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行动与基层动员:一种策略性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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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作者：刘中起
- 年：2016
- 作者机构：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 会议召开时间：2016-09-17
- 会议录名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16年度）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D630
- 学会代码：SHSL
- 会议名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 会议地点：中国上海
- 主办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 学会名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 页数：15
- 文件大小：782k
- 原文格式：O
- 会议级别：地方
摘要
<正>一、框架建构:基层动员的理论滥觞"框架"(Frame)概念来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offman出版的《框架分析》(Goffman 1974)一书,指"使个体能够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在生活空间和更广泛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世界的理解图式"~①,它"赋予事件和事情以意义,从而发挥着将体验组织化并引领行动的功能"(Benford and Snow,2000)。框架建构论~②中的"框架建构"(Framing),表示用一个概念框架去塑造和建构人们对社会现实
引文
(1)Goffman,Erving.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Row,1974.
(2)从学术源流和谱系的角度说,认知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出自组织动员研究,和理性分析论一脉相承。这样,运动参加者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理性的诠释,而不只是当作情感的破坏性宣泄。同时,认知框架分析不是理性行为理论的简单延伸,因为这一概念实际上不得不超越理性分析模式,强化情感和文化分析的领域。可以说,认知框架分析正是要在理性的认知分析和非理性的分析(心理、情感)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社会运动认知框架(flame)使群众激情(emotion),及其向集体行动的转化,得到了理论上的表达。参见Nick Crossley,Making Sense of Social Movements,Open University Press,Buckingham,2002,p.l36。
(3)在Snow看来,框架对于人类的认知和行动具有三个功能:聚焦、连接和转变。参见Benford,Robert D.and A.Snow,"Framing Process and Social Movements;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611—639,2000;Snow,David A.2004a."Framing Process,Ideology,and Discursive Fields",pp.380—412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edited by D.A.Snow,S.A.Soule,and H.Kriesi.Maiden,MA:Blackwell Pub.pp.384—385.
(1)参见McAdam,Doug,John D.McCarthy,and Mayer N.Zald.(eds.).1996.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Moveme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lo年第1期。
(2)在Klandermans看来,集体行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可分为“公众话语和集体身份”、“说服性沟通”(Persuasive Comanunication)以及“意识提升”三个层次来讨论。“框架配合”(Framing Alignmem)、“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和“目标与手段包装”(Packaging of Goals and Means)等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令行动所代表的理念能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联系起来。参见Klandermans,Bert&Sidney Tarrow 1988,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eds.)by Bert Klandermans,Hanspeter Kriesi&Sidney Tarrow.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vol.1.Greenwich,Conn.:JAI;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年第1期。
(1)陈天祥、杨婷:《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2014年6月,“绿主妇”家庭可再生废弃物回收志愿者服务团队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最美人物之“节约之星”称号;2014年12月,《“绿主妇”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获得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参见《新民晚报》2014年12月30日;凌云街道党工委:《从“垃圾三村”到“花园三村”的蜕变——“绿主妇”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共徐汇区委党建网。
(1)爱心编结社前身是“绿主妇编结聊吧”,最初是由喜欢编织毛衣的阿姨们汇聚活动的场所,她们一边编织毛线,一边聊聊家长里短,献爱心和民意收集两不误,聊吧的召集人经常把收集到的社情民意汇总到“绿主妇议事会”,而梅陇三村党总支则通过聊吧向居民开展一些宣传发动工作,效果出乎意外的好。当然,“编结聊吧”爱心行动主要是为小区的独居老人义务编织毛衣、围巾、手套等过冬衣物,三年时间里,总共向老人们赠送了200多件过冬衣物。2012年秋冬时节,“绿主妇编结聊吧”升级成为“绿主妇爱心编结社”,人数也增加到了70多位,“绿主妇”们编制的爱心衣物达1 800多件(套)。参见凌云街道党工委:《从“垃圾三村”到“花园三村”的蜕变——“绿主妇”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共徐汇区委党建网。
(2)Snow,D.A.,&Benford,R.D.Ideology,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1988,(1),pp.197—219.
(1)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年第1期。
(2)韩狄明、陈彬:《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1)《居民自治必须先凝聚人心》,《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2)刘中起:《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城市观察》2012年第2期。
(1)范斌、赵欣:《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学术界》2012年第8期。
(2)Snow,D.,et al.Social met words and social movements:A micro 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Americans Sociological Review,1980,(45).
(3)王冠:《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正是这样的网络层层递进地揭开了集体行动的帷幕,并生产出集体福利。由此,框架化过程有赖于特定的动员网络结构的形成。动员主体的跨越制度边界的、散布性的结构特征,可以扩展动员幅度,更好地综合各种竞争性的解释话语,从而更容易达成共识并实现框架整合。参见Kim,Hyojoung and Peter S.Bearman.1997./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ovement Participation.O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70—93;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年第1期。
(2)凌燕:《“绿主妇”以绿色先行,探索居民自治模式》,《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3)参见Durkheim,Em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Trans,by W.D.Halls.London:Macmillan,[1893]1984。
(1)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220页。
(2)曾鹏、罗观翠:《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3)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4)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韩狄明、陈彬:《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2)范斌、赵欣:《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学术界》2012年第8期。
(3)因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所以必须运用选择性激励手段去促进所有利益相关社区居民的参与,选择性激励是某些社区居民如果不参与则会失去某些东西,唯有如此,才能使理性的个体积极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王冠:《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帕特南(Putnam)认为: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而这网络指的是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李妮:《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1)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国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参见夏铸九等:《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区运动》,《台湾社会研究》2002年第46期;庄雅仲:《五饼二鱼:小区运动与都市生活》,《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3)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参见《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2014年12月31日。
(3)参见徐中振、徐珂:《走向社区治理》,《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刘中起:《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城市观察)2012年第2期。
(4)Stephan Kuhnert,"An Evolution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Common Good",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1(12),pp.13—29.
(1)参见李树忠:《全面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光明日报》2014年11月8日。
(2)从学术源流和谱系的角度说,认知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出自组织动员研究,和理性分析论一脉相承。这样,运动参加者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理性的诠释,而不只是当作情感的破坏性宣泄。同时,认知框架分析不是理性行为理论的简单延伸,因为这一概念实际上不得不超越理性分析模式,强化情感和文化分析的领域。可以说,认知框架分析正是要在理性的认知分析和非理性的分析(心理、情感)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社会运动认知框架(flame)使群众激情(emotion),及其向集体行动的转化,得到了理论上的表达。参见Nick Crossley,Making Sense of Social Movements,Open University Press,Buckingham,2002,p.l36。
(3)在Snow看来,框架对于人类的认知和行动具有三个功能:聚焦、连接和转变。参见Benford,Robert D.and A.Snow,"Framing Process and Social Movements;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611—639,2000;Snow,David A.2004a."Framing Process,Ideology,and Discursive Fields",pp.380—412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edited by D.A.Snow,S.A.Soule,and H.Kriesi.Maiden,MA:Blackwell Pub.pp.384—385.
(1)参见McAdam,Doug,John D.McCarthy,and Mayer N.Zald.(eds.).1996.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Moveme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lo年第1期。
(2)在Klandermans看来,集体行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可分为“公众话语和集体身份”、“说服性沟通”(Persuasive Comanunication)以及“意识提升”三个层次来讨论。“框架配合”(Framing Alignmem)、“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和“目标与手段包装”(Packaging of Goals and Means)等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令行动所代表的理念能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联系起来。参见Klandermans,Bert&Sidney Tarrow 1988,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eds.)by Bert Klandermans,Hanspeter Kriesi&Sidney Tarrow.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vol.1.Greenwich,Conn.:JAI;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年第1期。
(1)陈天祥、杨婷:《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2014年6月,“绿主妇”家庭可再生废弃物回收志愿者服务团队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最美人物之“节约之星”称号;2014年12月,《“绿主妇”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获得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参见《新民晚报》2014年12月30日;凌云街道党工委:《从“垃圾三村”到“花园三村”的蜕变——“绿主妇”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共徐汇区委党建网。
(1)爱心编结社前身是“绿主妇编结聊吧”,最初是由喜欢编织毛衣的阿姨们汇聚活动的场所,她们一边编织毛线,一边聊聊家长里短,献爱心和民意收集两不误,聊吧的召集人经常把收集到的社情民意汇总到“绿主妇议事会”,而梅陇三村党总支则通过聊吧向居民开展一些宣传发动工作,效果出乎意外的好。当然,“编结聊吧”爱心行动主要是为小区的独居老人义务编织毛衣、围巾、手套等过冬衣物,三年时间里,总共向老人们赠送了200多件过冬衣物。2012年秋冬时节,“绿主妇编结聊吧”升级成为“绿主妇爱心编结社”,人数也增加到了70多位,“绿主妇”们编制的爱心衣物达1 800多件(套)。参见凌云街道党工委:《从“垃圾三村”到“花园三村”的蜕变——“绿主妇”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共徐汇区委党建网。
(2)Snow,D.A.,&Benford,R.D.Ideology,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1988,(1),pp.197—219.
(1)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年第1期。
(2)韩狄明、陈彬:《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1)《居民自治必须先凝聚人心》,《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2)刘中起:《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城市观察》2012年第2期。
(1)范斌、赵欣:《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学术界》2012年第8期。
(2)Snow,D.,et al.Social met words and social movements:A micro 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Americans Sociological Review,1980,(45).
(3)王冠:《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正是这样的网络层层递进地揭开了集体行动的帷幕,并生产出集体福利。由此,框架化过程有赖于特定的动员网络结构的形成。动员主体的跨越制度边界的、散布性的结构特征,可以扩展动员幅度,更好地综合各种竞争性的解释话语,从而更容易达成共识并实现框架整合。参见Kim,Hyojoung and Peter S.Bearman.1997./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ovement Participation.O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70—93;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年第1期。
(2)凌燕:《“绿主妇”以绿色先行,探索居民自治模式》,《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3)参见Durkheim,Em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Trans,by W.D.Halls.London:Macmillan,[1893]1984。
(1)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220页。
(2)曾鹏、罗观翠:《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3)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4)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韩狄明、陈彬:《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年第1期。
(2)范斌、赵欣:《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学术界》2012年第8期。
(3)因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所以必须运用选择性激励手段去促进所有利益相关社区居民的参与,选择性激励是某些社区居民如果不参与则会失去某些东西,唯有如此,才能使理性的个体积极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王冠:《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帕特南(Putnam)认为: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而这网络指的是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李妮:《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1)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国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参见夏铸九等:《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区运动》,《台湾社会研究》2002年第46期;庄雅仲:《五饼二鱼:小区运动与都市生活》,《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3)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参见《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2014年12月31日。
(3)参见徐中振、徐珂:《走向社区治理》,《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刘中起:《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城市观察)2012年第2期。
(4)Stephan Kuhnert,"An Evolution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Common Good",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1(12),pp.13—29.
(1)参见李树忠:《全面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光明日报》201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