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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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本文的框架及主要内容
     信赖保护包括信赖的积极保护与信赖的消极保护两方面内容。信赖的积极保护是指法律赋予善意信赖人与其所信赖之法律状态一致的法律后果,从而保护第三人之积极利益。信赖的消极保护是指法律在对权利外观人的真实权利或意思表示外观的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作出倾斜性保护的前提下,对于信赖人因信赖该法律状态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赋予信赖人相应的赔偿请求权。信赖的消极保护以维护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平衡为主旨。德国学者拉伦茨将信赖责任区分为法律行为内的信赖责任和法律行为以外的信赖责任,并将后者称之为“权利表见责任”。“权利表见责任”即信赖积极保护的方式。法律行为内的信赖责任作为信赖消极保护的方式,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法律行为内的信赖责任是指因法律对法律行为主体之意思自治的保护而导致了信赖者的信赖受损,法律为实现利益平衡,而要求责任人赔偿信赖者所损失的信赖利益的民事责任。因此,法律对合同一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倾斜保护而导致另一方信赖受损,是法律行为内的信赖责任产生的原因。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与“权利表见责任”同为信赖责任的表现形式,为避免引起概念的混淆,不宜将其称为“信赖责任”,应赋予其独立的称谓。本文遵循以责任产生原因作为民事责任命名标准的传统规则,鉴于相关责任系基于信赖受损而产生,故将拉伦茨所指的“法律行为内的信赖责任”称为“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其中,包括了因无权代理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因错误意思表示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因要约和悬赏广告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等具体的责任类型。
     全文除引言以外,分为五章,各章内容可概括如下:
     第一章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基本概念的界定。本章对信赖、信赖利益、信赖保护、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等基本概念,作了必要的厘清,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首先,对信赖和信赖利益的概念作出了界定。指出私法中的“信赖”是基于社会一般认识观念和外观状态的结合所产生的一种善良的心理状态,受该善良的心理状态趋使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客观事实。“信赖利益”这个名称源于美国学者富勒的原创,其原意是指一方基于信赖而在订立合同时所花费的成本或丧失的缔约机会。在美国法中,缔约成本支出被归入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缔约机会损失在合同责任领域,通常被履行利益的赔偿所代替,但有时也被直接纳入因虚假陈述而引起的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在富勒之前,德国学者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中的消极利益,包含了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但耶林将对消极利益的赔偿仅限于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情形。德国新债法第284条突破了这个界限,将缔约和履约成本的损失纳入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作为对履行利益损失赔偿的补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介绍缔约过失理论时,将“信赖利益”引入了缔约过失理论之中,并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就是信赖利益赔偿责任。本章指出,所赔偿的利益损失之种类并非划分民事责任类型的标准,因此,“信赖利益赔偿责任”的称谓不符传统。事实上,信赖利益作为一种私法利益,属于民事主体的财产价值范畴。对其的理解不应纠缠于大陆法与英美法所采保护方式的差异,而应走出以现有制度为局限的形式主义误区,基于其本身所属的价值范畴,对其作出实质性界定。经归纳,信赖利益是指一方基于对对方的合理信赖,为与之订立合同所付出的必要缔约成本或放弃的缔约机会。尽管信赖与信赖利益在性质和保护的方式上存有差异,却互为存在的条件。
     其次,界定了信赖保护的内涵。信赖保护是指信赖人基于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而产生合理信赖,致使信赖者的交易安全利益与对方意思自由利益产生冲突,法律基于交易安全与意思自由的价值衡平的考虑,而赋予该行为人得其所欲的积极法律后果或者取得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消极法律后果。信赖保护是对意思自治的补充。信赖消极保护所对应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便是以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为责任范围的。除此以外,存在于两大法系国家民法制度中的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有时也将信赖利益的损失纳入其赔偿范围。
     最后,对本文所研究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作出了界定。其定义与前文所介绍的法律行为内的信赖责任相同。
     第二章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历史演进。鉴于各国和地区的信赖保护法律制度所存在的差异,本章在对罗马法时代的观念与立法进行评介的基础上,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关学说及制度的历史演进,展开了必要的解读。
     首先,梳理了罗马法时代有关信赖保护的观念与立法。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在早期罗马法还是优帝法时期,信赖保护观念均处于萌芽阶段,适用范围狭窄,缺乏系统的理论和规范。由于合同订立的严格形式主义的存在,意思表示外观无法导致信赖的产生,所以罗马法更偏重于对权利外观所形成的信赖保护,而未产生本文所指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
     其次,对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中实际存在,但尚未获得独立地位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历史演进,分别进行了研究。
     对大陆法的研究,主要以德国的相关学说与制度的历史演进为主线展开。早在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便已对因错误所订契约、要约之撤回、无权代理等本文所研究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类型,作出了规定。德国学者耶林提出了缔约过失理论,并将上述几种责任类型归入缔约过失责任的范畴。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并没有在立法中规定缔约过失责任,但却继受了《普鲁士普通邦法》关于因错误所订契约、无权代理等几种类型的规定,并对因错误所订契约、无权代理而产生的信赖利益损失赔偿的法律后果,规定适用无过错的归责原则。如此规定,实质上便是在立法中引入了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内容,尽管未予明确。然而,许多德国民法学者受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影响,仍将这几种责任类型称为缔约过失责任。其后,为弥补德国侵权法的不足,涌现出大量的学说和判例,完全突破了耶林对缔约过失理论的最初设计。由此,凡是违反先契约义务的行为,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2002年债编修订后的《德国民法典》以立法形式正式地接纳了缔约过失理论。但是,德国理论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混沌认识,使其立法中本已实际存在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长期为缔约过失责任所遮蔽。伴随缔约过失理论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广泛传播,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同样迟迟未获独立地位,仍继续地被纳入缔约过失责任之中。
     对英美法的研究,则主要以英、美两国合同法中的允诺禁反悔制度的历史演进,为研究的视角。英国的允诺禁反悔制度是对本国合同法的严格约因主义的修正。在英国,对价原理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对价原理的适用结果一般即“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因此,允诺禁反悔在英国合同法上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仅适用于合同已经成立时,因信赖的产生而导致债务减少的合同变更案件,而不能作为诉因。可见,英国的允诺禁反悔制度对信赖保护的力度,有所不足。为保护合理的信赖,美国通过判例的形式也创制了允诺禁反悔制度。最初的允诺禁反悔制度表现为法官基于相对方已产生合理信赖的前提,而在判决中对约因制度所作的修正,从而使得因缺乏约因而原本不具拘束力的合同具有强制力。但是,法官采用的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赔偿模式。这种模式还被写入了《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富勒的信赖利益学说主张在期待利益不确定而信赖利益确定时,为便于司法操作,原告可以诉诸于信赖利益。该学说对《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条第1项的规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看来,美国法将对信赖利益直接损失的赔偿置于违约责任之中,其与大陆法中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具有相同的本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第三章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正当性分析。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是为保护信赖人的合理信赖,而对责任人的自由意志予以适当限制。因此,本章对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正当性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一,信赖人产生信赖的合理性分析:其二,对责任人的自由意志作出适当限制的正当性论证。
     从认识方法论出发,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正当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无论是可知论抑或不可知论,都承认人类认识真理的相对性。但认识毕竟是客观需要的,理性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决定着自己的行为。由于对绝对真实的追求遥不可及,而法律又必须对人们的认识作出评价,于是,法律只有考虑以一个理性人的认识标准,衡量个案中人们对于法律事实所作出的认识的合理性。由此,在法律中塑造理性认识标准便成为一种必要。其次,在认识方法论之下,对于法律事实的理性认识模式有民事主体的自我认知模式与外在认知模式之分。民事法律行为中,当事人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自我认知和对准备缔结法律关系的外在认知。自我认知的错误是信赖产生的直接表现,外在认知的错误是导致自我认知错误的原因。认识方法论之下的外在认知模式又有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分。而人们认识外在法律事实的规律决定了应坚持客观主义的模式来塑造理性认识。由于外在认知水平受客观主义制约,故应立足于受领人的角度,按照客观主义标准设计理性认识标准。
     从价值论出发,首先,分析了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冲突的平衡功能。积极自由关注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消极自由则强调自由免于他人干涉的特性。二者作为自由在不同层面上的表现,都具有正当性。对于两种自由之间的冲突,契约法确认了以保护积极自由为主,一定程度上兼顾消极自由的价值选择。因此,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便成为法的价值衡平功能的作用结果。其次,分析了契约自由与交易安全的冲突衡平,认为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守护着交易安全价值对缔约自由价值作出退让的最后底线。最后,分析了效率价值与安全价值冲突的衡平。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以效率与安全的最佳结合作为确定信赖者的理性标准,实现了效率与安全的双赢。
     第四章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体系构建。具备独立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基础,具有独立的信赖规则体系、责任构成要件与赔偿范围,以及一定规模的责任类型,是信赖损害赔偿责任自成一体的必备条件。本章正是遵循该条逻辑进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设计出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体系的理想模式。
     首先,从宏观上阐述了信赖原则的独立地位。信赖原则作为诚实信用原则中主观诚信所派生的一项具体原则,是信赖保护规则的直接指导性原则。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有两大领域,即因意思表示外观所产生的信赖,以及对权利外观事实的合理信赖。第一个领域形成了信赖消极保护规则体系,第二个领域形成了信赖积极保护规则体系,二者统称信赖规则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信赖保护规则体系的独立性。信赖保护规则体系的独立性表现为其与意思自治规则体系以及缔约过失责任规则体系之间存有清晰的界限。
     其次,从中观层面,对信赖消极保护规则之下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赔偿范围,作出了归纳。就主观要件而言,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应采无过错归责原则,但以受损人善意无过失为前提。以此作为甄别责任性质的尺标,可将因订立或履行违法合同以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与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相区分。客观要件则包括以下构成要素:存在权利外观与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外观组成的信赖外观:信赖受损的结果;信赖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对于信赖利益损失中的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各国和地区均持肯定态度,但对于其中的缔约机会损失的赔偿,则态度不一。在对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将缔约机会损失纳入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赔偿范围,但仍应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
     最后,从微观层面,对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类型的构成要件以及赔偿范围作出类型化的归纳。而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类型,主要包括了因无权代理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因错误意思表示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赔偿责任,以及因要约和悬赏广告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
     第五章我国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设计。本章主要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缺失作出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首先,从宏观上对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体系在我国未来的独立性地位,提出了些许构想。在检讨现行立法中,缔约过失责任对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我国未来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体系。概言之,若缔约过失责任被侵权责任侵蚀,未来的民事责任体系将呈现侵权责任、违约责任、信赖责任(包括权利表见责任和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因无权代理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因错误意思表示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因要约和悬赏广告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也均可被吸收为我国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类型。其次,从微观上就如何在我国构建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类型展开分析,从而进一步明确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体系的内容。鉴于朱广新博士已就因意思表示错误或传达错误而被撤销所产生的赔偿责任,提出了较合理的立法建议,本章主要对因无权代理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因要约和悬赏广告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基于前文的论述,对未来我国立法中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条文进行了设计,提出了修改既有条文与增设条文的具体建议。
     二、本文的创新
     其一,为信赖利益的界定提供新视角。本文厘清了目前大陆法系学者在缔约过失理论中所使用的“信赖利益”概念的演变,认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所指的“信赖利益”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因所处法律制度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信赖利益属于民事主体的财产价值范畴,而非某种具体民事责任之下的专有概念,故应从其本身所属价值范畴的角度,对其作出实质性界定,而不应纠缠于具体法律制度的差异。
     其二,发现了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真正的制度源头。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早已对因错误所订契约、要约之撤回、无权代理等几种实际存在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类型作出了规定,这是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真正的制度源头。
     其三,澄清了将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与缔约过失责任简单对应的错误认识。在借鉴英美法的观点,并关注德国新债法的最新变化的前提下,阐明了信赖利益的损失可以通过违约责任、侵权责任以及传统的缔约过失责任予以救济,从而突破了以是否存在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作为区分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与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传统观念。
     其四,提出了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特质,并归纳出独立的构成要件,主张重构责任体系,将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从缔约过失责任中离析出来。
     通过对《德国民法典》中实际存在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析,及对缔约过失责任发展演变的历史的考察,本文将该责任定位为寻求保护表意人意思自由与保护相对人交易安全之间的平衡。由此,将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相分离,并归纳出独立的构成要件。
     其五,针对我国现行立法中的不足,在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在我国规制因无权代理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因要约和悬赏广告被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等具体的责任类型,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并设计出具体条文。
     尽管如此,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文章结语中也提出了尚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The structure and main content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s.
     The protection of reliance consists of positive reliance protection and negative reliance protection.Positive reliance protection is a legal result which secures the state that the innocent party relies could be realized,to protect the third party's positive interest.Negative reliance protection offers innocent party the claim right for the compensation of damage to the reliance interest because of his reliance,to protect the third party's negative interest.This dissertation explores the negative reliance protection and calls it the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which is included in reliance liability system set up by Karl Larenz.The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volves those arise from unauthorized agency,from misrepresentation and from the revocation of offer and reward advertisement and other specific types of contractual liability, which is deemed to be an abstract of these specific types of contractual liability.This abstract establishes a natural link between specific types of contractual liabi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keeping the content of negative reliance protection systematic,consistent and open, and laying a solid theoretical ground for the legal practice.
     The content of the disserta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concerned with the basic definition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such as reliance,reliance interest,reliance protection and the scope of protection,which is the logic beginning of the whole.
     Firstly,the dissertation compares the conception of reliance to reliance interest.In private laws,reliance is a psychological goodwill based on general social knowledge and apparent condition,and it drives people to act or omit,which will cause certain legal consequence.The conception of reliance interest created by Fuller,means the costs or loss of opportunity as the result of one party's reliance.In America,the damage to contractual cost is included into breach of faith liability,while the loss of contractual opportunity is included into tort liability.Jhering brought the reliance interest and restitution interest of Fuller's theory into the negative interest of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 theory.However,Jhering believed compensation of negative interest could only be possible when contracts become void or untenable.Th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of German and USA lead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ivil liabilities.The article 284 of Germany new law of obligations takes the contractual costs into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o implement the compensation of performance interest. Scholars in Taiwan bring contracting fault theory into the conception of reliance interest and take the contracting fault to be reliance interest damage liability.This dissertation deems the reliance interest as an interest in private law which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roperty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case of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rotection of reliance interest between Civil Law System and Common Law System,and define it substantially based on the change of value of the parties.To the civil subjects,reliance interest is the interest enjoyed immanently by the party who trusts a contract or an offer,but it may be damaged or has been damaged because of such reliance.It includes property interest and opportunity interest.Though reliance and reliance interest differ in protection pattern,they are mutually preconditioned.
     Secondly,this chapter defines the conception of reliance protection.Reliance protection is the negative legal consequence that the party gets what he expect or the negative legal consequence that the party is relieved by reliance damage,both of which are arising from the actions of such parties as they reasonably believe the appearance of rights or the apparent intention by other party,on the legal grounds of the balance of autonomy of will and transaction security.Because of the neutrality of the reliance interest,there are contracting fault,breach of contract,tort and sheer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 different legal systems.So the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differs in level with the above types of liabilities.
     Thirdly,this dissertation defines the conception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and differentiates it from reliance interest damage liability or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following Larenz's opinion.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s an appropriate restriction of autonomy of will as it maintains its significance.Therefore,in order to balance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autonomy of will,when a party relies on right appearance and apparent expression of intention,and he suffers loss or losses rising from this reliance,it obliges the defaulting party to compensate for the party who believe he would gain the interest.This liability is the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 this text.
     Chapter two demonst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liance protection systems in civil laws and Anglo-American laws,the chapter comparatively explores the systems in the two legal systems,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notion and legislations in Roman Law.
     Firstly,the conception and legislation in Roman Law era.Though the conception of reliance protection emerged in Roman law,its scope was narrow and lacked systematic theory and definition.As the formation of contract shall obey rigid patterns,the expression of intention could not give birth to reliance,and Roman law attached importance to reliance protection stemmed from the right appearance.
     Secondly,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virtually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 continental law and common law.
     Those in Germany are the mainline for the research of Civil Law System.In fact,the Prussian Federal Law 1794 had specified the type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those are contract formed by mistake,revocation of offer and unauthorized agency.A German scholar R. Jhering proposed the theory of contracting fault and classified these types into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German Civil Code 1896 did not adopted his theory,instead,it inherited the provisions of those types specified in Prussian Federal Law and stipulated that the loss or losses caused by contract formed by mistake or unauthorized agency shall apply the imputation principle of strict liability.Therefore,the essence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was brought into legislation.However,the academic in German followed Jhering's theory.Then many theories and judgments came out to repair the defects of tort law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ontracting fault theory in practice breached the boundary of Jhering's design.The failure of pre-contractual performance would constitute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It was not only limited to several types stipulated in the Code,but also violated the tradition that only in unformed contract or invalid contract shall faulty contracting liability apply.Should there was any breach of pre-contractual obligation,it still constituted contracting fault.The theory proposed by German scholar was introduced to other countries in Europe,China and Japan in Asia.In 2002,the German legislators incorporated the theory into the amendment of Civil Code.However,the obscure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 concealed the already existed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 Germany legislation.As the wrong notion has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the independence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hasn't be recognized and the legislations was influenced.
     Thirdly,the study of Common Law System is mainly based upon the historical devlopment of UK and USA contract laws.In UK,the doctrine of estoppels only revised the strict cause theory.Consideration theory dominated,and its application would lead to validity or invalidity.Therefore,the application of doctrine of estoppels in contract was limited,only in the formation of contract.The debt reduction in contract alteration caused by reliance could not served as a ground for sue,which was not beneficial for reliance protection.For the sake of protecting reasonable reliance,the doctrine of estoppels was also adopted in US judicial precedents.At first,the judges ruled that the contract was binding on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it was justifiably trusted though lacking cause,but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suffering party was all or none.You can find this practice in the Restatement(First) of Contract.Fuller believed that when reliance interest was certain while expecting interest was not,for the convenience of legal practice,the plaintiff may sue for his reliance interest.His theory influenced the Paragraph 1 Article 90 in the Restatement(Second) of Contract which indicated that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was justifiable in contract.The damage in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at in Civil Law System are in common in nature but different in the forms.
     Chapter Three analyzes the legitimacy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whose central task is to restrict properly the autonomy of will of the defaulting party based on the relying party's reasonable trust.Thus the reasoning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volve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reliance rationality of relying part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appropriate restriction on autonomy of will of defaulting party.
     From the angle of epistemological theory,gnosticism and agnosticism,as two important theories relating to the main issue in epistemology,conflict in the question whether human can understand the real world,but they hold the same opinion that the cognition of truth is relative and human's ability of cognition is limited.Thus,a conclusion can be made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cognize a whole and real world.Reasonable people act and behave according to their cognition of objective world.With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pursuit of utter truth,laws have to evaluate people's cognition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facts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has.It is essential to set up a reasonable cognition standard.So it is necessary to prescribe an epistemological standard in legal field from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econdly,according to epistemology,the rule of people's cognition of legal fact tells us we should stick to the objectivism in setting up this standard.In civil law,the cognized subjec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lf-cognition and external cognition.self-cognition refers to that the subject perceives and estimates the value of his own interest,which is really subjective.The self-cognitive error caused by the external cognitive error will result in reliance.Therefore,when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 justification in the external cognitive error of a relying party,we should analyze it from the angle of recipient,together with the objectivistic standard.
     From the angle of axiological theory,the system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could balance the conflict of positive freedom and negative freedom.The former one emphasizes the initiation and autonomy of people's activity,while the latter one stresses the non-intervention in others'freedom.Both reflect freedo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enjoy justification.The laws protect positive freedom mostly,and give attention to negative freedom meanwhile.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s just the balance result of the laws.While balancing the conflict of contract freedom and the transaction security,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safeguard the bottom line of transaction security.Finally,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balance of efficiency and safety.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which combines efficiency and safety to confirm the ration standard of reliance party realiz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two values.
     Chapter fou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its independent system must include the unattached guiding principles, the foundation of value,the distinct system of reliance rules,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liability and several types of liability.This chapter follows this logic,from macro to micro perspective,to devise the system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Firstly,the independent principle of reliance which is subordinate to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honesty,guides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protection.It is applied to two fields, one is the reliance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intention,which makes up the system of the negative reliance protection,and the other is the reasonable reliance based on the appearance of rights which makes up the system of the positive reliance protection.These two protection systems compose the system of reliance rules which is independent from autonomy rules system and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 rules.And the damage liability under negative reliance protection rules is just the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Secondly,conclude the requirements and compensation scope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The subjective element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should adopt the imputation principle of strict liability,and the good faith of the injured party is the premises of the principle of strict liability.The principle of strict liability,as the standard to distinguish various liabilities,excludes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from the liability in illegal contract and compensation liability in anti-compulsory contracting liability.The objective elements include the appearance of rights,the expression of intention,reliance expression,reliance damage, and the causation between reliance and damage.The compensation scope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s reliance interest.Based on the legislations of German,France,UK and USA,this dissertation suggests bring the loss of contracting opportunity into the compensation scope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and take the upper limit of the performance interest.
     Finally,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requirements and compensation scope of the typical type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which involve the liabilities stemmed from unauthorized agency,the wrong reliance and the revocation of offer or reward advertisement.
     Chapter Five exemplifies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on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study.This chapter reflects the deficit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Firstly,rethink the default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 our system.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has not been made as an independent form of liability in Chinese legislation or legal practice.In Chinese legal system,there is still a blank concerning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for that the acts which give rise to traditional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in German can only be classified into the realm of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 whose basis is the fault.Due to the lack of relevant legislation,the courts deem the consequences from such acts as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ignoring the classification for invalid contracts or the rescission of contract.Because the future Tort Law of China is designed to be open to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contracting faulty liability is quite likely to be licked up by tort liability.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enact law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t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Secondly,to construct the type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this chapter discuss the defects in our legislation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for unauthorized agency and revocation of offers,while the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for fault expression party has been explored by Dr.Zhu Guangxin.Meanwhile,to fill up the blank of legal liability invoked by the revoking of reward advertisement,this chapter suggests learn from other advanced legislations and set up the responsible party's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from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forementioned,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chapter for legislation on the reliance damages liability arising from unauthorized agency,the revocation of offers and reward advertisements.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s.
     Firstly,it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defining“reliance interest”.The dissertation clarif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ion in the contracting fault theory in Civil Law System, and finds the same essence from the definitions of reliance interest in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Reliance interest should be summarized into the scope of property value rather than any specific civil liabilitie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value to give a substantive definition,instead of being limited in specific legal systems.
     Secondly,discover the real history of fault contracting liability in German law.In the research of Jhering's theory,it is found that Prussian Federal Law 1794 had been already formulated several essential type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ies,such as the liabilities for contracting fault,revocation of offers and reward advertisements.
     Thirdly,to clarify the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simple equivalence of reliance interest damage liability and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Drawing on the views of Anglo-American law and concerning the latest changes in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to expound the viewpoint that reliance interest damages could get relief from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tort and traditional contracting fault.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hat takes compensation for reliance interest a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contracting fault and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
     Fourthly,to present the substantive features and independent elements of reliance damage liability,this dissertation suggests separate it from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 to re-construct the liability system.
     Fifthly,upon the reference of advanced foreign legislative experiences,and in view of the lack of Chinese legislation,this dissertation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legislative proposals on the liabilities for unauthorized agency and revocation of reward advertisement.
     Nevertheless,studies on this issue are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need further study.I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dissertation,some issues which yet require further studied also be raised.
引文
2 Clatus-Wilhelm Canaris.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Munchen,Beck,1971,S.5.转引自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构造”,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154页。
    4 参阅[美]L.L.富勒、小成廉R.柏杜:《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韩世远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1页。
    5 林诚二主编:《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340页。
    6 马新彦:“信赖规则的法理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5月,第79页。
    7 朱广新:《信赖责任研究——以契约之缔结为分析对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8[德]卡尔·拉伦茨,前注[1],第887页。
    9 Claus-Wilhelm Canaris,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Munchen,Beck,1971,S.5.转引自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构造”,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154页。
    10 Vgl.O.Mayer,F.Kopp,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zit.Allg.VwR.),5.Aufl,1985,S.300.
    11 丁南:“论信赖保护的民法体系”,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第4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12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版,第9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1404页。
    14 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15 参阅[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49页。
    16 参阅朱广新,前注[7],第241页。
    17 参阅[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44页。
    18 参阅《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的规定。
    19 参阅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20[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2页。
    21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2页。
    22 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林诚二,前注[5],第237页。
    23 马新彦:“信赖与信赖利益考”,《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第76页。
    24 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25[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26 参阅马新彦,前注[23],第77页。
    27 同上注,第77页。
    28 See 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West Group,2004,p.828.
    29 刘海英:“加害给付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30 关于大陆法学者所归纳的信赖利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
    32 王焜:“权利外观责任”,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7月,第62页。
    33 参阅朱广新,前注[7],第73-88页。
    34 王焜,前注[32],第62页。
    35 金先银:“外观主义研究——以商法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3年6月,第5页。
    36 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页。
    37 林诚二,前注[5],第237页。
    38 朱广新,前注[7],第237页。
    43 参阅[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43页。
    44 齐晓琨:《德国新、旧债法比较研究——观念的转变和立法技术的提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45 参阅王泽鉴,前注[19],第95页。
    46 参阅马新彦,前注[6],第81页。
    47 参阅朱广新,前注[7],第202-206页。
    48 参阅朱广新:“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第117页。
    49 参阅林诚二,前注[5],第237-332页。
    50 参阅王焜,前注[32],第64-65页。
    5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0页。
    52 参阅[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87页。
    53 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构造”,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155页。
    54[日]冈松参太郎:《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论》,东京:有斐阁,1952年版,第427页。转引自林诚二,前注[5],第239页。
    55 刘春堂:“缔约上过失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博士论文,1983年5月,第49页。
    56[日]北川善太郎:《契约责任之研究》,东京:有斐阁,1971年版,第195-196页。转引自刘春堂,前注[55],第49页。
    57 林诚二,前注[5],第239-240页。
    58 林诚二,前注[5],第239页。
    59[意]桑德罗·斯契巴尼:《契约之债与准契约之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60 朱广新,前注[7],第238页。
    61[日]石田文次郎:《财产法上动的理论》,东京:严松堂书店,1942年版,第383页。转引自刘春堂,前注[55],第51页。
    62[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387页。
    63 朱广新,前注[7],第238页。
    64 《德国民法典》原第306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合同标的的,合同无效。”第307条规定:“在订立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合同时,明知或者可能知其给付为不能的一方当事人,对因相信合同有效而受损害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损害赔偿义务。“
    65 《德国民法典》新第311a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依照第275条第1款至第3款无须履行给付,且给付障碍在合同订立就已存在,合同的有效性不受妨碍。”
    66 林诚二,前注[5],第240页。
    67 本文对这部德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法典的称谓,采用德国学者迪特尔·施瓦布的表述。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68 Rudolf v.Jhering.“Culpa in Contrahendo oder Schadensersatz bei nichtigen oder nicht zur Perfection gelangten Vertr(a|¨)gen”,Jherings.Jb.,4.Bd,1861,S.50.
    69 林诚二先生将,《普鲁士普通邦法》称为“普鲁士一般州法”。林诚二,前注[5],第241页。
    70 王洪亮:“缔约上过失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7月,第7页。
    71 刘春堂,前注[55],第52页。
    72 参阅[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4-327页。
    73 王泽鉴,前注[19],第84页。
    74 Rudolf v.Jhering,"Culpa in Contrahendo oder Schadensersatz bei nichtigen oder nicht zur Perfection gelangten Vertr(a|¨)gen",Jherings.Jb.,4.Bd,1861,S.50.
    75 参阅薛军:“蒂堡对萨维尼的论战及其历史遗产——围绕德国民法典编撰而展开的学术论战述评”,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447页。
    76 参阅齐晓琨,前注[44],第84页。
    77 参阅王泽鉴,前注[19],第84页。
    78 Mugdan,Motiven zum BGB,Bd.I,Muenchen: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85,S.195.转引自王泽鉴,前注[19],第85页。
    79 BGZ 78,239.转引自齐晓琨,前注[44],第46页。
    80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产生的损害的义务。”第2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有同样的义务。依照法律的内容、无过错也可能违反法律的,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发生赔偿义务。”第831条第1款规 定:“选任他人执行事务的人,对他人在执行事务时给第三人不法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的义务。雇用人在选任受任人时,或其应购置设备或工具器械或应督导事务执行的,在购置或督导时,尽交易中必要之注意的,或损害即使在尽此种注意时仍会发生的,不发生赔偿义务。”
    8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82[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83[德]迪特尔·施瓦布,前注[67],第388页。
    8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85 刘春堂:“缔约上过失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博士论文,1983年5月,第73页。
    86 R.Leonhard,Allgemeines Schuidrecht des BGB,1929,SS.548-551.
    87 Dr.Dieter Medicus,"Verschulden bei Vertragsverhandlungen,in Gutachten und Vorschi(a|¨)ge zur(u|¨)berarbeitung desschuldreches",Band I,BMJ(Hrsg.),1981,S.479,490 ff.
    8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前注[84],第11页。
    89 Hildebrandt,a.a.O.S.56ff.;Nirk,Cula in Contrahendo,1965,S.389.RG JW 1912,743;RGZ65,17ff.(19);66,402ff.(405);88,103ff.(105);95,58ff.(60);97,325;103,50.
    90 RG 1912,4,26;JW 1912,743 Nr.2 转引自刘春堂,前注[55],94页。
    91 王泽鉴,前注[19],第86页.
    92 Hildebrandt,a.a.O.S.82ff.;Nirk,Cula in Contrahendo,1965,S.389;RGZ 65,17ff.(19);66,402ff.(405);74,125;78,239;82,339;114,289.
    93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94 王泽鉴,前注[19],第87页。
    95 Dr.Karl Larenz,Schuldrecht I,Muenchen: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81,S.91f.转引自王泽鉴,前注[19],第87页。
    96 王泽鉴,前注[19],第87页。
    97 RG 1935,2,26.RGZ 147,103,转引自刘春堂,前注[55],第105页。
    98 Hans Stoll,"Haftung fuer das Verhalten W(a|¨)hrend der Vertragsverhandlungen",LZ,1923,SS.537-538.
    99 Hans Stoll,"Haftung fuer das Verhalten W(a|¨)hrend der Vertragsverhandlungen",LZ,1923,SS.543-544.
    100 Hans Stoll,"Haftung fuer das Verhalten W(a|¨)hrend der Vertragsverhandlungen",LZ,1923,SS.544-545.
    101 Hans Stoll,"Besprechung Von Hiidebrandt,Erkl(a|¨)rungshaftung",JW,1933,S.35.
    102 Hans Stoll,Die Lehre von den Leistungsst(o|¨)rungen,1935,S.26f.
    103 王洪亮,前注[70],第13页。
    104 BGH 1952,6,20;BGHZ 6,330.转引自刘春堂,前注[55],第107-108页。
    105 Ballerstedt,“Zur Haftung fuer culpa in contrahendo bei Gesch(a|¨)ftsbschluss durch Stellvertreter",AcP,151,1950,S.506.转引自王洪亮,前注[70],第13页。
    106 BallerStedt,“Zur Haftung fuer culpa in contrahendo bei Gesch(a|¨)ftsbschluss durch Stellvertreter”,AcP,151,1950,S.501-531.转引自王洪亮,前注[70],第13页。
    107 Ballerstedt,a.a.O.S.507 Aum.17.
    108 Doelle,"Aussergesetzliche Schuldpflichten",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103),1943,S.74ff.转引自刘春堂,前注[55],第88页
    109 Dr.Karl Larenz,Culpa in Contrahendo,Berlin:FS Ballerstedt,1954,S.518.转引自刘春堂,前注[55],第91页。
    110 Claus-Wilhelm Canaris,"Ansprueche Wegen 'positiverVertragsverletzung' und 'schutzwirkung f(u|¨)r Dritte' bei nichtigen Vertr(a|¨)gen",JZ,1965,S.475.
    111 Claus-Wilhelm Canaris,"Ansprueche Wegen 'positiverVertragsverletzung' und 'schutzwirkung f(u|¨)r Dritte' bei nichtigen Vertr(a|¨)gen",JZ,1965,S.476.
    112[德]迪特尔·施瓦布,前注[67],第697页。
    113 杜景林、卢谌:《德国新债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114 王泽鉴,前注[19],第93-94页。
    115 黄立:《民法债编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116 Nirk,"Rechtsvergleichendes zur Haftung fuer culpa in Contrahendo",Rabels Z.18 Jahrgang,1953,S.316f.
    117 刘春堂,前注[55],第57页。
    118 王洪亮,前注[70],第27页。
    119 黄立,前注[115],第42-43页。
    120 朱广新,前注[7],第112页。
    121 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83页。
    122 参阅杨桢,前注[121],第84页。
    123 Pillans & Rose v.Van Mierop & Hopkins,97 Eng.Rep.(K.B.1765).
    124 Rann.v.Hughes,101 Eng.Rep.1014n.(H.L.1778).
    125[英]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2页。
    126 George Applebey,ContractLaw,London:Sweet&Maxwell,2001,p.131.
    127 朱广新:“英国法上的允诺禁反悔”,《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第93页。
    128 同上注,第93页。
    129[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130 Hughes v Metropolitan Railway Co(1877)2 AC 439.
    131[英]丹宁勋爵,前注[129],第237页。
    132[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1页。其实阿蒂亚本人对于信赖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因为他主要的成果是将信赖原理进一步扩展到主张对约因原理的全面优越。参阅[日]内田贵,前注[25],第99页。
    133[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12-18页。
    134 同上注,第5-6页。
    135 关于三种利益的概念,详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
    136 王泽鉴,前注[19],第95页:王泽鉴,前注[21],第181-182页。
    137 参阅[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48-50页。
    138 本文第一章第一节对信赖利益概念作出界定时,主要采用了大陆法理论界对于信赖利益外延的认识,但是也借鉴了富勒将返还利益与信赖利益区分的界定方式。因此,未将第三项“提出之给付”纳入本文所界定的信赖利益之中。
    139 王泽鉴,前注[21],第196-197页。.
    140 参阅[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81-104页。
    141[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129页。
    142 同上注,第136页.
    143[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144[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37页。
    145 参阅丁南:“从‘自由意志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变迁的法哲学解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第4-6页。
    14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47 参阅[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0-61、50-51、57-58、104、115页。
    148[奥]凯尔森:“什么是正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8期,第9页。
    150 Kent Greenawalt,Law and Objectiv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3.转引自秦策:“司法客观性的理论构建”,《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42页。
    151 参阅董安生,前注[93],第238-239页。
    152 参阅王焜,前注[32],第27-28页。
    153 参阅[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
    15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155 卓泽渊:《法的价值总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156 卓泽渊,前注[155],第199页。
    157[美]E·博登海默,前注[146],第504页。
    158 Hubmann,Wertung and Abw(a|¨)gung im Recht.Heymanns,1977,S.8,14.转引自[德]卡尔·拉伦茨,前注[51],第8页。
    159 孙晓光:“罗马私法中自由观念的发展”,费安玲主编:《私法的理念与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160[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61 尹田:“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162[意]密拉格利亚:《比较法律哲学》,朱敏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163 参阅[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页。
    164 同上注,第3页。
    165 参阅[英]I.伯林:“两种自由概念”,陈晓林译,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和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0-201页。
    166 同上注,第208页。
    167 同上注,第208页。
    168[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7页。
    169 参阅[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26页。
    170 参阅[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7-291页。
    171[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72[美]E·博登海默,前注[146],第283页。
    173 刘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71357.htm,2008年10月1日访问。
    174[美]E·博登海默,前注[146],第284页。
    175 参阅李晓明:《私法的制度价值》,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176[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前注[163],第10页。
    17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前注[163],第3页。
    180 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181[美]E·博登海默,前注[146],第293页。
    182 孙晓光,前注[159],第432页。
    183[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7页。
    184[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185 杨震:《法价值哲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86 董延林:《经济法原理问题》,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187[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187[美]格兰特·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曹士兵等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189[日]内田贵,前注[25],第294页。
    190 樊钢:《渐进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91[美]E·博登海默,前注[146],第296页。
    192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
    193 何勤华主编:《西方法学流派撮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194 Michael Lehmann,Dipl.-Kaufmann,"Die Buergerliche Haftung fuer Werbeang aben Culpa in contrahendo als Haftungsgrundlage fuer vertragesanbahnende Erklaerungen",NJW Heft 23,1981,S.1239.
    195 郭明瑞主编:《民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96 See 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p.14.
    197 朱广新,前注[7],第190页。
    198 李开国,前注[14],第37页。
    199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200 粱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201 李开国,前注[14],第40-41页。
    202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1992年版,第6-7页。
    203 王伯庭主编:《民商事重点难点问题解析与适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04 王泽鉴,前注[21],第29页。
    205[德]卡尔·拉伦茨,前注[51],第348页。
    206 叶金强,前注[53],第10-11页。
    207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208 但学界中以孟勤国教授为代表的一派学者,针对诚信原则帝王条款之地位提出了质疑。孟勤国教授指出:“自由裁量权乃立法、司法关系及其权限的体现,在大陆法系中,依例属于公法范畴。诚信原则再怎么至尊,也不过是一条私法原则。私法原则岂能决定公法上的权力?!”参见孟勤国:“置疑帝王条款”,《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137页。由于本节重点是论述诚信原则中的信赖元素,所以对诚信原则的地位如何,不作展开讨论。
    209 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22页。
    210 徐国栋,前注[202],第79页。
    211 赵万一:《民法的伦理性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212 王伯庭,前注[203],第10-12页。
    213 粱慧星,前注[200],第257页。
    214[日]我妻荣:“关于私法方法论的一点考察”,《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
    215[美]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216 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79-82页。
    217 王焜,前注[32],第58页。
    218 王洪亮,前注[70],第96页。
    219 叶金强,前注[53],第46-47页。
    220[德]卡尔·拉伦茨,前注[52],第886页。
    221 董灵:“公序良俗原则与法制现代化”,《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第10页。
    222[德]卡尔.拉伦茨,前注[51],第317页。
    223 李开国,前注[14],第72页。
    224 同上注],第72页。
    225 叶建丰:“缔约过失制度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9卷),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19页。
    226 王泽鉴,前注[19],第91页。
    227 参阅王泽鉴,前注[19],第91-92页。
    228 参阅黄立,前注[115],第42页。
    229 参阅[德]迪特尔·施瓦布,前注[67],第697-698页。
    230[德]迪特尔·施瓦布,前注[67],第704页。
    231 马新彦:“信赖规则之界定”,《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3期,第87页。
    232 丁南:“信赖保护与法律行为的强制有效——兼论信赖利益赔偿与权利表见责任之比较”,《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第70-72页。
    233 侯国跃:《契约附随义务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34 关于附随义务说可参见刘言浩:“宾馆对住客的保护义务”,《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6页: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235 温世扬、廖焕国:“侵权法中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236 杨立新主编:《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55页。
    237 张新宝著:《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280页。
    238 参阅王焜,前注[32],第60-63页。
    239 马新彦:“论信赖规则的逻辑结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100页。
    240 孙鹏:“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在静的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7期,第72页。
    241 Claus-Wilhelm Canaris,“Ansprueche Wegen‘positiverVertragsverletzung'und‘schutzwirkung f(u|¨)r Dritte'bei nichtigen Vertr(a|¨)gen,JZ 1965,S 5.转引自叶金强,前注[53],第154页。
    242 朱广新,前注[7],第11-12页。
    242 参阅王焜,前注[32],第62页。
    244 叶金强,前注[53],第1页。
    245 参阅丁南,前注[232],第70-72页。
    246 朱广新,前注[7],第11-12页。
    247 参阅丁南,前注[232],第70-72页。
    248 参阅王焜,前注[32],第62页、63-64页。
    249[德]卡尔·拉伦茨,前注[51],第348-349页。
    250 有学者认为尚存在公平原则。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251 刘士国:“论无过错责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第40页。
    252 参阅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253 谭启平:“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第131页。
    254 史尚宽:《物权法论》,台北:荣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版,第26页。
    255 崔建远:“关于经济合同无效的探讨”,《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第25页。
    256 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257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258 1900年1月1日实施的《德国民法典》第309条规定:“合同违背法律上的禁止的,准用第307、308条的规定。”
    259[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前注[81],第95页。
    260 齐晓琨,前注[44],第422页。
    261 Friedrich Kessler and Edith Fine,"Culpa in contrahendo,Bargaining in Good Faith,and Freedom of Contract:A Comparative Study",Harvard Law Review,vol.77(January 1964),p.409.
    262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263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1) 海法民—初字第923号民事判决。
    266 参阅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17页。
    267 参阅[美]L.L.富勒、小威廉R.帕杜,前注[4],第6页。
    268[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行为权法》(下卷),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269[德]卡尔·拉伦茨,前注[52],第527-529页。
    270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产生的损害的义务。”第2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有同样的义务。依照法律的内容、无过错也可能违反法律的,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发生赔偿义务。”第826条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地加损害于他人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损害的义务。”
    27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前注[81],第97-98页。
    272 朱广新,前注[7],第110页。
    273 Cass.2e ch.civ.12 June 1987.JCP 1987.IV.286
    274 See W.V.H Rogers,W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London:Sweet &Maxwell,1998,p.134;K.M.Stanton,The Modern Law of Tort,London:Sweet & Maxwell,1994,pp.353-354.
    275 朱广新,前注[7],第261页。
    276 Hedley Byrne & Co.v.Heller & Partners Ltd.[1963]2 All E.R.575.
    277 Paula Giliker,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in English and French Law,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109.
    278 See William Hart,"The Detriment of The Bargain:How the Limiting Principle and Preclusion of Precontractual Expenditures Place Under Risk on a Non-Breaching Party",Regent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18(2006),pp.363-364;Gregory S.Crespi,"Recovering Pre-Contractual Expenditures as an Element of Reliance Damages",SMU Law Review;vol.87(1987),pp.225-229.
    279 E.Allan Farnsworth,"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and Preliminary Agreements:Fair Dealing and Failed Negotiations",Columbia Law Review.vol.87(1987),p.225.
    280 德国新债法第284条也作出类似的规定,但德国新债法将选择权赋予了受损方,即由受损方来选择由对方承担履行责任还是赔偿所支出的费用。这与美国合同法有所区别。
    281 参阅徐海燕:《英美代理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356页。
    282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283 李开国,前注[14],第372-373页。
    284 笔者所作出的这个论断仅是就大陆法系代理法律制度而言。在英美法系代理法律制度之中,侵权行为有时也是可以代理的。因为在英美代理法中,本来就存在一项基本原则,即任何能够通过代理人实施的行为,无论是否合法,都可以由被代理人予以追认;但由于缺乏相应授权之外的原因而自治无效的行为除外。因此,在英美法中,对于无权代理所为的违法行为或侵权行为,允许被代理人在一定条件追认,可见代理部分违法行为的后果,可有被代理人承担。See S.Markesinis,R.J.C.Munday,An Outline of the Law of Agency,London:Butterworths,1986,p.57.
    285 德国立法理由书第1卷,第126页,载穆格丹编:《德国民法典资料总汇》,1899/1900,第1卷,第421页。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前注[84],第142-143页。
    286 龙卫球:《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287 马俊驹、余延满,前注[299],第236页。
    288 《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规定:“作为代理人订立合同的人不能证明其有代理权,有义务按照另一方的选择,或者向另一方履行,或者赔偿损害;但以被代理人拒绝追认合同为限。”第2款规定:“代理人不知道代理权缺陷的,仅有义务赔偿另一方因信赖代理权所遭受的损害,但不超过另一方就合同之有效所具有的利益的数额。”第3款也规定:“另一方知道或应知道代理权的缺陷的,代理人不负责任。代理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也不负责任,但代理人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而实施行为的除外。”
    289 《日本民法典》117条第1款规定:“作为他人的代理人签订契约的人,不能证明自己的代理权,且未能得到本人的追认时,服从相对人的选择,或者对相对人履行,或者负损害赔偿责任。”第2款规定:“前项规定,在相对人明知或因过失不知其没有代理权,或者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作为他人的代理人签订契约时,不予适用。”
    290 《法国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但一人得接受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约束;如第三人拒绝履行此种行为时,约定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之人,或约定使第三人接受此项义务之人,应负赔偿损害的责任。”
    291 《瑞士债务法》第39条规定:“名义上的委托人明示或者暗示拒绝追认的,以代理人名义行为之人应当承担因合同不能成立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但其能够证明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未经授权的除外。代理人有重大过失的,法院依照公平原则可以要求其承担其他损害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不影响不当得利之索赔请求。”
    292 《意大利民法典》第1398条规定:“无权代理或者超越代理权限缔结契约的人,应当对无过失的缔约第三人因相信契约效力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93 《欧洲契约法原则》第3:204条规定:“(1)代理人作为行为人,欠缺权限或超越授权范围所为之行为,不拘束本人及第三人。(2)本人未依第3:207条为追认时,代理人对于第三人应赔偿至使第三人恢复到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为行为时,该第三人本应处于之状态。但第三人知悉或可得而知代理人欠缺代理权限时,不在此限。”
    294 “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0条规定:“无代理权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义所为之法律行为,对于善意之相对人,负损害赔偿之责。”
    295[德]迪特尔·施瓦布,前注[67],第555页。
    296 叶金强,前注[53],第1页。
    297 参阅李开国,前注[14],第378-381页。
    299 史尚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4页。
    300 余立力:“论信赖利益损害的民法救济”.《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第90页。
    301 李开国,前注[14],第268-272页。
    302 解志国:“意思表示错误三题”,《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9页。
    303 何宝玉:《英国合同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2页。
    304[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论(第一卷)》,陈海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305 参阅[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前注[84],第566-571页。
    306 《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规定:“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就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错误或根本无意作出包含这一内容的意思表示的人,如须认为表意人在知道事情的状况或合理地评价情况时就不会作出该意思表示,则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第2款规定:“关于交易人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视为关于意思表示的内容的错误。”
    307 《德国民法典》第120条规定:“为传达而适用的人或机构不实传达的意思表示,可以按照与根据第119条撤销错误地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同的要件撤销之。”
    308[德]罗伯特·霍恩等。前注[160],第88页。
    309 参阅[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前注[84],第566-571页。
    310 “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8条规定:“意思表示之内容有错误,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将其意思表示撤销之。但以其错误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失者为限。”第89条规定:“意思表示,因传达人或传达机关传达不实者,得比照前条之规定撤销之。”
    311 梅伟:“合同因错误而撤销的信赖赔偿责任”,《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第75页。
    312[德]卡尔·拉伦茨,前注[52],第527页.
    313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314 陈自强:《民法讲义Ⅰ(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315 《瑞士债务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因重大错误而订立合同的,不受合同约束。”第26条第1项规定:“错误是因为撤销合同一方之疏忽造成的,撤销合同一方应当赔偿因撤销合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但对方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此错误的除外。”
    316 参见朱广新,前注[48],第116页。
    317 《日本民法典》第95条规定:“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的要素中有错误时,无效。但表意人有重大过失时,表意人自己不能主张其无效。”《法国民法典》第111O条第1款规定:“错误,仅在涉及契约标的物之实质本身时,始构成契约之无效原因。”
    318 参阅[日]圆谷峻:《新·契约的成立和责任》,东京:成文堂,2004年版,第213页。转引自游明慧:“论先契约之责任”。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第80页。
    319 同上注,第82页。
    320 同上注,第81页。
    321[日]圆谷峻:《新·契约的成立和责任》,东京:成文堂,2004年版,第213页。转引自游明慧:“论先契约之责任”,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第82页。
    322 李永军:《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323 王军:《美国合同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324 李永军,前注[329],第104页。
    325 允诺禁反言理论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
    326 《日本民法典》第521条规定:“定有承诺期间的契约要约不能撤销。”第524条规定:“未定承诺期间对异地人做出的要约,要约人在接受承诺期间的相当期间经过以前,不得撤销。”
    327 《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1150条规定:“要约可在尚未承诺之时予以撤回,但要约人已放弃撤回的权限,或者在发出要约时已允诺在确定的期间内维持要约的,不得为之。”
    328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6条规定:“(1)在未订立合同之前,要约得予撤销,如果撤销通知于被要约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被要约人。(2)但在下列情况下,要约不得撤销:(a)要约写明接受要约的期限或以其它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b)被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被要约人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
    329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4条规定:“(1)在合同订立之前,要约得予撤销,如果撤销通知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之前送达受要约人;(2)但在,在下列情况下,要约不得撤销;(a)要约写明承诺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明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b)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约人己依赖该要约行事。”
    330 冯大同:《国际商法》,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331 《意大利民法典》第1328条第1款规定:“在契约未成立之前,要约可被撤回。但是在接到撤回通知前,承诺人已善意地开始履行的,要约人应当补偿承诺人因开始履契约所支出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第1329条第1款规定:“要约人在确定期间内被要约所约束的,要约的撤回无效。”
    332 参阅《<德国民法典>.草案的要旨》。转引自[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333《德国民法典》第145条规定:“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的拘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拘束力的除外。”第146条规定:“向要约人拒绝要约,或不依照第147条至第149条向要约人适时地承诺要约的,要约消灭。”
    334[德]伯特·霍恩等,前注[160],第81页。
    33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前注[84],第273页。
    336 秦国辉:“要约撤销权正当性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88页。
    337 隋彭生:《合同法要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338 《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1)到行为实施时止,悬赏广告可以被撤回。仅在撤回被以悬赏广告相同的方式公告,或以特别的通知为之时,撤回才有效力……”。《日本民法典》第530条规定:“[1]于前条,悬赏广告人,在没有人完成指定的行为以前,可以用与前广告相同的方法撤回其广告。但在广告中已有不可撤回的内容表示时,不在此限……”。“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65条规定:“预定报酬之广告,如于行为完成前撤回时,除广告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额为限。广告定有完成行为之期间者,推定广告人抛弃其撤回权。”
    339 杨与龄:《民法概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341 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342 参阅何勤华、戴永盛主编:《民商法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5页。
    343 参阅韩世远,前注[257],第139-146页。
    344 参阅隋彭生,前注[344],第103页-107页。
    345 参阅崔建远主编:《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7页。
    346 参阅房绍坤:《民商法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350 李先波:“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与演进”,《求索》,2000年第5期,第46页。
    367 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368 周清林:“自治的异化:论表见代理的后果——兼评‘选择权'通说”,《学术论坛》,2006年第10期,第116页。
    369 《合同法》第48条第2款规定:“……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370 李开国、张玉敏,前注[367],第249页。
    371 各国具体规定参见本文第四章第二节。
    372 李根、郭小川:“房产商办‘数钱大赛'30秒能数多少送多少”(2009年1月2日),http://news.163.com/09/0102/06/4UKOIQIM0001124J.html,2009年1月10日访问。
    373 《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374[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页。
    373 http://www.court.gov.cn/popular/2003260177.htm,2008年1月10日访问。
    [1]林诚二主编:《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朱广新:《信赖责任研究——以契约之缔结为分析对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第4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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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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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卓泽渊:《法的价值总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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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尹田:“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25]李晓明:《私法的制度价值》,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6]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7]杨震:《法价值哲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董延林:《经济法原理问题》,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29]樊钢:《渐进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0]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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