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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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月社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又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而著称于现代中国思想史。本文打破过去或偏重文学艺术或偏重政治思想的单向度研究,首次将新月社置于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的统一框架中,围绕新月知识分子以聚餐会、出版物及出版机构等开辟的“公共空间”,着重从社团内部发展史、人事变迁的角度探讨新月社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全面充分地再现了新月社及新月文人的整体风貌。论文正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首先在清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众说纷纭的新月社成立时间做出考辨,继而分析了新月社出现的背景及其意义、主要由知识精英与上流社会人士聚合而成的成员特点、新月社的经费来源及具有传统文人雅兴特色的日常活动等问题,并特别对新月的灵魂人物徐志摩与新月精神领袖胡适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行梳理与比较。最后以史带论详述了新月社最重要的活动即参与接待泰戈尔访华排演泰氏剧作《齐德拉》等前前后后的情况,并以徐志摩、梁启超、胡适等人对待泰戈尔访华的态度为例透视新月知识分子主张自由宽容的文化价值观。
     第二章以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为中心,探讨新月文人如何将《晨报副刊》这一现代传媒机构转变为发布他们自己的政治态度及文艺观念的“喉舌”机关。徐志摩“圈子化”的编辑思想及“苏俄仇友大讨论”、“闲话事件”等几次大论争鲜明体现了新月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们作为留学美英群体与留日群体的对峙姿态;而作为新月同人刊物的首次亮相,《诗镌》与《剧刊》是清华文学社、中华戏剧改进社的主力成员与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社借助《晨报副刊》这一传媒平台合流的结果,艺术家群体成为此时的主角。本文详述了它们的创办缘起与经过,阐述了新月文人倡导的新诗格律化运动、国剧运动及其影响,同时更将笔墨侧重于同人内部在诗歌戏剧观念上的歧见及由此造成的人事离散、两份刊物“短命”等问题的挖掘。
     第三章则以新月书店为中心,考察新月文人介入现代都市出版领域的具体实践。首先分析了新月书店创办的人事聚合背景,指出时局的变动促成了新朋旧侣汇集上海的因缘际会,出版的渴望是新月文人创办书店的内在动因;进而详述书店从创办发展历经危机与中兴终至关门的始末,首次提出并分析了新月书店五任经理的更替,并着力突出了邵洵美对新月书店发展的贡献。继之,考察了新月书店的经营策略及其出版业绩。最后剖析了新月书店瓦解的原因:新月文人立足个人职业的岗位意识使其涉足出版界的经营活动具有“玩票”的性质,而追求个人文化政治理想与商业经营之间的冲突是其倒闭的内因,外因则源于委托经营方式的不力与同人地域上的离散造成的人心涣散。本章末附有笔者整理的新月书店出版书籍一览表。
     第四章以《新月》月刊为中心,从编辑“轮流坐庄”的角度入手展现新月文人内部的聚合与分岐,以窥新月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建构。创刊前后的诸多细节与波折体现出新月文人强烈的独立个性;而月刊编辑的不断更替暴露了社团内部重心不断位移的复杂形态: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及后期叶公超主编时期倾向于文艺,并大力培育文学新人,体现出某种“岗位”知识分子的特性;而以梁实秋为主力、同仁配合与鲁迅及左翼的论战,标明了新月与革命文学对峙的鲜明立场;同时,以“平社”组织及成员为依托,胡适发动罗隆基等人高扬起的“人权论战”,展示了新月文人立足于“广场”面向“庙堂”言说的激烈姿态,提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渐进改良的思想进路在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中失意受挫的现实遭际。最后小结了《新月》由于资金、稿源及人事离散等问题停刊的结局。
     第五章则以《诗刊》季刊与《新月诗选》为中心,着重论述“新月诗人群”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传承与变异。《诗刊》标志着新月第二代诗人的崛起,《新月诗选》则是新月诗的总结和诗歌成就的集中体现。论文围绕新月新老诗人的创作实践及理论主张,重点寻觅他们在诗艺方面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变化与突破的线索,最后从诗歌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分析新月诗在当时文坛上与现代诗、左翼诗歌所处的对峙地位。结语部分追踪了新月文人分化后的去向。胡适及部分同人创办《独立评论》继续着新月“谈”政治的兴趣;叶公超、闻一多等创办的《学文》杂志是《新月》的后身,继承了新月文艺的流风余脉,也使“新月”最终走向与“京”的合流。《学文》的停刊标志着“新月”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的中止。而储安平1946年创办《观察》周刊是对新月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追求的自觉继承,卞之琳、何其芳等1950年代提出的“现代格律诗”延续和推进了新月诗的理论主张。
     总之,通过对新月社历史演变轨迹及人事活动的追溯,本文认为新月知识分子以自己兼具中西教育背景的独特知识架构,以“讲学复议政”的形式参与社会进程,进而建立起他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属于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身上既表现出厕身“庙堂”的渴望与尝试,更有广场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使命感,同时具备通过积极从事教育及出版领域的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培育扶持文学新人,从而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薪火相传的岗位知识分子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矛盾的集合体,也体现出了新月文人内部结构的繁杂性、松散性、丰厚性。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organizations and celebrated liberalistic intellectuals group from 1920s to 1930s, the Crescent Society (later abbreviated as CS) has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up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Though a lot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past decades, ye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further study. Focusing on its personnel and activities,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present a clear and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CS.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mainly clarifies some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S, such as its time and backgrounds of the formation, its member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aily activitie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 etc. Besides, this paper analyzes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he CS receiving actively the well-known Indian poet Rabindranath Tagore.
    Centering on the Morning Newspaper Supplement edited by Xu Zhimo, Chapter two deals with how the Crescent intellectuals take advantage of this media to propagandize their political and literary viewpoints. In some extent, several significant polemics during this period embody their steadfast liberalistic standpoints. On the other hand, Both the Poem Weekly and the Drama Weekly demonstrate the Crescent artists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beloved poetry and drama. However, the two periodicals are dissolved lasting only about several months due to the divergence among the colleagues and other reasons.
    In Chapter three, the Crescent Bookstore becomes the core of the whole story. Firstly,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reason why the old and new members of the CS set up one bookstore in Shanghai, then reveal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store as well as its achievements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re are five managers in charge of the bookstore and emphasizes particularly Shao Xunmei makes great effort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bookstore. Lastly, this
    dissertation argues the reasons why the CS fails in publishing circles.
    Focusing on the Crescent Monthly, Chapter four mainly explores the coordination and divergences among the CS colleagues who each has unique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ditors being changed repeatedly, this dissertation presents that some of the members who foster lots of younger writers are inclined to the literature and others who fight for their pursuit of the liberalism which fails in China for its reformed scheme but not revolution concern the current politics. While confronting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circles, the CS members take the consistent stand and Liang Shiqiu plays the protagonist of the whole debate.
    Chapter five mainly centers on the Poem Quarterly and the Crescent Poem Anthology to deal with how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Crescent poets inherits from the older as well as makes some breakthroughs in theory and writing. Nevertheless, this dissertation also points out the unique position of the Crescent poets in 1930s: their opinion of the rule and form of the poem is despised by the Modern School poets while their works are criticized by the left-wing poets who regard them inactive and far away from the popular people. In the end, this dissertation traces the main members of the C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the CS as a whole end up the stop publication of Xuewen Monthly. In short, the personnel flow centering on the above-mentioned "public spaces" in some extent mirrors the vicissitude of this literary organization and liberalistic intellectuals group.
引文
1 如: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章“左翼文学运动(上)”中的第五节“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阵营和反动文学倾向的斗争”题下,首先列出的就是“和买办资产阶级‘新月’的斗争”。在第八章“革命文学作家、进步作家以及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流”下第三节列入“‘新月’及其他”,以徐志摩和沈从文为代表批判了新月的文学创作,指出新月诗人对于形式的重视是“没落的资产阶级诗人思想空虚贫乏,不得不借严整的格律来掩饰”。而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再版。本文引自再版本。)该书上卷第二章“思想战线上的对敌斗争”下列出了“与‘新月’的斗争”一节,指出新月社是“一个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反动文学团体”,新月对革命文学运动“是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的”。在第六章“本时期的诗歌”中又把“新月”和“现代”的诗作为本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洪流中的“两股逆流”进行批判,指出“以貌似完整的格律形式来粉饰和遮盖诗的空虚的内容,这就是徐志摩和‘新月’人们努力提倡所谓‘格律诗’的真正原因。”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1979年6月;第二卷,1979年11月;第三卷,唐弢、严家炎主编,1980年12月)较之此前的同类著作,虽然在不少方面有所突破,但在对新月的评价上沿用的仍然是否定性观点。在第一卷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下的第三节“新文学社团的峰起和流的产生”中论道:新月社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初期新文学中唯一有点代表性的流”,指出新月社在诗歌戏剧方面“某些具体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部分成员在诗歌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新月社文艺主张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它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在第二卷第六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的第二节“对‘新月’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具体论述了新月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斗争,而“新月”的创作“大多也是一些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货色”。
    2 参见董乃斌等著:《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3 张中良:《大陆文学史上的梁实秋身份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4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21、164页。
    5 魏绍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261页。
    6 分别是: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余上沅编《国剧运动》、秋朗(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曹葆华的《灵焰》、陈梦家的《铁马集》、朱湘的《石门集》、方玮德的《玮德诗文集》、储安平的《说谎者》。
    7 王强:《关于“新月”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8 该文收入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257-284页。
    9 见胡凌芝:《徐志摩新评》,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67-168页。
    10 见方仁念:《新月的升起:新月作品选·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3页。
    11 黄昌勇:《新月发展轨迹新论》,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该文以《新月发展史叙略》收入黄氏著:《砖瓦的碎影——中国现代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159页。
    12 倪平:《新月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13 见梁锡华:《且道阴晴圆缺——新月的问题》、董保中:《新月社、新月、新月没有了》,两文均收入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4 参见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收入王氏著:《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此文还收入《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版,第186-209页。
    15 参见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收《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9-181页。
    20 余英时先生提出并论证了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其实质的意义是中国知识分子从社会中心位置退到了边缘,而一些边缘人物却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1年8月出版。
    21 章清:《“胡适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22 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9页。
    23 转引自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本),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5页。
    24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1993年7月第1版,2005年7月第3次印刷,第294页。
    25 参见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8页。
    26 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0页。
    27 傅乐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28 参见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29 见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
    30 参见章清:《“胡适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
    31 参见徐志摩致父母,1927年12月,收虞坤林:《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32 徐志摩:《<诗刊>前言》,《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
    33 可参见陈西滢:《关于“新月社”》,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0页;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66页;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0页。
    34 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石虎胡同七号位于北京西单牌楼,是北京松坡图书馆第二馆馆址,专藏外文书籍。徐志摩回国后在这里做英文干事,后来这里就成了新月社社址。诗中所称“酒翁”即指松坡图书馆第二馆负责人蹇念益(季常),他是蹇先艾的叔父,饮酒有海量。当时蹇先艾也住在该馆,曾请徐志摩去给他就读的北师大附中“曦社”成员做过演讲。
    2 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3 徐志摩:《《给新月》,载1925年4月2日《晨报副刊》。收虞坤林编:《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按:以下徐志摩书信均出自该书,只标明日期、页码。
    4 同上。
    5 陈西滢:《关于“新月社”——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八卷第四期,收韩石山编《难忘徐志摩》,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6 《新月集》(Crescent Moon)是泰戈尔的一本诗集,1913年出版,共收37首儿童诗(一说40首),有人评价此书:“描写儿童的天真和生活,恐怕全世界没有再比这本书更美丽更真切的了。”见调孚:《研究太戈尔的书籍提要》,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欢迎太戈尔先生临时增刊”。
    7 梁氏根据的是徐志摩《给新月》中所言:新月社起初只是少数人的愿望,与现在的俱乐部没多大关系。在同信另一段,徐志摩还宣言新月社同人的要务是“露棱角”,要学习英国罗刹蒂(D.G.Rosseti)兄妹和朋友在艺术界的成就,羡慕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及其费边社(Fabian Society)社友在政治思想界的影响,徐志摩要步英国名人之后尘意图明显,他强调说:“但露不出棱角是可耻的……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但理想中的新月社结果却成了个俱乐部。徐志摩:《给新月》,1925年3月14日作,载1925年4月2日《晨报副刊》。
    8 泰戈尔此剧,中译名还有《齐特拉》、《契特腊》等,但以《齐德拉》为常用。本文沿用此译。
    9 据笔者所查,梁锡华所言5月8日有误,实为1924年5月6日《晨报》报道中出现了新月社的名称。该条新闻名为“诞辰将至之泰戈尔”,云:“泰戈尔已于昨日下午返京,仍寓史家胡同。本月八日为泰氏生辰,北京新月社同人,拟于是晚八时在协和礼堂表演泰氏杰作契玦腊(Chitra)。剧中主角有林徽音女士及张歆海袁昌英女士徐志摩林宗孟蒋百里丁燮林诸君。梁启超氏新赠泰氏华名‘竺震旦’。梁氏闻将于是晚,本此意作极有趣之演说。而是晚主席,则已推定胡适之云。”
    10 梁锡华:《且道阴晴圆缺:新月的问题》,原载1980年5月1日、2日台湾《联合报》,收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181页。
    11 关于“新月”的取名,还有一种说法是取自陆游的诗“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徐志摩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此诗。见谢其章:《创刊号风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2 宋炳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页。
    13 韩石山著《徐志摩传》,我根据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2002年1月第2次印刷版本。在此版中,据上下文,韩石山考证中得出的结论是1924年3月,但印的却是“1925年的3月”,显然这是一处十分明显令人遗憾的印刷错误。
    14 笔者按:这里应是石虎胡同,不知是印刷错误还是韩石山引用有误。
    15 此文初载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3号,写作日期注明为2月26日,从信中内容看徐志摩时在老家,中云:“又像是我在这山脚下半夜梦醒时……”。虞坤林编《志摩的信》未收。
    16 以上见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3页。
    17 徐志摩致胡适,1924年2月21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18 梁锡华:《且道阴晴圆缺:新月的问题》,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19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在京的留美及留欧归国学生”一节,第135-138页。
    20 胡适:《少年中国之精神》,载1919年7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此据《胡适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1 徐志摩日记,1919年8月12日,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22 徐志摩:《杂记·坏诗,假诗,形似诗》,《努力周报》第51期,1923年5月6日。
    23 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该期发表了成仿吾5月31日给徐志摩的信,洪为法给郭洙若的信,徐志摩给成仿吾的两封私人通信,题名为《通信四则》。
    24 按:指茅盾署名“佩韦”在《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小说月报》第13卷第12期,1922年12月10日)一文中,说雪莱因为“雅典主义”从牛津大学开除出来,把“无神论”(Atheism)错译为“雅典主义”,被成仿吾撰文《“雅典主义”》(《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1923年5月1日)加以大事挖苦。梁实秋晚年回忆说,当时,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正处于敌对的地位,这处错误是他写信告诉成仿吾的,但没料到引起这样的后果。不过这也说明当时尚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梁实秋与创造社关系交好。参见梁实秋:《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梁实秋论文学>序》,收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页。
    25 徐志摩致成仿吾,作于1923年6月7日,题名《天下本无事》载1923年6月10日《晨报副刊》。见《志摩的信》,第175-179页。
    26 胡适致郭沫若、郁达夫,1923年5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0-202页。
    27 郭沫若、郁达夫致胡适,1923年5月1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203页。郭沫若在信中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郁达夫则表示:“我们讨论翻译,能主持公道,不用意气,不放暗箭,是我们素所主张的事情,你这句话是我们所最敬服的。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不免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
    28 虞坤林编:《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29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2日、13日、15日。《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页。胡适日记,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30 徐志摩加入文学研究会的会号为93,列名“徐章垿”。见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有研究者认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与成立与蒋百里、梁启超等研究系有关,故与二人关系密切的徐志摩初回国加入该会,但文学研究会成员大多未有留学经历或为留日背景,徐志摩在精神气质上并不与之接近。参见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9页。另有人从文学倾向上进行分析,以徐志摩初回国在清华演讲《艺术与人生》为例说明,当时徐志摩“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与文学研究会接近之故。见胡博:《新月前期的“文学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而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郑振铎评价徐志摩:“在当代的文坛上,像他那样的不具有‘别’的旗帜与偏见的,能够融洽一切,宽容一切的,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但他同别的会社也并不是没有相当的联络;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员,但他对于新月社以外的文学运动,也还不失去其参加的兴趣。”这说明徐志摩不过是文学研究会的一名普通会员,与其在新月社的核心地位不可相比。郑振铎:《悼志摩》,1931年12月8日《北平晨报·学园》,收韩石山编:《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1 陈西滢:《关于“新月社”》,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9页。
    32 徐志摩:《给新月》,1925年4月2日《晨报·副刊》,《志摩的信》,第406页。
    33 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脑的“宪法研究会”的简称。1916年袁世凯死后,是年9月成立,支持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段氏内阁,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打击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成立的“商榷会”(简称“商榷系”)。这实际是辛亥革命后国会中, 以梁启超为保守政党灵魂组织的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骞、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梁启超为实际领袖)与激进国民党(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对峙的演化。正如有研究者所论,梁启超无论在戊戌时期追随康有为搞变法,民国时期服务于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兴起领导工农群众运动企图组织第三党,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第403-404页,第489页。或者可以说,梁启超幻想靠不断地依附于当权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屡遭失败,屡屡做了时代潮流的“落伍者”,某种程度上正应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古训。
    34 按:据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介绍,蒋、徐两姓是浙江海宁硖石镇上的两大家族,且蒋家与徐家有两重亲,故徐志摩入北京大学预科读书时,在北京就借住在蒋百里家,而蒋百里是梁启超的弟子,往来的张君劢(嘉森)、张公权(嘉璈)昆仲都与梁任公有师友关系。志摩之父因蒋百里关系及经济商业的关系结识张家,也结成了徐志摩与张幼仪(嘉鈖)的婚姻,红娘则是张幼仪的四兄张公权,他任浙江都督秘书时去杭州府中视察,大为欣赏徐志摩的文才,为自己的小妹向徐家提亲。而张家也是望族,徐志摩之父自然愿意。而婚后张幼仪才知道徐志摩本人对此婚事并不满意,在看过她的照片后说她是“乡下土包子”。但另有一说,是由蒋百里之介徐父结识张君劢而有徐、张婚事。不管怎么说,徐志摩留学归来之时,徐家、蒋家、张家的关系是早已熟识的了。这其中蒋百里的中介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参见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收《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35 徐志摩致父母,1920年11月26日,《志摩的信》,第4页。
    36 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新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
    37 徐志摩致陆小曼,1928年12月11日,《志摩的信》,第95页。
    38 闻一多致闻家驷,1925年8月11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丁在君,即丁文江。舒天:即闻亦齐,闻一多的堂弟,出国前曾协助丁文江做过地质地理学史方面的工作,并为他撰写《徐霞客年谱》收集过资料。
    39 闻一多致闻家骢,1925年8月11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40 1924年9月23日,闻一多致家人信中谈到新交朋友张嘉铸(字禹九):“公寓中清华同学亦达十余人,然人多品杂,堪与为伍者亦寥寥耳。新交中有张君嘉铸者,亦曾在清华肄业二年,后由自费来美。张君之文学美术鉴赏力甚高,敦敦好学,思想亦超凡俗,有乃兄张嘉森(君劢)之风。银行家张嘉璈亦系嘉铸之兄,张氏可谓今之望族也。嘉铸之嗜好在文学、美术,然非专攻文学、美术者。察其意颇欲以搜罗人才、鼓励文化为事业,如梁新会及乃兄君劢先生之行事者。故其于在美之好学之士中交游甚众,而于好文学、美术者,以其性之所尤近,则尤之致意焉。当今为趋势鹜利者之世界,习文学、美术者辄为众所轻视,余能得如张君其人者而友之,宁非幸哉!”《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按:张禹九于1925年夏自美国抵沪,旋去北京任大中实业公司秘书。见秦贤次编《刘英士先生纪念文集》,台湾兰亭书店1987年版,第367页。
    41 徐志摩:《给新月》,作于1925年3月14日,载同年4月2日《晨报·副刊》。收《志摩的信》,第405页。
    42 一般人常说新月社聚餐会每两周一次,但实际上有不同的说法。闻一多曾说:“新月社每两周聚餐一次,志摩也常看见。”见闻一多致梁实秋,1926年1月23日,《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但陈西滢则认为两周一次只是“希望的说法”,因为新月社只有一个厨师,只能办一桌客,且要提前一天准备。他说:“定期聚餐是有的,但次数并不多。”陈西滢:《关于“新月社”》,收韩石山编:《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徐志摩表弟、蒋百里之侄蒋复璁,当时与徐志摩同住松坡图书馆,他说,“民国十三年时,北京的欧美留学生及一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聚餐会,我也因为志摩关系,也参加了这一个聚餐会。泰戈尔来华后,聚餐会更多了,所以即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每人每月交费伍元银洋,租了一所房屋,志摩迁入主持,参加的人都带太太, 时值男女社交公开,故请徽因女士参加,凌叔华、陆小曼及其他女士就此参加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6期,收《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43 陶孟和致胡适,1924年12月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1页。
    44 任鸿隽致胡适,1924年12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4页。
    45 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6期,收《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46 陈西滢:《关于“新月社”》,《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47 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8页。
    48 熊佛西:《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转引自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268页。
    49 《晨报副刊》,1925年2月10日。
    50 徐志摩致陆小曼,1926年2月26日,《志摩的信》,第69页。
    51 徐志摩:《给新月》,1925年3月14日,《志摩的信》,第406页。
    52 徐志摩致陆小曼,1925年3月18日,《志摩的信》,第41页。
    53 徐志摩:《给新月》,1925年3月14日,《志摩的信》,第406页。
    54 Hamilton: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联邦党领袖,独立战争时,曾任华盛顿秘书、大陆会议代表,后担任首任财政部长(1789-795),提出建立国家银行和加强中央政府等施政方针。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版)中说:“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55 徐志摩:《给新月》,1925年3月14日,《志摩的信》,第407页。
    56 见徐志摩致罗素,1921年11月7日,《志摩的信》,第413页。
    57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日,《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58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1日,《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59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21日,《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70页。
    60 胡适日记,1923年10月22日,《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61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3日,《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62 胡适日记,1923年10月25日,《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63 按:徐志摩到北大任教的时间,笔者所见几种徐志摩、胡适年谱均为1924年。如:耿云志《胡适年谱》:“1924年由胡适引荐,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教……1930年末又同胡一起回北大任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一九二四年……志摩居松坡图书馆,这时他正任北大教授,(校长蔡元培)”,1949年自费印行,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本,第37页。邵华强、赵遐瑞等编徐志摩年谱均说:徐志摩于1924年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讲授英美文学和外文,1925年3月辞职欧游。见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1页;赵遐瑞等编:《新编徐志摩年谱》,《徐志摩全集》(5),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498页。但是,还有一说徐志摩系于1925年10月上旬到北大任教。见许君远:《怀志摩先生》:“徐先生继柴思义之后担任讲授英文诗歌,十四年十月初旬他才开始登上北大红楼,那时他已主编晨报副刊,声誉晶渐高起。……十五年夏天学期未终了时,他便离开北京而南下了。”原载1931年12月10日《晨报·学园》,收 张放、陈红编:《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而1925年9月24日,即将上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给刘海粟信中也称:“我这半年立志不受‘物诱’,办我的报,教我的书,多少做一点点人的事业。”(《志摩的信》,第146页。)韩石山著《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539页)取徐志摩“1925年10月上旬,去北京大学英文系上课”,不知是否据上述材料。另,1925年11月徐志摩给胡适信中称:“你的课我已经去代了,不但代课,连我自己的都去上了。你也许不知道我本来不想去上的,后来你要我代,我不得不去,又兼通伯再三催促,我才去的。关于薪水问题,通伯说要你对梦麟说的。上年我才有六点钟拿二百四十,现在有八点钟,若按讲师算太化[划]不上,我也有点犹太气味。这几日来也实在不够化,所以想你替我说一声,薪水放宽一点”。(《志摩的信》,第264页。)综合以上材料,笔者以为可以推断:徐志摩系1924年秋至1925年3月任教北大,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南下前二度任教北大,1931年春则受胡适之助三度任职北大。或有不确,暂系于此。
    64 参见: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2月2日,《志摩的信》,第289页;胡适日记,1931年8月5日,《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65 叶公超:《新月旧拾——忆徐志摩二三事》,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广东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89页。
    66 徐志摩致胡适,1927年1月7日,《志摩的信》,第277页。
    67 徐志摩:《曼殊斐儿》,作于1923年3月,时曼殊斐儿去世不久,徐志摩为其作此祭文,后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5号,1923年5月10日。文中回忆了他于1922年7月会见曼殊斐儿的情形,并说“她(曼殊斐儿)问我回中国去打算怎么样,她希望我不进政治,她愤愤地说现代政治的世界,不论那一国,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
    68 胡适:《追悼志摩》,作于1931年12月3日夜,载《新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
    69 讲学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研究系”在其首脑梁启超政治理想屡遭失败游欧归来之后,着力建设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而建立的新文化机构之一,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共同发起,蒋百里任总干事,宗旨是每年邀请一位“国际名哲”来华讲学。受邀的第一位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者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杜威来华初由北京大学邀请,讲学社成立时他在华已一年有余。第二年由讲学社续请,仍由时在北大任教的杜氏弟子胡适担任翻译。杜威在华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他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在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正广为传播的中国,无疑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第二位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社会历史评论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1920年下旬至1921年秋在中国访问,由赵元任担任翻译。罗素宣扬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也无需进行阶级斗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也是相对立的。第三位是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922年来华,他所宣扬的生命动力学说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相近,对梁启超等人影响甚深,在学术界影响也很大。泰戈尔是他们请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未能继续拨款,讲学社财源趋窘,之后停顿。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9页。不难看出,这些学者之所以受到讲学社邀请,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与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政治的梁启超等人有不同程度的契合有很大关系,而这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新月社成员普遍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的思想政治倾向也是比较亲近的。
    70 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发表了陈独秀用文言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中的4首诗,以《赞歌》为题,署名达噶尔著。在“注”中陈独秀这样介绍泰戈尔:“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其中除了把文学将误当作和平奖外,其他基本上是中肯的。参见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71 1922年有两本关于泰戈尔哲学的著作出版:一是张闻天的《泰戈尔哲学》,一是冯飞的《塔 果尔及其森林哲学》(商务印书馆)。同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上的“文学家研究”一栏则出了一个关于泰戈尔的小专号,内收文有:《太戈尔传》(郑振铎)、《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张闻天)、《太戈尔的艺术观》(郑振铎)、《太戈尔的妇女观》(张闻天)、《太戈尔的“诗与哲学观”》、《太戈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瞿世英),并附有插图“太戈尔的最近小影及其手迹”。
    72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阅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0页。按:本节关于泰戈尔访华的撰写直接受益于孙先生该著提供的原始史料线索,特此致谢。
    73 泰戈尔曾说过:“(我)在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像中的中国,此后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竞变了我的梦乡。”(泰戈尔:《告别辞》,徐志摩译,载《小说月报》第15卷8号,1924年8月10日)。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写文章谴责英国政府对中国的鸦片贸易。1916年他访问日本途经香港,看到中国工人劳动的景象,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他们妄想推迟这不受欢迎的一天的到来。”到日本后,他又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安排了隆重欢迎仪式的日本政府非常尴尬,但他继续按原定计划演讲反对日本政府的国家主义,以至到他离开日本时,没有任何欢送仪式,他却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我们这一次演出是成功的。”参见侯传文:《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74 冯友兰:《与印度泰谷尔谈话》,《新潮》第3卷1号,1921年10月1日。
    75 [印]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384页。
    76 恩厚之(L.k.Elmhirst):英国人,1921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念农业经济时认识了在美国访问的泰戈尔,服膺泰氏的农村建设思想,与之一见如故,后受泰氏之邀到印度成为泰戈尔的秘书兼其农村建设计划执行人。泰戈尔他到中国联系访华事宜,与徐志摩结识,自此友谊日深。恩厚之陪同泰戈尔访华后不久回到英国,与一美国富孀史特里太太结婚,并在英国南部德温郡的托特尼斯(Totnes,Devon)建立了实践泰戈尔农村建设理想的达廷顿农庄(Dartington Hall),徐志摩曾于1928年到访,称“达廷顿的道路是直通人类理想乐园的捷径。”恩氏于1974年去世。见梁锡华:《徐志摩海外交游录》,收程新编:《港台·海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7页。
    77 见《泰戈尔到华的第一次记事》,《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1924年4月10日。
    78 泰戈尔此信是寄给蒋百里的,他在信中先向讲学社表示感谢盛情相邀自己到华游历,但是:“我久愿意到中国来,在此时你的邀请我极欢慰,这对于我自己是有利益的。但在8月下旬我一定不能离开印度,我若预备动身,我要即刻电告于你。”并说希望带自己的儿子和其他几个成员同行。此信发表在《晨报·文学旬刊》,1923年10月1日。
    79 徐志摩致泰戈尔,1923年7月26日,《志摩的信》,第417页。
    80 徐志摩:《太戈尔来华的确期》,1923年10月21日作于西湖,载《小说月报》第14卷10号,1923年10月10日。
    81 徐志摩致恩厚之,1924年1月22日作于硖石,《志摩的信》,第424页。按:徐氏在信中谈及安排泰戈尔来华住宿事宜。
    82 徐志摩接到回信当天作《泰谷尔来信》(载1924年3月7日《晨报副刊》),向国人报告泰戈尔来华的最新消息,文中节录了恩氏的来信。
    83 徐志摩致泰戈尔,1923年12月27日,作于北京城西石虎胡同七号,《志摩的信》,第418页。
    84 徐志摩致恩厚之,1924年1月22日,作于硖石,《志摩的信》,第424页。
    85 泰戈尔非常重视此次访华,虽然讲学社邀请的是他个人,但他希望能作为他所创办的国际大学的代表赴华,所以他此行实际是由六人组成的带有学术团体性质的访问团,包括:国际大学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教授,精通梵学,可辅助泰戈尔解答佛教方面的问题;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鲍斯,泰戈尔作品中的插图,多出自他手;国际大学乡村建设指导、泰戈尔的助手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曾留学巴黎获博士学位;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加泰戈尔本人,共6人。据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86 《晨报》,1924年4月13日。
    87 是日下午5时,徐志摩陪泰戈尔等人游览龙华古寺看桃花,但“古寺的衰落与军人的占据”没能给诗人留下好感。13日,下午1时,在上海的Sikhs一印度人在闸北一寺中集会欢迎泰戈尔。4时,由闸北径赴慕尔鸣路37号张君劢家参加茶话会,与会者百余人或坐在花园的草地上,或坐在草地的椅子上,泰戈尔坐在他们当中,背后排列了许多高大的盆花,犹如一座围屏似的。张君劢致欢迎辞,泰戈尔致答辞,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的谈话,语调沉着而有诗意,充满了恳切的热烈的希望,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受一种极深的感动”。见记者:《泰戈尔到华的第一次记事》,载《小说月报》第15卷4号“欢迎泰戈尔先生临时增刊”,1924年4月10日。)泰戈尔表示:“今天是我的欢喜的日子,我多多的感谢你们把我从遥远的印度请到你们的国家,这真是我的难得的福气。……我记得千年前那一天印度献给你们它的情爱,契结了不朽的友谊。这层亲族的关系,我盼望还是在着,在东方民族的心灵里深深地隐着。在这千年内我们往来的道上也许满长了蔓草,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往来的踪迹。我们共同的事业就在祛除我们胸膈间壅积着的杂欲,再来沟通这名贵的情感的交流”。(泰戈尔:《第一次的谈话》,徐志摩译,《小说月报》第15卷8号,1924年8月10日)。14日到16日,泰戈尔一行由徐志摩和瞿菊农陪同赴杭州,游西湖、灵隐寺等名胜古迹,参观飞来峰时看到上面有两位印度传教大师的雕像,泰氏发表了关于中印友谊交往的演说,后由徐志摩本年8月19日译出文字稿,以《飞来峰》为题发表于1925年3月1日《京报副刊》第75号。17日泰戈尔回到上海。18日,下午3时半,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正式欢迎会,到会者约“在千人以上”。泰戈尔发表讲演,徐志摩当场翻译。泰戈尔说,他早就知道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中国最初吸引他的魔力,是由印度大诗人迦梨陀波的戏曲《沙恭达罗》中一节描画旗下飘动着的流苏引起的,因为这流苏就是中国的丝做的,中国是一个“奇异的浪漫的国家”。而印度则把佛教作为文化的礼品赠给中国,因此在“思想的关系上,要算中国与印度最密切了”。“所以我此番到中国,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着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所持的仅是敬爱数字。”泰戈尔之所以崇拜中国文化,乃因为它的历史是“使物质受制于精神”,而现在实利主义的物质主义的病毒也已侵入中国,“不幸我第一处便来上海这地方,使我颇生出不很愉快的感想,因为竟看不出一点点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将无价的精神,都渐渐化成贱价的物质的死的现象了。”而“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要“使世界入于理想主义,人道主义,而打破物质主义!”(见记者:《泰戈尔到华的第一次记事》,《小说月报》第15卷4号,1924年4月10日)。显然,虽然泰戈尔说自己只是以一个诗人的资格来访,然而他的演讲就像陈独秀后来所做的一篇攻击他的文章一样“诗人却不爱谈诗”,其所到之处总不脱这样的谈话基调:一是缅怀中印传统友谊,寻求恢复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时,大力呼吁两国人民共同担当起发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使命,向世界传播爱的福音,增强友爱亲善。愿望的不被理解也许是后来泰戈尔遭受攻击深觉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明的是,本来泰戈尔的演讲习惯是事先准备好讲稿,但来华几次讲演都是即席而谈,这对听众来说觉得很生动自然,但对翻译徐志摩来说可就增加了困难,所以这时他是最忙的,可以说他从泰戈尔靠岸之时人整个弦就崩起来了,这从泰戈尔到华当日他半夜写给王统照的信即可看出,他言简意赅地汇报了最“要紧的”泰戈尔的行程,连初见泰戈尔的“震憾”之感都来不及表达,并说“此间事过忙”,请王转告蒋百里不再另书。见徐志摩:《泰戈尔最近消息——致剑三》,作于1924年4月12日半夜,载《晨报副刊》1924年4月19日,《志摩的信》,第138页。徐志摩也说过,泰戈尔在华演讲除了在真光影戏院的三次之外,都无事前准备,都是“临时的应景的”。见徐志摩译泰戈尔《清华讲演》所附“志摩附述”,载《小说月报》第15卷10号,表1924年10月10日。
    88 《晨报》,1924年4月24日。又见《申报》,1924年4月26日。据笔者对照,两则报道内容文字完全相同,据推测可能系《申报》转载《晨报》的新闻通稿。
    89 《大公报》,1924年4月25日。
    90 按:1928年徐志摩访问印度时与恩厚之重提此事,后者答应继续支持他。回国后,徐志摩和张彭春等人经过调查又选定了浙江为实验地,恩厚之当时给徐志摩寄过不菲的一笔钱,但后来也因政局动荡而泡汤,那一笔钱也不知去向,之后徐志摩也不与恩厚之联系。有人说是 徐志摩因为与陆小曼结婚后开销巨大,大约将此款项弥补家用亏空,为此不好意思再与恩氏联系。参见梁锡华:《徐志摩海外交游录》,程新编:《港台·海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7页。按:据目前资料所见,徐志摩与恩厚之保持通信至1929年,即其去世前两年。
    91 《晨报》,1924年4月26日。
    92 《晨报》,1924年4月26日。
    93 《晨报》,1924年4月28日。
    94 《晨报》,1924年4月28日。
    95 引自记者:《泰戈尔到华的第一次记事》,《小说月报》第15卷4号,1924年4月10日。
    96 《晨报》,1924年4月29日。
    97 《晨报》,1924年4月30日。
    98 见泰戈尔:《清华讲演》及文末所附徐志摩作《附述》,载《小说月报》第15卷10号,1924年10月10日。按:泰戈尔时住在清华后工字厅,曾与辜鸿铭、徐志摩、王文显、张歆海、曹云祥、张彭春等北京文化教育界人士合影留念。而据陈子善先生考证,时为清华学生的孙大雨曾去拜见过泰戈尔,并获泰氏亲笔题词:Insult not truth when courting man.Rabindranath Tagore,April 5,1924”,译成中文即:当真理降临于人时,荣耀它吧。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24年2月5日”。落款时间据推测可能为笔误,或泰戈尔来华前已写好的。参见陈子善:《文人事·孙大雨和泰戈尔》,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8页。
    99 见徐志摩致泰戈尔,1924年5月,落款“素思玛”,《志摩的信》,第420页。
    100 见赵森:《徐志摩演戏的回忆》,收韩石山编:《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9页。
    101 《晨报》,1924年5月10日。
    102 按:胡适此诗作于1922年10月19日,诗前云:“我的诗是用世间法的话来述这一种超世间法的宏愿。”胡适当日日记中录有全诗:他从大风里过来,/向最高峰上去了。/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没有压逼人的风和雨了。他回头望着山脚下,/想着他风雨中的同伴,/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他舍不得他们,/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风雨。/“也许还下雹呢?”/他在山上自言自语。他终于下山来了,/向着那密云遮处走。/“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据《胡适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06页。
    103 参见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104 《晨报》,1924年5月10日。
    105 按:1921年5月10号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上曾发表由瞿菊农翻译的《齐德拉》,该剧大意是:齐德拉(Chitra)是一个公主,是国王的独生女儿,生来不美,好男装尚武艺,成为一个名震全国平定盗贼的女杰。邻国有个王子叫阿纠那(Arjuna),也以勇武名于时,他发愿在森林中苦行不娶十二年。一天他在山林中坐禅之后睡着了,正巧齐德拉和她的侍从进山行猎,看见这个独卧山中的少年英勇奇伟,遂萌生爱意,但因她着男装,阿纠那不喜欢她离去。齐德拉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缺憾是没有女性美。于是叫侍从给她百般打扮,再次来到静坐的王子跟前,希望能博取他的欢心,不料竞遭到王子的责骂。失望之余,齐德拉只好祈祷爱神,能赐予她青春的美貌,纵然只有一天之暂也好。爱神居然应许她,而且只给她一年的美丽。公主一变而为如花似玉的美人,王子一见倾心,两人自此相爱无比并结为夫妇。但公主从未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此时过去曾受齐德拉保护生活平安的某村因齐德拉失踪而群盗毕至,阿纠那正好到该村闻知此事,对这位女英雄产生爱慕,而对自己的恋人(即齐德拉)产生倦意。齐德拉不甘假冒佳人,只好再求爱神收回她的美貌,向阿纠那显露了她女杰的真面目,阿大喜,二人爱情复圆。该剧用意旨在说明男女恋爱并不在肉体美貌,出于对个人才干的彼此倾慕产生的爱情才是长久的真正的爱情。
    106 《晨报》,1924年5月10日。
    107 泰戈尔:《告别辞》,徐志摩译,载《小说月报》第15卷8号,1924年8月10日。该文 后有徐志摩作《附识》,描述泰戈尔作此演说时的复杂神情:“他的声调我记得是和缓中带踌躇,仿佛是他不能畅快地倾吐他的积愫,但他又不能不婉转地烘托出他的不完全愉快的款曲与感念;他的笑容,除非我是神经过敏,不仅有勉强的痕迹,有时看来真是眼泪的替身。‘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我的部分并不完全是同情的阳光。’这话是称过分量说出来的,就这一点不说分明,不说尽,这里面便含着无限的酸楚,无限的悱懑,我当时真觉得替他难受。‘现在世上有的是胜利的民族,在他们的跟前我是什么人敢来妄肆批评?彼此同是受嘲讽的民族,我们有的是不受人尊敬与赞许的德性。我们正应得做朋友。’这一段话,且不论他反激得动人,我正不知这里面的成分是泪还是血,我们听了应得傲慢还是应得惭愧?”徐志摩的感伤与不满溢于言表,他说泰戈尔来华的第一次谈话和最后一次都是在同一地点同一园地,然而,泰戈尔前后的语调和神态是多么不同,正如天气的变化那样,头一次是“暮春天气一个最浩爽的下午”,后一次却是“将近梅雨期云低气滞的一个黄昏”,“有心的读者应该明白在这四十日间是诗人受了中国的试验,还是中国受了诗人的审判……”。
    108 《晨报》,1924年5月10日。
    109 赵森:《徐志摩演戏的回忆》,原载《朔风》1939年第8期,收韩石山编:《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11页。
    110 《晨报》,1924年5月10日。
    111 诗中有云:“有一次我去到中国,/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称我为自己人。/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意外欢乐的联系的/人出现了。/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它带来了生命的奇妙”。转引自侯传文:《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112 鲁迅在1924年5月8日日记中记:“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同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鲁迅全集》(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9页。1925年12月18日,鲁迅在文章中写道:“以人论,……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联席之意?”参见鲁迅:《“公理”的把戏》,《鲁迅全集》(3),第168页。
    113 林语堂:《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对于贵推该怎样想呢》,作于1924年6月13日,载《晨报·副镌》1924年6月16日。林语堂认为“泰戈尔之精神复兴论实含有精神聊慰之臭味”,讽刺泰戈尔以亡国国民的身份来向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救国不伦不类。
    114 此句引自徐志摩:《泰戈尔》,系徐氏1924年5月12日在真兴影戏院讲演,载《晨报副刊》1924年5月19日。
    115 《晨报》,1924年5月10日。
    116 胡适称:“外国对泰戈尔,有取反对态度者,余对此不能无言。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昔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景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吾人自应迎之以礼,方不失为君子国之国民。同时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12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对于其他方面纵不满足于泰戈尔,而于文学革命一段,亦当取法于泰戈尔。”见:《晨报》,1924年5月11日。
    117 《晨报》,1924年5月11日。
    118 上据《晨报》,1924年5月11日。
    119 《晨报》,1924年5月15日。
    120 《晨报》,1924年5月13日。按:徐志摩12日在真光影戏院的演讲,后发表在1924年5月19日《晨报副刊》,题为《泰戈尔》。
    121 《晨报》,1924年5月13日。
    122 陈衡哲致胡适,1924年5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253页。
    123 《晨报》,1924年5月13日。
    124 泰戈尔感叹道:“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我的部分并不完全是同情的阳光。”他干脆直白地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曾存心与你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泰戈尔的不解与不满之情溢丁言表,他实在感觉此行与其它初衷相去甚远,因为“现在世上有的是成功的民族,在他们的跟前我是什么样人,敢来妄肆批评?彼此同是受嘲讽的民族,我们有的是不受人尊敬与赞许的德性。我们正应得做朋友。”引自泰戈尔:《辞别辞》,徐志摩译,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8号,1924年8月10日。
    125 参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66-68页。
    126 参见梅兰芳:《忆泰戈尔》,《人民文学》1961年5月号。收沈益洪编《泰戈尔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8页。
    127 毕树堂:《琐忆吴宓》,陕西省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吴宓专辑》,转引自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128 陈独秀:《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署名实庵。
    129 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49年自费印行,上海书店1981年11月影印版,第38页。按:吴咏误记“天坛”,实应为先农坛。
    130 如1924年5月13日《晨报》,该日第6版“泰戈尔在京最后之讲演”消息后特意附“记者按”称:“泰戈尔来华居然有三五个人因为不甚了解其精神之故,乱印传单,到处散布。泰氏学说全部吾人虽不能无条件的赞成,而泰氏之精神,则无论何人凡知其经历者,皆应敬重。然纵有反对,亦不应以不庄重之词句,下逐客令。若吾侪所闻非虚,则此种行动,实出自主张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人,尤足令人不解。中国人为数千年遗传心理所支配,往往言行矛盾而不自觉,此真一大缺陷。假使他人言论可以不合理的举动妨害之,则政府以禁邮禁印种种方法,防止传播新思潮,将以何理由对抗之?若以讲学问题而涉及政治问题,则尤谬矣。”
    131 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132 按:可以说,作为最早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陈独秀,此时却成了批判泰氏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者。在泰戈尔尚未到华的1923年10月,他就撰文反对出版界翻译泰氏的著作,“像泰谷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尔?……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尔了!”(陈独秀:《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尔?》,《中国青年》第2期,1923年10月27日,署名实庵。)泰戈尔来华后,他频频在政治刊物《向导》、《中国青年》上发文抨击泰戈尔,他认为泰戈尔“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陈独秀:《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4月25日,署名实庵);“太戈尔的和平运动,……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陈独秀:《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署名独秀。);他要求泰戈尔“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署名实庵。)在泰戈尔离华后,陈独秀又写了《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均载《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署名实庵)等文章予以严厉的批评。陈独秀的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考虑到当年他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出于文学角度介绍泰戈尔,而1920年代的他已经成为一名坚决捍卫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推崇“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陈独秀在“五四”以来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历来都是“西化”的排头兵,他所说中国的“老少人妖”实际上就指那些主张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像杜亚泉、梁启超、张君劢、吴宓、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而1923年1月刚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瞿秋白,经过两年的锻炼后也已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战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理论宣传战线上,批评梁漱溟等人的“东方文化”正是他这近一两年的重要工作,此时来华的泰戈尔恰如他的一篇文章标题,属于“过去的人”,他说:“台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 人’——他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地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然台戈尔却不然,他却想调和东西。……台戈尔不是资产阶级绝好的‘王者之师’吗?怪不得中国人这样欢迎他,原来他和孔孟是一鼻孔出气的。”最后他说:“台戈尔先生,谢谢你,我们国内的孔孟多着呢!”见瞿秋白:《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第61期,1924年4月16日。陈、瞿二人外,沈雁冰(茅盾)也表示只能“相对地欢迎台戈尔”,因为泰戈尔“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因此“我们更要普告全国青年,我们应该欢迎的台戈尔是实行农民运动的台戈尔,鼓舞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台戈尔!”见雁冰:《对于台戈尔的希望》,《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4月14日,署名雁冰。沈泽民则直接指责泰戈尔的思想是“闲暇的有产阶级的思想,是守旧的国粹的思想,是神的思想不是人的思想”,泰戈尔“纵不是辜鸿铭、康有为一类老顽固,也必是梁启超、张君劢一类新顽固党的人物”,他的思想“我们决不可含糊接受,因为对于中国青年思想的前途,是有害无益的”。见沈泽民:《台戈尔与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
    133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
    134 鲁迅在其文中提到泰戈尔来华时,基本上都是语带讥嘲,而且常与新月人士的活动相提并论。1924年11月11日,鲁迅著文称:“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待到这位老诗人改换姓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1926年,鲁迅又作文道:“这两年中,就我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1927年,鲁迅在文中直陈泰戈尔来华与新月社的关系:“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1934年,鲁迅再次作文称:“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以上引文分别参见鲁迅:《坟·论照相之类,三,无题之类》,《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作于1926年7月7日,《鲁迅全集》(3),第341页;《而已集·辞“大义”》,作于1927年9月3日,《鲁迅全集》(3),第462页。《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作于1934年11月19日,《鲁迅全集》(5),第585-586页。
    135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作于1927年2月18日,《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36 徐志摩:《<死尸>译序》,载《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引自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7),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137 鲁迅在文中说:“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神秘主义者——引者注)。……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我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Mystic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鲁迅:《集外集·“音乐”?》,《鲁迅全集》(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4页。
    138 鲁迅:《集外集·序言》,作于1934年12月20日夜,《鲁迅全集》(7),第4页。
    139 徐志摩致魏雷,1924年2月21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140 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26日,《志摩的信》,第242页。
    141 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郭沫若在此文中回忆了自己最初与泰戈尔的缘份及后来对其态度变化的原因:1914年他初到日本,日本正流行“泰戈尔热”,他偶然从同学中得到几张油印读物,当时便因其“诗的容易懂”、“诗的散文式”、“诗的清新隽永”为之“惊异”,从此“泰戈尔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脑里”。一年后才买到一本泰戈尔的《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图,我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民国五六年正是他“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想自杀,有时想当和尚,此时在图书馆突然得读泰氏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等书,“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大约1917年底,郭的长子即将出生,“在孩子将生之前,我为面包问题,也曾向我精神上的先生泰戈尔求过点物质的帮助。我把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三部诗集来选了一部《泰戈尔诗选》,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但是那时的泰戈尔在我们中国还不吃香,我写信去问商务印书馆,商务不要。我又去问中华书局,中华也不要。(假使两大书局的来往函件有存根时,我想在民国六年的八九月间,一定还有我和泰戈尔的坟墓存在他们的存根簿里。)”郭的这个遭遇说明当时“泰戈尔热”似乎还未传到中国,而此事使得他备受打击,对泰戈尔一下心生反感:“我和泰戈尔的精神联络从此便遭到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以我这样的人要想侵入他的世界里去要算是僭分了。”郭沫若认为,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在西洋过于趋向动态而迷失本源的时候,泰戈尔先生的森林哲学大可为他们救济的福音。但在我们久沉缅于死寂的东方民族,我们的起死回生之剂却不在此而在彼。……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惟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流一生的血汗。……太戈儿如以私人的意志而来华游历,我们由衷欢迎;但他是被邀请来华,那我们对于招致者便不免要多所饶舌。”
    142 闻一多:《泰果尔批评》,《时事新报·文学副刊》第99期,1923年12月3日。
    143 徐志摩:《哈提》,《晨报·诗镌》1926年5月27日。
    144 徐志摩致泰戈尔,1923年7月26日、1923年12月27日,《志摩的信》,第417、419页。
    145 徐志摩:《太戈尔来华》,作于1923年7月6日,载《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146 徐志摩:《泰山日出》,《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147 徐志摩:《泰戈尔》,《晨报·副镌》,1924年5月19日。
    148 宋益乔:《新月才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49 [印]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150 陆小曼:《泰戈尔在我家做客——兼忆志摩》,收《难忘徐志摩》,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06页。又见陆小曼:《泰戈尔在我家》,原载1940年《良友》,刊《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3月12日。
    151 梁锡华:《徐志摩海外交游录》,程新编:《港台·海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152 徐志摩:《太戈尔来华》,作于1923年7月6日,载《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按:直至1930年8月,徐志摩为姚华(茫父)据郑振铎用白话诗所译泰戈尔《飞鸟集》用五言意译的《五言飞鸟集》(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2月出版)所作序言中,追忆了与泰戈尔的友谊,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泰戈尔与大自然的心灵契合,并对泰戈尔诗歌作了具体的评价,认为泰戈尔“诗的人格是和谐而完美的”,强调译者应领悟泰戈尔诗中“一点极微妙但极真实的灵机”,这些见解应当是值得重视的。这段史实参见陈子善:《“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泰戈尔、徐志摩与姚茫父》,收陈氏著:《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137页。
    153 徐志摩:《太戈尔来华》,作于1923年7月6日,载《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154 按:一首为《谢恩》,发表于1924年11月24日《晨报·副镌》;另一首为《Garden Poem 60》, 译于1924年,初收1969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徐志摩全集》第1集。
    155 鲁迅:《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6页。
    156 梁启超:《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晨报·副镌》,1924年5月3日。
    157 参见宋益乔:《新月才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15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原载《晨报·副刊》1920年3月6日至8月17日。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390页。
    159 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160 参见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11月29日作于上海,收《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出版。按:胡适在此文中批判了玄学的主张后,径直以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名称提出了10项戒律来宣传他所力倡的“科学的人生观。有论者认为,胡适文中频频出现的令人敬畏的学科名称,恰恰表明这场“科玄论战”还有着以往人们忽略的一层象征意义:现代中国论证现实世界的知识学基础,已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转换为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现代型知识,而卷入论战的双方数十位学界名流共同证明了以“科学”为标识的这一知识样式,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精神凭藉。参见章清:《“胡适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61 周质平编:《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162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作于1926年6月6日,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此据《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30页。
    163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载1934年6月《独立评论》第105号,引自《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按:另外两文《信心与反省》,载1934年6月《独立评论》第103号;《三论信心与反省》,载1934年7月《独立评论》第107号。
    164 张利民:《文化选择的冲突——“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的思想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165 胡适晚年(1959年)为“雷震案”特别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充分表达此观点:“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他指出,因为人类的习惯都是喜同而恶异,而且往往坚信自己的正确,不容许别人的怀疑或批评,所以有对‘异端’的迫害,对‘异己’的摧残,对异教的禁止,对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的压迫。要去掉这些迫害、摧残、禁止和压迫,就得要养成容忍的气度。只有容忍,才会有自由”。见《雷震回忆录》及《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页。
    166 陈独秀致胡适,1924年4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页。
    167 转引自[印]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168 胡适日记,1929年3月19日,6月15日,《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435页。
    169 尹锡南、宇文疆:《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南亚研究季刊》2001年第4期。
    170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原名凌瑞棠,广东番禺人,笔名叔华、素心。1924年7月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1925年1月10成名作《酒后》发表于《现代评论》第1卷第5期。1926年7月与陈西滢结婚,1928年10月夫妇二人同赴武汉大学任教。著有小说集《花之寺》(1928年1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等。晚年定居海外。按:凌叔华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的大家庭,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并点翰林。凌家可谓“往来无白丁,谈笑皆鸿儒”,当时辜鸿铭、齐白石、王竹林、陈寅恪等都是府上的常客,辜鸿铭就像私塾先生一样教凌叔华背诗学英文,而齐白石、陈半丁则教她画画,还送给她一箱子画稿。参见傅光明:《凌叔华:古韵精魂》,《传记文学》2003年第9期,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而据凌叔华本人回忆,她正是因为绘画在泰戈尔访华时与之相识,并得缘结识陈西滢、徐志摩 等新月社人士的。当时,她正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于该校的鲍贵思教授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很想提携后进的热心人。一次宴会上,她介绍凌叔华等两三个女学生认识了泰戈尔。时值初夏,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陪同泰戈尔来华的兰达尔·鲍斯是印度画家且是艺专校长,泰氏曾极力把他介绍给凌叔华等人,所以凌叔华趁机也请来鲍斯。徐志摩、陈西滢得到消息也跟泰戈尔一起来赴会了。好在那天的招待会,凌叔华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只是吃茶,不吃饭。她们前一天就定下百枚新鲜玫瑰老饼和百枚新鲜藤萝花饼,另外用家中小磨磨出的杏仁茶,这应节的茶点很投合诗人画家的趣味。凌叔华说,这次北京画家集会之后,陈西滢、徐志摩、丁西林等常来凌家,来时常带一两个新朋友来,高谈阔论,近暮也不走。有时凌母吩咐厨房开出便饭来,客人吃过,倒不好意思不走了。如此看来,陈西滢说凌叔华去新月社吃过饭看过戏,成为新月社员,当是泰戈尔来华之后的事。而凌叔华的加入对新月社文艺方面的力量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之后他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及《新月》月刊上都发表了不少小说,以其对旧式家庭人物的细腻写实的描摹成为新月小说方面的重要代表,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就称其“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展现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并将其小说《绣枕》选入该集。参见凌叔华:《回忆郁达夫一些小事情》,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6—99页。
    171 陈从周:《法源今古多诗人》,收陈氏著《书带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1 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92-193页。
    2 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97页。
    3 徐志摩:《给新月》,《晨报副刊》,1925年4月2日。
    4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5 参见徐志摩致恩厚之,1925年7月15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注:以下徐志摩书信均出自该书,只标明页码。金岳霖(1895—1984):湖南长沙人,1911年入清华学堂,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徐志摩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次年获硕士学位),约是年与金氏相识,并成为好友。1921年,金岳霖去伦敦大学学习。1922年,去柏林与吴经熊为徐志摩张幼仪离婚作证。1925年11月回国。1926年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主任。1926年6月23日,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唯物科学与哲学》,是其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为徐氏做伴婚人。1928年,与瞿菊农、徐志摩去江苏、浙江考察,实践泰戈尔的农村计划。后选址浙江,未实施。1931年徐志摩失事,与张奚若等赴济南参加葬礼。
    6 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7 徐志摩:《再剖》,《晨报副刊》,1926年4月7日。
    8 另外三种是:《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和《京报副刊》。
    9 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北京日报》1956年10月17日。
    10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11 张奚若:《副刊殃》,《晨报副刊》1925年10月5日。
    12 章廷谦致胡适,1924年10月2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6页。
    13 荆有麟:《<京报>的崛起》,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4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15 参见荆有麟:《<京报>的崛起》,《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原载《北京日报》1956年10月17日,《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16 重余:《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京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
    17 琵亚词侣(Aubrey Beardsley,1872-1898):今译比亚兹莱,英国19世纪末著名插图画家,其绘画有唯美之风,徐志摩、闻一多、邵洵美等人都对其非常欣赏。
    18 参见徐志摩致孙伏园,1925年10月8日,载1925年10月9日《京报副刊》。收《志摩的信》,第168页。
    19 凌叔华致徐志摩,1926年5月2日,载《晨报副刊》1926年5月5日。收《志摩的信》,第360页。按:杨振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名为《她为什么疯了?》,徐志摩将之刊登在1926年1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但该小说由于徐志摩催稿太急,写得十分仓促很不成功。后杨振声请凌叔华重写,凌重写为《说有这么一回事》,刊登于1926年5月3日《晨报副刊》,署名“素心”。但由于凌叔华未排好页数,徐志摩也未仔细检查,结果出现刊登错误。凌叔华为此致信说明。此信末尾,凌叔华旧事重提,说起副刊篇首图案事:“哼,那晓得因此却惹动了好几位大文豪小文人顺笔附笔的写上凌□□女士抄袭比斯侣大家,种种笑话,说我个人事小,占去有用的刊物篇幅事大呀!因此我总觉得那是憾事,后来就请副刊撤去这画,这真不值得一议的事情”。徐志摩为此做了附识,再次声明是自己的失误所致,并称“连累替我帮忙的人受不白之冤,我是最耿耿于心的;但在‘这年头’,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借机会培养自己的幽默,是真的。我们不说了。”参见素心:《关于<说有这么一回事>的信并一点小事》,《晨报副刊》1926年5月5日。从徐、凌二人的语气,不难看出“闲话事件”中因“剽窃问题”引起的余波(详见本章第二节)。
    20 徐志摩:《志摩的欣赏》,《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1日。
    21 沈从文:《关于市集的声明》,《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6日。
    22 徐志摩:《关于<市集>的声明附记》,《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6日。
    23 关于沈从文与徐志摩等新月人士的交往,夏志清曾有过一段分析:“沈从文跟那些教授作家能建立友谊,主要因为意气相投。到了1924年,左在文坛上的势力已渐占上风,胡适和他的朋友,面对这种局面,只有招架之力。在他们的阵营中,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相信要确定中国的前途,非先对中国的弱点和优点实实际际地弄个明白不可。胡适等人看中沈从文的,就是这种务实的保守性。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所倡导的指头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他们对沈从文的信心没有白费,因为胡适后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于1931年撞机身亡,而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24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25 张奚若:《副刊殃》,《晨报副刊》1925年10月5日。
    26 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晨报·社会》周刊,1925年10月6日。
    27 徐志摩:《记者的声明:“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讨论前言》,《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
    28 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署名奚若,《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
    29 刘勉己:《应怎样对苏俄?——答陈启修张奚若两先生》,《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
    30 徐志摩:《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勉己先生来稿的书后)》,《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
    31 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90页。
    32 《晨报·社会》周刊利用其出刊周期相对较长的特点,专门推出了三期“对俄问题讨论号”。分别是:《社会》第4号刊3篇文章:《复勉己书讨论对俄问题》(梁启超)、《联苏联的理由》(陈翰笙)、《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陈启修),1925年10月27日出版。《社会》第5号刊4篇文章:《对于苏俄的疑问》(陶孟和)、《对俄问题致勉己书》(钱端升)、《论对俄问题》(丁文江)、《请教勉己先生三点》(张荣福),1925年11月3日出版。《社会》第7号刊2篇文章:《国产之保护与奖励》(梁启超,第8号连载)、《读对俄问题讨论号的意见》(胡石青),1925年11月17日出版。除此之外,《社会》周刊还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散篇文章。
    33 徐志摩:《记者的声明:“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讨论前言》,《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
    34 徐志摩:《刘侃元先生来件前言》,《晨报副刊》,1925年11月4日。
    35 徐志摩:《记者的声明:“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讨论的前言》,《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
    36 徐志摩:《刘侃元先生来件前言》,《晨报副刊》1925年11月4日。
    37 张象鼎致徐志摩,1925年9月18日,载《晨报副刊》1926年9月20日。
    38 徐志摩此两篇文章《生命的报酬》与《从小说讲到大事》,均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7日。他在《从小说讲到大事》中说:“这次我碰着不少体面人,有开厂的,有办报的,有开交易所的,他们一听见我批评共产,他们就拍手叫好,这班人真该死,真该打,成心胡闹,不把他们赶快打下去还成什么世界?”联想到徐志摩在刊载此文的次日10月8日即发表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看作他发动“苏俄仇友”讨论的一个先声了。
    39 徐志摩:《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20日。
    40 徐志摩:《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载《京报副刊》1925年1月4日、5日、6日。此文约作于1923年冬,系徐志摩为与张君劢等人办的《理想》月刊所撰稿,后因该刊未办成,徐志摩称“理想早就埋葬了”,遂于1924年12月底将此文转送给《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发表。
    41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0月第2版,第74-76页。
    42 徐志摩:《<一个态度>的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
    43 瞿菊农:《注胡适之先生的“态度”》,《晨报副刊》,1926年9月15日。
    44 夏文运:《读<一个态度与案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30日。
    45 白帝:《乱弹——党化教育问题》,《晨报副刊》,1926年10月13日。
    46 张象鼎、徐志摩:《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一、二),《晨报副刊》,1926年9月20日。
    47 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
    48 胡适:《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6年12月8日。
    49 胡适致徐志摩,1926年8月27日,《志摩的信》,第270页。
    50 按:闻一多等人的国家主义活动始自留美期间。1924年暑假,部分清华留美学生在美国组织成立了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大江会的宗旨为“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大江的国家主义”“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其主要成员有闻一多、罗隆基、何浩若、沈有乾、吴景超、梁实秋、潘光旦、顾毓琇、王化成、胡毅等29人,均为清华1921年至1924年赴美留学生。大江会曾出版会刊《大江》季刊两期(1925年7月15日、11月15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据潘光旦说,“大江学会这些人,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主义则怕,政治立场是改良主义的,也提国家主义,想搞一点势力”。闻一多回国后,继续鼓吹国家主义,罗隆基也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后来闻一多去上海任职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是国家主义团体最后的一个据点,校长张君劢(张嘉铸之兄)也是国家主义有力鼓吹者。从大江会的活动不难看出他们的政治热情,大江会成员日后大多成为《新月》时期新月群体中的“政治”也是明证。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293页、302-316页等。
    51 闻一多致信梁实秋,1926年1月23日,《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205页。
    52 1940年代,闻一多回忆自己参加“大江的国家主义”这段经历时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其实现在看起来,那是相同的。……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并且我父亲是一个秀才,从小我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见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
    53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230页。据罗志田先生介绍,关于这场苏俄仇友问题的论争,原始材料均收入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但他认为学术界对此问题还缺少研究。在他看来:这次争论很能说明北伐前夕南北在政治军事上虽然对立,但学界思想界所关怀的问题基本相同,而北京的“亲南方”势力也很大。当时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相当盛。同时,这也说明当时的思想界有意要与执政者保持距离,也许正是因为官方在反赤化,学界思想界就不便站出来反共产和苏俄(心里是否反对则另当别论),以这样的“政治正确”来维持自身独立的清流地位,所以《晨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的确要冒“阿附”的嫌疑。罗先生分析反苏俄方面的文章,认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指责苏俄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没有能实践真正的“共产”学说,是假共产。这说明当时思想界表面上和实际上的“左”与“右”难以区分。据孙中山1924年初的一次谈话,他联俄的一个依据,即俄国革命已由军事共产主义进步到新经济政策,亦即孙自己的民生主义,这说明是俄国在向他学习,所以应当联俄。反观当时梁启超与北方部分知识精英,却以此为苏俄能实行真社会主义,故不足学的依据,则梁等反比一般认为激进的孙更“左”(梁启超的观点主要可参看《国产之保护与奖励》,《晨报·社会》周刊第7、8号,1925年11月17日、25日——笔者按)。二是几乎篇篇文章都不离“卢布”二字,或影射或直言支持苏俄者是因为拿了卢布。当时苏俄确曾拿 出不少卢布来支持国共两党,但在思想上亲俄的或撰文支持苏俄的,许多却未必就真能参与分羹(实际当时北京学界的工资,恰是俄国退还的庚款在支付,倒是名副其实地在拿卢布。这种言必称卢布的方式,与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者几乎言必称小脚略同,均是先树立一个带象征性的负面形象,然后将其与所攻击者相联系,试图取得不打自倒的效果。
    54 徐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55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发表于1925年5月27日《京报》,针对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和她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而发,由鲁迅起草,文中说:“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署名者七人,依次为: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这七人除李泰棻是北大史学系教授、河北人外,其余六人都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均为浙江人。
    56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57 《现代评论》:1924年12月13日创刊于北京的一个综合性周刊,每逢周六出版。前期主编是王世杰,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自第138期(1927年3月)起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编,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共出9卷209期,另有3期增刊和一批“现代丛书”。《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如王世杰、唐有壬、陈西滢、高一涵、陶孟和、燕树棠、周鲠生、钱端升、杨端六、丁西林等人,均为北京大学教授,多数具有欧美留学背景(高一涵留日,是个例外)。《现代评论》“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各种文字”,一般视其为代表自由主义立场的杂志,以“现代评论”得名。过去研究界,有人认为现代评论是新月社的继续和发展(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第3版,第140页)。现在一般则认为虽然两者有相似之处,都是多由欧美留学生组成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文化团体,但根本上两者是不同的。很关键的一点是,现代评论的背景是国民党支持的,而新月社则是研究系背景,研究系与国民党一向势如水火,两者门户不同。当事人陈西滢对此有说明。参见陈西滢:《关于“新月社”》,收韩石山编:《难忘徐志摩》,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还可参见瞿光熙:《新月社·新月·新月书店》,收瞿氏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65页;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0页。
    58 徐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59 周作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0 陈西滢致周作人,1926年1月20日,《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1 周作人致陈西滢,1926年1月21日,《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2 陈西滢致张凤举,1926年1月22日,《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3 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4 陈西滢致周岂明,1926年1月25日,《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5 陈西滢致张凤举,1926年1月26日,《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6 陈西滢致徐志摩,1926年1月28日,《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7 陈西滢在1925年11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50期《闲话》(结集时名为《剽窃与抄袭》)中称:“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体,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总之,这些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不见小处,只见他们自己的宏博处。”文中“思想界的权威”是论战中对鲁迅常用的讽刺语。据说,陈西滢怀疑时为其女友的凌叔华两次被指抄袭都是鲁迅授意的,故出此举为凌叔华报一剑之仇。凌叔华被指抄袭事,一即前文所述1925年10月《晨报副刊》的“篇首图案事件”。二是1925年11月14日《京报副刊》又有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指责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载1925年11月7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48期)系抄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其实凌叔华是否抄袭并非关键,而陈西滢的这种联想实不免有捕风捉影之嫌。
    68 鲁迅:《<学界的三魂>附记》,载1926年2月1日《语丝》周刊第64期《学界的三魂》正文之后。后收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续编》注释中引录。 此据《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69 鲁迅在1935年12月所作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我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陈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见《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0-451页。
    70 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9页。
    71 对此经过,周作人晚年的说法是:“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周作人言自己“当断不断”,是“怪自己不能彻底,还要讲人情的缘故”,可能指与陈西滢曾经交好的关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
    72 韩石山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周作人在此事上初起的激烈反应与后来的退让与凌叔华有关。凌在燕京大学上学期间,周是北京大学教授兼燕京大学教授,周亲自辅导凌学日语,而凌叔华登上文坛也得益于周作人的提携,她最早的两篇小说由周介绍给孙伏园在《晨报副刊》发表。而后来凌叔华与年轻有为的留英博士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相恋,“背叛”了提携自己的周作人,故周有此举。参见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韩氏最新著作中坚持了此种看法,并做了进一步的资料考证。参见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第181-192页。
    73 张克昌:《读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的三言五语》,《晨报副刊》1926年2月3日。
    74 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志摩的信》,第243-244页。
    75 徐志摩:《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
    76 徐志摩:《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
    77 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78 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79 这七条日记分别是:1、1923年11月3日,下午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陈通伯,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2、11月17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3、1924年6月24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4、7月5日,下午凤举同通伯来谈,通伯早去。5、7月30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6、7月31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7、1925年2月12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行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回家。转引自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
    80 鲁迅:《“公理”的把戏》,《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8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
    82 此段史实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第202-213页。
    83 徐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晨报副刊》,1926年2月3日。
    84 无疑,徐志摩作为主编拥有对稿件取舍删改的生杀大权,以利于表达自己的立场。他在发表周作人《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1926年2月3日)时,就改动了周氏文中的一句话,将 “陈先生没有质问的资格”改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权利”,这里“权利”的词意显然轻于“资格”。周作人次日特别写信给徐志摩(1926年2月4日)表示“抗议”,但此信也未能刊布在《晨报副刊》,而是发表在《京报副刊》(1926年2月6日)。同仁刊物之于论战双方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85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载1926年2月7日《京报副刊》,收《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244页。
    86 参见徐志摩:《诗刊弁言》,《诗镌》1号,1926年4月1日。《诗镌》创刊号目录如下:《诗刊弁言》(志摩)、《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闻一多)、《天安门》(饶孟侃)、《“回来啦”》(杨世恩)、《“回去!”》(蹇先艾)、《欺负着了》(闻一多)、《梅雪争春》(志摩)、《寄语死者》(刘梦苇)、《不要闪开你明媚的双眼》(于赓虞)、《写给玛丽雅》(刘梦苇)、《新诗评<尝试集>》(朱湘)。除了朱湘的诗评外,其余均为纪念“三·一八”的稿件。
    87 徐志摩:《自剖》,载《晨报副刊》1926年4月3日,收《自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1月初版。文中称:“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好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和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爱和平是我的天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
    88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326页。
    89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作于天津裕中饭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380页。
    90 鲁迅逝世后,苏雪林欲做“攻击鲁迅”的文章,特意致信胡适表明此意,胡适回复苏氏称:“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下文即是胡适为鲁迅抄袭正名的文字。胡适对待鲁迅的态度很明显:主张持平评价鲁迅,但显然与鲁迅不是一个营垒的。参见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9页。
    91 陈子善先生在谈及副刊、杂志和出版社三位一体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消长存亡的重要作用时,就特别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为例加以说明。他这样评价《晨报副刊》及《诗镌》之于新月的意义:“至于新月,则更是以《晨报副刊》的《诗刊》而显示其独立存在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诗刊》也就没有后来的《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参见陈子善:《中国大陆三四十年代文学副刊扫描》,收陈氏著《海上书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92 闻一多致闻家騄、闻家驷,1922年10月15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93 闻一多致父母亲,1922年10月28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94 关于清华学校办学状况,可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95 梁实秋说:“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参见梁实秋:《清华八年》,《秋室杂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0页。
    96 从《闻一多书信选集》来看,从闻一多1922年6月离开清华赴美到1923年6月梁实秋等清华文学社骨干成员赴美这一年左右时间,闻一多与他们的通信达27封,信中所谈大都是关于清华文学社的文学创作活动、办刊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如当时梁实秋与吴景超等文学社友欲办一文艺月刊《红荷》,并表示“夭折难产,在所不计”,闻一多就回信表示赞成,但认为取名《红荷》有嫌纤佻,宜改为《文坛》,杂志内容宁缺勿滥,篇幅不妨少,创刊号宜精不宜多,种类宜丰富等等。见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1922年9月29日;致文学社社友,1922年11月。《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6页、95页。
    97 梁锡华:《徐志摩新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11月初版,1982年10月修订再版,1986年9月第3次印行,第55页。
    98 参见胡博:《新月前期的“文学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99 1922年7月29日,闻一多在赴美留学的船上感慨万分地回想起了郭沫若的《蜜桑索罗普之夜歌》诗中的一节,同日闻一多看完了《创造季刊》创刊号,此后创造社的刊物成为其留学期间的重要精神食粮。闻一多在信中曾多次要求家人及时为他邮寄,表示“《创造》望驷弟补寄来,其余杂志以后永远停止寄阅”;甚至有一次为弟弟闻家驷将《创造》寄迟而发火:“前函称《创造》二卷一号已出版,何以至今不见寄来?我嘱你办的只此一事,尚不能应时照办乎?……你若再忘办此事,则我将直接寄钱与书局订购,但我想该不致必出于此举”;后来泰东图书局直接将《创造周报》寄送闻一多,闻始告之家人“以后不必寄了”;而闻一多曾在给文学社友顾一樵的信中坦言:“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的人格影响之最大”;他甚至在《密勒氏评论》征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的活动中,毫不犹豫地投了郭沫若一票,虽然因日期截止没有付邮,但“那一个动作足以见我对于此人的敬佩了”;闻一多也承认自己在创作上受到郭沫若的影响,“我近来的作风有些变更,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如《春之首章》、《春这末章》等诗便是。现在则渐趋雄浑,沈劲,有些象沫若。你将来读《园内》时,便可见出。其实我的性格是界乎此二人之间”。分别参见:闻一多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1922年7月29日;致父母亲,1923年1月14日;致闻家驷,1923年6月14日;致家人,1923年11月;致梁实秋中的附信,1922年6月22日;致梁实秋,1922年12月26日;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闻一多书信选集》第36页、117页、157页、170页、34页、103页、145页。相较闻一多与创造社的“神交”,梁实秋与创造社似更多一些实际层面的交往。梁实秋之结识创造社成员,始于与闻一多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事先曾以单篇文章投稿孙伏园,未得回音遭到冷遇,自费出版后却得到郭沫若“来信赞美”,由此产生好感。1921年,梁实秋就去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拜访过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梁实秋清华毕业前夕的1923年郁达夫还到清华园拜访过他。(见梁实秋:《谈徐志摩》、《清华八年》)。1923年4月15日,郭沫若致信闻一多云:“此次在沪得与实秋相晤,足慰生平。他往南京时,我和仿吾往北站去送行竟至迟了刻,我们只得空空望送了一回。”同年8月,梁实秋自沪赴美留学时,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诸人亲至浦东码头送行,且欲将《创造》编辑事委托于梁实秋与闻一多,梁未允。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224页。
    100 两文分别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第4号和1923年6月10日第5号。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闻一多称赞曰:“《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而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批评了《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提出新诗应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而闻一多把前文先送给《创造周报》发表,而后送批评性质的后文,是有意为之。他在给梁实秋信中说:“……前回寄上的稿子请暂为保留。那里我还没有谈到《女神》的优点,我本打算那是上篇,还有下篇专讲其优点。我恐怕你已替我送到《创造》去了。那样容易引起人误会。如没有送去,候我的下篇成功后再一起送去吧”。在同信中,闻一多表示“我们若要抵抗横流,非同别人协力不可。现在可以同我们协力的当然只有《创造》诸人了”。因此闻一多此举实为一个欲与创造社暂时结盟的精心策略。联想到徐志摩曾因批评郭沫若的诗引起的与创造社的官司,可以看得出闻一多在考虑文坛人际关 系问题上显然更为老练,虽然他比徐志摩还小两岁。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2月26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101 参见胡博:《新月前期的“文学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02 梁实秋:《谈闻一多》,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62页。闻一多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发表后产生的不同反应更可以说明他们当时互相借重的心态。郭沫若在日本看到后写信给梁实秋极力称赞说:“……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闻一多得知后激动地说:“我得此消息后惊喜欲狂……但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报》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后来,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得成仿吾、郭洙若等人之助,由创造社的东家泰东图书局出版并获不扉稿酬八十元;但是此书印刷质量之恶劣,让年轻的闻一多备感文坛新人不受重视的辛酸。分见闻一多致父母亲,1922年12月27日;致家人,1923年3月20日:致闻家驷,1923年9月12日;致家人,1923年11月。《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13页、第140页、164页、第171页。
    103 闻一多致信梁实秋、吴景超,1922年9月29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04 闻一多致闻家驷,1923年9月24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105 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84-185页。
    106 梁实秋:《清华八年》,李正西、任合生编:《梁实秋文坛沉浮录》,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144页。
    107 闻一多致梁实秋,1924年9、10月间,《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83页。按:闻一多与其清华同学在清华读书时就已表现出对戏剧的爱好。比如,当时清华学校有戏剧比赛,闻一多所在的“辛酉级”(因毕业年份1921年为“辛酉年”故名)曾演出独幕剧《革命军》(又名《武昌起义》),并获全校第二名。闻一多参与编剧,并饰革命党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戏剧活动,之后便热衷于此,后多次参与编剧并在学校戏剧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108 参见梁实秋:《<琵琶记>的演出》,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41页。梁实秋在此文中提及当时他们用英文演中国戏,之所以受人欢迎的真正原因:“台上的人没有忘掉戏词,也没有添加戏词,台下的人也没有开闸,也没有往台上抛掷番茄鸡蛋。最后幕落,掌声雷动,几乎把屋顶震塌下来。千万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演出精彩,赢得观众的欣赏,知道外国人看中国人演戏,不管是谁来演,不管演得是什么,他们大部都只是由于好奇。剧本如何,剧情如何,演技如何,舞台艺术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红红绿绿的服装,几根朱红色的大圆柱,正冠捋须甩袖迈步等等奇怪的姿态……。”由此可知,闻一多、余上沅等人受此鼓舞而发起的“国剧运动”不可避免地有些冒进性质。另,据梁实秋回忆,在《琵琶记》中“我饰蔡中郎,冰心饰宰相之女,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逢场作戏,不免谑浪,后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先生订婚,冰心就调侃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二字来历在此。”梁实秋:《忆冰心》,同书,第338页。按:梁实秋1927年主编《时事新报·青光》时,以“秋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犀利的小品文,后收集为《骂人的艺术》,新月书店1927年10月初版。
    109 闻一多致梁实秋,1925年3月,《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92页。
    110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111 余上沅致胡适,1925年1月1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95-298页。
    112 余上沅:《一个半破的梦——致张嘉铸书》,《晨报·剧刊》第15号,1926年9月23日。
    113 闻一多1926年1月23日给梁实秋的信中称:“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同年4月15日,闻一多给梁实秋、熊佛西的信中又说:“《诗刊》重要分子当数朱、饶、杨、刘(梦苇)。四子中三人属清华,亦又怪事也。”见:《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8页。据朱湘清华同学罗念生回忆,当时清华“四子”(朱、孙、饶、杨) 曾与闻一多都住在北京西单梯子胡同,写诗著文。见罗念生:《忆诗人朱湘》,《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孙大雨晚年亦回忆说:“在清华求学期间,我们四人(——指清华“四子”)同住在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屋里,读书作诗写文章,也常与闻一多一起热衷讨论新诗的发展和形式问题。”参见孙大雨:《我与诗人朱湘》,原载《济南日报》1993年8月7日,收《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据孙大雨本人称,“四子”应为朱、饶、孙、杨。见蓝棣之:《新月诗选·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2002年第2次印刷,第2页。一般认为,饶、朱、杨、刘为《诗镌》“四子”,朱、饶、孙、杨为清华“四子”。
    114 刘梦苇(1900-1926),原名刘国钧,湖南安乡人。1920年进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曾参与组织安社。1923年因在《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诗作《吻之三部曲》而知名。1924年1月参与组织飞鸟社,出版《飞鸟》月刊。不久去北京求学。1926年4月参与创办《晨报副刊·诗镌》,致力于新诗形式和格律的探索。其诗作愤世嫉俗,揭露虚伪、丑恶的旧社会给爱情婚姻带来的不幸,但较为伤感。1926年9月9日逝于北京。主要著作:《青春之花》(诗集,北新书局,1924)、《孤鸿》(诗集,北新书局,1926)。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后,刘梦苇即在其上发表了一篇甚为重要的诗论文章《中国诗的昨今明》(1925年12月12日)。文章肯定了新文学革命的成绩,转而批评了“骂人是诗,传单是诗,……点名录也是诗”等过分自由的“可笑的现象”,并认为需要建设一种“新文学的原理”:“新诗经了这几年的摸索,渐渐地到了光明的路上来了。……尝试集已是陈迹,繁星春水也成了往事,冬夜草儿等底时代甚至女神,红烛,蕙的风底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凡留心诗坛的人,大概都读到了徐志摩、闻一多、于赓虞、蹇先艾、朱湘诸君先生底近作罢;他们彼此或者认识或者还是陌生,但他们无形中走上了很近似的路。他们之中,有的我还没有见面,但见过的如闻一多朱湘诸先生,有一次我们在适存中学教课,大家谈到对于诗的许多意见,不期而同的地方很多,闻一多先生说中国诗似乎已上了正轨,与我有同样的感觉”。刘梦苇要求“建设一种诗底原理和批评”,认为诗“要有真实的情感,深富的想像,美丽的形式和音节,词句……”。在创作方面,要“创造中国之新诗”,因为“新诗人多是研究西洋文学的,直接间接受了不少西洋诗底影响”,而“学西洋诗而不能超过西洋诗和学前人底诗而无以胜之是一样的道理”,最后提出新诗创作应当“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我们诗底意境与技术不是取法古人,也不是模拟西洋;我们底诗是新诗,是创造的中国之新诗”。这与《诗镌》同人要求新诗注重艺术形式是一致的。朱湘曾撰文《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载《文学周报》第7卷1929年1月开明书局合订本)称刘梦苇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115 按:实为《诗》月刊,1922年1月1日创刊,系由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等人编辑的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刊物,后由郑振铎提议从第4期起标明为文学研究会刊物。1923年5月停刊,共出7期。
    116 蹇先艾:《<晨报诗刊>的始终》,《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蹇先艾在另一处回忆中提供了略有不同的回忆,两者可以互相参照:“在徐志摩先生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前几期曾登过闻一多、朱湘、饶孟侃、朱大枏、刘梦苇诸先生和我的新诗。隔了几天,梦苇便发表了他的《新诗坛的昨今明》(实为《中国诗坛的昨今明》——引者注)一文,作为中国新诗的一次总清算,他一方面约集朋友们在北河沿震东公寓谈了一次话,当时赴会的除了二朱一闻一饶和我之外,还有于赓虞先生。梦苇拿出他的一本格律整齐的新诗集《孤鸿》有原稿来给大家传观。朱湘先生也给我们看了几首他的近作。后来,大家便提议既然有这么些人在努力,不如在什么地方办一个诗刊吧。他们便托我去向晨报的徐志摩先生接洽,一多也去吹嘘了一下,《诗镌》第一期便以一个‘纪念三一八专号’出世了,并推定徐志摩先生负责集稿。第一次集会是在沟头三十一号闻一多先生的黑纸裱糊的,美术意味很浓的书室里。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随便谈话并且互相观摩作品。地点改在中街志摩先生寓所。《诗镌》一共出了九期(实际是十一期——引者注),除了上述的几位之外,加入的会员有杨世恩、孙大雨先生。后来梦苇一死,《诗镌》便停刊了。但是新诗的字句趋向整齐,着重音律,这可以说梦苇开的头,大家跟着试验,于是才形成了一个风气的,……”见蹇先艾:《乡谈集》, 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转引自王光明:《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新论》(上),《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17 于赓虞:《志摩的诗》,《北平晨报·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1931年12月9日。
    118 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诗镌》1号,1926年4月1日。
    119 据查,孙大雨并未在《诗镌》上发表诗作,笔者推测可能与孙大雨不久即赴美留学,且他对新诗格律的见解与闻一多也有不同有关:闻一多要求一首诗不但各行的音节数是整齐的,而且要各行的字数划一,孙大雨同意前者不认同后者,1950年代曾说自己“除了各行音节数应当整齐这一点”与闻一多意见一致外,“其他各点我当时都不能同意(虽然只凭个人的直觉,没有理论作根据),所以从未在任何一首自己所写的或翻译的诗里照办过”。孙大雨:《诗歌的格律》,原载《复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2期、1957年第1期,引自孙近仁编:《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但孙大雨在1926年4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十四行诗《爱》。该诗是一首含有整齐的音组数的意大利彼得拉克体的十四行诗,孙大雨晚年回忆说,这首诗比闻一多在1926年4月15日在《晨报·诗镌》上发表他的第一首格律诗《死水》还早五天,因此认为是他首次写出新诗里第一首有意识的格律诗”。参见孙大雨:《我与新诗》,载《新民晚报》1989年2月21日第8版;《格律体新诗的起源》,原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分见:《孙大雨诗文集》,第314页、316-319页。有研究者评价孙大雨的《爱》一诗:“这是新诗创作中运用‘音组’理论有意识地创作格律体诗的首次实践”。参见黄昌勇:《孙大雨传略》,《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120 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文集》(1l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7月版,第249页。(注: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称,《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诗写于美国珂泉,不在此时。)沈从文在同文中提到,这种沙龙式的“读诗会”在30年代中期得到了继承,而且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参与者更多,每月举行一至两次,地点在北平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经常参加的人有:北京大学的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冯文炳)、卞之琳、何其芳等,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以及冰心、林徽因、周煦良、沈从文、萧乾等。沈从文说:“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见同书第251页)。据王光明先生介绍,这种“读诗会”的形式后来长期中断,直到80年代中期,方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些教授主持的类似“读诗会”的活动出现,如谢冕主持的“朦胧诗导读”,孙玉石主持的“中国现代诗导读”(孙玉石还著专文倡导“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洪子诚主持的“90年代诗歌精读”,参加者主要是在读博士生、硕士生,有时也邀请一些校外的诗人、学者参加。参见王光明:《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新论》(上),《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21 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诗镌》1号,1926年4月1日。
    122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27日、29日、31日。梁实秋晚年还对此文受到的礼遇感慨万分。1922年他把闻一多写的《<冬夜>评论》投给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孙伏园,结果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原稿屡催未得,梁实秋一气之下自己又作《<草儿>评论》,并将二文自费印行出版为《<冬夜><草儿>评论》。梁实秋因此自称“最初和报纸副刊发生关系是不大愉快的”。而梁实秋认为自己抨击浪漫主义与徐志摩并不同调,且尚在国外,未与之谋面,而徐能容纳其文,实在是有“相当容忍的器量”,与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在性质上大不相同了”。见梁实秋:《副刊与我》,《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2-44页。据粗略统计,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长城之神》前序》(1926年3月22日)、《现 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戏剧艺术辨正》(《晨报·剧刊》,1926年7月29日、8月5日)、《文学批评辩》(1926年10月27日、28日)、《“Ut Pictura Poesis”》(1926年11月15日,收《浪漫的与古典的》,改题为《诗与图画》)、《与自然同化》(1926年12月2日)、《卢梭论女子教育》(1926年12月15日)、《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1926年12月30日)、《西塞罗的文学批评》(1927年2月26日)等9篇文章。
    123 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诗镌》1号,1926年4月1日。
    124 朱湘:《新诗评(三):<草儿>》,《诗镌》3号,1926年4月15日。
    125 清华文学社员吴景超说:“《<冬夜><草儿>评论》的功用就在能指示给大众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现在诗坛中的坏现象,虽不能归咎于康、俞二君,但他们在诗坛中留下恶影响,是显然的事实。闻、梁二君于诗集中,独先评《草儿》、《冬夜》,便是‘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他们把首领的劣点,一一宣布出来,然后那些随在后面的,自然知道换路了。我不必特来褒奖此书,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他那廓清新诗坛中积弊的力量,是不小的。”吴景超:《读<冬夜><草儿>评论》,《清华周刊》第264期所附文艺增刊第2期,1922年12月22日。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26 朱湘:《新诗评(二):<郭君沫若的诗>》,《晨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
    127 徐霞村:《我所认识的朱湘》,《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按:朱湘是《诗镌》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诗镌》前3期发表了两篇诗评(另外一篇在4月10日《晨报副刊》发表)、诗2首:《昭君出塞》(第2期)和《采莲曲》(第3号),第4期后朱湘的名字不再出现于《诗镌》。按:关于朱湘脱离《诗镌》似乎还另有原因,当时朱湘与闻一多也发生了矛盾,原因据说是《诗镌》第3号将朱湘最为得意的《采莲曲》排在第3篇,位于饶孟侃《捣衣曲》之后,引起朱湘不满。对朱湘这种态度,闻一多在《诗镌》9号(5月27日)上发表《诗人的横蛮》一文提出了批评,并在给梁实秋的信里提及他们之间的矛盾(1926年4月27日):“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偏要打倒饶、杨等人的上帝。”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02页。或许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后人对朱湘是否属于新月意见不一:朱湘在清华时的挚友罗念生认为朱湘与新月貌合神离,在思想和情感上与他们有很大距离。他与徐志摩等人的决裂是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纪念诗人刘梦苇和杨子惠。他也厌恶他们的贵族生活作风,说朱湘有一次在徐志摩家里吃早点,单水饺就有各种花样。罗皑岚问朱湘与新月社交往很多,为何不去北大教书,朱回答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见罗念生:《忆诗人朱湘》,《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而朱湘本人也曾明确抨击徐志摩“是一个假诗人,不过凭借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见朱湘:《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载《文学周报》第7卷1929年1月开明书局合订本,引自方仁念编《新月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赵景深则认为:“从西洋格律诗体这一角度来看,朱湘也可以说是新月”。见赵景深:《朱湘传略》,《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1990年代,《诗镌》同人之一蹇先艾撰文认为朱湘不是新月:一、《晨报诗刊》只是几位中青年诗人发起的,根本没有成立什么诗社,与“新月社”没有关系。二、朱湘没有参加一九二六年《晨报诗刊》编辑工作,仅仅在第一、二、三期上发表过评论和诗歌,从第四期起由于他与徐志摩、闻一多不和,从此就断了关系。三、在思想感情上朱湘与“新月”貌合神离。四、尤其一九二八年《新月》创刊以后,该刊几位主持者发表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文学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而朱湘的思想恰恰与新月相反。参见蹇先艾:《朱湘并非新月》,1992年9月29日《文汇报》。最新研究者的意见,可参见方族文:《朱湘研究中的几个疑点问题》,该文从诗风、创作艺术手法、思想倾向及文学主张等方面认为“说朱湘是新月诗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原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转载。
    128 饶孟侃:《新诗的音节》,《诗镌》4号,1926年4月22日。
    129 本段引文见饶孟侃:《再论新诗的音节》,《诗镌》6号,1926年5月6日。
    130 饶孟侃:《再论新诗的音节》,《诗镌》6号,1926年5月6日。
    131 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132 闻一多:《诗的格律》,《诗镌》7号,1926年5月13日。
    133 闻一多致梁实秋、熊佛西,1926年4月15日,《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08页。
    134 徐志摩:《<猛虎集>自序》,新月书店1931年8月初版。
    135 参见陈梦家:《纪念志摩》,作于1932年10月,载《新月》月刊第4卷第5期。徐志摩说,闻一多也评价他的《翡冷翠的一夜》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见徐志摩:《<猛虎集>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版。
    136 参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354页。
    137 天心:《随便谈谈译诗与作诗》,《诗镌》8号,1926年5月20日。
    138 徐志摩:《<随便谈谈译诗与作诗>附记》,《诗镌》8号,1926年5月20日。
    139 饶孟侃:《新诗话(二):情绪与格律》,《诗镌》9号,1926年5月27日。
    140 饶孟侃:《感伤主义与创造社》,《诗镌》11号,1926年6月10日。
    141 赓虞:《世纪的脸·序语》,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6月版。按:于赓虞共在《诗镌》1号、2号、4号发表《晨曦之前》等诗4首,之后则无。
    142 于赓虞:《诗之情思》,载《晨报副刊》,1926年12月24日。
    143 于赓虞:《诗之读者》,载《晨报副刊》,1927年4月20日。
    144 于赓虞:《世纪的脸·序语》,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6月版。
    145 于赓虞:《志摩的诗》,《北平晨报·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1931年12月9日。
    146 徐志摩:《诗刊放假》,《诗镌》11号,1926年6月10日。
    147 参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355页。
    148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季刊第1期,1931年1月初版。
    149 朱自清将《诗镌》时期的新月诗人群称为“格律诗”,而非“新月诗”:“若要增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自由诗,格律诗,象征诗。”参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357页。
    150 于赓虞:《世纪的脸·序语》,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6月版。
    151 徐志摩:《剧刊始业》,《晨报·剧刊》第1号,1926年6月17日。新月同仁对戏剧界的不满,在之前就已有表露。1923年4月24日,徐志摩观看外国一剧团在京演出的《林肯》,对热衷于新剧的北京大学生们几乎没有到场表示不满,他跟陈西滢谈及此事,陈说可能是学生嫌票价太贵,但徐志摩撰文《得林克华德的<林肯>》(载1923年5月3日、5日、6日、7日《晨报副刊》)批评道:“梅兰芳卖一圆二毛,外加看茶座钱小账,最无聊的坤角也要卖到八毛一块钱,贾波林的滑稽戏电影也要卖到一块多——谁都不怨价贵,每演总是满座而且各大学的学生都是最忠诚的主顾。偏是真艺术真戏剧的《林肯》,便值不得两块钱,你们就嫌贵,我真懂不得这是什么打算!”不久,1923年5月6日,徐志摩与陈西滢等人去观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演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因剧场秩序太差中途退场,徐、陈此举被新剧界人士抓到,批评二人是“不配看这种有价值的戏。……不懂得《娜拉》是解决女子人格问题的名剧……不知道戏剧与人生的关系”。(仁陀:《看了女高师两天演剧以后的杂谈》,《晨报副刊》1923年5月11日)为此,陈、徐二人分别做文进行反击。陈西滢指责剧场环境“四面八方的是笑声,喘声,谈话声,怒骂声。满院的种种混杂的声音……一个字也听不到”,而“戏剧的根本作用在于使人愉快”,故提早退场。(陈西滢:《看新剧与学时髦》,《晨报副刊》1923年5月24日)徐志摩在同期发表《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表明他的态度:“易卜生那戏不朽的价值,不在他的道德观念,……在它的艺术。……我们批评戏最先最后的标准也只是当作戏,不是当作什么宣传主义的机关。”这个观点,与后来闻一多在《戏剧的歧途》中批评近代传入中国的戏剧重思想轻艺术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152 徐志摩:《剧刊始业》,《晨报·剧刊》第1号,1926年6月17日。
    153 参见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310页。
    154 赵太侔:《国剧》,《剧刊》第1号,1926年6月17日。
    155 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歧途》,《剧刊》第2号,1926年6月24日。
    156 梁实秋:《戏剧艺术辨正》,《晨报·剧刊》第7、8号,1926年7月29日,8月5日。
    157 余上沅:《论戏剧批评》,《晨报·剧刊》第11号,1926年8月26日。
    158 陈西滢:《新剧与观众》,《晨报·剧刊》第3号,1926年7月1日。陈西滢1923年9月曾在《晨报副刊》发表一篇长文,借对高斯倭绥的评价表达了他的戏剧观:他把高斯倭绥定位为“一个社会批评家”,但“绝然与其余的一般社会批评家不同”,有些社会批评家“借着艺术来谋社会的改良,但是他们的愤慨,往往过于剧烈,忘了剧本的艺术化的必要”,而高斯倭绥“的许多长处里,最明显的是艺术家的节制。他必须先把一件事研究得十分清楚细密,融会贯通,方才担起笔来。……大多数的批评家是代一方发言的律师,高斯倭绥却是正直无私的审判官。”陈西滢强调“艺术家的节制”,与梁实秋后来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批评浪漫主义“无限制的同情”,在《文学的纪律》中推崇“节制的力量”几乎是异曲同工。不过陈西滢的表述相对狭窄,就剧论剧,而缺少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上的理论深度与系统论述。见陈西滢:《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晨报副刊》1923年9月27、28、29、30日。
    159 余上沅:《<剧刊>终期》,《晨报·剧刊》第15号,1926年9月23日。
    160 顾一樵:《剧话——为赠别菊农写》,《晨报·剧刊》第13号,1926年9月9日。
    161 余上沅:《一个半破的梦——致张嘉铸君书》《晨报·剧刊》第15号,1926年9月23日。
    162 梁实秋:《悼念余上沅》,《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65页。
    163 余上沅:《<国剧运动>序》,《国剧运动》,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9月初版。
    164 参见《民众戏剧社宣言》,收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影印版,第132页。
    165 参见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321页。
    166 余上沅(1897.10.04-1970.04.30):笔名舲客,湖北省沙市人。1912年考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书院,“五四”运动前后,曾担任文华书院学生会负责人,约请陈独秀等名流到武汉演讲,传播新思潮。后作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议。其后又到北京开会,经陈独秀介绍给胡适,转学到北京,于1920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1922年北大毕业后任清华学校助教。1923年以清华半公费补助及同乡父执辈资助,与熊佛西等人同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美国匹次堡卡内基大学戏剧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后因不肯按同乡父执辈要求改习政治,坚持个人学戏爱好,失去经济来源被迫放弃攻读学位,提前于1925年春回国,同行的有赵太侔、闻一多。编著《国剧运动》一书,是其留美期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留美学生不仅学习西洋戏剧,同时特别重视传统戏曲的思潮的代表作,由新月书店1927年出版。回国后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办戏剧系,系我国第一次在正式学校里开设戏剧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参与创办《晨报·剧刊》。参加中国戏剧社的活动。1926年秋,到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任教,同年底与北京女师大中文系学生(后转入女大毕业)陈衡粹结婚。1927年到上海,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并任书店经理兼编辑,同时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等校兼课。《上沅剧本集》、《戏剧论集》在此期间出版。1929年因学校欠薪生活困难,到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任秘书并兼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同时,和赵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人组织业余的“小剧院”。1952年任教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复旦大学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9年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文革”中受到冲击,1970年因食道癌病逝。1978年获平反。参见陈衡粹:《余上沅小传》,《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按:余上沅的戏剧论文,基本收入《余上沅戏剧论文集》,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167 徐志摩《一个启事》(《晨报副刊》1926年9月15日):“我们诗刊同人本是寥寥可数的, 但谁想到在三个月间,我们中间竟夭折了两个最纯洁的青年!杨子惠(宁波人)(1904-1926——引者注)在七月间得伤寒症死在上海;前六日(九月九日)刘梦苇(1900-1926——引者注)又在法国医院病故。”似乎诗人总难以摆脱短寿,如《诗镌》同人之一朱大枏(1907-1930)后于1930年去世。稍后,徐志摩(1897-1931年)飞机失事死亡,新月的后起之秀方玮德(1908-1935)则于1935年病逝。恰如新月诗人倾慕的西方诗人雪莱(1792-1822)、济慈(1795-1826)、拜伦(1788-1824)等都是短命者一样,诗人与生命的关系似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话题。
    168 杨振声在《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剧刊》5号,1926年7月15日)中说:“剧刊催稿催得太急,除了关于本题还有许多应当提出讨论之点都忽略了之外,所提出讨论的又太简略了。只好在这里就便说句抱歉的话罢。”邓以蛰在《戏剧与道德的进化》(《剧刊》5号,1926年7月15日)一文前给赵太侔等人的短信称:“你们遣来取稿的人也已破扉而入,我急得没法想,一头就碰到Katharsis这条理论,遂把一切困难问题交给它,我就糊里糊涂搁下笔了”。顾颉刚则在《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剧刊》6号,1926年7月22日)说:“这次《剧刊》要我作文,使我重温起旧时的存想,预备写出《乾隆以后的北京戏剧》一文,……我立了这个题目去搜集材料,弄了一天就觉得不容易,因为范围太广了,不是将要出京的我在整理行装的一二旬中所能做成的。现在就从《京尘杂录》中抄出一些,改题为《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
    169 参见徐志摩:《剧刊始业》,《剧刊》1号,1926年6月17日。
    170 《剧刊》4号的“两个消息”有此预告,1926年7月8日出版。并参见1926年7月11日晨报社出版的第43期《星期画报》。
    171 徐志摩:《<剧刊>终期》,《剧刊》15号,1926年9月23日。
    172 如果说作为一个诗名在外的诗人主编,徐志摩还为《诗镌》贡献了不少诗作的话,他对戏剧,对《剧刊》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但是要是知道我的热心,朋友,我的热心……”。徐志摩在《剧刊》上只发表了1篇文章:《托尔斯泰论剧一节;附论“文艺复衰”》,载《剧刊》第14号,1926年9月16日。不过,徐志摩的戏剧观在此前的剧评中已经有所表达,且与梁实秋、闻一多、陈西滢等人的戏剧观念有暗合之处。他强调戏剧的艺术性,反对通过戏剧进行主义宣传和道德说教,同时批评中国戏剧现状,演员表演与观众水平低下。他认为“好的剧本,都是高品的艺术。……一定从真丰富的生命里自然地流露出来或是强迫地榨出来的。……艺术与生命是互为因果的”,而悲剧是“一民族能表现天下最集中的仪式”,“是表现生命本质里所蕴伏的矛盾现象冲突之艺术……真悲剧演奏的场地,不仅在事实可按的外界,而是在深奥无底的人的灵府里。要使啮噬,搅扰,烧烙,撕裂,磨毁,人的灵魂的纤微之事实经过,真实地化成文字,编为戏剧,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悲剧的艺术化”。这实际隐含着梁实秋后来在《文学批评辨》中提出的“常态的人性”的因素。见徐志摩:《看了<黑将军>以后》(《黑将军》即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引者注),载《晨报副刊》1923年4月11日、12日、13日、14日。
    173 见《晨报副刊》1926年10月4日“几则启事”:“一、志摩先生:我译的嚣俄诗《旅行》六个月前已经在现代评论印出,你大概瞧见了。怎的你又把它在晨副上再版?你大概是要去新婚旅行去了,就把你的字纸簏里东西往晨副身上一推吧……浩徐,三十日。二、志摩近来真是太忙。我们只得说一声‘对不起’,请大家海涵。记者”。按:彭浩徐译《旅行》一诗刊登在《晨报副刊》1926年9月30日。
    174 见《晨报副刊》1926年10月13日“志摩启事”:“我告假回老家去几时,晨副的编辑自本月初起请瞿菊农先生担任,他家住后内东板桥西妞妞房五号,有事请迳与瞿先生接洽可也”。徐志摩号称“告假”,实则再也没有回任,即使是在他1927年初“闷处在上海,无聊到不可言状”之时。徐志摩辞职不归,据笔者推测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北京军阀统治对学界控制加紧,很不适宜文人生存,文人南迁成为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二是徐志摩的好友胡适也已出京,对他影响很大。据徐志摩1926年9月12日致胡适信称:“我如南归,晨报那捞什子也不干了!左右没有你,就没人共商量,闷哉!”三是,可能让给好友瞿菊农主编,不好再重新要回。再说徐志摩任职期间《晨报副刊》并未恢复此前的辉煌,拿 今天的话说就是“业绩平平”,也不好再回晨报馆了。他在1927年1月7日给胡适的信中委婉地表示:“但在北京教书是没有钱的,《晨副》我又不愿重去接手(你一定懂我的意思)……”。参见徐志摩致胡适,1926年9月12日、1927年1月7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8页。
    1 徐志摩致胡适,1927年1月7日,虞坤林编:《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注:以下徐志摩信均引自该书,只标明日期、页码。
    2 陈衡粹:《实秋忌辰周年祭》,收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页。
    3 参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第十七章:作家南迁与北伐风暴,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258页。
    4 张慰慈致胡适,1927年1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1页。
    5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6页。
    6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0页。
    7 陈望道致汪馥泉,1928年1月17日,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8 徐志摩日记,1927年1月1日,《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9 胡适致徐志摩,1926年8月27日,《志摩的信》,第270-271页。
    10 徐志摩致胡适,1926年9月12日,《志摩的信》,第272页。
    11 徐志摩致胡适,1927年1月7日,《志摩的信》,第278页。
    12 徐志摩致胡适,1927年1月7日,《志摩的信》,第278页。
    13 除了散见于各文化出版类工具书中关于新月书店条目的简介之外,据笔者所见,回忆性、研究性文章大致上有:已故大陆学者瞿光熙在《新月社·新月·新月书店》(收瞿氏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一文中对新月书店的成立、规模、出书情况等做了综合性描述;原新月书店职员谢家崧从个人经历角度撰写的《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3年第1期)和《新月社始末我见》(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5年第2期)两文,提供了一些关于新月书店的珍贵回忆;但瞿、谢两位也只认定新月书店1927年春筹备,同年6月成立,对成立经过均未作具体说明。梁实秋生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新月》及其人物的回忆文字中(如《忆新月》、《略谈<新月>与新诗》、《新月前后》、《谈徐志摩》、《谈闻一多》等文),内容丰富,对新月书店亦有所论,但也存在记忆有误或语焉不详的情况。陈子善先生《关于新月的新史料》(收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则借助新发现的一批有关新月书店成立开张时的珍贵史料,详细说明了新月书店开张创办时的经过,将对新月书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倪平的《新月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代表了最新研究者的意见,综合一些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性资料等,对新月书店的成立时间、创办人、任职经理、新月书店的结束作了比较明确的考证。
    14 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上海书店1981年11月影印版,第66页。
    15 林淇:《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16 参见倪平:《新月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作者的根据如下:1、1992年上海交大版《余上沅研究专集》中的陈衡粹《余上沅小传》中说:余上沅“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与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饶孟侃等筹办新月书店”。“大革命失败后”的时间概念一般是指1927年5月以后。2、梁实秋《悼念余上沅》中说:“十六年春,我们先后在北京结婚,旋即相继挈妇南返,比邻而居。不匝月,北伐军至,烽火连天,乃相率搭乘太古轮走避上海,真乃患难之交。北伐胜利,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上沅、歆海、寅恪与我皆不在予续聘之列。”1927年4月18日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接着是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接着是中央大学不再续聘梁、余等人,接着是梁、余等人决定不再回南京去。从这样的日程推算,梁、余参与组成新月书店必在1927年5月。3、1927年2月起,随着北伐军北进,上海工人和海宁一带工农被发动了起来。徐志摩老家是富户,受到了侵扰。4月1日他在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称:“中国全国正在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噩梦中,其中所有的只是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今天是什么人掌权呢?无知工人,职业恶棍,加上大部分二十岁以下的少男少女。”徐志摩所说的这种局面要到“四一二”政变后才被镇压下去,使徐志摩有合适的环境和合适的心情去办书店,一般应在5月间。4、胡适是1927年5月20日归国到上海的。他是新月书店最后拍板的人。5、新月书店5月组成并开始运转后,6月29日、30日、7月1日在《申报》上连续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称:“定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张”,因此新月书店的正式成立日应是:1927年7月1日。
    17 陈子善:《关于新月的新史料》,收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11页。
    18 参见陈子善:《关于新月的新史料》,收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11—214页。此文又以《新发现的新月史料》为题收陈氏著:《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按:以上关于新月书店开张时的史料,均出自该文,特此说明。
    19 梁实秋:《新月前后》,《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4页。
    20 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49年作者自费印行,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66页。
    21 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49年作者自费印行,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66页。
    22 陈衡粹:《余上沅小传》,《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23 林淇:《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4 宋原放、孙顒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25 参见陈子善:《关于新月的新史料》,收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12页。按:陈文中未明确指明是哪五人,据笔者综合所见材料,当为胡适、徐志摩、张歆海、余上沉、张禹九。
    26 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87页。
    27 梁实秋:《新月前后》,《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4页。
    28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3页。
    29 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3年第1期。
    30 倪平:《新月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31 徐志摩致胡适,1930年8月29日,《志摩的信》,第285-286页。按:最终迟至1931年,新月书店才出版了张寿林编校的《清照词》一书。徐志摩去世后,张寿林曾撰文《追怀志摩》,回忆了该书的出版情况:“当一九二九年冬天,你从欧洲回到北京,那时我正在燕大(张在燕大教书——引者注),你写信约我到东城你的一个友人家里去会你。……后来我们又谈到中国古代的诗词,我说中国的诗词集很少精本,使我们得不到一点新的兴趣,新的了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动手来弄,当时我们便十分高兴的决定由新月出一种诗词丛书。不久,你回到上海,来信说:‘诗词丛书决定办,由我与胡先生主编,另已约闻一多、陆侃如、顾颉刚傅孟真诸先生或可造出一番兴味也”。同时你又寄来一张大致如我们所商量的编纂办法说:“我们想编纂一部中国韵文名著选本的丛书,每册选一个作家的诗或词,或文学史上一个时期的诗或词,用现代眼光来选择,用新格式来写录,精校精印,廉价发行。我们希望借此可以使国人对于古今韵文生一点新兴趣,得一点新了解。我们拟出几条编纂的办法,请各位朋友指教并帮助。一,每册约有一百首诗或词。二、诗词都分段分行,并加标点。三,遇必要时,酌加注释。四,每册有引论一篇,略述作者生平,他的作风,及编者选择的意旨。引论约以三千字到六千字这度。五,每部酌送编辑费五十至八十元,版权归新月书店。后来虽然因为种种的原故,而且各人忙着各人的生活,这个计划没有完成,只出了我的一种《清照词研究》,却终于是文学界一种应做的工作。但是,志摩!现在除了胡适之先生以外,有谁配继续这个计划。”作于1931年12月6日,原载1931年12月14日《晨报·学园》,收《朋友心中的徐志摩》张放、陈红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14页。
    32 胡适日记,1929年5月7日,《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414页。
    33 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3年第1期。
    34 见1927年12月21日、22日《申报》载“新月书店迁移开张举行廉价启事”:“本版书八折,外版书九折。十二月廿二日起,阳历一月底截止。发行所:上海望平街(四马路北)”。
    35 见1930年2月19日《申报》广告:“新月书店迁移四马路中市(望平街口向东)廉价:办法:门市本版书八折,外版书九折,外版函购加邮费一成,多还少补。外埠同业现款批发,六五折加邮费”。日期:二月十七日起,三月十六日止。加赠既精美又简便的日历表。”
    36 见1931年5月《新月》第3卷第7期载“新月书店编辑部迁移启事”。
    37 陈衡粹(1901-2002):系余上沅之妻、陈衡哲之妹,北京女师大中文系(后转入女大毕业),1926年底与余上沅在南京结婚。据贾植芳先生介绍,陈氏人很精明强干,解放后任上海复兴中学教师,在50年代与其曾为邻居,晚年常到贾家串门,2002年去世,享年101岁。胡适对其评价甚高:“上沅夫人陈衡粹今天三十岁生日,我与冬秀都去他们家里玩。衡粹字丁妩,有干才,新月书店是他们夫妇创办起来的。”胡适日记,1931年1月2日,《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8 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3年第1期。
    39 陈衡粹:《余上沅小传》,《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第190页。
    40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3页。
    41 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3年第1期。
    42 胡远杰主编:《福州路文化街》,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43 秦贤次编:《刘英士纪念文集》,台北兰亭书店1987年8月版,第370页。
    44 胡适日记,1930年7月25日,《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8页。
    45 1931年1月21日胡适日记:“萧克木来谈《新月》事”。见《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46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3月2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55页。
    47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4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页。
    48 邵洵美致胡适,1931年7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49 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25日,《志摩的信》,第299页。
    50 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80页。
    51 邵洵美(1906-1968):诗人,出版家。原名邵云龙,浙江余姚人。家世显赫,是上海滩有名的富家子。其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湾巡抚等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就曾为其台湾任上的幕僚,论辈分邵洵美要比胡适低一辈,不过他们交往中并不以此论。胡适生于1891年,比邵洵美大15岁。而邵洵美1926年与之结婚的妻子盛佩玉则是清代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孙女。1923年邵洵美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盛宣怀创办),是年冬赴英留学并于次年春抵剑桥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入法国画院学习绘画,并与友人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等人在巴黎组织天狗会。1926年回国,在上海写诗和从事文化工作,大约经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之兄弟张嘉璈(公权)、张嘉铸(禹九)之介认识徐志摩,并订下终生交,徐志摩生于1897年,比邵洵美大9岁多,二人以兄弟相称。因两人都酷爱文学、又都是诗人,还是英国剑桥大学先后同学(徐志摩1920年秋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1922年10月回国),且两人长相均俊美秀逸,诗才横溢,人们称之为“诗坛双璧”。邵洵美1928年春开办金屋书店,1929年1月出版《金屋》月刊,自任经理和主编。1931年金屋书店停办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相继出版《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文学》和《论语》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1933年与章克标编辑出版文艺旬刊《十日谈》,1934年创办综合性周刊《人言》。抗日战争爆发后编辑出版《自由谭》和《大英晚报》等报刊,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重建时代印刷厂和时代书局,并复刊《论语》半月刊。按:此据林淇著《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及其他相关材料综合而成。作为《新月》的作者,邵洵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第3卷第8期(该期未印出版年月,但大致是1931年6月间编印的),发表翻译A.Maurois的《谈自传》一文,其后则以“浩文”笔名在《新月》的“书报春秋”一栏发表两篇书评:《逃走了的雄鸡》(第3卷第10期,介绍D.H.Lawrence的新著)、《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第3卷第12期,评商务印书馆出版袁昌英新著)。
    52 林淇:《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53 盛佩玉著,邵阳、吴立岚编注:《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54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8-69页。
    55 徐志摩致郭子雄,1931年5月17日,《志摩的信》,第344页。
    56 胡适曾受邵洵美之助得到《红楼梦》珍本,详见本章第二节;邵洵美携妻盛佩玉访徐志摩, 徐志摩直呼盛氏只有家人才知的名字“茶姐”,可见徐邵二人的交情非同一般。见林淇:《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另:邵洵美发妻盛佩玉也提供了徐、邵交往的相关回忆:如徐志摩回家乡办事曾请邵洵美为其在光华大学代课一两个月,为此邵还成了徐訏、徐迟和赵家璧的老师;1929年3月泰戈尔再度来华时,邵洵美携妻同去徐志摩家拜访等等。见盛佩玉著,邵阳、吴立岚编注:《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11页。
    57 陈福康、蒋山青编:《章克标文集》(下),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48页。
    58 徐志摩致刘海栗,1929年8月,《志摩的信》,第156页。
    59 徐志摩致胡适,1930年8月29日,《志摩的信》,第285页。
    60 罗隆基致徐志摩,1930年5月20,《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70页。
    61 以上各条胡适日记,分见《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8,739,764页。
    62 徐志摩致郭有守,1930年2月1日,《志摩的信》,第345页。
    63 叶公超:《新月旧拾——忆徐志摩二三事》,原载1981年1119《联合报·副刊》,收《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6-177页。
    64 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25日,《志摩的信》,第299页。
    65 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19日,《志摩的信》,第298页。
    66 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9月3日,《志摩的信》,第302页。
    67 徐志摩致刘海栗,1931年2月9日,《志摩的信》,第159页。
    68 林淇:《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69 转引自倪平:《新月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70 陈福康、蒋山青编:《章克标文集》(下),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48页。
    71 盛佩玉:《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72 林淇:《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73 参见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26-128页。
    74 《文艺新闻》第3号,1931年3月30日。
    75 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3年第1期。
    76 1928年4月25日胡适日记载:“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这当是新月书店后来所出的“英文名著百种丛书”的最初动议,但目前笔者所见只出了五种。参见《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77 胡适日记,1930年8月13日,《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页。
    78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7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页。
    79 瞿光熙:《新月社·新月·新月书店》,收瞿氏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80 陈福康、蒋山青编:《章克标文集》(下),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25页。
    81 陈福康、蒋山青编:《章克标文集》(下),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48页。
    82 邵洵美致胡适,1931年7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74页。
    83 胡适日记,1934年2月9日,《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84 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9月9日,《志摩的信》,第303页。
    85 陈福康、蒋山青编:《章克标文集》(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49页。
    86 1931年4月27日《文艺新闻》第7号的“出版界之一周”栏上有一条消息,甚至说:“传闻新月总店将移北平,金屋亦将并入上海新月,未知确否?”此条消息虽然口吻是不确定的, 但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联系到邵洵美正是在这个时间入掌新月书店的话。
    87 参见《诗刊》第3期(1931年10月5日出版)编辑叙言:“附带声明一件事:本刊的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声色》与以前的《绿》的作者林微音,是一位男士(现在广州新月分店主任)”。而罗隆基1931年5月20日给胡适的信中谈新月书店事时也提到:“广东方面,据说亦不十分坏。”据此可知,新月书店其时辟有广州分店。参见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页。按:林微音在邵洵美接手新月书店之初,代其负责具体事务,但笔者尚未见到资料说明他何时到广州任新月分店主任。
    88 见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页。
    89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6页。
    90 林淇著《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7页。
    91 转引自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
    92 参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8-40页。
    93 详见张静庐著《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版)中附录《杂志发行经验谈》一文。
    94 林淇著《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一书中,对这段佳话有详细描述,称胡适:“他发觉这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是一部最接近于原稿的本子。于是,他迫切地要买下此书来。可一谈价钱,倒抽了一口冷气,陌生人开口五百大洋,少一分不卖。穷书生哪来这笔大款子?后来他向邵洵美借了这笔钱,才将该书买归己有的。胡适最有好运,因了开书店而获得这部十分珍贵的脂本《红楼梦》。”这里虽然有些文学笔法,但意思是不差的。林淇:《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35页。
    95 见章清:《胡适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195页。文中胡适回忆原文出自《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收《胡适作品集》第十七集。此据章清著转引。
    96 见胡适日记附张孝若的来信,1929年12月19日。《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7页。
    97 据梁实秋晚年回忆:有一天他和徐志摩同去胡适在上海极司菲尔路的家,适有他客,胡太太就吩咐他们到楼上书房坐,而“志摩是闲不住的,进屋便东看西看,一眼看到书架上有一大堆稿子,翻开一看,原来是日记,写在新月稿纸上(这种稿纸其实原是胡先生私用的稿纸,每页二百五十字,空白特多,甚为合用)写得整整齐齐,记载着每日的活动感想等,还剪贴了不少的报纸资料,不仅是个人的日记,还是社会史料。我们偷看了一部分之后,实在佩服他的精力过人,毅力过人。”梁实秋特别介绍了新月稿纸的特点,印象之深可见。而说稿纸系胡适私用,与事实显然有出入,因为张孝若就是在新月书店买书得到作为赠品的新月稿纸。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4页。
    98 1931年2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到:“志摩到北京。我们畅谈别后的事,……《新月》的事,将来总需把重心移到北京来。南方人才太缺乏,所余都是不能与人合作的人。志摩很有见地,托洵美与光旦照料《新月》,稍可放心。”见《胡适日记全编》(6),第68-69页。同年5月17日,徐志摩给郭子雄信中也说:“下半年梁实秋、闻一多、孙大雨皆集北京。月刊拟移此出版。”见《志摩的信》,第344页。
    99 见钱伯城:《漫谈书刊广告》、赵晓恩《徐伯昕与生活书店的推广宣传工作》,两文分见范用编《爱看书的广告》,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9-173、194-208页。
    100 转引自鲁迅:《而已集·辞“大义”》,《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1页。
    101 见《新月》第1卷第2期广告。
    102 鲁迅:《而已集·辞“大义”》,《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2页。
    103 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9月19日,《鲁迅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
    104 汪荫桐:《小书店的发展与后期文化运动》,载《长夜》第3期(1928年5月),转引自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6-38页。
    105 同上。
    106 《申报·本埠增刊》,1927年8月16日。
    107 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页。
    108 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3年第1期。
    109 按:此处系笔者在陈子善先生所撰《关于新月的新史料》一文基础上补充而成,特此说明。
    110 倪墨炎:《现代文学散记》(续一),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
    111 见李辉:《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按:沈从文出版的第一本书籍为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鸭子》,系散文、小说、戏曲、诗歌的合集。《蜜柑》则是纯粹的小说集,收《初八那日》、《晨》、《早餐》、《蜜柑》、《乾生的爱》、《看爱人去》、《草绳》、《猎野猪的故事》8篇小说。
    112 丁玲:《一个人的诞生·自序》,《丁玲全集》(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13 按:丁玲为新月书店1931年5月初版的《一个人的诞生》所写的序《作者记》,笔者未能见到,此系据李辉先生所著《往事苍老》一书转引,经笔者与《丁玲全集》(9)所收《一个人的诞生·自序》对照,发现有多处不同,故笔者有此判断。如若见到原本,当会得到彻底落实,暂系于此。而据李辉的意见,沈从文在《记丁玲》中说胡也频遇难后,丁玲得徐志摩之助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这本书其实不是卖给了中华书局,而是卖给了新月书店,即《一个人的诞生》一书。见李辉:《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6页。
    114 见1928年12月11日徐志摩致陆小曼:“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志摩的信》,第96页。
    115 赵景深:《文坛回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116 卞之琳在《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一文中特地作此说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117 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118 参见陈思和:《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19 参见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204页。
    120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6页。
    121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8页。
    122 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88页。
    123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5页。
    124 胡适致徐志摩,1928年1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7-458页。
    125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7-108页。
    126 此语出自胡适:《追悼志摩》,载《新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
    127 徐志摩致蒋慰堂,1928年3月10日前后,《志摩的信》,第20-21页。
    128 胡适日记,1928年4月4日,《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129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3—114页。
    130 林以亮辑:《张爱玲语录》,原载1987年3月台北《联合文学》第29期,收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4页。
    131 章锡琛:1926年8月创立开明书店,1929年开明书店改为股份公司,任总务主任。1934年被选为总经理,在其经营下开明书店成为很有声誉的出版机构。参见宋原放著:《出版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陈望道曾在给汪馥泉信中说:办书店“总要有一个像章锡琛样当作一样生意干,才能有出色”。参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132 参见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9月版,第161-163页。
    133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8页。
    134 徐志摩:《<诗刊>叙言》,《诗刊》第3期,上海新月书店出版,1931年10月5日。
    135 以上各条日记,分见《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1页,675 页,675页,686页,746页。
    136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8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
    137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73页。
    138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73页。
    139 徐志摩致郭子雄,1931年11月1日,《志摩的信》,第344页。
    140 徐志摩致郭有守,1930年2月1日,《志摩的信》,第345页。
    141 徐志摩就曾多次向友人言及,再在上海呆下去人就废了。如:1931年5月17日给郭子雄信中把上海形容成“销形蚀骨的魔窟”,见《志摩的信》,第343页;徐志摩逝世后,储安平在《新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发表《悼志摩先生》一文中,忆及徐志摩曾对其说:“住北平只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远像一只蜗牛般的躲在屋子里。”
    1 徐志摩致父母,1927年底,虞坤林编:《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注:以下徐志摩书信皆出自此书,故只注明日期、页码。
    2 刘英士1925年7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归国后由张禹九介绍在其兄张君劢(后来创办国社党)办的“自治学院”(后于是年十月改为国立政治大学)讲授政治及社会学,刘在纽约时曾与潘光旦一起到郊外农场打过工,如今则成了政治大学的同事,潘光旦自1926年回国也来此校任教并任教务长一年,闻一多则短期任职训导长。1927年2月刘英士辞职从吴淞搬到上海,与新婚的潘光旦夫妇合租一处洋房,潘住三楼,刘住二楼,其后闻一多、饶孟侃亦来,合住二楼后面的房间,成了潘光旦家的“食客”。秦贤次编:《刘英士年表》,《刘英士纪念文集》,台湾兰亭书店1987年版,第368页。
    3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7页。按: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中,说到新月书店股东时,包括: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孟侃、张禹九,共12人。在前章关于新月书店的考察中,我们已经得知这些人确切地说应该是《新月》月刊创办时的同人。而其中罗隆基是1928年夏天回国后才加入的,并非创办人。另外邵洵美在1931年入主新月书店,并负责部分《新月》月刊事务。《新月》同人的聚集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多为清华出身的英美留学生,上述12人中,胡适、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刘英士外,都是清华毕业生,但胡、刘均留学美国,徐、叶留学美英、丁留学英国。二是《新月》时期他们大多在上海光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高校任职,较之北京时期更具有学院色彩。
    4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7-108页。梁实秋在另一篇文章《新月前后》中,就此事评价徐志摩用了“圆滑”一词,而比较梁氏所作《谈闻一多》和《谈徐志摩》(均收入《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其评价人事上的口吻上是不同的。闻、徐二人,梁实秋更欣赏前者,他曾说在友人中受闻一多影响最大,自己读杜甫就是由闻一多的研究而引起的,且梁实秋与闻一多在人生很多重要环节如清华、留美时期均交往十分密切,30年代又同在青岛大学共事。而与梁与徐志摩的交往第一次是1922年请徐为清华文学社演讲,徐因用了照本宣科的“牛津方式”作英语演讲而失败。梁实秋说他与徐志摩本不熟识,回国前投稿寄给过徐主编的《晨报副刊》,回国后之所以与其相识,是因为他们有一 些共同的朋友如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他们先梁实秋一年回国并与徐时相过从,故1926年徐志摩邀请他参加了与陆小曼的订婚宴。显然,梁与徐的交往较之闻一多远了些。
    5 饶孟侃:《关于新月》,转引自王锦厚:《闻一多与饶孟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99页。
    6 胡适致徐志摩,1928年1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7-458页。按:以下简称《书信选》。
    7 《中报》,1928年3月5日。
    8 梁实秋:《新月前后》,《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5页。
    9 徐志摩致蒋慰堂,1928年3月,《志摩的信》,第20页。
    10 徐志摩致父母,1927年底,《志摩的信》,第8页。
    11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8页。
    12 梁实秋:《新月前后》,《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5页。
    13 饶孟侃:《关于新月》(未刊稿),转引自王锦厚:《闻一多与饶孟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饶孟侃的回忆也有误,创刊号上梁实秋发表的是《文学的纪律》,《文学与革命》发在第4期。
    14 梁实秋:《新月前后》,《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6页。
    15 徐志摩:《新月的态度》,《新月》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3月10日出版。
    16 叶公超:《关于新月》,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17 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出版。事实上,徐志摩与鲁迅早就因为《音乐?》一文结下梁子,主编《晨报副刊》时的闲话事件更是阴影难消。而在1927年的时候,鲁迅和创造社并没什么过结,甚至是颇为不错:1927年9月24日,鲁迅去创造社“选取《磨坊文札》一本,《创造月刊》、《洪水》、《沉钟》、《莽原》各一本,《新消息》二本,该社坚不收钱。”次日给李霁野的信中鲁迅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但转过年来,在“异军突起”的创造社眼中,也已然成了“旧”人。这不难理解,创造社的年轻人们要想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自然要造像鲁迅这样的文坛前辈的反了。不过这种矛盾在左翼批评家看来,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真正的斗争对象则是“帝国主义或资产者的‘意识代表’及封建文人”,譬如新月社这班“欧化绅士的文人学者”。此处引文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之第五章《“新月”及其他反对者的论调》,转引自方仁念编:《新月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18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中说:“是的,志摩受哈代的影响很大,……哈代的诗常常是一个小小的情节,平平淡淡,在结尾处缀上一个悲观的讽刺。这是哈代的独特的作风,志摩颇能得其神韵。”见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04页。
    19 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89页。
    20 饶孟侃:《关于新月》(未刊稿),转引自王锦厚:《闻一多与饶孟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1 徐志摩逝世后闻一多未写一篇哀文,臧克家曾问过他:“你是公认的他的好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答曰:“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见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22 叶公超说:“闻一多,完全是中国式的传统读书人,喜欢写旧诗和填词,要把握中国文字的特色。他对于新诗的主张非常固执,徐志摩虽然同是诗人,都是新月同仁,背后两个人却彼此很不佩服。徐志摩说:‘一多怎么把新诗弄得比旧诗还要规则?’平时与他人称闻一多总是代以‘豆腐干’。而闻一多也曾说:‘志摩的诗,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散文而不是诗。’见叶公超:《关于新月》,收《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23 见《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72、174、191、199、202、 207、215、219页等。
    24 闻一多致父母,1922年12月27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25 闻一多致饶孟侃,1928年5月25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26 分别为:《白郎宁夫人的情诗》(一)第1卷第1期,《答辩》、《幽舍的麋鹿》、《白郎宁夫人的情诗》(二)第1卷第2期,《回来》第1卷第3期,《情愿》(译郝斯曼诗)、《先拉飞主义》第1卷第4期,《杜甫》第1卷第6期,《“从十二方的风穴里”》(译郝斯曼诗)第1卷第7期,《庄子》第2卷第9期,《论“悔与回”》、《谈商籁体》第3卷第5、6期合刊。
    27 陈楚淮:浙江瑞安人,戏剧家。时为中央大学学生。在《新月》发表6篇,刊载8期,均为剧本。《金丝笼》(三幕剧,第1卷第5期)、《药》(独幕剧,第1卷第6期)、《韦菲君》(四幕剧,第1卷第10、11、12期)、《桐子落》(独幕剧,第2卷第10期)、《浦口之悲剧》(独幕剧,第2卷第12期)、《骷髅的迷恋者》(独幕剧,第3卷第1期)。
    28 费鉴照:1927年9月随东南大学并入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二年级学生,跟随闻一多学习写诗及新诗评论。后去武汉大学任事。在《新月》发表8篇,后结集为《现代英国诗人》(收9篇),由新月书店1931年出版。时在青岛的闻一多“破戒”为之作序,阐述了诗评的标准与方法。此书扉页印着“献给我的老师闻一多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费鉴照称:“我在中央大学十七年度学期结束的时候写了论德拉迈尔一篇论文交给一多师,他看了我批评德拉迈尔的一首诗SILVER以后,他说我的意见正与他的相同,他要我拿它写成中文送给《新月》,并且嘱我替《新月》再写几篇现代英国诗人。他愿意拿他的书籍借给我,倘使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愿意帮助我。”之后,费鉴照先后写成10篇,收入该书9篇,分别评论哈代、白理基斯、郝思曼、梅奈尔、夏芝、梅士斐、白鲁克、德拉迈尔、奈陀夫人9位英国诗人,只有论台维斯一篇未收入。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29 王锦厚:《闻一多与饶孟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302页。
    30 据梁实秋回忆:当时饶孟侃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忙,闻一多在南京,所以负责主编的只是徐志摩一人。参见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07页。另:据查王锦厚编《饶孟侃年谱》,未提到饶氏此段经历,只说1928年8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至1930年7月。见王氏著:《闻一多与饶孟侃》,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31 徐志摩致胡适,1928年8月21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32 徐志摩致胡适,1928年9月20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按:“通伯夫妇”即指陈西滢、凌叔华夫妇,《新月》创刊时他们人在日本,1928年夏回国后到武汉大学工作,未参与《新月》创刊及编辑活动,但提供稿件以示支持。陈在《新月》发表13篇:《一个懂得女子心理的人》(译Leonard Merrick小说,第1卷第1期),《成功》(小说,第1卷第2期),在日本作《西京通信》4篇(第1卷2、3、4、9期),评介及翻译曼殊斐儿小说共5篇:第1卷:《曼殊斐儿》(4期);以下4篇为翻译曼殊斐儿的小说:《娃娃屋》(5期)、《一个没有性气的人》(12期)、《贴身女仆》(第2卷第1期),《削发》(第2卷第8期),《由寒假说到三学期制》(第2卷第2期),《论翻译》(第2卷第4期)。凌叔华在《新月》发表8篇小说:《疯了的诗人》(第1卷第2期),《小刘》(第1卷第12期)。第2卷:《小哈蟆》(第l期),《小哥儿俩》(第2期),《送车》(第3期),《杨妈》(第4期),搬家(第6、7期合刊)。《凤凰》(第3卷第1期)。至于信中所提到的谢、周、梁三位,在《新月》上并未发表作品,唯有梁宗岱在后来徐志摩办的《诗刊》季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诗论与译作,支持不小。
    33 《新月》第1卷第7期,1928年9月10日出版。
    34 1928年12月4日,沈从文给徐志摩写信说:“目下情形,实在窘中,……因子离说钱钱 不得,新月方面不能为从文设点法,眼前真不成样子。……又子离(按:即饶孟侃)曾为从文将一本分行写的散文卖金屋,在交易上你能着口时,也为我说说好。我还同子离说过,在这一次生意上应有的钱,一时不能得,新月又不愿再送从文一个稿费,就请由新月为垫两百块钱出来,将来就把书钱还新月也可以。总之这时是有五百块钱也有正当刚处的。最低限度我总得将我家中人在挨饿情形中救济一下。请你在两天内告我这询问的结果。我不愿把你为难,但我愿意你明白我情形之一半的一半。脾气近来真不好,依我的意思,阿丽思二卷虽排了版,也真想还把这东西用最少的价钱卖给其他下等书铺,拿钱贴还新月方面的排版费,再得一点剩余来支配!使我活下来的并不是名誉这样东西,这自觉,把我天真及其余美德毁灭完了。”见《沈从文全集》(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沈从文自《新月》创刊在其上连载8期《阿丽思中国游记》,可以说成为他的固定收入,而1928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8期载完此文第2卷、《新月》决定不再继续连载后,第9期沈只发表1篇短篇小说《雨》和1首诗《颂》,第10期(12月10日出版)则无文章发表。沈的生活马上受到威胁,因为当时他虽然在别处如《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但是稿费不高,最多千字三块钱,同时还要负担跟他生活的九妹沈岳萌。大约就在此时沈写此信表示不满,甚至要把排好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第2卷卖给别家“下等书铺”,以应急需。此书最后还是由新月书店于是年12月出版。
    35 按:《新月》第8期页码由第7期的119页缩至95页,从零售特价四角改为零售实价三角。
    36 梁实秋:《新月月刊敬告读者》,《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
    37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第3版,第193页。
    38 梁实秋:《略谈新月与新诗》,《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2页。
    39 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出版。
    40 叶公超:《〈新月小说选序〉》,原载1980年台北雕龙出版社初版《新月小说选》,此据《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41 徐志摩致胡适,1929年1月23日,《志摩的信》,第284页。
    42 徐志摩致李祁,1929年7月21日,《志摩的信》,第205页。李祁,时为徐志摩在光华大学的学生,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并在国内及美、加多所大学任教。
    43 他们以暨南大学为多,《新月》同人中多位成员如叶公超、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等均在该校任教过,而《新月》作者群中沈从文、顾仲彝、卫聚贤、彭基相、梁遇春、余楠秋等也先后在此任教过。可以说暨南大学一度成为“新月的大本营”。暨南大学,初名暨南学堂,1906年创办于南京,为华侨子弟学校。次年改名中学堂。1911年停办,1918年复校,名暨南学校。后迁至上海真茹,1927年改为国立暨南大学。据暨南大学毕业生温梓川(1911-1986)介绍,该校之所以能够延揽诸多名师俊彦逐步成为较完备的大学,皆系时任校长郑洪年先生锐意建设之故,郑与叶公超叔父叶恭绰为交通部同僚,私交不错,故请叶公超出任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关于他们在暨南大学任教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温氏著:《文人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徐志摩1931年光华大学风潮时也受过该校之聘,但因郑洪年认为其“浪漫有名”印象不佳,故徐未曾到任。见徐志摩致胡适信,1931年1月,《志摩的信》,第286页。另:当时光华大学也是新月群体另一任教集中的高校,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全增嘏、沈有乾、王造时等。光华大学系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压制中国教授和学生参加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师生愤然离校另立大学,取“光复华夏”之意名为“光华大学”。“何家槐(1911-1969),浙江义乌人。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宣传事务。在《新月》发表7篇,多为散文。其在中国公学就读时因家贫面临辍学,徐志摩认为他“中文颇行且有志气”而写信给校长胡适为其申请工读(徐志摩致胡适,1929年11月5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后转入暨南大学(系国立大学,学杂费少),徐还曾出资为其治疗砂眼病。何家槐的成名作《猫》(收入其小说集《暖昧》,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该小说集是由徐志摩向其光华大学学生时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赵家璧推 荐出版的),系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从其处听到的一则风趣故事,但未能做成,遂向何氏提供此素材,何写成后本想在《新月》发表,但徐志摩将之推荐到影响力大的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何因之一举成名。据说,其时光华大学徐转蓬(也是徐志摩学生)亦爱好创作,转学至暨南大学后常与之切磋,何家槐成名后稿债很多,而徐则常遭退稿,徐就请何帮忙推荐,但因编辑等原因发表出来有时就成了何的名字,实际是徐写的。何自己对此也无办法。而徐认为发表就好,谁的名字不重要。后有署名“清道夫”(韩侍桁)在《文艺新闻》上撰文揭发此事,为此闹出了认为何家槐是抄袭的“何徐事件”。见温梓川:《“何徐事件”的内幕》、《三个一夜成名的青年作家》,收《文人的另一面》,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11、217-219页。当时远在北平的胡适给沈从文写信,说现在有人说何家槐剽窃他人作品,其中并牵涉到沈,请沈从文为何说句公道话。同日胡又在给吴奔星信中就此事请吴不要道听途说,说“何家槐君是我认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见胡适致沈从文、胡适致吴奔星,1934年3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6-237页。徐志摩逝世后,何家槐作《怀志摩先生》(刊《新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怀念徐志摩为其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奔波,但未及出版徐即去世。此书即《何家槐小说初集》,《新月》月刊曾有出版预告,但终未出版。
    45 徐转蓬:生卒年不详。浙江汤溪人。在《新月》发表4篇小说:《女店主》(小说,第3卷第9期)、《打酒》(小说,第3卷第12期)、《守望者》(小说,第4卷第6期)、《磨坊》(第4卷第7期)。著有小说集《母亲们》、《炸药》等。曾被列为1933年文坛上的六位新人之一,见韩侍桁:《文坛上的新人》,《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1日。
    46 邢鹏举(1908-1950),字云飞,江苏江阴人。在《新月》发表2篇文章:《勃莱克》(上、中、下)(分载第2卷第8期、9期、10期))、《莎士比亚恋爱的面面观》(第3卷第3期)。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光华大学附中教务长等职。著有《中国近代史》、《勃来克》、译有《波特莱散文诗》。《波特莱散文诗》一书系其就读光华大学期间翻译,1929年1月19日徐志摩为此书作序,刊《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出版)。
    47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生6天母亲即亡,14岁亡父,受伯父储南强(黄炎培的同学)影响大。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是胡适、罗隆基的学生,罗辞职后,成为王造时的学生。储安平在《新月》发表作品计散文5篇,诗1首。另在《北新》、《真美善》、《今日》、《文艺月刊》等亦有作品发表。先后主编过《中央日报·文学周刊》、《文学时代》月刊,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小说集《说谎者》、开明书店出版散文集《给弟弟们的信》。在文学创作尤其散文方面,储显然是受徐志摩影响为多,而他在文学史上被人认可的亦以散文为高。储安平与徐志摩于1926年春在新月书店相识,1927年徐志摩任教光华大学后交往更密。徐志摩逝世后,他撰文《悼志摩先生》(刊《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称徐任教光华后,与之“一次更接近的通气是不消说的”,“他对于后进,有的是一份提拔的心热,……除非你不去找他,要不是,一开口就像十年前的老朋友,不跟你来一些虚套。……在他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1936年储安平留学英国,1940年回国入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四十年代创办自由主义杂志《客观》周刊、《观察》周刊而知名,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前辈的自觉继承。而储安平的政论热情在新月时期也已有表现,1931年10月就编过《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由新月书店出版,内收左舜生、罗隆基、陈独秀、王造时、汪精卫、张东荪等知名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论文。关于储安平生平,可参见谢泳:《储安平评传》,收谢氏编《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48 赵家璧(1908-1997):上海松江人。著名编辑、出版家,现代作家,1927年就读于上海 光华附中时与徐志摩相识,1928年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工作,后入光华大学英文系师从徐志摩学习外国文学,1932年毕业,与徐关系十分密切,但赵未在《新月》发表文章。徐志摩逝世后,曾作《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收入其为徐志摩编的散文集《秋》(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1年初版印行)里的“篇前”。
    49 沈祖牟、梁镇、孙洵侯、俞大纲均系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被视为新月第二代诗人。参见张以英、刘士元:《方玮德传略》,《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其中,沈祖牟在《新月》发表诗2首,《诗刊》发表4首,入选《新月诗选》2首。梁镇在《新月》发表译诗5首,《诗刊》发表6首(译诗1首),入选《新月诗选》3首。孙洵侯在《新月》发表诗2首,《诗刊》1首,未入选《新月诗选》。俞大纲未在《新月》发文,《诗刊》发表3首,入选《新月诗选》2首。按:以上统计均指陈梦家编《新月诗选》。
    50 沈从文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在《新月》上的,但也曾发表其他体裁创作,还入选陈梦家编《新月诗选》诗7首。他在《新月》上发表文章19篇,其中小说16篇,诗歌1首,评论2篇。
    51 饶有意味的是,徐志摩将沈从文介绍到大学教传,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生存的沈从文却并非是对教书感兴趣,进入大学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新月多为欧美留学生,而沈连大学的门都没进过,尽管成为他们刊物的重要撰稿人,逐渐靠近他们的圈子,但在与这些社会名流上层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备受压抑的自卑心理肯定是难免的。比如说,由于没有学历沈从文不能被聘为教授,只能担任待遇较低的讲师或助教,令其备感自卑受屈。1930年他去武汉大学任教后,曾给胡适写信说:“我直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按日吃饭的地方,住处因为照规矩是助教,也很坏,住了半个月霉气还没有法除去。教授讲师住处就好多了。”在给好友王际真(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相熟的文学朋友,翻译家,时在美国。曾主持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提携过夏志清,令夏终身感激。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信中也说:“从上海到这里来,是十分无聊的。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两级,是助教。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见沈从文致胡适,1930年9月28日;沈从文致王际真,1930年11月5日,《沈从文全集》(18),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11页。按:以下沈从文书信均出自该卷。后来在王际真的信中他再次坦露道:“我原先是只为好像赌气的意思(因为我小时想进中学也无法),只是读书,以为书读得多就会把生活弄好,也可以不至于受人压迫。到后把作文章作为生活时,就又拚命写下去,看是不是我可以写好文章,如一般从大学校出身的人一样好。再到后,因为这些事情的结果,我就到大学教书了,可是教了书,我反而明白我努力也无用处的事了……到底还是社会势力比个人能力大,我是终不能用农民感情活到都市中的。”(沈从文致王际真,1931年2月6日,第129页。)但是,沈从文又常有想去外国的愿望,他对给王际真的信中表示:“所以我前次来信说很想有机会改业,同九姝到外国学别的职业去。”“我若得了机会,就到外国来扮小丑也好。因为我在中国,书又读不好,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我的文章成为目下中国年青人的兴味所在的东西了,我却很可怜的一个人在这里房中打家伙,到后又无理由的哭泣。”(沈从文致王际真,1929年12月13日、1930年11月5日,第29页、第111页。)显然,一方面沈从文非常羡慕现代生活渴望进入主流社会,一方面却又无法真正融入到都市生活及新月知识分子那样的绅士阶层,自尊与自卑始终交织于他的内心。即使到1930年代,他已是林徽因、朱光潜等京高级知识分子沙龙中的主要人物,成为京文学的中坚力量和最重要的小说家,他还始终以“乡下人”自居:“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 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43页。)对沈从文这种心理与其创作的关系,有论者分析:“沈从文的骨子里总是带着这儿分乡下人的自负,而这自负又因在都市中所受到的各种压抑而越来越加强。……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移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民间的立场。”而“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达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文体家’”,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审美理想”。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52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04-206页。
    53 巴金:《再思录·怀念从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54 参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47页。
    41 刘宇:现代诗人,中国公学毕业后任中学教员,著有诗集《刘宇诗选》。在《新月》发表诗5首。刘宇曾写信给胡适说,自己的进步“得感谢您与陆先生、沈先生的思想言论。”转引自涂怀京:《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胡适曾在日记中说,“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讯、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见胡适日记,1934年2月14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325页。另,胡适日记中提到的甘祠森曾在《诗刊》季刊第4期发表《七月》一诗,署名甘雨纹。
    55 1931年11月20日,沈从文在青岛为刘宇《刘宇诗选》(1932年出版)作序:“他的诗,在一切慎重的文学刊物上,皆可以常常见到。但这个人,他那种为艺术而忘情处,在诗人中我却极少见到。……作者的感情很厚,想象很美,看得宽泛,写得亲切,这些长处证明他写农村的长故事诗,将使新诗创作开拓一种……为他人无从企望的完美境界。”谢冰季(1910-1984):福建长乐人,在《新月》发表小说3篇:《秋天的梦》(二卷四期)、《鞭策》(三卷二期),《单恋的幻灭》(三卷九期)。1929年秋末,沈从文为其小说集《温柔》(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作题为《冰季同我》的序:“冰季聪明,有思想,所以瘦了。……我要他去国以前写点来……他居然相信了我的话,用呆气力写文章,一个月内陆陆续续就送了十来篇短篇小说来。……这集子,便是我从那一些小说中选出来的。……他现在只是十八岁,……爱妄想,……我可以从他许多地方发现我过去的精神,在另一方面而我缺少的是他的聪明……”1931年6月8日,沈从文为高植的第一部小说集《雪》作序,认为他摆脱了儿戏的“白相文学态度”,体现出严肃的“非白相文学态度”,在“以诚实严肃态度创作的……年青朋友中,高植君便是我所发现的一个。他的努力和耐心,是我在所有朋友中最难见到的。”参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24-25页、第4-5页、第14页。
    56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57 转引自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收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
    58 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1922年9月29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59 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另,关于“丑的字句”可不可以入诗的论争,见1922年6-7月《晨报副刊》,梁实秋认为“丑的字句”不可入诗。
    60 论战详细经过可参见韩石山:《梁实秋与“新某生体”之辩》,收韩氏著《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60-176。
    61 见卞之琳:《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卞之琳回忆说,抗战前有一次听“孟实讲《文学杂志》创刊集稿的情况”,听说有梁实秋的文章,“就有点惊讶,说了一句:‘噢,还有梁实秋!’”,“暗中担心杂志一创刊就发表梁的文章会不会在文艺界心目中又显得是出了一本狭隘的存心反左的性刊物,有违朱承应编这本杂志的初衷。当时梁不在场,会后听人传言夸大了,说我不愿和梁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作品。这句话 这样误传到梁耳中,会如何触动他不快的反应,可想而知。”果然引起梁实秋对其的批责,梁以一匿名的中学国文教员的身份向《独立评论》投稿请教主编胡适,题为《看不懂的新文艺》,攻击了卞之琳的诗歌,胡适也做了帮衬,由此形成了一次文学论争。卞之琳说一般评论家史家“没有发现大陆解放以来曾对胡适、梁实秋辈否定批评得太不切实际的‘左’的议论,却实际上从三十年代起也就有拜胡、梁的盛气凌人的主张为祖师爷的一面,只是不自知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梁、胡实际上和大陆文艺从三十年代起的“左”的宗主义、教条主义的霸道势力貌离神合。
    62 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63 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收梁氏著《文学姻缘》,转引自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1927年8月,梁实秋出版第一本文学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收《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亚里士多德的趋势》、《文学批评辩》、《诗与图画》、《戏剧艺术辨正》等9篇论文),其基本思想倾向即是对白璧德张扬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文艺观的传承,梁在该书序言中称:“我借这个机会要特别表示敬意与谢忱的,是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白璧德先生(Prof.Irving Babbitt)。我若不从他研究西洋文学批评,恐怕永远不会写出这样的几篇文章。”1929年,梁实秋还曾编辑过一本由学衡吴宓(也是白璧德的学生)等人翻译的白璧德的论文集《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由新月书店出版。他在此书序言中亦表示“在听了白璧德的一年演讲之后,我的思想变了,我懂得了白璧德教授的思想,我知道《学衡》里那几篇翻译的文章是不可埋没的。”《新月》第2卷第3期上,登载有关此书的评介广告称:“倾向浪漫主义的人,读此书犹如当头棒喝,研究文学思想的人,读此书更常有所借镜。”
    64 1926年10月27日、28日《晨报副刊》上,梁实秋发表《文学批评辩》,大谈文学批评的标准就是“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而“人性根本是不变的”。就此,鲁迅于1927年12月23日写下了有名的《文学与出汗》予以批驳。同年10月11日,《复旦旬刊》创刊号重新刊出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初载1926年12月15日《晨报副刊》),12月21日鲁迅撰文《卢梭与胃口》作了回击。因郁达夫亦作文反对梁实秋的意见,1928年3月25日梁实秋在《申报》发表《关于卢梭——答郁达夫先生》,指责郁达夫和鲁迅引用辛克莱批评白璧德的话是“借刀杀人”。同年4月10日,鲁迅写下《头》一文,指出梁氏借批评卢梭攻击“一般浪漫文人”是“借头示众”,而卢梭之所以受到此“罚”,则“是因影响罪,不是本罪了”。但是更早之前,梁实秋以“徐丹甫”为笔名在1927年6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香港《循环日报》6月10日、11日予以转载,文中称“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并冠鲁迅以“杂感家”等帽子,同时说鲁迅是《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现在已“到了汉口”。尚在广州的鲁迅看到此文后,即给《循环日报》去信声明但未见刊出,随后7月11日鲁迅作《略谈香港》(收《鲁迅全集》第3卷),文中公开此信内容,并说:“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考虑到其时的武汉政府是“溶共”的,而鲁迅却是在“反共清党”地区,梁实秋此文对鲁迅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很可怖的。如果鲁迅知道“徐丹甫”就是梁实秋的话,那么大约这是二人结怨的开始。而在1928年12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1卷第10期上,梁实秋又作《一篇“自序”》讽刺鲁迅,文章短份量却不轻。文中称自己在一家书铺的玻璃柜里发现了一本毛边书,其上自序云:“某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这句话不对……就说我这本书,我描写的就不是什么永远不变的。人性哪有永久不变的?即以我个人而论,从前和某性质的系联络,近来又和某颜色的党接近,从前提倡革命文学,现在反对革命文学了。进一步说,我这里描写的根本就不是人性。人性是什么?是长方的,还是椭圆的?几个钱买一斤?我不懂什么叫人性:狗性我倒略微通一点,尤其是疯狗的性情。疯狗,你们知道,是很凶的,他的口齿是毒的,他不管谁是‘正人君子’。他看到谁就咬谁。猫性我也略微通一点……鼠性我也略微通一点……人性,我不懂,某教授所说……”梁假以“自序”口吻,说鲁迅“和某性质的系联络”“和某颜色的党接近”,不通人性通“猫性”、“鼠性”,甚至影射鲁迅为“疯狗”等等,显然是很出格的。了解到这一背景,梁以后招致鲁迅的强烈反击,也就不奇怪了。关于此问题论述,可参见刘炎生:《才子 梁实秋》,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第97-103页。高旭东:《梁实秋:古典与浪与浪漫之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9页。
    65 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66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在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此文作于1932年4月24日。《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67 郜元宝先生就此作过精当的分析:当时鲁迅主要通过日文翻译托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的批评意识与人到中年的丰富阅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问题上的阶级分析方法,尤其是客观分析的社会认识原则,发生强烈认同。鲁迅和当时单纯从理论出发的左翼青年理论家们不同,在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不是先验教条,而是印证自己多年探索的一个参照。在接触到的众多马克思主义文艺家中,当时鲁迅最能产生共鸣的是托洛斯基的文学无力论(不能实用地过高估计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革命文学迟到论(真正的革命文学只有在革命成功后才有)和与此相关的在文学上尊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路人”思想。鲁迅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这种关系,使他在“转变”后,仍然完整保留了自己一贯的文学个性。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3页。
    68 参见高旭东著:《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页49。
    69 这4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新月》第1卷第1期、第2期、第4期、第9期。
    70 梁实秋在《忆新月》中说:“我在《新月》上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但是也没有忘记抨击浪漫的颓废的倾向。我的一篇《文人有行》便使得许多人感觉得不好受,以为我是在指责他。郁达夫便是其中的一个。郁达夫原是属于浪漫颓废一类型,但是很奇怪的他在《北新》半月刊里连载翻译辛克莱的《拜金艺术》为左推波助澜!《拜金艺术》是一本肤浅而荒谬的东西,但是写得火辣辣的,颇有刺激性,所以很时髦,合于左倾分子的口胃与程度。”收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1页。按:郁达夫翻译辛克莱的《拜金艺术》,连载于1928年4月至8月《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0号至第3卷第14号,未完。
    71 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冯在文中驳斥梁实秋的“文学天才论”,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强调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必然性。
    72 针对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中所持论调:“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鲁迅在《译文序跋集·〈农夫〉译者附记》(作于1928年10月27日)说:“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没有革命气,带有浓厚的宗教气),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收《鲁迅全集》(10),第465页。鲁迅在此文中一并批评了创造社的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载1928年1月《文化批判》月刊第1号)中所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腆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
    73 在《新月》第1卷第9期上,梁实秋就写了一篇题为《亚里士多克拉西》(即Aristocracy,“贵族主义”的音译——引者注)的短文,作者在文中引用英国政治学家勃尔克(Burke)论“亚里士多克拉西”的一段话,表明他对贵族政治的认同,文末梁大呼:“中国的亚里士 多克拉西在哪里?”。梁氏在此文中的表述,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来罗隆基所说的“专家政治”之意。
    74 梁实秋:《“不满意现状”,便怎样呢?》,《新月》第2卷第8期。
    75 参见陈思和:《鲁迅的骂人》,收《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76 鲁迅:《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77 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78 [捷]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陈圣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1版,2000年3月第2次印刷,第283页。
    79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80 鲁迅:《〈文艺与批评〉后记》,《鲁迅全集》(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81 鲁迅:《二心集·“好政府主义”》,《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82 此文作于1930年4月19日,刊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收《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48页。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看了梁实秋的《“资本家的走狗”》后,曾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同时从冯的文章中,又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鲁迅写好此文交给《萌芽》月刊时,高兴地笑着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当时所有的同志都很喜欢这篇杂文,称之为“奇文”。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对左联的态度》,转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83 参见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将现代中国留学生划分为留美、留日、留欧、留苏四大族群,并进行了比较。其中,留美群的特征是:“出国时,基础扎实,选拔严格;留学中,教育正规,学有所成;回国后,人才辈出,成就斐然。”留日群的特征是:“出国时,条件宽松,成分复杂;留学中,境况独特,多学少成;回国后,文武兼备,良莠不齐。”
    84 笔者就手即可援引一例:《新月》第2卷第2期“书报春秋”一栏中,就有一篇刘英士评李之鸥译《帝国主义与文化》,批评李氏译文错误百出,译者以“直译”为护符,遇到难题就实行“减裁淫威”略过不译等“说谎”行为。此文之后则有徐志摩的《说“曲译”》一文,徐在文中自我检讨自己当年译《戆第德》的一个原因是凑自己编的《晨报副刊》篇幅,匆忙大意在所难免,故感谢李青崖先生为其指正。同时说自己译曼殊斐儿其实也有错误,“胡先生夸奖我的话是听不得的”,但又说“认我的译文好的方面至多可以说到‘可念’(readable),至于坏的方面当然是说不尽的。这时期到底是半斤八两的多——除了一两个真有自信力的伟大的青年”。徐志摩虽然自谦,但说近年来的译作也是“十部里怕竞有十部是糟”,除了赵元任的《阿丽思奇境漫游记》之外,基本否定了译界成绩。徐志摩并在此文中说:“我看了‘句必盈尺而且的地底的底到不可开交’的新文,实在有些胆寒”,显然是讽刺鲁迅之语。另,陈西滢在《新月》第2卷第4期亦有一篇较长文字《论翻译》,对严复、曾朴的翻译观均不认同,认为“译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条件,那便是要信。”大致说来,新月这批人基本上认为翻译首先要顺畅准确。英文是“西方”形象在语言层面的表征,他们的话语中显然有挟“西方”以自重的意味。
    85 如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载《新月》第2卷第9期)一文中就直接质问鲁迅:“鲁迅先生是不是以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如其是的,鲁迅先生自己究竟是站在那一边,还是蝙蝠式的两边都站?鲁迅先生以为‘新月社的人们’是在那一边?理由安在?我觉得鲁迅先生向来做反面文章,东批评,西嘲笑,而他从来不明明白白的公布他自己的积极的主张和态度。人家说他是有闲阶级小资产阶级落伍者,于是硬译一本卢那卡尔斯基,你们看看,我在‘作战’呢,我也在‘联合战线’里面呢!人家说他是‘转变方向’,于是立刻嘲笑‘成仿吾元帅……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于是立刻拒绝《拓荒者》《现代小说》的‘谥法’,你 们看看,我才不投降呢!但是这样的左右支撑,究能延长儿久呢?我的主张是干脆的,我不承认文学有阶级性,阔人穷人写的作品我都看的。……但是愿意知道鲁迅先生止面的积极的文学主张的人,大概是很多的,不知鲁迅先生愿意做这样的事不?”
    86 梁实秋在《新月》上的批评对象并不仅是鲁迅,也包括左翼文坛。如他在《“无产阶级文学”》(第2卷第9期)、《“普罗文学”一斑》(第2卷第11期)、《文学的严重性》(第3卷第4期)等文中对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上的简单化贴标签的做法进行反复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只是由于他对“奉苏联政策开锣义奉苏联指令收场”(梁晚年作《新月前后》文中语)普罗文艺极端厌恶,导致其对左翼文学偏见甚深。其中很复杂的情况是,梁实秋反对左翼以文学为武器,也反对以文学为娱乐的“为艺术的艺术”学说,认为这是文学界“不严重的毛病”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普罗文学家”之攻击以艺术为娱乐的主张拥有了同一个对立面,当然梁实秋并非是与左翼真正地谈拢,而是他以为凡是主张文学的“尊严与健康”的人都应该在这一点上表示赞成,虽然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梁实秋操持的还是“理性为最高的节制的机关”(《文学批评辩》)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同时,鲁迅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其接受与左翼文学界亦有不同(前引郜元宝之论),只是在部分的情况下有所一致。鉴于梁实秋与左翼文坛未在《新月》上形成明显的论战线索且与鲁迅方面有重叠处,故本文不再单独论述。
    87 前两篇文章同刊于1931年12月20日《北斗》第1卷第4期,后1篇载《北斗》第2卷第1期,均署名长庚。收《二心集》,《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351页。鲁迅针对赵景深的观点,指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了,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鲁迅:《几条“顺”的翻译》)
    88 赵景深:《论翻译》,《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1931年3月出版。赵在此文中认为,严复的“信、达、雅”,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另,赵尚在《文艺新闻》第17号(1931年7月6日)、第23号(同年8月17日)先后发表《与摩顿谈翻译》、《翻译论之再零碎》等文,坚持自己的观点。赵景深(1902-1984):四川宜宾人,时为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
    89 此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学术界尚有论争。《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8、12期集中刊发了关于Milky Way的争论文章,中有冷子兴:《“无可厚非”的“牛奶路”》(第3期)、谢天振《赵译“牛奶路”及其他——顺致冷子兴先生》(第8期)、伊之美:《我解Milky Way的争纷》(第12期)等。此次争论源于谢天振在《中国比较文学》总第16期上发表的《翻译: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文中所引当年赵景深Milky Way的翻译,认为从文化意象的角度译成“牛奶路”是“无可厚非”的,但引起他人不同意见。对于此翻译问题,谢天振在《翻译:文化的失落与歪曲》(1994年第3期《上海文化》)上做过详细分析。晚年赵景深则说:“我将Milky Way误译为‘牛奶路’(应译‘银河’或‘神奶路’),将Entaur误译为‘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是由于我没有多查字典、工作不严肃的结果,是应该批评的。”赵还说:“恐怕鲁迅不仅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国民党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说错了话而批评我。我胆子小,没有加入左联,虽然在《现代文学》上偏重革命的著作,但也刊登颓废和别的别的著作。虽然这刊物只出了半年六册,就被国民党禁止,究竟还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革命分子,不是对于革命文艺非常热爱。总之,这段时间内我走了下坡路”。见赵景深:《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90 参见陈思和:《草心集·赵先生一百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4-34页。按:此文系作者为纪念赵景深百岁诞辰而作,文中指出:实际上当时批判赵景深是左联的整体性行为,而在当时所有的扣政治大帽子的左作风里,在当时从瞿秋白到李俊民都把赵景深当作第二个梁实秋似的“特殊走狗”(瞿语)的时候,鲁迅通过挑剔赵的译文错误来说明其所谓的“顺”其实是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差不多是最为和风细雨、平和讲理的批判。
    91 主要有三条:(一)不失掉原句内各部分的关系;(二)在可能范围内使译句的组织趋向于紧密;(三)要维持原句各部间的轻重比例。
    92 叶公超在解释“译一个字非但要译那一个而己,而且是要译那个字的声、色、味以及其一切的联想”时,着力赞扬了徐志摩翻译的布莱克(Blake)《猛虎》第一节,其中以“雄厚”一词译原文四行的精彩全系于末尾的一词“symmetry”,“可以说抓着了原诗的神味”,同时“在翻译里自然也另有他的地位与力量”。他接着说译诗是几乎不可能的,译出来也脱不了“勉强”的痕迹,这种根本性的困难就是鲁迅的“直译”和赵景深的“曲译”、J.K.(瞿秋白)的翻译要“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也不见得有办法。一扬一抑,对照明显。但在此也应提出,叶公超在鲁迅逝世后,发表过两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持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前者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天津《益世报》增刊,对鲁迅的小说创作、古典小说研究和鲁迅杂文的“文字能力”评价甚高,文中更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考虑到他与梁实秋的关系,此言犹显公允。后者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北平晨报·文艺》,再次评价“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认为“在这些杂感里……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所论当属精辟。
    93 代表性者有两篇,一篇为写于战时重庆的《鲁迅与我》,发表于1941年11月,收《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一篇写于台湾的《关于鲁迅》,收《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8月30日再版。关于梁实秋后半生对鲁迅的态度,可参见刘炎生:《梁实秋抵台后对鲁迅的态度》,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2期。该文认为梁实秋抵台后,对鲁迅的看法仍不出二三十年代的观点。应当指出的是,并不能因梁实秋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论战,即对其进行粗暴的全盘否定,正如早年的很多文学史描述的那样。就此问题,张中良的论文《大陆文学史上的梁实秋身份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做了很好的梳理与辨正。
    94 梁实秋:《忆新月》,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9页。
    95 董保中:《新月社、新月,新月没有了》,原载1980年平9月24日至26日台湾《联合报》,收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董氏分析说,之所以梁“独力作战”,一方面是由于他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理论的造诣与信仰,另一方面是由于《新月》同人对文学有兴趣的人大有人在,但有文学理论根底且又有“兴趣”对付左翼文学的却不多。如闻一多转向古典研究,徐志摩热心有余文学理论修养不够,叶公超往往就文学论文学,胡适、罗隆基等人关心政治,也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只有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把文学放于文化整体中加以批判评价,自然跟当时最活跃的左翼文学发生冲突。”而且,在梁与左翼文学论战之时,正巧他的老师白璧德也在跟美国的左翼作家们论战。
    96 叶公超:《关于新月》,收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97 叶公超:《关于新月》,收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98 参见杨洪承:《文学社群与多元文化——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类型初探》,《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杨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学近40个代表性的社团流纳入综合的文化语境里,提出以相似相近的文化体将一个或多个社团流整合的“文学社群”概念,归理出“文化接受”、“文化社会阶层”、“文化人格心理”三大类型的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他认为:中年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成熟的独立性明确的理性,青年的幻想和情感的跳跃得到了更正,追求具体的目标,建构稳固的情感和思想。与老年人的心态保守相比,中年具有一定的心理的开放性。但是,中年开始注意人生的经验生活的积累。在现实的生活中,这中间的位置有意无意将他们推到了中心或中介的角色。而“新月聚合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对现实的中西方巨大反差的沉思,是对英美绅士文化的吸收,形成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文学的理性和秩序的追求,文化规范的推崇。”按照杨氏的分析,同属中年心态的有文学研究会、左联等,而创造社则属于青年文化心态。
    99 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罗氏著《乱世潜流:民族 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272页。罗文认为,胡适对国民党看法转变过程中,1923年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是一个甚为关键的事件。“联俄是向西方学习的最新发展,而‘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这样国民党及其发动的北伐国民革命就被胡适纳入所谓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即新文化运动之中的第二个阶段,五四前后则是运动的第一阶段。1926年至1927年5月,由于尚在国外考察,胡适对国内局势缺乏感性认识,但他积极看报了解,总起来说对国民党持信任态度,他自己后来承认:“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胡适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那时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就胡适而言,他对国民党的赞许态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借由著名知识分子蔡元培、吴稚晖建立起来的。因为,他觉得二人“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因为相信着蔡、吴的“相信”,所以5月甫一回国的胡适,对国民党还是取认同态度,尽管高梦旦致信说国内最近党祸颇凶。然而,1927年4月的清党运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正式分手,而与之直接关联的,则是国民党的绝俄。从联俄到绝俄,国民党的这一变动至少在下意识的层面会影响胡适对其的态度。而南京政府方面有着正义象征的蔡、吴两人却都在清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蔡元培或主要是起名义上的作用,吴稚晖则显然比较积极地实际参与其事,这大概是胡适始料未及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清党的“胡乱的杀人、不经正式法律手续的杀人、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英子:《不要杀了》,《现代评论》卷5,1927年5月21日第128期,第463-464页),已经让当时许多精英知识分子深感无法容忍,甚至是恐怖。一向态度温和的周作人当时即指出,清党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杀人”,这是他“所觉得最可恐怖的”。(《谈虎集·后记》)由是,“当事实证明蔡、吴这样因‘受到公众信任’而具‘道义影响’的人也可能因做错事而失去公众的信任故减少其道义影响时,清党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胡适在1928年2月28日、3月6日致吴稚晖的信中均表示出对吴“不出来反对杀人政策”的“难以释怀”。如果“与军阀说话”是对牛弹琴的话,即如当年《努力》时期谈政治“到了止壁”的地步,那么对“思想清楚、眼光远大的人”支持的新式政党,就应该有所忠告了。至此,胡适对国民党的看法可以说急转直下。罗志田在另一篇文章《“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中又指出:对相当数量的新老知识精英来说,20世纪20年代实朱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他们此时的心态,大约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形容。比如据沈刚伯回忆,胡适1926年秋在英国大说国民党的好话,即因为他本人虽“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按:本节撰写受罗志田教授文章启发颇大,特此致谢。
    100 胡适日记,1928年4月4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按:以下引用胡适日记除特别说明,均出自该版本,故只标明卷数、页码。
    101 转引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102 胡汉民致胡适,1928年6月2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7-438页。按:以下简称《书信选》,只标明日期、页码。
    103 胡适:《名教》,载《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7月10日出版。胡适日记中有《名教》的原稿,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有意味的是,胡适在该文中大批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其实他当年作《努力歌》(载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第1期)中也不乏“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这样的句子。其调子及格式都与胡适另一首以“炸弹诗”而知名的《四烈士冢上的没 字碑歌》(载1921年5月1日胡适同日日记)无甚区别,在那首诗中他也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与他此时颇看不上眼的国民党之标语口号并无什么大的区别。当然,也可说明胡适的白话诗水准大约止于“尝试”这个层面。
    104 见胡适致王宠惠信附件,1929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第510页。
    105 即便是态度相对“温和”的周作人,也一眼看穿国民党统治之反动与不长久。他认为虽然北伐成功,中国南北统一,但只是表面现象,在事实上却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因为这乃是蒋介石专政的起头,犹如辛亥革命之于袁世凯,民六打倒复辟之于段祺瑞一样,事情很好,可是结果却是很坏的。在北伐还只有一半胜利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凶残的清党,就给予人以不祥的印象,唯北方的人民久已厌弃北洋政府,犹以为彼善于此,表示欢迎,然识者早知其不能久长了。……(马幼渔)人很老实,乃私下对友人说,下回继北洋而倒楣的便是国民党了。这一看好像是知识阶级常有的历史循环观,所谓盛极必衰的道理。其实是不尽然,是从他反动的开头就可以知道了。那时我做了一篇《国庆日颂》,也表示差不多的意思的。”另在《清党》一文中,周作人也表示了对清党的愤慨及对国民党的不良观感,并说国民党“勉强支持了二十年”,国民党倒台的预言终于实现了。分别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3页,第534-537页。
    106 胡适致王宠惠,1929年3月26日,《书信选》上册,第508-509页。
    107 王宠惠致胡适,1929年5月21日,《书信选》上册,第513页。
    108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10日出版。说明:《新月》实际出版时间与标注日期并不完全相符,下遇类似情况,不再说明。
    109 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379页。这原是胡适在当日日记中粘附的一则剪报,上有胡适眉注:“我的文章没处发表,而陈德徵的反响却登出来了。”
    110 章清:《“胡适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111 《新月月刊敬告读者》,《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10日出版。
    112 胡适日记,1929年5月6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04页。
    113 蔡元培致胡适,1929年6月10日;张孝若致胡适,1929年7月31日,《书信选》,上册,第515、522-524页。
    114 按:胡适在此时业已表现出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乃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之举。他在文中说“为国民党计,他们也应该参加约法的运动,须知国民的自由没有保障,国民党也休想不受武人的摧残支配也。”见“《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10日出版。
    115 胡适日记,1929年6月19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38页。
    116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云:“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胡适日记全编》(5),第403页。
    117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载1955年4月1日台北《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说此言出自范文正《灵乌赋》,“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此据《胡适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118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119 《新月》第2卷第3期《编辑后言》,1929年5月10日出版。
    120 其实这些“例外”,也多与时政相关。其中有潘光旦的3篇:《姓,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此文缘起即为立法院关于姓婚姻家庭问题讨论的荒唐而作,载第2卷第11期:《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载第3卷第2期,该文从人文选择角度谈中华民族的选举、家庭等制度问题,并对陶希圣《科学的复古与族望制度》一文有所回应;《一本有趣的年谱》,载第3卷第5、6期合刊,系对胡适父亲胡钝夫年谱的评析。另有胡适的《四十自述》(一、二、三章),分载第3卷第1、3、7期,这或是尊重胡适起见才把他的文章放在头题。
    121 主张《新月》保持文艺特色的同仁,像闻一多早已离开上海去南京、青岛等地教书,并于《新月》第2卷第2期辞去名义上的编辑职务;徐志摩则在沉闷中酝酿另一份文艺刊物(即后来的《诗刊》);饶孟侃则干脆远离了《新月》,脱离了上海暨南大学的教职,去了安徽大 学做教授,《新月》直到第4卷第1期出了“志摩纪念号”,才又在叶公超的主持下渐渐回到文艺的方向,也只坚持了7期即告终刊。
    122 有论者评价胡适此时要做的就是有发言权而不干实际政治的“新型诸葛亮”,但新当权的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被不论什么名义的人“赛过”,所以胡适的希望也只能是如他本人所言“白昼做梦”。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123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作于1929年7月20日,刊《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10日出版。
    124 《新月》第2卷第4期广告页。
    125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作于1929年5月11日,《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10日出版。
    126 胡适日记,1929年11月19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572-573页。
    127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12月出版。
    128 梁实秋:《新月月刊敬告读者》,《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
    129 如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国民党中常委员蔡元培、军事要员蒋百里等人,胡适与他们的关系都很不一般,在争人权期间他们也保持接触。当然国民党本身内部矛盾重重也是客观存在不能化约的事实,并为胡适发动人权运动提供了巨大的缝隙与可能。沈卫威对此有所论述,见沈氏著:《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159页。
    130 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按:胡适于1928年4月30日至1930年5月19日,担任位于吴淞炮台湾的中国公学校长,故有教育部要撤胡适职的命令。胡适任职期间的情况,可参见涂怀京:《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
    131 如1929年8月29日日记粘贴“中公校长胡适反动有据市党部决议请中央拿办”、“胡适担不起的罪名:侮辱总理,背叛政府”,9月6日粘贴“市执委议惩胡适之”,9月9日“平市百余党员请查办前善后会议委员胡适”、“津市党委请惩办胡适”,9月14日“平市六区党部请严惩胡适——第六次常会决议请转呈缉拿严办”,9月15日粘贴“苏省党部呈请中央缉办无聊文人胡适”、“青岛通讯:严惩竖儒胡适”的剪报等。《胡适日记全编》(5),第488、493、495-496、500-501、513页。
    132 《教部警告胡适》,《申报》,1929年9月23日。
    133 见胡适致蒋梦麟信的附件,1929年10月,《书信选》,上册,第549页。
    134 胡适致蒋梦麟,1929年10月,《书信选》,上册,第548页。
    135 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页。
    136 胡适日记,1930年1月21日粘贴的剪报,《胡适日记全编》(5),第601页。
    137 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178页。胡适1930年2月15日日记中也有记述:“新月书店送来市党部宣传部的密令,中有中央宣传部的密令,令该部‘设法焚毁’《新月》第六、七期。密令而这样公开,真是妙不可言!此令是犯法的,我不能不采取法律手续对付他们。”16日又记:“与律师徐士浩君谈中央宣传部密令,他说没有受理的法庭。晚上,与郑天锡、刘崇佑两先生谈此事,刘君说可以起诉,我决意起诉。”《胡适日记全编》(5),第671、675页。
    138 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此文当系胡适1929年3月25日为《平论》(未出)所作发刊词,参见章清:《“胡适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39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48页。
    140 罗志田分析过胡适在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与国家的诤臣间的彷徨,认为胡适为维护“国家”形象计,使他可以不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但不能不做“国家的诤臣”。而两者之间界限实在十分模糊,胡适最终选择了对国民党的认同。详见罗氏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267页。
    141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2005年第2次印刷,第190-191页。
    142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143 胡适:《淮南王书影印本残存序》第1页,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1930年11月28日记事引文。转引自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7月版,第78页。
    144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45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7月版,第78-79页。
    146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2005年第2次印刷,第183页。
    147 《申报》,1930年11月15日。
    148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149 胡适日记,1929年5月13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19页。
    150 关于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56页。
    151 胡适致周作人,1929年平9月4日,《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152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153 胡适致周作人,1929年9月4日,《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154 徐志摩致刘海栗,1929年8月,虞坤林编:《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155 鲁迅致章廷谦,1929年8月17日,《鲁迅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3页。
    156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212页。
    157 鲁迅:《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1933年4月17日作。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2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收《鲁迅全集》(5),第115-116页。
    158 梁实秋:《罗隆基论》,载《世纪评论》第2卷第15期,1947年10月11日出版。
    159 邵建:《文坛内外之二十王:续鲁迅之误》,《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160 此书也曾遭查禁。1930年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委会发出训令,称“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书店所出《人权论集》一书。但不能阻止该书又于1931年8月再版。
    161 《胡适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
    162 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版。该书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例说明,“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一元论思想模式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也即中国意识的危机所在。林氏认为,进行民主与法制的制度建设及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突破此种模式的正确途径。
    163 胡适后在《新月》发表了《四十自述》(第一至第六章)、《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三卷四期)、《评〈梦家诗集〉》(三卷五、六期合刊)、《佛法与科学》(三卷九期)、《辨伪举例》、《追悼志摩》(四卷一期),都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
    165 关于此文“缘起”,胡适说朋友们(按:即平社成员)去年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他们要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当同人就此进行分工时,有人提议,“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问题?”同人一致同意并公推胡适担纲做一个“概括性引论”,胡适做成此文发表之前在4月12日晚已经过“平社”友人的讨论。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了新月自由知识分子的共识,堪称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纲领性文献。文章开头,胡适就列出了关于中国未来前途具有代表性的三条道路:一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国民党,二是要“国家能够独立,人民能够自由,而在国际上能够站得住”的中国青年党(即国家主义者),三是“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适笔锋一转,并不要讨论此三条道路的孰优孰劣,“以免引起无益的意气”,而是说“我们不愿意被一群瞎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睁开眼睛看看前面有几个岔路,看看那一条路引我们到 那儿去,看看我们自己可以并且应该走那一条路。”胡适从两方面展开阐述:一方面从消极目标来说,他认为要打倒五大仇敌(即“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另一方面,从积极目标来看,是在铲除这“五鬼”后,“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这实在是一种很抽象的对遥远的目的地的描绘,而走哪条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地呢?胡适说:“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真正的敌人,反而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显然,胡适以坚决的拒绝革命的姿态将上述三条道路一概否定,鲜明地树立“我们的”旗帜:“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仇敌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165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
    16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转引自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余先生还以此为例说明了胡适在改造思想方面的内在限制:他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评判的态度”,用之于批判旧传统是有力的,但是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批判旧制度、旧习惯不涉及“小心求证”的问题,因为批判的对象本身(如小脚、太监、姨太太之类)已提供了十分的“证据”。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科学方法的训练可以使人谨严而不流于武断。正因如此,严守这种方法的人才不敢不负责任地放言高论,更不必说提出任何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定纲领了。这在实验主义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实验主义者首先便要考虑到社会的效果问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他的科学态度不容许他轻下论断。……胡适由于深受考证学和科学方法的训练,所以常常要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展缓判断”。……但是从个人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许多急迫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下即作决定,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走那条路”的问题,正是这样的问题。而胡适的实验主义既不能提出具体而有效的行动纲领,那就只好让位了。见同书,第361-362页。
    167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见《新月》第3卷第1期“通讯”栏。梁漱溟此信初刊《村治》2号。
    168 1930年5月15日,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校长职,而以马君武继任,19日完成交接。实际自本年1月起,胡即屡次提出辞职,其动机大约是为了回北平教书和著书。见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80-181页。但据罗尔纲说,胡适由于论政激怒当局,不愿因他个人的思想言论影响学校的立案问题。当时规定,私立大学不得立案的政府不承认,学校发的毕业证无效,学生出路困难。胡适为学生前途计提出辞职,而学生则宁可不立案也要胡适担任校长。中国公学一度因校长人选问题发生学潮。胡适此举为中国公学的师生关系留下一段佳话。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6-77页。
    169 欧阳哲生:《胡适与北京大学》,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0卷第5期。转引自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170 见《申报》,1930年11月25日。
    171 胡适日记,1930年11月28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884页。
    172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7月版,第98-101页。
    173 胡适日记,1929年3月29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377页。
    174 马君武是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也是好友,他在4月26日对胡适说:“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答曰:“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马君武又说:“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况且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了。胡适也表示认同:“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4月27日,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对胡适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对此胡适认为十分“中肯”。之后不久,胡适便发起了人权运动。见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4月27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03页。有关此问题的论述亦可参见沈卫威:《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按:本节撰写受该文启发颇大,特此致谢。
    175 费边社:1884年,由爱德华·皮斯、弗兰克·波德莫尔等人在英国创立,是在英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建立的情况下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改良主义团体。费边社的名称取自古代罗马共和国的著名的武将“费边”的名字。据传,这位武将在与汉尼拔作战时采取迂回等待的战术,取得战争的胜利,保障了共和国的安全。该社借用费边的名字,用意即在效法费边的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术,作为推行改良主义的论据。费边社自成立至19世纪末鼎盛时期,人数并不多,始终未逾千人,社员主要是一些律师、学者、作家以及政府职员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能量很大,自上至下建立一整套组织机构,中央有执行委员会,各地下设分部,全国每年定期举行年会,修订章程及活动方针等。费边社宣扬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反对通过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对一些已经不相适应或人民群众感到不满的个别制度作点点滴滴的改良。费边社的主要活动方式有二:一是组织群众集会、街头演讲等进行口头宣传,二是出版刊物书籍进行文字宣传,如《费边社会主义论丛》等。费边社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目的是通过鼓吹改良,把无产阶级引离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最后达到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参见[英]玛格里特·柯尔:《费边社史》,杜安夏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76 胡适日记,1929年5月14日,《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
    177 胡适日记,1929年5月19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20-421页。
    178 胡适日记,1929年5月26日,6月2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24、425页。
    179 参见胡适《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缘起”,《新月》第2卷第10期。
    180 胡适日记,1929年6月16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436页。
    181 以上见胡适日记,1930年2月4日,2月11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661页、667页。
    182 有确切日期者均系据胡适当日日记。
    183 此书目录如下:《序》(潘光旦)、《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隆基)、《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青松)、《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篇外论》(美国汤柏森著,刘英士译,刊《新月》第3卷第1期)、《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吴景超,刊《新月》第3卷第3期)、《制度与民性》(郑放翁)、《宗教与革命》(全增嘏)、《姓,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潘光旦)、《我的教育》(沈有乾)、《优生的出路》。见潘光旦编:《中国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版。
    184 见《新月》第4卷第1期广告页。
    185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7月6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页。
    186 梁实秋:《罗隆基论》,《世纪评论》第2卷第15期,1947年10月11日出版。
    187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第2卷第12期。
    188 郑放翁:《制度与民性》,《新月》第2卷第12期。
    189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5):国际著名政治学者,1923年-1936年任费边社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系费边社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参见《[英]玛格里特·柯尔:《费边社史》,杜安夏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5、229页。罗隆基正是于1925-1928年投入拉氏门下的,受其影响不难理解。关于此问题,亦可参见章清:《“胡适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190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据作者介绍,这些话是罗隆基在与她谈关于思想改造问题时的解释,笔者以为虽然文学意味较浓,但意思还是不差的。
    191 参见[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杜安夏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8-356页的附录中有费边社详尽的“规则”和“基础”及费边社职员表。
    192 傅乐诗(夏·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193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05年第2次印刷,第189-190页。
    194 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收《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195 罗隆基在《新月》共发表34篇文章,发稿量仅次梁实秋(46篇)、徐志摩(43篇),比胡适还多3篇。其中第1卷1篇:《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第8、9、10期);第2卷7篇:《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第1期);《专家政治》(第2期);《论人权》(第5期);《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第6、7期);《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第8期);《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汪精卫论思想统一》(第12期)。第3卷26篇:《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第1期);《我们要财政管理权限》、《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行政学总论》、《漱冥卅后文录》、《政治思想之变迁》(第2期,后4篇发在“书报春秋”栏目);《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期);《服从的危险》(译拉斯基著The Dangers of Obedience)、《约法与宪法》、《政治家的态度》(第5、6期合刊,后两篇发在“零星”栏目,署名鲁参);《平等的呼吁》(译拉斯基著A Plea For Equality)、《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总统问题》、《民会选举原来如此》(第7期,后3篇发在“零星”栏目,署名努生);第8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与《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零星”栏目,署名努生)、《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与《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书报春秋”栏目,署名卤);第10期:《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美国官吏的考试》、《“人权”释疑》(“讨论”栏目,署名努生)、《答复叶秋原教授》(“零星”栏目);《什么是法治》(第11期);《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第12期)。
    196 胡适日记,1930年11月25日,《胡适日记全编》(5),第883页。
    197 胡适日记,1934年3月7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343页。
    198 胡适日记,1931年2月24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68页。
    199 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1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255页。
    200 胡适日记,1937年1月3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634页。
    201 见梁实秋:《罗隆基论》,载《世纪评论》第2卷第15期,1947年10月11日出版。罗隆基的清华同级校友、后去台湾的政治学者浦薛凤在《记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2期)中说:“同级好友咸知吾辛酉级同仁之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者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并说罗有学识、有口才、有手腕,但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真正的政治家。储安平对罗的评价则是“德不济才”,他在其名文《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中曾对当时民盟的几位头面人物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所以在他主编的《观察》上有众多新月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唯独没有罗隆基的,大约就是这个原因。罗、储二人虽然结局相似,但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是不同的。转引自谢泳:《罗隆基评传》,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 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25-26页。
    202 王锦厚编:《饶孟侃年谱》,收王氏著:《闻一多与饶孟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203 秦贤次编:《刘英士年表》,载《刘英士纪念文集》,台湾兰亭书店1987年版,第372-373页。
    204 罗隆基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泽霖、沈有乾等同为有名的清华“辛酉级”学生,他们这一级部分学生由于抗议“六·三惨案”参加罢课斗争留级一年于1922年赴美留学,上述四位均在此列。当时清华学制为8年,中等科与高等科各4年,再加上留级一年,故为9年。
    205 胡适日记,1926年9月26日,云:“回寓吃晚饭,遇见罗隆基君。他说他现在此研究两个题目:1、舞弊制止法(Corrupt Practices Laws)2、文官考试法(Civil Service),我听了很高兴。与他谈甚久。”胡适显然颇有遇同好之感。《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206 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中就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胡先生兴趣最广,举凡文学政治以及一般文化思想,无不涉及,也许是后来罗努生的加入,使胡先生论政治思想的兴趣更浓”。参见《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6页。
    207 他给人权所下的定义是:“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进而分析说:“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他说“我不是巴枯宁的信徒,我不是马克思的弟子。毁灭威权或打破国家的罪名,加不到我的头上。”接着他解释人权与国家的关系:“国家,简单地说,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它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标准”;而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法律一般分两种,“一为宪法,一为宪法以外的普通法。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法。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统治人民,人民同时统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没有任何个人中任何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人民统治政府的地位,非有宪法不可。”因而他相当认同胡适所说的,“我们须要明白,宪章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继之,罗氏又以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等国不同时期产生的人权宣言为参照,说明人权是有时间差别与空间差别的。最后,罗简明扼要地以“三十五条”的形式提出了“我们现在——一九二九年——的中国人要的人权”。这是罗氏“个人认为在中国现状下所缺乏的做人的必要的条件,也就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所必争的人权。”
    208 文章首先引用蒋介石1929年12月27日通电全国各报馆:“训政既已开始,军事犹难结束,……欲收除旧布新之效,各报馆为正当言论机关,即真实民意代表。……凡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咸望于十九年一月一日起,以真确见闻,作翔实之贡献。”这则通电看似尊重新闻舆论界,实际如何呢?罗隆基愤慨而言,如今1930年都过了一个月了,但前几天的报纸上还刊载上海三区党部呈请剥夺胡适公权,“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人治国’下,成了‘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值得指出的是,罗文中说“如今,党内无,逼成一个改组;党外无党,逼出许多革命党来了。措火积薪之下,祸发的时候,虽非官逼民反,恐有党逼民叛的后悔。”这也看出罗隆基在政见上不能认同共产主义,对国民党尽情批评也是要国民党注意自身建设,以免引致敬共产党的取胜。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第2卷第8期。
    209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第2卷第12期。按:此文作于1930年6月5日,是平社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子题。罗氏批评共产“以党废国” 的国家制度在二十世纪是行不通的,又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罗氏以此根本否定了国民党以独裁制度为训政时期的过渡,他说国民与政府的关系类似于股东和经理的关系,独裁就如一家公司,先让经理专政几年,股东进行一番“训政”之后才能参加公司事务一样。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说政府是汽车,执政者是汽车夫,人民是坐汽车的主人,那么车夫(执政者)需要严格的训练,而坐汽车的主人用不着训练。
    210 《新月》第4卷第1期广告页。
    211 参见刘志强:《罗隆基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25期,2004年4月30日。
    212 见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期。
    213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8月6日,《书信选》(中册),第76页。
    214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新月》第3卷第3期,1930年5月10日。
    215 见胡适日记粘贴的剪报,1931年7月30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138页。
    216 胡适致陈布雷,见胡适日记1931年1月16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25页。
    217 胡适日记,1931年1月18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32页。
    218 胡适日记,1931年1月18日、19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30-33页。
    219 胡适日记,1931年1月19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34-35页。
    220 胡适日记,1931年1月22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37页。
    221 胡适日记,1931年7月30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138页。
    222 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9月9日,《书信选》中册,第77页。
    223 徐志摩致刘海栗,1931年2月9日,虞坤林编:《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224 胡适日记,1931年2月24日,《胡适日记全编》(6),第68页。
    225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3月2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5页。
    226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3月27日、4月22日,《书信选》中册,第55页、61页。彭基相(叔辅)共在《新月》发表9篇文章:《巴黎通信》(第1卷第6期),《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第1卷第7期),《法国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研究社会学的态度》(批评朱亦松编的《社会学原理》)(第1卷第8期),《哲学的真价》(第1卷第9期),《欧洲近代哲学概观》(第1卷第10期),《真与假》(第1卷第12期),《哲学与“不知”》(第2卷第2期),《文化精神》(第3卷第5、6期合刊)。当时彭与闻一多胞弟闻家驷同在法国留学同住,他与朱湘关系不错,多有通信。发生此风波后,他未在《新月》发表文章。关于他的为人,胡适1934年6月17日日记中有所反映:彭因要与其妻俞大缜(其弟俞大纲系新月诗人之一,入选陈梦家《新月诗选》2首)离婚事来请胡适作主,胡适说:“我知道他们的家庭生活,基相多疑,颇似神经病,他的太太多才能,不堪其苛细之苦。所以我也愿意帮他们解决此事。”胡适18日、19日、22日日记均有关于此事记录。其间多有波折,本来双方都就离婚达成协议,但彭又悔,22日彭妻俞大缜告诉胡适,彭早上向其请罪,请她回去,情愿约法三章,并请毛子水与胡适作证。见《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401页。
    227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20日,《书信选》中册,第68-69页。
    228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20日,《书信选》中册,第70页。
    229 王造时后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2年11月创办《主张与批评》、1933年2月创办《言论自由》杂志,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入救国会,为“七君子”之一。解放后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71年8月5日死于冤狱中。据《复旦大学教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40页。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页。另据《王造时自述》,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 出版社1999年版,第64-105页。
    230 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按:《荒谬集》收录了王造时931年9月18日至1933年12月30日文章。
    231 见《新月》第4卷第1期《救亡两大政策》一书的广告。
    232 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233 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5页。按:在这个问题上,又可看出罗隆基与胡适的区别。罗说,当时胡适坚决反对他接受此聘,一是因为社论每日1篇,是临时应付之作,不如杂志专论内容充实,还可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同时,社论每天要牵涉到实际政治问题,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容易引起麻烦,随时可能受到政治压迫,杂志专论的危险则小一些。但是罗隆基表示自己是坚决主张民主政治和武力抗日的,报纸也更容易快速表达自己的意见。
    234 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新月》第4卷第1期,实际大约由邵洵美负责出版。当时胡适曾有快信给邵洵美,请邵四卷一号仍照常出版,二号作为志摩专号,可以“更从容”。但是后来专号并未出成,还是“志摩纪念号”。见胡适致周作人,1931年12月15日,《书信选》中册,第91页。这一期《新月》,除发表徐志摩两篇遗稿:《罗米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著 徐志摩译第二幕第二景)、《醒世姻缘序》外,发表了12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哭摩》(陆小曼,署名小曼)、《追悼志摩》(胡适之)、《志摩纪念》(周作人,署名作人)、《志摩在回忆里》(郁达夫)、《谈志摩的散文》(梁实秋)、《与志摩最后的一别》(杨振声)、《志摩最后的一夜》(韩湘眉)、《“志摩是人人的朋友”》(方令孺)、《悼志摩先生》(储安平)、《怀志摩先生》(何家槐)、《志摩师哀辞》(赵景深)、《送志摩升天》(张若谷)。
    235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12月15日,《书信选》中册,第92页。
    236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5日,《书信选》中册,第64页。
    237 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238 有研究者详细分析了胡适与罗隆基的分歧所在,认为胡适对国民党具有向心倾向,而罗氏表现出的是离心倾向。参见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94-296页。
    239 徐志摩致郭有守,1930年2月1日,《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240 梁实秋:《悼叶公超先生》,《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85页。
    241 秦贤次:《从文学家到外交家的叶公超》,收《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4月再版,第13-18页。
    242 温梓川:《叶公超二三事》,收温氏著,钦鸿编:《文人的另一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43 温梓川:《敢说敢为的叶公超》,同上,第27页。
    244 叶公超:《我与〈学文〉》,收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57页。
    245 秦贤次:《从文学家到外交家的叶公超》,收《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4月再版,第13-18页。
    246 叶公超:《〈施望尼评论〉(Sewanee Review)四十周年》,《新月》第4卷第3期。
    247 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编后记》,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72页。
    248 梁实秋:《叶公超二三事》,《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89页。
    249 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9页、85页。
    250 叶公超:《病中琐忆·评论鲁迅》,收秦贤次编:《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59页。
    251 许纪霖:《谁是叶公超》,转引自蔡德贵编著:《择善而从——季羡林师友录》,浙江大学 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01页。
    252 据笔者粗略统计,上述各位在《新月》及《学文》发表文章如下:曹葆华在《新月》发表文章计有:《告诉你——献给我的朋友海仑》(三卷七期)、《有一晚》(三卷八期)、《死诀》(三卷十期)、《爱》(三卷十二期)、《觉悟》(四卷二期)、《祈求》、《狱中》(四卷三期,系十四行诗)。另有译文1篇《诗的法典》(Edmund Wilson的论文)发表在《学文》第三期。曹葆华经叶公超介绍于徐志摩,在《诗刊》第3期发表诗《灯下》1首,但朱入选陈梦家编《新月诗选》。钱钟书在《新月》共发表6篇文章,分别是:《一种哲学的纲要》(四卷三期)、《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四卷四期)、《美的生理学》(四卷五期)、《评曹著〈落日颂〉》(四卷六期)、《〈近代散文钞〉两卷》(沈启无编)(四卷七期),均署名中书君。常风(常风璩)在《新月》发表了3篇:《那朦朦胧胧的一团》(署名常风,四卷六期)、《利威斯的三本书》(署名常风,四卷六期)、《歌德之生平及其作品》(署名荪波,四卷七期)。孙毓棠:《船》、《灯》(诗,四卷四期)、《东风》(诗,四卷六期)、《野狗》(诗,《学文》第一期)、《我回来了》(诗,《学文》第二期)。石璞(蕴如):《拳斗》(译文,William Hozlitt原著,(四卷七期)。杨绛(季康):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么(译文,ES.Marvin原著,四卷七期)。张德昌: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嘉德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四卷六期)。李长植(长之):《歌德之认识》(四卷七期)。余冠英(灌婴):《评废名著〈桥〉》(四卷六期)。出身北大的作者,如:卞之琳:《酸梅汤》、《小别》(诗,四卷三期);《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论文,四卷四期);《工作底笑》、《三天》(诗,四卷五期);《恶之花零拾》(论文,四卷六期)、《传统与个人才能》(译文,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T.S.Eliot原著,《学文》第一期)。李广田(曦晨):《地之子》(诗,四卷六期)、《天是蓝的》(诗,四卷七期)。废名(冯文炳):《桥》(四卷五期)、《纺纸记》(四卷六期)、《桥》(小说,《学文》第二期)。梁遇春(秋心、驭聪):单独或与他人合撰《海外出版界》一卷九期、二卷三期、二卷七期、二卷八期的稿件;《梦里的小孩》(译文,Charles Lamb小说原著,二卷八期)、(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秋心,四卷三期)、《亚密尼尔的飞莱因》(秋心,四卷三期)、《又是一年春草绿》(秋心遗稿,四卷四期)、春雨(秋心遗稿,四卷五期)。
    253 赵景深:《钱钟书与杨绛夫妇》,收《文坛忆旧》,北新书局1948年版,上海书店1983年12月影印版,第119-120页。
    254 参见《新月》第1卷第6期上刊登的两书广告。
    255 叶公超:《我与〈学文〉》,收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57页。
    256 叶公超:《关于新月》,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166页。
    257 同上,第163页。
    258 《新月》第1卷第7期《编辑余话》,1928年9月10日出版。
    259 梁实秋:《新月月刊敬告读者》,《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10日出版。
    260 见《新月》第4卷第4期广告。
    261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8页。
    262 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收《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 这些作品分别是:《罗米欧与朱丽叶》(节译)(徐志摩):断篇两首:《难忘》、《领罪》(徐志摩);《招魂》(孙大雨)、《飞》(饶孟侃)、《再念志摩》(方玮德):《天上掉下一颗星》(邵洵美);《狮子》(胡适);《吊志摩》(陈梦家);《给志摩》(梁镇);《悼徐志摩》(朱湘);《哭志摩》(方玮德);《悼徐志摩先生》(程鼎鑫);《悼志摩诗人》(虞岫云);《借浮士德中诗句吊志摩》(宗白华)。
    2 徐志摩致李祁,1929年7月21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按:以下徐志摩书信均出自该书,只标注页码。
    3 徐志摩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间说法不一,此据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另一说为1930年秋,根据大约是徐在《〈猛虎集〉序》中称其1930年结识陈梦家、方玮德。无论如何,1929、1930年陈、方二人均已在该校就读,故此问题尚不影响论述。
    4 郑振铎:《悼志摩》,载1931年12月8日《晨报·学园》,收韩石山编:《难忘徐志摩》,北 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5 徐志摩:《〈猛虎集〉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引自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3),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94页。
    6 方令孺(1896-1976):女诗人,散文家。安徽桐城人。1923年赴美就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后转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中外文学艺术专业。1929年回国后与前夫陈平甫(系包办婚姻)离异,孤身一人短暂生活于南京,受时就读于中央大学的侄子方玮德和任哲学教授的外甥宗白华等人影响较大,并通过二人于1930年在南京玄武湖上结识陈梦家、徐志摩,创作新诗,始参加新月文人活动。1930年春由清华大学教授邓仲存之介任青岛大学讲师,教授大学国文,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相熟。方令孺在家中排行第九,侄儿玮德便呼其为九姑,后“九姑”就成了她在朋友圈中的官称。方令孺系新月两位女诗人之一,计在“新月”系列刊物上发表作品9篇(首):《新月》散文2篇(一篇即为纪念徐志摩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刊《新月》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纪念号”)、《诗刊》季刊诗8首、《学文》诗1首。入选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诗2首,陈评价其诗:“令孺的《诗一首》是一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响,她是有着如此样严肃的神彩,这单纯印象的素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新月诗选〉序》)1935年任教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往四川。1938年起兼任内迁的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1943年起专任复旦大学教授。1957年起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和作协浙江分会主席。所作诗文,或描绘山光海色,或悼念文坛挚友,或抒写凄凉愁苦的情怀,语言清新秀丽,含蓄精致。建国后的作品,歌颂祖国山河和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笔调明快而热烈。主要著译:《信》(散文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方令孺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钟》(短篇小说集,士梯文生、屠格涅夫等原著,重庆中西书局)。关于方令孺的生平,可参见邓明以:《方令孺传略》,《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最新研究成果,参见翟超:《隐微的新月:方令孺教授传论》,收《名师名流》(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7 参见陈梦家:《〈玮德诗文集〉跋》,文中说:“其时徐志摩先生每礼拜来中大讲两次课,常可见到;玮德和九姑令孺女士和表兄宗白华先生也在南京,还有亡友六合田津生兄,我们几个算是小文会,各个写诗兴致正浓,写了不少诗。”收入方玮德:《玮德诗文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3月版,上海书店1992年12月版,第175-176页。
    8 徐志摩:《〈猛虎集〉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引自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3),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94页。
    9 陈梦家:《纪念志摩》,作于1932年10月,载《新月》第4卷第5期。
    10 叶公超:《志摩的风趣》,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2期,1931年11月30日。引自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1 徐志摩致梁实秋,1930年10月24日,《志摩的信》,第379页。
    12 徐志摩致梁实秋,1930年11月底,《志摩的信》,第380页。
    13 徐志摩致梁实秋,1930年12月19日,《志摩的信》,第384页。
    14 除前引三通外,1931年4月28日,徐志摩再次就《诗刊》组稿事致梁实秋:“前几天禹九来知道你又过上海,并且带来青岛的艳闻——我在丧中听到也不禁展颜。下半年又可重叙,好得狠。一多务必同来,《诗刊》二期单等青方贡献。足下,一多,令孺,乞于一星期内赶寄吾,迟则受罚,太侔、今雨、一多诸公均候。”收《志摩的信》,第385页。
    15 关于《奇迹》一诗,梁实秋与徐志摩认识不同,认为《奇迹》一诗事出有因。梁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这不仅是他三年来的唯一的诗作,也可说是他最后的一篇。”所谓“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中文系讲师方令孺之间的关系。参见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 书社1989年版,第313页;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页。
    16 闻一多致朱湘、饶孟侃,1930年12月10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
    17 1930年12月29日,闻一多致陈梦家,以《论〈悔与回〉》为题载《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按:《新月》月刊创刊不久,即出现脱期。第3卷第5、6期合刊出版日期写明为1930年7、8月,而实际上的出版日期晚得多,所以此文写作时间与发表日期出现倒置。凡此类情况,不再一一说明。
    18 见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19 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在青岛大学有一次他在礼堂朗诵他的新诗,他捧着那一本《死水》,选了六、七首诗,我记得其中有两首最受欢迎,《罪过》与《天安门》。……一多的诵诗是很好的一次示范。他试想以几个字组成为一音步,每一行含着固定数目的音步,希望能建立一种有规律的诗的节奏与形式。……两首诗都是以北平土话写成的,至少是一多所能吸收的北平土话,读起来颇有抑扬顿挫之致,而且诗又是写实的,都是出之于穷苦人的口吻,非常亲切。我记得平素不能欣赏白话诗的朋友,那天听了他的诗歌朗诵都一致表示极感兴味。”见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15-316页。臧克家也回忆说,“他曾在青岛大学的大礼堂里,对着全校同学热情奔放地讲新诗,朗诵了他的‘老头儿和担子摔一跤,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他瘦瘦面膛上那飞动的神采,他那激流似的感情,他那手指敲着桌子的突出节奏感,而今还显现在目前,交响在心上”。见臧克家:《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20 吴世昌(徐志摩的表弟):《哭志摩》,载1931年12月12日《晨报·学园》,收张放、陈红编:《朋友心中的徐志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21 参见陈福康、蒋山青编:《章克标文集》(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22 徐志摩:《〈猛虎集〉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引自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3),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第395页。
    23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9月版,上海书店1981年11月影印版,第8页。
    24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新月》月刊第3卷第2期,1930年4月10日。
    25 参见徐志摩:《〈诗刊〉叙言》,《诗刊》第3期,1931年10月5日。
    26 徐志摩:《〈诗刊〉序语》,《诗刊》第1期,1931年1月20日。
    27 戴望舒:《谈国防诗歌》,载《新中华》第5卷第7期,1937年4月10日。引自见王文彬、金石主编:《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28 徐志摩:《〈诗刊〉叙言》,《诗刊》季刊第3期,1931年10月5日。
    29 陈梦家:《〈诗刊〉叙语》,《诗刊》季刊第4期,1932年7月30日。
    30 1931年12月20日,陈梦家致胡适:“《诗刊》决由一多先生主编,弟若在青岛,当为襄助”。1932年4月25日,陈再次致信胡适:“我于二月末到南翔投军,三月底回南京即转来青岛,现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做些小事。”“关于《诗刊》的事现在没有决定续编还是暂停,孙大雨先生颇主暂停,一多先生现在努力开掘唐代文化,未有意见。”按:陈梦家称“做些小事”,是指由闻一多邀请来做青岛大学助教。见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419页。
    31 孙大雨这首诗原计划写一千行,结果只在《诗刊》第2、3期连载318行,之后又在《大公报·文艺》1935年11月8日第39期发表80行,后未能续作,成为残篇。
    32 按:蓝棣之于80年代编选的《新月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1版,2002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依然选录上述18位诗人,但数量显然增多不少,共223首。依然以入选顺序为序:徐志摩35首,闻一多27首,饶孟侃11首,朱湘15首,孙大雨8首,邵洵美10首,方令孺6首,林徽因22首,陈梦家17首,方玮德14首,梁镇5首,卞之琳12首,俞大纲3首,沈祖牟6首,沈从文6首,杨子惠3首,朱大枏12首,刘梦苇 9首。
    33 见《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广告页。
    34 王光明:《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新论(上)》,《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35 按:《诗刊》与《新月诗选》的出版时间,与《新月》月刊有重合时段,卜文论述中会包括同期刊行中的《新月》相关内容,它们都属于新月诗人的活动阵地,故这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36 按:此统计或有疏漏,但相信已足以说明问题。而且,这批新月诗人也同时在《新月》月刊发表不少诗作,成为新月文艺的新生力量。
    37 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38 陈梦家:《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载《文汇报》1956年11月17日,转引白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39 陈梦家:《纪念志摩》,作于1932年10月,载《新月》第4卷第5期。
    40 按:一般认为陈梦家的处女作系发表于《新月》第2卷第9期的《一朵野花》(如《陈梦家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实际在第8期上陈梦家就发表了《那一晚》一诗。而据陈子善先生考证:陈梦家的处女作应当为刊载于1928年1月14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18期的《可怜虫》一诗,署名陈漫哉,大约系由闻一多推荐。因该刊时由潘光旦主编,而闻一多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其名诗《发现》、《一个观念》最初均发表于该刊。见陈子善:《捞针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41 胡适:《评〈梦家诗集〉》,作于1931年2月9日,载1931年7月《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
    42 许道明:《京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47页。
    43 陈梦家1927年开始写诗,1934年入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此后专事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并曾在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编委和《考古通讯》副主编等职。
    44 陈子善:《捞针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45 1930年12月29日,闻一多致陈梦家,该信以《论〈悔与回〉》为题载《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
    46 闻一多:《悼玮德》,载1935年6月11日《北平晨报·学园副刊》第821号“玮德纪念专刊”。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470页。闻一多在该文中提出新诗“技术不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因此认为方玮德之明史研究、以及与其一起作诗的几位朋友如陈梦家、孙毓棠等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研究“中国本位文化”的方向,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并表示“我期待着早晚新诗定要展开一个新局面,玮德和他这几位朋友便是这局面的开拓者。”
    47 方玮德:《志摩怎样了》,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4期,1932年11月14日。
    48 方令孺:《悼玮德》,收方氏著:《信》,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12月第1版,第91页。
    49 见张以英、刘士元:《方玮德传略》,《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50 卞之琳:《〈雕虫纪历(1930-1958)〉自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51 卞之琳回忆:“我于北京大学毕业前的五月初,印了一本自己的诗集《三秋草》,在青岛大学的臧克家见了就托我在北平照样印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说闻先生已经答应写一篇序言。我和李广田(可能还有邓广铭)就为他奔走,买了纸交北京大学印刷所付印。我亲自为他仿《死水》初版设计封面,同样用黑底,只是换了《死水》的金纸书名签,改用红纸书名签。我亲自就近跑印刷所监印监钉。为了催索闻先生序文,我多次跑清华西院找闻先生。我的印象中这是我和闻先生相识的开始,也是我聆听他谈诗艺最多的时际。”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页。
    52 朱自清:《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0月版,第51页。
    53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54 唐弢:《臧克家的诗》,收《晦庵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2版,第261页。
    55 参见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译者总序》(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56 臧克家:《诗与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21页。
    57 臧克家:《诗与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58 按:《失眠》、《象粒砂》载《新月》第4卷第6期,《难民》载《新月》第4卷第7期。臧克家回忆当时发表的情形说:《新月》给的“稿费极高,八行诗给了四块大洋,当时我感到有点讶异”,因为他曾向《现代》投稿,“发表了,单栏排,字体大一号,但是声明,诗不给稿费”。而之后臧克家因对新诗形式看法“彼此意见分歧”——《现代》主编施蛰存倾向于散文化,而他拥护闻一多的格律说,就不再向其投稿。见臧克家:《诗与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59 韩侍桁:《文坛上的新人》,《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1日。
    60 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61 一些港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仍把臧克家当做新月诗人。如台湾学者陈敬之著《“新月”及其重要作家》(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就将臧克家与新月重要作家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朱湘排列在一起。在一些评论文章中,也有论者将臧克家归入新月,如李旦初《论臧克家的流归属》(载《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最新研究者意见认为:臧克家在诗歌形式上,受“新月”影响,讲求“建筑美”;在诗歌内容上,反映农村农民悲苦生活,与“中国诗歌会”主张基本一致;在诗歌表现手法上,借用了“现代”诗歌的象征手法,提高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但又与上述三有所区别,非上述三成员。参见骆兰:《从“思潮”“社团”角度论臧克家的流属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作者认为臧克家不属新月的理由大致如下:作为新月诗歌创作的总结,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未入选臧克家的作品,而臧克家与陈梦家作为“闻氏二家”,关系甚好,说明陈梦家没把臧克家当成新月诗人。臧克家本人也否认自己是新月成员,如在1934年初写的《论新诗》里他尖锐地批评了新月代表诗人徐志摩,认为徐志摩的诗过分注意“外形上的修饰”,而内容“装满了闲情——爱和风花雪月”,徐诗对新诗的影响“坏的方面多过好的”,“我对他总括起来,可以这么说:艺术上是接近的,内心上是远离的”,阐明了自己与新月的不尽相同之处。另按: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也未把臧克家列入新月,而将其列入“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一节中作为“30年代中国诗歌会之外,始终关注现实的诗人”进行论述。参见该书第356-3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2 沈从文:《谈朗诵诗》,1938年9月作,《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253页。
    63 臧克家:《诗与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21页。
    64 陈梦家、方令孺:《信》,《新月》月刊第3卷第3期。
    65 臧克家回忆说:有一次陈梦家在一首吊沪上殉国战士的诗中有一句“桃花一行行”,闻一多与他都劝陈将“桃花”改为“血花”,但陈梦家不从,认为写的虽然是“血花”,但写作“血花”没有“桃花”漂亮。臧克家认为虽然“桃花”比“血花”漂亮,可是诗的严肃和沉痛性也随之被取消了,这两个字实际上关系到对诗的整个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手法问题。见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臧克家回忆录》第27页。
    66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67 臧克家:《诗与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68 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18-319页。
    69 臧克家:《诗与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70 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18-319页。
    71 曹未风:《辜勒律己与闻一多》,载《文汇报》1947年4月10日。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
    72 徐志摩:《落叶》,《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1924年12月1日。
    73 徐志摩:《迎上前去》,《晨报副刊》,1925年10月5日。
    74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21页。
    75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23页。
    76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77 闻一多致左明,1928年2月,《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78 《朱湘书信集·寄曹葆华》,收蒲花塘、晓非编:《朱湘散文》(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79 陈梦家:《〈梦家存诗〉自序》,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3月版。
    80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81 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82 徐志摩:《诗刊放假》,《诗镌》第11期,1926年6月10日。
    83 孙大雨就曾说过,闻一多“对于一首诗的各行的音节数务欲求其整齐的这一点,没有在他以后的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有意地继续试验或坚持下去”,如《奇迹》一诗“就完全未曾讲究音节数的‘匀称’”。参见孙大雨:《诗的格律》收《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84 杜衡:《〈望舒草〉序》,作于1932年盛暑。引自施蛰存、应国靖编:《戴望舒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3年版,第227-229页。
    85 戴望舒:《诗论零札》,引自施蛰存、应国靖编:《戴望舒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3年版,第129页。
    86 见施蛰存:《〈现代〉杂忆》,收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按:当然,1936年戴望舒又之所以主动联手孙大雨、卞之琳等新月诗人,则是由于他对后期新月诗学的认同,即他们均坚守着“纯诗”立场而与当时的“国防诗歌”相对峙。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王文彬:《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26页。
    87 施蛰存:《文艺独白·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
    88 施蛰存:《〈现代〉杂忆》,收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89 施蛰存:《文艺独白·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
    90 郁达夫:《谈诗》,《现代》第6卷第1期,1934年10月1日。
    91 施蛰存:《社中座谈·又关于本刊所载的诗》,《现代》第3卷第5期,1933年9月1日。
    92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17、15页。
    93 陈梦家:《〈梦家存诗〉自序》,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3月版。
    94 石灵:《新月诗》,载《文学》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出版。
    95 陈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第3卷第72期,1926年4月24日。收入《西滢闲话》时改名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96 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1926年1月10日。
    97 十四行诗:是西方发展得非常完备的一种诗体。这种完美指的是它既标准化又有变化的弹性,既是诗歌规则与技巧练习的范型,又是一种能体现最伟大的创造性的诗体。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等都在这种诗体中驰骋过自己的才华。十四行诗以彼得拉克体(the Petrarchan)和莎士比亚体(the Shakespearean)两种基本类型包含了许多的变体。彼得拉克体是16世纪从意大利传入英国的,全诗分两部分,前面部分8行押两个韵(ABBAABBA),后面部分6行押三个或两个韵(CDECDE或CDCCDC);莎士比亚体全诗分为三个四行的诗节加一个两行的结句,韵式一般为ABAB,CDCD,EFEF,GG)。诗人在创作十四行诗时必须遵从的惯例包括使用特殊的词汇和形式手段,以及语言的一般规则。这种对创作规则心甘情愿的服从,使诗人获得了高度精确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以及一种新的、似是而非的自由:韵律给诗人增添了羽翼,它使他翱翔,飞腾,尽管未能使他脱离轨道,却使他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能力。据王光明:《诗歌形式的追求——“新月诗”新论(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98 闻一多译《自郎宁夫人的情诗》共20首,见《新月》第1卷第1、2期,1928年3月10日、4月10日出版。
    99 朱自清:《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0月版,第71页。
    100 徐志摩:《《白郎宁夫人的情诗》,《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10日。
    101 徐志摩:《〈诗刊〉序语》,《诗刊》第1期,1931年1月20日。
    102 梁宗岱:《论诗》,《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
    103 胡适:《胡适寄徐志摩论新诗》,作于1931年12月9日(志摩死去二十天),初载1931年12月14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5期,复载《诗刊》第4期,1932年7月30日。
    104 孙大雨说:“记得1931年有一个秋日,胡适在他北平的家里谈起我在当时的《诗刊》第1期上发表的三首意大利商乃诗时,笑说那是缠外国小脚。他以一十年代中、后期在《新青年》上反对写旧诗的倡导人的身份,反对新诗中有格律,那是可以理解的。”见孙大雨:《莎士比亚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2期,收《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105 参见梁实秋:《胡适之先生论诗》,收《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梁实秋回忆,他曾邀请胡适到其任教的台湾师范大学演讲,胡适讲题为“中国文学的演变”,其中谈到律诗时“他的口气加重了,他一再的咬牙切齿的斥律诗为‘下流’,使得一部分听众为之愕然”,梁实秋说“我事后曾替胡先生解释,此‘下流’非‘下流无耻’之‘下流’,乃是‘文学末技’之意”。梁实秋以此说明胡适“对诗的多年见解之牢不可破”。
    106 1931年1月28日,徐志摩致信胡适云:“《诗刊》想已见过,二期务期惠稿,诗、散均佳,要不可阙。”同年7月16日,徐志摩再次致信胡适称:“三期《诗刊》候您的大文,前辈先生,当不吝教。宗岱论平仄跨句几点,可否另条抒摅高见?”。同年7月25日,徐又有一信给胡适:“三期《诗刊》单等你允许我的文章了,千万立即写寄。老前辈总得尽尽指导。”同年8月13日,徐志摩给胡适的信中又说:“第三期《诗刊》亦正付印——又没有你的文章!”徐志摩创办《诗刊》伊始就向胡适积极约稿,胡适均不曾予以回应,直到徐志摩去世后才把寄给他的一封论诗的信先交由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1931年12月14日第205期),后由《诗刊》第4期终刊号转载。见虞坤林编:《志摩的信》,第287、294、295、297页。
    107 徐志摩:《〈诗刊〉前言》,《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
    108 徐志摩曾翻译过英国诗人、评论家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1865-1945)的十四行诗Amoris Victima两首:一为第六首,题为《译诗》,署名鹤,刊于1925年11月25日《晨报副刊》,收入《翡冷翠的一夜》时更为《“我要你”》。另一首《爱的牺牲者》,发表于1926年4月22日《晨报副刊·诗镌》,署名谷,原题为《Amoris Victima》(西班牙文),未收集。1931年7月,徐志摩本人才写了一首商籁体诗,作为生前最后一个手编诗集《猛虎集》(1931年8月新月书店出版)的《献诗》,诗行作“四四四二”排列:后以《云游》为题发表在《诗刊》第3期(1931年10月5日),诗行改成前八后六的格式,显然是因为作者觉得后一种更好。有研究者在详细分析基础上,认为这首诗“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都可以算作徐氏最好的诗之一”,“音调非常自然,节奏十分轻快”,“在严谨的十四行的格局内舒展自如”,“用了道地的中文,写了道地的十四行诗”。参见江弱水:《商籁新声:现代汉诗的十四行体》,收江氏著:《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58页。
    109 梁宗岱:《释“象征主义”》。按:该文系梁宗岱回应梁实秋批评的信,连载于《人生与文学》杂志(南开大学英文系师生合办的文学社团“人生与文学社”的刊物,其时梁宗岱任教于此)第2卷第3期(1936年11月出版)和第2卷第4期(1937年4月10日出版),转引自解志熙:《现代诗论辑考小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110 闻一多:《谈商籁体》,载《新月》月刊第3卷第5、6期合刊。
    111 参见王光明:《诗歌形式的追求——“新月诗”新论(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12 陈梦家:《梦家诗集·再版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7月再版。
    113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5页。
    114 徐志摩:《〈诗刊〉前言》,《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
    115 参见徐志摩致胡适,1928年9月20日,《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116 梁宗岱:《论诗》,《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
    117 梁实秋:《叶公超二三事》,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89页。
    118 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119 如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文学周报》载玄(茅盾)的《几个消息》中,谈到英国新办的杂志《Adelphi》时,提到艾略特为其撰稿人之一。1927年12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载佩玄(朱自清)译杰姆逊(R.D.Jameson)《纯粹的诗》,认为“写诗的人比之于他们的情绪,更应用他的智慧”,“道德与智识不是诗的目的”,诗除它自己之外“别无目的”,并提到这些纯诗主张与艾略特的激进理论反映了“同一趋势”。
    120 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21 叶公超:《爱略特的诗》,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122 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6页。
    123 赵萝蕤:《怀念叶公超老师》,收《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24 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叶崇德编:《回忆叶公超》,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125 叶公超:《论新诗》,收《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3页。
    126 叶公超:《写实小说的命运》,载《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10日。
    127 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128 参见邢光祖:《艾略特之与中国》,载痖弦、新梅主编《诗学》第二辑,台湾:巨人出版社,民国六十五年,第229页。转引自刘燕:《T.S.Eliot与中国现代诗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29 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30 黄昌勇:《现代主义与新月诗的发展》,载《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5月第7卷第1期。
    131 佩玄(朱自清)译:《纯粹的诗》(R.D.Jameson作),《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1927年12月10日。
    132 高明译:《英美新兴诗》,《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1日。
    133 周煦良译:《诗与宣传》,《新诗》第1期,1936年7月。
    134 柯可(金克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第4期,1937年1月10日。
    135 艾略特著、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载《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1日。
    136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137 本段引用均据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138 黄维樑:《五四新诗所受的英美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5期。
    139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新月》第3卷第2期。
    140 臧克家致闻一多,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页。
    141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142 Edmund Wilson:“艾略特论”,转引自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143 以上引文见孙大雨:《我与新诗》,《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315页。
    144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26页。徐志摩:《〈诗刊〉前言》,《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
    145 孙大雨:《我与新诗》,《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315页。
    146 痖弦:《未完工的纪念碑——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创世纪》第30期,1972年9月。转引自孙近仁、孙佳始著:《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93页。
    147 陈梦家、方令孺:《信》,《新月》第3卷第3期。
    148 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4月初版,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13页。
    149 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戴望舒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150 闻一多:《论<悔与回>》,《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闻一多在文中指出:“‘生殖器的暴动’一类的句子,不是表现怨毒、愤嫉时必需的句子。你可以换上一套字样,而表现力能比这增加十倍。……玮德的文字比梦家来得更明彻,是他的长处,但明彻则可,赤裸则要不得。这理由又极明显。赤裸了则无暗示之可言,而诗的文字都能丢掉暗示性呢?我并非绅士,‘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我也有顾不到体面的时候,但碰到‘梅毒’‘生殖器’一类的字句,我却不敢下手”。
    151 闻一多:《<烙印>序》,1933年7月作。收《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52 梁实秋曾这样说过:“志摩单纯信仰,据我看,不是‘爱,自由,与美’三个理想,而是‘爱,自由,与美’三个条件混和在一起的一个理想,而这一个理想的实现便是对于一个美妇人的追求。……志摩的理想实际即等于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自由的结合。和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的结合,乃是一个最平凡的希望,随便哪一个男子都有这样的想头。……但是,如果象志摩那样把这种追求与结合视为‘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那样的夸张,可就不平凡了。志摩单纯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浪漫的爱有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在西洋浪漫的文学家里,有不少这种‘浪漫的爱’的实例。雪莉、拜伦、朋士(Burns)、Novalis、乃至卢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这样的人在英文叫做nympholept,勉强译作‘狂想者’”。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92-193页。
    153 可参见徐志摩致陆小曼信多封:1931年6月14日信称:“第二是钱的问题,我是焦急得睡不着”,信中提到他靠教书译书差不多每月可得近六百元(徐志摩于是年8月受胡适之助被聘为北大研究教授,是教授中薪金最高且能保证及时领到;译书是指是年6月,徐志摩与闻一多、陈西滢、叶公超、梁实秋五人被胡适任负责人的中基会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委员会聘为委员并任译事(按:实际徐志摩后来只翻译了《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第二幕第二景,作为遗稿先发表在1932年1月10《新月》第4卷第1期,又复刊在1932年7月30日《诗刊》第4期),但仍不敷家用。徐志摩请求陆小曼能节制开销,将家用维持至每月四百元,并说“我靠薪水度日,当然梦想不到积钱,唯一希冀即是少债”。为维持上海家中巨大开销,徐志摩还试图经手两宗房地产生意,为蒋百里和孙大雨的房子做中介以赚取高额佣金,1931年版10月23、29日两封给陆小曼的信中主要即说此事,由于他的意外身亡,最终未成。参见《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126-128页。
    154 徐志摩:《<猛虎集>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版。
    155 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56 叶公超:《深夜怀友》,原载《文星》月刊第九卷第五期,1962年3月1日出版。收叶公超:《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157 梁宗岱:《论诗》,《诗刊》第1期,1931年1月20日。
    158 参见卞之琳:《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最新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解志熙:《现代诗论辑考小记·释“象征主义”与二梁之争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还有研究者指出,梁实秋此时一反早年对白话 诗的批判,如此直白地与胡适站在同一立场,替胡适主张白话诗的“明白清楚主义”辩护,并非其审美趣味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而与胡适利用自己的地位对他的提携不无关系,譬如梁实秋1934年秋离开青岛大学去北京大学做研究教授并任外文系主任,就完全是胡适的安排,因此梁实秋的辩护多少有不够真诚的成分。参见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北京出版社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09页。
    159 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160 余上沅:《最年轻的戏剧》,载《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10日。
    161 参见叶公超:《关于新月》,台湾《联合报》,1980年8月6日,收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162 徐志摩:《<诗刊>序语》,《诗刊》第1期,1931年1月20日。
    163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18页。
    164 闻一多:《<烙印>序》,作于1933年7月,收《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165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新月》月刊第3卷第2期,1930年4月10日。
    166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文艺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1月。引自《沈从文文集》(11),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7月版,第113、123页。
    167 转引自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168 穆木天:《<新诗歌>发刊词》,载《新诗歌》第1卷创刊号,1933年2月11日。
    169 转引自方仁念编:《新月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170 茅盾:《徐志摩论》,作于1932年12月25日,载《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1日。
    171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载《文艺新闻》1931年7月27日、8月3日第20期和第21期,《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172 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173 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载《现代中国诗坛》,1938年诗歌出版社出版。转引自方仁念编:《新月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4页。
    174 黄昌勇:《新月诗论》,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2 叶公超:《关于新月》,程新编:《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山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 这两句话分别出自叶公超:《志摩的风趣》,作于1931年11月20日,志摩死后一日,载1931年11月30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2期;叶公超:《新月旧拾——忆徐志摩二三事》,载1981年11月19日台湾《联合报·副刊》。本文引自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第250页。
    4 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87-189页。
    5 这是陈西滢的话。转引自胡适:《追悼志摩》,作于1931年12月3日,载《新月》第4卷第1期。
    6 陶孟和:《我们所爱的朋友》,原载1931年12月8日《晨报·学园》,收张放、陈红编:《朋友心中的徐志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09页。
    7 1931年10月14日《申报》发布消息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十四日中政会简任”。“简任”云云,未成事实。但从此,胡适与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建立了直接联系,成为他政治态度变化的一大关键。从前是站在“外边”批评当局,此后是身处幕内为当局者献纳意见。而对这种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关系,胡适不很愿意公诸于世。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8 叶公超:《关于新月》,台湾《联合报》1980年8月6日,《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9 见闻一多致饶孟侃,1934年3月1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10 见闻一多致饶孟侃,1934年3月1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11 常风:《回忆叶公超先生》,收常氏著:《逝水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1996年6月第2次印刷,第57页。按:关于《学文》筹备经过,可参见常风:《回忆叶公超先生》一文。另,胡适日记中也有记载:1934年2月13日记录了《学文》定名事宜:“午饭在欧美同学会,……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3月4日记:“叶公超与闻一多约[吃饭],谈学文月刊事”。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338页。
    12 秦贤次编:《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4月再版,第322页。
    13 叶公超:《我与<学文>》,《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页。
    14 叶公超:《我与<学文>》,《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15 惕若(茅盾):《<东流>及其他》,《文学》第3卷第4期,1934年10月1日。
    16 商金林编:《朱光潜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1版,第6页。
    17 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编后记》,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72页。
    18 叶公超:《关于新月》,《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19 沈卫威:《论胡适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第97页。
    20 谢泳:《逝去的年——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92页。
    21 转引自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收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梁实秋晚年在接受丘彦明女士访问时,也表示自己从喜谈政治到无意谈政治转变的原因:“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对于政治,我有兴趣,喜欢议论。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 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至于做官,自惭不是那种材料。要我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会急死,我会闷死,我会气死。所以我虽不能忘情政治,也只是偶然写写文章,撰些社论而已。迨抗战军兴,需要举国一致外御击侮,谁还有心情批评政事?”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0页。
    22 卞之琳在这本诗集的题记中写道:“为了私人的情谊,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诚和推进技巧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的功绩,而把我到目前为止的总集(我不认为《十年诗草》是我的诗选集)作为纪念徐志摩先生而出版吧。”卞之琳:《十年诗草》,桂林:明日出版社1942年版。
    23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400-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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