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武惠王彬行狀》作者與體裁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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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四三收録題爲李宗諤所撰《曹武惠王彬行狀》,其作者與體裁的記載均有誤,經筆者考證,此篇當爲天聖《三朝國史·曹彬傳》,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中所引數段方爲李宗諤所撰《行狀》。
引文
(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20頁.
(2)脱脱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982頁.
(3)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827頁。
(4)脱脱等:《宋史》,第9142頁。
(5)另有一引文爲“王與太祖密論天下事,無不合上意,而公堂會議,如不能言。太祖益所器重”,此文在《琬琰集》中《行狀》和《宋史·曹彬傳》無對應處,筆者認爲,這樣的語句當爲行狀一類文章所有,而運用到史傳中却不合適,參見下文的討論。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頁。
(1)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頁。
(2)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15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459頁。
(3)脱脱等:《宋史》,第8977頁.
(4)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頁.
(5)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59—460頁。
(1)脱脱等:《宋史》,第8977—8978頁。
(2)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頁。
(3)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0頁。
(4)脱脱等:《宋史》,第8978頁。
(1)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25頁。
(2)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0頁。
(3)脱脱等:《宋史》,第8977—8978頁。
(4)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5頁.
(1)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0—461頁。
(2)脱脱等:《宋史》,第8978—8979頁。
(3)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8頁。
(1)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4頁.
(2)脱脱等:《宋史》,第8980頁。
(3)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9頁。
(4)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8頁.
(1)脱脱等:《宋史》,第8982頁。
(1)袁桷著,楊亮校注:《袁桷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848頁。
(2)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314頁。
(3)趙翼撰,王樹民校讚:《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00頁.
(4)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48頁.
(5)王明清:《揮麈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54頁。
(6)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第501頁。
(7)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8)關於與行狀有相似寫法的墓誌銘與史書的區别,曾鞏曾説:“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曾鞏:《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53頁.
(1)汪藻:《浮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頁。
(2)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910頁。
(3)王應麟:《玉海》,第876頁。
(4)王應麟:《玉海》,第876頁。
(5)按《長編》注文所引稱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去世的臣僚傳記,即爲天聖《三朝國史》中的傳記,參見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取材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6—57頁。
(6)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334頁。
(1)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2—463頁.
(2)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613頁。
(3)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6-467頁。
(4)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刻本《琬琰集》(書號:02392)著録信息爲“宋建刊本”。
(5)參見潘銘燊:《書業惡風始於南宋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1年第12期。
(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520頁。
(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3232頁。
(2)司馬光:《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70頁。
(3)詳見羅炳良:《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的編纂特點與史學價值》,《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2)脱脱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982頁.
(3)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827頁。
(4)脱脱等:《宋史》,第9142頁。
(5)另有一引文爲“王與太祖密論天下事,無不合上意,而公堂會議,如不能言。太祖益所器重”,此文在《琬琰集》中《行狀》和《宋史·曹彬傳》無對應處,筆者認爲,這樣的語句當爲行狀一類文章所有,而運用到史傳中却不合適,參見下文的討論。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頁。
(1)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頁。
(2)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15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459頁。
(3)脱脱等:《宋史》,第8977頁.
(4)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頁.
(5)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59—460頁。
(1)脱脱等:《宋史》,第8977—8978頁。
(2)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頁。
(3)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0頁。
(4)脱脱等:《宋史》,第8978頁。
(1)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4—25頁。
(2)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0頁。
(3)脱脱等:《宋史》,第8977—8978頁。
(4)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5頁.
(1)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0—461頁。
(2)脱脱等:《宋史》,第8978—8979頁。
(3)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8頁。
(1)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4頁.
(2)脱脱等:《宋史》,第8980頁。
(3)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册,第29頁。
(4)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8頁.
(1)脱脱等:《宋史》,第8982頁。
(1)袁桷著,楊亮校注:《袁桷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848頁。
(2)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314頁。
(3)趙翼撰,王樹民校讚:《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00頁.
(4)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48頁.
(5)王明清:《揮麈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54頁。
(6)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第501頁。
(7)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8)關於與行狀有相似寫法的墓誌銘與史書的區别,曾鞏曾説:“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曾鞏:《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53頁.
(1)汪藻:《浮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頁。
(2)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910頁。
(3)王應麟:《玉海》,第876頁。
(4)王應麟:《玉海》,第876頁。
(5)按《長編》注文所引稱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去世的臣僚傳記,即爲天聖《三朝國史》中的傳記,參見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取材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6—57頁。
(6)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334頁。
(1)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2—463頁.
(2)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613頁。
(3)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第466-467頁。
(4)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刻本《琬琰集》(書號:02392)著録信息爲“宋建刊本”。
(5)參見潘銘燊:《書業惡風始於南宋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1年第12期。
(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520頁。
(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3232頁。
(2)司馬光:《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70頁。
(3)詳見羅炳良:《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的編纂特點與史學價值》,《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