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抄袭孙复经说与孙胡交恶——由胡瑗的春秋学佚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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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胡瑗与孙复,都是北宋著名的经学家与教育家。两人对《春秋》都有深入的研究,孙复有《春秋尊王发微》传世,而胡瑗的春秋学著作却已失传,只有片言只语保留在后世的春秋学研究之中。当世学者给胡瑗春秋学说辑佚,最引人注目的,是胡瑗有不少春秋学经说,竟与孙复的著作,一字不差。两人不可能在早年一起读书,因此就不可能把两人著作一字不差,解释作共同研究的成果。而且胡瑗的《易》与《洪范》研究,也同样大幅抄录前人经注而没有说明来源出处。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胡瑗抄袭孙复春秋学经说以为己说。胡瑗抄袭孙复,为史上"孙胡交恶"的公案,提供了可信的旁证。因为孙复讨厌胡瑗,很可能正因为不满胡瑗抄袭孙复之说为己说。
引文
(1)孙复曾经两次在中央最高学府里教授。第一次由庆历二年(1042)至五年,第二次至和二年至嘉祐二年逝世。胡瑗于皇祐四年(1052)入为国子监直讲,嘉祐元年兼管勾太学,至嘉祐四年致仕。参胡鸣盛:《安定先生年谱》,载《宋人年谱丛刊》,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9~689页;拙著:《孙复生平探索》,《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第3卷(1994),第53~78页。
(2)《泰山书院记》,见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19,第222~224页。
(3)胡瑗的著作,据正史与诸家目录所载,只有《春秋要义》三十卷与《春秋口义》五卷传世,今并失传。参脱脱(1313~1355)等,《宋史·艺文志》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58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四部备要》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179,第925页;郑樵(1104~1162):《通志·艺文略》(《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册,第1472页。丁宝书(辑):《安定言行录》(《月河精舍丛抄》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卷下,第6~7页上。又按:《通志》录《春秋口义》作二十卷。
(4)黄宗羲(1610~1695)原著、全祖望(1705~1755)补修:《宋元学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7~28页。
(1)见黄觉弘:《胡瑗<春秋>佚说以及孙复之异同》,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学学版)》,卷38第1期(2011年1月),第64~69页。
(2)见黄觉弘:《胡瑗《春秋》佚说以及孙复之异同》,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学学版)》,卷38第1期(2011年1月),第66页。
(3)《黄文》,第66页。
(1)《谷梁》注:“宋久不讨贼,致令得奔,故谨而月之。”,疏:“无知八年冬弑君,九年春始被杀,而经不书月。此宋万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而云“久不讨贼”,“故谨而月之”者以祝吁书月,传云“谨之”,则此书月,亦是谨之可知也。然则无知既经三月,齐人杀得之,故直书时。此宋人不能即讨,令得奔,故谨而月之。”(《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页91);胡瑗佚文:“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讨贼可知!”(《宋元学案》,第1册,页27);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弑君之贼,当急讨之。万八月弑庄公,十月出奔陈。宋之臣子缓不讨贼若此。”(《通志堂经解》卷3,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版,第9页上)。
(2)即:(1)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条下释义,(2)庄公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条下释义,(3)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未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条下释义,(4)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剌之”条下释义,(5)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已巳晋侯齐师宋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条下释义,(6)文公九年二月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条下释义。
(3)即同上注第(2)、(4)、(6)段,以及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条下释义。
(4)例如《黄文》已列出的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条下两人经注对比,此外,又如:隐公三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条下:胡瑗;“楚丘,卫地。书“于楚丘”者,卫不能救,书“以归”者,凡伯辱命。”(《黄氏日抄》,卷7,第22页下);孙复《发微》:“凡伯寓卫。“戎伐凡伯以归”,言伐用兵也。楚丘,卫地。地以“楚丘”者,责卫不能救难,录“以归”者,恶凡伯不死位。”(卷1,第13下~14页上)。
(1)例如: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条下,胡瑗:“称人以执,恶晋侯也。”(《春秋阙疑》,卷13,第38页上)孙复《发微》:“称人以执,恶晋侯也。五等之制……”(卷5,第7页上);又例如: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条下,胡瑗:“书八月,非时也。书大阅,非礼也。”(《春秋阙疑》,卷3,第33页下),孙复:“八月,不时也;大阅,非礼也。大阅,仲冬,简车马。八月,不时可知也。大阅,大搜,谓天子田。”(卷2,第8页上)。按:所谓“八月不时,大阅非礼”,是孙复根据前贤之意概括而成。后来胡安国《春秋胡氏传》也采用了。(见《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汪克宽《春秋胡注附录纂疏》清楚指明这个说法“本孙氏”。(《四库全书》本,卷5,第15页下。)
(1)《四库全书》本《春秋经解》竟混入了《春秋尊王发微》的首两卷,参葛焕礼:《孙觉《春秋经解》四库本讹误考析》,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41~44页。
(2)《黄文》,第66页。
(3)《黄文》,第66页。
(1)分别见:陈植锷:《胡瑗、孙复、石介同读书泰山辨》,载《学林漫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0~122页;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刘文仲:《胡瑗“读书十年不归”志疑》,载《泰安师专学报》,卷22,第2期(2000年3月),第7~8页;杨朝亮:《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100~106页。拙著:《孙复生平探索》,载《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卷3(1994),第54~78页。
(2)杨朝亮认为孙复、石介早就认识的辩论,见《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页100注1。他讨论的焦点是孙复和石介是否早就认识,没有讨论胡瑗是否曾与孙、石二人一起读书。因为他认为“胡涤称胡、孙、石三人同学说当不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换句话说,他是相信胡涤的记录有根据,因此只要孙、石两人曾经一起读书,就等于三人一起读书泰山为可信了。不过他错误解读石介诗《寄明复熙道》上的一句“未识心相通”,认为“识”应解作“知道”,“未识”是“不知道”而不是“不认识”。不过,石介原诗明显是把“未识”与“心相通”对比,解释作”不知道”就不能与“心相通”对比了。因此应依陈植锷和徐洪兴的理解才合理。(参同上注陈、洪论著。)
(1)刘文仲的根据出自《宋史·范纯仁传》:“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纯仁皆与游。夜肄业,至昼夜分不,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宋史·范纯仁传》,卷314,第10282页。)刘文仲一定把以上一段理解为,胡、孙、石三人同时在雎阳一起读书,而范纯仁(1027~1101)也曾与他们一起学习,发愤以致昼夜不分。问题是:范纯仁生于天圣五年(1027),孙复在雎阳,应是天圣五年到七年之间;而石介则在天圣八年举进士之前,才可能在雎阳一段时期。(参参许毓峰:《石徂徕年谱》,载《宋人年谱丛刊》,第2册,页869~890,尤其页870。)范纯仁刚出生不久,怎样“皆与游”?很明显,刘文仲解读错了。这段记述,其实是以传主范纯仁为中心,提到胡、孙、石、李曾在范仲淹门下,而范纯仁曾经向四人等(“之徒”)学习,并非专指四人在某处依范仲淹,或范纯仁在某处追随四人学习。以这作为胡、孙、石三人曾经读书应天而后人误传为泰山,是立不住脚的。
(2)《徂来石先生文集》卷19,第222~224页。
(3)参胡鸣盛:《胡安定先生年谱》;欧阳修:《胡安定先生墓表》,《全宋文》,18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65~266页。
(4)参拙著:《孙复生平探索》,第60页。
(1)参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载《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第144~150页;《张景学术思想述评》,载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0~520页。
(2)胡瑗抄袭张景的两段,都系于《尚书·洪范》“五曰恶六曰弱”下,第一段是“五福曰寿曰考终命……此亦二极而反一福也”,第二段是“王者体五行以立德……六极伤于民”,分别见于《洪范口义》(《四库全书》本),卷下,第31页下、32页上;张景的释义,见《尚书全解》(《四库全书》本)引,分别见于卷24,第22页下、卷25,第41页上。
(3)胡瑗以孔颖达疏为己说,例如:《周易》《系辞下》“其言曲而中”释义,与《晋》卦上九“晋其堕,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释义,分别见《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本),《系辞下》,第51页下~52页上;卷6,第36页上;同条下孔颖达释义,见《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8,第367页;卷4,第181页。另参拙著:《论胡瑗对前人注疏的承袭与扬弃》,载《劳贞一先生百岁冥诞纪念论文集》(《简牍学报》第19期[2006]),第369~401页。
(4)胡瑗经学的另一特色为“改经”,参拙著:《浅论胡瑗之改经(胡瑗经学特色之一)》,载张其凡、陆勇强(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64页。
(1)见《宋史》卷432,第12833页。
(2)见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辑卷10入《宋名臣言行录五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0页下。今通行本《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见此条。
(3)朱熹《白鹿书堂策问》也曾提到:“胡氏、孙氏亦不相容于当时。”见《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册,第3884页。
(4)见《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29,第3091页。
(5)《宋元学案》第1册,第23~24页。
(6)王建秋:《宋代太学与太学生》,台北:中国学术奖励委员会1965年版,第227~229页。
(7)对王建秋的驳议,参拙著:《孙复生平探索》,第67页。
(1)黄百家按语,见《宋元学案》,第1册,第30页。
(2)胡鸣盛辩邵博所记不可信,见《安定先生年谱》,第688页。
(3)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334页。
(1)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1,见今本《邵氏闻见后录》附,第246页。
(2)胡瑗曾上书求兴武学,称赞孙复“明经旨”。见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0.第8页上。
(3)其事见张舜民:《画墁录》卷1(《稗海》本[槐荫山房印本]),第7页上~下。
(4)参拙著:《孙复生平探索》,第67页。
(5)程颐的记载,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68页。
(1)程颐对《春秋》的解说,与孙复互有异同。其中与孙复相近的,略举几条“隐公”条目的释义为例如下:隐公二年“莒子伯、纪子盟于密”、七年“夏城中丘”、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见《二程集》,第1090、1095、1096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5年版,第4495页。
(1)见《石徂徕先生文集》,第222~224页。
(2)孙觉《春秋经社要义》,成于庆历八年,时孙觉年21岁,随胡瑗在湖州受业。参黄觉弘:《孙觉<春秋经社要义>佚文考说》,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42~145页;刘德明:《孙觉<春秋经解>解释方法探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注20。
[1]笔者认为,胡瑗的春秋学佚文,最少可以从三方面讨论:一是《黄文》搜罗的胡瑗佚文的问题,二是胡瑗有哪些春秋学的著作,三是胡瑗还有哪些春秋学佚文。今简略论之如下:《黄文》找到的胡瑗佚文,无论出处、同一条的详略分合,都可以进步澄清。例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条下佚文,《黄文》认为《春秋大全》所录文辞较《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所录为多,当为误合《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同条其他引文所至。(《黄文》,第66页。)按:《黄文》实指《春秋大全》误引了“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其实,诸家引录此条胡瑗佚文,详略各异,而汪克宽节引甚短。这条佚文早见于张洽(1160~1237)《张氏春秋集注》引录(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卷1,第5页下):“海陵胡氏曰:益师,字众父,众仲其后,理或然也。春秋于诸侯书卒、书葬,与鲁君及夫人,同于大夫,书其卒而不书葬,恩纪详畧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故问其疾,吊其丧。其葬臣邻之义,必厚其送终之恩,此春秋大夫卒必书之旨也。”包括了《黄文》以为误引的部分,是诸本所引最长的版本,其他各家所引,是详略不一的节录。这条佚文,当以张洽所引为本。至于“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源出《左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逆女”下。见《春秋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45,第1466页。其次,《黄文》从《春秋会义》辑出胡瑗佚文,并考证出应出自胡瑗的《春秋论》。按:根据宋濂(1310~1381)为朱临作的传记(《浦阳人物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87册,卷下,第18~19页),胡瑗除了《春秋要义》与《春秋口义》之外,还著有《春秋辨要》。究竟辑出的《春秋论》,是否就是《春秋要义》或《春秋辨要》,还是另一种著作,待考。最后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是:是否还有怀疑是胡瑗的春秋学佚文。程端学(1278~1334)《春秋本义》、《春秋或问》和《程氏春秋或问》,收录有三位“胡氏”的经说,并分别以“康侯胡氏曰”、“邦衡胡氏曰”以及“胡氏曰”作引介。据《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称“胡氏”的共有三人,“康侯”是胡安国,“邦衡”是胡铨,余下的这位“胡氏”理应就是胡瑗,其下并指明他的春秋学著作是“口义”(《四库全书》本,第6页上~下、第2页下)。因此,问题似乎很简单,就是程端学三种春秋学的著述之中,凡称“胡氏曰”的,除据上下文可判断为另有其人之外,应该都出自胡瑗的《春秋口义》。而且其中5条经说,同样见于诸家引录,表列如下:由此推断,“胡氏曰”下所引,理应是胡瑗的《春秋口义》的残余。可是“胡氏曰”下所引录,有几条竟出自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表列如下:这可能出于程端学自己用例不够严谨,也可能因为后人传抄或刻印有所遗漏;无论如何,总增加了后人判断的困难。本来把出自胡安国著述的“胡氏曰”剔除,其余的应就是胡瑗《春秋口义》的佚文了。不过,正因为“胡氏曰”已经混杂了胡安国的经说,也就不能排除也混杂胡铨经说的可能。朱彝尊作《经义考》时,不见胡铨的《春秋集善》(见《经义考》,卷184,第950页),但据刘琳和沈治宏编的《现存宋人著述总目》,胡铨的《春秋集善》与《春秋传》仍然流传,(参《现存宋人著述总目》,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8页)可是因为流通不广,笔者至今未见,故无从核对。因此,程端学这三种春秋学著作中所引录的“胡氏曰”,虽然大部分相信是胡瑗《春秋口义》的佚说,但仍然只好留作他日才作决定。
(2)《泰山书院记》,见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19,第222~224页。
(3)胡瑗的著作,据正史与诸家目录所载,只有《春秋要义》三十卷与《春秋口义》五卷传世,今并失传。参脱脱(1313~1355)等,《宋史·艺文志》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58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四部备要》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179,第925页;郑樵(1104~1162):《通志·艺文略》(《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册,第1472页。丁宝书(辑):《安定言行录》(《月河精舍丛抄》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卷下,第6~7页上。又按:《通志》录《春秋口义》作二十卷。
(4)黄宗羲(1610~1695)原著、全祖望(1705~1755)补修:《宋元学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7~28页。
(1)见黄觉弘:《胡瑗<春秋>佚说以及孙复之异同》,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学学版)》,卷38第1期(2011年1月),第64~69页。
(2)见黄觉弘:《胡瑗《春秋》佚说以及孙复之异同》,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学学版)》,卷38第1期(2011年1月),第66页。
(3)《黄文》,第66页。
(1)《谷梁》注:“宋久不讨贼,致令得奔,故谨而月之。”,疏:“无知八年冬弑君,九年春始被杀,而经不书月。此宋万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而云“久不讨贼”,“故谨而月之”者以祝吁书月,传云“谨之”,则此书月,亦是谨之可知也。然则无知既经三月,齐人杀得之,故直书时。此宋人不能即讨,令得奔,故谨而月之。”(《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页91);胡瑗佚文:“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讨贼可知!”(《宋元学案》,第1册,页27);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弑君之贼,当急讨之。万八月弑庄公,十月出奔陈。宋之臣子缓不讨贼若此。”(《通志堂经解》卷3,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版,第9页上)。
(2)即:(1)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条下释义,(2)庄公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条下释义,(3)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未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条下释义,(4)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剌之”条下释义,(5)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已巳晋侯齐师宋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条下释义,(6)文公九年二月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条下释义。
(3)即同上注第(2)、(4)、(6)段,以及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条下释义。
(4)例如《黄文》已列出的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条下两人经注对比,此外,又如:隐公三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条下:胡瑗;“楚丘,卫地。书“于楚丘”者,卫不能救,书“以归”者,凡伯辱命。”(《黄氏日抄》,卷7,第22页下);孙复《发微》:“凡伯寓卫。“戎伐凡伯以归”,言伐用兵也。楚丘,卫地。地以“楚丘”者,责卫不能救难,录“以归”者,恶凡伯不死位。”(卷1,第13下~14页上)。
(1)例如: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条下,胡瑗:“称人以执,恶晋侯也。”(《春秋阙疑》,卷13,第38页上)孙复《发微》:“称人以执,恶晋侯也。五等之制……”(卷5,第7页上);又例如: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条下,胡瑗:“书八月,非时也。书大阅,非礼也。”(《春秋阙疑》,卷3,第33页下),孙复:“八月,不时也;大阅,非礼也。大阅,仲冬,简车马。八月,不时可知也。大阅,大搜,谓天子田。”(卷2,第8页上)。按:所谓“八月不时,大阅非礼”,是孙复根据前贤之意概括而成。后来胡安国《春秋胡氏传》也采用了。(见《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汪克宽《春秋胡注附录纂疏》清楚指明这个说法“本孙氏”。(《四库全书》本,卷5,第15页下。)
(1)《四库全书》本《春秋经解》竟混入了《春秋尊王发微》的首两卷,参葛焕礼:《孙觉《春秋经解》四库本讹误考析》,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41~44页。
(2)《黄文》,第66页。
(3)《黄文》,第66页。
(1)分别见:陈植锷:《胡瑗、孙复、石介同读书泰山辨》,载《学林漫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0~122页;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刘文仲:《胡瑗“读书十年不归”志疑》,载《泰安师专学报》,卷22,第2期(2000年3月),第7~8页;杨朝亮:《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100~106页。拙著:《孙复生平探索》,载《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卷3(1994),第54~78页。
(2)杨朝亮认为孙复、石介早就认识的辩论,见《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页100注1。他讨论的焦点是孙复和石介是否早就认识,没有讨论胡瑗是否曾与孙、石二人一起读书。因为他认为“胡涤称胡、孙、石三人同学说当不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换句话说,他是相信胡涤的记录有根据,因此只要孙、石两人曾经一起读书,就等于三人一起读书泰山为可信了。不过他错误解读石介诗《寄明复熙道》上的一句“未识心相通”,认为“识”应解作“知道”,“未识”是“不知道”而不是“不认识”。不过,石介原诗明显是把“未识”与“心相通”对比,解释作”不知道”就不能与“心相通”对比了。因此应依陈植锷和徐洪兴的理解才合理。(参同上注陈、洪论著。)
(1)刘文仲的根据出自《宋史·范纯仁传》:“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纯仁皆与游。夜肄业,至昼夜分不,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宋史·范纯仁传》,卷314,第10282页。)刘文仲一定把以上一段理解为,胡、孙、石三人同时在雎阳一起读书,而范纯仁(1027~1101)也曾与他们一起学习,发愤以致昼夜不分。问题是:范纯仁生于天圣五年(1027),孙复在雎阳,应是天圣五年到七年之间;而石介则在天圣八年举进士之前,才可能在雎阳一段时期。(参参许毓峰:《石徂徕年谱》,载《宋人年谱丛刊》,第2册,页869~890,尤其页870。)范纯仁刚出生不久,怎样“皆与游”?很明显,刘文仲解读错了。这段记述,其实是以传主范纯仁为中心,提到胡、孙、石、李曾在范仲淹门下,而范纯仁曾经向四人等(“之徒”)学习,并非专指四人在某处依范仲淹,或范纯仁在某处追随四人学习。以这作为胡、孙、石三人曾经读书应天而后人误传为泰山,是立不住脚的。
(2)《徂来石先生文集》卷19,第222~224页。
(3)参胡鸣盛:《胡安定先生年谱》;欧阳修:《胡安定先生墓表》,《全宋文》,18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65~266页。
(4)参拙著:《孙复生平探索》,第60页。
(1)参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载《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第144~150页;《张景学术思想述评》,载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0~520页。
(2)胡瑗抄袭张景的两段,都系于《尚书·洪范》“五曰恶六曰弱”下,第一段是“五福曰寿曰考终命……此亦二极而反一福也”,第二段是“王者体五行以立德……六极伤于民”,分别见于《洪范口义》(《四库全书》本),卷下,第31页下、32页上;张景的释义,见《尚书全解》(《四库全书》本)引,分别见于卷24,第22页下、卷25,第41页上。
(3)胡瑗以孔颖达疏为己说,例如:《周易》《系辞下》“其言曲而中”释义,与《晋》卦上九“晋其堕,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释义,分别见《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本),《系辞下》,第51页下~52页上;卷6,第36页上;同条下孔颖达释义,见《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8,第367页;卷4,第181页。另参拙著:《论胡瑗对前人注疏的承袭与扬弃》,载《劳贞一先生百岁冥诞纪念论文集》(《简牍学报》第19期[2006]),第369~401页。
(4)胡瑗经学的另一特色为“改经”,参拙著:《浅论胡瑗之改经(胡瑗经学特色之一)》,载张其凡、陆勇强(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64页。
(1)见《宋史》卷432,第12833页。
(2)见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辑卷10入《宋名臣言行录五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0页下。今通行本《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见此条。
(3)朱熹《白鹿书堂策问》也曾提到:“胡氏、孙氏亦不相容于当时。”见《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册,第3884页。
(4)见《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29,第3091页。
(5)《宋元学案》第1册,第23~24页。
(6)王建秋:《宋代太学与太学生》,台北:中国学术奖励委员会1965年版,第227~229页。
(7)对王建秋的驳议,参拙著:《孙复生平探索》,第67页。
(1)黄百家按语,见《宋元学案》,第1册,第30页。
(2)胡鸣盛辩邵博所记不可信,见《安定先生年谱》,第688页。
(3)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334页。
(1)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1,见今本《邵氏闻见后录》附,第246页。
(2)胡瑗曾上书求兴武学,称赞孙复“明经旨”。见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0.第8页上。
(3)其事见张舜民:《画墁录》卷1(《稗海》本[槐荫山房印本]),第7页上~下。
(4)参拙著:《孙复生平探索》,第67页。
(5)程颐的记载,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68页。
(1)程颐对《春秋》的解说,与孙复互有异同。其中与孙复相近的,略举几条“隐公”条目的释义为例如下:隐公二年“莒子伯、纪子盟于密”、七年“夏城中丘”、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见《二程集》,第1090、1095、1096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5年版,第4495页。
(1)见《石徂徕先生文集》,第222~224页。
(2)孙觉《春秋经社要义》,成于庆历八年,时孙觉年21岁,随胡瑗在湖州受业。参黄觉弘:《孙觉<春秋经社要义>佚文考说》,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42~145页;刘德明:《孙觉<春秋经解>解释方法探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注20。
[1]笔者认为,胡瑗的春秋学佚文,最少可以从三方面讨论:一是《黄文》搜罗的胡瑗佚文的问题,二是胡瑗有哪些春秋学的著作,三是胡瑗还有哪些春秋学佚文。今简略论之如下:《黄文》找到的胡瑗佚文,无论出处、同一条的详略分合,都可以进步澄清。例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条下佚文,《黄文》认为《春秋大全》所录文辞较《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所录为多,当为误合《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同条其他引文所至。(《黄文》,第66页。)按:《黄文》实指《春秋大全》误引了“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其实,诸家引录此条胡瑗佚文,详略各异,而汪克宽节引甚短。这条佚文早见于张洽(1160~1237)《张氏春秋集注》引录(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卷1,第5页下):“海陵胡氏曰:益师,字众父,众仲其后,理或然也。春秋于诸侯书卒、书葬,与鲁君及夫人,同于大夫,书其卒而不书葬,恩纪详畧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故问其疾,吊其丧。其葬臣邻之义,必厚其送终之恩,此春秋大夫卒必书之旨也。”包括了《黄文》以为误引的部分,是诸本所引最长的版本,其他各家所引,是详略不一的节录。这条佚文,当以张洽所引为本。至于“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源出《左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逆女”下。见《春秋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45,第1466页。其次,《黄文》从《春秋会义》辑出胡瑗佚文,并考证出应出自胡瑗的《春秋论》。按:根据宋濂(1310~1381)为朱临作的传记(《浦阳人物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87册,卷下,第18~19页),胡瑗除了《春秋要义》与《春秋口义》之外,还著有《春秋辨要》。究竟辑出的《春秋论》,是否就是《春秋要义》或《春秋辨要》,还是另一种著作,待考。最后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是:是否还有怀疑是胡瑗的春秋学佚文。程端学(1278~1334)《春秋本义》、《春秋或问》和《程氏春秋或问》,收录有三位“胡氏”的经说,并分别以“康侯胡氏曰”、“邦衡胡氏曰”以及“胡氏曰”作引介。据《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称“胡氏”的共有三人,“康侯”是胡安国,“邦衡”是胡铨,余下的这位“胡氏”理应就是胡瑗,其下并指明他的春秋学著作是“口义”(《四库全书》本,第6页上~下、第2页下)。因此,问题似乎很简单,就是程端学三种春秋学的著述之中,凡称“胡氏曰”的,除据上下文可判断为另有其人之外,应该都出自胡瑗的《春秋口义》。而且其中5条经说,同样见于诸家引录,表列如下:由此推断,“胡氏曰”下所引,理应是胡瑗的《春秋口义》的残余。可是“胡氏曰”下所引录,有几条竟出自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表列如下:这可能出于程端学自己用例不够严谨,也可能因为后人传抄或刻印有所遗漏;无论如何,总增加了后人判断的困难。本来把出自胡安国著述的“胡氏曰”剔除,其余的应就是胡瑗《春秋口义》的佚文了。不过,正因为“胡氏曰”已经混杂了胡安国的经说,也就不能排除也混杂胡铨经说的可能。朱彝尊作《经义考》时,不见胡铨的《春秋集善》(见《经义考》,卷184,第950页),但据刘琳和沈治宏编的《现存宋人著述总目》,胡铨的《春秋集善》与《春秋传》仍然流传,(参《现存宋人著述总目》,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8页)可是因为流通不广,笔者至今未见,故无从核对。因此,程端学这三种春秋学著作中所引录的“胡氏曰”,虽然大部分相信是胡瑗《春秋口义》的佚说,但仍然只好留作他日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