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番目”入旗——清代中后期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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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论文题名：On Jinchuan's "Aborigines" being Admitted to the Eight Banners-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 论文作者：徐法言
- 英文论文作者：Xu Faya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Sichuan University
- 年：2015
- 作者机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会议召开时间：2015-09-01
- 会议录名称：藏学学刊（第12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Journal of Tibetology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K249
- 学会代码：SCZX
- 学会名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 页数：20
- 文件大小：1107k
- 原文格式：O
摘要
第二次金川战役结束后,清廷在战后处置时将部分嘉绒土著纳入八旗体系之中,本文以其中两位土著入旗后的个人经历为切入点,论述入旗对其个体命运及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并探讨金川"番目"入旗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藉此进一步揭示清朝中后期八旗制度开放与封闭的两面性。
After the Second Jinchuan Campaign,the Qing Court admitted some Gyalrong "aborigines" to the Eight Banners as a disposal of the postwar.This article used two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of these "aborigines" soldiers after the change as a point penetration,discussed the influences on the fate of individual and ethnic identity by being admitted to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at.These cases reveal that the Eight Banner system tends to both open in certain ways while being exclusionary in others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Second Jinchuan Campaign,the Qing Court admitted some Gyalrong "aborigines" to the Eight Banners as a disposal of the postwar.This article used two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of these "aborigines" soldiers after the change as a point penetration,discussed the influences on the fate of individual and ethnic identity by being admitted to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at.These cases reveal that the Eight Banner system tends to both open in certain ways while being exclusionary in others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引文
1学界对八旗融合及“满洲共同体”的形成等问题基本是放在满汉二元框架下认识的,兹仅列举数例: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一书认为“满洲共同体”是在与汉文化不断地“冲突”与“调试”中形成的,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类似的研究路径还可参见定宜庄、邱源媛:《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陆康(法):《“旗人也,汉人也”:满洲人升寅(1。762.1834)与其青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均收入《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另,美国清史学界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与国内有所不同,然而大多数讨论的出发点仍围绕满汉关系为中心,可参见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Mark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IJniversity press,2000;Pamela Kyle Crossly,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2有关金川“降番”的研究不多,笔者目力所见,仅有张羽新:《清代前期迁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西藏研究》,1985(1):33—37;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3(1):67—78,以及陈小强:《金川之乱后清军中的藏族将领》,《中国藏学》,1994(4):105-113。另,除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39)一书中讨论包衣佐领时,曾捎带提及金川“番子”佐领拨隶满洲正黄旗一事,还要申明的一点是,上述文章均将两金川之民称为藏族,笔者以为应尽量避免以后期的观念去论述清代的人或事,虽然两金川地区与西藏一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时当地之人恐怕难以产生“藏族”的自我认知,而清朝官方更习惯以“苗”“土番”或“蛮夷”呼之,本文叙述过程中即遵循此原则,避免使用“藏族”“满族”“汉族”一类的称谓。
3《清高宗实录》(一三),卷一○○八,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537。
4实际上大多数的投出人口就近分给了嘉绒当地的其他土司,仅有近200人的大、小头人及其家眷被押解入京。《清高宗实录》(一三),卷~○○○,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丁丑条,1986:381。
5《钦定回疆则例》,卷五,原例“驻京番子等编为佐领入旗学习当差”。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7—9。
6包衣佐领,管领下包衣,是按照八旗佐领也即牛录组织编入的包衣阿啥(满语booi aha,直译为家里的奴仆)。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37。清朝建立后,在包衣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内务府,其主要成员由满洲八旗上三旗所属包衣组成,凡皇室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皆由其承办,发展成为八旗制度下的一个独立体系,又称为内务府三旗(镶黄、正黄、正白)。
7参见祁美琴:《清代内务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9—33。
8此举自然有着多重的政治考虑,一方面,将被征服地区较有身份地位之人移往京城,编入旗籍,不仅方便监视管束,同时亦可彻底瓦解地方势力,便于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将满、汉、回、蒙古、朝鲜、金川等不同地域、不同族属、文化风俗各异之人编入同一组织,效力服务于皇室,应该是清朝统治者有意为之,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以制度化的形式呈现,这一清代独有的部门与制度,或许也可视为清帝“天下共主,内外一体”观念的实践。
9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五中的记载,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乾隆帝即降旨令“番子佐领”拨出内务府,“改隶满洲正黄旗第四参领属”,即将整个佐领由内务府三旗中抬出,改入满洲正黄旗,这一举动十分蹊跷,笔者在遍阅《清高宗实录》《乾隆朝上谕档》《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等多种史料后,并没有发现与此相类的记载,也没有任何能够说明此次改旗原因的材料,此处只能存疑。
10关于内务府三旗的地位及其与满洲八旗的关系及区别,参见拙文:《内务府汉姓包衣的社会地位及其族属认定》,《社会科学研究》,2008(3):150-155。
11《钦定回疆则例》,卷五,原例《驻京番子等编为佐领入旗学习当差》,1988:8。
12内务府三旗的地位虽不如满洲八旗,但内务府属于国家机构,内务府包衣不仅可以担任正式的官职(旗缺),且由于常常侍奉皇帝左右,事实上反而比普通旗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13参见《清史稿》,卷三四八,列传一三五,扎克塔尔,北京:中华书局,1977:11220;(清)昭裢:《啸亭杂录》,扎克塔尔,北京:中华书局,2006:233。
14桑吉斯塔尔所隶土司不详,或许不是金川之人,但考虑到其出身及入旗经过与金川降人并无差别,故本文将其作为案列之一详细论述。参见《清史稿》,卷三四八,列传一三五,桑吉斯塔尔,1977:11221—11222。
15《清史稿》记为蒙古正白旗副都统,本文以《清高宗实录》(一七)为准,参见卷一三三二,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庚申条,1986:1032。
16以上参见《清史稿》,卷三四八,列传一三五,扎克塔尔,1997:11220。
17(清)昭裢:《啸亭杂录》,扎克塔尔,2006:233。
18《清仁宗实录》(二),卷一○六,嘉庆七年十二月癸丑条,1986:420。
19有关陈德行刺案的原委,参见潘洪钢:《嘉庆皇帝遇刺案》,《紫禁城》,2009(1):63—65。
20《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九,嘉庆八年闰二月己丑条,1986:457。
21今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境内。
22以上参见《清仁宗实录》(三),卷一六九、卷一七○,嘉庆十一年十月庚子条、十一月乙巳条,1986205、209。
23《清仁宗实录》(三),卷一七一,嘉庆十一年十一月癸酉条,1986:236。
24《清仁宗实录》(三),卷一八九,嘉庆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条,1986:499。
25以上参见《清仁宗宴录》(三),卷二○三、二二二,嘉庆十三年十一月辛卯条、十四年十二月戊戌条,1986:720、996;《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三八,嘉庆十六年正月己巳条,1986:215。
26《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五六,嘉庆十七年四月壬戌条,1986:462。
27《清高宗实录》(一八),卷一四○六,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己卯条,1986:901。
28《清仁宗实录》(一),卷五五,嘉庆四年十一月癸酉条,1986:712。
29《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九,嘉庆八年闰二月乙酉条,1986:455。
30《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五三,嘉庆十七年正月辛卯条,1986:416-417。
31《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五六,嘉庆十七年四月癸亥条,1986:462。
32《清仁宗实录》(五),卷二八八,嘉庆十九年三月己酉条,1986:934。
33《清仁宗实录》(五),卷三二九,嘉庆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条,1986:339-340。
34《清仁宗实录》(五),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辛卯条,1986:512。
35侍卫之职虽不起眼,但常常是八旗子弟仕途起步之处,不可低估。据乾隆朝《大清会典》记载,“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二旗,皆天子所自将,爰选其子弟,命日侍卫,用备随侍宿卫,统以勋成大臣,视古虎贲旅贲氏,职綦重焉。参见《大清会典(乾隆朝)》卷9,领侍卫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911。清代也有少量汉人侍卫,但身份、地位与升迁方式都与八旗侍卫全然不同,详见黄圆晴:《试论清代汊侍卫与绿营》,《历史档案》,2014(1):74-81。
36从现有史料来看,第二次金川战役的确加强了中央在嘉绒地区的权威,即使是一个无品级的自顶官帽也成为众土司竭力争取的政治资源,一般的头人百姓要在朝廷取得高官厚禄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37明代也有以军功或其它特殊情况而身居高位的“边裔”之民,如英宗朝的哈铭及明末的满桂,但两者的情况都极为特殊,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此不赘述。
38孟森:《清史讲义》,第一篇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北京:中华书局,2006:20。有关八旗的基本属性及详细的形成过程均可参见此章,此不赘述。
39此处的“清前期”较为宽泛,大致可从后金时期延伸至康熙朝。
40牛录(niru)为八旗基础单位。满语原义为“箭”,女真人行猎之时,每人出一箭,以十人为一牛录。后努尔啥赤创立旗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jala),五甲喇为一固山(gvsa旗)。
41盂森:《清史讲义》,第一篇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2006:23。
42有关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的形成过程,参见姚念慈:《略论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的建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6):26—31。
43参见陈鹏:《清代东北地区库雅喇“新满洲”形成初探》,《民族研究》,2008(1):76-84。
44李洵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旗分志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汉军佐领,第一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388-484。
45此处的“满人”取一狭隘的定义,主要指入关前的女真各部,即皇太极更名为“满洲”者,同时也是满洲八旗的主要构成者,下文同。
46参见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101—104。
47《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三○,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谕,《四库全书》,第414册,1983:259。
48《八旗通志》(初集)为雍正朝编纂,《钦定八旗通志》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乾隆朝中后期编纂。
49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谕令“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乾隆十九年三月,清廷宣布允许驻防八旗汉军出旗,这一过程大致持续到乾隆朝后期。参见《筹汉军归籍移居谕》,《清高宗实录》(三),卷一六四,乾隆七年四月壬寅,1985:74—75;《清高宗实录》(六),卷四五九,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1986:968。
50参见谢景芳:《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兼论清代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3):55—64。
51如努尔哈赤曾于天命三年(1618年)以七大恨文告天伐明,孟森先生通过对比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木刻揭榜之七大恨文,考证出“七大恨”的原文本是汉文。原本称明为“南朝”,“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又称自己为“夷”,“我国与北关(叶赫),同是外番”;“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又称蒙古为“虏”,“我礼聘之叶赫老女”,因“南朝护助,改嫁西虏”。而“夷”“虏”“南朝”“番”等词在《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太祖实录》中被全部删去,“其尊崇大明之处,乃自称为夷为酋,与建州卫及金国汗等字样,皆经改窜”。以上参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203—212。
52参见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3):72—76。
53按照罗志田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兼具开放与封闭两面。“历代凡盛朝则多发挥其开放性之正面”,这时的夷夏之辨注重文野上的区分,文野后天可变,故夷夏亦可互变。“到夷夏势均力敌或夷势盛于夏时,士人则往往强调其封闭性的负面”,“其要点是中国之事不允夷狄参与,文化上亦不许夷狄可以变为华夏”。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上编,“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台北:东大图书,1997:29。
54《清圣祖实录》(二),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四月丙午条,1985:677-678。
55萧敏如博士注意到,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在诠释《春秋》攘夷文本时往往避谈或转移《春秋》中的华夷问题,并将“华/夷”诠释为文化论述等方式,强调华夷之身份可以透过文化行为而转变,而且华夷论述也是在“不拘执于华夷之别”“泯华夷之分”的心态下加以陈述的。她认为,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康熙帝对于自身“夷狄”身份的自觉。参见萧敏如:《从“满汉”到“中西”:1648-1861清代〈春秋〉学华夷观研究》,“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173。
56这主要表现在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的曾静案中。
57以上参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编:《大义觉迷录》,卷一,《清史资料》第4期,北京:中华书局,1983:3,5,22。
58雍正帝认为: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大义觉迷录》,卷一,1983:54。
59以上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第5—6页;卷二,1983:84—85。
60《汉书·匈奴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3834。
6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179。
62正如罗志田先生所分析,凡所谓“华夏”之朝,通常是外拒四夷,内修“文德”以巩固其统治。反之,夷狄尚武倾向于武力扩土者,多为与夷狄有某种文化联系或干脆是异族入主者。故中国历代版图之大,首推元而次属清亦良有以也。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上编,1997:26。
63《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引自《清高宗实录》(七),卷四九九,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条,1986276-278。
64《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五四,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寅条,1986:884。
65《清高宗实录》(一七),卷一二九二,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1986:340。
66今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上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部分藏族师生前往香山红旗村一带调查访问,发现部分农民“是从金川迁来的藏族人的后裔”。说明此后的两百年间,金川之人的生活区域都较为固定。参见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3(1):67。
67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9。
68上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部分藏族师生前往香山红旗村一带调查访问时,发现这些金川后裔还会唱嘉绒地区的民歌,但只晓得是祖上传下来的,无人懂得词义,问其祖上来历,也说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说明在历经数代之后,这些金川人之后裔已经渐渐遗忘了自己原来的语言与身份。参见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3(1):67—68。
69《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三五,嘉庆九年十月辛巳条,1986:850—851。
70《清仁宗实录》(五),卷三五一,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己巳条,1986:633。
71“苗张”的具体含义不清,清朝官方常常将西南地区的少数族群统称为“苗”,有时也称“番蛮”或“夷”,扎克塔尔曾为乾隆帝近臣抚养,或许为张姓大臣,故扎克塔尔有“苗张”的称号。参见(清)昭裢:《啸亭杂录》,扎克塔尔,2006:233。
72《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三五,嘉庆九年十月辛巳条,1986:850—851。
73《清仁宗实录》(一),卷四七,嘉庆四年六月甲辰条,1986:575—576。
74《清仁宗实录》(二),卷九八,嘉庆七年五月丙申条,1986:318。
75《清史稿》,卷三四六,列传一百三十三,庆成,1977:11184-11187。
76《清仁宗实录》(三),卷一七,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1986:210—211。
77《清仁宗实录》(三),卷一七,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1986:210—211。
78至少笔者从未发现此类材料。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在入旗以后是否有学习满语、骑射并熟练掌握,目前尚不清楚,还须做进一步的考察。
79实际上在乾隆朝中后期已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如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1771-1776),主帅温福与将领五岱失和,五岱隶满洲正黄旗,但是为黑龙江诸部编为“新满洲”者。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ulachi),鄙之不以为伍,温福因此也瞧不起五岱,他在参劾后者时以其“不熟汉语、不识汉字”作为理由。参见《清史稿》,卷三三三,列传一百二十,五岱,1977:10979;《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丁亥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344。
80[美]欧立德著,华立译:《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4):86—93。
81按照欧立德的观点,在20世纪西方民族一国家概念引入中国之前,满族已具备了一切现代意义上民族所应具有的内外特征,满族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形成。参见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6-17。
82参见章健:《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深圳大学学报》,2013(3):158-159。
2有关金川“降番”的研究不多,笔者目力所见,仅有张羽新:《清代前期迁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西藏研究》,1985(1):33—37;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3(1):67—78,以及陈小强:《金川之乱后清军中的藏族将领》,《中国藏学》,1994(4):105-113。另,除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39)一书中讨论包衣佐领时,曾捎带提及金川“番子”佐领拨隶满洲正黄旗一事,还要申明的一点是,上述文章均将两金川之民称为藏族,笔者以为应尽量避免以后期的观念去论述清代的人或事,虽然两金川地区与西藏一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时当地之人恐怕难以产生“藏族”的自我认知,而清朝官方更习惯以“苗”“土番”或“蛮夷”呼之,本文叙述过程中即遵循此原则,避免使用“藏族”“满族”“汉族”一类的称谓。
3《清高宗实录》(一三),卷一○○八,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537。
4实际上大多数的投出人口就近分给了嘉绒当地的其他土司,仅有近200人的大、小头人及其家眷被押解入京。《清高宗实录》(一三),卷~○○○,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丁丑条,1986:381。
5《钦定回疆则例》,卷五,原例“驻京番子等编为佐领入旗学习当差”。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7—9。
6包衣佐领,管领下包衣,是按照八旗佐领也即牛录组织编入的包衣阿啥(满语booi aha,直译为家里的奴仆)。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37。清朝建立后,在包衣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内务府,其主要成员由满洲八旗上三旗所属包衣组成,凡皇室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皆由其承办,发展成为八旗制度下的一个独立体系,又称为内务府三旗(镶黄、正黄、正白)。
7参见祁美琴:《清代内务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9—33。
8此举自然有着多重的政治考虑,一方面,将被征服地区较有身份地位之人移往京城,编入旗籍,不仅方便监视管束,同时亦可彻底瓦解地方势力,便于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将满、汉、回、蒙古、朝鲜、金川等不同地域、不同族属、文化风俗各异之人编入同一组织,效力服务于皇室,应该是清朝统治者有意为之,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以制度化的形式呈现,这一清代独有的部门与制度,或许也可视为清帝“天下共主,内外一体”观念的实践。
9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五中的记载,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乾隆帝即降旨令“番子佐领”拨出内务府,“改隶满洲正黄旗第四参领属”,即将整个佐领由内务府三旗中抬出,改入满洲正黄旗,这一举动十分蹊跷,笔者在遍阅《清高宗实录》《乾隆朝上谕档》《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等多种史料后,并没有发现与此相类的记载,也没有任何能够说明此次改旗原因的材料,此处只能存疑。
10关于内务府三旗的地位及其与满洲八旗的关系及区别,参见拙文:《内务府汉姓包衣的社会地位及其族属认定》,《社会科学研究》,2008(3):150-155。
11《钦定回疆则例》,卷五,原例《驻京番子等编为佐领入旗学习当差》,1988:8。
12内务府三旗的地位虽不如满洲八旗,但内务府属于国家机构,内务府包衣不仅可以担任正式的官职(旗缺),且由于常常侍奉皇帝左右,事实上反而比普通旗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13参见《清史稿》,卷三四八,列传一三五,扎克塔尔,北京:中华书局,1977:11220;(清)昭裢:《啸亭杂录》,扎克塔尔,北京:中华书局,2006:233。
14桑吉斯塔尔所隶土司不详,或许不是金川之人,但考虑到其出身及入旗经过与金川降人并无差别,故本文将其作为案列之一详细论述。参见《清史稿》,卷三四八,列传一三五,桑吉斯塔尔,1977:11221—11222。
15《清史稿》记为蒙古正白旗副都统,本文以《清高宗实录》(一七)为准,参见卷一三三二,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庚申条,1986:1032。
16以上参见《清史稿》,卷三四八,列传一三五,扎克塔尔,1997:11220。
17(清)昭裢:《啸亭杂录》,扎克塔尔,2006:233。
18《清仁宗实录》(二),卷一○六,嘉庆七年十二月癸丑条,1986:420。
19有关陈德行刺案的原委,参见潘洪钢:《嘉庆皇帝遇刺案》,《紫禁城》,2009(1):63—65。
20《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九,嘉庆八年闰二月己丑条,1986:457。
21今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境内。
22以上参见《清仁宗实录》(三),卷一六九、卷一七○,嘉庆十一年十月庚子条、十一月乙巳条,1986205、209。
23《清仁宗实录》(三),卷一七一,嘉庆十一年十一月癸酉条,1986:236。
24《清仁宗实录》(三),卷一八九,嘉庆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条,1986:499。
25以上参见《清仁宗宴录》(三),卷二○三、二二二,嘉庆十三年十一月辛卯条、十四年十二月戊戌条,1986:720、996;《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三八,嘉庆十六年正月己巳条,1986:215。
26《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五六,嘉庆十七年四月壬戌条,1986:462。
27《清高宗实录》(一八),卷一四○六,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己卯条,1986:901。
28《清仁宗实录》(一),卷五五,嘉庆四年十一月癸酉条,1986:712。
29《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九,嘉庆八年闰二月乙酉条,1986:455。
30《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五三,嘉庆十七年正月辛卯条,1986:416-417。
31《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五六,嘉庆十七年四月癸亥条,1986:462。
32《清仁宗实录》(五),卷二八八,嘉庆十九年三月己酉条,1986:934。
33《清仁宗实录》(五),卷三二九,嘉庆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条,1986:339-340。
34《清仁宗实录》(五),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辛卯条,1986:512。
35侍卫之职虽不起眼,但常常是八旗子弟仕途起步之处,不可低估。据乾隆朝《大清会典》记载,“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二旗,皆天子所自将,爰选其子弟,命日侍卫,用备随侍宿卫,统以勋成大臣,视古虎贲旅贲氏,职綦重焉。参见《大清会典(乾隆朝)》卷9,领侍卫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911。清代也有少量汉人侍卫,但身份、地位与升迁方式都与八旗侍卫全然不同,详见黄圆晴:《试论清代汊侍卫与绿营》,《历史档案》,2014(1):74-81。
36从现有史料来看,第二次金川战役的确加强了中央在嘉绒地区的权威,即使是一个无品级的自顶官帽也成为众土司竭力争取的政治资源,一般的头人百姓要在朝廷取得高官厚禄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37明代也有以军功或其它特殊情况而身居高位的“边裔”之民,如英宗朝的哈铭及明末的满桂,但两者的情况都极为特殊,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此不赘述。
38孟森:《清史讲义》,第一篇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北京:中华书局,2006:20。有关八旗的基本属性及详细的形成过程均可参见此章,此不赘述。
39此处的“清前期”较为宽泛,大致可从后金时期延伸至康熙朝。
40牛录(niru)为八旗基础单位。满语原义为“箭”,女真人行猎之时,每人出一箭,以十人为一牛录。后努尔啥赤创立旗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jala),五甲喇为一固山(gvsa旗)。
41盂森:《清史讲义》,第一篇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2006:23。
42有关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的形成过程,参见姚念慈:《略论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的建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6):26—31。
43参见陈鹏:《清代东北地区库雅喇“新满洲”形成初探》,《民族研究》,2008(1):76-84。
44李洵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旗分志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汉军佐领,第一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388-484。
45此处的“满人”取一狭隘的定义,主要指入关前的女真各部,即皇太极更名为“满洲”者,同时也是满洲八旗的主要构成者,下文同。
46参见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101—104。
47《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三○,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谕,《四库全书》,第414册,1983:259。
48《八旗通志》(初集)为雍正朝编纂,《钦定八旗通志》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乾隆朝中后期编纂。
49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谕令“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乾隆十九年三月,清廷宣布允许驻防八旗汉军出旗,这一过程大致持续到乾隆朝后期。参见《筹汉军归籍移居谕》,《清高宗实录》(三),卷一六四,乾隆七年四月壬寅,1985:74—75;《清高宗实录》(六),卷四五九,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1986:968。
50参见谢景芳:《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兼论清代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3):55—64。
51如努尔哈赤曾于天命三年(1618年)以七大恨文告天伐明,孟森先生通过对比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木刻揭榜之七大恨文,考证出“七大恨”的原文本是汉文。原本称明为“南朝”,“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又称自己为“夷”,“我国与北关(叶赫),同是外番”;“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又称蒙古为“虏”,“我礼聘之叶赫老女”,因“南朝护助,改嫁西虏”。而“夷”“虏”“南朝”“番”等词在《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太祖实录》中被全部删去,“其尊崇大明之处,乃自称为夷为酋,与建州卫及金国汗等字样,皆经改窜”。以上参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203—212。
52参见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3):72—76。
53按照罗志田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兼具开放与封闭两面。“历代凡盛朝则多发挥其开放性之正面”,这时的夷夏之辨注重文野上的区分,文野后天可变,故夷夏亦可互变。“到夷夏势均力敌或夷势盛于夏时,士人则往往强调其封闭性的负面”,“其要点是中国之事不允夷狄参与,文化上亦不许夷狄可以变为华夏”。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上编,“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台北:东大图书,1997:29。
54《清圣祖实录》(二),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四月丙午条,1985:677-678。
55萧敏如博士注意到,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在诠释《春秋》攘夷文本时往往避谈或转移《春秋》中的华夷问题,并将“华/夷”诠释为文化论述等方式,强调华夷之身份可以透过文化行为而转变,而且华夷论述也是在“不拘执于华夷之别”“泯华夷之分”的心态下加以陈述的。她认为,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康熙帝对于自身“夷狄”身份的自觉。参见萧敏如:《从“满汉”到“中西”:1648-1861清代〈春秋〉学华夷观研究》,“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173。
56这主要表现在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的曾静案中。
57以上参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编:《大义觉迷录》,卷一,《清史资料》第4期,北京:中华书局,1983:3,5,22。
58雍正帝认为: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大义觉迷录》,卷一,1983:54。
59以上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第5—6页;卷二,1983:84—85。
60《汉书·匈奴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3834。
6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179。
62正如罗志田先生所分析,凡所谓“华夏”之朝,通常是外拒四夷,内修“文德”以巩固其统治。反之,夷狄尚武倾向于武力扩土者,多为与夷狄有某种文化联系或干脆是异族入主者。故中国历代版图之大,首推元而次属清亦良有以也。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上编,1997:26。
63《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引自《清高宗实录》(七),卷四九九,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条,1986276-278。
64《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五四,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寅条,1986:884。
65《清高宗实录》(一七),卷一二九二,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1986:340。
66今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上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部分藏族师生前往香山红旗村一带调查访问,发现部分农民“是从金川迁来的藏族人的后裔”。说明此后的两百年间,金川之人的生活区域都较为固定。参见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3(1):67。
67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9。
68上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部分藏族师生前往香山红旗村一带调查访问时,发现这些金川后裔还会唱嘉绒地区的民歌,但只晓得是祖上传下来的,无人懂得词义,问其祖上来历,也说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说明在历经数代之后,这些金川人之后裔已经渐渐遗忘了自己原来的语言与身份。参见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3(1):67—68。
69《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三五,嘉庆九年十月辛巳条,1986:850—851。
70《清仁宗实录》(五),卷三五一,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己巳条,1986:633。
71“苗张”的具体含义不清,清朝官方常常将西南地区的少数族群统称为“苗”,有时也称“番蛮”或“夷”,扎克塔尔曾为乾隆帝近臣抚养,或许为张姓大臣,故扎克塔尔有“苗张”的称号。参见(清)昭裢:《啸亭杂录》,扎克塔尔,2006:233。
72《清仁宗实录》(二),卷一三五,嘉庆九年十月辛巳条,1986:850—851。
73《清仁宗实录》(一),卷四七,嘉庆四年六月甲辰条,1986:575—576。
74《清仁宗实录》(二),卷九八,嘉庆七年五月丙申条,1986:318。
75《清史稿》,卷三四六,列传一百三十三,庆成,1977:11184-11187。
76《清仁宗实录》(三),卷一七,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1986:210—211。
77《清仁宗实录》(三),卷一七,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1986:210—211。
78至少笔者从未发现此类材料。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在入旗以后是否有学习满语、骑射并熟练掌握,目前尚不清楚,还须做进一步的考察。
79实际上在乾隆朝中后期已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如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1771-1776),主帅温福与将领五岱失和,五岱隶满洲正黄旗,但是为黑龙江诸部编为“新满洲”者。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ulachi),鄙之不以为伍,温福因此也瞧不起五岱,他在参劾后者时以其“不熟汉语、不识汉字”作为理由。参见《清史稿》,卷三三三,列传一百二十,五岱,1977:10979;《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丁亥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344。
80[美]欧立德著,华立译:《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4):86—93。
81按照欧立德的观点,在20世纪西方民族一国家概念引入中国之前,满族已具备了一切现代意义上民族所应具有的内外特征,满族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形成。参见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6-17。
82参见章健:《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深圳大学学报》,2013(3):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