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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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分裂割据与战乱频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无不受其制约,与汉代相比有很大的萎缩,且残存的相关史料也远少于秦汉与隋唐时期,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开展。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是第一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经济状况的论文,以较为详尽的资料论证了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实物工资的存在情况,认为在这一时期,"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里
引文
(1)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2)“自后汉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改铸小钱以后,中间除却吴权于嘉禾五年(236)春铸当五百大钱,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及蜀刘备于建安二十三年(218~219)左右铸直百钱外,直到宋元嘉七年(430)十月,及北魏太和十九年(495~496),始再有铸钱的史实。”(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依照全先生的说法,江南地区有200年未曾铸钱,而中原地区停止铸钱的时间则长达300年。这种说法与现在所了解的史实有着相当的差距。
(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吴慧:《中国商业史》。第二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载《甘肃金融》,2002(2)。操晓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1)等。此外,还发表有不少考古发掘报告与钱币学方面的论文,限于篇幅,将在文中引用时逐一注出。
(4)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中,对十六国时期铸造的钱币,只提到丰货与汉兴,而在1965年版,则增加了凉造新泉和大夏真兴,还提到前秦苻坚铸钱的可能性。只是从文中提法看,作者对新增的两种货币尚持存疑态度。
(5)文中未涉及实物货币,并非忽视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是限于篇幅,将在另文中加以论述。
(6)《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北京,中华书局,1974,2707页,
(7)《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2725页。
(8)《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39页。
(9)《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为富钱,藏之令人富也。”191页,中华书局,1988。洪遵《泉志》卷一五《厌胜品》:“《旧谱》日:‘径寸,重四铢,文曰:丰货。世人谓之富钱,言收此钱令人丰富。一(同治十三年(1874)隶释斋校刊本5/a)是知“代人”,原为“世人”,杜佑避讳改。洪遵虽然引用《晋书》记载,知其为石勒所铸,但仍将其归入厌胜品类,表明至少在南宋时期,是否将其视为政权正式发行流通的货币,似仍有疑义。
(10)《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太府参军索辅言于(张)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离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2226页。
(11)《泉志》卷四《伪品上》。
(12)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13)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间》,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4)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凉造新泉”条引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述了刘得钱及请翁鉴定的过程:“洪洞刘青园(师陆)曰:‘乙丑六月,在凉州得凉造新泉三枚,钱体小而字划多,且就磨灭,有真切者,始知为凉造新泉。'《晋书·张轨传》云云,然不定果铸钱否?《载记》中若吕光、李暠、秃发、沮渠,都无铸钱之文。而钱文曰凉,制又甚古,又三钱皆于河西得之,疑即(张)轨所铸。”翁树培在其后加按语:“今绎钱文,曰‘造',曰‘新',则张轨于铸五铢之后,又造此一种钱欤?抑(索)辅言复五铢而轨乃改造此新泉欤?皆未可定,然其为前凉所铸,无疑也。”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1925页。驰按:刘师陆讲所得钱笔划模糊,看到真切的始认清钱文,因此可知当时出土者不止他所得的3枚,或许在此之前已有流传,但为钱币学家所著录,则始于此。
(15)日本钱币学家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就将此钱归入新莽时期,卷7,531a、b,岩波书店,昭和十三年(1938)。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载有其学生金品元所编《古泉目录》,即援引奥平昌洪书中的观点:“此钱形制、书体、铜质皆酷肖莽之货泉,当为新莽时凉州窦氏所铸,又此钱皆出自凉州,可证。”(系金氏译文)将“凉造新泉”列入两汉货币。在《古钱大辞典》再版时收录,反映出丁福保本人对此持认可态度(第2401页)。不过,丁福保《古钱学纲要》又将“凉造新泉”列为晋代货币(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40年,10/a),表明其态度转变,又倾向于前凉。
(16)《古钱杂咏》卷二:“辉按:此钱文曰‘凉造制泉',大如五铢,余藏有此品……盖篆文漫漶,误认为‘新',余藏者字划明朗,实‘制'字也。”11/a,1901年自刊线装本。
(17)戴葆庭:《凉造新泉》,载《泉币》,65页,1988(1)。
(1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27页。
(1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216页。
(20)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币研究》,载《中国钱币》,1984(4)。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载《考古与文物》,1990(1);钟长发:《甘肃武威出土十六国窖藏凉造新泉》,载《中国钱币》,1996(1);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下编,见陈悟年:《凉造新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99页。
(21)康柳硕:《甘肃省河西地区凉造新泉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地区钱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中国重要论文全文数据库。文中提到武威旱坡滩汉墓被盗,出土有凉泉(应指凉造新泉),流散后被追回10余枚,现存武威地区博物馆,但此并未被作者作为主要论据。而这一出土情况未见于正式报道,也未见其他学者引用,还有待核实。如被证实,将成为此种说法的有力证据。
(22)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间》认为是北凉沮渠蒙逊时期铸造。文章仅从文献角度提出一些假设,未考虑数处出土凉造新泉的窖藏已被认定为前凉时期的事实,缺乏说服力。
(23)《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3040页。
(24)《钱谱》已佚,赖洪遵《泉志》保存部分逸文。洪遵《泉志》卷一《正用品上》“荚钱”引。洪遵在引用顾烜的话后加有按语:“班、马二史皆云荚钱,不载钱文,顾烜之说盖近之矣。金光袭、董逌皆因之。”
(25)清乾隆时人张端木所撰《钱录》中仍引用顾烜旧说,卷二“汉初钱汉兴”,《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3辑,影印嘉庆间沪城梅益征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3页。不过,在钞本中有眉批:“汉兴白是李寿钱,此误。”不知是抄书者还是藏书批阅,但表现出观点的转变。
(26)《史记》卷三《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418页。
(27)《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171页。不过点校者断句为“钱重铢,半径五分”,既不合当时行文习惯,也与下文相矛盾。在此句之后,“高后二年,行八铢。六年,行五分(杜佑自注:径五分,所谓荚钱)。”
(28)《钦定钱录》卷五:“洪志以为汉荚钱,盖缘顾烜、李孝美之误。按:成李寿于东晋成帝咸和十三年改国号曰汉,改元汉兴,此当是李寿铸。若云汉初钱,文实无据,且形质、篆法亦与西京全不类,今政之。谨录于此。”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第844册,第49页。并参见邹志谅《论〈顾烜钱谱〉对中国钱币学的贡献》,载《中国钱币》,2000(3)。
(29)《泉史》卷四《蜀汉至南北朝钱》,《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0辑,影印道光十四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66页。
(30)《古泉汇》利集卷五《晋附汉李寿》,《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6辑中册,影印同治三年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32页。
(31)《泉货汇考》卷五《晋伪品》,《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8辑,影印中华书局1924年珂罗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85页。
(32)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96页注(3)。
(33)刘燕庭、戴熙:《泉苑菁华古泉丛话》合刻本卷二,有篆书“汉兴”拓片,并有按语:“敝藏‘汉兴',篆书,字居左右,方铁珊同年所赠。”但在拓片旁有批语,“篆书汉兴亦可疑”,批语书写者为刘燕庭还是丁福保,不详,但对篆书体“汉兴”是持存疑态度的(上海医学书局,1935,22/b一23/a)。刘、戴两书原分别成稿并发行,但刘书有图无文,由丁福保删去戴书之图,将释文附于刘书拓片之后,使两书合而为一,并影印出版。日本守田宝丹编《明治新撰泉谱》第三集亦载有“汉兴”钱拓片,篆文,横列(14/a),明治二十二年(1889)出版。袁克文称:“厥篆文者制作大小,悉与隶文者合,且复类宋之孝建四铢,其为晋末物无疑。可知汉兴篆文真品,别有存于天壤者焉。休宁余谷民得于海上,予以天策府宝铁泉易得。”(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2054页)说明袁克文手中亦有1枚篆文“汉兴”。但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列有三款“汉兴”拓片,指明篆文横书的一款为伪品(1048页)。因此,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有待考古发现。
(34)方若:《言钱别录》卷上,:1928年刊本,2/a。
(35)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36)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载《西安金融》,2005(7)。
(37)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199~200页。
(38)刘喜海在整理翁树培《古泉汇考》时以按语形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喜海案:吴门顾湘舟(沅)茂才藏有此泉,正书,径寸,重郭,字微含隶体。陈钟溪得于甘肃,以赠湘舟者,洵奇异之品也。然六朝各泉,皆有铢两遗意,而此则以泉文纪元,恐未确耳。如确是勃勃所铸,则纪元不始于孝建矣。以凉造新泉证之,六朝时已有泉文着国号者,后之大唐、大宋皆有所本也。文自上右旋读,重郭如货泉式,穿甚大。道光甲午嘉平,湘舟以墨本见寄。”(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将刘喜海整理本《古泉汇考》分别收入,1339页)从这段文字看,“大夏真兴”似较“凉造新泉”出现稍晚,约在道光年间(1821~1850),翁树培时已去世,故未及见。而刘喜海对此的态度也是信疑参半。有些现代论著,如朱活《古钱新典》直书翁树培《古泉汇考》,似系翁所言,则误矣(上册,三秦出版社,1991,230页)。还有一些论文,未加任何说明地转引,则近乎以讹传讹(如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39)《古泉汇》贞集卷二《无考别品》,并加按语:“愚按:钱文似近代物,姑附于此。”1619页。
(40)《言钱别录》卷下《无考钱考》:“如太夏真兴,制作悉仿新莽,同凉造新泉。谱家于凉则信,于夏则疑,知其一,不知其二,犹以铢两遗意相绳,谓钱文似近代物,得非谬甚。”36/a、b,1928年刊本。
(41)《言钱别录》卷上:“赫连勃勃真兴年,太夏真兴并着钱。”2/a。
(42)方若曾为此赋诗:“形同莽制字非同,年号并将国号崇。先我搜奇具只眼,赫连泉舍雪堂翁。”并加以注释:“《古泉汇》疑近代作,列入无考品。罗雪翁先年得之,殊珍视,遂以名舍。字略大而体同,且亦鎏银。”(《古化杂咏》,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1339页)
(43)郑家相言:“当时纪铢两之泉渐衰,纪‘宝'字之钱未兴,而泉文之纪年号者则已渐肇其端矣……所见仅此二枚而已。”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1340页。
(44)据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凉造新泉”约100元,“大夏真兴”约200元(983页、701页)。
(45)姚勤镇、吕达:《统万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建筑特点探析》,《延安大学学报》,2004(2)。作者非此方面的专家,对于钱币的来源、去向未作说明,未对钱币形制、重量等进行描述,也未附照片或拓片。
(46)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四《河水四》,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三册,277~27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4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引,240页。
(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40页。
(49)以注重现存实物作为立论依据的论著,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等都未提及前秦政权铸钱问题;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根据《水经注》推测前秦可能铸造过钱币,操晓理《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认为此种推测不无道理。
(50)《泉志》卷六,3/a。
(51)《钦定钱录》卷五,第844册。
(52)《古泉汇》利集卷五。
(53)《古泉杂咏》卷二:“两字真书展布开,太元货泉莫疑猜。遗文尚得钟王意,不是唐临晋帖来。”11/b,1901年自刊线装本。
(54)朱活《古钱新典》,229页。
(55)洪遵《泉志》卷一五《厌胜钱·丰乐钱》:“《旧谱》曰:‘径八分,重二铢五黍,面文有四字,皆科斗书,其可识者丰乐。肉好,背、面皆有周郭。'李孝美曰:‘此钱文曰:天清丰乐。'”洪遵未加评述,但列为厌胜钱,显然是出处不详。
(56)丁福保:《古钱大辞典》,2141页。此后,这种读法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57)《古钱别录》卷下《无考钱考》:“按太清年号凡二,一前凉张天锡,一梁武帝。今钱制四出,亦合武帝五铢。当梁太清年间,四方多事,灾异迭见,铸此钱以祈年丰民乐之意乎。”36/b。
(58)郑家相《太清丰乐钱考》:“今得此钱,以年号而断为凉之太清,则证据确实,以气息而定为北地凉钱,则形制符合,其实为张天锡所铸,尚何疑哉?足补史氏之遗焉。”中国泉币学会:《泉币》,1940(1),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1988。
(59)《出品门·太清丰乐》钱评语引:“本志创刊号(郑)家相以为西凉张天锡称太清时铸,罗沐园尝考之……此钱出土,多在江南,未闻来自甘肃者……归之梁武,其说亦通。”中国泉币学会:《泉币》第17期,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1988。
(60)《古钱新典》上册将其列为十六国钱币。三秦出版社,1991,230页。
(61)刘健平:《谈宜兴出土的大量太清丰乐钱》,载《中国钱币》,2001(3)。刘宗汉:《太清丰乐钱为梁武帝所铸说》,载《中国钱币》,2002(3)。
(62)《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38页。中华本标点为“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笔者按:文应指钱上文字,而不是作为钱的单位,故属下。
(63)《太平御览》卷八三六《钱下》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中华书局,1992,3732页。
(64)《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石勒言)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
(65)《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41页,下两条史料亦出此卷,分见2748页、2745页。
(66)《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2763页。
(67)刘和惠:《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考古》,1978(2)。
(68)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69)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
(7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载《文博》,1997(6)。刘卫鹏:《咸阳出土后赵“丰货”钱》,载《陕西金融》,1996(5)。
(71)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
(72)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199页。
(73)陈悟年:《凉造新泉版别初探》,载《中国钱币》,1988(2)。
(74)钟长发:《甘肃武威窖藏出土十六国凉造新泉》。
(75)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76)《晋书》卷九四《隐逸·氾腾传》,2438页。
(77)《晋书》卷九四《隐逸·索袭传》,2449页。
(78)《晋书》卷八六《张轨传》,2245页。
(79)《魏书》卷九九《私署凉州牧张塞传》,中华书局,1974,2197页。另,《魏书》与《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偏霸部·张玄靖》引《十六国春秋》皆作“玄靖”,而《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作“玄靓”(2248页)。
(80)何双全等:《甘肃省近年来新出土三国两晋简帛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提交论文,2006年11月。建兴,为西晋愍帝司马邺年号,西晋灭亡后前凉继续沿用,建兴八年(320),是前凉张茂统治时期。
(81)资料出处同上。升平,为东晋穆帝司马聃年号,升平五年(361)哀帝即位,次年改元为隆和。但前凉一直沿用升平年号,升平十二年(368)是张天锡统治时期。
(82)《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刘琳校注本,175页,巴蜀书社,1984。“天府”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指关中地区,汉魏之际其内涵发生改变,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开始用以称指益州,以后一直沿用下来。
(83)《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668页。
(84)《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公孙述占据益州,)置铁钱官,废铜钱,百姓货卖不行。”(第475页)虽“铁钱官”的文意不甚明了,但废黜铜钱影响到百姓的商业活动是毋庸置疑的。《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作:“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李贤注:“置铁官以铸钱。”(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537页)《通典》卷八《钱币上》将《后汉书》的文注合而为一,“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中华书局点校本,177页,1988)表述得较为清楚。
(85)刘和惠:《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载《中国钱币》,2007(2);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熊寿昌:《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钱币看六朝墓葬随葬钱币的有关问题》,见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86)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认为:“各政权铸币能够流入五凉政权统治的境内,反映出五凉在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货币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发达。”
(87)王大方:《乌审旗发现大夏国墓群及纪年墓志》,载《中国文物报》,1993-02-16。
(8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发掘报告中认为墓葬属于北魏时期,而张景明:《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根据墓葬形制及壁画内容并结合其他考古资料,认为应属于十六国大夏时期。
(89)《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2669页。下段引文亦出于本卷,2673页。
(9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头道塬十六国墓葬》,载《考古》,2005(6)。发掘报告认为这是汉或后赵时期的墓葬。报告中较为谨慎地称为“泥饼”,共4件,“皆圆形,中间有穿孔,直径2.5厘米,厚0.8厘米。”笔者认为除泥钱外,没有其他更适宜的解释。
(91)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1);并参见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载《辽海文物学刊》,1991(1)。墓中虽未出土带有纪年的物品,但从墓葬形制、器物种类及特色看,他们认为是前燕建立前的慕容部贵族墓葬。
(9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中报道,在重点整理的16座墓葬中有一座出土有3枚铜钱,发掘者认为这片墓地的下葬时间在前燕建国前后。载《考古学报》,2004(2)。
(93)《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2825页。
(94)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载《文物》,1984(6)。
(95)辛发等:《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5(6)。
(96)《太平御览》卷三三四《辎重》引崔鸿《十六国春秋》,1534页。
(97)《太平御览》卷六四五《轘》引《前秦录》,2889页。
(97)谢高文:《咸阳前秦墓新出土的五铢、延圜钱》,载《陕西金融》,2000(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载《考古》,2005(4)。
(99)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师专西晋北朝墓清理简报》,载《文博》,1998(6);并参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载《考古》,2005(4)。
(100)夏振英:《陕西华阴县晋墓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4(3)。据《华阴县志》记载,唐宪宗时均州刺史吕温曾来此祭祀王猛墓,并有祭文(文见《全唐文》卷六三一《华山酹王景略墓文》,63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在M1前立有“前苻秦清河侯王公猛之墓”碑一通。两座墓葬都已遭到盗掘破坏,故此次出土器物不很多,保存状况亦不够好,未能发现墓志、印章等能够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器物,故仍不能确认是王猛之墓。
(101)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4(8)。
(102)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通墓的发掘》,载《考古》,1982(3)。
(103)《晋书》卷一二四《慕容云载记》,3109页。
(10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60(6)。简报中对衣物疏二未作释读,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305号墓文书(9~10页),同墓出土一件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文书,文物出版社,1981。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位于现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在汉代就曾是朝廷派驻以安定西域政局的戊己校尉的治所,魏晋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并逐渐发展为戊己校尉管理下的屯戍区。可参见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收入《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前凉张骏建兴十五年(327),张骏击败并擒获戊己校尉赵贞,设置隶属于凉州的高昌郡。以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的统治,直到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沮渠氏政权被柔然灭亡。
(105)《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3057页。本段其他未注引文亦出于此卷。
(10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3147页。
(107)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第五章《墓葬年代、分期及有关问题》,146~170页,附表六《二期五段墓葬登记表》,198~199页,文物出版社,1994。
(108)《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3196页。
(109)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10)。Ml系夫妻合葬墓,夫张辅死于西凉庚子六年(405),妻死于玄始十年(421),因而这个墓葬跨越西凉与北凉统治时期,不过,五铢钱发现于妻棺中,无疑是属北凉时期。
(11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2号墓文书(176页)。按:“缘禾”年号不见于文献记载,故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外学者纷纷加入讨论。目前就“缘禾”是北凉对北魏表示臣服后使用北魏太武帝“延和”年号的谐音字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北凉政权到底奉行一套还是两套年号上却有较大的分歧。另外,缘禾六年(437)时北凉势力已退出高昌地区,高昌大姓阚爽自称高昌太守割据自立,他沿用北凉尊奉北魏的“缘禾”年号,是出于与北凉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政治策略,尽管当时北魏已经改元,而北凉也已改变年号。先后参与讨论的主要有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1)《新疆社会科学》,1981(1)、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载《文物》1983(1)、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载《敦煌学辑刊》1984(1)、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2)、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あいだ一(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载《纪尾井史学》1985(5)、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载《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载《西域研究》1995(1)、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载《历史研究》1998(4)等。笔者认为阚爽割据高昌(约435~442)是沮渠氏对高昌统治的中间阶段(沮渠无讳于442年再度夺回高昌的控制权),因此将其作为北凉时期钱币曾经流通的旁证似无不可。
(111)如专门关注这一历史时期的朱和平在《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中认为:“文献和考古确证十六国使用铜钱仅上述(前赵、前凉、后赵、前燕、后凉、前秦、北凉)七国。”98页。
(112)钟长发:《甘肃武威窖藏出土十六国凉造新泉》。
(113)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第二章第二节与第三节;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
(114)《太平御览》卷三五《凶荒》引崔鸿《十六国春秋》,166页。《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谷二升直银二斤”,2723页。
(115)《太平御览》卷八一○《金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3599页。《资治通鉴》卷九五东晋成帝成康二年(336)十二月记载:“于是(后)赵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石)虎用兵不息,百役并兴。”3008页。
(116)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河水三》,2册,第28页B面,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17)《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42页。
(118)《太平御览》卷八一○《金中》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3599页。不过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将其归入《前凉录》,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526页。
(119)《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3040页。
(120)《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2660页。
(121)《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3179页。
(122)《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48页。
(123)《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2983页。
(124)《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3057页。
(125)《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3080页。
(126)《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3102页。
(127)《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3195页。
(128)《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2967页。
(129)《晋书》卷一二八《慕容暐载记》,3182页。
(130)《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2888页。
(131)《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2856页。
(132)《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3212页。
(133)《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72页。
(134)《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2208页。
(135)原信中未见到发信人地址,陈国灿先生根据内容推断寄发地点在姑臧,时间是西晋怀帝永嘉六年,即公元312年(《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荣新江《袄教初传中国年代考》认为陈国灿的推测极有见地,并结合第5号粟特文古信札的发信地点,指出姑臧是这个粟特商团的主要根据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91页,三联书店,2001。
(136)这封粟特文信件的中文译文有三种,本文采用陈国灿先生整理的信件译文及其解释(《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另两种译文见王翼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11号)》,载《考古与文物》,2003(5)。
(137)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载《甘肃金融》,2002(S2)。康柳硕在同文中提出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叶城购买的传世品中有2枚罗马金币,1枚是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Ⅰ,330—335)时期的,1枚是康斯坦丁斯一世(ConstantinsⅠ,340)时期的。他依据的出处是[英]王海仑撰,张楠译:《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载《西域研究》,1997(3)(另,汪海岚:《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载《甘肃金融》,1998(8),与此系一稿两发,但作者译名不同)。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载《考古学报》,2004(3)。根据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和专家R布兰德(Rogei-Bland)的鉴定,指出这是两枚银币,1枚是君士坦丁二世银币,在330~335年之间铸于安条克,1枚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Ⅱ)银币,于340年铸于亚历山大。
(138)金德平、于放:《考说在中国发现的罗马金币——兼谈中国钱币博物馆22枚馆藏罗马金币》,载《新疆钱币》,2004(3)(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格拉蒂尼安努斯是未分裂前的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是分裂后的西罗马帝国皇帝。
(139)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载《中国钱币》,2001(4);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40)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载《考古》,1977(6)。
(141)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74(1)。
(142)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载《新疆钱币》,2004(3)(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以下本文所引波斯萨珊银币的数据,除需要讨论者另外注出外,皆出自此文。
(143)原文数字作54枚,但依据其表中数字累计,当为56枚,系其漏计1995年发现于西安东郊的2枚。康柳硕论文表格中注明当时在西安东郊地表下处发现一青灰色小罐,内有5枚古币,1枚已破损,其余4枚完好,但锈蚀严重,其中有2枚沙卜尔二世银币,为西安市钱币学会会员藏品。不过近期有文章专门论述此次发现,讲5枚古币中有3枚为西安钱币学会收藏,皆为沙卜尔二世银币,并附有图片。如康文中所述2枚与此3枚系会员与学会分别拥有,则此5枚都为沙卜尔二世银币;如学会会员与学会拥有系同一概念,则可能是在康柳硕调查后经清理锈蚀而又识别出1枚,至少此次发现的沙卜尔二世银币为3枚(党顺民、赵晓明:《西安出土沙卜尔二世银币探讨》,载《新疆钱币》,2004(3),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另外,2005年8月,泾阳县农民在其县城南边的泾河滩挖沙时,挖出很多汉唐时期的古钱币,其中有1枚沙卜尔二世银币,估计为渡河时遗落(林文君、周延龄:《陕西泾阳县泾河滩出土沙卜尔二世银币》,载《西安金融》,2006(1))。
(144)原文作18枚,但依其表格中的数字累计,当为16枚。不过,其在表格中漏登1984年在广东遂溪出土沙卜尔三世银币。据发掘报告,出土窖藏中有沙卜尔三世银币3枚(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载《考古》,1986(3))。
(145)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57(2);《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1966(4)。
(146)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未刊稿)。
(147)《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691页,中华书局,1974。《周书》卷五○《异域下·高昌传》:“赋税则计输银钱,无则输麻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5页)《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传》作“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3215页,中华书局,1974。
(148)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郑学檬:《十六国至麴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收入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载《考古学报》,2004(1)。郑学檬与孙莉文中都引用了许多吐鲁番文书材料,此处不赘。
(149)大部分学者没有很明确论述这一问题,针对20世纪50年代在高昌古城发现的两批沙卜尔二世至沙卜尔三世时期的银币,夏鼐先生提出可能是作为宝物而窖藏;孙莉更指出那两批银币保存较好,没有太大磨损,表明它们未经使用就被匆匆埋藏了,并认为虽不能排除这个时期吐鲁番地区有使用银钱的可能,但由于证据尚不充分,还未能断言(皆见前引论文)。
(150)《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2998页。
(15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一号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14页)、哈拉和卓九九号墓《苻长资父母墟墓随葬衣物疏》(185页)、阿斯塔那二号墓《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176页)。据郑学檬研究,这些随葬衣物疏与实际随葬物品差距很大,主要体现家属为死者祈求冥福的意愿,同时又折射出对现实世界物质的追求(《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收入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52)《晋书》卷三九《王沈传附子浚传》,1 148页。同书卷六三《段匹磾传》:“(石)勒归之,又厚以金宝彩绢报疾六眷。”1710页。
(153)《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2727页。
(154)《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38页。
(155)《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八月,3636页。
(156)《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3802页。
(157)《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罽》引,3631页。按:原文作“王朽”,“朽”一般不会作为人名,当系“王杼”之误,据《资治通鉴》改。
(158)《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2695页。
(159)《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2894页。
(160)《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2206页。
(161)《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2199页。
(2)“自后汉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改铸小钱以后,中间除却吴权于嘉禾五年(236)春铸当五百大钱,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及蜀刘备于建安二十三年(218~219)左右铸直百钱外,直到宋元嘉七年(430)十月,及北魏太和十九年(495~496),始再有铸钱的史实。”(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依照全先生的说法,江南地区有200年未曾铸钱,而中原地区停止铸钱的时间则长达300年。这种说法与现在所了解的史实有着相当的差距。
(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吴慧:《中国商业史》。第二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载《甘肃金融》,2002(2)。操晓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1)等。此外,还发表有不少考古发掘报告与钱币学方面的论文,限于篇幅,将在文中引用时逐一注出。
(4)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中,对十六国时期铸造的钱币,只提到丰货与汉兴,而在1965年版,则增加了凉造新泉和大夏真兴,还提到前秦苻坚铸钱的可能性。只是从文中提法看,作者对新增的两种货币尚持存疑态度。
(5)文中未涉及实物货币,并非忽视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是限于篇幅,将在另文中加以论述。
(6)《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北京,中华书局,1974,2707页,
(7)《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2725页。
(8)《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39页。
(9)《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为富钱,藏之令人富也。”191页,中华书局,1988。洪遵《泉志》卷一五《厌胜品》:“《旧谱》日:‘径寸,重四铢,文曰:丰货。世人谓之富钱,言收此钱令人丰富。一(同治十三年(1874)隶释斋校刊本5/a)是知“代人”,原为“世人”,杜佑避讳改。洪遵虽然引用《晋书》记载,知其为石勒所铸,但仍将其归入厌胜品类,表明至少在南宋时期,是否将其视为政权正式发行流通的货币,似仍有疑义。
(10)《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太府参军索辅言于(张)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离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2226页。
(11)《泉志》卷四《伪品上》。
(12)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13)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间》,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4)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凉造新泉”条引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述了刘得钱及请翁鉴定的过程:“洪洞刘青园(师陆)曰:‘乙丑六月,在凉州得凉造新泉三枚,钱体小而字划多,且就磨灭,有真切者,始知为凉造新泉。'《晋书·张轨传》云云,然不定果铸钱否?《载记》中若吕光、李暠、秃发、沮渠,都无铸钱之文。而钱文曰凉,制又甚古,又三钱皆于河西得之,疑即(张)轨所铸。”翁树培在其后加按语:“今绎钱文,曰‘造',曰‘新',则张轨于铸五铢之后,又造此一种钱欤?抑(索)辅言复五铢而轨乃改造此新泉欤?皆未可定,然其为前凉所铸,无疑也。”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1925页。驰按:刘师陆讲所得钱笔划模糊,看到真切的始认清钱文,因此可知当时出土者不止他所得的3枚,或许在此之前已有流传,但为钱币学家所著录,则始于此。
(15)日本钱币学家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就将此钱归入新莽时期,卷7,531a、b,岩波书店,昭和十三年(1938)。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载有其学生金品元所编《古泉目录》,即援引奥平昌洪书中的观点:“此钱形制、书体、铜质皆酷肖莽之货泉,当为新莽时凉州窦氏所铸,又此钱皆出自凉州,可证。”(系金氏译文)将“凉造新泉”列入两汉货币。在《古钱大辞典》再版时收录,反映出丁福保本人对此持认可态度(第2401页)。不过,丁福保《古钱学纲要》又将“凉造新泉”列为晋代货币(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40年,10/a),表明其态度转变,又倾向于前凉。
(16)《古钱杂咏》卷二:“辉按:此钱文曰‘凉造制泉',大如五铢,余藏有此品……盖篆文漫漶,误认为‘新',余藏者字划明朗,实‘制'字也。”11/a,1901年自刊线装本。
(17)戴葆庭:《凉造新泉》,载《泉币》,65页,1988(1)。
(1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27页。
(1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216页。
(20)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币研究》,载《中国钱币》,1984(4)。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载《考古与文物》,1990(1);钟长发:《甘肃武威出土十六国窖藏凉造新泉》,载《中国钱币》,1996(1);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下编,见陈悟年:《凉造新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99页。
(21)康柳硕:《甘肃省河西地区凉造新泉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地区钱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中国重要论文全文数据库。文中提到武威旱坡滩汉墓被盗,出土有凉泉(应指凉造新泉),流散后被追回10余枚,现存武威地区博物馆,但此并未被作者作为主要论据。而这一出土情况未见于正式报道,也未见其他学者引用,还有待核实。如被证实,将成为此种说法的有力证据。
(22)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间》认为是北凉沮渠蒙逊时期铸造。文章仅从文献角度提出一些假设,未考虑数处出土凉造新泉的窖藏已被认定为前凉时期的事实,缺乏说服力。
(23)《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3040页。
(24)《钱谱》已佚,赖洪遵《泉志》保存部分逸文。洪遵《泉志》卷一《正用品上》“荚钱”引。洪遵在引用顾烜的话后加有按语:“班、马二史皆云荚钱,不载钱文,顾烜之说盖近之矣。金光袭、董逌皆因之。”
(25)清乾隆时人张端木所撰《钱录》中仍引用顾烜旧说,卷二“汉初钱汉兴”,《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3辑,影印嘉庆间沪城梅益征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3页。不过,在钞本中有眉批:“汉兴白是李寿钱,此误。”不知是抄书者还是藏书批阅,但表现出观点的转变。
(26)《史记》卷三《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418页。
(27)《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171页。不过点校者断句为“钱重铢,半径五分”,既不合当时行文习惯,也与下文相矛盾。在此句之后,“高后二年,行八铢。六年,行五分(杜佑自注:径五分,所谓荚钱)。”
(28)《钦定钱录》卷五:“洪志以为汉荚钱,盖缘顾烜、李孝美之误。按:成李寿于东晋成帝咸和十三年改国号曰汉,改元汉兴,此当是李寿铸。若云汉初钱,文实无据,且形质、篆法亦与西京全不类,今政之。谨录于此。”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第844册,第49页。并参见邹志谅《论〈顾烜钱谱〉对中国钱币学的贡献》,载《中国钱币》,2000(3)。
(29)《泉史》卷四《蜀汉至南北朝钱》,《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0辑,影印道光十四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66页。
(30)《古泉汇》利集卷五《晋附汉李寿》,《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6辑中册,影印同治三年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32页。
(31)《泉货汇考》卷五《晋伪品》,《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8辑,影印中华书局1924年珂罗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85页。
(32)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96页注(3)。
(33)刘燕庭、戴熙:《泉苑菁华古泉丛话》合刻本卷二,有篆书“汉兴”拓片,并有按语:“敝藏‘汉兴',篆书,字居左右,方铁珊同年所赠。”但在拓片旁有批语,“篆书汉兴亦可疑”,批语书写者为刘燕庭还是丁福保,不详,但对篆书体“汉兴”是持存疑态度的(上海医学书局,1935,22/b一23/a)。刘、戴两书原分别成稿并发行,但刘书有图无文,由丁福保删去戴书之图,将释文附于刘书拓片之后,使两书合而为一,并影印出版。日本守田宝丹编《明治新撰泉谱》第三集亦载有“汉兴”钱拓片,篆文,横列(14/a),明治二十二年(1889)出版。袁克文称:“厥篆文者制作大小,悉与隶文者合,且复类宋之孝建四铢,其为晋末物无疑。可知汉兴篆文真品,别有存于天壤者焉。休宁余谷民得于海上,予以天策府宝铁泉易得。”(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2054页)说明袁克文手中亦有1枚篆文“汉兴”。但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列有三款“汉兴”拓片,指明篆文横书的一款为伪品(1048页)。因此,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有待考古发现。
(34)方若:《言钱别录》卷上,:1928年刊本,2/a。
(35)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36)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载《西安金融》,2005(7)。
(37)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199~200页。
(38)刘喜海在整理翁树培《古泉汇考》时以按语形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喜海案:吴门顾湘舟(沅)茂才藏有此泉,正书,径寸,重郭,字微含隶体。陈钟溪得于甘肃,以赠湘舟者,洵奇异之品也。然六朝各泉,皆有铢两遗意,而此则以泉文纪元,恐未确耳。如确是勃勃所铸,则纪元不始于孝建矣。以凉造新泉证之,六朝时已有泉文着国号者,后之大唐、大宋皆有所本也。文自上右旋读,重郭如货泉式,穿甚大。道光甲午嘉平,湘舟以墨本见寄。”(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将刘喜海整理本《古泉汇考》分别收入,1339页)从这段文字看,“大夏真兴”似较“凉造新泉”出现稍晚,约在道光年间(1821~1850),翁树培时已去世,故未及见。而刘喜海对此的态度也是信疑参半。有些现代论著,如朱活《古钱新典》直书翁树培《古泉汇考》,似系翁所言,则误矣(上册,三秦出版社,1991,230页)。还有一些论文,未加任何说明地转引,则近乎以讹传讹(如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39)《古泉汇》贞集卷二《无考别品》,并加按语:“愚按:钱文似近代物,姑附于此。”1619页。
(40)《言钱别录》卷下《无考钱考》:“如太夏真兴,制作悉仿新莽,同凉造新泉。谱家于凉则信,于夏则疑,知其一,不知其二,犹以铢两遗意相绳,谓钱文似近代物,得非谬甚。”36/a、b,1928年刊本。
(41)《言钱别录》卷上:“赫连勃勃真兴年,太夏真兴并着钱。”2/a。
(42)方若曾为此赋诗:“形同莽制字非同,年号并将国号崇。先我搜奇具只眼,赫连泉舍雪堂翁。”并加以注释:“《古泉汇》疑近代作,列入无考品。罗雪翁先年得之,殊珍视,遂以名舍。字略大而体同,且亦鎏银。”(《古化杂咏》,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1339页)
(43)郑家相言:“当时纪铢两之泉渐衰,纪‘宝'字之钱未兴,而泉文之纪年号者则已渐肇其端矣……所见仅此二枚而已。”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1340页。
(44)据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凉造新泉”约100元,“大夏真兴”约200元(983页、701页)。
(45)姚勤镇、吕达:《统万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建筑特点探析》,《延安大学学报》,2004(2)。作者非此方面的专家,对于钱币的来源、去向未作说明,未对钱币形制、重量等进行描述,也未附照片或拓片。
(46)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四《河水四》,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三册,277~27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4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引,240页。
(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40页。
(49)以注重现存实物作为立论依据的论著,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等都未提及前秦政权铸钱问题;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根据《水经注》推测前秦可能铸造过钱币,操晓理《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认为此种推测不无道理。
(50)《泉志》卷六,3/a。
(51)《钦定钱录》卷五,第844册。
(52)《古泉汇》利集卷五。
(53)《古泉杂咏》卷二:“两字真书展布开,太元货泉莫疑猜。遗文尚得钟王意,不是唐临晋帖来。”11/b,1901年自刊线装本。
(54)朱活《古钱新典》,229页。
(55)洪遵《泉志》卷一五《厌胜钱·丰乐钱》:“《旧谱》曰:‘径八分,重二铢五黍,面文有四字,皆科斗书,其可识者丰乐。肉好,背、面皆有周郭。'李孝美曰:‘此钱文曰:天清丰乐。'”洪遵未加评述,但列为厌胜钱,显然是出处不详。
(56)丁福保:《古钱大辞典》,2141页。此后,这种读法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57)《古钱别录》卷下《无考钱考》:“按太清年号凡二,一前凉张天锡,一梁武帝。今钱制四出,亦合武帝五铢。当梁太清年间,四方多事,灾异迭见,铸此钱以祈年丰民乐之意乎。”36/b。
(58)郑家相《太清丰乐钱考》:“今得此钱,以年号而断为凉之太清,则证据确实,以气息而定为北地凉钱,则形制符合,其实为张天锡所铸,尚何疑哉?足补史氏之遗焉。”中国泉币学会:《泉币》,1940(1),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1988。
(59)《出品门·太清丰乐》钱评语引:“本志创刊号(郑)家相以为西凉张天锡称太清时铸,罗沐园尝考之……此钱出土,多在江南,未闻来自甘肃者……归之梁武,其说亦通。”中国泉币学会:《泉币》第17期,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1988。
(60)《古钱新典》上册将其列为十六国钱币。三秦出版社,1991,230页。
(61)刘健平:《谈宜兴出土的大量太清丰乐钱》,载《中国钱币》,2001(3)。刘宗汉:《太清丰乐钱为梁武帝所铸说》,载《中国钱币》,2002(3)。
(62)《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38页。中华本标点为“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笔者按:文应指钱上文字,而不是作为钱的单位,故属下。
(63)《太平御览》卷八三六《钱下》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中华书局,1992,3732页。
(64)《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石勒言)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
(65)《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41页,下两条史料亦出此卷,分见2748页、2745页。
(66)《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2763页。
(67)刘和惠:《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考古》,1978(2)。
(68)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69)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
(7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载《文博》,1997(6)。刘卫鹏:《咸阳出土后赵“丰货”钱》,载《陕西金融》,1996(5)。
(71)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
(72)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199页。
(73)陈悟年:《凉造新泉版别初探》,载《中国钱币》,1988(2)。
(74)钟长发:《甘肃武威窖藏出土十六国凉造新泉》。
(75)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76)《晋书》卷九四《隐逸·氾腾传》,2438页。
(77)《晋书》卷九四《隐逸·索袭传》,2449页。
(78)《晋书》卷八六《张轨传》,2245页。
(79)《魏书》卷九九《私署凉州牧张塞传》,中华书局,1974,2197页。另,《魏书》与《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偏霸部·张玄靖》引《十六国春秋》皆作“玄靖”,而《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作“玄靓”(2248页)。
(80)何双全等:《甘肃省近年来新出土三国两晋简帛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提交论文,2006年11月。建兴,为西晋愍帝司马邺年号,西晋灭亡后前凉继续沿用,建兴八年(320),是前凉张茂统治时期。
(81)资料出处同上。升平,为东晋穆帝司马聃年号,升平五年(361)哀帝即位,次年改元为隆和。但前凉一直沿用升平年号,升平十二年(368)是张天锡统治时期。
(82)《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刘琳校注本,175页,巴蜀书社,1984。“天府”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指关中地区,汉魏之际其内涵发生改变,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开始用以称指益州,以后一直沿用下来。
(83)《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668页。
(84)《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公孙述占据益州,)置铁钱官,废铜钱,百姓货卖不行。”(第475页)虽“铁钱官”的文意不甚明了,但废黜铜钱影响到百姓的商业活动是毋庸置疑的。《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作:“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李贤注:“置铁官以铸钱。”(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537页)《通典》卷八《钱币上》将《后汉书》的文注合而为一,“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中华书局点校本,177页,1988)表述得较为清楚。
(85)刘和惠:《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载《中国钱币》,2007(2);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熊寿昌:《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钱币看六朝墓葬随葬钱币的有关问题》,见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86)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认为:“各政权铸币能够流入五凉政权统治的境内,反映出五凉在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货币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发达。”
(87)王大方:《乌审旗发现大夏国墓群及纪年墓志》,载《中国文物报》,1993-02-16。
(8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发掘报告中认为墓葬属于北魏时期,而张景明:《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根据墓葬形制及壁画内容并结合其他考古资料,认为应属于十六国大夏时期。
(89)《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2669页。下段引文亦出于本卷,2673页。
(9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头道塬十六国墓葬》,载《考古》,2005(6)。发掘报告认为这是汉或后赵时期的墓葬。报告中较为谨慎地称为“泥饼”,共4件,“皆圆形,中间有穿孔,直径2.5厘米,厚0.8厘米。”笔者认为除泥钱外,没有其他更适宜的解释。
(91)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1);并参见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载《辽海文物学刊》,1991(1)。墓中虽未出土带有纪年的物品,但从墓葬形制、器物种类及特色看,他们认为是前燕建立前的慕容部贵族墓葬。
(9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中报道,在重点整理的16座墓葬中有一座出土有3枚铜钱,发掘者认为这片墓地的下葬时间在前燕建国前后。载《考古学报》,2004(2)。
(93)《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2825页。
(94)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载《文物》,1984(6)。
(95)辛发等:《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5(6)。
(96)《太平御览》卷三三四《辎重》引崔鸿《十六国春秋》,1534页。
(97)《太平御览》卷六四五《轘》引《前秦录》,2889页。
(97)谢高文:《咸阳前秦墓新出土的五铢、延圜钱》,载《陕西金融》,2000(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载《考古》,2005(4)。
(99)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师专西晋北朝墓清理简报》,载《文博》,1998(6);并参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载《考古》,2005(4)。
(100)夏振英:《陕西华阴县晋墓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4(3)。据《华阴县志》记载,唐宪宗时均州刺史吕温曾来此祭祀王猛墓,并有祭文(文见《全唐文》卷六三一《华山酹王景略墓文》,63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在M1前立有“前苻秦清河侯王公猛之墓”碑一通。两座墓葬都已遭到盗掘破坏,故此次出土器物不很多,保存状况亦不够好,未能发现墓志、印章等能够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器物,故仍不能确认是王猛之墓。
(101)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4(8)。
(102)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通墓的发掘》,载《考古》,1982(3)。
(103)《晋书》卷一二四《慕容云载记》,3109页。
(10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60(6)。简报中对衣物疏二未作释读,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305号墓文书(9~10页),同墓出土一件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文书,文物出版社,1981。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位于现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在汉代就曾是朝廷派驻以安定西域政局的戊己校尉的治所,魏晋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并逐渐发展为戊己校尉管理下的屯戍区。可参见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收入《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前凉张骏建兴十五年(327),张骏击败并擒获戊己校尉赵贞,设置隶属于凉州的高昌郡。以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的统治,直到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沮渠氏政权被柔然灭亡。
(105)《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3057页。本段其他未注引文亦出于此卷。
(10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3147页。
(107)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第五章《墓葬年代、分期及有关问题》,146~170页,附表六《二期五段墓葬登记表》,198~199页,文物出版社,1994。
(108)《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3196页。
(109)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10)。Ml系夫妻合葬墓,夫张辅死于西凉庚子六年(405),妻死于玄始十年(421),因而这个墓葬跨越西凉与北凉统治时期,不过,五铢钱发现于妻棺中,无疑是属北凉时期。
(11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2号墓文书(176页)。按:“缘禾”年号不见于文献记载,故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外学者纷纷加入讨论。目前就“缘禾”是北凉对北魏表示臣服后使用北魏太武帝“延和”年号的谐音字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北凉政权到底奉行一套还是两套年号上却有较大的分歧。另外,缘禾六年(437)时北凉势力已退出高昌地区,高昌大姓阚爽自称高昌太守割据自立,他沿用北凉尊奉北魏的“缘禾”年号,是出于与北凉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政治策略,尽管当时北魏已经改元,而北凉也已改变年号。先后参与讨论的主要有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1)《新疆社会科学》,1981(1)、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载《文物》1983(1)、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载《敦煌学辑刊》1984(1)、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2)、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あいだ一(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载《纪尾井史学》1985(5)、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载《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载《西域研究》1995(1)、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载《历史研究》1998(4)等。笔者认为阚爽割据高昌(约435~442)是沮渠氏对高昌统治的中间阶段(沮渠无讳于442年再度夺回高昌的控制权),因此将其作为北凉时期钱币曾经流通的旁证似无不可。
(111)如专门关注这一历史时期的朱和平在《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中认为:“文献和考古确证十六国使用铜钱仅上述(前赵、前凉、后赵、前燕、后凉、前秦、北凉)七国。”98页。
(112)钟长发:《甘肃武威窖藏出土十六国凉造新泉》。
(113)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第二章第二节与第三节;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
(114)《太平御览》卷三五《凶荒》引崔鸿《十六国春秋》,166页。《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谷二升直银二斤”,2723页。
(115)《太平御览》卷八一○《金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3599页。《资治通鉴》卷九五东晋成帝成康二年(336)十二月记载:“于是(后)赵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石)虎用兵不息,百役并兴。”3008页。
(116)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河水三》,2册,第28页B面,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17)《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42页。
(118)《太平御览》卷八一○《金中》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3599页。不过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将其归入《前凉录》,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526页。
(119)《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3040页。
(120)《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2660页。
(121)《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3179页。
(122)《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48页。
(123)《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2983页。
(124)《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3057页。
(125)《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3080页。
(126)《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3102页。
(127)《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3195页。
(128)《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2967页。
(129)《晋书》卷一二八《慕容暐载记》,3182页。
(130)《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2888页。
(131)《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2856页。
(132)《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3212页。
(133)《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72页。
(134)《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2208页。
(135)原信中未见到发信人地址,陈国灿先生根据内容推断寄发地点在姑臧,时间是西晋怀帝永嘉六年,即公元312年(《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荣新江《袄教初传中国年代考》认为陈国灿的推测极有见地,并结合第5号粟特文古信札的发信地点,指出姑臧是这个粟特商团的主要根据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91页,三联书店,2001。
(136)这封粟特文信件的中文译文有三种,本文采用陈国灿先生整理的信件译文及其解释(《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另两种译文见王翼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11号)》,载《考古与文物》,2003(5)。
(137)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载《甘肃金融》,2002(S2)。康柳硕在同文中提出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叶城购买的传世品中有2枚罗马金币,1枚是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Ⅰ,330—335)时期的,1枚是康斯坦丁斯一世(ConstantinsⅠ,340)时期的。他依据的出处是[英]王海仑撰,张楠译:《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载《西域研究》,1997(3)(另,汪海岚:《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载《甘肃金融》,1998(8),与此系一稿两发,但作者译名不同)。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载《考古学报》,2004(3)。根据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和专家R布兰德(Rogei-Bland)的鉴定,指出这是两枚银币,1枚是君士坦丁二世银币,在330~335年之间铸于安条克,1枚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Ⅱ)银币,于340年铸于亚历山大。
(138)金德平、于放:《考说在中国发现的罗马金币——兼谈中国钱币博物馆22枚馆藏罗马金币》,载《新疆钱币》,2004(3)(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格拉蒂尼安努斯是未分裂前的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是分裂后的西罗马帝国皇帝。
(139)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载《中国钱币》,2001(4);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40)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载《考古》,1977(6)。
(141)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74(1)。
(142)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载《新疆钱币》,2004(3)(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以下本文所引波斯萨珊银币的数据,除需要讨论者另外注出外,皆出自此文。
(143)原文数字作54枚,但依据其表中数字累计,当为56枚,系其漏计1995年发现于西安东郊的2枚。康柳硕论文表格中注明当时在西安东郊地表下处发现一青灰色小罐,内有5枚古币,1枚已破损,其余4枚完好,但锈蚀严重,其中有2枚沙卜尔二世银币,为西安市钱币学会会员藏品。不过近期有文章专门论述此次发现,讲5枚古币中有3枚为西安钱币学会收藏,皆为沙卜尔二世银币,并附有图片。如康文中所述2枚与此3枚系会员与学会分别拥有,则此5枚都为沙卜尔二世银币;如学会会员与学会拥有系同一概念,则可能是在康柳硕调查后经清理锈蚀而又识别出1枚,至少此次发现的沙卜尔二世银币为3枚(党顺民、赵晓明:《西安出土沙卜尔二世银币探讨》,载《新疆钱币》,2004(3),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另外,2005年8月,泾阳县农民在其县城南边的泾河滩挖沙时,挖出很多汉唐时期的古钱币,其中有1枚沙卜尔二世银币,估计为渡河时遗落(林文君、周延龄:《陕西泾阳县泾河滩出土沙卜尔二世银币》,载《西安金融》,2006(1))。
(144)原文作18枚,但依其表格中的数字累计,当为16枚。不过,其在表格中漏登1984年在广东遂溪出土沙卜尔三世银币。据发掘报告,出土窖藏中有沙卜尔三世银币3枚(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载《考古》,1986(3))。
(145)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57(2);《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1966(4)。
(146)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未刊稿)。
(147)《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691页,中华书局,1974。《周书》卷五○《异域下·高昌传》:“赋税则计输银钱,无则输麻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5页)《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传》作“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3215页,中华书局,1974。
(148)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郑学檬:《十六国至麴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收入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载《考古学报》,2004(1)。郑学檬与孙莉文中都引用了许多吐鲁番文书材料,此处不赘。
(149)大部分学者没有很明确论述这一问题,针对20世纪50年代在高昌古城发现的两批沙卜尔二世至沙卜尔三世时期的银币,夏鼐先生提出可能是作为宝物而窖藏;孙莉更指出那两批银币保存较好,没有太大磨损,表明它们未经使用就被匆匆埋藏了,并认为虽不能排除这个时期吐鲁番地区有使用银钱的可能,但由于证据尚不充分,还未能断言(皆见前引论文)。
(150)《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2998页。
(15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一号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14页)、哈拉和卓九九号墓《苻长资父母墟墓随葬衣物疏》(185页)、阿斯塔那二号墓《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176页)。据郑学檬研究,这些随葬衣物疏与实际随葬物品差距很大,主要体现家属为死者祈求冥福的意愿,同时又折射出对现实世界物质的追求(《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收入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52)《晋书》卷三九《王沈传附子浚传》,1 148页。同书卷六三《段匹磾传》:“(石)勒归之,又厚以金宝彩绢报疾六眷。”1710页。
(153)《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2727页。
(154)《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2738页。
(155)《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八月,3636页。
(156)《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3802页。
(157)《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罽》引,3631页。按:原文作“王朽”,“朽”一般不会作为人名,当系“王杼”之误,据《资治通鉴》改。
(158)《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2695页。
(159)《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2894页。
(160)《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2206页。
(161)《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2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