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吴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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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论文题名：A Study of Wu Leichuan
- 论文作者：李韦
- 英文论文作者：Li Wey
- 年：2012
- 作者机构：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 会议召开时间：2012-08-01
- 会议录名称：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十五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B979
- 学会代码：RUBC
- 学会名称：Regent College.UBC
- 页数：17
- 文件大小：672k
- 原文格式：O
摘要
<正>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在动荡中发展的基督教在中国已经造就了一批中国本土基督徒。吴雷川等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当时最大的焦虑就是身份认同问题,新文化运动、非基运动以及随后的抗日战争迫使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体认一直徘徊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吴雷川以其独特的思想历程完成了其对基督教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对于基督教本色化路径的独特探索。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徒对于基督教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思考能够为今天处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关系等相关问题提供经验性的启示。
Christianity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a quorum of Chinese Christians had come into being as the result of developing Christianity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Identity became the most anxious thing for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such as Wu Leichuan,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nti-Christian Movement and Anti-Japanese War mad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wander between cosmopolitism and nationalism.The unique thought of Wu Leichuan was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which was also his exploration of way of Christianity indigenization.Chinese Christians' thought on dealing with relationship of cosmopolit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20,h century can provide illumin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ism today.
Christianity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a quorum of Chinese Christians had come into being as the result of developing Christianity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Identity became the most anxious thing for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such as Wu Leichuan,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nti-Christian Movement and Anti-Japanese War mad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wander between cosmopolitism and nationalism.The unique thought of Wu Leichuan was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which was also his exploration of way of Christianity indigenization.Chinese Christians' thought on dealing with relationship of cosmopolit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20,h century can provide illumin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ism today.
引文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陆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9,第500页。
[2]张灏:《幽暗]鼓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221页。
[3]杨剑龙:“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
[4]这些奉行唯爱主义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永恒价值的强调并非仅仅是受来自西方的“唯爱”运动的影响,还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这一点在后文中将详细论述。
[5]关于基督教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作直接探讨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严锡禹的“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还有一篇是杨剑龙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
[6]直接相关的著作有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
[7]详见于文杰:“论世界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态”,《世界民族》,2005年第6期。
[8]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94-295页。
[9]详见于文杰:“论世界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态”,《世界民族》,2005年第6期。
[10]喻大华、李孝君:“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情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30卷第5期,2007年9月。
[11]《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0、231页。
[12]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13]安希孟总结出世界主义的八种特征,其中他明确指出世界主义绝不等同于大同主义,世界主义尊重各地的特殊性并且尊重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就世界主义的预言性和人性善的信念等方面来看,世界主义又与大同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详见安希孟:“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第20-21页。
[14]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84页。
[15]刘廷芳:“新文化运动中基督教宣教师的责任”,《生命》,1921年5月15日。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第166页。
[16]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1925年1月,第79册。本文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36-237页。
[17]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文社月刊》,1927年5月,第2卷第7册,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67页。
[18]同上,第269页。
[19]周风:“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1925年10月,第87册。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87-295页。
[20]张灏指出1895年至1925年期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即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4页。)处于转型历史时期的中国因“西学东渐”而成为各种主义流传之地,这一时期对应着吴雷川从青年(25岁)到老年(55岁)的转变历程,另外吴雷川大致是在44岁时才受洗加入基督教。吴雷川在张灏所说的转型期内的思想变迁本身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之剧烈。
[21]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引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4- 9页。
[2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79、187页。
[23]何建明对于吴雷川从人生学的立场来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过程做了探讨,参见何建明《吴雷川的耶稣人格》.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4]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再版,第10页。
[25]吴雷川:“基督教的伦理与中国的基督教会”,《真理与生命》,1927年2月,第2卷第2期。
[26]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53至55页。
[27]同上,第56页。
[28]陈广培:“耶稣在拯救中的角色:吴雷川的儒化拯救论”,《山道期刊》,第15期,第93页。
[29]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1936年12月,第10卷第7期。
[30]何建明在其“吴雷川的耶稣人格论”中指出,“至少吴本人不是‘五四'人物,他1920年代初期创办的《真理周刊》杂志,其宗旨则‘联合信徒同志,以耶稣无谓的精神,为真理作证,谋教会革新,促中国改造。'从该杂志的办刊主旨和发表的文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很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相比,吴雷川与当时的一些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所探索的是另一条拯世救民的道路。”参见何建明:“吴雷川的耶稣人格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553-554页。
[31]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58页。
[32]参见“北京证道团的宗旨与计划”,《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1921年11月,第133页。
[33]参见吴国安:《中国基督徒对时代的回应(1919-1926)——以<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为中心的探讨》,香港:建道神学院,2000。第59至60页。
[34]梁慧在比较吴雷川和赵紫宸阅读《圣经》的原则和方法时注意到吴雷川以改造社会为中心调和基督教和科学的做法。参见梁慧:《中国现代处境下的圣经解读——吴雷川的新约圣经诠释研究》,香港:文汇出版社,2006,第42-45页。
[35]孙尚扬、刘宗坤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面对启蒙话语的基督教护教方式总结为差异论与并存论、互助论、基督教的理性化三种,详见孙尚扬、刘宗坤:《基督教哲学在中国——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6-55页。
[36]关于吴雷川受唯爱主义思想影响的思想历程探讨参见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思想研究》,第147—154页。
[37]吴雷川:“‘唯爱'与‘学运”',《唯爱》,第17期,1935年3月20日。
[38]吴雷川:“‘唯爱'与‘学运'”.《唯爱》,第17期,1935年3月20日。
[39]吴震春:“基督徒救国”,《真理周刊》,1923年4月22日。
[40]吴雷川:“对于提倡中国基督教五年运动的我见”,《真理与生命》,第4卷第14期,1930年3月,第12页。
[41]吴雷川:“为日本国大灾敬告中国基督教会”,《真理周刊》,第24期,1923年9月9日。
[42]吴雷川:《基督徒的希望》,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0,第13页。
[43]同上,第15页。
[44]吴雷川:“对于提倡中国基督教五年运动的我见”。《真理与生命》,第4卷第14期,1930年3月,第12页。
[45]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第69页。
[46]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在《新民说》就区分了列强的带有侵略性的“民族帝国主义”和受压迫之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看来是抵抗“民族帝国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武器。参见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或参高瑞泉主编:《民族主义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58页。
[47]胡逢祥:“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载高瑞泉主编:《民族主义及其他》。第10-18页。
[48]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基于逻辑上,还可以从叶仁昌在撰写《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一书中对于反教文字梳理后所做的总结中得到佐证,他说:“在民九至民十七期间,绝大部分与反教或护教有关的文字都不用民族主义一词.而取国家主义,因此,除非特别需要,本书均使用国家主义一词。”参见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第5页。
[49]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载高瑞泉主编:《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7页。
[50]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221-222页。
[51]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第18页。
[52]赵紫宸在《吴雷川先生小传》结尾时说:“现在他正在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先生虽老,而精神矍铄,和气辉映。吾辈后学,闻先生之风,其亦可以奋感而兴起矣!”参见赵紫宸:《吴雷川先生小传》,《真理与生命》第10卷第8期,1937年1月。另外,赵紫宸还在对于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评论中说:“吴先生以六十余岁的学者,抱现代最新颖的思想;我辈后学,往往疑虑畏缩,不敢肯定之点,而先生竟从容道之,亦足以启发我们的深省。”详见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10卷第7期,1936年12月。
[53]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第150页。
[54]吴雷川:“论中国基督徒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生命》,1925年6月第5卷第5期,第6- 7页。
[55]吴雷川:“沪案与中国基督教的前途”,《生命》,1925年6月第5卷第9期。
[56]吴雷川:“我所信仰的耶稣基督”,《生命》第1卷第9、10期合刊,1921年5月。
[57]吴雷川:《耶稣的社会理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4,第8-10页。
[58]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第115页。
[59]吴雷川:“国家主义与基督教是否冲突?”,《生命M925年6月第5卷第4期,第4页。
[60]吴雷川:《反基督教运动与国家主义》,《真理周刊D1925年12月17日第3卷第39期。
[6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290页。
[62]吴雷川:“对于在知识界宣传基督教的我见”,《生命》1924年10月。
[63]吴雷川:“论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途”,《真理周刊》1923年6月10日第11期。
[64]吴雷川:“沪案与中国基督教的前途”,《生命》1925年6月第5卷第9期。
[65]吴雷川:“与爱国青年说耶稣”,《真理与生命》1926年4月第1卷第1期。
[6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陆永明等译,第500页。
[67]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第14页。
[68]杨念群认为五四学人一度热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使他们沦为与现实隔离的“学院派”,“一战”使得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国家楷模的形象大受损害,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得人们对政治失望,而此时俄国政权变动使得“社会改造”作为一种“革命”的形式被国人所知。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问题根本上在于“社会”出了问题。详见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第19-20页。
[69]叶仁昌指出五四之后反教阵营的国家主义经过了“功利原则的国家主义”、“义理式的国家主义”和“防御式的国家主义”这三个阶段。其中“功利原则的国家主义”是指五四知识分子中体现出来的在工具理性和实验主义引导下采用文化、教育与人格改造的救国途径。参见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137页。
[70]吴雷川:“论中国基督教会当注意预备乡村布道的人才”,《真理与生命》第3卷第6期, 1928年5月。
[71]同上。
[72]吴雷川:“基督教与革命”,《真理与生命》1931年2月第5卷第4期。
[73]同上。
[74]吴雷川:“耶稣新社会的理想及其实现问题”,《真理与生命》1931年10月第6卷第1期。
[75]吴雷川:“经过“国难”的基督教”,《真理与生命》1931年12月第6卷第3期。
[76]吴雷川:“基督徒如何实行救国的工作”,《真理与生命》1932年3月第5卷第6期。
[77]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291-292页。
[78]高力克认为20世纪中国国家主义最早蕴含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包括公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面相,即他既想创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英美式民主国家,又十分崇尚德国式完全服从型国家。国家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则是以少年中国学会推动的“醒狮派”国家主义运动。国家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则是由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知识界掀起的战国策派的国家主义。详见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高瑞泉:《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9-80页。
[79]林荣洪:《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0,第205页。
[80]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254页。
[81]同上,第296页。
[82]罗志田认为清季民初的许多士人都挣扎于“国家”和“世界”之间,详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1页。
[2]张灏:《幽暗]鼓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221页。
[3]杨剑龙:“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
[4]这些奉行唯爱主义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永恒价值的强调并非仅仅是受来自西方的“唯爱”运动的影响,还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这一点在后文中将详细论述。
[5]关于基督教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作直接探讨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严锡禹的“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还有一篇是杨剑龙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
[6]直接相关的著作有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
[7]详见于文杰:“论世界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态”,《世界民族》,2005年第6期。
[8]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94-295页。
[9]详见于文杰:“论世界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态”,《世界民族》,2005年第6期。
[10]喻大华、李孝君:“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情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30卷第5期,2007年9月。
[11]《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0、231页。
[12]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13]安希孟总结出世界主义的八种特征,其中他明确指出世界主义绝不等同于大同主义,世界主义尊重各地的特殊性并且尊重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就世界主义的预言性和人性善的信念等方面来看,世界主义又与大同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详见安希孟:“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第20-21页。
[14]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84页。
[15]刘廷芳:“新文化运动中基督教宣教师的责任”,《生命》,1921年5月15日。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第166页。
[16]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1925年1月,第79册。本文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36-237页。
[17]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文社月刊》,1927年5月,第2卷第7册,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67页。
[18]同上,第269页。
[19]周风:“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1925年10月,第87册。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87-295页。
[20]张灏指出1895年至1925年期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即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4页。)处于转型历史时期的中国因“西学东渐”而成为各种主义流传之地,这一时期对应着吴雷川从青年(25岁)到老年(55岁)的转变历程,另外吴雷川大致是在44岁时才受洗加入基督教。吴雷川在张灏所说的转型期内的思想变迁本身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之剧烈。
[21]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引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4- 9页。
[2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79、187页。
[23]何建明对于吴雷川从人生学的立场来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过程做了探讨,参见何建明《吴雷川的耶稣人格》.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4]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再版,第10页。
[25]吴雷川:“基督教的伦理与中国的基督教会”,《真理与生命》,1927年2月,第2卷第2期。
[26]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53至55页。
[27]同上,第56页。
[28]陈广培:“耶稣在拯救中的角色:吴雷川的儒化拯救论”,《山道期刊》,第15期,第93页。
[29]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1936年12月,第10卷第7期。
[30]何建明在其“吴雷川的耶稣人格论”中指出,“至少吴本人不是‘五四'人物,他1920年代初期创办的《真理周刊》杂志,其宗旨则‘联合信徒同志,以耶稣无谓的精神,为真理作证,谋教会革新,促中国改造。'从该杂志的办刊主旨和发表的文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很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相比,吴雷川与当时的一些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所探索的是另一条拯世救民的道路。”参见何建明:“吴雷川的耶稣人格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553-554页。
[31]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58页。
[32]参见“北京证道团的宗旨与计划”,《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1921年11月,第133页。
[33]参见吴国安:《中国基督徒对时代的回应(1919-1926)——以<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为中心的探讨》,香港:建道神学院,2000。第59至60页。
[34]梁慧在比较吴雷川和赵紫宸阅读《圣经》的原则和方法时注意到吴雷川以改造社会为中心调和基督教和科学的做法。参见梁慧:《中国现代处境下的圣经解读——吴雷川的新约圣经诠释研究》,香港:文汇出版社,2006,第42-45页。
[35]孙尚扬、刘宗坤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面对启蒙话语的基督教护教方式总结为差异论与并存论、互助论、基督教的理性化三种,详见孙尚扬、刘宗坤:《基督教哲学在中国——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6-55页。
[36]关于吴雷川受唯爱主义思想影响的思想历程探讨参见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思想研究》,第147—154页。
[37]吴雷川:“‘唯爱'与‘学运”',《唯爱》,第17期,1935年3月20日。
[38]吴雷川:“‘唯爱'与‘学运'”.《唯爱》,第17期,1935年3月20日。
[39]吴震春:“基督徒救国”,《真理周刊》,1923年4月22日。
[40]吴雷川:“对于提倡中国基督教五年运动的我见”,《真理与生命》,第4卷第14期,1930年3月,第12页。
[41]吴雷川:“为日本国大灾敬告中国基督教会”,《真理周刊》,第24期,1923年9月9日。
[42]吴雷川:《基督徒的希望》,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0,第13页。
[43]同上,第15页。
[44]吴雷川:“对于提倡中国基督教五年运动的我见”。《真理与生命》,第4卷第14期,1930年3月,第12页。
[45]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第69页。
[46]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在《新民说》就区分了列强的带有侵略性的“民族帝国主义”和受压迫之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看来是抵抗“民族帝国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武器。参见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或参高瑞泉主编:《民族主义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58页。
[47]胡逢祥:“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载高瑞泉主编:《民族主义及其他》。第10-18页。
[48]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基于逻辑上,还可以从叶仁昌在撰写《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一书中对于反教文字梳理后所做的总结中得到佐证,他说:“在民九至民十七期间,绝大部分与反教或护教有关的文字都不用民族主义一词.而取国家主义,因此,除非特别需要,本书均使用国家主义一词。”参见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第5页。
[49]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载高瑞泉主编:《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7页。
[50]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221-222页。
[51]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第18页。
[52]赵紫宸在《吴雷川先生小传》结尾时说:“现在他正在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先生虽老,而精神矍铄,和气辉映。吾辈后学,闻先生之风,其亦可以奋感而兴起矣!”参见赵紫宸:《吴雷川先生小传》,《真理与生命》第10卷第8期,1937年1月。另外,赵紫宸还在对于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评论中说:“吴先生以六十余岁的学者,抱现代最新颖的思想;我辈后学,往往疑虑畏缩,不敢肯定之点,而先生竟从容道之,亦足以启发我们的深省。”详见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10卷第7期,1936年12月。
[53]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第150页。
[54]吴雷川:“论中国基督徒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生命》,1925年6月第5卷第5期,第6- 7页。
[55]吴雷川:“沪案与中国基督教的前途”,《生命》,1925年6月第5卷第9期。
[56]吴雷川:“我所信仰的耶稣基督”,《生命》第1卷第9、10期合刊,1921年5月。
[57]吴雷川:《耶稣的社会理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4,第8-10页。
[58]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第115页。
[59]吴雷川:“国家主义与基督教是否冲突?”,《生命M925年6月第5卷第4期,第4页。
[60]吴雷川:《反基督教运动与国家主义》,《真理周刊D1925年12月17日第3卷第39期。
[6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290页。
[62]吴雷川:“对于在知识界宣传基督教的我见”,《生命》1924年10月。
[63]吴雷川:“论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途”,《真理周刊》1923年6月10日第11期。
[64]吴雷川:“沪案与中国基督教的前途”,《生命》1925年6月第5卷第9期。
[65]吴雷川:“与爱国青年说耶稣”,《真理与生命》1926年4月第1卷第1期。
[6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陆永明等译,第500页。
[67]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第14页。
[68]杨念群认为五四学人一度热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使他们沦为与现实隔离的“学院派”,“一战”使得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国家楷模的形象大受损害,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得人们对政治失望,而此时俄国政权变动使得“社会改造”作为一种“革命”的形式被国人所知。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问题根本上在于“社会”出了问题。详见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第19-20页。
[69]叶仁昌指出五四之后反教阵营的国家主义经过了“功利原则的国家主义”、“义理式的国家主义”和“防御式的国家主义”这三个阶段。其中“功利原则的国家主义”是指五四知识分子中体现出来的在工具理性和实验主义引导下采用文化、教育与人格改造的救国途径。参见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137页。
[70]吴雷川:“论中国基督教会当注意预备乡村布道的人才”,《真理与生命》第3卷第6期, 1928年5月。
[71]同上。
[72]吴雷川:“基督教与革命”,《真理与生命》1931年2月第5卷第4期。
[73]同上。
[74]吴雷川:“耶稣新社会的理想及其实现问题”,《真理与生命》1931年10月第6卷第1期。
[75]吴雷川:“经过“国难”的基督教”,《真理与生命》1931年12月第6卷第3期。
[76]吴雷川:“基督徒如何实行救国的工作”,《真理与生命》1932年3月第5卷第6期。
[77]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291-292页。
[78]高力克认为20世纪中国国家主义最早蕴含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包括公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面相,即他既想创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英美式民主国家,又十分崇尚德国式完全服从型国家。国家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则是以少年中国学会推动的“醒狮派”国家主义运动。国家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则是由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知识界掀起的战国策派的国家主义。详见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高瑞泉:《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9-80页。
[79]林荣洪:《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0,第205页。
[80]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254页。
[81]同上,第296页。
[82]罗志田认为清季民初的许多士人都挣扎于“国家”和“世界”之间,详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