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型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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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强制措施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超范围、超时限滥用,用行政强制措施代替行政处罚等问题,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然而相关行政强制措施监督体系不健全,难以实现有效监督。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具有天然优势。当前,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不仅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制度设计,而且在理论上也没有取得共识。实现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强制措施的有效监督,应在加强以法律监督权为基本属性的检察权设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我国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理念,对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型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予以制度化设计,如建立健全检察监督的法律规范体系,明确检察监督的范围,构造多元化的检察监督手段,设置富有实效的检察监督程序等。
The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which are in violation of legal procedures,out of range,abusing over time,t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ercion measures instead of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infringe civil righ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However,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can't implement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procuratorate has advantages to take the supervision over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involving civil righ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In lack of specific legal basi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the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are confronted with restrictions.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supervising,there are four aspects tha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stablish the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general,it is ought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the scope,the means and procedure of supervision to make the supervision efficient.
The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which are in violation of legal procedures,out of range,abusing over time,t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ercion measures instead of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infringe civil righ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However,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can't implement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procuratorate has advantages to take the supervision over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involving civil righ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In lack of specific legal basi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the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 are confronted with restrictions.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supervising,there are four aspects tha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stablish the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general,it is ought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the scope,the means and procedure of supervision to make the supervision efficient.
引文
(1)参见陆志强:《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载《兰州学刊》2015年第10期。
(2)政府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集中、突出问题,经常采取集中时间、力量的突击行动,进行专项“治理、整治和打击”,例如“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行动,“整顿集贸市场小摊贩”的行动,“扫黄打非”行动,“拆除(城市)私搭乱盖违章建筑”的行动等,这类集中治理行动实行“严厉查处、有效整治、决不姑息”。在这类行动中,行政机关容易采取超过法定限度和范围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加强打击力度的效果。这种活动一旦被频繁使用,易对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侵害严重。参见张淑秋:《行政强制措施存在滥用代罚问题》,载《法制日报》2016年3月10日第2版。
(3)参见韩成军:《刍议具体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正当性》,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
(4)牛向阳、贾道国、李殿民:《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及其完善》,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5)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检察监督权的探索实践更趋热烈。2014年10月20日,贵州省金沙县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身份将金沙县环保局诉至有管辖权的遵义市仁怀市法院,请求判令金沙县环保局依法履行处罚职责。参见刘子阳:《检察机关“官告官”破监督乏力难题》,载《法制日报》2015年1月12日第5版。
(6)肖金明:《建构、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检察制度》,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7)陈菲:《检察机关将从四方面加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21/c_1114414110.htm,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
(8)参见谢志强:《行政检察制度比较研究》,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9期。
(9)与一般公民相比,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其中最突出的“优先审理权”。比如,《美国对反托拉斯的起诉案以优先审理的法令》中规定,检察长可向法院职员提交说明,根据检察机关意见“法案对公众利益至关紧要”则此时,法官要对此尽快予以审理、判决。这种将检察诉讼与公民、团体诉讼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保障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参见赵许明:《美国民事检察诉讼制度及其价值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0)参见谢志强:《行政检察制度比较研究》,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9期。
(11)李声高:《国家监察权运行机制研究---兼论检察机关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载《时代法学》2017年第5期。
(12)胡勇:《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再定位与职能调整》,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3期。
(13)龚佳禾:《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研究论纲》,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4)建国前,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时,关于检察机关的设置,曾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检察机关直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另一种意见主张将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后经过讨论,最后认为应当根据列宁的原则,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领导下,设立独立的检察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确立检察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离。参见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15)王戬:《不同权力结构模式下的检察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
(16)汤维建、徐全兵:《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1期。
(17)王蕾:《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现状与完善建议》,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6期。
(18)王蕾:《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现状与完善建议》,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6期。
(19)万毅:《台湾地区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20)周伟:《论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载《学习论坛》2018年第6期。
(21)参见祁菲:《“行政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制度的完善”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2)韩成军:《具体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制度架构》,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5期。
(23)参见张彬:《我国行政权监督模式的整合思考》,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3期。
(24)樊崇义:《检察机关深化法律监督发展的四个面向》,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
(25)参见曹晟:《新<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与判断》,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8期。
(26)参见吕涛:《检察建议的法理分析》,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27)参见韩成军:《具体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制度架构》,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5期。
(28)周伟:《论人身自由权的暂时性法律保护》,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9)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课题组刘金林、王青:《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制度探索》,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0期。
(30)王春媛、范宏昕:《定位与创新: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机制之科学构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31)邱学强:《恢复重建以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载《检察日报》2018年11月13日第3版。
(32)肖金明:《建构、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检察制度》,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33)唐光诚:《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置专门的行政检察机构》,载《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政府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集中、突出问题,经常采取集中时间、力量的突击行动,进行专项“治理、整治和打击”,例如“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行动,“整顿集贸市场小摊贩”的行动,“扫黄打非”行动,“拆除(城市)私搭乱盖违章建筑”的行动等,这类集中治理行动实行“严厉查处、有效整治、决不姑息”。在这类行动中,行政机关容易采取超过法定限度和范围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加强打击力度的效果。这种活动一旦被频繁使用,易对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侵害严重。参见张淑秋:《行政强制措施存在滥用代罚问题》,载《法制日报》2016年3月10日第2版。
(3)参见韩成军:《刍议具体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正当性》,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
(4)牛向阳、贾道国、李殿民:《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及其完善》,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5)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检察监督权的探索实践更趋热烈。2014年10月20日,贵州省金沙县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身份将金沙县环保局诉至有管辖权的遵义市仁怀市法院,请求判令金沙县环保局依法履行处罚职责。参见刘子阳:《检察机关“官告官”破监督乏力难题》,载《法制日报》2015年1月12日第5版。
(6)肖金明:《建构、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检察制度》,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7)陈菲:《检察机关将从四方面加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21/c_1114414110.htm,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
(8)参见谢志强:《行政检察制度比较研究》,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9期。
(9)与一般公民相比,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其中最突出的“优先审理权”。比如,《美国对反托拉斯的起诉案以优先审理的法令》中规定,检察长可向法院职员提交说明,根据检察机关意见“法案对公众利益至关紧要”则此时,法官要对此尽快予以审理、判决。这种将检察诉讼与公民、团体诉讼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保障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参见赵许明:《美国民事检察诉讼制度及其价值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0)参见谢志强:《行政检察制度比较研究》,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9期。
(11)李声高:《国家监察权运行机制研究---兼论检察机关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载《时代法学》2017年第5期。
(12)胡勇:《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再定位与职能调整》,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3期。
(13)龚佳禾:《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研究论纲》,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4)建国前,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时,关于检察机关的设置,曾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检察机关直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另一种意见主张将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后经过讨论,最后认为应当根据列宁的原则,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领导下,设立独立的检察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确立检察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离。参见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15)王戬:《不同权力结构模式下的检察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
(16)汤维建、徐全兵:《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1期。
(17)王蕾:《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现状与完善建议》,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6期。
(18)王蕾:《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现状与完善建议》,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6期。
(19)万毅:《台湾地区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20)周伟:《论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载《学习论坛》2018年第6期。
(21)参见祁菲:《“行政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制度的完善”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2)韩成军:《具体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制度架构》,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5期。
(23)参见张彬:《我国行政权监督模式的整合思考》,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3期。
(24)樊崇义:《检察机关深化法律监督发展的四个面向》,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
(25)参见曹晟:《新<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与判断》,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8期。
(26)参见吕涛:《检察建议的法理分析》,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27)参见韩成军:《具体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制度架构》,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5期。
(28)周伟:《论人身自由权的暂时性法律保护》,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9)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课题组刘金林、王青:《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制度探索》,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0期。
(30)王春媛、范宏昕:《定位与创新: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机制之科学构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31)邱学强:《恢复重建以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载《检察日报》2018年11月13日第3版。
(32)肖金明:《建构、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检察制度》,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33)唐光诚:《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置专门的行政检察机构》,载《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