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阳平治都功印初探
摘要
阳平治都功印是道教正一派龙虎山天师府和天师教权的重要象征,宗教地位突出。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江西省博物馆藏实物、《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著录的印面、四川成都都江堰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中道符以及清末道士张涌泉奏职文书所钤之印的制作时间早晚有别,年代最早者乃北宋神宗时期下诏制作的玉印,徽宗时期赐予张继先,其后成为历代天师传续的祖印,明清时期出现多种仿制品。玉印的传续过程受到来自世俗政权的干扰较多,是宋元明时期道教政策的变化以及天师政治地位的变迁的具体反映。
引文
(1)Robert Ford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pp.349-354.
(2)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1册,第447页。
(3)钱宝康:《宝鸡县出土“天帝使者”印章》,《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4)邵磊、周维林:《江苏江宁出土三枚古印》,《文物》2001年第7期。
(5)吴真:《正一教权象征“天师剑”的兴起与传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6)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第5册,第2648页。
(1)《道藏》,第30册,第399、400页。
(2)《道藏》,第5册,第201-207页。
(3)《道藏》,第34册,第820-840页。
(4)《道藏》,第24册,第655页。
(5)王玉兰:《张天师印介绍》,《南方文物》,1980年第4期。
(6)此外,法国学者范华(Patrice Fava)在《向天门——湖南道教神象:中国的艺术和人类学》一书公布有6件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道教奏职文书和道符,其中就钤有十余面阳平治都功印印面,只是部分印面笔画走势不清,且部分印面已见于前述诸材料,故此处若再单独列入则有可能会造成重复统计和纰漏。Patrice Fava,Aux portes du ciel,la statuaire taoiste du Hunan: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Les Belles Lettres&Ecole Franiaise d'Extreme-Orient, 2013, PP.53-55, 200.
(7)另外一种法印为两枚北极四圣印,详见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编:《龙虎山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245页。
(1)除此之外,龙虎山在清代之前应该还保存有多枚法印,同书“赐印”条记载:“以上赐印外,金玉印记甚伙,皆上锡也,不数百年尽归乌有。传为康熙丙辰兵毁后,先代宗器惟法印数匣,想神灵呵护我张氏,所赖以共存者矣”。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编:《龙虎山志》,第245页。
(2)周密:《云烟过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页。
(3)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1)《藏外道书》,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6册,第1页。
(2)黄裳撰,黄玠编:《演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0册,第220、221页。
(3)黄裳撰,黄玠编:《演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第221页。
(4)《道藏》,第5册,第211、212页。
(5)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册,第1677页。
(6)陈师道:《后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14册,第692页。
(1)明代编修之《汉天师世家》记载北宋神宗皇帝曾赞颂第二十八代天师张敦复:“……汉天师二十八代孙张敦复,世传祖印,早悟真诠。惜遽返于丹丘,遂莫前于宣室,宜申简册,以贲烟霞……”。根据其内容可知该赞文作于张敦复去世之后,赞辞之“世传祖印”可能只是根据唐代以来天师世代传授阳平治都功印的传说而写的褒奖死者的虚话,并非实指张敦复曾持有祖刻阳平治都功印。正是因为林积销毁了天师所持阳平治都功印,宋神宗才需要另外诏刻一方玉印,并将其与收缴的“冠佩剑履”一并赐予王太初。《道藏》,第34册,第826页。
(2)《元史》卷二〇二,“张宗演传”记载:“(至元)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觐。世祖尝命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乎!'嗟叹久之”。清末毕沅编《中州金石记》卷五,“投龙简记”考证曰:“龙虎山印文曰'阳平治都君印',茅山印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皆九曲文。茅山印乃宋徽宗赐道士刘混康者,有碑刻可证。龙虎山印篆文、玉质正与之同,知为一时所赐无疑。……《元史》之言失实,故附记于此”。毕沅认为元世祖所观摩之印非汉代张道陵所传,可从,但将印文释作“阳平治都君印”,显然有误。《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15册,第4526页;毕沅:《中州金石记》,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8册,第13811页下。
(3)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3册,第88、89页。
(4)李帅:《以文治边:文物考古视瞰下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92、93页。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真人诸印俱备”亦有相同的记载:“至孝宗朝,则又别赐玉印,曰'阳平治都功印'。盖相传张氏始祖道陵得道,旧有此印,乃云雷篆文。上虑其遗失,别作此以赐”。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2页。
(1)《明实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30册,第1975页。
(2)《明实录》,第30册,第2179页。
(3)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编:《龙虎山志》,第245页。
(4)清代云峰羽客陈仲远辑校之《玉帝正朝卷上全集》详细著录和记载有类似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中带雨字头的道教密讳,因与本文研究对象关系较疏,兹不赘述。《藏外道书》,第13册,第363、364、406-408页。
(5)张勋燎:《江苏明墓出土和传世古器物所见的道教五岳真形符合五岳真形图》,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6册,第1820页。
(1)转引自王见川、高万桑主编:《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第60页。
(2)事实上,张仁晟曾多次宣示天师在制造符篆、管理道教方面的正统合法地位,并就此与地方道坛和道录司等机构屡有交涉。刘劲峰编:《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2000年,第263页;王见川、高万桑主编:《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第77-81页。
(3)关于两宋时期历代天师政治地位的变迁,详见刘凯:《晚唐两宋龙虎山天师道研究——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鲁贞:《桐山老农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19册,第134页。
(5)《道藏》,第34册,第825页。
(6)《道藏》,第34册,第825页。
(7)《道藏》,第5册,第211页。
(1)《元史》,第15册,第4526页。
(2)《道藏》,第5册,第702页。
(3)曾召南:《明代前中期诸帝崇道浅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4)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383-439页;赵玉玲:《从正一道的贵盛看明代道教的世俗化》,《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5)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卷,第65-68页。
(2)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1册,第447页。
(3)钱宝康:《宝鸡县出土“天帝使者”印章》,《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4)邵磊、周维林:《江苏江宁出土三枚古印》,《文物》2001年第7期。
(5)吴真:《正一教权象征“天师剑”的兴起与传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6)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第5册,第2648页。
(1)《道藏》,第30册,第399、400页。
(2)《道藏》,第5册,第201-207页。
(3)《道藏》,第34册,第820-840页。
(4)《道藏》,第24册,第655页。
(5)王玉兰:《张天师印介绍》,《南方文物》,1980年第4期。
(6)此外,法国学者范华(Patrice Fava)在《向天门——湖南道教神象:中国的艺术和人类学》一书公布有6件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道教奏职文书和道符,其中就钤有十余面阳平治都功印印面,只是部分印面笔画走势不清,且部分印面已见于前述诸材料,故此处若再单独列入则有可能会造成重复统计和纰漏。Patrice Fava,Aux portes du ciel,la statuaire taoiste du Hunan: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Les Belles Lettres&Ecole Franiaise d'Extreme-Orient, 2013, PP.53-55, 200.
(7)另外一种法印为两枚北极四圣印,详见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编:《龙虎山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245页。
(1)除此之外,龙虎山在清代之前应该还保存有多枚法印,同书“赐印”条记载:“以上赐印外,金玉印记甚伙,皆上锡也,不数百年尽归乌有。传为康熙丙辰兵毁后,先代宗器惟法印数匣,想神灵呵护我张氏,所赖以共存者矣”。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编:《龙虎山志》,第245页。
(2)周密:《云烟过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页。
(3)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1)《藏外道书》,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6册,第1页。
(2)黄裳撰,黄玠编:《演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0册,第220、221页。
(3)黄裳撰,黄玠编:《演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第221页。
(4)《道藏》,第5册,第211、212页。
(5)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册,第1677页。
(6)陈师道:《后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14册,第692页。
(1)明代编修之《汉天师世家》记载北宋神宗皇帝曾赞颂第二十八代天师张敦复:“……汉天师二十八代孙张敦复,世传祖印,早悟真诠。惜遽返于丹丘,遂莫前于宣室,宜申简册,以贲烟霞……”。根据其内容可知该赞文作于张敦复去世之后,赞辞之“世传祖印”可能只是根据唐代以来天师世代传授阳平治都功印的传说而写的褒奖死者的虚话,并非实指张敦复曾持有祖刻阳平治都功印。正是因为林积销毁了天师所持阳平治都功印,宋神宗才需要另外诏刻一方玉印,并将其与收缴的“冠佩剑履”一并赐予王太初。《道藏》,第34册,第826页。
(2)《元史》卷二〇二,“张宗演传”记载:“(至元)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觐。世祖尝命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乎!'嗟叹久之”。清末毕沅编《中州金石记》卷五,“投龙简记”考证曰:“龙虎山印文曰'阳平治都君印',茅山印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皆九曲文。茅山印乃宋徽宗赐道士刘混康者,有碑刻可证。龙虎山印篆文、玉质正与之同,知为一时所赐无疑。……《元史》之言失实,故附记于此”。毕沅认为元世祖所观摩之印非汉代张道陵所传,可从,但将印文释作“阳平治都君印”,显然有误。《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15册,第4526页;毕沅:《中州金石记》,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8册,第13811页下。
(3)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3册,第88、89页。
(4)李帅:《以文治边:文物考古视瞰下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92、93页。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真人诸印俱备”亦有相同的记载:“至孝宗朝,则又别赐玉印,曰'阳平治都功印'。盖相传张氏始祖道陵得道,旧有此印,乃云雷篆文。上虑其遗失,别作此以赐”。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2页。
(1)《明实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30册,第1975页。
(2)《明实录》,第30册,第2179页。
(3)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编:《龙虎山志》,第245页。
(4)清代云峰羽客陈仲远辑校之《玉帝正朝卷上全集》详细著录和记载有类似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中带雨字头的道教密讳,因与本文研究对象关系较疏,兹不赘述。《藏外道书》,第13册,第363、364、406-408页。
(5)张勋燎:《江苏明墓出土和传世古器物所见的道教五岳真形符合五岳真形图》,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6册,第1820页。
(1)转引自王见川、高万桑主编:《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第60页。
(2)事实上,张仁晟曾多次宣示天师在制造符篆、管理道教方面的正统合法地位,并就此与地方道坛和道录司等机构屡有交涉。刘劲峰编:《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2000年,第263页;王见川、高万桑主编:《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第77-81页。
(3)关于两宋时期历代天师政治地位的变迁,详见刘凯:《晚唐两宋龙虎山天师道研究——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鲁贞:《桐山老农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19册,第134页。
(5)《道藏》,第34册,第825页。
(6)《道藏》,第34册,第825页。
(7)《道藏》,第5册,第211页。
(1)《元史》,第15册,第4526页。
(2)《道藏》,第5册,第702页。
(3)曾召南:《明代前中期诸帝崇道浅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4)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383-439页;赵玉玲:《从正一道的贵盛看明代道教的世俗化》,《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5)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卷,第6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