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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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Methodolog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Textual Investigation on the Mechanism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in General and Capital in General
  • 作者:许光伟
  • 英文作者:Xu Guang-wei;School of Econom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思维学 ; 生产一般 ; 资本一般 ; 方法论
  • 英文关键词: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Cognitology;;Production in General;;Capital in General;;Methodology
  • 中文刊名:JJZH
  • 英文刊名:Economic Review Journal
  • 机构: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出版日期:2019-02-10
  • 出版单位:经济纵横
  • 年:2019
  • 期:No.399
  • 语种:中文;
  • 页:JJZH201902002
  • 页数:19
  • CN:02
  • ISSN:22-1054/F
  • 分类号:2+14-31
摘要
马克思主义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途径是实践的构图,是把方法论也看作是"世界观",并进行"改造世界""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最终落脚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规定的统一。在这一构图中,"思维学"处于理解与联系的中心位置,从而可用以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从中发掘方法论品性的机理探究及其工作规定。具体做法:一是必须按照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的机理关系,考订对象到研究对象的研究叙述关系,阐述全体规定的方法论工作内涵,从中"本土寻根"与寻求"辩证的表达";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框架下,把握"本质对现象的关系"(规定),回答时代问题与实践问题。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意义在于建立方法规定对经济认识的辩证理解关系,而指涉内在关系的"深层机理探究"将揭示《资本论》体系结构如何诞生,说明解决之道始终在于历史"重新开始"与工作"再出发"。总体看,这是对从《资本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程的方法论视野下的实践解读,富有民族工作底蕴,并启动了"生产一般思维学"的时代研究进程。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are unified by the way of composition of practice in Marxism,which regards methodology as "world view",and finally focuses on research methods and narrative methods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world,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explain the world. In this composition,"cognitology"is at the center of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which can be used to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 and its working regulations. Specific practices are as follows: firstly,the research nar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object of study must be determined and the methodological connotation of all provisions shall be elaborated,from which "local roots"and "dialectical expression"must be sought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in general"and "capital in general"; secondly,under the framework of Marxist thinking science,we should grasp the regulation of relationship from essence to phenomena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and practice. The materialist 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ical l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ological regulations and economic knowledge,on the other hand,"Deep Mechanism Inquiry"which refers to internal relations will reveal how the architecture of Das Kapital came into being. In other words,i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new beginning"and"starting again from work"of history. Generally speaking,this is a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from Das Kapital to th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has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work and initiates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cognitology of production in general"of the era.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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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规范属于思维科学的学科范畴,而且是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方法和工具。按体系构成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如,《资本论》执行的是以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科学展开体系,它的实质在于寻求客观逻辑对主观逻辑的工作批判关系。这里所谓的客观逻辑是指发展逻辑---社会客观批判,相应的社会主观批判则指与之相适合的认识逻辑或认识论的工作批判。以首章为例,“对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所得到的结果是: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具有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客观提取和再现了这个过程,而揭露出‘理论’创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商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质(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现象(批判)’。”(参见许光伟:《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
    (2)图中没有独立的哲学名目,是因为将其设定为学科工作规定。正如古希腊的哲学通常就可分解为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三科的研究规定,马克思以“研究”和“叙述”实现对方法论工作内涵的分置也是如此。具体而言,本图持广义哲学的语义,即哲学流派、方法论及其立场主张的总称,而狭义哲学即“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约略相当”。(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3)调查的是质与量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及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
    (1)突出了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的统一。
    (2)“于是科学抽象法被总结为‘具体→抽象→具体’是满足了‘体系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逻辑学的要求,立足的是‘逻辑自洽’的解释。其实如果立足思维学的话,那么马克思说的研究方法依《道德经》的用语而言,应该是‘道→物→象’: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物质→物质技术方式→生产力’,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应,叙述方法是‘取象比类’”,“而归根结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统一的,在具体应用环节又是‘两位一体’乃至‘一体不离’的。”(参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是什么、形成其体系的工作逻辑是什么、尤其是究竟采用何种恰当的表达方式等问题,尽管众说纷纭,甚至可以说各种意见和解说方案分歧很大,但“有件事必须谨记:《资本论》既是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参见杨照:《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70页)
    (4)一些读者肯定要抱怨这里做出的这一“文化预设前提”。但就历史辩证法而言,正如有读者可能从政治角度对儒家文化并不看好,尽管如此,《资本论》中也可能同样包含了“孔子和马克思的共同面”,因为“《资本论》是以人逐渐远离原初真实的顺序安排的。从‘使用价值’堕落到以‘交换价值’定义商品,再堕落到将自己的欲望让渡给‘拜物’(fetishism)冲动,再堕落到以金钱涵盖一切价值,再堕落到金钱又从交易计算工具上升为主宰,也就是‘资本’的出现”。而以“发展观”看问题,可能视角会完全不同。“金钱本来是人用来购买物品的,变成‘资本’之后便倒过来,变成以金钱来购买人,将人化为‘物’,为换取更多‘资本’而服务。‘资本’是主人,人反而成了服务‘资本’的奴仆。”这不就是“物性”(生产力)的彻底胜利吗?可见,文化类型不同,理亦相通;政治观相左,但思维原理是一样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行动规定的中国人”而言则是这样的:“这是‘失乐园’的故事。人从原初的天堂被邪恶的力量诱惑,离开了天堂,然后就一步步堕落,距天堂越来越远。像宗教的‘失乐园’论述形式一样,马克思不仅整理出了人一路堕落的过程,还鼓励大家寻回乐园之路,指引大家一条通往救赎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让世界回归‘异化’前原初状态的庞大计划。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异化’后的堕落人间,马克思却拒绝接受,也拒绝遗忘在堕落人间之外,其实还有种更纯粹的存在方式。”(参见杨照:《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91-92页)
    (1)这是王亚南《资本论》方法的核心观点。也就是说,“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总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按照王亚南的认识,“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这些逻辑方法只能说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方法,因而是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方法。”(参见林京耀等:《对王亚南同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一文的商榷》,载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4期)
    (1)“所以,马克思使用的‘Wissenschaft’强调实现概念、本质、存在的自在自为的统一,与以形式逻辑为思维方式的‘science’有质的区别。”它着眼于“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虽然‘Wissenschaft’具有了实证性,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实证主义,它‘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是一种批判的实证主义。”(参见庄忠正:《<资本论>的“科学性”》,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2日)
    (2)那就是“通过改造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试图要揭示价值获得客观性的前提是什么,并寻找扬弃价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一般’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相应地,‘资本一般’指的是实现了自身所有规定性的资本”。(参见王嘉:《“资本一般”与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基于“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载于《西部学刊》2017年第8期)“围绕‘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和消失过程,可以简单结论如下:(1)尽管马克思自称在价值理论一章中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从‘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讨论来看,马克思是在加工整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验材料过程中‘重新发现’辩证法的。(2)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结构计划调整中,最终放弃‘资本一般’的提法并用‘三卷四册’计划来代替‘六册计划’,也蕴含着辩证叙述方法的调整,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抽象到具体辩证展开的新的理解。”(参见周嘉昕:《从<大纲>到<资本论>---基于马克思创作过程的当代理论分析》,载于《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对象思维形式---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从而生产与交换的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必须视为资本一般的内部运动构造关系,以致资本总公式必须作为“思维学”的理解事件,作为对象思维的合成,从中内生客观知识“W=c+v+m”。因此,“要准确地理解‘资本一般’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必须摆脱以往将‘资本一般’概念思辨化、抽象化的倾向”,“‘资本一般’概念包含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整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的完整运用,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参见王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资本一般”概念---基于“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既包括分析与综合、分类与比较,也包括归纳与演绎、抽象与概括,是这些思维过程的全体规定。
    (3)“生产一般”用《道德经》的工作术语表达,即“道生一”的规定,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马克思强调的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收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关于这层意思,冯友兰先生是这样解读的:“所谓义理之天,常含有道德的惟心的意义,特非主持道德律之有人格的上帝耳。《老子》则直谓‘天地不仁’,不但取消天之道德的意义,且取消其惟心的意义。以为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由此而言,道乃万物所以生之原理,与天地万物之为事物者不同。事物可名曰有;道非事物,只可谓为无。然道能生天地万物,故又可称为有。故道兼有无而言;无言其体,有言其用。”所谓“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此二者’,即有无也。有无同出于道,盖即道之两方面也。”更有后来《庄子·天下篇》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然则,“常无常有,道之两方面也。太一当即‘道生一’之一。”(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3-104页)
    (4)逻辑是单纯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总是与具体思维的形式和过程联系在一起。对象思维则是坚持具体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合对象性,是思维的总体运用方式,也是主观思维对客观思维的关系,因此,具体思维形式相对于对象思维而言,是使自身获得客观总体性,即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1)以“客观对象”为思维,这是对“思维起点---批判”进行意义解析的唯一正确途径,根本不同于把“阶级意识”作为思维规定,进而当作分析起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做法。但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倚仗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把思维带向“神秘”,因为实际上以中国人的观点看,起点规定即“太极”(始源的运动规定)。这样在工作内容上,《资本论》必须判定为进行“实践的历史批判”“总体的辩证批判”“内在的理论批判”及“全面的认识批判”的一个系统批判的科学。所谓“思维即在于揭示出对象的真理”,是在于肯定“批判”的起点规定。一言以蔽之,作为对“科学开端”的寻求,批判是认识的起点,把握“一般的抽象”思维形式。从而作为“辩证法工具”,“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在这种方式下,思辨哲学的理念自将固执在抽象的定义里”,因为,“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但“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二版序言,第7-8页)
    (2)“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形态包括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两种构造:一者遵循‘产品批判→劳动批判’路径,一者遵循‘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路径;一者是立足人的身份本位的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一者则是立足劳动本位的对‘物的世界’的构建与超越。因此,如果有人要问《资本论》的对象是什么,那么,我们显然回答的是‘商品生产关系’,即它不是以一切人类经济形态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对象,而仅仅是锁定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对象上。”(参见许光伟:《〈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1)也即思维总体和思维具体,或可称为“思维形式总体”,是对象思维形式按照批判组织起来的客观总体的规定---辩证的认识和批判的知识,是对客观发展规定和社会总体机制进行思维加工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它是对象规定以批判为线索中介与思维形式结合的产物。
    (1)思想总体最终表现为一定的逻辑顺序,但它不是以逻辑顺序为先决条件的;同样,它表现出的“思维的结构”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工作内涵上的批判的结果,是运用对象思维形式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结果,从而全面涉及对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各种变动与社会构造的过程和形式,以及产生规律的认识(批判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工作组织方法)。对象→对象(天)与思维(人)的工作合一(天人合一),总之一句话,道和象、历史和认识(规定)在这里是高度统一的。
    (1)总之,《导言》处在“事的科学”工作境界上。“《导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工作出场”,表现在创设“有历史的”思维形式规定,“一言以蔽之,通过整合‘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研究对象的结构’,马克思从而找到了对‘对象’进行有效研究的历史路径和科学路径,最终确立‘统一的历史’作为理论认识形式和语言,总之一切经济范畴和理论范畴‘生产’的客观依据,以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工作规定。”(参见许光伟:《<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载于《江汉论坛》2015年第9期)
    (2)当然,形式的一致包含了内容工作的扬弃规定。“生产的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历史现象学和精神现象学批判,在向商品生产关系的客观批判工作序列(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转换的中间重新酝酿的系统化的思想批判,即是社会主观批判。因此总体看,商品生产‘存在论批判’叠合的是生产‘本质论批判’,这样在客体研究范围内,关于生产存在的直接基础的论述可以被绕开。”尽管如此,必须坚持一点,即“市民批判史中,商品的起点和生产的实际起点是同一的,一句话,‘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参见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1)作为一个对比,“《道德经》第一章(作为全书的‘总论’)的文字其实并不神秘。它只是说了两个字:道和象。以《资本论》商品章的比较为例,其结构和《道德经》的第一章是完全工作契合的。实际上,它们都是讲‘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在思维学架构内如何实现工作统一的问题,盖因道、象分别是客观和总体的‘规定化身’。”(参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1)一般而言,“思维学”是强调思维形式的“认识论”,如《道德经》的“道名学说”,而逻辑学则是相对强调思维形式的“知识论”。道、象、识三者的统一,基本是在“思维学”的范围内完成的,但对“识”的理解则应广义化、内涵综合化,即可把它进一步界定为“思维学的名”与“逻辑学的识”的统一,从而全面满足及涵盖全部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工作要求。
    (1)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有着两大学科工作基础:一是“思维学”。如上所述,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工作类型看,《道德经》的文明形态在内涵上确实在于提供了“一般思维学”。二是一般逻辑学,其可视为促使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统一的规定。毫无疑问,黑格尔《逻辑学》凭借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的有力批判,在提供了最有活力和革命性的“辩证的方法”的同时,也提供了一般逻辑学。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工作支撑:在方法论领域的内部,它是“思维学”和逻辑学的直接统一;而对方法论领域以外的工作延伸而言,它则是历史规定、思维学、逻辑学三者的统一。然则所谓“规律的方法”,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学”;相应的,所谓“范畴的方法”也不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学”,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逻辑予以设计与制定的各种范畴的组织结合方法。
    (2)规律是历史的“思维”,史书规定(史料)是从认识方面看待的历史的“思维形式”。然则,冯友兰先生坚持认为,“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1)显然,马克思在叙述方法环节加入了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因素。“也因此,取‘象’比类毋宁以行动路线的‘抽象和具体统一’表达之。”(参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2)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但这里有个特殊社会形态的各自表达问题。例如,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其是与机器大工业特征高度契合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规律”;对于中华经济形态系统而言,则可表述为“共同体的地租规律”和“社会主义剩余规律”。这是前后接续的两个截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规律,尽管如此,二者的工作内涵都集中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构造上,即古代社会以经济地租的创制与分配作为规律表述的两个侧面,而社会主义则以社会劳动剩余的创制与分配作为规律表述的两个侧面。
    (3)基于这一表述,公有制理论大纲理解域的“国家”和“计划者”等理论形式完全属于“社会发展的概念”。这样,在“社会发展理论”这个工作侧面应着重梳理社会主义生产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本质内涵而言并不在于供求两侧“同时或共同发力”,而在于寻找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动力”和路径机理;从社会主义生产一般的内在发展要求看,其结构逻辑可归纳为两条线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生产方式;而这一改革不过是行动意义上的“历史逻辑”,总揽“历史域”“理论域”“实践域”和“问题域”,而拘泥于语义学知识的观点则可能导致对历史和理论关系的割裂式理解。如,过于强调“《资本论》的范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而中国的范畴“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殊不知对象逻辑决不是一个孑然独立的逻辑体,按照内容本性,它必须涉及和涵括全部的所要分析的生产关系对象规定。因此,这一方法论真正贯彻的是:“现在并不是在《资本论》结构、范畴中演绎出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我们的范畴。”(参见顾海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并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我们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我们要说明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怎么被更高的阶段所代替。”(参见余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
    (1)这是社会主义主体概念,包括社会劳动者、社会生产者及一切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核心规定是“社会劳动者”。
    (2)核心规定是公有制,但不限于财产关系的单一意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概念,是个广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概念。同时,这个概念包含了劳动者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私有制形式的社会联系和经济结合的关系。
    (3)如上所述,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总体中,其逻辑结构突出‘人民’(物质生产者)这一‘中心范畴’。”(参见颜鹏飞等:《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及其构建方法论研究》,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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