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朝的政治中心——从中国古代北方行国政治中心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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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古代北方大漠草原上,自匈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被中原人称为"行国"的游牧政权,其政治中心与中原"城国"政治中心为固定的都城不同,是随着季节变化而迁徙的单于庭或汗庭,简称庭,同时代的中原人蔑称虏庭,为车帐组成的游牧聚落,有季节性营地。辽朝是一个行国和城国兼有的政权,且以行国特色最为突出。尽管建有五个京城,但契丹皇帝并不住在京城,故京城不是政治中心。契丹皇帝的四时捺钵与行国君主有季节性营地的性质是一样的,故捺钵不是政治中心。由于行宫在辽朝已有特殊含义,是指帝后和特殊人物的直属集团组织,故也不是政治中心。而汗庭又很难体现出辽朝还有借自汉制的中央政府机构,故只有"行朝"即以皇帝大帐为中心包括枢密院、宰相府等中央官署在内迁徙移动的朝廷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
引文
(1)[元]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8页。
(2)《辽史》卷32《营卫志中·行营》,第373页。
(3)[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8“历代州域形势八·宋下”,贺次君等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5页。
(4)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载同氏著:《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289页。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5)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6)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同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页。
(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8页。
(3)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载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九),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第695~752页;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载同氏著:《东北史论丛》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第7页。
(4)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19、124页。
(1)[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8页。
(2)《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685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2,“太宗淳化二年(991)四月辛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14页。
(4)《长编》卷142,“仁宗庆历三年(1043)七月甲午”,第3412页。
(1)《长编》卷150,“仁宗庆历四年(1044)六月甲午”,第3640~3641页。
(2)《长编》卷159,“仁宗庆历六年(1046)七月癸亥”,第3844页。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九《策·策断三》(第一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7页。
(4)《长编》卷328,“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乙未”,第7899~7900页。
(5)[宋]陆游:《家世旧闻》卷上《楚公言辽俗》,载[宋]姚宽、陆游:《西溪丛语家世旧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6页。
(1)[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0~3161页。
(2)[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3883、3890页。
(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4)《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3页
(5)《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72页。
(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页。
(1)《汉书》卷96下《西域传》,第3901页。
(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页;《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3901页。
(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5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2页。
(2)[宋]范晔:《后汉书》卷19《耿弇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8页。
(3)《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815页。
(4)《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52页。
(5)《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90、3795页。
(6)《汉书》卷94下《匈奴传》,第3796页。
(7)林博:《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9)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10)#12
(11)[日]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昭和五十年(1975),第92页。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2页。
(2)《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54页。
(3)《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1页。
(4)《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3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6,“齐武帝永明四年(486)二月乙未”,“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273页。
(6)如林幹认为汗国的政治统领中心为汗“庭”,周伟洲亦认为是“其常所会庭”即“王庭”,陶克涛认为此“常会庭”、“贼庭”是其国都,为汗国的号令中心,是“柔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集地,是全国凝聚力的依托”,自然为政治中心(参见林览:《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96页;陶克涛:《毡乡春秋》(柔然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261、263页)。
(7)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第110页;《东胡史》,第136页。
(1)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147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95页。
(2)陶克涛:《毡乡春秋》(柔然篇),第261页。
(3)[日]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昭和五十年(1975),第303页。
(4)《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0~2291、2289页。
(5)《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2页。
(6)《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第5174页。
(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28页;《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27页。
(8)《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第6028页。
(9)[唐]魏征等:《隋书》卷51《长孙晟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30页。
(10)《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27页;卷144上《突厥上》,第5169页;《资治通鉴》卷182“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四年(608)正月壬申”,第5637页。
(11)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唐]李延寿:《北史》卷99《突厥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88页。
(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60页。
(3)《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第5179页。
(4)[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4《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一》,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NO.2060。
(5)《旧唐书》卷144上《突厥上》,第5169页。
(6)《毗伽可汗碑》,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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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第1864页。
(1)[唐]李延寿:《北史》卷99《突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87~3288页。
(2)[日]山田信夫:《〈周书·突厥传〉笺注》,载[日]内田吟风著、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第91页。
(3)《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第6052页。
(4)《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2页。
(5)《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6)《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第6114页。
(7)《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第6130页。
(8)《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9)耿世民:《古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3~205、206~215、220~223页。
(1)《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5页。
(2)林会、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3)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页;程溯落:《回纥游牧封建汗国的兴衰(744~840)》,载程溯落:《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刘志宵:《论回纥汗国》,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59~66页。
(4)《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五年(840)八月庚辰”,第7947页。
(5)《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第6130页。
(1)《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2)《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元年(780)六月甲午”,第7282页。
(3)关于蒙元时期的斡耳朵,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进行了初步考证(见[法]伯希和:《斡耳朵》,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页),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东胡民族考》一文中首先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考察(参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载同氏著:《塞外民族史研究》上,第272页。原载《史学杂志》第二四编),箭内亘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探讨(参见箭内亘:《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陈捷、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1、63、139、121页)。
(4)[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5)[日]宇野伸浩:《蒙古帝国的斡耳朵》,冯继钦译,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2期,第1~9页。
(1)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一),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7年第3期,第5~7页;周良宵、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2)[日]宫脇淳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70~71页。
(4)[宋]徐霆、彭大雅著,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笺证》,第4页。载《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
(5)《元史》卷2《定宗》,第38~39页。
(1)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99~103页。
(2)《元史》卷3《宪宗》,第46~54页。
(3)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59~277页。
(4)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78~279、284页。
(1)关于这一时期的蒙古政权,蒙古人自称“大蒙古国”或“大元”,明朝人称“北虏”、“鞑靼”、“北朝”等,现代人有“明代蒙古”、“北元”、“北元——蒙古”等称谓,这里采用学界较为流行的“北元”一词。参见达力扎布:《北元史研究三题》,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2期,第67~73页;薄音湖:《北元与明代蒙古》,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9~12页。
(2)陈得芝:《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曹永年:《北元宣光、天元朝的都城》,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3~10页。
(3)[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1,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第698页。
(4)[明]郑晓:《皇明北虏考》,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2006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1页;[明]何乔远:《王享记》,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1页。
(5)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3页。
(6)达力扎布:《北元汗斡耳朵游牧地考》,载同氏著:《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3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林斡:《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第286页;[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5~156页。
(2)达力扎布:《北元汗斡耳朵游牧地考》,载同氏著:《明清蒙古史论稿》,第80~81页。原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同氏著:《辽史丛考》,第94页。
(2)肖爱民:《论辽朝“四时捺钵”的性质及其地位——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谈起》,载马永真等主编:《论草原文化》第八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278页。
(1)《辽史》卷31《营卫志上》,第362页。
(2)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时)豆卢革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为宫使。因以邺宫为兴圣宫,以继岌为使。”([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唐太祖家人传第二·庄宗五子·继岌传》,第152页)《旧五代史》载:“太祖(朱温)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以友文为使。”([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3《梁家人传第一·博王友文传》,第136页)说明早在唐朝就有宫使,至后梁朱温把自己原所领四镇建宫设使,故李锡厚先生认为“如果就其连同州县组成的‘宫'而言,则显然不该视为契丹特殊的制度。……辽的宫卫制度正类此(指上述朱温建宫设使——引者注)”(李锡厚:《论辽朝的政治体制》,载李锡厚:《临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3)《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六月丁丑朔”,第2560页。
(1)肖爱民:《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载《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8~12页。
(2)《常遵化墓志》、《创建静安寺碑铭》,载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9、360~363页。
(3)肖爱民:《试析辽朝人意识中的国家政治中心——以辽代的石刻文为中心》,载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辽史》卷32《营卫志中·行营》,第373页。
(3)[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8“历代州域形势八·宋下”,贺次君等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5页。
(4)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载同氏著:《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289页。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5)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6)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同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页。
(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8页。
(3)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载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九),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第695~752页;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载同氏著:《东北史论丛》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第7页。
(4)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19、124页。
(1)[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8页。
(2)《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685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2,“太宗淳化二年(991)四月辛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14页。
(4)《长编》卷142,“仁宗庆历三年(1043)七月甲午”,第3412页。
(1)《长编》卷150,“仁宗庆历四年(1044)六月甲午”,第3640~3641页。
(2)《长编》卷159,“仁宗庆历六年(1046)七月癸亥”,第3844页。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九《策·策断三》(第一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7页。
(4)《长编》卷328,“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乙未”,第7899~7900页。
(5)[宋]陆游:《家世旧闻》卷上《楚公言辽俗》,载[宋]姚宽、陆游:《西溪丛语家世旧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6页。
(1)[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0~3161页。
(2)[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3883、3890页。
(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4)《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3页
(5)《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72页。
(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页。
(1)《汉书》卷96下《西域传》,第3901页。
(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页;《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3901页。
(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5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2页。
(2)[宋]范晔:《后汉书》卷19《耿弇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8页。
(3)《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815页。
(4)《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52页。
(5)《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90、3795页。
(6)《汉书》卷94下《匈奴传》,第3796页。
(7)林博:《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9)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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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昭和五十年(1975),第92页。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2页。
(2)《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54页。
(3)《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1页。
(4)《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3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6,“齐武帝永明四年(486)二月乙未”,“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273页。
(6)如林幹认为汗国的政治统领中心为汗“庭”,周伟洲亦认为是“其常所会庭”即“王庭”,陶克涛认为此“常会庭”、“贼庭”是其国都,为汗国的号令中心,是“柔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集地,是全国凝聚力的依托”,自然为政治中心(参见林览:《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96页;陶克涛:《毡乡春秋》(柔然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261、263页)。
(7)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第110页;《东胡史》,第136页。
(1)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147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95页。
(2)陶克涛:《毡乡春秋》(柔然篇),第261页。
(3)[日]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昭和五十年(1975),第303页。
(4)《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0~2291、2289页。
(5)《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2292页。
(6)《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第5174页。
(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28页;《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27页。
(8)《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第6028页。
(9)[唐]魏征等:《隋书》卷51《长孙晟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30页。
(10)《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27页;卷144上《突厥上》,第5169页;《资治通鉴》卷182“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四年(608)正月壬申”,第5637页。
(11)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唐]李延寿:《北史》卷99《突厥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88页。
(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60页。
(3)《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第5179页。
(4)[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4《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一》,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NO.2060。
(5)《旧唐书》卷144上《突厥上》,第5169页。
(6)《毗伽可汗碑》,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63页。
(7)#12
(8)《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第1864页。
(1)[唐]李延寿:《北史》卷99《突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87~3288页。
(2)[日]山田信夫:《〈周书·突厥传〉笺注》,载[日]内田吟风著、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第91页。
(3)《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第6052页。
(4)《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2页。
(5)《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6)《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第6114页。
(7)《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第6130页。
(8)《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9)耿世民:《古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3~205、206~215、220~223页。
(1)《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5页。
(2)林会、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3)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页;程溯落:《回纥游牧封建汗国的兴衰(744~840)》,载程溯落:《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刘志宵:《论回纥汗国》,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59~66页。
(4)《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五年(840)八月庚辰”,第7947页。
(5)《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第6130页。
(1)《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2)《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元年(780)六月甲午”,第7282页。
(3)关于蒙元时期的斡耳朵,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进行了初步考证(见[法]伯希和:《斡耳朵》,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页),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东胡民族考》一文中首先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考察(参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载同氏著:《塞外民族史研究》上,第272页。原载《史学杂志》第二四编),箭内亘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探讨(参见箭内亘:《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陈捷、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1、63、139、121页)。
(4)[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5)[日]宇野伸浩:《蒙古帝国的斡耳朵》,冯继钦译,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2期,第1~9页。
(1)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一),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7年第3期,第5~7页;周良宵、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2)[日]宫脇淳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70~71页。
(4)[宋]徐霆、彭大雅著,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笺证》,第4页。载《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
(5)《元史》卷2《定宗》,第38~39页。
(1)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99~103页。
(2)《元史》卷3《宪宗》,第46~54页。
(3)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59~277页。
(4)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78~279、284页。
(1)关于这一时期的蒙古政权,蒙古人自称“大蒙古国”或“大元”,明朝人称“北虏”、“鞑靼”、“北朝”等,现代人有“明代蒙古”、“北元”、“北元——蒙古”等称谓,这里采用学界较为流行的“北元”一词。参见达力扎布:《北元史研究三题》,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2期,第67~73页;薄音湖:《北元与明代蒙古》,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9~12页。
(2)陈得芝:《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曹永年:《北元宣光、天元朝的都城》,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3~10页。
(3)[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1,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第698页。
(4)[明]郑晓:《皇明北虏考》,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2006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1页;[明]何乔远:《王享记》,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1页。
(5)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3页。
(6)达力扎布:《北元汗斡耳朵游牧地考》,载同氏著:《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3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林斡:《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第286页;[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5~156页。
(2)达力扎布:《北元汗斡耳朵游牧地考》,载同氏著:《明清蒙古史论稿》,第80~81页。原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同氏著:《辽史丛考》,第94页。
(2)肖爱民:《论辽朝“四时捺钵”的性质及其地位——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谈起》,载马永真等主编:《论草原文化》第八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278页。
(1)《辽史》卷31《营卫志上》,第362页。
(2)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时)豆卢革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为宫使。因以邺宫为兴圣宫,以继岌为使。”([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唐太祖家人传第二·庄宗五子·继岌传》,第152页)《旧五代史》载:“太祖(朱温)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以友文为使。”([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3《梁家人传第一·博王友文传》,第136页)说明早在唐朝就有宫使,至后梁朱温把自己原所领四镇建宫设使,故李锡厚先生认为“如果就其连同州县组成的‘宫'而言,则显然不该视为契丹特殊的制度。……辽的宫卫制度正类此(指上述朱温建宫设使——引者注)”(李锡厚:《论辽朝的政治体制》,载李锡厚:《临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3)《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六月丁丑朔”,第2560页。
(1)肖爱民:《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载《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8~12页。
(2)《常遵化墓志》、《创建静安寺碑铭》,载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9、360~363页。
(3)肖爱民:《试析辽朝人意识中的国家政治中心——以辽代的石刻文为中心》,载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