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以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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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中期,帝俄采用先实施武装移民、后逼签不平等边界条约的手段,鲸吞我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由此改变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将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为主要界河的东段边界线强加给中国。之后,帝俄政府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对中国东北边疆领土加以蚕食和分割,两国边界争议与纠纷也因此而不断出现,而受损一方总是国力孱弱的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其国内局势发生急剧改变,到20世纪20年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取代旧俄政权,成为中国最大陆上邻国的主宰者。苏维埃执掌政权后,在中苏两国边界问题方面基本上秉承帝俄政府的传统政策,北方邻国政权的更迭并未改变两国东段边界的争议与纠纷,留下诸多边界遗留问题。
In the mid-19 thcentury,Russia occupied vast territory of Northeast China by means of armed immigration and unequal treaties,thus changed the eastern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imposed the eastern boundary line with Heilongjiang and Wusuli( 乌苏里) Rivers as the boundary rivers on China.Afterwards,Russia continued to employ various means to encroach on the frontier territory in Northeast China. Border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ose frequently,and invariably ended up as China being the aggrieved party. The outbreak of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made its domestic situation changed dramatically. By 1920 s,the new Soviet regime replaced the old regime. After coming to power,the Soviet government basically adopted the previous policy over the border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regime change of the northern neighbor did not chang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many issues from the past had been left over.
In the mid-19 thcentury,Russia occupied vast territory of Northeast China by means of armed immigration and unequal treaties,thus changed the eastern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imposed the eastern boundary line with Heilongjiang and Wusuli( 乌苏里) Rivers as the boundary rivers on China.Afterwards,Russia continued to employ various means to encroach on the frontier territory in Northeast China. Border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ose frequently,and invariably ended up as China being the aggrieved party. The outbreak of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made its domestic situation changed dramatically. By 1920 s,the new Soviet regime replaced the old regime. After coming to power,the Soviet government basically adopted the previous policy over the border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regime change of the northern neighbor did not chang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many issues from the past had been left over.
引文
(1)中俄东段边界界碑碑文规定:“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南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参见《成琦等奏按照俄使意见会勘东界完竣折》(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附件三中俄勘分东界牌文”(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1页。
(2)华企云:《满蒙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222页。
(3)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2-223页。另据《中俄划界之进行》:“我国东西北边隅,与俄国接壤。比年以来,俄人时有越界侵占,以及私移界石等情事。故去岁中俄订约,曾经议定,彼此各派专员,会同划界,以清疆址,而杜纷争。但自协约成立之后,我国政局屡生变动,此事遂无人顾及。”参见《中俄划界之进行》,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0日,第1张第4版。
(1)参见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2-224页;[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64页。
(2)秦岱源:《东陲纪闻》,李兴盛、曹威、全保燕主编:《东游日记(外十六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0页。
(3)参见《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821页。
(4)《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2页。
(5)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3页。
(6)《中俄国界大问题·兴凯湖尽被俄兵占领》,《晨报》(北京),1927年11月6日,第6版。接着,该报道还介绍了苏军陈兵中苏边界及骚扰我国边境之情况:“目下驻在兴凯湖一带,及沿乌苏里江之苏联军队,计有炮队三千人、步队一千人、马队三千人,共七千之众。至于警备该地之中国军队,仅为东北军之第二十一旅,驻在兴凯湖附近之密山,距苏联军司令部约十五里。在该地来往之两国民久已断绝,华军现正在密山附近挖壕警戒,因近来俄兵及武装俄匪时常入华界斩伐森林,联络胡匪,与华当局为难,甚至有在华界无故捕去华人之事。”
(7)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大事记(1912-1931)》,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261-262页。
(8)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大事记(1912-1931)》,第293页。
(1)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9页。
(2)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4页。
(3)《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1页。
(4)1905年,清政府于此设临江州,1909年升为府治,1913年改为县治,治所土名拉哈苏苏,位于松花江、黑龙江交汇之处,今为黑龙江省同江市。
(5)清末以来,在涉及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多种外交文件和资料中,经常提到松花江,而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本不应见诸边界资料之中。事实上,相关边界外交文件和资料中所提及之松花江实际上是指松花江江口以下的黑龙江,也就是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之后的黑龙江下游。就边界问题而言,明确这两条河流的地理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清代,清廷习惯上以松花江为主流而以黑龙江为支流,故将松花江江口以下的黑龙江称为松花江。“清朝政府,与前朝及今日中国不同,以松花江为主干而黑龙江为其支流。对满洲人,松花江为祖先发祥圣地,故将现在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以迄海口,视为‘松花江下游’。此一满洲习惯,在涉及俄罗斯事务之所有《夷务始末》各卷文件中均有明确显示”。(陈芳芝:《东北史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78页)民国时期,此一地理习惯称谓有时仍被因袭,吉林垦植分会就是如此。应当指出的是,该习惯称谓实不可取,可能会被别有用心者借题发挥,有意混淆地理概念,从而引发边境领土争议和纠纷。
(6)吉林垦植分会:《调查东北路沿疆总纲报告》,民国稿本,第23页。
(7)缪学贤:《黑龙江》,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8页。
(1)《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2页。
(2)《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2页。
(3)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60页。
(4)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60页。
(5)张寿增辑:《黑龙江十年航政报告书》,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1782页。
(6)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4页。
(7)《苏俄侵占华土》,《晨报》(北京),1927年11月21日,第3版。
(1)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64页。
(2)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4页。
(3)[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第35页。
(4)[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第37页注26。
(5)周树模:《周中丞抚江奏稿》卷四下《江省中俄边界办结情形折》(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1447页。
(6)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6页。按照条约之规定,280个洲渚均被编号。关于280个洲渚归属之详细记载,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8-1569页。当时,小洲渚注明编号数字,各有归属。“而各大洲渚,若阿巴该图、孟克西里、验牛圈(即阿列里札洲)、孟嘎罗夫斯克、巴图尔和硕(即挪维粗鲁海图洲)、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匀(笔者注:资料原文如此,资料下文均作‘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据此,‘匀’应作‘尔’)(即则里果为洲),尚未决定界线。虽荒洲沙渚,而关系边防实巨。”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69-1571页之按语。志稿编纂者同时以确凿的证据,详细论证了阿巴该图洲、孟克西里洲、验牛圈洲、孟嘎罗夫斯克洲、巴图尔和硕洲及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洲等洲渚均是我国领土。关于上述洲渚归属问题的重大意义,当时主持勘界事务的呼伦兵备道宋小濂明确指出:“额尔古讷长一千四五百里,为国际有名之河流,可通航行。洲渚一失,则正流划归彼界,航路权即随之而去”。参见宋小濂:《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7)所谓“老额尔古纳河”,“系俄方指额尔古纳河在中国境内一河汊,水大时通流,水小时则有干涸断流之处。俄方硬指此为尼布楚条约之界河。几经交涉,才承认以主航道为界,但仍要求对该处位于中国境内之18处洲渚行使主权,其中几处较大者对生产、放牧、航运均有较大意义”。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66页。俄国臆造地理概念的结果,成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许多洲渚划归俄国之原因,后苏俄(联)也因袭帝俄时代之臆说,并以此为“据”,一再挑起洲渚归属问题之边界争端。
(1)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7页。
(2)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8页。
(3)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59页。
(4)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8页。
(5)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0页。
(6)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0页。
(7)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1页。
(8)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1页。
(9)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38页。
(10)《收黑龙江省长公署咨》(民国八年十一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749页。
(1)《收黑龙江省长公署咨》(民国八年十一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750页。
(2)[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第34页。和田清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之文章作于20世纪30年代,立论客观而公正,并征引大量翔实之资料加以论证,堪称上乘之作。
(3)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4)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137页。
(5)江东六十四屯今“属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参见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6)《收吉林省议会公法团代表等呈》(民国十年九月三十日)(附件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日关系史料·东北问题(民国六年至十六年)》(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2032页。
(7)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191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东北大事记(1898-1931)》,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277页。
(1)《满洲里附近苏联擅建造营房我国抗议无效》,《晨报》(北京),1926年8月16日,第3版。
(2)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29-230页。
(3)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大事记(1912-1931)》,第310页。
(4)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0-271页。
(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绥芬河铁路交涉分局档案第一目录第一五九卷》,转引自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1页。
(6)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1页。
(7)《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外务杂档第一目录第十八卷》,转引自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7页。
(8)[美]J.B.Powel:l《满洲中俄事件之写真》,《东方杂志》,第26卷第19号,1929年10月10日,第63页。
(1)在苏联策动外蒙古独立导致两国中段边界线不复存在后,中苏边界线总长达7600多公里。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边界线缩短至4300多公里,极大部分位于两国东段边界,原两国西段边界仅一小部分仍然属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边界,其余部分演变为中国与原属苏联的三个位于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即在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
(2)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3)珍宝岛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按照国际划界之准则与惯例,归属中国毫无疑义。实际上,苏联对这种国际通行的划界惯例也是承认的,1960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国界保卫条例》第5条明文规定:“苏联国界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按主航道中心线或水流最深处划分。”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可见,苏联当时所作所为不仅不符合国际法准则,而且与其自身制订的法律文件相悖。
(4)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举行于1964年2-8月,第二轮谈判自1969年10月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一直延续到1978年6月。关于两轮边界谈判之详请,可参见李凤林:《中苏(俄)边界谈判的历程和基本结论》,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2-7页。
(5)两国第三轮边界谈判始于1987年2月,终于2004年10月。谈判期间,由于苏联解体,中国谈判对手由苏联转变为俄罗斯联邦及在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第三轮边界谈判之详情,可参见李凤林:《中苏(俄)边界谈判的历程和基本结论》,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7-9页。
(1)阿巴该图洲渚位于“额尔古讷界河东岸,西岸即阿巴该图山第六十三国界鄂博”,俄国所设“阿巴该图卡伦正在此河西岸之旁”,如此,阿巴该图洲渚系额尔古纳河“河东之洲,属于中国领土毫无疑义”。参见宋小濂:《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第46-47页。据此,该洲渚最终由中俄两国大体平分,尽管划归中方之面积多于俄方,但显然是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结果。
(2)参见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9-20页。关于中苏(俄)东段边界遗留问题最终解决之详细情况,可参见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5-20页。
(3)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20页。
(2)华企云:《满蒙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222页。
(3)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2-223页。另据《中俄划界之进行》:“我国东西北边隅,与俄国接壤。比年以来,俄人时有越界侵占,以及私移界石等情事。故去岁中俄订约,曾经议定,彼此各派专员,会同划界,以清疆址,而杜纷争。但自协约成立之后,我国政局屡生变动,此事遂无人顾及。”参见《中俄划界之进行》,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0日,第1张第4版。
(1)参见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2-224页;[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64页。
(2)秦岱源:《东陲纪闻》,李兴盛、曹威、全保燕主编:《东游日记(外十六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0页。
(3)参见《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821页。
(4)《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2页。
(5)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3页。
(6)《中俄国界大问题·兴凯湖尽被俄兵占领》,《晨报》(北京),1927年11月6日,第6版。接着,该报道还介绍了苏军陈兵中苏边界及骚扰我国边境之情况:“目下驻在兴凯湖一带,及沿乌苏里江之苏联军队,计有炮队三千人、步队一千人、马队三千人,共七千之众。至于警备该地之中国军队,仅为东北军之第二十一旅,驻在兴凯湖附近之密山,距苏联军司令部约十五里。在该地来往之两国民久已断绝,华军现正在密山附近挖壕警戒,因近来俄兵及武装俄匪时常入华界斩伐森林,联络胡匪,与华当局为难,甚至有在华界无故捕去华人之事。”
(7)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大事记(1912-1931)》,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261-262页。
(8)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大事记(1912-1931)》,第293页。
(1)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9页。
(2)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4页。
(3)《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1页。
(4)1905年,清政府于此设临江州,1909年升为府治,1913年改为县治,治所土名拉哈苏苏,位于松花江、黑龙江交汇之处,今为黑龙江省同江市。
(5)清末以来,在涉及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多种外交文件和资料中,经常提到松花江,而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本不应见诸边界资料之中。事实上,相关边界外交文件和资料中所提及之松花江实际上是指松花江江口以下的黑龙江,也就是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之后的黑龙江下游。就边界问题而言,明确这两条河流的地理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清代,清廷习惯上以松花江为主流而以黑龙江为支流,故将松花江江口以下的黑龙江称为松花江。“清朝政府,与前朝及今日中国不同,以松花江为主干而黑龙江为其支流。对满洲人,松花江为祖先发祥圣地,故将现在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以迄海口,视为‘松花江下游’。此一满洲习惯,在涉及俄罗斯事务之所有《夷务始末》各卷文件中均有明确显示”。(陈芳芝:《东北史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78页)民国时期,此一地理习惯称谓有时仍被因袭,吉林垦植分会就是如此。应当指出的是,该习惯称谓实不可取,可能会被别有用心者借题发挥,有意混淆地理概念,从而引发边境领土争议和纠纷。
(6)吉林垦植分会:《调查东北路沿疆总纲报告》,民国稿本,第23页。
(7)缪学贤:《黑龙江》,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8页。
(1)《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2页。
(2)《收吉林省长[徐鼐霖]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九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822页。
(3)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60页。
(4)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60页。
(5)张寿增辑:《黑龙江十年航政报告书》,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1782页。
(6)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4页。
(7)《苏俄侵占华土》,《晨报》(北京),1927年11月21日,第3版。
(1)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64页。
(2)华企云:《满蒙问题》,第224页。
(3)[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第35页。
(4)[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第37页注26。
(5)周树模:《周中丞抚江奏稿》卷四下《江省中俄边界办结情形折》(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1447页。
(6)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6页。按照条约之规定,280个洲渚均被编号。关于280个洲渚归属之详细记载,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8-1569页。当时,小洲渚注明编号数字,各有归属。“而各大洲渚,若阿巴该图、孟克西里、验牛圈(即阿列里札洲)、孟嘎罗夫斯克、巴图尔和硕(即挪维粗鲁海图洲)、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匀(笔者注:资料原文如此,资料下文均作‘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据此,‘匀’应作‘尔’)(即则里果为洲),尚未决定界线。虽荒洲沙渚,而关系边防实巨。”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69-1571页之按语。志稿编纂者同时以确凿的证据,详细论证了阿巴该图洲、孟克西里洲、验牛圈洲、孟嘎罗夫斯克洲、巴图尔和硕洲及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洲等洲渚均是我国领土。关于上述洲渚归属问题的重大意义,当时主持勘界事务的呼伦兵备道宋小濂明确指出:“额尔古讷长一千四五百里,为国际有名之河流,可通航行。洲渚一失,则正流划归彼界,航路权即随之而去”。参见宋小濂:《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7)所谓“老额尔古纳河”,“系俄方指额尔古纳河在中国境内一河汊,水大时通流,水小时则有干涸断流之处。俄方硬指此为尼布楚条约之界河。几经交涉,才承认以主航道为界,但仍要求对该处位于中国境内之18处洲渚行使主权,其中几处较大者对生产、放牧、航运均有较大意义”。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66页。俄国臆造地理概念的结果,成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许多洲渚划归俄国之原因,后苏俄(联)也因袭帝俄时代之臆说,并以此为“据”,一再挑起洲渚归属问题之边界争端。
(1)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7页。
(2)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8页。
(3)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59页。
(4)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248页。
(5)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0页。
(6)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0页。
(7)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1页。
(8)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71页。
(9)参见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志·界约》,第1538页。
(10)《收黑龙江省长公署咨》(民国八年十一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749页。
(1)《收黑龙江省长公署咨》(民国八年十一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二),第750页。
(2)[日]和田清著,黎光译:《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第34页。和田清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之文章作于20世纪30年代,立论客观而公正,并征引大量翔实之资料加以论证,堪称上乘之作。
(3)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4)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137页。
(5)江东六十四屯今“属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参见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6)《收吉林省议会公法团代表等呈》(民国十年九月三十日)(附件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日关系史料·东北问题(民国六年至十六年)》(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2032页。
(7)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191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东北大事记(1898-1931)》,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277页。
(1)《满洲里附近苏联擅建造营房我国抗议无效》,《晨报》(北京),1926年8月16日,第3版。
(2)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29-230页。
(3)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大事记(1912-1931)》,第310页。
(4)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0-271页。
(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绥芬河铁路交涉分局档案第一目录第一五九卷》,转引自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1页。
(6)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1页。
(7)《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外务杂档第一目录第十八卷》,转引自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12-1932)》,第277页。
(8)[美]J.B.Powel:l《满洲中俄事件之写真》,《东方杂志》,第26卷第19号,1929年10月10日,第63页。
(1)在苏联策动外蒙古独立导致两国中段边界线不复存在后,中苏边界线总长达7600多公里。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边界线缩短至4300多公里,极大部分位于两国东段边界,原两国西段边界仅一小部分仍然属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边界,其余部分演变为中国与原属苏联的三个位于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即在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
(2)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3)珍宝岛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按照国际划界之准则与惯例,归属中国毫无疑义。实际上,苏联对这种国际通行的划界惯例也是承认的,1960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国界保卫条例》第5条明文规定:“苏联国界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按主航道中心线或水流最深处划分。”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可见,苏联当时所作所为不仅不符合国际法准则,而且与其自身制订的法律文件相悖。
(4)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举行于1964年2-8月,第二轮谈判自1969年10月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一直延续到1978年6月。关于两轮边界谈判之详请,可参见李凤林:《中苏(俄)边界谈判的历程和基本结论》,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2-7页。
(5)两国第三轮边界谈判始于1987年2月,终于2004年10月。谈判期间,由于苏联解体,中国谈判对手由苏联转变为俄罗斯联邦及在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第三轮边界谈判之详情,可参见李凤林:《中苏(俄)边界谈判的历程和基本结论》,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7-9页。
(1)阿巴该图洲渚位于“额尔古讷界河东岸,西岸即阿巴该图山第六十三国界鄂博”,俄国所设“阿巴该图卡伦正在此河西岸之旁”,如此,阿巴该图洲渚系额尔古纳河“河东之洲,属于中国领土毫无疑义”。参见宋小濂:《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第46-47页。据此,该洲渚最终由中俄两国大体平分,尽管划归中方之面积多于俄方,但显然是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结果。
(2)参见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9-20页。关于中苏(俄)东段边界遗留问题最终解决之详细情况,可参见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5-20页。
(3)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