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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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是清革武力对决的关键地区,战事紧张之际,防奸锄奸成为当务之急。湖北军政府力求在确保军事胜利、政权稳固以及树立文明形象之间取得平衡,颁布相关的法律军规,由专门执法机构严格掌控汉奸的指认及其处置,有效地防止了滥捕乱杀,为光复各省提供了防奸锄奸的重要经验。只是战事失利的情况下,必须有人承担罪责,以便稳固军心民心,而坊间传闻和媒体报道不免道听途说,加上汉奸是政治指称而非法律罪名,加剧了汉奸如鲫的乱象,使得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极为凸显。
During 1911 and 1912,Wuhan,whe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irst broke out,was a crucial district for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Qing government.With the conflict escalated,it became a priority to exterminate the Hanjian.In order to balance between military success and a civilized image,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Hubei not only issued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laws and military regulations,but also set up specialize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take charge of identify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Hanjian.In this way,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Hubei prevented excessive arrests and unreasonable kills effectively,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experience for other revolutionary provinces.However,when suffered from military defeat,blaming Hanjians for it was beneficial to maintain morale among soldiers and citizens.Furthermore,as the accusation of Hanjian was political rather than legal,rumors and reports were inevitably unfounded.Consequently,the number of Hanjians in Wuhan was stupendously large,which rendered this problem extremely prominent.
During 1911 and 1912,Wuhan,whe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irst broke out,was a crucial district for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Qing government.With the conflict escalated,it became a priority to exterminate the Hanjian.In order to balance between military success and a civilized image,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Hubei not only issued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laws and military regulations,but also set up specialize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take charge of identify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Hanjian.In this way,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Hubei prevented excessive arrests and unreasonable kills effectively,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experience for other revolutionary provinces.However,when suffered from military defeat,blaming Hanjians for it was beneficial to maintain morale among soldiers and citizens.Furthermore,as the accusation of Hanjian was political rather than legal,rumors and reports were inevitably unfounded.Consequently,the number of Hanjians in Wuhan was stupendously large,which rendered this problem extremely prominent.
引文
(1)该文经过补充增订,改题《“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发表于岩波书店《思想》第981期,并收入陈理、彭武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4)(5)(59)(60)(62)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页,第15页,第19-20页,第734页,第24页,第27页。
(3)《本埠之鄂乱观》,《申报》1911年10月28日第1张第7版“要闻一”。
(6)《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51、153、160-161页。
(7)《第三特派员亲往武昌记》,《时报》1911年11月11日第1版“记事”。
(8)熊秉坤:《熊秉坤事略》,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9)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10)(23)(53)(58)(63)(66)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3页,第414-415页,第411-412页,第415页,第410-413页,第410-413页。
(11)本馆第二特派员来函:《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2)(39)《大革命之大风云》(廿五),《民立报》1911年11月4日第3页“新闻一”。
(13)第二特派员来函:《汉口战报》,《申报》1911年12月2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4)《武汉战情轶录》,《民立报》1911年12月9日第3-4页“新闻一”。
(15)《汉奸以药毒民》,《民立报》1911年10月27日第3页“新闻一”。
(16)《武汉新纪事》,《申报》1911年11月13日第1张第6版“要闻一”。
(17)《武昌保安总社特别之布告》,《辛亥革命始末记》,第94页。
(18)《武昌近事一班》,《顺天时报》1911年12月3日“各省新闻·湖北”。
(19)《武昌拿获奸人类志》(十一月廿六日国事新闻报),《辛亥革命始末记》,第255-256页。以上两则文字据《爱国报》第1827号第3页《黎元洪之遇险》有所校订。
(20)《武汉最近大事记·汉奸讨死》,《时报》1912年1月7日第3版“地方要闻”。
(21)《武汉最近之闻见》(特别通信),《申报》1911年12月17日第1张第6版“要闻”。
(22)《武汉最近之报告》,《时报》1911年12月12日第3版“地方要闻”。
(24)《汉口战报》,《申报》1911年12月5日第1张第6版“要闻”。
(25)第二特派员函述:《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4日第1张第5版。
(26)(27)第二特派员来函:《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1日第1张第5版“要闻”。
(28)《第三特派员亲往武昌记》,《时报》1911年11月11日第1版“记事”。吴密的博士论文对于第一、第二汉奸案有所讨论,基本取信。只是关于张景良原来的政治态度征引了清革双方的部分说法。
(29)《武昌首义后清方电报补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231-232页。
(30)《纪堪颐革命事略》,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2-423页。
(31)(35)胡鹏举:《胡鹏举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39-540页,第540页。
(32)曹广生:《赵承武列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51页。
(33)蔡绍忠:《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0页。
(34)《武昌革命军九志》,《新闻报》1911年10月20日第1张第3页“中外要事”。
(36)民史氏:《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395-396页。
(37)《纪堪颐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23页;蔡绍忠:《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0-31页。
(38)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页。
(40)《辛亥中国革命史·战场归客谈》,《神州日报》1911年11月3日第2页“特别纪事”。1911年11月3日《时事新报》的《中国革命史八纪·汉报述初六战情》(第1张第2版“特别纪事”)称:“是战之负,非我军不勇,实由汉奸罗管带嘉言暗施毒计。据军界人云:昨晚因今日有战事,司令处特发炮弹九千,枪弹数十箱,交罗经管。讵罗暗与敌通,只肯发炮弹二十,枪弹每人两排。至枪空弹尽之时,彼即截断后面接济,迨我军溃退后,彼即单身前向,直投敌军,为我马军所见,上前捉获,已捆送军政府正法。”
(41)涂维扬:《蔡汉卿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24页。
(42)邓玉麟:《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28页。
(43)陶炬、周登瀛、黄兆奎:《姜明经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46-547页。
(44)《胡襄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42页。
(45)熊秉坤:《熊秉坤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8页。
(46)方兴:《方兴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07页。
(47)李文辅:《李文辅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43页。
(48)周全胜:《周全胜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98页。
(49)彭士林:《彭士林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650页。
(50)周祖培:《周祖培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03-504页。
(51)熊秉坤:《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署阵亡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54页。
(52)熊秉坤:《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105页。
(54)(55)熊秉坤:《五旅中级以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61、81页,第93页。
(56)任启珊:《王师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178页。
(57)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6页。
(61)《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条件》(九月十三日经纬报),《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47-148页。
(64)《都督府通知》,《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第3版“新闻一”。
(65)《武昌内政一斑》,《时报》1911年11月10日第3版“地方要闻”。
(67)《武汉最近之闻见·其二》(另一访员通信),《申报》1911年12月10日第1张第5版“要闻”。
(68)本馆特派员来函:《武汉停战后近状·其二》,《申报》1911年11月20日第1张第5版“要闻”。
(69)杨思机:《汉民族形成的指称与论争》,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2年,第84-85页。
(2)(4)(5)(59)(60)(62)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页,第15页,第19-20页,第734页,第24页,第27页。
(3)《本埠之鄂乱观》,《申报》1911年10月28日第1张第7版“要闻一”。
(6)《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51、153、160-161页。
(7)《第三特派员亲往武昌记》,《时报》1911年11月11日第1版“记事”。
(8)熊秉坤:《熊秉坤事略》,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9)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10)(23)(53)(58)(63)(66)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3页,第414-415页,第411-412页,第415页,第410-413页,第410-413页。
(11)本馆第二特派员来函:《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2)(39)《大革命之大风云》(廿五),《民立报》1911年11月4日第3页“新闻一”。
(13)第二特派员来函:《汉口战报》,《申报》1911年12月2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4)《武汉战情轶录》,《民立报》1911年12月9日第3-4页“新闻一”。
(15)《汉奸以药毒民》,《民立报》1911年10月27日第3页“新闻一”。
(16)《武汉新纪事》,《申报》1911年11月13日第1张第6版“要闻一”。
(17)《武昌保安总社特别之布告》,《辛亥革命始末记》,第94页。
(18)《武昌近事一班》,《顺天时报》1911年12月3日“各省新闻·湖北”。
(19)《武昌拿获奸人类志》(十一月廿六日国事新闻报),《辛亥革命始末记》,第255-256页。以上两则文字据《爱国报》第1827号第3页《黎元洪之遇险》有所校订。
(20)《武汉最近大事记·汉奸讨死》,《时报》1912年1月7日第3版“地方要闻”。
(21)《武汉最近之闻见》(特别通信),《申报》1911年12月17日第1张第6版“要闻”。
(22)《武汉最近之报告》,《时报》1911年12月12日第3版“地方要闻”。
(24)《汉口战报》,《申报》1911年12月5日第1张第6版“要闻”。
(25)第二特派员函述:《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4日第1张第5版。
(26)(27)第二特派员来函:《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1日第1张第5版“要闻”。
(28)《第三特派员亲往武昌记》,《时报》1911年11月11日第1版“记事”。吴密的博士论文对于第一、第二汉奸案有所讨论,基本取信。只是关于张景良原来的政治态度征引了清革双方的部分说法。
(29)《武昌首义后清方电报补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231-232页。
(30)《纪堪颐革命事略》,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2-423页。
(31)(35)胡鹏举:《胡鹏举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39-540页,第540页。
(32)曹广生:《赵承武列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51页。
(33)蔡绍忠:《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0页。
(34)《武昌革命军九志》,《新闻报》1911年10月20日第1张第3页“中外要事”。
(36)民史氏:《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395-396页。
(37)《纪堪颐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23页;蔡绍忠:《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0-31页。
(38)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页。
(40)《辛亥中国革命史·战场归客谈》,《神州日报》1911年11月3日第2页“特别纪事”。1911年11月3日《时事新报》的《中国革命史八纪·汉报述初六战情》(第1张第2版“特别纪事”)称:“是战之负,非我军不勇,实由汉奸罗管带嘉言暗施毒计。据军界人云:昨晚因今日有战事,司令处特发炮弹九千,枪弹数十箱,交罗经管。讵罗暗与敌通,只肯发炮弹二十,枪弹每人两排。至枪空弹尽之时,彼即截断后面接济,迨我军溃退后,彼即单身前向,直投敌军,为我马军所见,上前捉获,已捆送军政府正法。”
(41)涂维扬:《蔡汉卿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24页。
(42)邓玉麟:《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28页。
(43)陶炬、周登瀛、黄兆奎:《姜明经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46-547页。
(44)《胡襄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42页。
(45)熊秉坤:《熊秉坤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8页。
(46)方兴:《方兴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07页。
(47)李文辅:《李文辅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43页。
(48)周全胜:《周全胜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98页。
(49)彭士林:《彭士林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650页。
(50)周祖培:《周祖培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03-504页。
(51)熊秉坤:《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署阵亡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54页。
(52)熊秉坤:《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105页。
(54)(55)熊秉坤:《五旅中级以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61、81页,第93页。
(56)任启珊:《王师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178页。
(57)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6页。
(61)《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条件》(九月十三日经纬报),《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47-148页。
(64)《都督府通知》,《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第3版“新闻一”。
(65)《武昌内政一斑》,《时报》1911年11月10日第3版“地方要闻”。
(67)《武汉最近之闻见·其二》(另一访员通信),《申报》1911年12月10日第1张第5版“要闻”。
(68)本馆特派员来函:《武汉停战后近状·其二》,《申报》1911年11月20日第1张第5版“要闻”。
(69)杨思机:《汉民族形成的指称与论争》,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2年,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