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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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在皇帝权力结构转换的视角之下,以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为具体的切入点,对于“汉魏革命”进行了深入考察。
     本论文择取了汉末魏初的四起政治事件:建安年间许都献帝朝廷所出现的“侍中尚书”;魏王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旌表包括东汉后期的“逸民”在内的“二十四贤”;延康元年汉献帝对于曹丕的“禅让”;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在册立皇后郭氏之前五天所发布的“甲午诏书”。这四起事件又分别对应着皇帝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中的四个基础层面:皇帝与中央朝廷官员之间的关系、皇帝与地方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本朝开国皇帝与前朝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与皇后/太后/外戚等家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于这四起政治事件及其所对应君臣关系的深入考察与分析,我们皆可看到曹魏的皇帝权力结构与汉代的皇帝权力结构作为两种对立的秩序构造而存在。而这种皇帝权力结构上的对立,在各自时代之纪传体王朝史的相关书写差异上也多有体现。
     汉魏间皇帝权力结构的上述转换,对应着如下历史进程:自东汉后期至于曹魏初期,秉持儒学意识形态的士人群体,以其在地方政治中所实践的“第二次君臣关系”为蓝本,在对汉代皇帝权力结构的反对与改造中,再构筑了新型的皇帝权力结构。
Proceeding from the prince-minister relationship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is dissertation researches into the comprehensive Han-Wei transition under a sight of the changing of imperial power structure.
     This dissertation captures four significant political events to develop its discussion, which happene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Han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Cao Wei dynasty:
     1. in the period of Jianan建安,the official called shizhongshangshu侍中尚书was established in Han Xiandi’s regime at Xudu许都;
     2. on the ev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Wei dynasty, Cao Pi, King of Wei commended‘Ershisixian’二十四贤(twenty-four worthies), including‘yimin’逸民(the hermits)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3. in Yankang延康1(220), Han Xiandi abdicated the imperial throne to Cao Pi, King of Wei ;
     4. in Huangchu黄初3(222), Cao Pi,Wei Wendi issued a edict, known as Jiawu-edict甲午诏书,five days before he installed Guoshi郭氏as the Empress.
     These four political events respectively corresponded to four essential aspects of the prince-minister relationship under the imperial power struct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mperor and the officials at the central;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mperor and the governed in the local;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a new dynasty and the former dynasty;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mperor and his relatives, such as empress, dowager empres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By means of the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four political events and four aspects of the prince-minister relationship, the dissertation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ao Wei’s imperial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Han’s existed as two opposed orders and constitutions. Some differences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etween Cao Wei and Han also show the opposition of the two imperial power structures.
     The transition of the imperial power structure from Han to Cao Wei corresponds with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course: based on the secondary prince-minister relationship practiced in the local politics, the Han imperial power structure was reconstructed into a new one by 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s during the late Eastern Han and the early Cao Wei.
引文
1 代表者如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于涛《三国前传 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 年;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 年。
    2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又可参考林甘泉等著《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 1929~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3 参考陈爽《近 20 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11,2001 年。
    4 参考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題》,作为《序章》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風間書房,1987 年。又可参考谷川道雄编《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 年。
    5 这种思考模式背后所隐藏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倡导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阶级分析之说;也有西欧中世纪晚期社会中王权、贵族、平民三分之分析角度的影子。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不无疑问。对此,阎步克先生有论:“两千年专制集权体制和儒生官僚体制的存在及其连续性,构成了一个巨大权重,它使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相对大为减少。”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之《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10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 侯旭东:《迈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史”——一项学术史的初步反思》,《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07 年 10 月。
    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1 年初出,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1982 年;三联书店《陈寅恪集》,2001 年。当然,这与钱穆所主张的“一种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非常不同的,见氏著《国史大纲》,1942 年初出,商务印书馆修订第 3 版,1996 年。
    8 即使是周一良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家也未免于此,《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1987 年初出,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9 王朝更替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皇帝体制的常态,与它的暴力起源是直接相关的;同时,其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又与天下观念的形成密不可分。参考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之《序説》,校倉書房,2003 年。中译本为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 年。
    10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11-4,1936 年。其后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即继承了杨氏的思路,1959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 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年。
    11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956 年初出,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1982 年;三联书店《陈寅恪集》,2001 年。
    12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均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 年。
    13 这一思路亦为胡宝国关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所继承。见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 1 期;同氏《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
    14 以下关于日本学界“六朝贵族制形成论”的论述,受惠于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14,2004 年)一文甚多,恕不一一注明,谨向安部氏致谢。
    15 川勝義雄:《シナ中世貴族政治の成立について》,1950 年初出,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岩波書店,1982 年。中译本为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6 川勝義雄:《貴族制社会の成立》,1970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
    17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国書刊行会,1976 年。中译本为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 年。
    18 東晋次:《後漢末の清流について》,1973 年初出,后改题《党錮》收入氏著《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 年。
    19 都築晶子:《後漢後半期の処士に関する一考察》,《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紀要·史学地理学篇》26,1983年。
    20 丹羽兌子:《皇甫謐と高士伝—一隠逸者の生涯—》,《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50,1970 年。
    21 神矢法子:《漢魏晋南朝における「王法」について》,《史淵》114,1977 年);同氏:《晋時代における王法と家礼》,《東洋学報》60-1?2,1978 年。具体主张参考后述“二重君臣关系”部分的研究史回顾。前引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一文也表现出了对于神矢氏研究及“王法”的相当重视。
    22 下倉渉:《後漢末における侍中?黄門侍郎の制度改革をめぐって》,《集刊東洋学》72,1994 年。
    23 下倉渉:《散騎省の成立—曹魏?西晋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歴史》86,1996 年。
    24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の一考察》,1949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之《序》对于从“西嶋旧说”到“西嶋新说”有精到介绍。
    25 守屋美都雄:《漢の高祖集団の性格について》,1952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古代の家族と国家》,東洋史研究会,1968 年;同氏:《父老》,1955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之三《上古秦汉卷》收入,黄金山译,中华书局,1993 年。
    26 増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構造と任侠的習俗》,1951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弘文堂,1960 年;岩波書店新版,1996 年。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之三《上古秦汉卷》收入,孔繁敏译。
    27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61 年。中译本为武尚清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年;中华书局新版,2004 年。
    28 尾形勇:《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岩波書店,1979 年。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之三《上古秦汉卷》收入其中一章《汉代的“家人”和君臣关系》,李开元译。
    29 顾炎武撰、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二四“上下通称”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年;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东汉尚名节”条,中华书局,1984 年。
    30 钱穆:《国史大纲》,1940 年初出,商务印书馆修订第 3 版,1996 年,217~218 页。
    31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A,1961 年;同氏:《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B,1963 年。
    32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年初出,2005 年新 1 版,“郡佐属与郡太守”条。
    33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挙前史―》第二编第一章《漢代制度一斑》,1956 年初出,中央公論社中公文庫本,1997 年。中译本为韩昇译,中华书局,2008 年。大庭脩《漢王朝の支配機構》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970 年初出,收入氏著《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 年。中译本为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4 渡辺信一郎:《『孝経』の国家論》,1987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校倉書房,1994 年;同氏:《『臣軌』小論―唐代前半期の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1993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同氏:《中国古代専制国家論》,1992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在 1996 年出版的新著《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柏書房,1996 年)中,渡辺氏通过对汉唐间元会仪礼结构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上述论点。
    35 阿部幸信:《漢代官僚機構の構造―中国古代帝国の政治的上部構造に関する試論―》,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1,2003 年。
    36 宮崎市定:《中国官制の発達》,1963 年初出,收入氏著《アジア史論考》中卷,朝日新聞社,1976 年。
    37 佐原康夫:《漢代の官衙と属吏について》,1989 年初出,收入氏著《漢代都市機構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 年。
    38 仲山茂:《漢代における長吏と属吏のあいだ―文書制度の観点から―》,《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3,2002年;同氏:《両漢功曹考》,《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27,2003 年。
    39 川勝義雄:《魏晋南朝の門生故吏》,1958 年初出,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
    40 石井仁:《南朝における随府府佐--梁の簡文帝集団を中心として》,《集刊東洋学》53,1985 年;同氏:《梁の元帝集団と荊州政権--「随府府佐」再論》,《集刊東洋学》56,1986 年。
    41 越智重明:《南朝の国家と社会》,收入《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5,1970 年,191~192 页。
    42 参考前引神矢法子《漢魏晋南朝における「王法」について》、《晋時代における王法と家礼》二文。
    43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345 页。
    44 川合安:《『宋書』沈約自序につい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47-4,1999 年。
    45 钱穆在 1940 年代出版的《国史大纲》中,即对此名之以“二重的君主观念”。见前引氏著 217~218 页。其后使用相近概念的学者也有很多。
    46 参考前引渡辺信一郎《『孝経』の国家論》、《『臣軌』小論―唐代前半期の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中国古代専制国家論》三篇论文。
    47 濱口重国:《隋の天下一統と君権の強化》,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同氏:《所謂、隋の郷官廃止に就いて》,同上著所收蹩∥闹鞅唷度毡狙д哐芯恐泄仿壑∫搿?之四《六朝隋唐卷》收入,黄正建译。
    48 对渡辺氏相关研究的简介,参考大櫛敦弘《国制史》,收入《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2001 年。又可参考王德毅《东京与京都之外——渡边信一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新史学》17-1,2006 年。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角から―》之中译本作为“附录”收入,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 年。
    49 见渡辺氏《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之《緒論―対象と課題―》3,尤其是注 8 及第 348 页注 11。
    50 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形态》,1995 年初出,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04 年;同氏:《魏晋时期官人间的丧服礼》,1995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同氏:《中国中古时期君臣关系初探》,1997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同氏:《「旧君」的经典诠释——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2002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
    51 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虽然迟至 1969 年方作为著作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 11 卷,但其内容以作者在京都大学的讲义为基础,自 1910 年代以来也陆续发表过部分内容。1992 年由平凡社作为東洋文庫之一种出版两卷本单行本。
    52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 年初出,河北教育出版社新版,2003 年。
    53 周一良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无论是 49 年前的《魏收之史学》,还是 49 年后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诸文,也基本都属于同一思路下的研究。以上诸文均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4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 年。
    55 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1999 年初出,中华书局简体字版,2006 年。
    56 见上引逯著之《导言 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57 见上引胡著之《经史之学》。
    58 参考同上著所收《〈三国志〉裴注》、《史论》等文。
    59 同上著所收。
    60 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中国-社会と文化》21,2006 年;同氏:《「状」と「先賢伝」「耆旧伝」-「郡国書」から「篋跁工兀罚本┐笱?中古史中心主办“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报告,2007 年 8 月。
    61 书评载《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14,2005 年。
    62 周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可谓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1930 年代初出,收入前引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63 安部聡一郎:《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史料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劉平?趙孝の記事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硏究》5,2000 年。
    64 安部聡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學雑誌》111-10,2002年。
    65 津田資久:《『魏志』の帝室衰亡叙述に見える陳寿の政治意識》,《東洋学報》84-4,2003 年;同氏:《曹魏至親諸王考―『魏志』陳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史朋》38,2005 年。
    66 佐川英治:《東魏北齊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洋史研究》64-1,2005 年。
    67 山下将司:《唐初における『貞観氏族志』の編纂と「八柱国家」の誕生》,《史学雑誌》111-2,2002 年。
     68 另外尚有几篇并不能归入上述研究取向的论文也值得注意,矢野主税:《列伝の性格-魏志と宋書の場合》,《長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論叢》23,1973 年;佐藤武敏:《『史記』外国列傳を読む》,《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12,2002 年;津田資久:《漢魏交替期における『皇覧』の編纂》,《東方学》108,2004 年。
    
    69 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年,503 页。
    70 《三国志》,430 页。
    71 如司马彪撰《续汉书·百官志三》:“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注引蔡质《汉仪》曰:“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剑。”见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3593 页。
    72 如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尚书掌出纳王命,敷奏万机?敝谢榫直甑惚荆?1973 年,721 页。又如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尚书省并总论尚书”条:“令及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中华书局,1988 年,588 页。
    73 班固撰《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年,739 页。又可参考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之“侍中”条,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初出,2005 年新 1 版。
    74 《三国志·杜恕传》载其“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又“在朝八年”,出为弘农太守。
    75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桓阶传》,632 页。
    76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群传》,635 页。
    77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矫传》,644 页。
    78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徐宣传》,646 页。
    79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七《宗室·安平献王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1083 页。
    80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泰传》,641 页。
    81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卢毓传》,652 页。
    82 《三国志》卷九,268~269 页。
    83 《三国志》卷九,301 页。
    84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在这里都未加点断,径作“侍中尚书”。
    85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622 页。
    86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邢颙传》,383 页。
    87 《晋书》卷一《宣帝纪》,4 页。
    88 《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略》,303 页。
    89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288 页。
    90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289 页。
    91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附何晏传》注引《魏略》,292 页。
    92 《通典》,547~548 页。
    93 见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322 页。
    94 洪饴孙的原表共列有 65 人,但是其中的耿纪是汉朝之侍中而非曹魏之侍中。并且洪表所谓的“曹魏”并不仅仅指曹魏王朝,也包括了王朝正式成立之前的所谓“魏国”阶段。见熊方等撰、刘祜仁点校《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下,中华书局,1984 年,1407~1412 页。
    95 另有卫觊、陈群、桓阶三人也是自侍中迁尚书,但发生于曹魏王朝正式成立之前的所谓“魏国”阶段。
    96 《三国志》,647~648 页。
    97 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对此现象已经有所揭示,称“曹魏时期,尚书省已发展成为独立的施政机关,尚书省官员欲常伴皇帝左右,仍要加官侍中”,惜未对“侍中尚书”的连称加以细致辨析。其称“曹魏独有侍中尚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侍中尚书等”,也不甚准确。载《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2000 年第 6 期。
    98 可参考杨鸿年《汉魏制度从考》之“侍中”条和“中朝官与外朝官”条;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四章《西汉的中朝官与尚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99 西汉的尚书是否算作中朝官尚有争议,不过其没有侍中、中常侍那样进入禁中的权力则是可以肯定的。可参考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四章《西汉的中朝官与尚书》;劳幹《汉代尚书的职任及其和内朝的关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1-1,1980 年。
    100《汉书》卷十九,739 页。王素《三省制略论》第五章第一节提到“按尚书等官加内侍并非始于西晋,汉制已然”(齐鲁书社,1986 年,126 页),或许就是依照此条史料立论的。
    101 祝总斌先生指出:“西汉尚书多不加中朝官。《汉书·孔光传》:为尚书令,因‘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这种情况极罕见。”见氏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89 页。
    102 见注 3 所引《续汉书?百官志三》之“侍中”条。
    103 《后汉书》卷五七《刘瑜传》:“及帝崩,大将军窦武欲大诛宦官,乃引瑜为侍中。又以侍中尹勋为尚书令,共同谋画。”(1857 页)在这则史料里,我认为尹勋是自侍中迁尚书令,而非以侍中领尚书令。以侍中迁尚书的例子又见《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2117 页)
    
    104 《三国志》,42 页。
    105 《三国志》,310~311 页。
    106 《后汉书》,2290 页。
    107 《三国志》,391 页。
    108 《三国志》,403 页。
    109 《三国志》,74~75 页。
    110 据《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觊传》:“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611 页)卫觊返回汉朝只是就任侍郎。但是出现在献帝“册诏魏王”里的“觊”却是“守尚书令侍中”。或者卫觊又自侍郎迁为守尚书令侍中。
    111 《后汉书》,376 页。
    112 《后汉书》,2342 页。
    113 此处“冯翊韩斌”与前后不合,疑当作“冯翊太守韩斌”。又据《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传》:“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保?91 页)
    114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115 于涛:《论汉魏禅代的军府模式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 年第 2 期;同氏著《三国前传 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 年;柳春新:《曹操霸府述论》,2002 年初出,收入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 年;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第一章《霸府政治的开启——曹操、曹丕霸府与汉魏易代》,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16 这种危险并非没有。《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下·献帝伏皇后》载:“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453 页)
    117 《三国志》,15 页。
    118 《后汉书》,453 页。
    119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5 册,1973 页。
    120 《后汉书》,453 页。
    121 关于这一点,诸多学者已经有所揭示。如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明确指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期,所荐留守大员,均兼侍中以自重。如荀彧守尚书令时,兼为侍中,居中用事,使曹操无后顾之忧。”中华书局,1993 年,40 页。又可参考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同氏《曹魏尚书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 年第 1 期;于涛《三国前传 汉末群雄天子梦》,148 页。
    122 参考《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的相关记载。实际过程当然更为复杂,于涛前引书的前三章对此有细致考辨。又可参考陈勇《董卓进京论述》,《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123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 年,35 页。
    124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载:“是岁(初平元年,190),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370 页)
    125 《后汉书》,367 页。
    126 下倉渉:《後漢末における侍中·黄門侍郎の制度改革をめぐって》,《集刊東洋学》72,1994 年。
    127 《后汉书》,3594 页。
    128 下倉渉上引文对于东汉侍中人选之标准变动的考察也说明了这一点。
    129 《后汉书》,1472 页。
    130 《后汉书》,1472 页。
    131 《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2077 页
    132 《后汉书》,2251 页。
    133 在“党锢”之前清流士人对于宦官在地方势力的残酷打压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
    134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曰:“自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门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368 页)由此材料似乎难以判断王允到底是禁止侍中、黄门侍郎“入”禁中还是“出”禁中。但《续汉书·百官志三》“黄门侍郎”条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改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中侍郎,去给事黄门之号,旋复复故。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闱,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后汉书》,3594 页)由这段材料的叙述,特别是“奏比尚书”之语,基本可以判断王允此时是不允许侍中、黄门侍郎在入值期间随便出外会客。对于以上材料的辨析,承北大历史系陈侃理学兄指正,谨此致谢。
    135 《后汉书》,376 页。
    
    136 《后汉书》,2339 页。
    137 《后汉书》,2341 页。
    138 《三国志》,420 页。
    139 《后汉书》,2058 页。
    140 关于“内朝”与“外朝”,中国方面的研究可参考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四章《西汉的中朝官与尚书》;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三章《中朝官》,1984 年初版,齐鲁书社,2007年;劳幹《汉代尚书的职任及其和内朝的关系》毡痉矫娴难芯靠刹慰紪|晋次《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 年)和米田健志《日本における漢代官僚制研究》(《中国史学》10,2000 年)中相关研究史的整理。较新的研究,可参考米田健志《前漢後期における中朝と尚書—皇帝の日砋栅?の關連から》,《東洋史研究》64-2,2005 年。
    141 特别是关于尚书是否为“内朝官”,可以说迄今尚无定论。参考上引東氏与米田氏所作研究史整理。
    142 《汉书》,2886 页。
    143 《后汉书》,2076 页。
    144 但这并不能否认东汉仍然存在内廷与外朝的基本区别。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之《中朝官与外朝官》一节称后汉朝官已无中外之分,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只是易致误解。
    145 西嶋定生:《武帝の死―『塩鉄論』の政治史的背景―》,1965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三章《中朝官》。又可参考钱大昕撰、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所附《三史拾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1434页。
    146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之《宫省制度》,13 页。
    147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之《宫省制度》、《中朝官与外朝官》;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四章《西汉的中朝官与尚书》。
    148 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49 阿部幸信:《漢代官僚機構の構造―中国古代帝国の政治的上部構造に関する試論―》(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1,2003 年)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与《东观汉记》的相关记载,指出汉代官员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印绶。这是对于汉代官制与君臣关系的深刻观察。而尽管可以举出若干例外,但基本可以确认的是,有印绶者为外朝之官,无印绶者为内廷之官。
    150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68 页。
    151 参考祝总斌先生上引书之第一章、第二章。
    152 杨鸿年在《汉魏制度丛考》之《宫省制度》中的一段议论虽略嫌随意,却是非常锐利的,值得参考:“《史记》、前后汉书叙述两汉职官时,皆先公后卿依次排列。并将其余低级官员,分别从属于诸卿之下。猛然一看,尊卑有序,秩次井然。惟究竟谁远谁近?谁在内谁在外?谁居咽喉之地?谁掌机要之权?从这些记述中,很难看得出来。(中略)如果把宫省制度以及省官、宫官与外官之间的内外关系搞清,即可帮助我们从精神和实质上去了解两汉职官的作用。即不怕地位再高,俸禄再多,只要是外官,就很有可能受制于内官。反之,不怕地位再低,俸禄再少,只要是内官,也就很有可能掣肘外官。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做中书令就尊宠任职(见《汉书迁传》)石显做中书令就丞相、御史大夫皆阿附事显(见《汉书·王尊传》)以及东汉中常侍竟然能将这个封建王朝搞垮的原因。东汉太尉杨震不明此理,在他以一外官身分,与省官中常侍及帝乳母争权失败自杀时说什么:‘吾蒙恩居上司(太尉),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复见日月?’真是太书生气了啊!”(20 页)
    153 《汉书》,3634 页。
    154 《后汉书》,1774 页。而杨秉对曰“三公之职无所不统”,也反映了东汉后期儒学士人欲突破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中内廷与外朝之二元结构的意图。
    155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也,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无员,多至数十人。”(739 页)而儒学士人进入内廷的深入程度,则两汉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差异。以“侍中”为例,《续汉书·百官志三》“侍中条”引蔡质《汉仪》曰:“又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3593 页)
    156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注引《汉官仪》曰:“〔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367 页)
    157 当然曹操此举的另一个历史前提是尚书令正逐步从三公那里剥夺着宰相之政治权力,却又还未能获得三公的政治地位。参考祝总斌先生前引书之第五章《东汉的尚书》与第六章《魏晋的三公、尚书》。
    158 事实上,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重新理解诸葛亮主政时期的蜀汉政治,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如下言辞尤其值得注意:“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见《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919页。汉末三国时期对于汉代皇帝权力结构的重构,并不仅仅发生于曹魏王朝。
    159 在这一层面上,本文不能为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关于魏晋统治阶级性质区别的结论提供支持。陈文 1956 年初出,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1980 年初版,三联书店《陈寅恪集》,2001 年,47~54 页。又可参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第一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附论吴、蜀)》,黄山书社,1987 年。
    160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组织》,(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A,1961 年。又可参考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二编第二章《郡》。
    161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组织》。
    162 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第四章《君臣之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138 页。
    163 这一区分在简牍材料中亦可得到验证。参考陈梦家《汉简所见太守、都尉二府属吏》之“一、阁下与诸曹”,收入氏著《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 年初版,2004 年作为《陈梦家著作集》之一重印。
    164 《后汉书》,3621 页。最后一句中华书局标点本原作“閤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幹主文书”,此处标点从陈梦家上引文。
    165 参考陈梦家上引文。
    166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组织》;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二编第二章《郡》。
    167 陈直:《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收入氏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前引周长山文亦以陈氏之论为是。
    168 关于汉代的“二重君臣关系”,学界论之者甚多,而以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氏所论最为体系化。可参考徐冲:《漢唐間の君臣関係と「臣某」形式に関する一試論》(《歴史研究》44,2007 年)一文对此所做的研究史整理。较新的研究,可参考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第四章《君臣之义》。
    169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三十《自纪篇》,中华书局,1990 年,1189 页。
    170 渡辺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柏書房,1996 年。
    171 参考本章第二节之“二、‘侍中尚书’与中平六年官制改革”。
    172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以“閤”为官衙之正门,当误。
    173 佐原康夫《漢代の官衙と属吏について》(1989 年初出,收入氏著《漢代都市機構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 年)结合汉墓壁画与文献材料,对于汉代官衙形制及其中长官与属吏的关系做了精彩的讨论。
    174 参考文后所附《望都一号汉墓墓室平面图》,出自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 年。
    175 佐原康夫:《漢代の官衙と属吏について》。
    176 功曹在两汉取得这一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与汉代皇帝权力在地方的渗透与地方精英的发育密切相关。参考仲山茂《両漢功曹考》,《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27,2003 年。
    177 《论衡校释》卷十六《遭虎篇》,709 页。
    178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组织》,119~120 页。
    179 此处之“贼曹”指“门下贼曹”,而非指诸曹中之“贼曹”。
    180 《后汉书》,3651 页。标点从严耕望、周长山上引文。
    181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组织》,128 页。
    182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の一考察》(1949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对于初期高祖集团中的中涓、舍人、卒、客等基本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形成了在高祖之下的家父长式家内奴隶性集团。又可参考佐原康夫《漢代の官衙と属吏について》第三章第二节《ふたつの「門下」》。
    183 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第四章《君臣之义》,138 页。
    184 佐原康夫:《漢代の官衙と属吏について》第三章第二节《ふたつの「門下」》。
    185 较新的研究,参考高村武幸《漢代地方少吏の任用と文字の知識について》,《東方学》111,2006 年。
    186 大庭脩:《漢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昇進について》,1953 年初出,收入氏著《秦漢法制史研究》,創文社,1982 年;佐藤達郎:《漢代察挙制度の位置—特に考課との関連で―》,《史林》79-6,1996 年;同氏:《功次による昇進制度の形成》,《東洋史研究》58-4,2000 年;西川利文:《漢代における長吏の任用-尹湾漢墓簡牘を手掛かりとして―》,《古代文化》53-1,2001 年。又可参考蒋非非《汉代功次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187 参考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第四章《儒学の普及と知識階層の形成》。
    188 《后汉书》,1743 页。
    189 《后汉书》卷七九,2575 页。
    190 《后汉书》卷八一,2688 页。
    191 类似的现象,可参考柳瀬喜代志《「虎渡河」「虎服罪」故事考―後漢の伝記をめぐって―》,《中国文学研究》8,1982 年。
    192 由此也可以理解东汉徵辟制与“处士”现象之所以盛行。又可参考西川利文《漢代辟召制の確立》,《鷹陵史学》15,1989 年;同氏《漢代の郡国文学》,《鷹陵史学》28,2002 年。当然官僚制的原则也仍然会在其中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参考阎步克《孝廉“同岁”与汉末选官》,1999 年初出,收入氏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 年。
    193 佐原康夫:《漢代の官衙と属吏について》第三章第二节《ふたつの「門下」》。
    
    194 《后汉书》,942 页。
    195 《后汉书》,1027~1028 页。
     196 以侍中加诸尚书之职,虽然就其具体加官对象来说突破了汉代的惯例;但是,“加侍中”的一般意义并未改变。也就是说,不论所加对象为谁,对于被加之人,这都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也是意味着荣誉和恩典的待遇。从官僚制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发生颠覆性战争的王朝更替情况下,官僚对于品位的需求必然趋向于膨胀。汉朝的尚书令已经拥有如此待遇,作为其禅让对象的魏朝,继续给予臣子相同的甚至是更好的待遇也就不难理解。而且建安时代天下的法统所在仍然是许都的汉朝廷。从这一意义上说,许都汉朝廷的制度举措,不论是否出于献帝本意,由于制度的惯性,对于承汉之魏,都可以构成“故事”一般的效力。参考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 年。
    
    197 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198 《三国志》,183~184 页。
    199 《后汉书》,2338 页。
    200 《后汉书》,367 页。
    201 《后汉书》,3594 页。
    202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载:“《汉献帝起居注》,五卷。”未注作者。
    203 叶炜:《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唐研究》13,2008 年。
    204 参考阎步克先生前引文。
    
    205 《三国志》,385 页。
    206 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500 页。
    207 《南齐书》,582 页。
    208 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年,889 页。
    209 《三国志·魏书》,506 页。
    210 下倉渉《散騎省の成立-曹魏?西晋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歴史》86,1996 年)一文引用这条材料,认为可以说明散骑侍郎乃是曹魏王朝新设的“外戚就任官”。这一解读是本文所不能赞成的。
    
    211 《晋书》,1354~1355 页。
    212 参考前引西嶋定生文。
    213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注引,367 页。
    214 这与前述东汉郡府中太守与“门下”诸官的关系是极为相似的。
    215 《晋书》,1536 页。
    216 《艺文类聚》卷十六《储官部》引温峤《侍臣箴》亦可参考:“勿谓其微,覆篑成高。勿谓其细,巨由纤毫。故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话言如丝,而万里来享。无以处极,而利在永贞。是以太子之在东宫,均士抗礼,以卑厥情。入学齐齿,言称先生。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违,夙兴晏息。师傅是瞻,正人在侧。屏彼佞谀,纳此亮直。故傅敬德义,臣思尽忠。或稽古训导,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诡辞,惧咎之蕴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遗风。鉴乎九三,天禄永终。近臣司规,敢告常从。”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原中华上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新 2 版,上册,
    295 页。
    217 《晋书》,1922 页。
    218 《三国志》,129 页。
     219 参考《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220 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十,中华书局,2003 年。永田拓治:《「状」と「先賢伝」「耆旧伝」-「郡国書」から「篋跁工兀芬晃模ū本┐笱е泄攀分行闹靼臁爸泄泄攀分腥涨嗄暄д吡?谊会”报告,2007 年 8 月)首先利用这一珍贵史料对于汉末魏初的“先贤传”与“状”的关系做了精彩讨论。参考文末附表《魏王曹丕所旌表“二十四贤”》。
    221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四库类书存目》,认为《五孝传》和《四八目》等俱为北齐阳休之编陶集时增入,非陶潜原作。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 年,第四册,758 页。但田晓菲指出认定其非陶渊明作品的证据也并不充分,见氏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之《附录一 文本的历程》,中华书局,2007 年,209 页。
    222 见文末附表《魏王曹丕所旌表“二十四贤”》。
    223 详见后文第三节的讨论。
    224 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833~834 页。
    225 详见后文第三节的讨论。
    226 班固撰《汉书》卷十三《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曰:“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年,364 页。范晔撰《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注曰:“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887 页。
    227 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三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年,982 页。
    228 馬場英雄:《後漢書逸民伝について》,《国学院中国学会報》39,1993 年。
    229 范晔《后汉书》卷四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并未有类似其卷七三《逸民传》那样的专名,但学者多认为其性质即相当于“处士传”。参考川勝義雄《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1967 年初出,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岩波書店,1982 年,26 页。
    230 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第十一章《名節と党錮》,弘文堂,1944 年;神矢法子:《後漢時代における「過礼」をめぐって-所謂「後漢末風俗」再考の試み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7,1979 年;吉川忠夫:《范曄と後漢末期》,1967 年初出,收入氏著《六朝精神史研究》,同朋社,1984 年;安部聡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學雜誌》111-10,2002 年。
    231 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撰修经过及作者事略》,收入氏著《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 年。
    232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下册,341~342 页。
    233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3295 页。
    234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235 参考徐冲《“开国群雄传”小考》,《文史》2008 年第 2 期及本论文第三章《禅让模式与魏晋南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与第四章《从“外戚传”到“皇后传”》。
    236 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年。
    237 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第四章《儒学の普及と知識階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238 《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1714 页。
    239 鈴木啟造:《後漢における就官の拒絕と棄官について—「徵召·辟召」を中心として》,收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古代史研究》第 2 輯,吉川弘文館,1965 年;福井重雅:《後漢の選舉における推舉の辭退》,1979 年初出,收入氏著《漢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創文社,1988 年。
    240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86 页。
    241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之“徵”条列举的就主要是这一类徵命。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年初出,2005年新 1 版。
    
    242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徵”条之“三、私车和官驾”。
    243 《史记》,2094 页。
    244 《后汉书》,2177 页。
    245 《后汉书》,1771~1772 页。
    246 在史料中多以“徵为某官”的形式出现。
    247 参考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徵”条之“九、徵君徵士”。
    248 《后汉书》,2723 页。
    249 从叙述看来,顺帝的问话完全是为了反衬樊英后面的“精彩”答语而设计出来的,由此皇帝本人被置于反面形象。可以推测,这样的记载应该不是来自东汉朝廷的官方记录或者国史《东观汉记》,而是采自以褒扬樊英为主题的“先贤传”或者“高士传”之类材料。关于汉晋时期的“先贤传”,参考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中国-社会と文化》21,2006年。
    250 《后汉书》卷八二,2724 页。
    251 《后汉书》卷八二,2725 页。
    252 《后汉书》卷六一,2032 页。
    253 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在汉代官制中“禄秩之附丽于职位”的现象中也是很明显的。参考阎步克《汉代禄秩之附丽于职位》,1998 年初出,收入氏著《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 年。
    254 关于汉代的“二重君臣关系”,学界论之者甚多,而以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氏所论最为体系化。可参考徐冲《漢唐間の君臣関係と「臣某」形式に関する一試論》(《歴史研究》44,2007 年)一文对此所做的研究史整理。较新的研究,可参考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第四章《君臣之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255 参考本论文第一章《关于曹魏的侍中尚书》
    256 洪适撰:《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 版,104~107 页。欧阳修《集古录》亦著录。
    
    257 洪适跋语,见《隶释·隶续》107 页。
    258 《隶释·隶续》,83 页。
    259 参考本章注 7。
    260 参考本论文第一章第二节“三、侍中尚书与东汉郡府中的‘门下’诸官”中的相关部分。
    261 参考鈴木啟造《後漢における就官の拒絕と棄官について—「徵召·辟召」を中心として―》;福井重雅《後漢の選舉における推舉の辭退》。
    262 《后汉书》,1746 页。
    263 《后汉书》卷五三《徐稺传》,1746 页。
    264 都築晶子《後漢後半期の処士に関する一考察》(《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紀要·史学地理学篇》26,1983年)也注意到了《繁阳令杨君碑》碑阴题名中的“处士功曹”,亦引徐稺之例为证,认为其可能为“在家却仍被任为功曹”之意。
    265 见《续汉书·郡国二》之“冀州”。
    266 《繁阳令杨君碑》的碑主杨君只是繁阳县令,从未有过郡太守之任。因此,碑阴题名里的“故功曹史”身份,便不是“故吏”而是“故官”。碑文说立碑之人乃是故县令之“故吏臣隶”(《隶释·隶续》,105 页)。那么,碑阴题名中的“故主簿”、“故吏”、“故门下史”、“故门下佐”和“故小史”诸人是作为杨君之“故吏”来参与立碑的,而“故功曹史”、“处士功曹”、“故民”诸人则是作为杨君之“故臣隶”来参与立碑的。
    267 《后汉书》,1101~1102 页。
    268 可参考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之“郡佐属与郡太守”条所列“称守为君”、“代君受过”、“臣急君难”、“臣为君死”、“臣治君丧”、“君过臣谏和治臣胁君”等诸例。
    269 《后汉书》,1820 页。
    270 《后汉书》,2073~2078 页。
    271 据《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及卷五六《王龚传》。
    272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六三《李固传》之“集解”引惠栋语曰:“固别传云:‘益州及司隶辟,皆不就。门徒或称从事掾。固曰,未尝受其位,不能获其号。’”见是书下册,中华书局,1984 年,727 页。这段记述或许会让人产生相反的印象。然而,李固也只是说“不能获其号”,而并未否定故吏的道德(这和廉范的做法颇为相似)。况且,从其门徒的态度看来,虽然老师未就辟命,但是就此而用“从事掾”来称呼他,倒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情。
    273 《后汉书》,1510 页。
    274 据《后汉书》卷六《孝冲帝纪》及卷六三《李固传》。
    275 《后汉书》,2159 页。
    276 《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1509 页。
    277 《后汉书》,2020 页。
    278 《后汉书》,1244 页。
    279 《后汉书》,1747 页。后注引《谢承书》曰:“稺诸公所辟虽不就,有死丧负笈赴吊。常于家豫炙鸡一只,以一两穂絮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起僴鹰外,以水渍穂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醊酒毕,留谒则去,不见丧主。”
    280 《后汉书》,1752 页。
    281 《后汉书》,2056~2057 页。
    282 参考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中华书局,1984 年,上册,102~104 页。
    283 《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1714 页。
    284 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 年,194 页。其后注 1 曰:“史树青先生云:‘胡伊’当是安定太守之名,‘建平长’连文,为樊绍职称,‘伯’字上下必脱一文。按‘伯’字下,疑脱‘建’字,本书重文往往有脱漏。”
    285 “三老赵掾之碑”1943 年 4 月发现于青海省乐都县老鸦城西 2.5 公里之白崖子,今藏青海省图书馆。参考马衡《汉三老赵掾碑跋》,收入氏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沈年润《释东汉三老赵掾碑》,《文物》1964 年第 5 期。此处采用高文《汉碑集释》释文,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年,434 页。
    286 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形态》,1995 年初出,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04 年;同氏:《魏晋时期官人间的丧服礼》,1995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同氏:《中国中古时期君臣关系初探》,1997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同氏:《「旧君」的经典诠释—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2002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
    287 《隋书》卷三三,982 页。
    288 参考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收入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 年;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
    289 参考文末附表《魏王曹丕所旌表“二十四贤”》。
    290 参考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
    291 自川勝義雄开始,日本学者对此问题有详细讨论。参考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第 I 部第 2章《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膊柯囈焕伞肚辶?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14,2004 年)及本论文《绪论》中有相关研究史的整理。
    292 参考本论文第一章第二节“二、‘侍中尚书’与中平六年官制改革”
    293 当然,也如永田拓治所言,这也意味着地方先贤、耆旧的任命权归结于王朝,各地域风俗教化的标准想着王朝之一元化转变。见前引永田氏《「状」と「先賢伝」「耆旧伝」-「郡国書」から「篋跁工兀贰?
    294 《史通通释》,342 页。
     295 参考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及前引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
    296 参考本论文第二编第三章《关于曹魏的“侍中尚书”》。
    297 《三国志·魏书》卷十一《管宁传》,360 页。
    298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1413~1414 页。
    299 参考石川忠久《隠士皇甫謐論》,《漢魏文化》7,1968 年;丹羽兌子《皇甫謐と高士伝—一隠逸者の生涯—》,《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50,1970 年。二文对于魏晋“隐士”的认识有所差别。
    300 《三国志》,366 页。
    301 姚思廉撰:《梁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年,757 页。
    302 钱大昕认为“徐”指徐庶,似非。见钱大昕撰、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十五《三国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283 页。又可参考津田資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史朋》31,1998 年。
    303 《三国志》,599 页。
    304 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
    305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 年,2768 页。
    306 参考《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
    307 《梁书》,757~758 页。
    308 参考《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又沈约《宋书》卷六二为羊弘、张敷、王魏之传,似与刘宋国史之《止足传》存在某种继承关系。
    309 《南齐书》,891 页。
    310 《隋书》,1430 页。
    312 《晋书》,2445 页。
    313 《晋书》,2458 页。
    314 《晋书》,2458~2459 页。
    315 《晋书》,2439 页。
    316 这一意义上的“除名”,参考中村圭爾《除名について》,1974 年初出,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風間書房,1986 年;同氏《晋南朝における律令と身分制》,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编《律令制》,汲古書院,1986 年;越智重明《六朝の免官、削爵、除名》,《東洋学報》74-3·4,1993 年。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 年)卷三《名例》中的相关论述亦可参考。
    317 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认为这两种“除名”是一回事,恐不确。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318 《宋书》,2277 页。
    319 《宋书》,2277 页。
    320 《宋书》,2281~2282 页。
    321 《宋书》,2286 页。
    322 《宋书》,2293~2294 页。
    323 《晋书》,2435 页。
    324 诸官官品据《通典》卷三七职官十九《宋官品》,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 年。
    325 中村圭爾:《九品官人法における起家》,1973 年初出,收入前引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同氏:《九品官制における官歴》,1975 年初出,收入前引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
    326 关于“二重君臣关系”的一元化,学界一般认为是缘于隋文帝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以废止“乡官”为中心的官制改革。参考浜口重国《隋の天下一統と君権の強化》,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 年;同氏《所謂、隋の郷官廃止に就いて》,同上著所收浜蠖赊x信一郎在这一思路上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见渡辺信一郎《『臣軌』小論―唐代前半期の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1993 年初出,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校倉書房、1994 年;同氏《中国古代専制国家論》,1992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继而又在 1996 年出版的新著《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柏書房、1996 年)中,通过对汉唐间元会仪礼结构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上述论点。本文所论现象对这一传统理解构成了挑战。较新的研究,可参考徐冲《漢唐間の君臣関係と「臣某」形式に関する一試論》。
    327 《晋书》,1409 页。
    328 《梁书》,707 页。
    329 《梁书》,747 页。
    330 《晋书》,2347 页。
    331 《梁书》,751 页。
    332 《梁书》,743 页。
    333 这一秩序在唐代更进展至徵官得荫子孙的程度。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名例》之“以理去官”条载:“赠官及视品官,与正官同。【疏】议曰:赠官者,死而加赠也。令云:‘素养丘园,徵聘不赴,子孙得以徵官为荫。’并同正官。”见上册,163 页。对于此处所谓“令云”,刘俊文加以笺释道:“按此盖《选举令》。素养丘园者,隐居之意也。此山貰冶子《刑统释文》解云:‘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浩然之气,即中和之气。后有贤士隐居丘园,有处士之清风,帝王闻之,遂下诏求之,任以官爵,其贤士不赴诏命,惟乞隐居,所赠之官爵虽不居位,亦同封爵之例,得荫子孙。(后略)’”见上册,166~167 页。
    334 据永田拓治:《「状」と「先賢伝」「耆旧伝」-「郡国書」から「篋跁工兀肺暮笏健抖南?表》作成,有部分改动。
     335 除《宋会要辑稿》外,本附录所引史料均来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由北大图书馆提供相关链接),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3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仁宗天圣八年九月丙子”条。又可参《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年,第 3 册,2283 页。
    3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仁宗景祐元年九月乙巳”条。
    3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仁宗康定元年二月庚子”条。
    3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仁宗庆历元年夏四月丙午”条。又可参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八《徐復传》。
    3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仁宗庆历五年春正月戊寅”条。
    3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仁宗皇祐三年秋七月甲寅”条。又可参《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三十八载司马光撰《魏处士闲墓志铭》。
    3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仁宗嘉祐二年六月壬子”条。又可参《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3 页。
    3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仁宗嘉祐四年十一月乙亥”条。
    3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仁宗嘉祐四年十一月乙亥”条。又可参吕陶《净德集》卷二八《冲退处士章詧行状》。
    345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六“神宗治平四年秋七月”条。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五“神宗熙宁六年
    六月癸巳”条载:“永兴军、秦凤两路察访司言,虢州卢氏县有退安处士刘易云云。”
    3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神宗熙宁三年五月辛亥”条。又《渑水燕谈录》卷七《贡举》作“冲退处士”。
    3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神宗元丰二年三月丁酉”条。
    348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载:“王筌,字子真,元丰中神宗赐号冲熙处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诗评》载:“伊川先生不做诗,唯寄王子真诗云,……。子真名筌,元丰中赐号冲熙处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四“哲宗元祐八年六月甲寅”条作“王筌,冲照处士”,疑误。
    349 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一·易论》载:“《易解》十卷,绍圣中泉州助教张弼撰。……绍圣二年章惇进其《周易解义》九卷,赐葆光处士。”李心传《丙子学易编》载:“葆光处士张舜元,名弼,莆阳人。绍圣中命为泉州州学教授。”《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作“良弼”(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3 页),疑误。
    350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王元甫有诗名”条。
    351 《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3 页)。
    352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七《历代方士》及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六九。
    353 《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二七及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下。
    354 《宋会要辑稿》礼五八《处士谥》。
    355 《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3 页)。又可参郭彖《睽车志》卷三。
    356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十《刘高尚传》。又可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士夫侥幸为仙”条及费衮《梁谿漫志》卷九“刘高尚事”条。
    357 周辉《清波杂志》卷七。
    358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一载吕稽中撰《尹侍讲墓志铭》。又可参尹焞《和靖集》卷八《年谱》。
    35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六“高宗绍兴三年六月乙酉”条。又可参《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4 页)。
    36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四“高宗绍兴五年冬十月戊午”条。又可参《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4 页);胡寅《斐然集》卷十四“陈得一赐号通微处士”条。
    361 《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4 页)。
    36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高宗绍兴十一年冬十月乙亥”条。《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政和十一年十月十日诏,虔州赣县免解进士李珙赐号养素处士。”(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4 页)政和止七年,时间恐误。
    36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九“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五月辛酉”条。《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宣和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诏,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寄资武义大夫邝询为久病,可将见任官特与换白云处士,赐名守宁,仍命词给告。”(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4 页)宣和止七年,时间恐误。
    364 《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3 页)。
    365 《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4 页)。
    366 《宋会要辑稿》第 56 册《崇儒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3 册,2284 页)。职官七七《致仕上》。
    367 牟巘《牟氏陵阳集》卷二四《朱雪崖朝奉墓志铭》。
    368 此表仅收录宋代朝廷对于在世士人所赠之“处士号”,而不包括如下两类:一、去世士人从朝廷或者友人弟子那里获得的谥号;二、不能明确是来自朝廷颁赐的处士号。
     369 郑樵《通志》卷六九作“《伤寒论》一卷”。
    
    370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五《邵雍 康节先生》。
    371 刘敞:《公是集》卷四一《处士号议》。
    372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七“高宗绍兴四年六月乙亥”条所引石公孺言及卫泾《后乐集》卷十二《奏举布衣胡大壮乞赠褒录状》(为嘉定五年(1212 年)事)。
    373 表 1 所列诸例中,颇疑有向道士赐以处士号者。如刘知常之“丹华处士”、陈得一之“通微处士”。待考。
     374《宋会要辑稿?崇儒六》,2284 页。
    375 参考本论文《绪论》。
    376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平樂寺書店,1956 年)第二章《禪譲による王朝革命の研究》对此有系列考察。之前的王莽代汉,虽然也不是出自暴力革命,但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模式,并未构成其后王朝更替的“典范”。参考阎步克《“奉天法古”的王莽“新政”》,1994 年初出,收入氏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四章《“纯任德教,用周政”——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年。近年又有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 年)出版,亦以王莽代汉为主要研究对象。此外,十六国政权的王朝更替以及北周灭北齐、隋灭陈也是出于攻伐而非“禅让”。
    377 周一良先生《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一文(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南齐书〉札记》,中华书局,1985 年)从时、地、人三个方面对东晋以后南朝之王朝更替做了具体分析。近年又有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出版,亦可参考。
    378 当然,这一过程是极为复杂的,需要经过几次“让—劝进—拒绝—再让”的反复。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年)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所引与汉魏禅让相关的各种文件对此有详细记录。又可参考上引宮川尚志对于“禅让”的研究。
    379 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一文(1987 年初出,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在考察对象上与本章及《附录二》最为接近,构成了本章最为重要的研究基础。近年又有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亦可参考。
    380 严格说来,《三国志》著于西晋,其所反映的是晋人的观念。但是不能忽略《三国志·魏书》与作为曹魏王朝之国史王沈《魏书》之间的继承关系。虽然王沈《魏书》今已不存,但从裴注引用的片段看来,其亦以《武帝纪》为本纪之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对于曹操由“太祖”改称“公”这一细节上,《三国志·魏书》与裴注引用的王沈《魏书》保持了一致。
    381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
    382 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
    383 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
    384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卷十二《古今正史》对此有系统叙述,可参考。
    385 如国史中称呼本朝皇帝的“上”、“今上”等,在作为前代史再书写时就当改为“太祖”、“武帝”之类。如果在前代史中居然出现了“今上”之类措词,恰可证明是承自国史而疏于更改的。赵翼就曾经据此来推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 年,上册,345 页。
    386 通过清代以来学者的辑佚工作,我们可以了解到一部分“国史”——如《东观汉记》、王隐《晋书》等——的大致面貌。但是不必说已经佚失的部分,就是通过辑佚而重现的部分,其与原始文本的差异,也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在后文的讨论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一点。
    387 见《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中的相关叙述。较新的研究,参考満田刚《王沈『魏书』研究》,《创価大学大学院纪要》20,1999 年。
    388 《史通通释》下册,349 页。
    389 徐坚撰:《初学记》,中华书局,2004 年。
    390 原作“不可如传”,当衍“不”字。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 年)作“不可不如传”。
    391 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一文已经指出,陆机对西晋“三祖”采用了一种名“纪”实“传”的微妙处理。1996 年初出,收入氏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 年,249 页。
    392 《史通通释》卷二《本纪》载刘知几言:“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见上册,38 页。“不编年”指的是书写方式,并不等于说其中没有纪年。这恰可作为陆机所撰“三祖”《纪》以曹魏年号纪年的旁证。
    393 《晋书》,1173~1174 页。
    394 前引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一文将所谓的“立《晋书》限断”理解为“晋朝历史的断限”或者“一个王朝的开端”,不能不说是过于简单化了(427 页)。以致于出现了这样的误解:“孙盛《晋阳秋》,王隐、虞预、臧荣绪诸家《晋书》,干宝《晋纪》都从司马懿叙起,均见汤球辑本。唐修《晋书》中司马懿父子三人都立本纪。看来贾谧意见未被以后史家所采用,实际仍是把断限向前延伸了。”(428 页)这一误解亦为前引阎步克先生《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一文所继承(250 页)。
    395 参考本章附录二《南朝后期本纪“起元”的前移与“开国群雄传”的缺失》。
    396 上引周一良、阎步克二先生文认为,西晋将国史断限向前延伸的意见,意在“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这与本文的分析视角是相当不同的。
    397 虞世南撰:《北堂书钞》(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 年)卷五八《设官部十》引干宝《晋纪》曰:“束晰为秘书监贾谧请为著作左郎,难陆机《晋书》限断。”据此,似乎束皙、贾谧与陆机在某些方面仍有分歧。或许在于其不同意陆机以“不编年”的“传体”来书写“三祖”本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之五《晋初及北朝修史断限之争论》先据陆机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推测其“恐必从贾谧之议,以司马炎泰始起元”(25 页);其后又据北齐李德林的意见,认为“陆机既撰《三祖本纪》,以受命为主,则必取正始、嘉平之议”(27 页)。未知其见解孰是。
    398 《史通通释》上册,96 页。
    399 刘知几对于《董卓传》的意见,颇得后世一些学者赞同。如杭世骏《三国志旁证》即云:“董卓之死在献帝初平三年,操未秉政,三国未分。谢承、华峤、司马彪、袁山松之徒撰《后汉书》,皆为立传。陈寿乃阑入《魏志》,何也?”(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 年,186 页)。显然也对《三国志·魏书》的处理不甚赞同。浦起龙更明确支持刘知几的意见:“按《魏志》(董卓)本传居臣传之首,所叙事实,无一语与魏武相及。直至傕、汜、暹、承附传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许’之文,是《卓传》于魏未有处也,宜《史通》訾之。”(《史通通释》上册,98 页)
    400 《史通通释》上册,92 页。
    401 据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其中立传之东汉末群雄至少包括袁绍、吕布等。而在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中立传的东汉末群雄包括董卓、刘虞、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刘焉、袁术、吕布等。
    402 本文所言之“某某传”,均以标明传主姓名为目的,并非原书传目之原样引用。
    403 虽然也有如张鲁、张杨者后来投降了曹操。
    404 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董卓、袁绍、袁术、刘表诸人皆非魏臣,而《魏志》特为列传者,盖董卓首乱者也。卓擅乱时,操尚未秉政,三国未分,似卓全无关于魏。不知因卓之乱而操始擅朝政。魏与吴、蜀分鼎,汉遂以亡。纪卓所以纪乱源也。至绍、术、表,则皆操交兵拓地之所,魏之强由此。故亦传于魏臣之前。”(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186 页)
    405 见《史通·古今正史》中的相关叙述。较新的研究,参考前引満田刚《王沈『魏书』研究》。
    406 见《史通·古今正史》中的相关叙述。参考陈博《韦昭〈吴书〉考》,《文献》1996 年第 3 期。较新的研究,参考満田剛《韋昭『呉書』について》,《創価大学人文論集》16,2004 年。
    407 満田剛《『三国志』魏書の典據について(巻一~巻十)》(《創価大学人文論集》14,2002 年)对《三国志·魏书》卷一~十与王沈《魏书》之间的继承关系进行了具体考察,可以参考。
    408 《三国志》,872~873 页。
    409 《三国志》,1095 页。
    410 裴松之注称引“《魏书》”者,应指王沈《魏书》;引《三国志·魏书》的场合,则径称“《魏志》”云云。
    411 不同于王沈《魏书》之“国史”性质,鱼豢《魏略》为私撰纪传体史书。但其逸文中亦有载东汉末群雄与蜀、吴君臣事迹者(见文后附表)。可以推测,《魏略》亦为其立传。津田資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史朋》31,1998 年)根据《东观汉记》的做法,推测《魏略》亦将蜀、吴君臣之传置于篇末为“载记”,并没有史料上的依据。《魏略》更为可能的做法,是将蜀、吴君臣也作为“开国群雄传”之一部分列入本纪与诸臣传之间。
    412 参考前引陈博《韦昭〈吴书〉考》。但是,陈文认为韦昭《吴书》为陶谦立传“与当时盛行的以本地名门豪族相标榜的社会习尚有关”,又认为韦昭《吴书》未为袁术、刘表立传,恐不确。
    413 前引満田剛《韋昭『呉書』について》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其反映出孙吴政权是以承接后汉、统一天下为国是的。
    414 《三国志》,172 页。
    415 《三国志》,240 页。
    416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韦曜(昭)《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11 页)称曹操为“太祖”,显系魏晋人所改。但是尚无法判断这段逸文是来自韦昭《吴书》中的《曹操传》还是《陶谦传》。
    417 小林春樹:《三国時代の正統理論について》,《東洋研究》139,2001 年。
    418 《史通通释》上册,92 页。
    419 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年。
    420 不过《汉书》卷三六《季布、栾布、田叔传》的位置有些特别。这可能是缘于传主的特殊身份,即作为原秦末群雄之臣而著名于汉者。
    421 参考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年)第三章、第四章;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一章第三节《郡国并行及其意义》。
    422 吴树平:《<东观汉记>中的本纪、表、列传、载记和序》,收入氏著《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
    423 《后汉书》,1334 页。
    424 《史通通释》下册,341 页。又《史通通释》卷四《题目》亦云:“惟《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见上册,92 页。
    425 四库馆臣辑本《东观汉记》卷二三《载记·刘玄》之按语。
    426 四库馆臣辑本《东观汉记》卷八《列传三》之按语:“案:本书列传,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时代先后编之,畧依官秩崇卑为次,而隠逸、方技殿焉。”
    427 吴树平:《<东观汉记>中的本纪、表、列传、载记和序》,氏著《秦汉文献研究》,163 页。
    428“圣公”指更始帝刘玄,“文叔”指光武帝刘秀。《史通通释·编次》原文为:“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窋。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刋革者也。”见上册,102~103 页。
    429 吴树平:《<东观汉记>中的本纪、表、列传、载记和序》,163 页。
    430 不同之处在于,“宗王传”被置于此“群雄传”之前。但是吴氏的这一处理未必得当。可以看到,《汉书》、《三国志·魏书》以及范晔《后汉书》中的“宗王传”均位于“群雄传”之后。“宗王传”被置于“群雄传”前是从欧阳修《新唐书》才开始出现的新结构。
    
    431 《史通通释》上册,92 页。
    432 本文所言之“诸家《后汉书》”,指各纪传体《后汉书》。编年体如袁宏《后汉纪》之类不在其列。
    433 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434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760 页。
    435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原中华上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新 2 版,上册,199 页。蔡邕《独断》(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年)卷上所载与此大致相同。
    436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 年,上册,49 页。
    437 《汉书》,4194 页。
    438 东汉后期的经学家何休在注《春秋公羊传》卷二八哀十四年记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时云:“夫子知其将有六国争强,从横相灭之败,秦、项驱除,积骨流血之虐,然后刘氏乃帝,深闵民之离害甚久,故豫泣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年,2353 页)其将前代王朝之“秦”与项羽一并视为汉之“驱除”。但此处项羽之身份恐非“末世群雄”,而是于秦之后曾经宰制天下的“霸王”,应该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前代王朝”。
    439 《汉书》,52 页。
    440 《后汉书》,20 页。
    441 《后汉书》,22 页。
    442 参考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六章《文吏政治与秦帝国的兴亡》与第九章《“奉天法古”的王莽“新政”》;
    443 《三国志》,1281 页。
    444 《晋书》,1346 页。
    446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曰:“(鲍)信知卓必为乱,劝袁绍袭卓,绍畏卓不敢发。语在绍传。”(384 页)亦可说明王沈《魏书》中有《袁绍传》。
    447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 年。
    448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影印,1982 年。
     449 参考本论文第二编第一章《“禅让”模式与魏晋南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以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为中心》。
    450 参考本论文第二编第一章《“禅让”模式与魏晋南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以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为中心》。
    451 《宋书》,2467 页。又可参考《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中的相关叙述。
    452 《宋书》,2308 页。
    453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八《国史部》引徐爰上表文作“近代之令,远史鸿规”。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 年,6633 页。
    454《宋书》,2308~2309 页。
    455 关于“开国群雄传”这一概念,参考本论文第二编第一章《“禅让”模式与魏晋南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以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为中心》。
    456 《宋书》原文作“登舟变号”,殊不可解。据《册府元龟》卷五五八《国史部》载徐爰上表文改。
    457 《宋书》,2308~2309 页。
    461 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891 页。
    462 应该是“齐元年”之类,而非“高祖(武帝)元年”,因为建元二年(480)仍当萧道成世,不可能使用“高祖”或者“武帝”之称。
    463 前引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一文认为:“据《南齐书·檀超传》,修齐史‘以建元(齐高帝纪元)为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这就是说,修齐朝国史的断限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432 页)并认为其亦为梁代所继承。结合本论文第二编第一章及本章所论,周先生此说应该说是不能成立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除了将本适用于《天文志》的“以建元为始”之语不恰当的与适用于《本纪》的“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联系在一起以外,主要还是缘于周先生此文并未准确揭示国史书写中的“断限”之所指。
    464 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563 页。
    465 参考李延寿撰《北史》卷五六《魏收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
    466 《北齐书》,563 页。
    467 《太平御览》卷六○三《文部十九》引《三国典略》曰:“齐主洋以魏收卒,命休之裁正《魏书》。休之以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余字。”这段记载也颇可反映阳休之的人品学识。
    468 《北史》,2505 页。
    
    469 《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年,1195 页。
    470 但也不排除这是《隋书》有意剪裁以抬高、美化李德林的结果。
    471 《隋书》,1195 页。
    472 《隋书》,1196 页。
    473 《隋书》,1196~1197 页。
    474 参考《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以及《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中的相关记载。
    475 参考本论文第二编第一章《“禅让”模式与魏晋南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以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为中心》。
    476 在《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北史》中,都可以找到若干应用于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的“驱除”用例。此处从略。
    477 北魏纪传体王朝史与“开国群雄传”的关系较为复杂,因为其关涉到北魏国统的转换、与十六国历史的关系、魏收《魏书》与北魏国史书写的关系等等,拟另文详论。可参考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佐川英治《東魏北齊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洋史研究》64-1,2005 年。
    478 何德章:《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2001 年。
    
    479 《周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 年。
    480 《梁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年。
    481 《陈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
    482 《宋书》,2467~2468 页。
    483 参考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沈约宋书”条,上海书店,2005 年;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九“120 宋书多徐爰旧本”条。
    484 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沈约的这一做法与其《宋书》“始自义熙肇号”的断限问题相关(56~58 页),是很敏锐的。但还不够全面。
    485 钱大昕撰、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二四《宋书二》:“案:徐爰《宋书》今已失传,据此表,知列传托始桓玄,兼及谯纵、卢循、司马休之、鲁轨、吴隐之、谢混、郗僧施、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诸人,盖沿陈寿、范蔚宗之例,而沈约非之。自后南北八史列传,只述开国功臣,胥用沈法。至新、旧《唐书》乃复遵两汉之例,以李密、王世充等列于功臣传之前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上册,421 页。堪称卓识。
    486 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年;欧阳修撰:《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年。
    487 《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六,上册,345 页。谢保成《〈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对于赵氏此说有所辩证增补,载《唐研究》1,1995 年。
    488 《史通通释》下册,373 页。
    489 李南晖:《<史通·古今正史>唐史笺证》,《文献》2000 年第 3 期;同氏:《唐纪传体国史修撰考略》,《文献》2003 年第 3 期。
    490 《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下册,373 页。
    491 《史通通释》下册,590 页。
    492 《史通通释》上册,92 页。
    493 可参看《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中的相关部分。
    494 还可以找到其它的间接证据。如《旧唐书?李密传》篇末“史臣曰”部分载:“李密因民不忍,首为乱阶,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绐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
    495 郭后的册立,当然也伴随着具体的政治斗争,涉及文帝正妻甄后的被废,以及后来甄后子明帝的即位与郭后的暴崩。见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年)卷五《魏书·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与同书同卷《文德郭皇后》中的相关记载。
    496 《三国志》卷一,80 页。
    497 《三国志》,80 页。
    498 下倉渉:《散騎省の成立-曹魏?西晋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歴史》86,1996 年。
    499 汉魏禅代之际曹丕之正妻为甄后,但其并未被册立为皇后,而只是在暴崩之后获赠皇后玺绶。参考《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中的相关记载。
    500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上册,92 页。
    501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
    502 《史通通释》上册,94~95 页。
    503 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年。只有《元后传》被置于《外戚传》与《王莽传》之间单独成卷。这当然是因为王莽篡汉的特殊原因所致。
    504 参考《史通通释》所载《刘氏原序》及《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505 参考徐冲《“开国群雄传”小考》(《文史》2008 年第 2 期)及本论文第三章《“禅让”模式与魏晋南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以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为中心》及附录二《南朝后期本纪“起元”的前移与“开国群雄传”的缺失》。
    506 关于汉唐间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情况,可参考《史通·古今正史》与《隋书·经籍志》中的相关论述。
    507 北朝诸史(《周书》为例外)及唐修《晋书》对于“皇后”的书写与魏晋南朝诸史同;而又以汉代书写“皇后”之“外戚传”来书写真正的“外戚”,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508 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
    509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
    510 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
    511 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
    512 姚思廉撰:《梁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年。
    513 姚思廉撰:《陈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
    514 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
    515 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
    516 令狐德棻撰:《周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 年。
    517 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年。
    520 刘知几批评《史记》“编皇后而曰外戚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史记?外戚世家》的这一书写特点。
    521 《梁书》卷四十《刘之遴传》:“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曰:(前略)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后略)。”(573 页)似乎这一编排方式乃后人所为。但是南朝后期所出“古本”多有伪作,未可引以为据。对于此条材料的理解,承北大历史系陈侃理学兄提示,特此致谢。
    522 参考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弘文堂,1944 年)第十一章《名節と党錮》;神矢法子《後漢時代における「過礼」をめぐって―所謂「後漢末風俗」再考の試み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7,1979年;安部聡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學雜誌》111-10,2002年。
    523 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流传》,收入氏著《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 年。
    524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525 《东观汉记校注》,190 页。四库馆臣辑本《东观汉记》在记述诸皇后事迹的“卷六列传一”之下亦题曰“外戚”。
    526 《史通通释》下册,341~342 页。
    527 虞世南撰:《北堂书钞》,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 年。
    528 《晋书》,1264 页。
    530 《汉书》,678 页。
    531 《史记》,2077 页。
    532 《史记》,3174 页。
    533 参考下倉渉《漢代の母と子》8~9 页所述及注 19,载《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8,2001 年。下倉氏在注 19 中并指出,东汉时期也可以找到皇后之兄弟拥有列侯之位的事例,不过那都是被追赠的父亲之侯位为其子所袭爵的情形。
    534 以前引下倉氏文所载表 2 为基础,参考《汉书》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卷九八《外戚传》制成。所载基本为西汉皇后族员中始封侯者。嗣侯者仅举王凤一人为例,又窦彭祖、王莽、丁满因其父早死而得以封侯亦可视为“嗣侯”之变种。
    535 《后汉书》,397 页。
    536 参考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汉纪卷四七~五四中关于外戚的叙述,中华书局,1956 年。
    537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中华书局,1984 年。
    538 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修订本)166~168 页所述东汉王朝“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 月第 2 版。日本学界对于汉代外戚的较新讨论,除前引下倉氏《漢代の母と子》一文外,还可参考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 年)与渡辺義浩《後漢国家の支配と儒教》(雄山閣,1995 年)两部著作中的相关章节。
    539 《史记》,411 页。
    540 《史记》,1974 页。
    541 参考前引下倉氏文对西汉前期诸外戚的详细考察。但与本文的分析有所差别。
    
    542 《汉书》,3933 页。
    543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619 页。
    544 《后汉书》,411 页。
    545 《后汉书》,1817 页。
    546 《后汉书》,1012~1013 页。
    547 参考前引下倉氏《漢代の母と子》。
    548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59 年,中华书局,1987 年。
    549 牟氏将汉代帝室对于母族之重视归之于保有母系时代之遗风。然而人类社会普遍经历了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的经典论述,随着 20 世纪后半叶人类学工作的进展,似不当继续作为我们论述历史问题的前提。参考王家范《母权论质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5,2001 年。
    550 山田勝芳:《中国古代の『家』と均分相続》,《東北アジア研究》2,1998 年;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2004 年初出,收入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乡里》,商务印书馆,2005 年。山田氏文将睡虎地秦简时代的亲族观念定义为“母之原理”,并指出其在汉代仍然有强烈残存,直到魏晋时期其在亲族观念中的优位才为“父之原理”所取代。这一论述可与侯文互相补充。
    551 前引牟润孙、下倉渉与侯旭东诸文对这些现象都做了详略不等的讨论,可以互相补充。
    552 参考前引下倉氏文。
    553 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1998 年初出,收入氏著《拓拔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同氏:《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1997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同氏:《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1997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554 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555 这种比附背后,隐藏着陷入普遍和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危险。即将汉代历史视为中国甚至人类历史的某种早期阶段,后世的北族历史不过是这种历史发展的重演而已。本研究与这样的历史观念保持距离。
    556 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山田勝芳:《中国古代の『家』と均分相続》。
    557 《后汉书》卷四三《乐恢传》,1478 页。
    558 《后汉书》,1266~1267 页。
    559 虽然不单是对于外戚权力的批判,安帝时陈忠的上疏无疑也表达了其对于自足、强大的理想皇帝权力的期待:“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干刚之位,职事巨细,皆任贤能,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泄漏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群异不能为害。”(《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附陈忠传》,1563 页)
    560 《后汉书》,1602 页。
    561 《后汉书》,2166 页。
    562 如陈蕃与窦武、袁绍与何进之例。
    563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法诫篇》,1658~1659 页。
    564 参考本论文第二章《王朝与隐逸》。
    565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80 页。
    566 下倉渉:《散騎省の成立-曹魏?西晋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
    567 《三国志·魏书》卷五《后妃传·武宣卞皇后传》,158 页。
    568 《后汉书》,1012~1013 页。
    569 《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2075 页。
    570 安作璋、熊铁基在《秦汉官制史稿》关于“侍中”的部分中指出:“粗略地从《后汉书》的记载中统计一下,东汉之为侍中者,主要是两类:一类,既是功臣之后也是外戚,(后略)一类,即所谓师儒重臣,(后略)”1984 年初版,齐鲁书社,2007 年,291~292 页。又可参考下倉渉《後漢末における侍中·黄門侍郎の制度改革をめぐって》,《集刊東洋学》72,1994 年,40~62 页。
    571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 年,203 页。
    572 关于这一点,前引下倉渉《後漢末における侍中·黄門侍郎の制度改革をめぐって》一文对于东汉外戚选任标准转换的考察亦可说明。
    573 《三国志·魏书》,506 页。
    574 下倉渉《散騎省の成立-曹魏?西晋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一文亦引用了这条材料,认为可以说明散骑侍郎乃是曹魏王朝新设的“外戚就任官”。这一解读是本文所不能赞成的。
     575 参考本论文第一章《关于曹魏的“侍中尚书”》以及徐冲《关于曹魏的侍中尚书》,《国学研究》16,2005年。前引下倉渉《後漢末における侍中?黄門侍郎の制度改革をめぐって》、《散騎省の成立--曹魏?西晋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亦可参考。但下倉氏认为曹魏后期到两晋,外戚政治又经历了某种“复权”,并将其与“贵族政治”相联系。这与笔者的看法相异。
    576 应该指出,黄初年间对于外戚权力所采取的限制性举措,在后来又出现了某些反复。如前引文帝不追封卞太后父母并下禁令“永为后式”,但是“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谥太后祖父广曰开阳恭侯,父远曰敬侯,祖母周封阳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赠印绶”(《三国志》卷五《魏书·武宣卞皇后传》,158 页)又如甘露五年(260)五月辛卯,群公奏郭太后曰:“陛下圣德光隆,宁济六合,而犹称‘令’,与藩国同。请自今殿下令书,皆称‘诏制’,如先代故事。”(《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146 页)但是,其中如后者乃是出于魏晋易代的政治需要,汉代式的外戚权力从未因此而得以恢复。况且,这些反复也正可以从反面说明汉魏易代之际对于“外戚”所采取否定行为之“矫枉过正”的“革命”性质。
    577 《三国志》卷五,155 页。
    578 皇后的这一角色在汉代当然也是存在的,保科季子《天子の好逑--漢代の儒教的皇后論》论之甚详,载《東洋史研究》61-2,2002 年。但是在汉代皇帝权力的整体结构之中,这一角色较之“太后”仍为次要。
    579 关于两晋南朝的外戚,论者颇多。可参考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1998 年初出,收入氏著《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 年;同氏《八王の乱と東晋の外戚》,1976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同氏《東晋の母后臨朝と謝安政権》,1991 年初出,同上著所收。
    580 《晋书》,1916 页。
    581 参考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之《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582 姚思廉《梁书》、《陈书》虽然完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却是继承了南朝的书写传统的。其父姚察在陈代即参与梁史之编纂。但是据《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大业年间许善心接续其父许亨遗编所撰成的“梁史”中,包括《后妃》一卷,《外戚传》一卷。这与魏晋南朝以来的书写传统不合,或许是其入隋后受到北朝书写传统影响的结果。
    583 《晋书》,1264 页。亦见《史通·古今正史》。
    584 华峤《汉后书》与范晔《后汉书》都采取了“皇后纪”的书写方式。而如表 1 所示,在南朝诸史之中,“皇后纪”已然改变为了“皇后传”。这一转变在北朝的纪传体王朝史书写中也可以确认。《史通通释》卷四《序例》对此提供了更为细节的线索:“又《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变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上册,89 页。其中“《晋》、《齐》”二史分别指唐修《晋书》与李百药撰《北齐书》。
    585 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586 参考本论文第二章《王朝与隐逸》与第三章《“禅让”模式与魏晋南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以及本章对于汉代纪传体王朝史中“外戚传”的考察。
    587 《史记》,1967 页。
    588 魏了翁撰、方回续《古今考》卷二六《附论史记外戚世家》亦云:“东汉书范晔作‘皇后纪’,世人讥之。盖范晔又本于王隐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87 页。但方氏据《文选》注认为此处指王隐所著《汉书》。
    589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 年。672 页。
    590 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认为此段文字出自王隐《晋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
    591 《周书》则只有《皇后传》而没有《外戚传》。是否因为杨坚以外戚身份篡周呢?待考。
    592 这一书写方式很可能为魏收撰《魏书》所创制 。《北齐书》卷四八《外戚传》篇首《序》明言:“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尔。”(665 页。唐长孺所作校勘记云:“按此卷前有序,后无论赞。序很简短,不像《北齐书》本文原貌。钱氏《考异》卷三一认为经后人删节,或《北齐书》此卷已亡,后人以《高氏小史》补。”)这里的“前代史官”,应该就是指魏收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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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树平:《<东观汉记>的书名》,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材料来源》,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东观汉记>中的本纪、表、列传、载记和序》,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蔡邕撰修的<东观汉记>十志》,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流传》,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窜入<东观汉记>的伪文》,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姚之骃辑本<东观汉记>》,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四库馆臣辑本<东观汉记>》,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四库馆臣辑本<东观汉记>与<北堂书钞>》,同上著所收。
    吴树平:《<东观汉记>的缺陷和诸家后汉书》,同上著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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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步克:《孝廉“同岁”与汉末选官》,1999 年初出,收入氏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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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田拓治:《「状」と「先賢伝」「耆旧伝」-「郡国書」から「篋跁工兀罚本┐笱е?古史中心主办“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报告,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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