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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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间信仰是流行于普通民众间的具有宗教性质的信仰传统和社会习俗。它的内容包括巫术活动、神灵崇拜、灵魂观念等;它的目的是趋吉避凶、化苦为乐、消灾祈福;它具有很强的现世性和个体性。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宗教信仰领域却最为丰富和活跃的时期之一。民间信仰在佛教中国化和道教经教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特色。本文即以志怪小说、考古材料为对象,从巫术活动、神灵崇拜以及生死、灵魂观念等方面努力“复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信仰的真实状态,进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的背景。
     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论述魏晋南北朝民众的心理状态和宗教活动。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民众生存环境的描述,认为他们的心理状态呈现出:生存的困窘与无奈、死亡恐惧下的心灵皈依、文化碰撞的冲突动荡以及传统颠覆后的信仰多元化四个特点。他们的宗教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造像、写经、祭祀以及慈善活动。
     第二章论述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中的巫术活动。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巫术活动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传统巫术、佛教巫术以及道教巫术融合并存的场景,且具有宗教光环的佛、道巫术渐渐成为巫术的主要形式。
     第三章论述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中的神祗崇拜。认为民间信仰中民众崇拜的神祗包括自然神祗、人物神祗以及宗教神祗。尤其是对本时期新出现的神祗形象如盘古形象、蒋侯神形象以及观音形象进行了详细论述。
     第四章论述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中的生死与灵魂观念。由于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民众生死观与东汉时期既“事死如生”却又“骇鬼”不同,呈现出人鬼之间和谐与沟通的特点。对司命信仰的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的镇墓文、魂归泰山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第五章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信仰中的精怪形象、紫姑形象、鬼形象为个案,讨论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对当世文学以及后世文学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既继承了战国秦汉以来民间信仰中的传统因素,又在佛教、道教影响下发生着变化,甚至在一些根本问题如生死观念上。这些变化也影响了文学的创作。
Popular belief is a belief tradition and social custom with religion character, which is popular in common people. It concludes magic activity, god worship and spiritual conception etc. Its purpose is to tend to auspiciousness and to avoid misfortune, to turn bitterness into happiness, to pray for well-being. It presents great character of realism and individuality. In Chinese history,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xpressed chaos in politics and being rich and active in religion belief.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Daoism, the popular belief formed a new character in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dissert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magic activity, god-worship and spiritual conception etc., try to represent the situation of popular belief in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o as to provide wider spiritual setting for the research of that dynasty. I utilized some storie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or the discussion.
     The dissertation is of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and religious activity of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at era, it is shown that people's mental situation presented in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helpless of hardship, the conversion of the dread of death in heart, the upset of 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diverseness in religion belief after the subversion of traditions. Their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building statues, writing the Buddhist scripture, sacrificing and charity.
     The second chapter describes the magic activity of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t is regarded that in those dynasties magic activity was a great important part of popular belief, showing the co-existing of traditional magic, Buddhism magic and Daoism magic. The Buddhism magic and Daoism magic with religion aura, gradually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magic and became the main form of magic.
     The third chapter shows the god-worship of popular belief of those dynasties. It is regarded that public-worship god in popular belief included natural god, people, and religion god. Especially the newly-appeared image of god, such as Pan Gu(盘古), Jiang Hou (蒋侯) and Kwan-yin (观音) ,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fourth chapter argues the idea of life and death and soul in popular belief in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 of life and death within the Buddhism and the Daoism, the public idea of these dynastie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idea of "seeing death as life" and "hacked ghosts" of Eastern Han dynasty. It embodied the harmony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n and ghosts. This dissertation showed the idea of evolution of the Si-ming(司命), the Zhen-mu Wen(镇 墓文) of Dunhuang and the Taishan(泰山) belief in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five chapter, taking the image of Jingguai(精怪), Zigu(紫姑), and ghost as examp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opular belief of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on literatur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at the popular belief of Wei-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popular belief development. It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of popular belief in Warring-States period and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also develo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Daoism, especially in some root problems such as the idea of life and death. All of these changes had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引文
[1]学术界一般采用“传世文献”这样的术语,郑杰文在参加“中国语言文献与文学文献高层论坛”(中国西安,2007)时,提出使用“世传文献”这一概念。笔者亦认为“世传文献”要比“传世文献”要更为准确,故采用郑杰文的意见。
    [2]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3]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299页。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5]逯耀东以现存魏晋史书与《搜神记》相互核校,发现《搜神记》的材料被广泛使用到其他的史书中,其中包括范晔的《后汉书》四十一次,司马彪的《续汉志》二十五次,王隐的《晋书》十四次,臧荣绪的《晋书》六次,唐修《晋书》九十一次,干宝《晋纪》三次。袁宏《后汉记》、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乐资《春秋后传》等各引用一次。他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用十四次,沈约的《宋书》也引用了八十二次。……这也说明魏晋史学家对于这些怪异的现象,不仪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且是值得确信的。(逯耀东《志异小说与魏晋史学》,载氏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4-165页。)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1]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09页。
    [2]林富士认为,布罗代尔将历史研究中的时间区分为三,一为长程的、几乎停滞不动的“地理时间”(Geographical Time),用于描述人与环境的历史:二为中程的,变动缓慢的“社会时间”(Social Time),用于探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历史;三为短程的、变动迅速的个人时间(Individual Time),用于处理事件的历史。(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第8页,注23)
    [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唐加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页。
    [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唐加龙,曹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页。
    [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唐加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页。
    [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刘北成、周立红译,载《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60页。
    [1]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76页。
    [2]“民间宗教”一词在西方学术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分别为“popular religion”,“folk religion”以及“lay religjon”。换句话说就是西方学者对“民间宗教”这一术语尚未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转译成中文后,其概念的模糊性会只会更加强烈。
    [3]对于“institutional religion”的翻译,学者们均将其译作制度性(化)宗教,而对于“diffused religion”的翻译,则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翻译为“普化的宗教”,如李亦园《个人宗教性变迁的检讨:中国人宗教信仰若干假说的提出》一文中便将“diffused religion”译作“普化的宗教”。(李亦园《宗教与神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有的翻译为“扩散型宗教”,如侯旭东就将“diffused religion”翻译为“扩散型宗教”。([美]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侯旭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余欣也将“diffused religion”译作“扩散型宗教”。(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页。)还有的翻译为“分散性宗教”,如范丽珠就将“diffused religion”译作“分散性宗教”。([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8页。)本文即采用范丽珠的译法,将“diffused religion”译作“分散性宗教”。
    [4][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8-269页。
    [5][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
    [1]太史文明确表示自己是将“鬼节”作为扩散型宗教的一个类型来加以研究的。但他同时也建议“在注意中国宗教的社会背景时,我们必须下功夫使用较‘民间宗教'更为细致的概念,前一概念天生带有二元对立及重视顶端的预设。特别是如我在本书的后面几章中所试图做的,我们必须留意中国社会宗教生活中持久的成分:神话、仪式、宇宙观念、宗教艺人与祖先崇拜。只有当中国宗教的这些形式依据中国社会背景加以探讨时才会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美]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侯旭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195页。)不知他所谓的比“民间宗教”更为细致的概念是否就是“扩散性宗教”这一概念,从“神话、仪式、宇宙观念、宗教艺人与祖先崇拜”这些研究的内容看,似乎就是杨庆堃所说的“分散性宗教”的范畴。韩森在作品中使用的虽然是lay religion(世俗宗教)这一概念,但是从其讨论的方法来看,依然接受了杨庆垫的这一分类方法。([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上册,第2页。
    [3]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下册,第875页。该书《后记》中说明第19章由韩秉方撰写。
    [4]马西沙《民间宗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页。
    [5]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3页。
    [1]郑志明《关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之我见》,《文史哲》2006年1期,第10-11页。
    [2]学愚《佛教在民间:以僧伽大师弘化事迹为例》,载谭伟伦编《民间佛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8页。
    [1]蒲慕州以为:“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中最根本而持久的目标是如何得到个人和家族的福祉,个人又如何能接触、甚或控制超自然力量。”(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占籍出版社2007年,第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蒲慕州将其著作定名为《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余欣在其大著《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如是定义民生宗教:“民生宗教是松散型宗教的一个部门,指围绕个人或家庭乃至某一地域的民生福祉而展开的信仰,尤其是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相关联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包括思想与行为。其核心内涵包括神灵体系、仪式活动、象征结构三个层面。”(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生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余欣关于民生宗教的提法颇具独创性,但从其研究的核心看,依然未出民间信仰的范围。虽然他强调自己的研究与一般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考察民众有什么样的信仰,而是这些信仰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考察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信仰在国家政治、地域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可惜仅从其大著看,他对于互动关系的解释还不能尽如人意。但这样的努力亦是本文未来奋斗的方向。
    [2]《孟子·公孙丑》曰:“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战国]孟子《孟子》,[清]焦循《孟子正义》本,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上册,第236-237页。)“矢人”是指专门从事弓箭制作的人,“函人”是指专门制作棺椁的人,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技人。依文意知,孟子认为“巫匠”是和“矢人”、“函人”类似的职业人。这应该能说明在孟子时代已经有专业的民间巫师了。
    [3][法]马赛尔·毛斯《社会学和人类学·一般巫术理论概要》,余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1][法]马赛尔·毛斯《社会学和人类学·一般巫术理论概要》,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2][法]马奏尔·毛斯《社会学和人类学·一般巫术理论概要》,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1-32页。
    [1][战国]左丘明《左传·隐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14页。
    [2][战国]管仲《管子》,黎翔凤《管子校注》本,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上册,第391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册,第1637页。
    [1][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该书国内有三个译本。另两个译本分别是洪天富译的《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王容芬译的《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王铭铭《神灵、象征与仪式:民间宗教的文化理解》,载王铭铭、潘忠党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1]转引自王铭铭《神灵、象征与仪式:民间宗教的文化理解》,载王铭铭、潘忠党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96页。
    [2][法]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该书还有另一个中文译本,是赵丙祥、张宏明译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该译本将作者Marcel Granet译作葛兰言。
    [3]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1921年1期(第7卷),34页。
    [4]江绍原《发须爪:关于他们的迷信》,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此书2007年中华书局重版。
    [1]该书上海文艺出版杜1991年根据1928年广业书社本影印出版,并改名为《汉代风俗制度史》。
    [2]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
    [3]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年。
    [4]尚秉和《历代风俗事务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
    [5]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6]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7]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古代宗教综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8]陶阳《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序》,载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9]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5年。该书简体字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的另一本书《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对中国古代的民间信仰研究也颇有启发意义。该书的简体字版2008年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1]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研究》,山东大学2004届博士论文,未刊稿。
    [2]贾二强《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3]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生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4]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范荧《上海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林继富《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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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柏松《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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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8]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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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绍良《弥勒信仰在佛教初入中国的阶段和其造像意义》,《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2期,第29～35页。
    普慧《略论弥勒、弥陀净土信仰之兴起》,《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第138-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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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利安《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西北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邢莉《观音:世俗与神圣》,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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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慧《弥陀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学术月刊》2004年3期,第78-88页。
    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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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晖《盘古考源》,《历史研究》2002年2期,3-19页。
    刘屹《盘古神话:史料新读》,《中国史研究》2007年1期,第77-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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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阿祥《蒋山、蒋州、蒋王庙与蒋子文崇拜》,《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2期(第15卷),10-15页。
    陈圣宇《六朝蒋子文信仰探微》,《宗教学研究》2007年1期,第165-169页。
    [6]黄景春《紫姑信仰的起源、衍生及特征》,《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2期,第48-52页。
    徐海燕《紫姑信仰的形成及其传承流变中的文化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卷33),第119-125页。
    崔小敬、许外芳《“紫姑”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2期,第140-147页。
    [7]曹国庆、胡长春《麻姑的传说及其信仰民俗》,《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7期,第34-37页。
    [8]黄景春《早期道教神仙女青考》,《中国道教》2003年2期,第39-41页。
    [9]吕宗力《谶纬与魏晋南朝文学》,载葛晓音主编《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6-194页。
    [1]朱大渭认为:魏晋南北朝之间的战争,除去农民战争之外,其他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派政治势力或割据政权之间的混战:第二类是一个政权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乱:第三类是各民族贵族之间的混战。详见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325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327页。
    [4][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司马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467页。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333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336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341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627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册,第2742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孝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123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九,[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册,第2834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二,[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1册,第5018页。
    [5][唐]李延寿《南史》卷八十《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2009页。
    [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二,[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1册,第5018页。
    [7][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698页。
    [8][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00页。
    [9][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45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十八,[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册,第3092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91-2792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95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95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册,第3345页。
    [6][汉]刘安《淮南子》,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十二岁为一康”,王念孙注曰:“康之为言荒也,康、荒皆虚也。”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册,第3256页。
    [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18页。
    [3]王亚利《魏晋南北朝灾害研究》,四川大学2003级博士论文,未刊稿。
    [4][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13页。
    [5][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14页。
    [6][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14页。
    [7][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14页。
    [8][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14页。
    [1][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903页。
    [2][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921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94-895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95页。
    [5][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95页。
    [6][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971页。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十,[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册,第2847页。
    [8][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971页。
    [9][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971页。
    [10][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972页。
    [1][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八《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38页。
    [2][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912页。
    [3][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370页。
    [4][三国魏]曹植《说疫气》,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5][三国魏]曹丕《又与吴质书》,[梁]萧统编《文选》,[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册,第1896-1897页。
    [6][唐]李延寿《南史》卷八十《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2006页。
    [1]谭红编《巴蜀移民史》,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61页。
    [2]《晋书·李特载记》云: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同移者阎式、赵肃、李远、任回等咸叹异之。初,流人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瞻,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册,第3022-3023页。)
    [3]谭其骧《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页。
    [4]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卷,第568页。
    [1][唐]房玄龄《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元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2263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04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一○八《幕容廆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05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06页。
    [5]高新民,刘占峰《民众心理学研究与当代哲学的新问题》,《哲学动态》2002年2期,第7-11页。
    [1]我们无法精确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户人家一年的收入情况,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以平均数值作粗略的计算。
    [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790页。
    [3]据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亩约相当于今天的0.6916亩。
    [4][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531页。“钟”是古代的计量单位,见于《左传·昭公三年》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杜预注钟曰:“六斛四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4册,第1235页。)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沮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6页。
    [6]一石约合今天的0.2023石。一千斛约为今天的二百石,亩产刚刚一石,比较符合西晋时期粗放耕作的特点。
    [7]《宋书》卷八十六《刘勔传》:“臣又以为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难称言。”(见[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193页)据此,一人一年要吃二十四斛米,即每月二斛米,魏晋南北朝时出米率较低,约为50%,由此推测每人每月生活用粮约为四斛。
    [8]关于“调”,可以参看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载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62页。
    [9][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26页。这种额度的税收与汉代相比,从整体看有很大的下降。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曰:“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也就是说汉代平均亩产能达到三斛(一斛为十斗),按三十税一来算,就要上缴一斗(一斗为十升)的税。而曹魏时期,每亩只需缴纳四升,即使考虑到产量上的差异,还是要少得多。
    [1]汉代初年,为十五税一,《汉书·惠帝纪》曰:“减田租,十五税一”。而至汉景帝元年五月,减至三十税一。《史记·孝景本纪》曰:“五月,除田半租”,《汉书·景帝纪》亦云:“五月,令田半租”。但《汉书·食货志》曰:“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今从《史记》。
    [2][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790页。
    [3][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下册,第657页。“课田”,即“课税之田”,是西晋时期的田租制度。据《晋书·食货志》:“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通典》和《通志》均无‘外'字)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课田二十亩”,可知,虽然男子能占田七十亩,但只需按五十亩的数字交税。关于“课田”,有不同的解释。唐长孺认为: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16-60岁)不管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女子为二十亩。这就是所谓“驱民归农”的意思。(唐长孺《西晋田制试释》,载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4][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674页。在《隋书》中,并未说明这种征税办法是哪个时期的,但联系前后文,可以判断出应该是从东晋到南朝这一时期。
    [5][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855页。
    [1][晋]干宝《晋记总论》,[梁]萧统编《文选》,[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册,第2178-2179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792页。同书第791页云:(太康之末)“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第796页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均可证太平年间,百姓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足的。
    [3]葛剑雄指出:“古代中国的徭役制度规定,绝大多数男性人口在成年期间都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离家服役。”(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卷,第46页。)
    [4][汉]桓宽《盐铁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2页。
    [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790页。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册,第52页。
    [1][唐]房玄龄《晋书》卷四《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101页。
    [2]《隋书·食货志》曰:“河清三年(564年)定令: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可知北齐服役年限为四十一年。
    [3][唐]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926页。
    [4]此处采用高敏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中所列举的六项役种。见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下册,第539-558:570-591页。
    [5][唐]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子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1985-1986页。
    [6]对魏晋南北朝赋税的分类,有较多不同意见。高敏认为有四大税种。即流通税、商品税、贸易税以及经营税。(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508页。)孙翊刚则认为主要包括专卖税、关市税、估税、通行税以及财产税五种。(孙翊刚《中国赋税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70-73页)
    [7]有关魏晋南北朝的专卖税,《中国财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三章第三节有详细论述,可以参看。(项怀诚主编,李炜光著《中国财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144-153页。)
    [8][唐]魏征《隋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689页。
    [1][唐]魏征《隋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689页。至于散估的交税方,有人认为完全由卖方负担。(孙翊刚:《中国赋税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72页。)但史无明载,故不加采信。
    [2][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徐藐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747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76页。卷七十二《董卓传》亦载此事。
    [4][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783页。
    [5][唐]房玄龄《晋书》卷五《愍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130页。
    [6][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09页。
    [7][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09页。
    [1][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09页。
    [2][梁]沈约《宋书》卷七《前废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143页。
    [3][梁]沈约《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2094页。
    [4][美]恩斯特·贝克尔《反抗死亡》,林和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5]陈鼓应《庄子浅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
    [1][唐]房玄龄《晋书》卷八十二《虞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2144页。
    [2][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950页。
    [3][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85页。又见《晋书》卷二十七,第3册,第821页。
    [4][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957页。
    [5][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903页。
    [6][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册,第39页。又见《隋书》卷二十一《天文志》,第2册,第593页;《南史》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86页。
    [7][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897页。
    [8][北齐]魏收《魏书》卷九《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第1册,第224页。
    [9][唐]魏征《隋书》卷二十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649页。
    [1][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亮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152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65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五《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121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六《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156页。
    [5][梁]沈约《宋书》卷三十四《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1010页。
    [6][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916页。
    [7][北齐]魏收《魏书》卷八《宣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209页。又见《魏书》卷一二《灵征志》,第8册,第2916页。《北史》卷四《宣武帝纪》,第1册,第139页。
    [8][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783页。
    [9][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二《止足·顾宪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758页。
    [10][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骆统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335页。
    11[汉]王充《论衡·命义》,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45页。
    12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数量,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结论。如葛剑雄认为:东汉人口的最高峰值可能达到6000万。经过汉末三国时期的混战,到魏黄初元年(220年)人口降至最低,数量约为2224-2362万之间。到西晋时期,人口数量略有增长,永康元年(300年)实际人口可能达到3500万。到南北朝时期,6世纪20年代时,北魏人口约有3000万,南朝梁代人口约有2000万,合计超过5000万。到隋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总数约为4600多万。(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而据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东汉人口最高峰达到了6500万以上,经过汉末三国时期,到三国末年人口数量约为2754万,到西晋永康元年(300),人口数量略有增长,达到3004万(仅指西晋统治地区,未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人口数量又有所下降,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全国人口约为2828万,其中东晋1240万,十六国1588万。到南北朝时期后,人口数量有相当大幅度的增长,到隋初,全国人口约为5032万(仅包括隋管辖的区域)。(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49页。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68页。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76页。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454页。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11页。
    [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44页。
    [7][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上册,第34页。
    [8][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913页。
    [1][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533页。
    [2][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832页。
    [3][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832页。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册,第610页。
    [5]王锺瀚《中国民族史》(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4页。
    [6][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531-1532页。
    [7][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532页。
    [1][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41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七《石勒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91页。
    [3][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792页。
    [4][梁]沈约《宋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63页。
    [5][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1912页。
    [1][意大利]恩贝托·埃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蒯轶萍、余国强译,载乐黛云主编《跨文化对话》(1),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2][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645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450页。
    [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5页。
    [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3页。
    [3][唐]李延寿《南史》卷四十三《始兴简王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册,第1086页。
    [4][梁]沈约《宋书》卷四十五《刘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381页。
    [5][唐]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罗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册,第1369页。
    [6][唐]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罗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册,第1369页。
    [7][唐]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九《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册,第890页。
    [8]蒙文通《汉唐间蜀境之民族移徙与户口升降》,载《南方民族考古》1990年3辑,第172页。
    [9][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667页。
    [10][晋]陈寿《三国志》卷六十五《华核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 册,第1467页。
    [1][晋]左思《吴都赋》,[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册,第770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八《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844页。
    [3][唐]魏征《隋书》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886页。
    [1]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4-45页。
    [2][三国魏]仲长统《昌言》,[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册,第834页。
    [3][三国魏]仲长统《昌言》,[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册,第834页。
    [4][三国魏]仲长统《昌言》,[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册,第833-834页。
    [5]《论语·为政》,[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上册,第64页。
    [1][三国蜀]诸葛亮《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5页。
    [2]《礼记·祭法》,[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下册,第1202页。
    [1][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264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299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300页。
    [4]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37页。
    [1][汉]牟子《理惑论》,石峻、楼宇烈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第10页。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0页。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1页。
    [1]普慧认为:经汉末魏晋时期社会上的动乱和思想界的冲突,儒家经教已受到严重削弱,不再拥有两汉时期的那种“独尊”地位。其独霸意识形态的权威遭到了新兴的玄学、佛学、神仙学等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南北朝时期,儒家经教的神学(Theology)思想与佛教、道教的神性(Godhead)思想构成了并行的三大宗教思想,指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普慧《南北朝正史家的“天命”信仰》,《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卷,2009年2期,第61页。)同样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时代。
    [2][美]雷·H·肯拜耳等著《世界雕塑史》,钱景长、钱景渊译,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李凇在《美国三家博物馆所见中国道教雕刻》一文中介绍了美国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的北朝至唐代的道教造像。李凇更倾向于认为今藏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的《王易造道像》是后秦弘始二年(414)的作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目前所知最早的有纪年道教造像的年代又将向前推10年。详见李凇《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5-495页。
    [2]李凇《北魏魏文朗造像碑考补》,《文博》1994年1期(总第58期),第52页。又见氏著《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39页。此据后者引。
    [3]李凇《北魏魏文朗造像碑考补》,《文博》1994年1期(总第58期),第52-57页。
    [1]晋文,吴建国《山西寿阳出土一批东魏至唐代铜造像》,《文物》1991年2期(总第417期),第11页。收入韩理洲等辑校《全北齐北周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30页。此据前者引。
    [2]张勋燎《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北魏姚伯多造像碑文拓本考释》,《宗教学研究》1997年2期,第5～12页。
    [3]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影印1928年广业书社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
    [4][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朱封鳌《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957页。
    [1]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804页。原书注曰:中村不折认为甘露为曹魏元号(257),池田温据常盘大定说定为前秦甘露元年(359)。
    [2][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1页。
    [3][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1页。
    [1]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807页。
    [2][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99-100页。
    [3]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810年。
    [4][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07页。
    [1][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14页。
    [2]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817页。
    [1]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834页。
    [2][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35页。
    [3][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37页。
    [1]《礼记·曲礼》,[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上册,第150-153页。
    [2][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上册,第153页。
    [3]关于汉唐之间的淫祀与淫祠,蔡宗宪《淫祀、淫祠与祀典:汉唐间几个祠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详细的梳理,可资参看。(蔡宗宪《淫祀、淫祠与祀典:汉唐间几个祠祀概念的历史考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3～232页。)
    [4][汉]班固《汉书》卷十二,[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册,第351页。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册,第422页。
    [6][晋]陈寿《三国志》卷一,[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4页。
    [7][唐]房玄龄《晋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53页。
    [1][梁]沈约《宋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57页。
    [2][唐]姚思廉《陈书》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108页。
    [3][北齐]魏收《魏书》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136页。
    [4][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册,第85页。
    [1][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1页。
    [2]《孟子·公孙丑》,[清]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上册,第233-235页。
    [3]《礼记·礼运》,[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中册,第582页。
    [4][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中华大藏经》(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6-557页。
    [1]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台北:佛光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5805页。
    [2][晋]法立、法炬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华大藏经》(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4页。
    [3][晋]法立、法炬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华大藏经》(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4页。
    [4]《太平经》卷六十七《六罪十治诀》,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2页。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册,第2435页。
    [1][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401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797页。
    [3][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三《刘凝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285页。
    [4][唐]姚思廉《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册,第168页。
    [5][北齐]魏收《魏书》卷八十六《令狐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第5册,第1884页。
    [6][北齐]魏收《魏书》卷八十六《吴悉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885页。
    [7][梁]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王孺童《比丘尼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3页。
    [8][唐]房玄龄《晋书》卷九十五《幸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84页。
    [9][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十一《崔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970页。
    [10][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二《李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313页。
    [1][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6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570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696页。
    [4][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一《范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252～2253页。
    [5][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五《韩灵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册,第959页。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册,第685页。
    [1][清]王昶《金石萃编》,《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辑第1册,第551-554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册,第154页。
    [2]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第二册),西北大学图书馆藏,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483页。 究》,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1]《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2]《山海经》卷十一《海内西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01页。
    [3]《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6页。
    [4]翟兑之曰:“巫也者,处乎人神之间,而求以人之道,通于神明者也。”(瞿兑之《释巫》,《燕京学报》第七期,1930年6月,第1327页。)
    [5]何兹全认为:“巫,在古代很有地位,很有权威。越古,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巫是人和上天鬼神之间的联系人。上天和祖先有什么意旨,通过巫传达给人;人有什么希望和要求,通过巫上报给上天和祖宗。”(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序》,载文铺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1页。)
    [6]普慧认为:“随着社会的两大分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出现,中国出现了专门从事和执掌精神活动的人员--巫:祭司(flamen)。由于其时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呈现出宗教、政治、艺术三位一体的特点,故巫不仅是政治家、艺术家,更主要的是宗教家。如传说里中国人的祖先黄帝最初就是身兼宗教、政治、艺术为一体的部落联盟领袖,其神职为雷神。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巫'一职一直全权负责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宗教事务。随着国家机器的出现和人们宗教观念的不断强化、深化。宗教事务亦日趋细腻、缜密,从独家掌管宗教事务工作的巫中又衍生出了祝、宗、卜、史、士等,其宗教事务的工作也由多人来分担。”(普慧《“史”与宗教信仰》,《东方丛刊》2007年3期,第35～36页。)
    [7][战国]左丘明《左传·成公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2册,第861页。
    [8]《周礼·春官》,[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册,第1286页。
    [9]《周礼·春官》,[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册,第2062-2071页。
    [1]《周礼·春官》,[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册,第2072-2078页。
    [2]详见《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册,第3211-3213页。)
    [3][韩]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30页。持“巫”的地位在战国时期即开始民间化观点的学者还有林寓士。他在《汉代的巫者》一书中引《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三书中的材料,说明在战国时期开始已有民间巫师出现。详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378-1379页。
    [1]《史记》卷一○九《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166BC),匈奴大入萧关,而(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良家子”,如淳注曰:“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可见在汉代,巫的社会地位相当低。([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册,第2867页。)
    [2]《后汉书》卷八十三《高凤传》曰:“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高凤不愿出仕的一个理由便是出身巫家而不应为吏,换句话说就是巫在当时是被禁止做官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册,第2769页。)
    [3]马新《两汉民间的巫与巫术》,《文史哲》2001年第3期(总第264期),第120页。
    [4]《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曰:“(辰阳)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册,第1411页。)《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曰:“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后汉书》,第5册,第1397页。)均可见当时巫风大盛于各地。
    [5][汉]桓宽《盐铁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
    [1][汉]王符《潜夫论》,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页。
    [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巫佛争胜”类型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以佛的胜利而告结束。如《幽明录·巫师舒礼》条、《搜神后记·历阳神祠》条,《荀氏灵鬼志·南郡掾》条,《冥祥记·竺县盖》条以及《幽明录·王明儿》条等都是。这实际上是民间传统巫地位的下降的外在表现。
    [3]李零《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载氏著《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2-57页。
    [4]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第50-85页。
    [5]李申《宗教论》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24-346页。
    [6]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92-122页。 Yngwie等网友致谢!
    [1][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098页。
    [2][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册,第146页。
    [3][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1817页。
    [1][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74页。
    [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册,第3106页。
    [3][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华道藏》(第21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11页。
    [4][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华道藏》(第21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
    [5][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华道藏》(第21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14页。
    [6][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华道藏》(第21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
    [1][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鲁北麟等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册,第1161页。
    [1]《尚书·吴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页。
    [2][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223页。
    [3]关于汉代祝诅巫术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林富士《汉代的巫者》是其中的代表。该书有专门内容讨论汉代巫者的祝诅巫术。详见第71-80页。(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韩国学者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一书中也对汉代的祝诅巫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详见该书第116-122页。(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
    [4][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陈寿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662-663页。
    [1][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24页。
    [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册,第3260页。
    [3][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146页。
    [1][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148页。
    [2][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1页。
    [3][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册,第367页。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5页。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104页。
    [2][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册,第838页。
    [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册,第2863页。
    [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12页。
    [2][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23页。
    [1]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6页。
    [2][唐]李隆基《大唐六典》,[唐]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册,第2711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02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254页。
    [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254页。该文各书所引文字不尽相同,《北堂书钞》卷134引《幽明录》曰:“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唐]虞世南《北堂书钞》,《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212册),第631页。)最大的差异处:一是“庙巫”,《书钞》本作“庙祝”,祝和巫在古代意义相差不大,在早期“巫”亦承担祝诅的功能。二是“杨林”,《书钞》本作“汤林”,这有可能是刻写过程中的讹误。若排除这些,两者可以算做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流传久远,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以此故事为原形加以改编、创新。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唐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元马致远的杂剧《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汤显祖的传奇《邯郸梦》,该剧为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一,清蒲松龄的小说《续黄粱》等。这些作品均可见出《杨林》的影响。
    [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册,第3258-3259页。
    [2][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册,第2521页。
    [3][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1]《周礼·春官》,[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册,1968-1974页。
    [2]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2页。
    [3]占梦类的书籍,《汉书·艺文志》载有两种:《黄帝长柳占梦》(11卷),《甘德长柳占梦》(20卷);魏晋时期的占梦书,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八种:京房撰《占梦书》(3卷)、崔元撰《占梦书》(1卷)、《竭伽仙人占梦书》(1卷)、周宣等撰《占梦书》(1卷)、《梦书》(10卷)、《新撰占梦书》(17卷)、《解梦书》(2卷)、《杂占梦书》(1卷)。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册,第1835页。
    [5][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页。
    [1][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4页。
    [2][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2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3][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2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4][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810页。
    [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94页。
    [1]如“虏去衣为男”、“内中有人为肉”、“狼啖脚为却”等都是解梦的经典,为当时及后世效仿。《晋书》卷九十五《索紞传》载:索充梦见一虏,脱上衣来诣充。紞曰:“虏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阴类,君妇当生男。”终如其言。宋桷梦内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两杖,极打之。紞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两杖,箸象也。极打之,饱肉食也。”郡功曹张邈尝奉使诣州。夜梦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为却字。”会东虏反,遂不行。
    [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55页。
    [3][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1页。
    [4][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057页。
    [1][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003页。
    [2][北凉]县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中华大藏经》(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3]《高僧传》的传主人数,各版本存在一些不同,金陵刻经处本为516人(正传257人,附见259人),大正藏本和海山仙馆本均为501人(正传257人,附见244人)。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本为531人(正传257人,附见274人)。本文数据根据汤用彤校注本统计。
    [4]咒术并非佛教独有的巫术形式。在中国传统巫术中,也有许多使用咒术的。但在传统巫术中,咒术更多扮演的是辅助角色,并不是最主要的巫术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采用咒术,但基本符咒并用。而咒术作为单独的巫术形式主要体现在佛教中。因此,本文所论之咒术,专指佛教咒术。
    [1]慈恰主编《佛光大辞典》,台北:佛光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3113-3114页。
    [2][唐]玄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华大藏经》(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5页。
    [3][吴]支谦译《佛说八吉祥神咒经》,《中华大藏经》(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4 页。
    [1][北周]天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中华大藏经》(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9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83页。
    [5][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8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8页。此事《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佛图澄传》亦记.情节与此基本相同,不同处在于将石斌当作石勒之子。云:勒爱子斌暴病死,将殡,勒叹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就执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苏,有顷,平复。自是勒诸子多在澄寺中养之。([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87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3]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288页。
    [4][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4-47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5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0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3-134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3-374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24-425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7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6-77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8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3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6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0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1页。
    [3][唐]魏征《隋书》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776页。
    [4][唐]李隆基《大唐六典》,[唐]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5][唐]李隆基《大唐六典》,[唐]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278页。
    [6]朱瑛石《咒禁博士源流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7][唐]李隆基《大唐六典》,[唐]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8][唐]李隆基《大唐六典》,[唐]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1]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台北:佛光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4251-4252页。
    [2][美]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130页。
    [3]李申《宗教论》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68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1页。
    [2]关于鸠摩罗什的预言,陆扬提出一个新的大胆推测。他认为:在佛教徒传记中,超凡的预言能力往往就是宗教力量的同义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佛图澄利用了这种能力来使后赵野蛮的统治者转信佛教。鸠摩罗什却没有取得任何类似的成就。事实上,同是预言家,慧皎笔下的鸠摩罗什与佛图澄之间的差异却是不能再大了。从传记来看。鸠摩罗什所作出的预言即使结果不断清楚地证明他的正确,后凉的统治者依然没有因为这种能力而为他所感化,成为佛教的信仰者,换句话说,鸠摩罗什未能充分利用这种能力来使人皈依佛法。那么僧祜与慧皎在这里是否想给他们的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鸠摩罗什的破戒使他在不信佛教的俗人面前丧失了道德权威呢?(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期(第23辑),第72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5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3页。
    [5][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5页。
    [6][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3页。
    [7][粱]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5页。
    [8][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3页。
    [9][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4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3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6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2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3页。
    [5][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89页。
    [6][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2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5页。
    [8][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2页。该故事王琰《冥祥记》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曰:“宋慧远沙门者,江陵长沙寺僧也,师慧印,善禅法,号曰禅师。远本印苍头,名黄迁,年二十时,印每入定,辄见迁先世乃是其师,故遂度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杨道产 家,行般舟,勤苦岁余,因尔遂颇有感变;或一日之中.赴十余处斋,虽复终日竟夜行道转经,而家家悉见黄迁在焉。众稍敬异之,以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谓道产曰:‘明夕吾当于君家过世。'至日,道产设八关,然灯通夕。初夜中夜,迁犹豫众行道,休然不异;四更之后,乃称疲而卧,颜色稍变,有顷而尽。合境为设三七斋,起塔,塔今犹存。死后久之,现形多宝寺,谓昙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当与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昙珣即于长沙禅房设斋九十日,舍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气,自知必终,大延道俗,盛设法会。三更中,呼问众僧:‘有闻见不?'众自不觉异也,珣曰:‘空中有奏乐声,馨烟甚异,黄迁之契,今其至矣。'众僧始还堂就席,而珣已尽。”(周叔迦、苏渊雷《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册,第2809页)《冥祥记》的内容应该是这个故事的原始面貌,慧皎在撰《高僧传》时选择了前半部分而舍弃了后半部分,大概是他相信前半部分内容比较可信。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6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6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9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3页。
    [5][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5页。
    [6][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7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6页。
    [8][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0页。
    [9][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2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5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03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8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17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5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6页。
    [1]金克木《信仰·崇拜·统一场》,《读书》1999年6期,第71页。
    [2]侯旭东说:“所谓‘灵验',具体说来就是人们的某种期待,如疗疾、祈子、去灾、求福、预言等能在信仰活动中得到满足。某一对象能否得到信奉。对信仰者而言,取决于它是否灵验。即使信奉了某一对象信徒同样会不断地对其有效性加以验证,一旦发现不再灵验,信仰对象就会遭到唾弃。”(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1～62页)可以与本文的观点相对照。
    [3][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5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2页。
    [5][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3页。
    [6][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5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5页。
    [8][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4页。
    [9][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4页。
    [1]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亦云:道教实源于道家,及古代以来方士神仙之说。(傅勤家《中国道教史》(影印版),上海书店1984年,第14页。)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认为:秦汉之际,巫术便直接为神仙方士所承袭,亦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3页。)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也认为:道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到家自身演变的产物,是黄老思潮结合神仙思想、阴阳数术、鬼神观念,并吸取宗天神学、谶纬神学等而由“道”统率的庞杂的思想体系。这实际上也承认道教吸收了传统巫术的部分。(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卷,第99页。)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认为早期道教的来源之一便是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9页。)
    [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3]刘仲宇《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总第51期),第1～2页。
    [4][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于石,马君骅、诸伟奇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3册,第532页。
    [1]《道法会元》,《中华道藏》(第3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册,第2435页。
    [3][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110页。此事亦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李贤注引《江表传》。
    [4]《太平经复文序》,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44页。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册,第2299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册,第1864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册,第2436页。
    [3]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1期(总第100期),第45-56页。
    [1]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1期(总第100期),第48页。
    [2]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第1期(总第100期),第50页。
    [3]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第46-47页。
    [4]王育成《洛阳延光元年朱书陶罐考释》,《中原文物》1993年1期(总第63期),第71-76页。
    [5]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1956年10期(总第12期),第24页。
    [1]负安志、马志军《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总第60期),第64-71页。
    [2]高大伦、贾麦明《汉初平元年朱书镇墓陶瓶》,《文物》1987年6期,(总第373期),第71-72页。
    [1]林泊、李德仁《临渣发现汉初平元年墓》,《文博》1989年1期(总第28期),第37-41页。
    [2]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10期(总第52期),第18-24页。
    [1][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35页。
    [2][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09-311页。
    [1][晋]葛洪《神仙传》,《中华道藏》(第4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2][晋]葛洪《神仙传》,《中华道藏》(第4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3][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12页。
    [1][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页。
    [2][晋]葛洪《神仙传》,《中华道藏》(第4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册,第443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册,第441页。
    [2][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75页。
    [3][东晋]葛洪《神仙传》,《中华道藏》(第4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4][晋]干宝《搜神记》,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10页。这一条李剑国列为《搜神记》“伪目疑目”之属。汪绍楹也认为非出自《搜神记》,其证据均为“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这条证据的说服力略嫌不足。故本文仍认为该条出自《搜神记》。另,本条虽说的是汉时事,但无论是《神仙传》还是《搜神记》,其作者均为晋人,其中所透漏出的信息与观念当属晋人无疑。
    [1]《太平经·解承负诀》,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页。
    [2]《三天内解经》,《中华道藏》(第8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46页。
    [3][晋]葛洪《神仙传》,《中华道藏》(第4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8-29页。
    [1][南朝陈]马枢《道学传》,陈国符辑,载《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482页。
    [2][南朝陈]马枢《道学传》,陈国符辑,载《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486页。
    [3][梁]沈约《宋书》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662页。
    [4][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957页。
    [1][梁]陶弘景《登真隐诀》,《中华道藏》(第2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
    [2][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册,第275页。
    [3][宋]吕太古《道教通门必用集》,《中华道藏》(第42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4]劳幹《汉晋西陲木简新考》(图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12页。
    [5]关于此符的时间,一般认为是晋代,如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劳幹亦认为此简年代之上限不能早于晋代,亦不能晚至隋唐。(劳幹《汉晋西陲木简新考》(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48页。)
    [6]王育成释此简文为:仙师敕令三天责青龙镇定空炁安。(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 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87页。)
    [1]劳幹《汉晋西陲木简新考》(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53页。关于天师,钱大昕亦有论述,曰:“天师之称,始见于《庄子》,特一时尊敬之词,非以为号也。后汉张陵始以‘五斗米道'诳惑汉、沔间。其孙鲁据以汉中,魏武授以侯爵。后来习其教者,妄称陵为天师。”([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孙显君、陈文和点校,《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册,第531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册,第874页。
    [3][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243页。
    [4][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册,第34～35页。
    [1][明]顾炎武《日知录·介子推》,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册,第1412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479页。
    [3][晋]司马彪《后汉书志》,[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册,第3118页。
    [1][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册,第690页。
    [2]王育成《徐副地券中天师道史料考释》,《考古》1993年6期(总第309期),第571-575页。
    [3]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89页。
    [4]王育成《中国古代道教奇异符名考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2期,第30页。
    [5]《太平经·为父母不易诀》,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7页。
    [6][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09页。
    [1]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2-123页。
    [1]《三天内解经》,《中华道藏》(第8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45页。按:《三天内解经》作者不详,然据《中华道藏》及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均认为是南朝时期天师道徒的作品。
    [2][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263页。
    [3]《要修科仪戒律钞》,《中华道藏》(第42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4]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南朝四座纪年墓》,《考古》1965年4期(总第104期),第176-184页。
    [1]本释文结合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2-123页。)、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博士论文,第227页。)、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起道教》(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2～53页。)以及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南朝四座纪年墓》(《考古》1965年4期,第182-183页。)等文转录。
    [2]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1][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9页。
    [2][汉]班固《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册,第3194～3195页。
    [3]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
    [4]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一文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176页。
    [1]刘师培曰:“董、刘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纬之溢觞。”(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册,第481页。)
    [1]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1]转引自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2][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上册,第191页。
    [1][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253-2254页。
    [1][南朝陈]马枢《道学传》,陈国符辑,载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461页。
    [1][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0页。
    [2]《礼记·祭法》,[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94页。
    [1]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第11页。
    [2]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第15页。
    [3]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4]关于天、地、日、月等是否可以算作自然神祗,本文接受乌丙安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的看法,他认为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均为自然神祗。详细请参看该书相关论述。(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1-462页。
    [2][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3][战国]左丘明《左传·昭公十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4册,第1314-1315页。
    [1]卫绍生《神秘与迷惘:中国古代方术阐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56页。
    [3][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37页。
    [4][梁]殷芸编《小说》,周楞伽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5][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册,第2784页。
    [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2页。
    [2][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册,第1297页。
    [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1页。
    [5][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4页。
    [6][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页。
    [7][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1]《山海经·海内东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9页。
    [2]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9页。
    [3][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4][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册,第3052-3053页。
    [1][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67页。
    [2]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250页。
    [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56页。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313页。
    [5][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版,上册,第139页。
    [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313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
    [2][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此则故事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五,文字略有不同。
    [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346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6页。
    [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333-2334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354-2355页。
    [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195页。
    [1]孙作云《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一文对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进行了深入研究。收入《孙作云文集》第三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下册,第664～681页。
    [2][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册,第495-496页。
    [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56页。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252页。
    [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252页。
    [6][梁]殷芸编《小说》,周楞伽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7][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页。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39页。
    [2]韦凤娟《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第47页。
    [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册,第3652页。
    [4]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9页。
    [5]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9页。
    [6]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9页。
    [7]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40页。
    [8][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53页。
    [9]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7页。
    [10][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城内》,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3-54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册,第2570页。
    [2][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7页。
    [3][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352-353页。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5-66页。
    [1][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2页。
    [2][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3～214页。
    [3][梁]殷芸编《小说》,周楞伽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页。
    [1][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城西》,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7-178页。
    [2]《山海经·西山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页。
    [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册,第387-388页。
    [1]有一种意见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帝已不再是最高神了。详细论述请参考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第二章第一节相关论述。本文接受这一观点。
    [2]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7页。
    [3][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4页。
    [1][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五,[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册,第1216页。
    [2]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认为:“《列仙传》记上古三代至西汉成帝时神仙七十人,集中宣扬了世有神仙和神仙可学的观点。”(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卷,第74页。)该统计实不准确,实际《列仙传》中共记神仙七十一人,其中江妃二女应该是两个人,故总数为71人。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一书中,也认为《列仙传》所记神仙数量为71人。(氏著《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3]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卷,第75页。
    [1]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卷,第76页。
    [2]这里所列举的神祗名录,参考了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第八章相关论述。本文在他所列神祗名录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并补充了相关资料。
    [3]周振鹤《中国历史区域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册,第430页。
    [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331页。
    [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册,第3112页。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4-85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页。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27页。
    [5][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上册,第2-3页。
    [1][唐]释澄观《大方广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中华大藏经》(第8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69页。
    [2][朱]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页。
    [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89页。
    [1][梁]任昉《述异记》,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四库全书本《述异记》与此同。
    [2]何新《盘古、梵天与BAU神》见《诸神的起源》第175-182页。(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王晖文见《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3-19页。
    [3]此处完全按饶宗颐《盘古图考》一文所录。饶文见《中国杜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第75～76页。《益州学馆庙堂记》又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五(《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六册,第4559页)。
    [1][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何韫若、林孔翼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5-116页。
    [2][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516页。
    [3]日前读到刘屹《盘古神话:史料新读》(载《中国史研究》2007年1期,第77～91页),发现其中许多说法与本文略同。特指出,非敢掠美。然刘文与本文比,所论之内容更多,有兴趣者可参看。
    [4][晋]葛洪《枕中书》,《中华道藏》(第2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30页。
    [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洹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5页。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淀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7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9页。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50页。
    [5][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36页。
    [6][北齐]魏收《魏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55页。
    [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7页。
    [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4页。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41页。
    [10][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407页。
    [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6-457页。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6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3-264页。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清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6-227页。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淮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06页。
    [1][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2560页。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肥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9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汾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8页。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汾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
    [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191页。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8页。
    [7][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449页。
    [8][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849-1850页.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5页。
    [1][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页。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湘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7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4页。
    [4][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707页。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9页。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清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28页。
    [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0页。
    [1][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册,第499页。
    [2][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册,第506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01页。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8页。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丹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6页。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7页。
    [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9-270页。
    [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5页。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赣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21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洧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18-519页。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18-519页。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汝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04页。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7页。
    [1][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2634页。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3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1页。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41页。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2页。
    [6][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484页。
    [1][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760页。
    [2][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928～929页.
    [3][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770页.
    [4][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上册,第185页。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原公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2页.
    [6][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册,第517页.
    [7][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册,第1170页。
    [1][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3页。
    [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2051页。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湘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5页。
    [4][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3页。
    [5][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册,第543页。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3-194页。
    [7][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331页。
    [8][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697页。
    [9][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册,第254页。
    [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肥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51页。
    [2][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册,第795页。
    [3][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8-61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330-2331页。
    [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738页。
    [3][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918页。
    [4][梁]沈约《宋书》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册,第488页。
    [5][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册,第155页。
    [1][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册,第1356页。
    [2][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31-32页。“景子”即“丙子”,唐时避李渊父亲“李丙”讳改。
    [3][汉]王充《论衡·骨相》,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108页.
    [4][梁]沈约《宋书》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780页。
    [5][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册,第1941页。
    [1]梁满仓《论蒋神在六朝地位的巩固与提高》,载氏著《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8-117页。
    [2]胡阿祥《蒋山、蒋州、蒋王庙与蒋子文崇拜》,《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2期,第10-15页。
    [3]陈圣宇《六朝蒋子文信仰探微》,《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65-169页。
    [1][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148页。
    [2][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4-45页。
    [3][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1-62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
    [2][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
    [3][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110頁。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1页。
    [5][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3页。
    [1]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美]简·詹姆斯《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上、下),贺西林译、张敢校,《美术研究》1997年2、3期(总第86、87期),第43-48页,第75-79页。
    [3][汉]班固《汉书>卷十一,[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342页。
    [4][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册,第1476页.
    [5][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六,[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册,第1311-1312页。
    [6][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5页。
    [7]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1]H.H.Dubs,An ancient Chinese Mystery Cult,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35,1942.p236-237。转引自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145页。
    [2]赵秋成《<易林>作者考辨辑解--兼论焦延寿之西汉易学》,http://www.confucius2000.com/zhouyi/ylzzkbjjjljyszxhyx.htm,2004年5月26日
    [3]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4]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5]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6]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427页。
    [7]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537页。
    [8]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9]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1]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
    [2]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3]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4页。
    [4]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5]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6]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7]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500页。
    [8]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9]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612页。
    [10]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11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389页.
    [1]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2]西王母的神仙性质,在《庄子·大宗师》篇便可见出。曰:“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所谓“莫知其始,莫知其终”便是长生不死之意。《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那么,没有终始之人自然便没有死生了。没有死生之人不是神仙又是什么呢?
    [3]郑杰文《<穆天子传>的性质类别》,载氏著《穆天子传通解》,第176-194页.常金仓《<穆天子传>的时代和文献性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6期(总第138期),第126-133页。
    [4][汉]刘安《淮南子》,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上册,第501页。
    [5][晋]司马彪《后汉书志》卷一百,[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册,第3216页。
    [6][汉]司马相如《大人赋》,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7]《汉武故事》的成书时间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西汉成
    [1][晋]张华《博物志》,范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7页。
    [2]《汉武帝内传》,《中华道藏》(第4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1][汉]刘向《列仙传》,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2]《太平经·师策文》,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页。
    [3][晋]葛洪《枕中书》,《中华道藏》(第2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30-631页。
    [4]《老子中经》一书的成书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前田繁树认为《老子中经》的创作年代在四世纪后期至五世纪中期。加藤千惠更是根据《老子中经》中出现的“青牙、朱丹”等服食方法,与《真诰》相对照,认为晋废帝泰和二年(367年)是《老子中经》成书的上限。详情参阅加藤千惠《老子中经与内丹思想的起源》,《宗教学研究》1997年4期,第40-47页。我们采用这个观点。
    [5][明]王世贞编《列仙全传》(据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影印),载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册,第12页。
    [1]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4-105页。
    [2]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5-106页。
    [3]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1]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2]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3]林留根《江苏镇江东晋纪年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2期(总第72期),第158页。
    [4]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5-116页。
    [5]刘永明《汉唐纪年镜图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
    [1]刘永明《汉唐纪年镜图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1][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4页。
    [2][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7页。
    [3][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十,《中华大藏经》(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6页。
    [1]李利安将其归入“归心”条,我们经过细致辨别,认为归到“礼敬”条更加合适。
    [2]李利安《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西北大学2003届博士论文),第100页。
    [3]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页。
    [4]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
    [5]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113页。
    [6]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470页。
    [7]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474页。
    [1][清]陆耀通《金石续编》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3036页。
    [2]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册,第119页。
    [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册,第87页。
    [4]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499页。
    [5]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西北大学图书馆藏,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745页。
    [6]晋华,吴建国《山西寿阳出土一批东魏至唐代铜造像》,《文物》1991年2期(总第417期),第11页。收入韩理洲等辑校《全北齐北周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30页,此据前者引。
    [1]黄征,吴伟编《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812页。
    [2]《观世音应验记》在国内自唐代后即佚。但流传到日本后得以保存。1994年孙昌武根据日本保存的《观世音应验记》整理出《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由中华书局。2002年,董志翘根据日本金刚寺藏《佚名诸菩萨感应抄》,重新校订,并纠正了孙昌武著作中校点方面的讹误,出版了《<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该书是目前《观世音应验记》最好的整理本。
    [1]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805 《论语·先进》,[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49页。
    806[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27页。
    807[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6页。
    808[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40页。
    809[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6页。
    810[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3页。
    811[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6页。
    812[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7页。
    813 陈鼓应《庄子浅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
    814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
    [1]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68页.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76页。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454页。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44页。
    [5][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三,[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册,第2762页。
    [6][汉]班固《汉书》卷六,[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199页。
    [7]《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曰:“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
    ?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润于千里。犹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书?讥不郊而望
    祭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2263页。)
    
    [1][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355页。
    [2]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也就是说泰山在汉代达到其地位的最高值应在此前后。而广陵王刘胥在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3年)因罪自杀,距泰山封禅已经过了五十七年了。泰山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是否还保持极盛时的地位呢?恐怕未必。首先是皇帝已从汉武帝换到了汉昭帝再到汉宣帝,其次后二帝均未有在泰山举行大规模祭祀的记录。因此在前一世纪的晚期,民众将死后世界的归属地由蒿里(高里)转移到泰山之上的推论在时间上是可以成立的,在心理是可能的。
    [3][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385页。
    [1]吴荣曾《镇墓文所见到的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总第298期),第60页。
    [2][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册,第2786页。
    [3][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九,[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826页。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69-370页。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60页。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中册,第1265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册,第2731页。
    [3][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1页。
    [4][晋]张华《博物志》,范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页。
    [5][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册,第601页。
    [1][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册,第201页。
    [2][清]严可均《全上古吉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册,第303页。
    [3][汉]安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中华大藏经》(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6页。
    [4][吴]竺律炎译《佛说三摩竭经》,《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45页。
    [5][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华大藏经》(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14页。
    [6][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华大藏经》(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7页。
    [7][晋]法立、法炬译《法句譬喻经》,《中华大藏经》(第5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3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册,第2996-2998页。
    [2][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8-49页。
    [1][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9页。
    [2]《伏魔经》,据萧登福研究,当是南朝刘宋以前的道教经典。
    [3][南宋]陈椿荣《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经法》,《中华道藏》(第3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43页。
    [4][南朝齐]严东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中华道藏》(第3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1]此六洞之名与《真诰》基本相同,当是沿袭《真诰》而来。《真诰》曰:第一宫名为纣绝阴天宫,第二宫名为泰煞谅事宗天宫,第三宫名为明晨耐犯武成天宫,第四宫名为恬昭罪气天宫,第五宫名为宗灵七非天宫,第六宫名为敢司连宛屡天宫。
    [2][北周]宇文邕《无上秘要》卷十,《中华道藏》(第28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1页。又见李德范辑《敦煌道藏》(4册),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1855-1856页。编号S.80。此处引文将两部分进行了互校。该卷内容《道藏》本《无上秘要》阙。
    [3][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华道藏》(第2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29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46页。
    [2]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58-360页。
    [3]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3期(总第298期),第58页。
    [1]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第209页。
    [2]刘增贵《天堂与地狱:汉代的泰山信仰》,《大陆杂志》94卷5期,1997年,第1-13页。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6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册,第2738页。
    [4]他认为:“将‘地主'转化为‘地下主'确实仅是一小步,而泰山府君的名号也需要解释。‘府君'一词不能认为是普遍意义上的‘主',实际上,它在汉代是郡一级官员的通称.‘泰山'也不能理解为圣山本身,而应该理解为以圣山命名的郡。换言之,将阴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泰山府君,既指明了他所居住的地方,又指明了他的官衔。因为他掌管死人,所以他的官位比人间最高统治者的官位低,他的另一些通常的称呼也与此完全吻合。”(余英时著,李彤译《魂兮归来:论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载《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8-149页。)余英时对泰山府君的理解应该说部分正确。他认为泰山府君只是一个地方官名是正确的,而他将泰山府君当成阴间的最高统治者还需要再加思考。
    [5][晋]陶潜著,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页。
    [6]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93页。
    [1][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册,第1158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293页。
    [3]《周礼·春官》,[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册,第1296-1297页。
    [4]④[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293页。
    [5][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7页。
    [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册,第2399页。
    [7]《礼记·祭法》,[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下册,第1203页。
    [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9页。
    [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页。
    [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
    [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
    [5][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4页。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册,第1923页。
    11 连劭名《汉晋解除文与道家方术》,《华夏考古》1998年4期(总第46期),第79页。
    [8]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总第16期),第62页。
    [9]《礼记·祭法》,[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下册,第1202页。
    [10][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册,第3919页。
    [1]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时间新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总第30辑),第291-299页。
    [2][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册,第4116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84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册,第293页。
    [5][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497页。
    [6][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3页。
    [7][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0页。
    [1]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90页。
    [2]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52-153页。
    [3][元]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六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9页。
    [4][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8页。
    [5]萧登福《敦煌文学丛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06页。
    [6][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城东》,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页。
    [1][汉]王充《论衡·论死》,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第871页。
    [2][晋]司马彪《后汉书志》,[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册,第3128页。
    [3]蒋卫东《“镇墓兽”意义辨》,《江汉考古》1991年2期(总第39期),第44页。
    [1]关于镇墓文的组成及目的,在本章第四节会做出较详细的分析,此处不赘。
    [2]蔡运章《东汉永寿二年镇墓瓶陶文考略》,《考古》1989年7期(总第262期),第649-652页。
    [3]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10期(总第52期),第21页。
    [1][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2][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9页。
    [1][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
    [2][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页。
    [3][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2-203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0-191页。
    [2][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页。
    [1]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上册,第78页。
    [2][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页。
    [4][战国]韩非《韩非子·安危》,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册,第524页。
    [5][汉]王充《论衡·论死》,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272页.
    [1]《太平经·解师策书诀》,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0页。
    [2][晋]慧远《三报论》,载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页。
    [3][唐]若那跋陀罗译《大般涅槃经后分》,《中华大藏经》(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页。
    [4][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中华大藏经》(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9页。
    [5]失译《般泥洹经》,《中华大藏经》(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2页.
    [6][晋]袁宏《后汉纪》,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卷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页。
    [1][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册,第2124-2125页。
    [2]《战国策·赵策》,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二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96-1097页。
    [3]《孙子·火攻》,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4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册,第3292页。
    [5][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一,[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册,第2369页。
    [6][汉]刘向《说苑·政理》,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7页。
    [7]《太平经·冤流灾求奇方诀》,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0页
    [1][汉]王充《论衡·异虚》,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214页。
    [2][汉]王充《论衡·论死》,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第873页。
    [3][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9页。
    [4]《太平经·冤流灾求奇方诀》,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1页。
    [5]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1][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勤求》,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版,第253页。
    [2]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2-33页。
    [3][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勤求》,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版,第259页。
    [4]《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中华道藏》(第4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5]《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中华道藏》(第4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6]《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中华道藏》(第4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1]《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中华道藏》(第4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2]《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中华道藏》(第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3]《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中华道藏》(第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4]《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中华道藏》(第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5]《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中华道藏》(第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页。
    [6]《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中华道藏》(第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1]《太上老君说五斗金章受生经》,《中华道藏》(第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37页。
    [2]《太上说中斗大魁保命妙经》,《中华道藏》(第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50页。
    [3]《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中华道藏》(第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4]镇墓文是东汉时期出现的,埋在坟墓之中,起骇鬼、解适作用的应用文体。就载体而言,有陶瓶、铅块、木块、石块、铁块以及瓦片等,多见于陶瓶和铅块,因此,又被称为镇墓券、镇墓砖、镇墓瓶、解注瓶、解注文等。
    [1]蒋卫东《“镇墓兽”意义辨》,《江汉考古》1991年2期(总第39期),第44页。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94页。
    [1]此镇墓文1957年8月9日发现于西安和平门外雁塔东路,用朱砂书写于灰色陶瓶腹部,陶瓶敞口细颈,腹鼓底平,高17.7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16.1厘米,底径6.8厘米。摹本及录文见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年1期(总第284期),释文见陈直《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总第8期)。由于此镇墓文非常完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断句及释文不同处颇多,本处释文参考诸家,综合释之。
    [2]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第46-47页。
    [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总第16期),第62页。
    [4]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5]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渊源、实质与意义》,《中国史研究》2006年1期(总第101期),第60页。
    [6][汉]王充《论衡·簿葬》,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第961页.
    [1]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年,第61-63页。
    [2][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3页。
    [3]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11期(总第234期),第75-93页。
    [4][日]中村不折《禹墨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李德范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页。
    [5]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70-71页。
    [6]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03-104页。
    [7]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04页。
    [1]《赤松子章历》,《中华道藏》(第8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39-640页。
    [2]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这个表格中不仅仅包括镇墓文也包括买地券。买地券一词,文献记录中最早见 于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买地券”条。谓:“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若干',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及观元遗山《续夷坚志》载曲阳燕川青阳坝有人起墓,得铁券,刘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时,然则此事由来久矣。”([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7页。)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47页。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65页。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403页。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28页。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2152页。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册,第1098页。
    [7][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册,第1313页。
    [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册,第1895页。
    [2]佛寺,又称寺院。《佛光大辞典》解释“寺院”曰:为佛寺之通称,乃安置佛像并供僧尼止住以修行佛道之处所。又称寺。有各种异称,如寺刹、僧寺、精舍、道场、佛刹、梵刹、兰若、丛林、栴檀林、檀林、绀园等。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更列举净住舍、法同舍、出世间舍、金刚净刹、寂灭道场、清净无极园、远离恶处、亲近善处等别名。相当于寺院一语之梵语有vihara,sajgharama等,前者音译毗诃罗,意译住处、游行处;后者音译僧伽蓝、伽蓝,意译众园。然均可译作“精舍”,意为精炼修行者之居舍。另有兰若,为阿兰若之简称,又作阿炼若、练若,为梵语aranya之音译,意译无诤、空闲处,意指远离村落之安静而适合修行之场所。亦有称寺院为“刹”者,刹,系梵语laksata幡竿)之讹译,因一般均有于佛堂前立刹之风俗,故称寺院为刹。(慈怡《佛光大辞典》,台北:佛光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2414页。)
    [3]这26所佛寺是有文献可查的,且大部分是有固定名称的。当然,西晋时期的佛寺总数不止这个数。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洛阳有寺四十二所。又据法琳《辨正论》卷十三《十代奉佛篇》载: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译经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余人。以上均说明,在西晋时代,两京佛寺的数量比现在能考察出来的要多。
    [1]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2][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册,2177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页。
    [2][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08页。
    [3]本文所说的精怪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既包括有传统意义上的“物老成精”的精怪,也包含那些并非由于自然原因而是由于他力作用而发生变化的动植物或人类。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有相当数量的精怪并非由年岁的增加变化而成。为论述的方便起见,本文将这些物统称为精怪。
    [4]《山海经·海外北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8页。
    [5]《山海经·大荒南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73页。
    [6]《山海经·北山经》,袁列《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7]《山海经·中山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1][汉]刘安《淮南子·俶臻训》,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上册,第99页。
    [2][晋]司马彪《后汉书志》,[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册,第3348页。
    [3]精怪“人形化”的例子在东汉之前并非绝对没有,但比较少见。《今本竹书纪年》中,也曾出现“马化为人”的事件。《今本竹书纪年》卷下曰:“周宣王三十二年,有马化为人”。(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黄永年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4][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第5册,第1399页。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第10册,第2744页。
    [6][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6-147页。
    [7]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9页。
    [1][晋]竺法护译《生经》,《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35页。
    [2][晋]竺法护译《生经》,《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37页。
    [3][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华大藏经》(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2-843册。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册,第3860页。
    [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册,第3863页。
    [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册,第3863页。
    [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324页。
    [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册,第3864页。
    [1][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1]本文所说的狐精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包括“狐精”,也包括“狸精”。关于“狐”和“狸”的关系,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九引《诗义问》曰:“狐之类,貉、貒、狸也。貉子曰貆,貆形状与貉类异,世人皆名貆。貉子似狸。”大概是说,狐是这一类动物的总称,包括貉、貒、狸等小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狸精包括在狐精之内。同时,我们的研究不是严格意义生物学上的研究,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狸和狐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大致相似,因此我们将二者合而为一。今人李剑国亦认为古代并没有对狐和狸进行严格区分,详见李剑国《中国狐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2][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下册,第1715页。
    [1][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928-2929页。
    [2]韦凤娟《九尾狐的嬗变》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对“九尾狐”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认为九尾狐是上古初民将自然狐图腾化之后的一种巫话表达。无论是“狐”还是“九尾狐”在先秦文献中都是祥瑞的代表.汉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九尾狐继续作为图腾崇拜的遗存被人们当作吉祥的象征加以崇拜,而“狐”的自然属性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到东汉时期,狐就作为妖兽形象的一个重要代表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狐”的分化更加明显,九尾狐依旧是进献朝廷的最好贡品,而自然狐却和魅、精、怪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成为精怪。(韦凤娟《九尾狐的嬗变》,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1]“韩友灭狐魅”又见干宝《搜神记》卷三。从文字看,二者完全相同,我们认为《晋书》之“韩友灭狐魅”事件的题材材料来源可能是《搜神记》。
    [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76页。
    [3][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1875页。
    [4][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923页。
    [5][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106页。
    [6]详细请参考王青《中古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载《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9-283页。
    [1][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95页。这段话,《初学记》卷二十九引作《抱朴子·玉策记》,意思很明显是说《玉策记》为《抱朴子》中的一篇,乃葛洪所撰。但王明考证认为,这段话并非葛洪所写,而是葛洪引自《玉策记》。本文采信王明的意见。
    [2][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4-225页。
    [3][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9-220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6页。
    [2][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1-222页。
    [3][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64页。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1页。
    [1][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页。
    [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册,第4041页。
    [3]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387页。
    [4]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453页。
    [5][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2-223页。
    [1][唐]道世《法苑珠林·妖怪篇》,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册,第990页。
    [2][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9-220页。
    [1]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册,第5369页。
    [2]据王伟统计,在《广异记》各类题材中,神仙14则,报应26则,梦14则,神21则,鬼55则,妖怪6则,精怪9则,再生、悟前生33则,雷5则,宝5则,草木2则,龙2则,虎19则,畜兽20则,狐33则,蛇11则,狐类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王伟《广异记狐精形象初探》,《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1期,第78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册,第3666-3668页。
    [1][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1]张有鹤《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3页。
    [2]周绍良《唐传奇笺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1]周绍良《唐传奇笺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1][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五,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4-45页。
    [2]厕神在古代由专人担任。刘义庆《异苑》卷《陶侃》篇引《杂五行记》曰:“厕神曰后帝也。”《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六引《白泽图》曰:“厕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则死。”这些材料说明,厕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专人担任,与紫姑无关。
    [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140页。
    [4][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宋金龙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5][明]陈耀文《天中记》,清光绪四年(1878)听雨山房重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6][清]俞正燮《癸巳存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8页。
    [1]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334页。
    [2][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册,第406-407页。
    [1][宋]沈括《梦溪笔谈·异事异疾》,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册,第685-686页。
    [2][宋]孔平仲《谈苑》,王根林点校,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46页。
    [3][宋]朱彧《萍州可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0页。
    [4][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页。
    [5]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一书中对唐宋时期民间信仰中“紫姑信仰”有非常详细的讨论,所引材料相当丰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141页。)崔小敬、许外芳《“紫姑”信仰考》一文对紫姑信仰流行的地区以及祭祀紫姑的习俗亦有详尽梳理。可资参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2期,总第101期,第140-147页。)
    [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536页。
    [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1875页。
    [3]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1957页。
    [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19页。
    [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032-7033页。
    [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041页。
    [2]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7页。
    [3]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七,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册,第135-136页。
    [1]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85页。
    [2]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85页。
    [3]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册,第1276页。
    [4]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册,第923页。
    [1]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六七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册,第7897页。
    [2]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八四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册,第9775页。
    [3]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詩》卷九二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册,第10867页。
    [4]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册,第11912页。
    [5]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册,第11999页。
    [1]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二七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册,第14365页。
    [2]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六三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册,第18315页。
    [3]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八五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册,第20741页。
    [4]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八六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册,第20876页。
    [5]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二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册,第28145页。
    [6]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二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册,第28208页。
    [7]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二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册,第28257页。
    [1]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二六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册,第30167页。
    [2]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二九三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册,第34946页。
    [1]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册,第35794页.
    [2]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册,第36174页。
    [3]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詩》卷三○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册,第36311页。
    [4]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37页。
    [5]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詩》卷三二二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册,第38289页。
    [6]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五○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册,第41607页。
    [1]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七一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册,第44638页。
    [2]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七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册,第45630页。
    [3]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七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册,第45630页。
    [4]冷成金《文学与文化的张力》,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5]李泽厚《美的历程》(插图珍藏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1-162页。
    [6]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2]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81页。
    [3]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
    [1]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54页。
    [2]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93页。
    [3]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05页。
    [4]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06页。
    [5]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643页。
    [1]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36页。
    [2]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5-386页。
    [3]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60页。
    [4]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42页。
    [5]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02页。
    [6]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69页。
    [1]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979页。
    [2]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詩》卷一五三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册,第17131页。
    [3]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一六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册,第38237页。
    [4]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五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册,第42042页。
    [5]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一八七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册,第20948-20949页。
    [6]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七二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册,第44776页。
    [1][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孙克强辑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
    [3][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页。
    [4][清]张惠言撰、[清]董毅选、李军注《词选、续词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崔小敬,许外芳《“紫姑”信仰考》一文中,也有部分篇幅涉及到了元明清三代文学作品中紫姑形象的问题,可以参看。
    [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册,第2592页。
    [1][晋]戴祚《甄异传》,郑学弢校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88页。
    [2][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页。
    [3][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1]《太平经·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平气去来、兆候贤圣、功行种民、定法本起》,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页。
    [2][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326页。
    [3][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册,第1188页。
    [4][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册,第1190页。
    [5][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
    [6]钟林斌《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3期),杨军《魏晋六朝志怪中人鬼恋故事的文化解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3期)等对人鬼之恋都有论述。
    [7]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97页。
    [1]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16-117页。
    [2][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24-125页。
    [3]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11页。
    [4][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1]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92页。
    [2]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73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4-45页。
    [2]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41页。
    [3]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53页。
    [4][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8页。
    [5]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96页。
    [1][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6-197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四,[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册,第2403页。
    [3][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
    [4][唐]段成式《酉阳杂组》,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页。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焦氏易林注》,[民国]尚秉和撰,常秉义点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
    《周礼正义》,[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礼记集解》,[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论语正义》,[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杨伯竣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史记》,[汉]司马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汉书》,[汉]班固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三国志》,[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晋书》,[唐]房玄龄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宋书》,[梁]沈约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梁书》,[唐]姚思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陈书》,[唐]姚思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魏书》,[北齐]魏收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隋书》,[唐]魏征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南史》,[唐]李延寿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北史》,[唐]李延寿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帝王世纪辑存》,徐宗元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山海经校注》,袁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洛阳伽蓝记校笺》,[北魏]杨衒之撰,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穆天子传通解》,郑杰文,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
    《荆楚岁时记》,[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老子想尔注校证》,饶宗颐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南华真经注疏》,[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论衡校释》,[汉]王充撰,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晋]葛洪撰,王明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
    《太平经合校》,王明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法显传校注》,[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高僧传》,[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比丘尼传校注》,[梁]释宝唱撰,王孺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法苑珠林校注》,[唐]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列仙传校笺》,[汉]刘向撰,王叔岷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初学记》,[唐]徐坚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太平御览》,[宋]李昉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太平广记》,[宋]李昉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中华大藏经》,任继愈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6年。
    《中华道藏》,张继禹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金石萃编》,[清]王昶编,《石刻史料新编》本(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八琼室金石补正》,[清]陆增祥编,《石刻史料新编》本(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陶斋藏石记》,[清]端方编,《石刻史料新编》本(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编,《石刻史料新编》本(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赵超,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罗新、叶炜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古小说钩沉》,鲁迅校录,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旧小说》,吴增祺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年。
    《博物志校证》,[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搜神记》,[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搜神后记》,[晋]陶渊明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李剑国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拾遗记》,[晋]王嘉撰,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西京杂记》,[晋]葛洪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异苑》,[南朝宋]刘敬叔撰,范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幽明录》,[南朝宋]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述异记》,[梁]任昉撰,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藏。
    《殷芸小说》,[梁]殷芸编,周楞伽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全北齐北周文补遗》,韩理洲等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古谣谚》,[清]杜文澜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董志翘,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巴蜀道教碑文集成》,龙显昭主编,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
    《巴蜀佛教碑文集成》,龙显昭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侯旭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北朝婚丧礼俗研究》,谢宝富,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1998年。
    《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李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冷德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道佛十王地狱说》,萧登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
    《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萧登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道教文学史》,詹石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道教文学史论稿》,周积明,武汉出版社,2001年。
    《道教与民俗》,韩秉方,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道藏源流考》,陈国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东汉宗教史》,宋佩韦,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
    《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王承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敦煌诗歌导论》,项楚,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许国霖,收黄永武编《敦煌丛刊初集》(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季羡林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贺世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
    《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姜伯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敦煌愿文集》,黄征、吴伟,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信仰民俗卷》,苑利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法国汉学》(第七辑),《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吴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刘亚丁,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佛教南传之路》,阮荣春,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丁敏,台北:东初出版社,1996年。
    《佛教神通: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丁敏,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俞晓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佛教与中古小说》,陈洪,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第2版),孙昌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古代生命礼仪中的生死观》,林素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蒲幕州编,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2005年。
    《海外汉学丛书·道教》(1-3),王元化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992年。
    《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王青,台北:汉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信立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汉代丧葬礼俗》,李如森,沈阳出版社,2003年。
    《汉晋西陲木简新考》,劳幹,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
    《汉晋西陲木简新考》(图版),劳幹,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
    《汉唐纪年镜图录》,刘永明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杨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汉魏六朝佛道两教之天堂地狱说》,萧登福,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葛晓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孙昌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季羡林学术精粹·佛教与语言卷》,季羡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敬天的信仰》,邹新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
    《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刘屹,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敬天与亲人》,刘岱主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
    《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刘昭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赵世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礼俗与宗教》,林富士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两汉乡村社会史》,马新,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灵魂面面观》,陈俊伟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赵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六朝志怪小说考论》,王国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六朝志怪小说研究》,周次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李凇,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民间佛教研究》,谭伟伦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民间何在”谁之“信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民间祭祀的交感魅力》,张琪亚,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
    《民间宗教与仪式研讨会论文集》,李亦园,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85年。
    《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蒲慕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
    《南朝佛教与文学》,普慧,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余欣,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詹鄞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意识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薛艺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神异经研究》,王国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生与死--佛教轮回说》,陈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史学方法论》,杜维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宋代民间巫术研究》,刘黎明,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
    《汤用彤全集》(1、5卷),汤用彤,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
    《唐宋民间信仰》,贾二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郑岩,文物出版社,2002年。
    《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王素,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方立天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方立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严耕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下),高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朱大渭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王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白翠琴,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万绳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1年。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王国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魏晋神仙道教》,胡孚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逯耀东,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齐涛,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巫与巫术》,宋兆麟,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侯旭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何兹全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王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詹鄞鑫,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李乔,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
    《早期道教史》,汤一介,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
    《中古的佛教与社会》,刘淑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卿希泰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任继愈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胡文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中国地域文化》,蒋宝德,李鑫生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
    《中国方术正考》,李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中国方术续考》,李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张承宗,魏向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中国佛教雕塑》,李再钤,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8年。
    《中国佛教史》(1-3),任继愈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
    《中国佛教史论集·汉魏两晋南北朝篇》,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卷),郭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国佛教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主题与叙事》,丁敏,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方立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符咒文化大观》,刘晓明,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刘文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孙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汉画研究》(第2卷),朱青生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狐文化》,李剑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祭天文化》,陈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中国精怪文化》,刘仲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陈高傭等编,上海书店,1986年。
    《中国历代童谣辑注》,高殿石,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周振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第18册),常任侠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中国民间信仰》,金泽,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中国民间信仰》,乌丙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词典》,王景琳,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
    《中国民间诸神》,吕宗力、栾保群,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国民间宗教史》,冯佐哲、李富华,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韩秉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民俗史》(汉魏卷),钟敬文主编,郭必衡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国民族史》(增订本),王锺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王锺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葛剑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张岂之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巫术史》,高国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移民史》(第二卷),葛剑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何星亮,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研究》,王小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国宗教通史》,牟钟鉴,张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葛兆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中原民族的神话与信仰》,王孝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蒲慕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宗教论·神祗论》(第一卷),李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宗教论·事神论》(第二卷),李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宗教学通论新编》,吕大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宗教与神话论集》,李亦园,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
    《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变迁之神:南宋民间信仰研究》,[美]韩森著,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
    《道教史》,[日]漥 德忠著,萧坤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道教诸神》,[日]漥 德忠著,萧坤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东汉生死观》,余英时著,侯旭东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荷]许理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汉代人的死亡观》,[韩]具圣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汉族的民俗宗教》,[日]渡边欣雄著,周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英]弗雷泽著,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六朝道教史研究》,[日]小林正美著,李庆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论历史》,[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人论》,[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日]佐藤智水等著,刘俊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上帝·死亡和时间》,[法]勒维纳斯著,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社会学与人类学》,[法]马赛尔·毛斯著,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法]马赛尔·莫斯、昂利·于贝尔著,杨渝东、梁永佳、赵丙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美]太史文著,侯旭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原始文化》(重译本),[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真诰校注》,[日]吉川忠夫、麦古邦夫编,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日]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
    《中国佛教通史》(1-4),[日]鎌田茂雄著,关世谦译,台北:佛光出版社,1992年。
    《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法]格拉耐著,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日]池田温,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韩]文镛盛,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法]爱弥儿·涂尔干著,渠东、及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Death in Ancient China:The Tale of One Man' s Journey,Constance A.Cook,
    Death and the Otherworldly Journey in Early China as Seen through Tomb Texts,Travel Paraphermalia,and Road Rituals,Guolong Lai,Asia Major,Taib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2005,Part 1.
    Two Religious Thinkers of the Early Eastern Jin:Gan Bao and Ge Hang in Multiple Contexts,Robert Ford Company,Asia Major,Taib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2005,Part 1.
    Art,Ritual,and Society:Buddhist Practice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Liu Shufen,Asia Major,Taib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95,Part 1.
    The Completion of an Ideal World:The Human Ghost in Early-Medieval China,Mu-Chou Poo,Asia Major,Taib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iogy Academia Sinica,1997,Part 1-2.
    The Magnitude of Ming:Command,Allotment,and Fate in Chinese Culture,Christopher Lupk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Of Tripod and Palate Foo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Roel Sterckx,New York:Palgrave Macmilliam,2005.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Scripture,Ritual,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Christine Mollie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
    《先秦巫俗之研究》,赵容俊,台湾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及其向中国的传播》,李利安,西北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魏晋南北朝灾害研究》,王亚利,四川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汉代民间信仰研究》,贾艳红,山东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黄景春,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道教的社会传播研究:以公元六世纪前巴蜀及中国北方为中心》,曾维加,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六朝画像砖研究》,姚义斌,南京艺术学院2004年博士论文。
    《中国古代造像史纲》,董立军,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博士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活动之研究》,粘凯蒂,台湾中央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民族化与世俗化研究》,徐振杰,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尚永琪,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汉魏晋南北朝外国僧人来华活动史研究》,蔡衍廷,台湾东华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巫术与文学:以六朝志怪小说为主的研究》,蔡其原,台湾东华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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