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对藏彝走廊地区的民族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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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居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是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特征,民国学者对该地区民族系统和面貌的认识与此前相比发生了重大转变。文章梳理并比较了民国时期涉及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民族分类研究成果,同时探讨了民国学者的民族分类工作与既往传统史家的相异之处。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in the area of Zang-Yi Corridor is having numerous ethnic groups with intricate branches,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nic system on the Zang-Yi Corridor by the schol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experienced an epochal transformation in this period.The paper compar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nationalities in the area of Zang-Yi corridor in the age of Republic of China,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chol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t the same time.
引文
(1)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费孝通先生在指出既往以行政区域或单一民族进行研究的局限后,认为民族研究“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他认为:“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2)民国时期也有一些专从史料梳理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古代民族流变的学者,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等,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基本未脱离传统史学范畴。例如,梁氏将中国民族分为六大系,称西南民族曰“南蛮族”;吕氏将其所言十一族分为三系,与藏彝走廊有关的羌、藏、苗、越、濮均归入南系(其注释中言明羌、藏中亦具有北派性质)。可见,民国史家关于藏彝走廊诸族的分类仍是从他者眼光出发而为跳出传统史家认识的窠臼。马长寿先生指出,吕氏的分类“与现代民族学知识相背驰者甚多”,此言甚是。关于民国时期从传统史学角度对藏彝走廊区域进行民族分类的研究当另撰文论述。
    (1)据笔者检索,目前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朱映占先生在《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上发表的《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本文是将藏彝走廊作为一块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探讨民国学者涉及该地区民族的分类研究。
    (2)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林耀华先生在对川康北界区域调查后,指出:“历代民族斗争,人口迁徙,弱小的部族遂被驱至川康北界,在此北岭高突土地贫瘠的区域中,过其避难的生活。这些弱小的部落,大别有羌民、嘉戎、西番各族,迄今仍是互相杂处,彼此为邻,形成川康间的特殊边区。”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载《边政公论》第6卷第2期(1947年),第33-44页。
    (1)丁文江:《爨文丛刻自序》,载《地理学报》第2卷第4期,1935年。
    (2)凌纯声:《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载《地理学报》地3卷第3期,1936年。
    (3)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曲木倡明”序,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印行,1947年,第11-12页。
    (4)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6年),第76页。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5)尹明德:《滇边野山及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人种》,载《地理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3年)。
    (6)江应梁:《云南西部焚夷民族之经济社会》,载《西南边疆》创刊号(1938年)。又见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89页。
    (1)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期(1944年)。又见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266页。
    (2)陶云逵:《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一分册(1937年)。又见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3页。
    (3)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976年,第3页。
    (4)尹明德:《滇边野山及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人种》,载《地理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3年)。
    (1)张一善:《滇边之山头宗族》,载《边疆通讯》第3卷第2期(1945年)。
    (2)《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引文加黑部分即史家区分人群之标准。
    (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沈黎郡部落人群云:“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此处汶山夷当指冉駹夷而言,而“莋都”、“冉駹”之所以被归入“夷”类人群,理由可能正在于其居处略同的缘故。
    (4)《隋书·附国传》记:“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
    (5)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3期,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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