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教育、医疗卫生、财政转移支付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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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一、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探讨教育发展是促进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掌握公共教育资源的政府应该将保证教育优先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努力做到让每个能力各异的人获得其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机会,并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以及个体之间教育的均衡发展。针对本报告关于我国现阶段收入不公
引文
茅于轼,2005,“为什么个人所得税未能缓解贫富差距?”中评网
Besley,T.and S.Coate?1991,Public Provision of Private Goods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1;979—84.
Mark Pearson,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Haw can it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systems performance?DFID Health System Resource Centre.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中国协和大学出版社,北京。
R.M.伯德等,2001,《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
财政部预算管理司等,1993,《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
R.J.奥克森,2005,《治理地方公共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V.奥斯特罗姆,2004,《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黄佩华,2003,《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政府》,中信出版社,北京。
杨之刚,2003,《实现全面小康的财政支持体系》,载江小涓主编《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杨之刚,2003,《转移支付制度:现存问题与进_一步的改革》,《中国财经信息资料》第19期。
杨之刚,2004,《中国分税财政体制:问题成因和改革建议》,《财贸经济》第10期。
[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2001,《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
国家税务总局,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规》,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年6月烟草消费税调整的政策效果评估》,《烟草消费税调研报告》,未发表打印稿。
李绍荣、耿莹,2005。《中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第5期。
刘怡、聂海峰,2004,《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
罗昌财,2003,《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状况实证研究》,《税务研究》第10期。
王剑峰,2004,《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分析研究——以我国城镇居民支出结构为考察基础》,《财经研究》第30卷第7期。
中国税务学会课题组,2003,《税收如何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税务研究》第10期。
(1)此处使用基础教育的宽口径定义,将特殊教育包含在内。中央财政还通过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转移支付等其他形式补助地方基础教育发展,后文将分别讨论。
(2)刘泽云,胡延品:《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困境与对策》,2003年全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主题发言论文。
(1)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指征收每1元钱边际税收收入的社会成本,不仅限于额外的管理和协调成本,还包括总产出的减少(由于税收制度设计不完善,破坏了纳税人信心而导致的储蓄和投资决策的改变)。
(2)指中央征收总税收的2/3,但本级只支出1/3,另外1/3转移支付给对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可将全国收入的2/3用于本级支出,其中一半(也就是总收入的1/3)是自己征收的,另一半是从上级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
(1)这还不是一个全面指数,没有包括所有影响人口质量的指标(如环境、妇女地位、收入分配、贫困等)。
(1)有人认为,在各地税率相当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人口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则公共服务的差别就不会存在。原因是人们总是迁往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导致该地区人均获取公共服务减少,或地方税率上升。但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具有完全流动性。人口流动性的缺乏,甚至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
(1)按照国际通行分类方式,从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角度看,一般将转移支付分成其使用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无条件转移支付,和指定支出用途的有条件转移支付两类。地方政府更青睐于前者,因为可以自由安排资金。中央政府也有理由对一些拨款附加条件,如解决一个地区的利益(或成本)溢出问题;或附加一般性条件,保证重要公共服务的提供保持或接近标准水平。
(2)在简化转移支付方式后,税收返还方式应该取消。这一部分的资金,可以全部进入均等化的转移支付中,加大整体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总的说来,这样的改革是一个加强均等化的方案。但进行这样的改革,有可能使富裕地区减收,会受到这些地区的抵制,这也是财政部对此早想改革,却迟迟不能进行的主要原因。
(1)在间接税以价内税的方式征收时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而且由于不同商品或服务市场供求弹性的差异和变动,间接税并不能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因而企业及其所有者(资本要素的拥有者)也有可能承担间接税负担。对企业所得税而言,在法人持股的情况下,将税负追溯并归集于最终持股的自然人也是困难的。
(2)从税法学和纳税人权利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成员在缴纳间接税时并不能像缴纳直接税那样明确地知道自己所承担的税收,这不利于维护纳税人权利,实际上是将纳税人置于“植物人”的状态。如果纳税人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向政府缴纳了多少税款,就难以对税收制度的公平程度进行判断,也无法有效参与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因而间接税就其征收程序而言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野弘久强烈地反对增加间接税在税收中的比重(北野弘久,2001)。
(1)如李绍荣、耿莹就认为,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履行正式调节社会公平的职能,但在中国现行税收制度中,这两类税所起到的作用恰恰相反(李绍荣、耿莹,2005)。
(1)如近年来煤炭价格飞涨,拥有采矿权的煤矿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在个人所得税由于征管原因难以对股息、红利进行有效征税的情况下,按照从价或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方式在生产环节课征资源税有利于收入分配的调节。
(1)根据河南省的测算,税制调整后丙类卷烟的消费税负担率达到了35.36%,比调整前的实际税负17.19%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由于计税价格调整的原因,中、高档卷烟的实际税负也有所增加,但增幅远远低于低档卷烟。乙类卷烟调整后的消费税负担率为32.59%,比调整前的税负29.15%只增加了3.44个百分点;甲类卷烟调整后的消费税负担率为39.09%,比调整前的税负34.24%仅增加了4.85个百分点。税制调整后全省共增加消费税11.8亿元,其中丙类卷烟增加了10.5亿元,占增收总量的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2)。
Besley,T.and S.Coate?1991,Public Provision of Private Goods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1;979—84.
Mark Pearson,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Haw can it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systems performance?DFID Health System Resource Centre.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中国协和大学出版社,北京。
R.M.伯德等,2001,《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
财政部预算管理司等,1993,《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
R.J.奥克森,2005,《治理地方公共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V.奥斯特罗姆,2004,《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黄佩华,2003,《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政府》,中信出版社,北京。
杨之刚,2003,《实现全面小康的财政支持体系》,载江小涓主编《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杨之刚,2003,《转移支付制度:现存问题与进_一步的改革》,《中国财经信息资料》第19期。
杨之刚,2004,《中国分税财政体制:问题成因和改革建议》,《财贸经济》第10期。
[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2001,《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
国家税务总局,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规》,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年6月烟草消费税调整的政策效果评估》,《烟草消费税调研报告》,未发表打印稿。
李绍荣、耿莹,2005。《中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第5期。
刘怡、聂海峰,2004,《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
罗昌财,2003,《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状况实证研究》,《税务研究》第10期。
王剑峰,2004,《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分析研究——以我国城镇居民支出结构为考察基础》,《财经研究》第30卷第7期。
中国税务学会课题组,2003,《税收如何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税务研究》第10期。
(1)此处使用基础教育的宽口径定义,将特殊教育包含在内。中央财政还通过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转移支付等其他形式补助地方基础教育发展,后文将分别讨论。
(2)刘泽云,胡延品:《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困境与对策》,2003年全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主题发言论文。
(1)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指征收每1元钱边际税收收入的社会成本,不仅限于额外的管理和协调成本,还包括总产出的减少(由于税收制度设计不完善,破坏了纳税人信心而导致的储蓄和投资决策的改变)。
(2)指中央征收总税收的2/3,但本级只支出1/3,另外1/3转移支付给对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可将全国收入的2/3用于本级支出,其中一半(也就是总收入的1/3)是自己征收的,另一半是从上级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
(1)这还不是一个全面指数,没有包括所有影响人口质量的指标(如环境、妇女地位、收入分配、贫困等)。
(1)有人认为,在各地税率相当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人口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则公共服务的差别就不会存在。原因是人们总是迁往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导致该地区人均获取公共服务减少,或地方税率上升。但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具有完全流动性。人口流动性的缺乏,甚至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
(1)按照国际通行分类方式,从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角度看,一般将转移支付分成其使用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无条件转移支付,和指定支出用途的有条件转移支付两类。地方政府更青睐于前者,因为可以自由安排资金。中央政府也有理由对一些拨款附加条件,如解决一个地区的利益(或成本)溢出问题;或附加一般性条件,保证重要公共服务的提供保持或接近标准水平。
(2)在简化转移支付方式后,税收返还方式应该取消。这一部分的资金,可以全部进入均等化的转移支付中,加大整体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总的说来,这样的改革是一个加强均等化的方案。但进行这样的改革,有可能使富裕地区减收,会受到这些地区的抵制,这也是财政部对此早想改革,却迟迟不能进行的主要原因。
(1)在间接税以价内税的方式征收时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而且由于不同商品或服务市场供求弹性的差异和变动,间接税并不能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因而企业及其所有者(资本要素的拥有者)也有可能承担间接税负担。对企业所得税而言,在法人持股的情况下,将税负追溯并归集于最终持股的自然人也是困难的。
(2)从税法学和纳税人权利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成员在缴纳间接税时并不能像缴纳直接税那样明确地知道自己所承担的税收,这不利于维护纳税人权利,实际上是将纳税人置于“植物人”的状态。如果纳税人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向政府缴纳了多少税款,就难以对税收制度的公平程度进行判断,也无法有效参与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因而间接税就其征收程序而言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野弘久强烈地反对增加间接税在税收中的比重(北野弘久,2001)。
(1)如李绍荣、耿莹就认为,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履行正式调节社会公平的职能,但在中国现行税收制度中,这两类税所起到的作用恰恰相反(李绍荣、耿莹,2005)。
(1)如近年来煤炭价格飞涨,拥有采矿权的煤矿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在个人所得税由于征管原因难以对股息、红利进行有效征税的情况下,按照从价或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方式在生产环节课征资源税有利于收入分配的调节。
(1)根据河南省的测算,税制调整后丙类卷烟的消费税负担率达到了35.36%,比调整前的实际税负17.19%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由于计税价格调整的原因,中、高档卷烟的实际税负也有所增加,但增幅远远低于低档卷烟。乙类卷烟调整后的消费税负担率为32.59%,比调整前的税负29.15%只增加了3.44个百分点;甲类卷烟调整后的消费税负担率为39.09%,比调整前的税负34.24%仅增加了4.85个百分点。税制调整后全省共增加消费税11.8亿元,其中丙类卷烟增加了10.5亿元,占增收总量的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