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西方传教士学术传教的策略与实践--以高一志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
利玛窦所开创的学术传教方法,在传教士内部一直存在争议。高一志对传教方式的态度经历了由公开宣教到学术传教的过程。他将天主教教义与西学知识相结合,用晚明士大夫所崇尚的实学诠释天主教义理,将西方天主教化的厄第加学说与中国儒家的修齐治平学说相联结,并将天主教"敬天爱人"思想以实学的面目呈现,强调天主教义理的实学致用性,这种诠释策略开拓了传教的新局面。从晚明到晚清,传教士所采取的实学诠释天学的方式和实践,构成了传教士在华"适应策略"的主要内容,为以后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树立了切实有效的范式。同时,学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华的传播,为近代社会转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引文
(1)代表性的论著有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7-744页),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框架内介绍了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内容;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9-1290页)系统讨论了“明末天主教输入什么‘西学’?具有什么历史意义?”;还有冯天瑜《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见德《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和李志军《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等相关著述,都是从科技和人文两方面讨论学术传教带来了哪些西学知识。
(2)刘耘华认为学术传教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以事“理”作为论辩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二是主动依附于儒家,并拿儒家词汇作为阐述天主教义理的依托,以期相互说明(《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学术传教策略及其文化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伍玉西考察了华人在学术传教中扮演重要作用的特点(《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3)代表性著作有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和孟德卫(David E.Mungello)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等,指出了利玛窦等人开创学术传教的贡献。
(4)庞迪我延续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路线,代表性的研究有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1)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和夏伯嘉《天主教与明末社会:崇祯朝龙华民山东传教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均指出龙华民对利玛窦路线的脱离。也有学者认为“龙华民与利玛窦表面龃龉的背后,是前者在传教史的整体中对后者的直接深化与继承,两者路线之间的转换,又可视为双方在谋求传教的‘均衡’运作”(柴可辅:《晚明耶教“民间布道”之考察:龙华民路线的新定位》,《文史哲》,2015年第6期)。
(2)以往学者对高一志的研究侧重他引进西学,主要有金文兵《高一志与明末西学东传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许苏民《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而对于他在传教方法上的贡献少有涉及。
(3)《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仅收录后三卷,前两卷影印在《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4)《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缺《治民西学》卷之下,可参考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治民西学卷之下”所收录之部分。
(5)学界一般将后四种合并称之为《治平西学》。
(6)桑彻斯称:“我和罗明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引自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7)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3-104页。
(8)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354页。
(9)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365页。
(10)学术传教指的是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士人对西方学术的需要,通过编刊西方世俗知识的书籍,搞好与中国士人的关系,以求得传教机会的传教策略,这既体现了学术性又具备传播教义的色彩,即知识与教义相结合的传教方法。它是刊书传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华的传播。
(11)朱维铮指出:“利玛窦在肇庆便开始改绘并用中文译注的世界地图,起意必得罗明坚乃至范礼安许可自不待言,而直接目的在于取悦地方长官,并非借学术传教。”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而《交友论》的编刊,是利玛窦“不得不把著书重点由西教要理移向西学入门”(朱维铮语,同上,第88页)的成果。
(12)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第275页。张氏在书中举了龙华民和熊三拔的例子,认为龙华民直到编刊《地震解》时候,才有所转变,而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也是在徐光启的劝说下才参与科技活动。
(1)[美]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原文收在Daniello Bartoli.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Terza parte dell’Asia,安卡拉1841年版,Ⅲ,第232-233页。
(2)徐昌治编,夏瑰琦校注:《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版,第78-79页。
(3)徐昌治编,夏瑰琦校注:《圣朝破邪集》,第79页。
(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2页。
(5)数据的主要来源是这些文献的影印本和相关书目,包括《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东传福音》、《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CCB-Database以及陈伦绪、徐宗泽、费赖之、古郎等人为天主教文献编写的书目等。
(6)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前辈已经做出具有启发性的探讨,比如: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曾提及“基督实学”的概念,在对杨廷筠的思想行为的研究中,钟氏曾指出后者对“实学”具有不同的见解,即认为天主教伦理也是实学。(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在孙尚扬与钟鸣旦合著的《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一书中,两人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也有学者认为,明末徐光启等人肯定天学,将天学说成实学,是从正人心、救社会这一经世需要出发。(刘志军:《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第40-41页)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建立在中国士大夫对这一解释模式的认同或者再解释的研究上,而忽略了西方传教士如何以实学诠释天学、以迎合当时士人的实学价值取向。
(1)据金文兵所述,《教要解略》约成书于1615年前,而非费赖之所云撰于澳门。载氏著:《高一志译著考略》,《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1620年本已不传,现所见为1632年左右在绛州刊行的修订本。参见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一册),第189页。
(3)首版时作《譬式警语》,经过徐光启的润笔之后,分为上下两卷。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510页。
(4)参见《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另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inois6915多一卷《性灵说》。
(5)《齐家西学》未注明刊刻年月,根据值会是傅泛际批准刊刻,而傅泛际担任中国省区会长的时间是1635-1641年,可推断刊刻时间约在1635-1641年之间。
(6)根据记载,包括《王宜温和》、《王政须臣》、《治政原本》、《治民西学》四个部分,现存为抄本。详见黄兴涛等人的考证,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册),第577-579页。
(7)张显清:《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1982年,第307-338页。
(8)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1)阳玛诺:《天问略》自序,李之藻:《天学初函》(第五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630-2631页。
(2)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第282页。
(3)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版,第19-20页。
(4)艾儒略说:“修齐治平之学,名曰厄第加者,译言察义理之学……”详见艾儒略:《西学凡》,李之藻:《天学初函》(第一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40页。
(5)[德]白舍客(Karl-Heinz Peschke)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页。
(6)[德]白舍客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第385页。
(1)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8页。
(2)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142页。
(3)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4)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第74-80页。
(5)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205页。
(6)高一志:《治政原本》,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438-439页。
(1)高一志:《治民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492-499页。
(2)高一志:《治民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500页。
(3)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4)比如:韩霖所著《铎书》征引了《齐家西学》中大量的语言和思想,作为在地方上宣讲圣谕六言的文本。
(5)[德]白舍客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第383页。
(6)晚明出现了《破邪集》之类的反教文献可证;方以智也提出:“万历季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载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7)参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第二十四册,北京大学宗教所内部出版,2003年版,第27页。
(8)金文兵:《明末地方教化“引耶入儒”的现实考量》,《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
(1)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2)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等校注:《<铎书>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3)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设法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天主教传教士所建立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刊了大量晚明的汉文西书。
(4)[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5)[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96、292、293页。
(6)尽管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保障传教权的条约,但这并不能促成西方宗教在华的传播,唯有获得精神上的信任和文化上的理解,才能铺就通往信仰基督的道路,这是传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
(2)刘耘华认为学术传教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以事“理”作为论辩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二是主动依附于儒家,并拿儒家词汇作为阐述天主教义理的依托,以期相互说明(《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学术传教策略及其文化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伍玉西考察了华人在学术传教中扮演重要作用的特点(《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3)代表性著作有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和孟德卫(David E.Mungello)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等,指出了利玛窦等人开创学术传教的贡献。
(4)庞迪我延续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路线,代表性的研究有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1)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和夏伯嘉《天主教与明末社会:崇祯朝龙华民山东传教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均指出龙华民对利玛窦路线的脱离。也有学者认为“龙华民与利玛窦表面龃龉的背后,是前者在传教史的整体中对后者的直接深化与继承,两者路线之间的转换,又可视为双方在谋求传教的‘均衡’运作”(柴可辅:《晚明耶教“民间布道”之考察:龙华民路线的新定位》,《文史哲》,2015年第6期)。
(2)以往学者对高一志的研究侧重他引进西学,主要有金文兵《高一志与明末西学东传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许苏民《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而对于他在传教方法上的贡献少有涉及。
(3)《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仅收录后三卷,前两卷影印在《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4)《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缺《治民西学》卷之下,可参考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治民西学卷之下”所收录之部分。
(5)学界一般将后四种合并称之为《治平西学》。
(6)桑彻斯称:“我和罗明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引自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7)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3-104页。
(8)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354页。
(9)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365页。
(10)学术传教指的是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士人对西方学术的需要,通过编刊西方世俗知识的书籍,搞好与中国士人的关系,以求得传教机会的传教策略,这既体现了学术性又具备传播教义的色彩,即知识与教义相结合的传教方法。它是刊书传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华的传播。
(11)朱维铮指出:“利玛窦在肇庆便开始改绘并用中文译注的世界地图,起意必得罗明坚乃至范礼安许可自不待言,而直接目的在于取悦地方长官,并非借学术传教。”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而《交友论》的编刊,是利玛窦“不得不把著书重点由西教要理移向西学入门”(朱维铮语,同上,第88页)的成果。
(12)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第275页。张氏在书中举了龙华民和熊三拔的例子,认为龙华民直到编刊《地震解》时候,才有所转变,而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也是在徐光启的劝说下才参与科技活动。
(1)[美]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原文收在Daniello Bartoli.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Terza parte dell’Asia,安卡拉1841年版,Ⅲ,第232-233页。
(2)徐昌治编,夏瑰琦校注:《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版,第78-79页。
(3)徐昌治编,夏瑰琦校注:《圣朝破邪集》,第79页。
(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2页。
(5)数据的主要来源是这些文献的影印本和相关书目,包括《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东传福音》、《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CCB-Database以及陈伦绪、徐宗泽、费赖之、古郎等人为天主教文献编写的书目等。
(6)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前辈已经做出具有启发性的探讨,比如: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曾提及“基督实学”的概念,在对杨廷筠的思想行为的研究中,钟氏曾指出后者对“实学”具有不同的见解,即认为天主教伦理也是实学。(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在孙尚扬与钟鸣旦合著的《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一书中,两人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也有学者认为,明末徐光启等人肯定天学,将天学说成实学,是从正人心、救社会这一经世需要出发。(刘志军:《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第40-41页)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建立在中国士大夫对这一解释模式的认同或者再解释的研究上,而忽略了西方传教士如何以实学诠释天学、以迎合当时士人的实学价值取向。
(1)据金文兵所述,《教要解略》约成书于1615年前,而非费赖之所云撰于澳门。载氏著:《高一志译著考略》,《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1620年本已不传,现所见为1632年左右在绛州刊行的修订本。参见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一册),第189页。
(3)首版时作《譬式警语》,经过徐光启的润笔之后,分为上下两卷。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510页。
(4)参见《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另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inois6915多一卷《性灵说》。
(5)《齐家西学》未注明刊刻年月,根据值会是傅泛际批准刊刻,而傅泛际担任中国省区会长的时间是1635-1641年,可推断刊刻时间约在1635-1641年之间。
(6)根据记载,包括《王宜温和》、《王政须臣》、《治政原本》、《治民西学》四个部分,现存为抄本。详见黄兴涛等人的考证,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册),第577-579页。
(7)张显清:《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1982年,第307-338页。
(8)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1)阳玛诺:《天问略》自序,李之藻:《天学初函》(第五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630-2631页。
(2)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第282页。
(3)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版,第19-20页。
(4)艾儒略说:“修齐治平之学,名曰厄第加者,译言察义理之学……”详见艾儒略:《西学凡》,李之藻:《天学初函》(第一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40页。
(5)[德]白舍客(Karl-Heinz Peschke)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页。
(6)[德]白舍客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第385页。
(1)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8页。
(2)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142页。
(3)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4)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第74-80页。
(5)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205页。
(6)高一志:《治政原本》,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438-439页。
(1)高一志:《治民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492-499页。
(2)高一志:《治民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500页。
(3)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4)比如:韩霖所著《铎书》征引了《齐家西学》中大量的语言和思想,作为在地方上宣讲圣谕六言的文本。
(5)[德]白舍客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第383页。
(6)晚明出现了《破邪集》之类的反教文献可证;方以智也提出:“万历季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载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7)参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第二十四册,北京大学宗教所内部出版,2003年版,第27页。
(8)金文兵:《明末地方教化“引耶入儒”的现实考量》,《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
(1)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2)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等校注:《<铎书>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3)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设法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天主教传教士所建立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刊了大量晚明的汉文西书。
(4)[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5)[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96、292、293页。
(6)尽管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保障传教权的条约,但这并不能促成西方宗教在华的传播,唯有获得精神上的信任和文化上的理解,才能铺就通往信仰基督的道路,这是传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