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现代的现代性:“重写文学史”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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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以说,八十年代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为代表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在其文学现代化叙事中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学中政治对文学的钳制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但将此类文学完全纳入“前现代”范畴,则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体现;它忽视了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的复杂曲线,造成了文学史的某种“断裂”图景。九十年代以来借用新的“现代性反思”理论资源“重写文学史”事实上出现了三种研究向度,其中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特别引人注目。新左派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将1942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指认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并高度肯定这种文学及其主导性地位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激进现代性与保守的前现代性的奇怪混合,这一概念包含了巨大的悖论与历史困境,“反现代的现代”文学就是这种悖论式的激进现代性与保守的前现代性在文学形式上的投射。新左派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毫无反思,对这一概念的内在纠结与困境毫无觉察,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大概念迷信”。
     本文认为,对于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成绩与局限、洞见与不见,已经有诸多的文章作出分析;而对“重写文学史”九十年代以来的进程、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却因为还在进行中、缺乏足够的理论距离等原因而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新左派文学史观给我们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现今,我们已经可以对这一文学史观的出现、其洞见与不见、其理论意义及逻辑困境等展开初步的分析与总结,以期文学史叙述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走向。应该指出的是,新左派文学史观的问题并不是九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进程中出现的唯一问题,指出其问题并不代表与之相对立的论述一定正确。笔者只是认为这一新的倾向是更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一种倾向,必须予以更及时的理论应对。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eighties'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ampaign represented by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in its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literature saw the painful lessons had brought about by the suppression of politics of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 on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such literatu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pre-modern" areas, it is an embodiment of thinking of "Western-centrism", which has overlooked the modernity question in China's complex curve, resulting in a certain kind of "rupture" picture in literary history. Since the nineties, using the new "modern reflection" theory of resources "to rewrite literature history" actually appeared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search, of which, the rising of history view of the New Left literary is particularly compelling. The New Left refers the so-called "socialist realism" from 1942 to 1976 as "anti-modern modernity" literature, under the name of "modern reflection", and highly affirms this kind of literature and its dominant position is reasonabl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so-called Mao Zedong era's "anti-modern modernity", in essence, is a kind of strange hybrid of radical modernism and conservative pre-modernism. This concept contains enormous paradox and historical predicament, and "anti-modern modernity" literature is just the projection of this paradox radical modernism and conservative pre-modernism o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The problem of The New Left lies in their non-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anti-modern modernity", and without any awareness about the inner entanglement and difficulties, and therefore, the using of concept relapse into a typical "big concept superstition." This article consider, for the eighties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movement scores and limitations, in sights and not, there have a lot of articles making analysis of it. As for the process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since nineties, the rising of new leftist literary history, because they are still underway, and the lack of sufficient theoretical distance, result in the lack of systematic, in-dept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new leftist literary history has brought us a new vision of literary studies, but also brought many problems. Today, we are able to mak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summery on the appearance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its insights and its out of sights,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logical difficulties, so as to expect the statement of literary history can have a healthier direct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problem of new left literature history is not the only problem appeared at the process of "Rewriting Literature History" since the nineties, and point out its problem does not mean its opposite statement is correct. The author just believes that this new trend is a tendency which is mo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should be given more timely and theoretically response
引文
(1)对这一问题的较早论述来自李杨,“如果我们试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找到一个与西方联系最紧、最具现代性的阶段,绝大多数的专家和非专家都会选择五四新文学,继而,他们还可能选择新时期文学或者‘后新时期文学'。相比之下,在人们的常识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离‘现代'是如此遥远,以致(笔者认为此处当是‘至'字)于不少评论家干脆把这种无论在基本主题还是在艺术审美形式上都带有强烈的反现代与回归传统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解成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农民文艺或封建文艺的延续,因为它的出现,中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而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正是因为接续了被中断多年的五四传统,使饱经沧桑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重新回到了‘现代'的轨道上来。”(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314页)此后,韩毓海、旷新年、贺桂梅等人都在文章中不断提及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这一罪证——“断裂论”。事实上,“断裂论”的产生并不是没有任何合理性,因此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关于这点,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会具体论证。
    (2)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6页。(本书初版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大陆版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李杨、贺桂梅等人的四篇文章,并将原来放在前面的刘再复的序言《“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作为附录一放在后面。这些调整事实上增加了新版的“新左派”色彩。)
    (3)《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一书的最后部分即为《跋:“反现代”的“现代”意义》。
    (4)《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328页。
    (5)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原载《学人》第六辑,收入《汪晖自 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
    (6) 这一组文章包括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
    (7) 据汪晖的说法,这篇文章1994年完成初稿,发表于韩国《创作与批评》,1997年改定后在《天涯》(1997年第5期)发表,而后被多家刊物转载,文章收入汪晖论文集《死火重温》,北京:2000年1月版。
    (8) 《死火重温》,第50页。
    (9) 同上。
    (10) 关于“新左派文学史观”的提法,参见郑闯琦《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唐都学刊》2004年第3期。该文认为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分别为: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新左派文学史观。三种现代性分别为:左翼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晚清现代性。
    (11) 其中贺桂梅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延伸到四十年代文学,参见贺桂梅《转折的时代》
    (12) 南帆《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65页。
    (13) 新左派诸君关注的是五十至七十年代主流文学的重评问题,对于这种批评风潮,学界研究不多,海南师范大学王春艳2007年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50-70年代文学中“红色经典”和革命历史小说研究的考察》对九十年代“红色经典”研究情况作了概貌性的总结。此外,贺桂梅的《“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对“再解读”现象作了方法论等方面的分析。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贺桂梅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的第十一章《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本章由贺桂梅完成)也对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作了总体评价。应该说,总体上这些研究还停留在介绍性的叙述层面上,也没有注意到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这一特殊现象。
    (14) “大概念迷信”似乎已成为国内人文知识界新潮学人的某种宿疾或者是他们抢占文化资本的高明手法,对此问题的分析,参见南帆《大概念迷信》,选自南帆论文集《理论的紧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
    (15) 李杨虽然没有直接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一种“现代主义”,
    (1) 张颐武《“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2)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转引自《书写历史》,陈启能,倪为国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5页。
    (3)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4) 中国新文学的重写过程可参见《文学史的权力》(戴燕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黄修己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
    (5) 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
    (6) 《科学革命的结构》,[美]T·S·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7) 参见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第一讲:“文学史"与“历史”》。
    (8) 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一书《第十一章:新文学史常变探因》。
    (9) 包括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本身都对自己曾经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反省,比如钱理群在《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中提到九十年代以后“现代性”话语给他带来的理论反思,“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还引发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还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一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旷新年在《“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中也引用了这段文字,但他把钱理群的反思
    看成“重写文学史”终结的标志。
    
    (10) 李杨认为,“现在有人想翻案,重写文学史,试图指出从个人回到集体是一种倒退,热衷于讨论‘五四'传统在哪里中断,不过这种‘重写'可能不会成功,原因在于从个人到国家基本上是非西方历史发展的一种合理过程,对每一个非西方国家来讲,启蒙总是救亡的一部分。”《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中]李杨、[美]白培德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99页。
    (11) 参见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12) 其中最典型的论著无疑是《“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陈建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3)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第293页。
    (1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南帆主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诸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地位的起落变化。
    (15) 南帆《典型的谱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
    (16) 参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收入《不死的纯文学》,陈晓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 《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页。
    (18)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6-337页。
    (19) 《什么是启蒙?》福柯著,汪晖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20) 《现代性与矛盾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21)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22) 《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王德威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23) 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收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70页。
    (24) 参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70-271页。《再解读》一书中的多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杂志和《今天杂志上。《今天杂志从1991到2001年特意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作为对《上海文论》的一种延续。《今天》上的专栏文章后来结集为《昨天的故事》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总体质量上看,《再解读》一书的影响都超过了后者,这与《再解读》一书所蕴含的多种文学史观不无关系。《再解读》事实上已成为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一个缩影。李杨在《文化理论和经典重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中提到了《再解读》中的文章对包括他自身在内的研究者的巨大影响,“十多年间《再解读》对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我们专业研究生的基本参考书。说起来也非常奇怪,这本港版书在内地一直很难找到,但它却一直是内地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好在这本书最近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大家终于可以更方便地读到这部研究‘红色经典'的‘经典'了。今天的研究者,尤其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已经很难理解《再解读》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了。最近这些年,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已经逐渐成为现当代研究的热点,即使最顽固的学者,也不敢说这些作品毫无价值,不值得研究了。洪子诚老师有篇文章曾经谈到,他这些年带研究生,每年都要花时间和精力苦口婆心地劝同学做现状研究,做‘文革'后文学研究,但仍有许多同学坚持要做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这种状况在80年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文革'后意识形态的主潮是去革命化,去政治化,是文学回到自身,文学回到‘五四',左翼文学毫无价值,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中断。新时期文学与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的对立、‘五四'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对立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文学'与‘政治'的对立,甚至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这样的语境中,突然出现了唐小兵重读《暴风骤雨》的文章,重读《千万不要忘记》的文章,孟悦重读《白毛女》的文章,黄子平重读丁玲《在医院中》的文章——突然出现了《再解读》这本书,而且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什么大众文艺的理 论,‘反现代的现代性'等等,甚至明确指出了左翼文学、30年代的‘大众文艺'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内在联系,这些理论大多数在今天都已经变成了研究者的常识,但在当时,对于80年代的主流知识而言,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震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再解读》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不在于把这些‘红色经典'重新纳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而在于提示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正是在这种新的问题意识和方法面前,‘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才重新变成了问题,变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问题与方法'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显现出来。我估计《再解读》后来在中国大陆产生的持续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编者和作者的想象。”应该说,李杨高度赞赏的主要是《再解读》的“新左派”色彩,而《再解读》及其影响所包含的显然不止这一面。
    (25) 同(1),第271页。
    (26) 唐小兵《再版后记》,《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83页。
    (27) 刘再复《“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50页。
    (28)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旷新年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29) 杨春时、宋剑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30) 杨春时认为,“现实主义不认同现代性,不顺应国家意识形态,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抨击,因此具有了文学现代性: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绝对主义国家'的认同,顺应国家意识形态,以肯定现实为主要倾向,因此是前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新古典主义》,收入《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杨春时、俞兆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31) 《不死的纯文学》,陈晓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32) 《现代性与矛盾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9-410页。
    (33)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再解读——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48页;该文原名《<白毛女>与“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载《今天》1993年第一期。
    (34) 应该说,孟悦是“民间”论的首倡者,并且在文本分析上做得非常翔实,后来的论者却将“民间"话语一步步抽象化了。
    (35) 同(33),第49页。
    (36) 同上,第67页。
    (37) 黄子平也在《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中提到“现代性反思”理论与“再解读”的密切联系,“《再解读》这些作者,当年都是在芝加哥周围来来往往,在当年芝加哥的环境里,每天讨论对现代性反思的这些理论的时候,怎样把我们曾经读得很熟的这些文本纳入在最新的思考里头去,是当时这些朋友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二十世纪中国及其文学的现代性反思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开始了,汪晖的《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本文原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3.4期,后改名《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收入《汪晖自选集》)就是代表,围绕“态度同一性”问题分析了“启蒙”之所以被“救亡”压倒的内在原因及历史教训。在“内容提要”中,汪晖如是说,“上篇《‘五四'启蒙运动的‘态度的同一性'》:‘五四'启蒙思想缺乏西方启蒙思想的那种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统一方法论,各种相互矛盾的学说在‘态度的同一性'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思想运动,却没有也无法建立有力的思想体系,进而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五四'启蒙思想与它反叛的对象与思想者个人的经验和情感体验有着紧密的联系,民主、科学以至进化论等主要不是作为科学的理论,而是作为价值、信仰或道德律令存在于‘五四'启蒙思想中。下篇《‘五四'启蒙运动的意识危机》:‘五四'启蒙思想提出了‘人的解放'以及民主、理性等启蒙主义命题,但在启蒙思想内部同时包含着对于启蒙主义命题的否定力量。第一,‘五四'启蒙思想以民族主义作为其内在的前提和基本归宿,关于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的思想在面对种族国家等类属问题时不能不陷入矛盾与混乱之中;第二,‘五四'启蒙思想提出了启蒙主义的‘完整的人'或理性人的命题,但是‘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却没有自然地和自由主义文化和经济关系相联系,而是在情感和伦理领域获得了发展。鲁迅等人在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人的分裂的命题,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既包含了对‘人的解 放'的期待,又体现了对‘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悲观主义理解:第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但它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逻辑和阶级斗争、阶级解放的思想,动摇了启蒙主义的‘文化决定论'的思维逻辑和‘人的解放'的命题,而启蒙运动的基本旗帜‘民主'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遭到严峻的否定和批判;第四,中国传统思想以其现代形式构成了对‘五四'启蒙思想的否定,如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五四'启蒙思想的危机是内在于这个思想运动之中的,历史事件只不过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九十年代“现代性反思”事实上形成了两种大的方向,一种是立足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所遭遇的问题、历史教训等进行深层反思,另一种则潜心于发掘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优越性。汪晖的这篇文章基本上属于前一种方向,属于同一方向的文章还有《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等。
    (38)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1页。该文原载《今天》1992年第一期,收入本书时略做修改。
    (39) 参见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话语生产》,原载《今天》1993年第3期,本文原是1993年6月11日至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个人”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经若干修改后,改名《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李陀在文章中也认为毛文体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话语在激烈的话语斗争中,为什么能排斥其它的话语而最终取得霸权地位?这是由许多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多种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在互相冲突又互相制约中最终形成的结果。毛文体或毛话语形成支配性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历史也只能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做具体的描述和分析,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非本文所能承担。但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我以为毛文体较之其它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研究者绝不能忽视的,这一优势是: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笔者认为李陀的文学史观与新左派文学史观有微妙而关键的 区别,虽然他们同样提到了“中国现代性话语”问题,但前者取反思立场,后者则一味赞赏。关于二者的区别,后面的章节还会具体论述。关于“毛文体”,还可参见李陀《雪崩何处?》,1989年6月5日《文学报》;《现代汉语和当代文学》,1991年第1卷第6期《新地文学》;《转述与毛文体的生产》,1994年9月号《文化中国》;《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选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版。
    (40) 余虹《革命·审美·解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 毛丹武的《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收入温奉桥编《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 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大众》,收入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3) 参见《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美]周蕾著,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李欧梵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王德威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陈建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4) 刘再复《“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52页。
    (45) 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嫒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46) 同上。
    (47) 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匈]卢卡契著,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48)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编者按。
    (49) 参见《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张颐武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50) 参见《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李杨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5页。
    (51) 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战略与管理》,1998年 第5期。
    (52)韩毓海《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粤海风》,2008年第1期。
    (53)《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旷新年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166页。
    (54)郑闯琦《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唐都学刊》2004年第3期。
    (55)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北京:2000年1月版,第49-51页;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话语生产》,《今天》1993年第3期。
    (56)《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徐贲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57)同上,第200页。
    (58)本文中的“新左派诸君”如果不加特别说明,都是指文学研究界持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学者。当然,文学研究界的新左派与广义上的中国思想界的新左派之间有相当大的人员、思想上的重合部分,但因为后者不是本文主要的关注对象,并且为了使本文论述的焦点更明晰,所以不予评述。
    (59)参见旷新年《重写文学史:洞见与盲视》,收入《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旷新年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0)“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或“重返新时期文学”是李杨等人率先提出来的口号,《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开辟了“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专栏,参见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重估左翼文学遗产”的提法可参见贺桂梅《重估左翼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61)董健、丁帆、王彬彬《我们应该怎样重写当代文学史》,《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62)《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1页。
    (1)王元化认为,“新启蒙”不是简单地继承或回到“五四”,而是在反思“五四”的前提下回到“五四”。参见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收入《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参见《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著,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3)《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唐小兵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4)《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李杨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2页。
    (5)同上,第321页。
    (6)汪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反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批评意见,比如钱永祥的《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收入《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贺照田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死火重温》,汪晖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8)“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导致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国家对人的专制,甚至较之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同上,第81页。
    (9)同上,第50页。
    (10)同上,第51-52页。
    (11)汪晖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实际上是要建构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 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理解与唐小兵、李杨又有较大的差异。依据吴冠军先生的研究,“汪晖先生近十年来致力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根据他已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和我个人的理解归纳,汪晖的学术工作包含四个重要环节:(1)论证现代性(包括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不同‘现代性方案'在内)起源于欧洲文明,因此是一种‘西方特殊主义';(2)从经济史角度揭示现代性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张而得到世界性的强制传播与规划;(3)从思想史角度梳理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天理观在西方现代性挑战下的瓦解过程,在文化衰败的同时‘现代个人认同'呈现严重危机;(4)回到晚清甚至更早的思想语境重新探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并试图整合数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晚清以前的士大夫)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思想遗产,进而建构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的现代性',以此拯救当代中国的种种现代性困境与危机。以上四个研究环环相扣,前一环分别为后一环的研究前提。同时这也意味着,其中任何一环的分析与论证若出现大的偏差,对最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工作都将是致命性的破坏。”(《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的“中国现代性”论说》,吴冠军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4-155页)吴先生的著作使他对汪晖研究的第一个环节的质疑极具说服力。
    (12)如果说汪晖对“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肯定还有一点保留的话,那么一些学者对汪晖论述的转述就将这一概念作了更纯净的处理,“同样,当代中国学者在吸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及其意义,进而提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级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叙事'理论,尽管批评了西方,但却没有批评现代化,相反,就它揭示出现代化在非西方国家进展的复杂性而言,它是丰富了,而不是抨击了全球性的现代化理论。这些观点都对普遍主义的发展逻辑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提出了质疑,强调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社 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周爱民《“马蒂斯之争”与延安木刻的现代性》,《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唐小兵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5页。
    (13)《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艾凯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4)同上,第2页。
    (15)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话语生产》,《今天》1993年第3期。
    (16)许纪霖《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乐山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17)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8)《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张博树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19)同上,第250页。
    (20)南帆《转换:历时之轴与共时之轴》,《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
    (21)参见《中国意识的危机》,[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6-357页。
    (1)唐小兵在《语言·方法·问题》中坦陈,这篇文章带有很大的现代派宣言的色彩,是一个很抽象化的模式的建立,目的是想在一个大的框架中把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来。参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61页。
    (2)参见李杨等《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3)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中《先锋派的概念》一章。
    (4)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8-9页。
    (5)郑国庆《艺术自律与先锋派,及介入》,《读书》2003年第10期。
    (6)[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7月版,第88页。
    (7)同上。
    (8)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得出如此结论,“我想,这就牵涉到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了。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仅仅用文本——譬如鲁迅的小说或郭沫若的诗——作为依据,那就自然会得出五四文学是崇尚个性的印象,也就自然只能说,这个传统确实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外部压力下逐渐消失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但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更注意到五四时期的报刊杂志和文学社团,注意到它们所共同构成的那个社会的文学机制,注意到这个机制所造就的一系列无形的文学规范,譬如那种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那种文学应该有主流、有中心的观念,那种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那种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如果把这一切都看成五四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大转变的内在原因,是不是就能有一些新的解释呢?至少,对那个五四文学传统在‘抗战'以后逐渐削弱以至断绝的论断,不会再深信不疑了吧?也许现在回头去看看八十年代的文学历程,竟会不断在其中发现形形色色的《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影子,发现它们所锻造的那些文学规范的影子?也许在赞同那‘重返五四'的呼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提出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从五四文学传统——至少是一部分这——的阴影下走出来?”
    (9)参见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话语生产》。
    (10)同(5)
    (11)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11-12页。
    (12)《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04-105页。
    (13)同上,第112-113页。
    (14)参见《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19-120页。
    (15)同上,第123-124页。
    (16)《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57页。
    (17)同上,第258页。
    (18)同上,第263页。
    (19)同上,第260页。
    (20)参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84页。
    (21) 同上,第254页。
    (22) 同上,第284页。
    (23) 唐小兵在文章中通过分析《暴风骤雨》文本所体现的“写作方式的暴力”、“语言的暴力”、“暴力的语言”等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说这类'转述式文学'是一个'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学,它不仅建立起自身一套完整的'写作方式',而且也形成一定的创作公式和语言词汇,在最表面也是最深刻的意义上,回响和阐释着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体制化了的'象征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转述式文学'恰恰是非革命而且保守的一种文学形式,是对文学革命的终极否定。《暴风骤雨》正是这样一个标本文本。”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127页。
    (24)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我们甚至可以说《千万不能忘记》以及一大批类似作品(往往是官方文学性的)形成了一种'被阉割的现代主义',因为尽管在这些作品中现代性及其触发的深刻焦虑被处处涉及,但都又被迅速地遮掩置换掉,都成了进一步肯定张扬传统价值的借口。'现代'在这个论述传统里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往往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背景,一个并没有被体验但已经被架空限定的历史理念。”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34页。
    (25) 《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26页。
    (26) 参见《前言:“形式的意识形态”》,《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
    (27) 同上,第8页。
    (28) 同上,第247页。
    (29) 同上,第7页。
    (30) 同上,第5页。
    (31) 同上,第315-316页。
    (32) 同上,第323-324页。
    (33) 比如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中,李杨如是说,“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对'救亡'的现代性的揭示,目的绝不是为在八十年代被压抑的'救亡''翻案',更无意于'复辟''救亡'对中国现代史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对'启蒙'和'救亡'、'现代' 和‘传统'这些重要的思想范畴,是将其放置在八十年代现代性建构的立场上进行讨论,还是将其放置在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解构的平台上进行认识,意义将迥然不同。本文的工作当然是在后一个层面上展开。”事实上,李杨的“现代性反思”是极不彻底的。
    (34)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4页。
    (35) 参见李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文学评论》?这篇文章事实上是《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中“上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综合而成。
    (36) 李陀《丁玲不简单——论毛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话语生产》
    (37)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页。
    (38) 同上,第4页。
    (39) 参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6页。
    (40) 《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李杨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41) 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42) 绝大多数当代作家都有此类的创作经验,例如周立波谈关于《山乡巨变》的创作,“《山乡巨变》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准备,去年才和读者见了面。准备工作不是坐在房子里看书、看材料,而是下乡去生活。在这期间,我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参加了各级党委召开的一些关于合作化的会议,学习了合作化运动的政策。”(《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这里虽然也强调深入生活,但这种深入是以现实政策为标准的。具反讽意味的是,作家对政策的紧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因为政策是时刻在变的,所以才会有柳青对自身的这种反思,“我那时讲,党报的社论就是党校,在这中间没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就是我自己的路线觉悟低,笼统地讲党报,笼统地讲党报的社论,那么在错误路线统治的时候,(对)党报的社论(怎么看?我)没有提及,(这是我)路线觉悟低。”(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1979年6月号)事实上,所谓“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又岂是柳青这样的一介书生所能区分清楚的?“因此,即使象柳青这样长期扎根于农村生活,力图忠于生活的作家,也只能在‘先验'的理论框架的规范中面对生活,生活 经过这套框架的筛选,丧失了它的原生状态丰富性、复杂性,主体不可能以开放的姿态去容受它们,通过对它们的体验和领悟而补充、修正或者改变这套理论框架。一切都早已定性定型,而主体只有在生活中去领会、证明、适应它而已。作家在这里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性。而创作主体性的丧失就必然导致作品中人物主体性的丧失,于是,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千真万确,九九归一跟我走,自觉的文学在这里就成为听话的文学。”(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43)毛丹武《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44)《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246页。
    (45)同上,第212页。
    (46)杨小滨《<红旗歌谣>及其他》,(二十一世纪》1998年八月号。
    (47)戴光中《黎明时期的歌手——论赵树理在四十年代的崛起》,《赵树理研究文集》(上),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87页。
    (48)《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著,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49)参见朱庆华《论赵树理小说“清官”断案模式的贡献与局限》,《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50)南帆《民间的意义》,《文艺争鸣》1999年第2期。
    (51)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后革命的转移》,南帆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52)《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贺桂梅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58页。
    (53)李杨的“重返八十年代”与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反现代的现代性”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基本一致,“其实对于我来说,‘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一七十年代文学'是同一个问题:我的工作目标是反思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可以视为我的‘五十一七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延伸。”(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 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本文没有对其“重返八十年代”工作展开评述,如果其“五十一七十年代文学"研究的理论预设是有问题的,那么这种延伸的意义也不会太大。
    (54)李杨直言,“与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史叙述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中讨论‘左翼文学'不同,我一直认为‘左翼文学'带来的问题并不是‘左翼'的问题,而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李杨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这种“现代性反思”的确颇具特色。
    (55)陈晓明《“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1) 参阅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2) 参阅《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南帆著,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冲突的文学》,南帆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文学的维度》,南帆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理论的紧张》,南帆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后革命的转移》,南帆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五种形象》,南帆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阐释的空间》,南帆著,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代性与符号角逐》,南帆、刘小新主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南帆主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第二版),黄修己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中]李杨、[美]白培德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旷新年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思想与文学之间》,王晓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著,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季红真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风评论集》(上、中、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丁玲研究在国外》,孙瑞珍、王中忱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赵树理评传》,黄修己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赵树理论创作》,唐再兴、郑乃臧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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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刘小枫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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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与矛盾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德]施路赫特著,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著,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哈贝马斯精粹》,[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汪行福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曹卫东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2005年版;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现代性的后果》,[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德]沃尔夫冈·韦尔施著,洪天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李欧梵著,陈建华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杨匡汉主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陈(?)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从文化的角度看》,夏光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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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刘擎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贺照田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张博树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杨春时、俞兆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死火重温》,汪晖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英雄与凡人的世纪——解读20世纪》,唐小兵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汪晖自选集》,汪晖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吴秀明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唐小兵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问题与方法》,洪子诚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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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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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美]周蕾著,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张颐武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混沌的现代性》,张光芒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韩毓海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小说的兴起》,[美]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的“中国现代性"论说》,吴冠军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现代主义》,[英]彼得·福克纳著,邹羽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十七年文学:“人”与“文学”的失落》,丁帆、王世城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佘碧平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文学现代性》,胡鹏林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单世联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民粹主义》,[英]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余虹著,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李怡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李杨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李杨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李杨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俞兆平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董之林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董之林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贺桂梅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贺桂梅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李欧梵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不死的纯文学》,陈晓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未完成的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文学自治思潮研究(1904—1949)》,马睿著,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温奉桥编,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杨厚均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余岱宗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灰阑”中的叙述》,黄子平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新时期新文学研究资料》(上、中、下),孔范今、施战军主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阐释与重构:当代十七年文学沉思》,刘克宽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解构十七年》,蓝爱国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林伟民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陈建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乐山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张旭春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陈嘉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现代性政治叙事的左右版本及中国语境》,高全喜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杨凤城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现代性的文学叙事》,陈乐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现代性:中国重撰》,姜义华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傅永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现代性与小说形式》,李茂增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
    《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张景超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近代化起点论》,高淑娟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顾红亮、刘晓虹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刘忠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思想与文化》(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书评》(第4辑),邓正来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王丽丽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徐海波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周宪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许纪霖、罗岗等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逃避自由》,[美]埃里希·弗洛姆著,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浪漫主义的根源》,[英]以赛亚·伯林著,吕梁、洪丽娟、孙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编,陈清乔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神话与政治之间》,[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反思现代性》,[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著,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个体在艺术中的诞生》,[法]茨维坦·托多洛夫、罗贝尔·勒格罗、[比]贝尔纳·福克鲁尔著,鲁京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美]悉尼·胡克著,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论革命》,[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著,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英]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历史主义贫困论》,[英]卡尔·波普尔著,何林、赵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英]伯尔基著,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年版;
    《先锋派理论》,[德]彼得·比格尔著,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英]拉曼·塞尔登等著,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鲁迅》,[日]竹内好著,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美]安敏成著,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个人主义》,[英]史蒂文·卢克斯著,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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