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调查报告专辑》,《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5、6期。
(2)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1983年1月29日《中国日报》国内新闻版头条发表《首次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民意测验读者相信报纸》;1983年1月30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北京采用电脑首次民意测验八成认为中国报纸可信》;罗杰斯也在《北京受众研究》中讨论了信任度问题。
(3)根据对潘忠党邮件的访谈。
(4)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北京调查”发起之初,有人到新闻研究所告状,说他们搞“资产阶级民意调查”,采用国际通用社会统计方法在1957年就曾遭到过批判。后来小组成员在一本社会学书上看到,马克思先后编制了《普通的劳动统计大纲》和调查法国工人生活现状的《工人调查表》,陈崇山汇报给安岗,安岗公开发表文章阐明了这一方法来源,具体参见安岗:《我们要有向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浓厚空气》,《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5、6期。
(5)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有读者向安岗反映看《人民日报》直接跳到第8版,安岗亲自为《人民日报》设计了问题“您拿到本报先看哪一版”“您看本版头版头条消息吗?”“您喜欢看本报的言论吗?”三个问题。
(6)朱一林、蔡静:《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抽样调查方案及说明》,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主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87-189页。
(7)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
(1)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全国性资料统计专案,这一专案的计算机引进由邓小平批示,由美国进口的23台IBM4331 4341CPU机型完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普查赞助了1560万美元购买机器。在IBM的技术人员协助下,这次普查通过计算机大规模处理能力获得了前几次人工手动普查不能比拟的19项人口资料。转引自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2)于文兰:《电脑首次为新闻界服务》,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92-193页。
(3)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北京调查”报告完成时正值“十二大”召开,安岗在出国访问前叮嘱陈崇山:“北京调查报告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否则追查你的责任。”报告在被保密了两个月后得到发表准许,陈崇山便拜托新闻研究所研究生王幸村和新闻研究所同事方蒙夫人刘诚(时任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将调查结果在《中国日报》和香港《文汇报》发表。
(4)钟沛璋:《调查研究是新闻改革的基础》,《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18、19期。
(5)胡绩伟:《结合新闻改革开展读者调查》,《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18、19期。
(6)根据陈崇山的访谈,受这一建议影响,“北京调查”小组随后发起了浙江、江苏、北京、上海“两省两市”读者抽样调查。
(7)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郁文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8)陈力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舆论学研究》,《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2期。
(9)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
(1)Womack,B.,“Media and the Chinese Public:A Survey of the Beijing Media Audience”,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vol.XVIII,no.3-4,1986.转引自李金铨、刘兢:《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2)Everett M.Rogeres,Xiaoyan Zhao,Zhongdang Pan,Milton Chen,“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no.2,April 1985,pp.190-191.根据对潘忠党邮件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将《调查报告专辑》复印了一万份给各媒体、高校传阅,曾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潘忠党在1983年赴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攻读硕士时带去了一份,希望通过学习进一步分析处理这些数据。他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罗杰斯对该报告产生兴趣,与赵小妍、潘忠党、陈明德共同完成了《北京受众研究》。陈明德是当时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博士生,赵小妍是该系博士生,赴美之前是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老师。
(3)根据对潘忠党的邮件访谈。
(4)赵月枝:《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记者》2018年第4期。
(5)根据对喻国明访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从事民意测验和调查的学术机构,第一任所长为甘惜分。成立时并没有专职人员,没有办公室、资料室、计算机,也没有经费。一切都由有志于此的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地点设在人大新闻系,对外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名义。
(1)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147页。
(2)钟怀:《多一些阳光多一些透明》,《人民日报》1988年5月22日,第1版。
(3)唐润华、李秀萍:《胡绩伟提出新闻自由新定义》,《新闻记者》1988年第5期。
(4)李赤:《三个新闻法文稿初次露面首都新闻界就制定新闻法中的问题开展学术讨论四个“热点”:新闻自由;民营报纸,舆论监督;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不同意见需要通过讨论达到共识》,《新闻记者》1988年第10期。
(5)根据对陈崇山的访谈,中宣部新闻局的范东升告知了陈崇山人大舆论研究所开展的“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启发了她对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做“高层调查”。当时,全国政协秘书处答应帮忙,但被大人秘书处驳回。最后,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王福如提供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和通信地址,通过邮寄方式完成了调查。
(6)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新闻自由”和“民营报纸”两个问题上态度的矛盾性成为该调查有趣的一点。有文章分析称,这主要源于当时中国社会对“自由”有不同理解,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员构成的差异。引自李赤:《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新闻法认识之比较》,《新闻记者》1988年第12期。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
(2)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0-502页。
(3)根据对柯惠新的访谈,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日留学,师从日本计算机学会会长浅野长一郎学习统计,归国后被北京广播学院领导丁俊杰介绍给陈崇山,在“亚运调查”的统计分析中做出了贡献。
(4)《新闻传播与精神文明》课题组组长为陈崇山,副组长为柯惠新,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闵大洪、孙五三、宋小卫、卜卫、刘晓红,以及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处长金文雄。引自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35-339页。
(5)第一项指标以受众拥有的视听设备衡量;第二项指标以受众阅听时间、频次衡量;第三、四项指标通过对一些问题的态度衡量。
(6)根据对宋小卫的访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给予了本次“北京调查”极大支持,宣传部李志坚部长特批2万元调查经费,副部长龙新民、新闻处处长马腾亲自向各区县宣传部长布置调查任务,并责成新闻处张淼同志负责调查工作。同时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传播与精神文明建设”课题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理想的受众---1992年北京受众调查报告》(报告由宋小卫、闵大洪执笔),《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2期。
(7)余也鲁:《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可能性》,《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7期。
(1)祝建华:《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
(2)陈崇山:《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82-283页。
(3)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报告汇编》(内部发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第1页。
(4)根据对卜卫、宋小卫的访谈,大陆曾引入台湾远流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等翻译的中文传播学教材,效仿当时港台地区的发展传播研究,间接学习美国传播学。卜卫表示,随着不断调研,她开始反思“发展传播学”,并将台湾学者陈世敏等对“现代化”的反思写入课题成果中;宋小卫曾经针对媒介消费问题给台湾政治大学潘家庆教授写信,对他影响最大的社会研究方法教材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沛良的《社会研究的统计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
(1)Everett M.Rogeres,Xiaoyan Zhao,Zhongdang Pan,Milton Chen,“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no.2,April 1985,pp.180-181.
(2)[美]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王维佳、刘扬、李杰琼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同时参考王维佳:《网络与霸权:信息通讯的地缘政治学》,《读书》2018年第7期。
(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澎湃新闻:《专访|宋念申谈东亚:清朝没有“停滞”,日本未曾“锁国”》,2018年7月2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73308.2018年7月27日。
(2)“行省化”这一概念借用自《欧洲行省化》:Chakrabarty,Dipesh,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7.同时参考肖铁、罗国青、姚云帆:《非理性之魅惑朱谦之的群众观》,《新美术》2014年第2期。
(4)Mullaney,Thomas S.,The Chinese Typewriter:A History,Boston:The MIT Press,2017.
(5)Schmalzer,Sigrid,Red Revolution,Green Revolution: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6)[加拿大]达拉斯·斯迈恩(Dallas Smythe)、王洪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