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所见“四科十哲”问题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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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南昌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中,在介绍孔子的文字中,"颜回、子赣之徒"的理念,由"四科十哲"中抽绎而出的,是汉代对于"七十子"的称谓通则,属于《论语》文本的原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中的先"政事"后"言语"的序列与之不同,但它们主要不是由于《论语》文本的使用之异,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习惯所致。而《衣镜赋》中的"□□之徒颜回、卜商","□□"应为"七十"二字,并以合文形式出现,它也与"四科十哲"及"七十子"关系密切。此外,衣镜中与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应该也深受"四科"思维的影响。他们虽有五人,但应该是在"四科"系统上的一种调整,这符合汉代的文化习惯,并反映着撰作者的内在旨趣。
On the the Confucius mirror, "Yanhui and Zigan as Confucius' disciples"(" 颜回 、子赣之徒 ")wasgeneral appellation from "Four subjects and ten wise men"(" 四科十哲 "), and associated with "seventy Confuciandisciples"("七十子")in the Han dynasty, which was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Analects". The different sequenceswas caused by textual considerations and habits,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different version of"The Analects". In"□□Yanhui and Bushang"("□□之徒颜回、卜商")on the mirror ode, the"□□"should be united Chinese charactersof Seventy. in addition, The arrange of five disciples on the mirror Should be deeply affected by "Four subjects andTen wise men".
On the the Confucius mirror, "Yanhui and Zigan as Confucius' disciples"(" 颜回 、子赣之徒 ")wasgeneral appellation from "Four subjects and ten wise men"(" 四科十哲 "), and associated with "seventy Confuciandisciples"("七十子")in the Han dynasty, which was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Analects". The different sequenceswas caused by textual considerations and habits,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different version of"The Analects". In"□□Yanhui and Bushang"("□□之徒颜回、卜商")on the mirror ode, the"□□"should be united Chinese charactersof Seventy. in addition, The arrange of five disciples on the mirror Should be deeply affected by "Four subjects andTen wise men".
引文
[1]杨爱国.山东汉画像石上孔门弟子图的启示[M]//中国汉画学会,四川博物院编.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汪荣宝撰.法言义疏[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4]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马勇.中国儒学: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6]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金德建.《仲尼弟子列传》孔门“四科”先“政事”后“言语”辨[J].史林,1991(2):80.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9]石光瑛.新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王刚.从定州简本避讳问题看汉代《论语》的文本状况:兼谈海昏侯墓《论语》简的价值[J].许昌学院学报,2017(3):79-89.
[11]王刚.孔子评价与文本生成: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之比较研究[J].地方文化研究,2018(4):1-14,31.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王刚.文本与政治:熹平石经《论语》研究发微[J].华中国学,2018(春之卷):19-38.
[14]王意乐,徐长青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3):61-70.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丁度等.集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李玲璞.古文字诂林:第十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8]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6-23.
(1)参见王意乐、徐长青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以下所引衣镜中的文字,未加特别注明者,皆引自于此。
(2)它们分见于《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伯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货殖列传》,《汉书》之《货殖传》。
(3)王意乐、徐长青等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中认为:“(衣镜中的有关文字)为子羽和子我(宰我)传记。”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宰我是作为反面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在衣镜的相关文字之后,很明白地写道“右堂骀子羽(澹台灭明)”,虽然录入了宰我的言行,但并不将其作为传主之一,由此,图像中也仅有澹台,而无宰我。
(4)后世亦有将“文学”置于“言语”及“政事”之前的说法,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则是唐宋以来的说法,二则有一些是文人之辞,具有一定随意性。具体可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2页。在汉代,主要就是“言语”与“政事”的前后次序问题,没有后世的那些状况,故而文中不再论之。
(5)何晏《论语集解·序》云:“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杨伯峻在《论语译注·导言》中道:“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
(6)在《法言·问明》及《君子》篇中,有“颜氏之子,冉氏之孙”,“回、牛之行德”的讨论,将颜回与冉伯牛并论,但细究文本可以发现,不仅它们所使用的习惯用词不同,更重要的是,颜回与冉耕并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都德行高尚,但皆早死。故而,文中讨论的是“命”与“寿”的问题,它与指代及概述“四科”“七十子”的问题无关。
(7)冯友兰以“独尊儒术”为分水岭,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分出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阶段。他指出,在经学时代,“其立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参见《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96页。
(8)如在《论语》中,孔子对弟子们称名,但文本中一般皆称字,同门之间出于相互间敬意,按规矩也称字。如在《子张》篇,“子张曰:‘子夏云何?’”“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曾子曰:‘堂堂乎张也。’”皆如此。在此需要稍加说明是,在孔子面前时,出于对师长的尊重,弟子间应相互称名而不能称字,如在《公冶长》篇,子贡在孔子面前,回答自己和颜回之间的比较问题时,以“赐也何敢望回”作答;同样的,在《先进》篇,子贡在讨论子张与子夏时,以“师与商也孰贤”发问。(9)其字形变化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李玲璞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9-695、885-892页。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汪荣宝撰.法言义疏[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4]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马勇.中国儒学: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6]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金德建.《仲尼弟子列传》孔门“四科”先“政事”后“言语”辨[J].史林,1991(2):80.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9]石光瑛.新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王刚.从定州简本避讳问题看汉代《论语》的文本状况:兼谈海昏侯墓《论语》简的价值[J].许昌学院学报,2017(3):79-89.
[11]王刚.孔子评价与文本生成: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之比较研究[J].地方文化研究,2018(4):1-14,31.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王刚.文本与政治:熹平石经《论语》研究发微[J].华中国学,2018(春之卷):19-38.
[14]王意乐,徐长青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3):61-70.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丁度等.集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李玲璞.古文字诂林:第十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8]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6-23.
(1)参见王意乐、徐长青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以下所引衣镜中的文字,未加特别注明者,皆引自于此。
(2)它们分见于《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伯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货殖列传》,《汉书》之《货殖传》。
(3)王意乐、徐长青等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中认为:“(衣镜中的有关文字)为子羽和子我(宰我)传记。”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宰我是作为反面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在衣镜的相关文字之后,很明白地写道“右堂骀子羽(澹台灭明)”,虽然录入了宰我的言行,但并不将其作为传主之一,由此,图像中也仅有澹台,而无宰我。
(4)后世亦有将“文学”置于“言语”及“政事”之前的说法,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则是唐宋以来的说法,二则有一些是文人之辞,具有一定随意性。具体可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2页。在汉代,主要就是“言语”与“政事”的前后次序问题,没有后世的那些状况,故而文中不再论之。
(5)何晏《论语集解·序》云:“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杨伯峻在《论语译注·导言》中道:“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
(6)在《法言·问明》及《君子》篇中,有“颜氏之子,冉氏之孙”,“回、牛之行德”的讨论,将颜回与冉伯牛并论,但细究文本可以发现,不仅它们所使用的习惯用词不同,更重要的是,颜回与冉耕并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都德行高尚,但皆早死。故而,文中讨论的是“命”与“寿”的问题,它与指代及概述“四科”“七十子”的问题无关。
(7)冯友兰以“独尊儒术”为分水岭,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分出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阶段。他指出,在经学时代,“其立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参见《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96页。
(8)如在《论语》中,孔子对弟子们称名,但文本中一般皆称字,同门之间出于相互间敬意,按规矩也称字。如在《子张》篇,“子张曰:‘子夏云何?’”“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曾子曰:‘堂堂乎张也。’”皆如此。在此需要稍加说明是,在孔子面前时,出于对师长的尊重,弟子间应相互称名而不能称字,如在《公冶长》篇,子贡在孔子面前,回答自己和颜回之间的比较问题时,以“赐也何敢望回”作答;同样的,在《先进》篇,子贡在讨论子张与子夏时,以“师与商也孰贤”发问。(9)其字形变化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李玲璞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9-695、885-8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