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与中国土地革命和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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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土地革命的成功不光有赖于红区红色政权的实践,而且有赖于白区中共地下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宣传。在论述和倡导土地革命必要性的理论宣传中,生活在白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9-1930年的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是中共白区地下党员联合左翼学者试图为中共土地革命进行理论论证的第一次学术努力。此次调查为后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杂志在对土地革命的理论论证和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对"无、保调查"的历史背景,其与中共和中共土地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查资料的质量和学术性进行评述,并试图对1958年张之毅等人的"趋中化"资料分析结果进行解释。
Land revolution w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he success of the land revolution was attributed not only to its implementation by the communists in the regions controlled by the CCP, but also the advocacy for land revolution by underground CCP and leftist scholars in regions governed by the KMD. The 1929-1930 Wuxi-Baoding rural survey was the first academic effort made by the underground CCP to argue for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operation of the survey paved the wa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Chinese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and the journal Rural China, which were oper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ocacy and drawing support from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land revolu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Wuxi-Baoding surveys, and also discusses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 survey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surprising 1958 analysis result of"qu-zhong-hua"(land ownership moving towards the middle).
Land revolution w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he success of the land revolution was attributed not only to its implementation by the communists in the regions controlled by the CCP, but also the advocacy for land revolution by underground CCP and leftist scholars in regions governed by the KMD. The 1929-1930 Wuxi-Baoding rural survey was the first academic effort made by the underground CCP to argue for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operation of the survey paved the wa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Chinese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and the journal Rural China, which were oper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ocacy and drawing support from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land revolu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Wuxi-Baoding surveys, and also discusses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 survey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surprising 1958 analysis result of"qu-zhong-hua"(land ownership moving towards the middle).
引文
[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2]岳琛.中国农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69].
[4]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年。
(2)据李洪岩的研究,中共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字样是在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的发刊词上。参见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3)“中共六大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19-33页;同时,参见书中陈翰笙“序”和薛暮桥“序”。
(4)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1)陈翰笙:《序》,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2)薛暮桥:《序》,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3)陈翰笙和王寅生是1929-1930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陈翰笙是调查的发起者,王寅生是调查的实际负责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公开资料中,翰老的入党时间一直被定格在1935年。1986-1991年,在和笔者的聊天中,翰老几次提到,他其实早在1926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大钊,但从已出版的历史资料来看,一直到1935年翰老在莫斯科经王明和康生介绍转入到中国共产党后,翰老才开始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关于翰老1926-1935年间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经历,一直到1980年,翰老才在自己的干部履历表上给第一次填上,之前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5页)。由此推断,一直到1980年,中共党组织并不知道翰老当初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秘密工作者的身份。关于王寅生的身份,在现有出版的各种资料中,除《中国农村》中有一句提到王寅生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参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365页),其它资料均无任何关于王寅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记录。从王寅生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以及在中共秘密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中国农村”杂志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上看,还有从他曾先后介绍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等人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工作,以后又不断介绍左派学者加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及在1943年《中国农村》在广西桂林被迫停刊,“研究会”转移重庆后,他又担任由李紫翔(1923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主笔的重庆“商务日报”上的双周刊《中国农村》主编的经历(参见孙晓村:《悼念王寅生同志》,《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页;王易今:“深切怀念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2-13页;方悴农:“他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路”,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7页)上推理,很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初的王寅生不是中共党员。本文认为关于王寅生的身份和经历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或更多档案资料的发现。
(1)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陈翰笙在回忆中说王寅生帮他物色了几位同志入所,但没有给出人员名单;秦柳方在回忆中提到王寅生介绍钱俊瑞、张锡昌和石凯福(薛樵)到研究所工作,参见秦柳方:《千淘万漉,缜密调查——王寅生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3页;薛暮桥在回忆录中提到王寅生等给他来信,邀请他到研究所工作,参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3)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页。
(4)秦柳方:《千淘万漉,缜密调查——王寅生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1-83页。
(5)张国富:《三晋骄子张稼夫》,《党史文汇》,2015年第1期。
(6)王易今、余立:《深思和勤奋——秦柳方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7)秦柳方:《勤奋的学者,忠诚的战士——回忆钱俊瑞同志》,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0-46页。
(1)1986年笔者和朱文强、崔晓黎、李文英等人到河北保定清苑县东顾庄调查时,村里的一些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到他们村里调查的一些人曾秘密地问他们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2)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3)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4)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5)特别参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分别于1985、1986、1989出版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3辑;冯和法1933年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和1935年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范苑声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研究》;金轮海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千家驹1935年的《农村与都市》;钱亦石1935年的《中国农村问题》;孙建1989年的《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岳琛1989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章有义1957年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等。
(1)参见王易今:《深切怀念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8-11页。
(2)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第80-93页。
(3)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绪论)》,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1-2页。
(4)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方案(初稿)》,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1页。
(1)摘自本文第一作者张丽当年的访谈笔记。
(2)摘自本文第一作者张丽当年的访谈笔记。
(3)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绪论)》,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5-10页。
(4)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孙冶方致李、袁、史局长的信”;“孙冶方致文浩、虚哲的信”;“孙冶方致薛暮桥、思华等人的信”;1958年10月,内部印刷资料。
(1)张丽:《1929-1948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9-270页。
(2)根据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19世纪90年代全国人口3.8-3.9亿,1936年4.7亿多(参见:《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表44;第482页,表76);根据珀金斯的修正数据,1893年全国人口3.85亿,1933年5亿(参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根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93年到1933年农村人口增长21%(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907页)。
(1)根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93年到1933年全国耕地面积基本没变,指数都为106(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07页);从1933年到1937年,土地荒芜现象严重,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08-920页)。而根据珀金斯的数据,1893年到1933年全国耕地面积增长了约18%(参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第325页)。
(2)很多研究认为比之明清,近代粮食亩产量有所下降(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页);然从1931年至1936年则是稍有增加(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26-927页)。从总体上看,粮食单产从19世纪90年代到抗战前夕变化不大。
(3)参见王大任:《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3-70页。
(4)张丽:《1929-1948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9-270页。
(5)参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267-270页。
(1)详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7章。
(2)详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7章。
[2]岳琛.中国农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69].
[4]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年。
(2)据李洪岩的研究,中共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字样是在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的发刊词上。参见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3)“中共六大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19-33页;同时,参见书中陈翰笙“序”和薛暮桥“序”。
(4)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1)陈翰笙:《序》,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2)薛暮桥:《序》,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3)陈翰笙和王寅生是1929-1930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陈翰笙是调查的发起者,王寅生是调查的实际负责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公开资料中,翰老的入党时间一直被定格在1935年。1986-1991年,在和笔者的聊天中,翰老几次提到,他其实早在1926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大钊,但从已出版的历史资料来看,一直到1935年翰老在莫斯科经王明和康生介绍转入到中国共产党后,翰老才开始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关于翰老1926-1935年间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经历,一直到1980年,翰老才在自己的干部履历表上给第一次填上,之前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5页)。由此推断,一直到1980年,中共党组织并不知道翰老当初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秘密工作者的身份。关于王寅生的身份,在现有出版的各种资料中,除《中国农村》中有一句提到王寅生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参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365页),其它资料均无任何关于王寅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记录。从王寅生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以及在中共秘密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中国农村”杂志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上看,还有从他曾先后介绍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等人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工作,以后又不断介绍左派学者加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及在1943年《中国农村》在广西桂林被迫停刊,“研究会”转移重庆后,他又担任由李紫翔(1923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主笔的重庆“商务日报”上的双周刊《中国农村》主编的经历(参见孙晓村:《悼念王寅生同志》,《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页;王易今:“深切怀念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2-13页;方悴农:“他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路”,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7页)上推理,很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初的王寅生不是中共党员。本文认为关于王寅生的身份和经历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或更多档案资料的发现。
(1)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陈翰笙在回忆中说王寅生帮他物色了几位同志入所,但没有给出人员名单;秦柳方在回忆中提到王寅生介绍钱俊瑞、张锡昌和石凯福(薛樵)到研究所工作,参见秦柳方:《千淘万漉,缜密调查——王寅生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3页;薛暮桥在回忆录中提到王寅生等给他来信,邀请他到研究所工作,参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3)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页。
(4)秦柳方:《千淘万漉,缜密调查——王寅生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1-83页。
(5)张国富:《三晋骄子张稼夫》,《党史文汇》,2015年第1期。
(6)王易今、余立:《深思和勤奋——秦柳方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7)秦柳方:《勤奋的学者,忠诚的战士——回忆钱俊瑞同志》,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0-46页。
(1)1986年笔者和朱文强、崔晓黎、李文英等人到河北保定清苑县东顾庄调查时,村里的一些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到他们村里调查的一些人曾秘密地问他们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2)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3)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4)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5)特别参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分别于1985、1986、1989出版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3辑;冯和法1933年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和1935年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范苑声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研究》;金轮海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千家驹1935年的《农村与都市》;钱亦石1935年的《中国农村问题》;孙建1989年的《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岳琛1989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章有义1957年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等。
(1)参见王易今:《深切怀念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8-11页。
(2)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第80-93页。
(3)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绪论)》,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1-2页。
(4)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方案(初稿)》,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1页。
(1)摘自本文第一作者张丽当年的访谈笔记。
(2)摘自本文第一作者张丽当年的访谈笔记。
(3)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绪论)》,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5-10页。
(4)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孙冶方致李、袁、史局长的信”;“孙冶方致文浩、虚哲的信”;“孙冶方致薛暮桥、思华等人的信”;1958年10月,内部印刷资料。
(1)张丽:《1929-1948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9-270页。
(2)根据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19世纪90年代全国人口3.8-3.9亿,1936年4.7亿多(参见:《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表44;第482页,表76);根据珀金斯的修正数据,1893年全国人口3.85亿,1933年5亿(参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根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93年到1933年农村人口增长21%(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907页)。
(1)根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93年到1933年全国耕地面积基本没变,指数都为106(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07页);从1933年到1937年,土地荒芜现象严重,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08-920页)。而根据珀金斯的数据,1893年到1933年全国耕地面积增长了约18%(参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第325页)。
(2)很多研究认为比之明清,近代粮食亩产量有所下降(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页);然从1931年至1936年则是稍有增加(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26-927页)。从总体上看,粮食单产从19世纪90年代到抗战前夕变化不大。
(3)参见王大任:《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3-70页。
(4)张丽:《1929-1948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9-270页。
(5)参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267-270页。
(1)详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7章。
(2)详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