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相·圣像·形像——从德莱叶的电影《圣女贞德的受难》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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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论文题名：Microphysiogonomy,Icon,Image——From Dreyer's film "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
- 论文作者：侯军
- 英文论文作者：Hou ; Jun
- 年：2016
- 作者机构：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
- 论文关键词：微相学 ; 超验风格 ; 圣像 ; 不动情性与不变性 ; 形像
- 英文论文关键词：Microphysiogonomy ; transcendental style ; Icon ; impassibility and immutability ; Image
- 会议召开时间：2016-08-01
- 会议录名称：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J905
- 学会代码：ZJWH
- 学会名称：宗教文化出版社
- 页数：18
- 文件大小：934k
- 原文格式：O
摘要
本文从德莱叶的电影《圣女贞德的受难》谈起,讨论本片的面部特写镜头及其"微相学"特质,指出影片既继承了拜占庭圣像画的某些特点,又对其形式规范和神学前设有所突破。本文接着分析了传统圣像画形式所体现的早期教父的神学观念,明显受到古典希腊式神观及人类学的影响,进而简单梳理了《圣经》本身的"形像"观。文章最后以另外两部电影为例,建议从当代欧美宗教电影入手,交叉运用神学、美学、微相学、人类学的方法继续探讨相关议题。
There are many close-ups of the human face with microphysiogonomic characteristic in Dreyer's La Passion de Jeanne d' Arc.On one hand,La Passion de Jeanne d' Arc has inherited some features of Byzantine Icon painting;on the other hand,there is something in this film that exceeds the visual formulations and the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of traditional Icon painting.As a matter of fact,classical Hellenistic theism and anthropology essentially have shaped the views of early Church Fathers,and these views are embodied in early church Icons.This essay analyses the Biblical view of " image" and provides another two films as examples to propose that it is worthy of detailed studies of religious films produced in the West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ian approach that includes theology,aesthetics,microphysiogonomy and anthropology.
There are many close-ups of the human face with microphysiogonomic characteristic in Dreyer's La Passion de Jeanne d' Arc.On one hand,La Passion de Jeanne d' Arc has inherited some features of Byzantine Icon painting;on the other hand,there is something in this film that exceeds the visual formulations and the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of traditional Icon painting.As a matter of fact,classical Hellenistic theism and anthropology essentially have shaped the views of early Church Fathers,and these views are embodied in early church Icons.This essay analyses the Biblical view of " image" and provides another two films as examples to propose that it is worthy of detailed studies of religious films produced in the West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ian approach that includes theology,aesthetics,microphysiogonomy and anthropology.
引文
[1]转引自(美)大卫·波德维尔:《德莱叶的电影》,柳青译,北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36、38、39页。
[1][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文化电影精神》,安利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另参见[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第八章“人的脸”,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B61a Bal6zs一名的翻译,在国内电影理论界常见的是“巴拉兹·贝拉”,first name和family name是颠倒的(如以上两本译著的作者译名),为避免译名混乱,笔者按惯例仍用“巴拉兹·贝拉”。
[1][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2][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1]本文对圣像画的分析集中于脸部塑造与空间建构,以便和《圣女贞德的受难》进行比较,后者是黑白默片。限于文章篇幅和话题需要,圣像画的色彩等其他造型问题先不讨论。
[2]参见[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之“唯灵论”词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拜占庭圣像的人物面貌的“唯灵论化”,可参[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7页。
[3]转引自[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页。
[1]转引自[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页。
[2]关于某些早期圣像画中的“反透视”空间关系的分析与举例,参见徐凤林:《东正教圣像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45页。
[1]转引自(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18页。由于《圣经》的中文和合本译文采用“形像”来表示上帝或基督的“image”,笔者在正文中也使用“形像”;一些外国著作的中文译者使用的是“形象”,为表示对译者的尊重并忠实译文,笔者对引文不予修改,请读者留意。
[2]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吸收希腊思想以建构教义,既是一个“去犹太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希腊化”的过程。教父中几乎设有一位是犹太人,多数不熟悉希伯来文,基督教早期神学的建构几乎是在对希伯来《圣经》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早期基督教教义并不是被希腊思想同化的产物,二者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希腊思想在教父们的神学建构中,尤其对教父们思考问题的前设与范式,具有重大影响。相关分析可参见[美]帕利坎:《基督教传统(卷一):大公教的形成》,翁绍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1页。值得留意的是,第一,《旧约》中的上帝是富有情感的神,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建立在上帝的性情上,尤其是上帝那信实守约施慈爱的性情——无论以色列人怎样悖逆,上帝一直是信实的,全本《旧约》的救赎历史都反复强调这一点;第二,《新约》中有关天上敬拜的异象,不是静止不动的,未来的“新天新地”也没有摒弃时间性。如《启示录》第4章描写天使对宝座上的神的敬拜乃是“昼夜不住”的赞美;《启示录》第22章描写新圣城耶路撒冷中有生命水的河,河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这些描述都暗示,永恒与时间不一定彼此对立,而是可以协调并存,也即“动态永恒”。“新天新地”的实现,彻底化解了彼岸与此世的张力,当上帝国度完全实现,上帝宝座设立在人间,大地更新,天地联合,不分先后。
[1]参见[英]麦葛福:《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第259-260页。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改变可能变得更差”而排除神会改变或受苦的可能性,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继续发挥这一思路,尽管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曾以其“十字架神学”对阿奎那的神学予以反驳,但总体上看来,古典希腊式神观渗入基督教神学几乎达两千年之久,直到20世纪,西方神学家才予以全面的正视、反思和拨正,如莫尔特曼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莫尔特曼大胆指出,一位不能受苦的神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比任何人还可怜”(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的思考)。参[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72页。还有一事值得留意,在柏拉图主义影响下,早期教父对“道成肉身”的解释也不能避免《圣经》以外之古希腊思维的渗入,由于他们认为圣子/道/逻各斯的神性是绝对不变、不动情的,所以他们对“道成肉身”的理解只能是不变的逻各斯“披上”、“穿戴”被造的人性外衣,耶稣的人性好像君王的皇袍一样,有别于《圣经》所强调的圣子真实地成为人;而福音书中描写的耶稣受苦,在教父们看来也仅仅是耶稣的人性受苦,耶稣的神性则无——这就是“基督人性受造论”的希腊思维前设。
[2]对圣像画的作者而言,“基督圣像不是为了只描绘基督的人性形象,不是他的历史画像,像信徒和非信徒的世俗画家所画的伟人和历史活动的画像那样,而是其中应当表现基督之神性的形象”,转引自徐凤林:《东正教圣像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页。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说,早期圣像造型带有某种程度的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的意味。
[1]转引自[美]邵叶尔:《神学求生指南》,杨长慧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2]参见[德]潘能伯格:《神学与哲学》,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1-52页。
[1]请读者留意,笔者此文的立场并不是要否定或贬低圣像画的神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事实上东方教会的圣像画具有不可取代、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无论从神学思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审美风格的角度来看,传统圣像画都是极宝贵的宗教艺术遗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与特定文化处境内的基督教精神风貌。
[2]参见[挪]托利弗·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吴勇立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139-140页。另参见[美]华尔基、俞明义:《华尔基旧约神学》(上册),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3,第265页。
[1]参见[美]范胡泽编:《神学释经词典》之“神的形象”词条,岑绍麟译,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14。
[2]有关“互居相融”的静态、动态两方面内涵的深入分析,参见[加]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98页。关于早期教父的“动态永恒”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参见李锦纶:《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十五章“生命本体与动态永恒”。
[1]参见[英]莱特:《基督教旧约伦理学》,黄龙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20-121页。
[2]读者可以参考[加]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作为上帝形象的人”;以及李锦纶:《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十八章“圣经的整全人观”。
[3][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苏贤贵、安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2页。
[1]参见[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苏贤贵、安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0-301页。
[1][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苏贤贵、安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2-303页。
[1]参见[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1][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文化电影精神》,安利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另参见[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第八章“人的脸”,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B61a Bal6zs一名的翻译,在国内电影理论界常见的是“巴拉兹·贝拉”,first name和family name是颠倒的(如以上两本译著的作者译名),为避免译名混乱,笔者按惯例仍用“巴拉兹·贝拉”。
[1][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2][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1]本文对圣像画的分析集中于脸部塑造与空间建构,以便和《圣女贞德的受难》进行比较,后者是黑白默片。限于文章篇幅和话题需要,圣像画的色彩等其他造型问题先不讨论。
[2]参见[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之“唯灵论”词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拜占庭圣像的人物面貌的“唯灵论化”,可参[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7页。
[3]转引自[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页。
[1]转引自[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页。
[2]关于某些早期圣像画中的“反透视”空间关系的分析与举例,参见徐凤林:《东正教圣像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45页。
[1]转引自(前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18页。由于《圣经》的中文和合本译文采用“形像”来表示上帝或基督的“image”,笔者在正文中也使用“形像”;一些外国著作的中文译者使用的是“形象”,为表示对译者的尊重并忠实译文,笔者对引文不予修改,请读者留意。
[2]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吸收希腊思想以建构教义,既是一个“去犹太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希腊化”的过程。教父中几乎设有一位是犹太人,多数不熟悉希伯来文,基督教早期神学的建构几乎是在对希伯来《圣经》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早期基督教教义并不是被希腊思想同化的产物,二者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希腊思想在教父们的神学建构中,尤其对教父们思考问题的前设与范式,具有重大影响。相关分析可参见[美]帕利坎:《基督教传统(卷一):大公教的形成》,翁绍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1页。值得留意的是,第一,《旧约》中的上帝是富有情感的神,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建立在上帝的性情上,尤其是上帝那信实守约施慈爱的性情——无论以色列人怎样悖逆,上帝一直是信实的,全本《旧约》的救赎历史都反复强调这一点;第二,《新约》中有关天上敬拜的异象,不是静止不动的,未来的“新天新地”也没有摒弃时间性。如《启示录》第4章描写天使对宝座上的神的敬拜乃是“昼夜不住”的赞美;《启示录》第22章描写新圣城耶路撒冷中有生命水的河,河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这些描述都暗示,永恒与时间不一定彼此对立,而是可以协调并存,也即“动态永恒”。“新天新地”的实现,彻底化解了彼岸与此世的张力,当上帝国度完全实现,上帝宝座设立在人间,大地更新,天地联合,不分先后。
[1]参见[英]麦葛福:《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第259-260页。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改变可能变得更差”而排除神会改变或受苦的可能性,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继续发挥这一思路,尽管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曾以其“十字架神学”对阿奎那的神学予以反驳,但总体上看来,古典希腊式神观渗入基督教神学几乎达两千年之久,直到20世纪,西方神学家才予以全面的正视、反思和拨正,如莫尔特曼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莫尔特曼大胆指出,一位不能受苦的神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比任何人还可怜”(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的思考)。参[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72页。还有一事值得留意,在柏拉图主义影响下,早期教父对“道成肉身”的解释也不能避免《圣经》以外之古希腊思维的渗入,由于他们认为圣子/道/逻各斯的神性是绝对不变、不动情的,所以他们对“道成肉身”的理解只能是不变的逻各斯“披上”、“穿戴”被造的人性外衣,耶稣的人性好像君王的皇袍一样,有别于《圣经》所强调的圣子真实地成为人;而福音书中描写的耶稣受苦,在教父们看来也仅仅是耶稣的人性受苦,耶稣的神性则无——这就是“基督人性受造论”的希腊思维前设。
[2]对圣像画的作者而言,“基督圣像不是为了只描绘基督的人性形象,不是他的历史画像,像信徒和非信徒的世俗画家所画的伟人和历史活动的画像那样,而是其中应当表现基督之神性的形象”,转引自徐凤林:《东正教圣像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页。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说,早期圣像造型带有某种程度的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的意味。
[1]转引自[美]邵叶尔:《神学求生指南》,杨长慧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2]参见[德]潘能伯格:《神学与哲学》,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1-52页。
[1]请读者留意,笔者此文的立场并不是要否定或贬低圣像画的神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事实上东方教会的圣像画具有不可取代、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无论从神学思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审美风格的角度来看,传统圣像画都是极宝贵的宗教艺术遗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与特定文化处境内的基督教精神风貌。
[2]参见[挪]托利弗·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吴勇立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139-140页。另参见[美]华尔基、俞明义:《华尔基旧约神学》(上册),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3,第265页。
[1]参见[美]范胡泽编:《神学释经词典》之“神的形象”词条,岑绍麟译,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14。
[2]有关“互居相融”的静态、动态两方面内涵的深入分析,参见[加]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98页。关于早期教父的“动态永恒”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参见李锦纶:《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十五章“生命本体与动态永恒”。
[1]参见[英]莱特:《基督教旧约伦理学》,黄龙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20-121页。
[2]读者可以参考[加]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作为上帝形象的人”;以及李锦纶:《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十八章“圣经的整全人观”。
[3][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苏贤贵、安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2页。
[1]参见[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苏贤贵、安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0-301页。
[1][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苏贤贵、安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2-303页。
[1]参见[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