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经典诠释方法与圣经释义学——以民国儒家基督徒吴雷川的圣经解读策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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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取孟子的经典诠释方法,以民国儒家基督徒吴雷川的圣经解读策略为例,详细考察他是如何将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经典诠释原则,自发引入其圣经的诠释实践,以儒家的解经方法建构本土化圣经解读的方法论依据。本文将深入检视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读经法与汉语圣经诠释实践的关联,借助于对吴雷川本土化的圣经诠释方法之得失的反思,尝试讨论运用中国经学的诠释原则,建构汉语圣经释经进路的可行性,探求中国经学与西方圣经解经学方法论的融通与对话。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biblical reading strategies of Wu Leichuan,an important Chinese Protestant thinker who holds the dual identity as Confucian-Christian in Republican China.Trained in Chinese classical scholarship,Wu unconsciously borrows Mencius' classical text interpretive methods of "trac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from the understood meaning"(Yi'yi ni'zhi) and"knowing about the ancients and discussing the ages in which they lived"(Zhi' Ten lunshi,i.e."making friends with the ancients") into his textual reading of the Bible.Adoption of Mencius' hermeneutical principles of the Book of Odes and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etc.,Wu develops his own indigenous biblical textual reading approaches,which are expressed as "those who read the Bible may not insist on one term(or a sentence) so as to do violence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 reading the Gospel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Jesus Christ as Huma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Wu ' s indigenous biblical reading methods,the essay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of the influence that Confucius and Mencius' de-contextualized annotation stands had carried upon his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Based on the above case study,the essay aims to explore a kind of reading strategy linking Chinese commentarial traditions and biblical hermeneutics,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ross-cultural hermeneutics and promote the ongoing dialogue between two ancient civilizations.
引文
[1]卓新平:“导读”,载于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简体版,第3页。
    [1]参见刘耘华的《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7,90,97页。
    [2]关于孟子“以意逆志”读经法和吴雷川圣经解读的关联讨论,具体参见拙文“孟子的‘以意逆志'读经法与圣经释义学:探讨吴雷川的圣经解释策略”,《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9年7月(第31卷),第153-175页。本文是在前文基础上所做的延伸研究,全面检视吴氏对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读经法的阐述与运用,以及对这两种方法关系的理解,以勾勒其整全的圣经解经脉络,以下不再冗述。
    [1]原文参见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6页。
    [2]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9页。
    [3]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8页。
    [4]参见刘耘华的《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同前,第89页。
    [5]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同前,第28页。
    [1]赵岐:《孟子章句》云:“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朱熹《孟子集注》云:“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徐复观指出:“‘志'指的是作诗者的动机及其指向。”(《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同前,第28页)
    [2]参见杨乃乔的“诗学与视域——论比较诗学及其比较视域的互文性原则”,《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第31-41页。
    [3]刘耘华:《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同前,第89页。
    [4]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同前,第357页。
    [5]当代法国诠释学家利科尔(Paul Ricoeur)的文本诠释学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将“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区分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按照他的分析,文本和口语形式的话语相比,具有永恒性、简化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等特征,他特别强调书写文本的自主性,指出书写意味着其与口语及其所表达的事件之间存在着诠释学距离,由此,书写使文本对于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了可能。文本所指的意义和作者的意思不再一致了。具体参见氏著,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及氏文,“诠释学的任务”、“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载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09-432,433-474页。相关评述也可参见彭启福的《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60,68-74页。
    [1]关于吴淇对“意”的解释,周光庆认为其“反对将‘意'视为解释者自己之意,而认定意乃典籍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进而强调‘以意逆志'其实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主张吴淇是将“意”理解为典籍的思想内容,即文本之“意”。(参见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同前,第356-357页。)刘耘华也对吴淇将“意”解为作者之“意”作过评价,指出其是通过文本来追寻作者之“意”,他的看法已蕴含了吴淇的作者之“意”是以文本之“意”的解释为基础。(参见刘耘华的《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同前,第89-90页。)
    [2]徐复观将“意”解释为“是读者通过文词的玩味,摆脱局部文句文字的局限性,所把握到的由整体所酿出的气氛、感动、了解。由所得到的这种气氛、感动,以迎接出(逆)诗人作此诗之动机与指向,使读者由读诗所得之意,‘追体认'到作者作诗时的志”。(参见《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第28页。)
    [3]参见钱钟书《管锥编》:“而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context)耳。”第170页。
    [1]《诗·小雅·北山》原文部分:“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盟,忧我父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相关评述参见黄俊杰的〈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台大历史学报》28(2001),第198页;以及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同前,第355页。
    [2]参见刘耘华的《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同前,第87,90,97页。
    [1]概括而言,“知人”主要指了解作者,如作者思想、生平、为人等。至于“论世”,解释有二:第一,作者一生的事迹。如朱熹:“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第二,作者身处的时代背景。如宋人孙爽:“论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东汉赵岐注:“颂其诗,诗歌颂之,故日颂;读其书,犹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在三皇之世为上,在五帝之世为次,在三王之世为下。”清人吴淇日:“苟不论其世为何世,安知其人为何如人乎?”清人焦循疏:“生在今世,而上友古人,则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
    [2]宋张九成在《孟子传》中注:“盖颂诗读书,想象其音容,仿佛其一二,如出乎其时,如对乎其人,揽其遗芬,味其余嘬。”明郝敬将孟子此章析论为:“论世知人,即诗书所言,神游古人之地,较量体验,如亲承謦咳,冥识其丰采,而洞悉其底里者。”明姚舜牧认为今人欲友古人,当求“知古人之心”,日:“以其心想论到此处,如身处其地,而亲见其行事一般。则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如同处一堂,精神意气初无间隔,而直与之俱。”
    [3][清]焦循:《孟子正义·万章章句下》。
    [1]如本文前面所述,孟子没有有意区分文本意义与作者原意,在他那里,两者的界限不明显,彼此尚未发生当代西方诠释学视域中的不一致。
    [1]有关吴雷川对孟子“以意逆志”法的挪用,也具体参见拙文〈孟子的“以意逆志”读经法与圣经释义学:探讨吴雷川的圣经解释策略〉,《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9年7月(第31卷),第153-175页。
    [2]吴雷川:《墨翟与耶稣》(署名:吴震春),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年,第80页。
    [1]相关评述参见黄俊杰的“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台大历史学报》28(2001),第198页;以及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同前,第355页。
    [2]吴雷川:《耶稣的社会理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第25-26页。
    [1]吴雷川:“我对于基督教会的感想”,载于《生命月刊》第1卷第4期,1921年,第3-4页。
    [2]同上,第4页。
    [3]吴雷川:“圣诞节的联想——耶稣与孔子”,载于《生命月刊》第5卷第2期,1924年,第5页。
    [4]吴雷川:“人格——耶稣与孔子”,载于《生命月刊》第5卷第3期,1925年,第5页。
    [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在晋国回答范宣子所提的问题时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2]同上,第11页。
    [3]同上,第5-6页。
    [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简体版),第二章“耶稣事略”,第13页。
    [2]同上,第15页。
    [3]同上。
    [4]同上,第18页。
    [5]同上,第20页。
    [6]同上,第20-24页。
    [7]同上,第25页。
    [1]有关吴雷川对“耶稣为基督”的阐述,具体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四章“耶稣为基督”,第47-56页。
    [2]同上,第二章“耶稣事略”,第25页。
    [3]同上,参见第25-27页。
    [4]吴雷川:《墨翟与耶稣》,第15-16页。
    [5]吴雷川指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孔子孟子是理论,耶稣却是实践了。‘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我们引孟子称道伯夷柳下惠的话来颂赞耶稣,他真是当之而无愧也。”(见《墨翟与耶稣》,第100页。)
    [1]吴雷川:“生命月刊今后的使命”,载于《生命月刊》第6卷第1期,1925年,第7页。
    [2]同上,第110页。
    [3]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第418页。
    [4]历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18世纪开始兴起的圣经研究方法,为西方《圣经》诠释的两大进路之一,注重从历史和文法的角度,考察《圣经》作者的时代、环境以及经文的修辞、上下文等。
    [1]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组织基础”,载于《现代处境中的宗教》,香港:明风出版,2004年,第239页。
    [2]黄俊杰:“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同前,第204-205页。刘耘华也指出:“孟子在诠释古代文本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诠释原则,同时,在他的诠释实践中又存在着不少与这些原则相抵触之处。”(参见氏著:《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同前,第87页。)
    [3]黄俊杰提及的“脉络性的逸脱”,是指“诗句在《诗经》中原有其特定之使用脉络以及由此而生之涵义,但是,在孟子运用《诗经》时,却将诗句予以‘去脉络化'以转入他自己的对话语脉或情境之中,于是,遂造成诗的原意的失落或逸脱。”(参见氏文:“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同前,第196页。)
    [1]黄俊杰:“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第194页。
    [2]刘耘华:《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同前,第96页。
    [3]同上,第94页。
    [4]郝敬:《孟子说解·卷十》。
    [5]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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