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上下级信任互动研究
摘要
在当今社会,信任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跨文化合作中,信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率,促进跨文化合作。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德国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本土员工之间的跨文化合作日益频繁,而信任对于跨文化合作来说起到决定性作用。加之,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本土员工之间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上下级关系,因此二者之间的信任呈现出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特点。鉴于此,本论文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当做研究主题,具有现实意义。
在这一宗旨下,本论文致力于从跨文化交流视角来研究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其研究目标是通过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来探讨跨文化信任的动态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定位为实证研究,选择质性研究方法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同时,本论文的研究程序建立在信任主体之间的三大形象互动(自我形象、他者形象以及间接形象)基础之上,即通过形象互动来研究信任互动,因为形象体现了信任主体的主观现实世界,而这个主观现实世界指引着信任主体的信任行为。
除了导论(第一章)和结束语(第七章)之外,本论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理论基础(第二章)、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第三章)、研究结果呈现(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研究结果讨论(第六章)。
理论基础主要从文化对比和跨文化互动两个层面展开。在文化对比层面,本论文对比分析了中德信任文化、中德上下级信任文化的异同；在跨文化互动层面,首先对跨文化人际信任与跨文化交流的同质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其次在奥斯特洛和韦伯尔(Osterloh&Weibel)发展的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维塔尔(Vittar)对跨文化人际信任的研究结果这两大理论基础上,归纳出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互动模型。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部分,首先介绍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内容,同时阐明了选择质性研究方法的原因。其次介绍了整个研究过程：首先对14名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以及14名中方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从中获取了一手的研究数据。在采访中,受访者记忆中的那些与信任相关的现实世界被唤醒,因此通过采访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对于信任互动来说是有价值的。其次在扎根理论的指导下,对转写好的数据进行了编码和提取。同时,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9.0软件对整个数据编码和提取过程进行了技术性的支持。
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分别从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信任互动都表现为七个层面的互动内容：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以及文化。其中,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属于业务层面的内容,而性格、人品以及帮助与被帮助涉及个人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七个互动层面又可以总结为三大互动层面：即业务、个人和文化层面。在积极互动中,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对能力的认可、坦诚、积极意义上的直接、直率、可靠、跨文化中间人等等；而对信任的消极互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对能力的怀疑、不坦诚、过于直接的批评、死板、不自信、不可靠、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等等。
本论文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基于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对研究结果的三大信任互动层面进行了评价,它们反映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特殊性：业务层面(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体现了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个人层面(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说明了,非业务因素也可以促进工作领域的信任发展；而文化层面的互动展示了中德信任互动中的跨文化性。第二,在交流四层面都可以找到与信任互动相关的因素,从中可以推断出,不仅是言语层面的交流,非言语、附着言语以及超言语层面的交流也可以影响跨文化信任的互动。第三,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进行了评价,这种不对称性只可能发生在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的信任互动中,它主要由权力不对称和文化不对称两部分组成。权力不对称体现在工作能力和帮助与被帮助两个层面中。工作能力层面的信任互动由单方面的能力认可来推动：下属的能力必须由上级来评判,同时必须得到上级的认可。同时,帮助与被帮助层面的信任互动主要体现了处于强势地位的德方领导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方下属的单方面帮助。在文化互动中,中方员工对德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远远高于德方上级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此外,德方上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相比之下,中国员工却一直受到文化自卑心理的影响。第四,从所有影响信任互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中可以概括出决定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决定信任积极互动的主要原因有：双方的跨文化中间人角色和坦诚、德方对中方能力的认可和帮助、中方的勤奋与包容,其中跨文化中间人是积极互动的首要原因；而影响信任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德双方的面子互动、德方过于直白的情绪宣泄、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及中方的信心缺失和被动,其中中德上下级面子互动中的偏差是导致信任消极互动的首要原因。
诚然,工作能力是信任互动的第一层面,能力认可是启动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导火索,但是其他六个层面的互动也会对信任互动起到关键性作用。此外,七大层面的互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文化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的互动,许多其他层面的互动因素也受到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研究主题(跨文化上下级的信任互动)、研究程序(通过形象互动来探究信任互动)还是研究结果(如七个互动层面、交流四层面在信任互动中的作用、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以及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有的研究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论文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这一宗旨下,本论文致力于从跨文化交流视角来研究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其研究目标是通过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来探讨跨文化信任的动态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定位为实证研究,选择质性研究方法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同时,本论文的研究程序建立在信任主体之间的三大形象互动(自我形象、他者形象以及间接形象)基础之上,即通过形象互动来研究信任互动,因为形象体现了信任主体的主观现实世界,而这个主观现实世界指引着信任主体的信任行为。
除了导论(第一章)和结束语(第七章)之外,本论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理论基础(第二章)、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第三章)、研究结果呈现(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研究结果讨论(第六章)。
理论基础主要从文化对比和跨文化互动两个层面展开。在文化对比层面,本论文对比分析了中德信任文化、中德上下级信任文化的异同；在跨文化互动层面,首先对跨文化人际信任与跨文化交流的同质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其次在奥斯特洛和韦伯尔(Osterloh&Weibel)发展的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维塔尔(Vittar)对跨文化人际信任的研究结果这两大理论基础上,归纳出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互动模型。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部分,首先介绍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内容,同时阐明了选择质性研究方法的原因。其次介绍了整个研究过程：首先对14名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以及14名中方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从中获取了一手的研究数据。在采访中,受访者记忆中的那些与信任相关的现实世界被唤醒,因此通过采访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对于信任互动来说是有价值的。其次在扎根理论的指导下,对转写好的数据进行了编码和提取。同时,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9.0软件对整个数据编码和提取过程进行了技术性的支持。
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分别从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信任互动都表现为七个层面的互动内容：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以及文化。其中,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属于业务层面的内容,而性格、人品以及帮助与被帮助涉及个人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七个互动层面又可以总结为三大互动层面：即业务、个人和文化层面。在积极互动中,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对能力的认可、坦诚、积极意义上的直接、直率、可靠、跨文化中间人等等；而对信任的消极互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对能力的怀疑、不坦诚、过于直接的批评、死板、不自信、不可靠、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等等。
本论文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基于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对研究结果的三大信任互动层面进行了评价,它们反映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特殊性：业务层面(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体现了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个人层面(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说明了,非业务因素也可以促进工作领域的信任发展；而文化层面的互动展示了中德信任互动中的跨文化性。第二,在交流四层面都可以找到与信任互动相关的因素,从中可以推断出,不仅是言语层面的交流,非言语、附着言语以及超言语层面的交流也可以影响跨文化信任的互动。第三,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进行了评价,这种不对称性只可能发生在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的信任互动中,它主要由权力不对称和文化不对称两部分组成。权力不对称体现在工作能力和帮助与被帮助两个层面中。工作能力层面的信任互动由单方面的能力认可来推动：下属的能力必须由上级来评判,同时必须得到上级的认可。同时,帮助与被帮助层面的信任互动主要体现了处于强势地位的德方领导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方下属的单方面帮助。在文化互动中,中方员工对德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远远高于德方上级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此外,德方上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相比之下,中国员工却一直受到文化自卑心理的影响。第四,从所有影响信任互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中可以概括出决定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决定信任积极互动的主要原因有：双方的跨文化中间人角色和坦诚、德方对中方能力的认可和帮助、中方的勤奋与包容,其中跨文化中间人是积极互动的首要原因；而影响信任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德双方的面子互动、德方过于直白的情绪宣泄、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及中方的信心缺失和被动,其中中德上下级面子互动中的偏差是导致信任消极互动的首要原因。
诚然,工作能力是信任互动的第一层面,能力认可是启动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导火索,但是其他六个层面的互动也会对信任互动起到关键性作用。此外,七大层面的互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文化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的互动,许多其他层面的互动因素也受到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研究主题(跨文化上下级的信任互动)、研究程序(通过形象互动来探究信任互动)还是研究结果(如七个互动层面、交流四层面在信任互动中的作用、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以及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有的研究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论文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引文
1 转引自Hubig/Siemoneit, 2007,第184页。
2Luhmann, 2005/2009,第1页。
3 参见Hubig/Siemoneit, 2007,第172-173页。
4 参见Schwegler,2008第16贞。
5 参见Wittkop,2006,第5页。
6 转引自Stumpf,2003/2005,第231贞。
7 转引自Stumpf, 2003/2005,第231-232页。
8 参见Thomas,2005,第21页。
9 蔡翔,2007,第34页。
10 转引自蔡翔,2007,第38页。
11 参见Tjaya, 2008,第7页。
12 参见韦伯,1996。
13 参见韦伯,1996,第49页。
14 参见韦伯,1995,第289页。
15 参见朱虹,2009,第67页。
16 参见Fukuyama,1995,第44页。
17 参见Fukuyama, 1995第47页。
18 参见Doney/Cannon/Mullen,1998,第601-620页.
19 参见Inglehart, 1977/1990/1997.
20 尤斯拉纳,2006,第304页。
21 尤斯拉纳,2006,第327页。
22 参见Huff/Kelley, 2003。
23 参见Fukuyama, 1995,第80页。
24 参见Yamagishi/Yamagishi,1994。
25 参见Tjaya,2008。
26 文化客位是相对于文化主位([英]Emic)而言的。这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肯尼思·李·派克(Kenneth Lee Pike)创造的,其分别来源与语言学术语Phonetic(语音的)和Phonemic(音位的)。人类学家将这组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跨文化研究中,Etic叫做文化客位,足指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理解文化；而Emic叫做文化主位,指的是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参见赵勇,2012,第52页。)
27 由于此文献的作者来自德国文化,虽然它是专门对中国的信任状态进行研究,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已经决定了此文献具有文化对比的特性,因为它是一部用德国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信任文化的作品。
28 参见Linggi,2011,第214页。
29 参见Linggi,2011,第214贞。
30 参见Linggi2011,第214-217页。
31 参见Henze,2008,第193-211页。
32 参见张建新／Bond,1993,第164-172页。
33 参见晏贵年/管新潮,1997。
34 参见林滨/李萍,2005。
35 参见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
36 参见Schweer,2008,第13-26页。
37 参见Busch,2008,第27-49页。
38 参见Vittar,2008。
39 参见Bolten,2008,第69-93页。
40 参见Muller,2009,第66-85页。
41 参见Muller,2009,第77-80页。
42 参见Kuhlmann,2008,第51-67贞。
43 参见Mollering,2008,第95-110贞。
44 参见Spath/Jedrzejezyk,2008,第111-131页。
45 参见Thomas,2005,第19-48页。
46 参见Burger/Bouzkova2008,第133-150页。
47 参见Munscher,2008,第151-191贞。
54 参见Jammal(a),2008,第235-256页。
55 参见Schwegler,2008。
56 参见Schumann,2007。
57 参见Miithel,2005。
58 参见崔洛燮,2006。
59 参见段明明,2010,第120-132页。
60 参见张晓玲,2010,第61-67页。
61 参见于景涛,2011,第107-116页。
62 参见Busse,2008.
63 参见彭泗清/杨中芳,1995。
64 参见杨中芳/彭泅清,1999,第1-21页。
65 参见杨宜音,1999,第38-52页。
66 参见李伟民/梁玉成,2002,第11-22页。
67 参见王绍光/刘欣,2002,第23-39页。
68 参见周生春/杨缨,2011,第169-177页。
69 参见Bolten, 1995,第31-32页。
70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页。
71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页。
72 参见1.2小节“研究定位、目标和问题”的相关内容。
73 Geertz,1973,第89贞。
74 这里的沟通指的就是交流。
75 转引自陈晓萍,2009年,第6页。
76 Triandis,1994,第16页。
77 Triandis, 1994,第22页。
78 Hofstede/Hofstede, 2006,第4页。
79 参见Martin/Nakayama,2009, 第93页。
80 参见Triandis,1994,第16页。
81 Hofstede/Hofstede.2006,第2页。
82 Bolten, 2007,第14页。
83 参见Piech,2009,第25-26页。
84 参见Thomas,2005,第19-31页。
85 参见Hansen,2003,第123页。
86 参见Hansen,2003,第123页。
87 参见Hansen,2003,第126页。
88 参见Hansen,2003,第43页。
89 参见Hansen,2003,第44页。
90 参见Hansen,2003,第45-46页。
91 参见Studlein, 1997,第28页。
92 参见Studlein, 1997,第28页。
93 参见陈晓萍,2009,第17-18页。
94 Bolten,2007,第14页。
95 Trompenaars,1993,第18页。
96 参见韦伯,1995。
97 信任的实现依靠于人际互动,因此这里所谓的个人信任与目前学界所提的人际信任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指微观层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98 参见Luhmann,2005/2009.
99 参见Luhmann,2005/2009,第27页。
100 参见Schwegler, 2008,第26页。
101 Deutsch, 1958,第265-279页。
102 Rotter,1967,第651-665页。
103 张建新/Bond,1993,第165页。
104 陶芝兰/王欢,2006,第20页。
105 Giddens,1996,第143页。
106 Giddens,1996,第150页。
107 杨中芳/彭泗清,1999,第15页。
108 转引自Spath,2008,第32页。
109 转引自Spath,2008,第40页。
110 Mollering,2008, 第99页。
111 参见Simmel, 1992,第393贞。
113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6页。
114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6页。
115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5页。
116 Osterloh/Weibel,2006,第46页。
117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7-49页。
118 参见Tjaya,2008,第17页。
119 参见Petermann,1996,第43页。
120 参见Spath,2008,第62-63页。
121 参见Luhmann,2000,第4-5页。
122 参见Giddens,1996,第147页。
123 参见Giddens,1996,第149页。
124 参见Endress,2002,第72页。
125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26 参见倪霞,2011,第62-66页。
127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28 参见Schwegler, 2008,第30页。
129 参见郑也夫,2006,第19页。
130 参见Schwegler,2008,第30-31页。
131 参见郑也夫,2006,第19页。
132 Luhmann,2005/2009,第27页。
133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34 参见Naujox,2009,第12页。
135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36 人们是否对某一特定对象采取信任行为,完全基于人们和他以往的交往经历和对他的熟悉程度,这二者都发生在过去。人们发出的信任行为是否有意义,完全取决于信任对象做出怎样的回报。而信任对象做出回报总是发生在人们发出信任行为之后,所以,如果信任行为发生在现在,那么它其实是指向未来的。
137 参见郑也夫,2006,第19页。
138 参见Schweer,2008,第24页。
139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40 参见Schweer,2003,第329页。
141 参见Schweer,2003,第329页。
142 参见祁顺生/贺宏卿,2006,第918-919页。
143 参见郑伯曛,1999,第24页。
144 刘颖,2005,第99页。
145 刘颖,2005,第99页。
146 参见郑伯曛,1999,第24页。
147 转引自Neubauer/Rosemann,2006,第42页。
148 Neubauer/Rosemann, 2006,第45页。
149 参见Neubauer/Rosemann,2006,第48页。
150 参见郑伯曛,1999,第23页。
151 参见张晓玲,2010,第62页。
152 参见Neubauer/Rosemann2006,第126页。
153 参见Tjaya, 2008,第44页。
154 参见Fukuyama,1995,第42页。
155 Fukuyama, 1995,第239页。
156 参见刘颖,2007,第9页。
157 参见Hohler,2005,第239页。
158 参见Schumann,2007,第38页。
159 参见刘颖,2007,第9页。
160 参见Schumann,2007,第37页。
161 参见Luhmann,2000,第118页。
162 参见Luhmann,2000,第22-23页。
163 参见Osterloh/Weibel, 2006,第42页。
164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5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6 参见郑也夫,2006,第22页。
167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8 参见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9 Luhmann,2000,第24页。
170 Geramanis,(时间不详),第4页。
171 参见Naujox,2009,第11页。
172 参见陈燕/李晏墅,2009,第83页。
173 参见Fukuyama, 1995,第37页。
174 郑也夫,2006,第35页。
175 参见Fukuyama, 1995,第21-22页。
176 这里的信任指的是宏观制度层面的系统信任。
177 转引自吴世雄,2005,第75页。
178 参见吴世雄,2005,第77页。
179 参见郑也夫,2006,第9页。
180 参见程芳,2007,第15贞。
181 参见陈成国,2004,第420页。
182 参见陈成国,2004,第420页。
183 转引自陈成国,2004,第102页。
184 转引自谢坚钢,2009,第103页。
185 参见郑也夫,2006,第9页。
186 参见郑也夫,2006,第12页。
187 参见杨中芳/彭泗清,1999,第11页。
188 参见Historisches Worterbuch der Philosophie,2001第986页。
189 参见Weltecke,2003, 第74页。
190 参见Duden-Das Herkunftsworterbuch,2013,第864页。
191 转引自Schwegler,2008,第22页.
192 转引自Schwegler,2008,第71-72页。
193 参见董才生,2005,第114-115页。
194 参见董才生,2005,第114-115页。
195 参见韦伯,1995,第289页。
196 参见明恩溥,2001,第208页。
197 参见Fukuyama,1995,第159页。
198 参见董才生,2004,第254页。
199 参见薛天山,2008,第71页。
200 参见薛天山,2008,第71页。
201 薛天山,2002,第18页。
202 参见费孝通,2007,第29页。
203 转引自薛天山,2008,第72页。
204 参见薛天山,2008,第73页。
205 参见薛天山,2008,第76页。
206 参见朱虹,2009,第69页。
207 参见朱虹,2009,第69页。
208 参见Fukuyama,1995,第250-251贞。
209 参见Fukuvama,1995,第291页。
210 参见Fukuyama,1995,第293页。
211 参见Fukuvama,1995,第250-251页。
212 参见Fukuyama,1995,第297页。
213 这里提及的组织内两大机制具体可以参见2.1.3.2小节“德国上下级信任文化”的相关内容。
214 薛天山,2008,第76页。
215 参见Fukuyama, 1995,第264页。
216 参见Fukuyama, 1995,第273页。
217 参见Fukuyama, 1995,第265页。
218 参见晏贵年/管新潮,1997,第6页。
219 参见晏贵年/管新潮,1997,第6页。
220 参见Fukuyama, 1995,第264页。
221 参见Zinzius,2007,第142-143页。
222 参见薛天山,2008,第76页。
223 参见龚晓京,1999,第124页。
224 参见Luhmann, 2005/2009,第23页。
225 转引自郑伯曛,1999,第25页。
226 参见郑伯曛,1999,第25页。。
227 林滨/李萍,2005,第102页。
228 参见严进/付琛/郑玫,2011,第104页。
229 参见严进/付琛/郑玫,2011,第104页。
230 参见郑伯曛,1999,第30页。
231 参见彭泅清/杨中芳,1999,第9页。
232 参见郑伯曛,1999,第26页。
233 参见郑伯曛,1999,第30页。
234 参见Fukuyama,1995,第257页。
235 参见Fukuvama,1995,第258页。
236 参见Fukuvama,1995,第258-259页。
237 参见段明明,2010,第126页。
238 参见Fukuvama,1995,第280-281页。
239 参见Fukuyama,1995,第287页。
240 Fukuyama,1995,第287-288页。
241 Fukuyama,1995,第250页。
242 参见Fukuyama,1995,第282-283页。
243 参见Fukuyama,1995,第280页。
244 Fukuvama,1995,第287-288页。
245 上向信任指的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
246 参见Bolten,1995,第31-32页。
247 参见Bolten,1995,第31-32页。
248 虽然跨文化交流学既包含文化对比的内容,也包含跨文化互动的内容。但是这里的跨文化交流指向跨文化互动,与单纯的文化对比不同。
249 转引自Frey,2011,第51页。
250 参见Beste,2012,第20页。
251 Hubig/Siemoneit, 2007,第178页。252 “人不可不交流([德]Man kann nicht nicht kommunizieren) "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保罗·瓦
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的名言。(Yamashita,2009,第121页。)
253 本论文将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德]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英]译为跨文化交流,而非跨文化交际或者跨文化沟通。其原因在于,汉语“交流”强调个体把彼此拥有的提供给对方：(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630贞。)同时,汉语“流”指“流动、传播”。(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810页。)而交际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与接触。(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630页。)“际”字指的是“彼此之间”。(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599页)此外,相关翻译还有跨文化沟通,沟通的意思是：“使两方能通连。”(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443贞。)因此,沟通侧重于交流的结果,强调疏通交流渠道之后的状态。相比之下,交流比交际更能表达出跨文化动态的内涵,而且内容的囊括度更大。因此,本论文采用跨文化交流这个译法。
254 新华字典,2011,第275页。
255 参见第二章2.1.1.1小节“文化”的相关内容。
256 参见Bolten,2001,第18页。
257 参见Bolten,2001,第18页。
258 参见Bolten, 2001,第18页。
259 参见Bolten,1997,第487页。
260 跨文化与文化一样,虽然文化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中,但也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参见本论文2.1.1.1小节“文化”的相关内容。
261 参见Bolten,2001,第18-19页。
262 参见Bolten, 1997,第478页。
263 参见Bolten,1997,第479页。
264 Thomas, 2003/2005(a),第55页。
265 Thomas,2003/2005,第47-48页。
266 参见2.1.1.1小节“文化”的相关内容。
267 参见Thomas, 2003/2005(a),第57贞。
268 参见Thomas,2003/2005(a),第57页。
269 参见Bolten,1994,第205页。
270 参见Bolten, 2001,第18-19页。
271 参见Bolten, 2001,第18-19页。
272 参见Thomas,2003/2005(a),第58页。
273 参见Schwegler,2008,第56页。
274 参见Schwegler,2008,第56-57页。
275 Mollering,2008,第95页。
276 参见Endreβ,2001,第203页。
277 转引自Schwegler,2008,第59页。
278 参见Schwegler,2008,第56贞。
279 参见Bach,2012,第43页。
280 参见Maletzke,1996,第116页。
281 参见Vittar,2008,第47页。
282 参见Zand,1972,第232-233页。
283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37页。
284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37页。
285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37页。
286 参见2.1.1.2.4小节“企业组织内上下级信任”的相关内容。
287 Schweer,2003,第329页。
288 参见图2-1。
289 参见Vittar,2008,第100页。
290 参见Lo,2005,第45页。
291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17贞。
292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17页。
293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53页。
294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53页。
295 参见Lo,2005,第52页。
296 参见Lo,2005,第44页。
297 参见Vittar,2008,第100页。
298 参见Kindervater, 2006,第48-49页;第56-57页。
299 Kindervater,2006,第20页。
300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20页。
301 参见Lo,2005,第44页。
302 参见Kindervater, 2006,第42页。
303 Vittar,2008,第64贞。
304 参见Schwegler,2008,第64页。
305 参见Vittar, 2008,第92页。
306 参见图2-2。
307 参见于松梅/杨丽珠,2003,第198页。
308 参见2.2.1.1.2小节“交互性交流概念”的相关内容。
309 通过词源学角度的分析,中国人将信任当做人际交往的起点：而德国人则将不信任当做人际交往的初始状态。
310 中国以感情型信任观为主,而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理性型信任观。
311 参见Glaser/Laudel,2010,第24页。
312 参见Glaser/Laudel,2010,第24-25页。
313 参见陈向明,2004,第40页。
314 参见陈向明,2004,第40页。
315 Laufer,2007,第111页。
316 参见巴比,2009,第11页。
317 参见陈向明,2008,第18页。
318 转引自陈向明,2004,第31页。
319 参见陈向明,2000,第12-13页。
320 这里的“相对客观性”指的是研究者尽量将自己的主观性从研究互动中抽离出来。
321 参见陈向明,2004,第31页。
322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贞。
323 Cropley, 2008,第31页。
324 参见Mayring, 2002,第66页。
325 参见Mayring,2002,第66页。
326 参见Mayring,2002,第67页。
327 参见Mayring,2002,第67页。
328 参见陈向明,2000,第171页。
329 参见陈向明,2000,第183-184页。
330 参见Schwegler,2008,第87页。
331 田霖,2012,第224页。
332 转引自陈向明,1999,第58页。
333 参见陈向明,1999,第58页。
334 参见田霖,2012,第224页。
335 参见陈向明,1999,第58-60页。
336 概念类属,也可以简称为类属。它与下文将出现的码号以及概念不同。码号是将资料概念化的最小意义单位,而类属是比较大的意义单位。码号位于资料分析的最底层部分,而类属是建立在多个码号组合之上的一个上位的意义集合。另外,一个码号可以同时归入不同的类属之下,一个类属也可以包含几个相关码号。(参见陈向明,2000,第290页。)而概念可以被命名为类属,也可以命名为码号,即对概念命名的过程就是得到码号或者概念类属的过程。
337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2页。
338 参见田霖,2012,第225页。
339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2页。
340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41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42 参见孙晓娥,2011,第89页。
344 参见陈向明,2000,第284页。
345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3页。
346 参见孙晓娥,2011,第89页。
347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3-334页。
348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4页。
349 李志刚,2007,第94页。
350 转引自李志刚,2007,第94页。
351 参见本论文1.2“研究定位、目标和问题”小节的相关内容。
352 参见Froschauer/Lueger, 2003,第75页。
353 参见Froschauer/Lueger,2003,第75页。
354 参见陈向明,2000,第199页。
355 参见陈向明,2000.第304页。
356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3页。
357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58 参见巴比,2009,第185页。
359 参见巴比,2009,第185页。
360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61 用“德”指代德方受访者;并按照采访顺序在其后加上数字,如德1。
362 用“中”指代中方受访者；并按照采访顺序在其后加上数字,如中1。
363 严进/付琛/郑玫,2011,第101页。
364 参见马克斯威尔,2007,第74页。
366 参见《Nvivo9入门指南(中文版)》,2011。
371 参见Nollke,2009,第34页。
372 参见Covey,2009,第105页。
373 下向信任指的是领导对下属信任。
374 参见蔡勇,2007,第74页。
376 张兰霞/刘杰/赵海丹/娄巍,2008,第139页。
377 参见Laufer,2007,第59页。
378 参见Covey,2009,第216页。
379 参见Liang,1998,第285页。
380 转引自Thomas,1996,第187页。
81 参见薛天山,2008,第75页。
382 参见Liang, 2009,第131页。
383 参见Neubauer/Rosemann,2006,第131页。
386 参见王建军,2011,第54-55页。
387 参见科恩,2009,第99贞。
388 参见严文华,2008,第105贞。
389 参见Argyle, 2005,第66页。
390 根据Etward T. Hall的相关理论,文化可以按照交流的高低语境划分为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其中德国文化中的人习惯用编码清晰的语言文字来描述事物、表达思想；相反,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喜欢假设存在许多已经共享的背景知识,从而选择含混不清的方式,隐讳地、间接地说明问题。(参见陈晓萍,2009,第141-143贞)因此,在德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问接、委婉的沟通方式。同时根据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在权力距离这一文化维度中,中国权力距离指数值(80)远远大于德国的数值(35)。(参见Hofstede,2006,第56贞。)另外,根据最新的GLOBE研究项目(“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的研究结果,其中中国文化权力距离的现实值(Ist-Wert)为5.39,德国的现实值为5.04,平均值为5.17。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社会权力距离的现实情况不仅高于德国,而且.高于所有被调查的62个文化的平均水平。(参见House/Hanges/Javidan/Dorfman/Gupta,2004。)这两项研究共同说明了,中国文化是典型的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基于此,在中国文化的上下级的关系中,员工完全服从于领导的指令,不敢公开违背上级的意思,不愿意直言自己的想法。(参见Hofstede,2006,第72-76页。)
391 参见陈晓萍,2009,第134页。
392 参见Osterloh/Weibel, 2006.第151页。
393 黄运平/胡琳琳/张文凯,2012,第74页。
394 黄运平/胡琳琳/张文凯,2012,第74页。
395 参见尤强林/赵泽洪,2010,第52页。
396 参见宋源,2010,第47页。
397 把中方员工比喻成“保险柜”,其实就是认为中方员工很可靠。
398 参见Jacobs,2010,第187页。
399 参见黄光国,2010,第25页。
400 参见黄光国,2010(b),第75页。
404 参见彭泗清,2000,第294-295页。
405 参见彭泗清,2000,第294-295页。
406 参见图4-2。
07 参见曾文星,2012,第205页。
408 参见翟学伟,2012,第127页。
409 信任的积极互动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所有互动的形象元素必须是积极的：第二,形象元素之问能够形成趋同,至少是兼容。消极互动不同于积极互动,只要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形象元素是消极的,就会破坏信任,从而产生消极互动。这一点可以归因于信任本身具有脆弱性。(参见潘慧珍,2007,第36-37页。)此外,若同一层面的消极信任形象元素能够实现自我形象、他者形象以及间接形象之问的互动,那
411 参见Schroll-Machl, Sylvia. 2003/2005,第74页。
412 参见Schroll-Machl, Sylvia,2003/2005,第77-78页。
413 参见汉弗里/欧弗,2012年,第43页。
414 参见燕良轼/姚树桥/谢家树/凌宇,2007,第120页。
415 作为特朗皮纳斯七大文化维度理论之一的“中性/情绪”文化维度重点关注个人在公共场合中是选择刻意抑制情感还是自然流露情感。(参见Trompenaars,1993,第22页。)
416 在特朗皮纳斯的七大文化维度理论中,第一位的就是“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各种法律规定,并恪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相比之下,特殊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把人际关系看得比法律条文重要；在特殊情况下,人们会放弃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遵守,从而以一种灵活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中的法律规定。根据特朗皮纳斯的研究结果,在对这一文化维度的考察中,中国属于典型的特殊主义文化,而德国属于典型的普遍主义文化。(参见Trompenaars,1993,第49-63页。)
417 参见本论文2.1.3.2小节“德国上下级信任文化”的相关内容。
418 参见本论文第212页受访者中2的访谈数据。
419 引自Rathje,2003,第55页。
420 Bolten, 1999,第35页。
421 Bolten,1999,第35页。
422 参见本论文2.1.1.2.4小节“企业组纵内上下级信任”的相关内容。
423 参见曾文星,2012,第206-207页。
424 参见Convey, 2009,第145页。
425 参见Convey,2009,第144页。
426 参见Schweer,2008,第23页。
427 参见Schroll-Machl,第2002,第164页。
428 参见Schroll-Machl,第2002,第187-188页。
429 参见王春英,2007,第70页。
430 参见周宁,2003,第43页。
431 参见曾文星,2012,第205页。
432 转引自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3 参见周宁,2003,第50页。
434 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5 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6 参见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7 见杨国枢,2012,第234-237页。
438 参见Giinthner,1993,第67页。
439 参见黄光国,2010(a),第141-142页。
440 参见黄光国,2010(a),第141-142页。
441 参见Liang/Kammhuber,2003/2005,第178页。
442 参见Weidemann, 2004,第98页。
443 参见Schroll-Machl,2002,第164页。
444 参见王志强,2005,第75贞。
445 贾文键,2008,第66页。
446 路德维希,2006,第249页。
447 参见路德维希,2006,第260页
448 参见杨国枢,2012,第87页。
449 杨国枢,2012,第87页。
450 参见Wierlacher/Haarbusch, 1996,第683-692页。
451 贾文键,2008,第66页。
52 参见彭泅清,1999,第55页。
53 参见彭泗清,1999,第55页。
454 转引自Nollke,2009,第13页。其原文是,Alles Reden ist sinnlos, wenn das Vertrauen fehlt."
455 参见本论文1.2小节“研究定位、目标和问题”的相关内容。
456 参见本论文1.3.2小节“跨文化视角下的信任研究”的相关内容。
457 参见本论文2.2.1.1.2小节“交互性交流概念”的相关内容。
458 参见本论文2.2.1.3小节“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人际信任”的相关内容。
459 参见图2-2。
460 本论文理论部分所阐述的跨文化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将第动层面分为个人的知识和感受层面以及文化上的成见和偏见两大层面。其中个人的知识和文化成见属于认知层面的内容,而个人的感受与文化偏见则属于情感层面的内容。(参见本论文2.2.2小节“跨文化上下级人际信任的互动模型”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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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uhmann, 2005/2009,第1页。
3 参见Hubig/Siemoneit, 2007,第172-173页。
4 参见Schwegler,2008第16贞。
5 参见Wittkop,2006,第5页。
6 转引自Stumpf,2003/2005,第231贞。
7 转引自Stumpf, 2003/2005,第231-232页。
8 参见Thomas,2005,第21页。
9 蔡翔,2007,第34页。
10 转引自蔡翔,2007,第38页。
11 参见Tjaya, 2008,第7页。
12 参见韦伯,1996。
13 参见韦伯,1996,第49页。
14 参见韦伯,1995,第289页。
15 参见朱虹,2009,第67页。
16 参见Fukuyama,1995,第44页。
17 参见Fukuyama, 1995第47页。
18 参见Doney/Cannon/Mullen,1998,第601-620页.
19 参见Inglehart, 1977/1990/1997.
20 尤斯拉纳,2006,第304页。
21 尤斯拉纳,2006,第327页。
22 参见Huff/Kelley, 2003。
23 参见Fukuyama, 1995,第80页。
24 参见Yamagishi/Yamagishi,1994。
25 参见Tjaya,2008。
26 文化客位是相对于文化主位([英]Emic)而言的。这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肯尼思·李·派克(Kenneth Lee Pike)创造的,其分别来源与语言学术语Phonetic(语音的)和Phonemic(音位的)。人类学家将这组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跨文化研究中,Etic叫做文化客位,足指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理解文化；而Emic叫做文化主位,指的是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参见赵勇,2012,第52页。)
27 由于此文献的作者来自德国文化,虽然它是专门对中国的信任状态进行研究,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已经决定了此文献具有文化对比的特性,因为它是一部用德国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信任文化的作品。
28 参见Linggi,2011,第214页。
29 参见Linggi,2011,第214贞。
30 参见Linggi2011,第214-217页。
31 参见Henze,2008,第193-211页。
32 参见张建新／Bond,1993,第164-172页。
33 参见晏贵年/管新潮,1997。
34 参见林滨/李萍,2005。
35 参见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
36 参见Schweer,2008,第13-26页。
37 参见Busch,2008,第27-49页。
38 参见Vittar,2008。
39 参见Bolten,2008,第69-93页。
40 参见Muller,2009,第66-85页。
41 参见Muller,2009,第77-80页。
42 参见Kuhlmann,2008,第51-67贞。
43 参见Mollering,2008,第95-110贞。
44 参见Spath/Jedrzejezyk,2008,第111-131页。
45 参见Thomas,2005,第19-48页。
46 参见Burger/Bouzkova2008,第133-150页。
47 参见Munscher,2008,第151-191贞。
54 参见Jammal(a),2008,第235-256页。
55 参见Schwegler,2008。
56 参见Schumann,2007。
57 参见Miithel,2005。
58 参见崔洛燮,2006。
59 参见段明明,2010,第120-132页。
60 参见张晓玲,2010,第61-67页。
61 参见于景涛,2011,第107-116页。
62 参见Busse,2008.
63 参见彭泗清/杨中芳,1995。
64 参见杨中芳/彭泅清,1999,第1-21页。
65 参见杨宜音,1999,第38-52页。
66 参见李伟民/梁玉成,2002,第11-22页。
67 参见王绍光/刘欣,2002,第23-39页。
68 参见周生春/杨缨,2011,第169-177页。
69 参见Bolten, 1995,第31-32页。
70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页。
71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页。
72 参见1.2小节“研究定位、目标和问题”的相关内容。
73 Geertz,1973,第89贞。
74 这里的沟通指的就是交流。
75 转引自陈晓萍,2009年,第6页。
76 Triandis,1994,第16页。
77 Triandis, 1994,第22页。
78 Hofstede/Hofstede, 2006,第4页。
79 参见Martin/Nakayama,2009, 第93页。
80 参见Triandis,1994,第16页。
81 Hofstede/Hofstede.2006,第2页。
82 Bolten, 2007,第14页。
83 参见Piech,2009,第25-26页。
84 参见Thomas,2005,第19-31页。
85 参见Hansen,2003,第123页。
86 参见Hansen,2003,第123页。
87 参见Hansen,2003,第126页。
88 参见Hansen,2003,第43页。
89 参见Hansen,2003,第44页。
90 参见Hansen,2003,第45-46页。
91 参见Studlein, 1997,第28页。
92 参见Studlein, 1997,第28页。
93 参见陈晓萍,2009,第17-18页。
94 Bolten,2007,第14页。
95 Trompenaars,1993,第18页。
96 参见韦伯,1995。
97 信任的实现依靠于人际互动,因此这里所谓的个人信任与目前学界所提的人际信任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指微观层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98 参见Luhmann,2005/2009.
99 参见Luhmann,2005/2009,第27页。
100 参见Schwegler, 2008,第26页。
101 Deutsch, 1958,第265-279页。
102 Rotter,1967,第651-665页。
103 张建新/Bond,1993,第165页。
104 陶芝兰/王欢,2006,第20页。
105 Giddens,1996,第143页。
106 Giddens,1996,第150页。
107 杨中芳/彭泗清,1999,第15页。
108 转引自Spath,2008,第32页。
109 转引自Spath,2008,第40页。
110 Mollering,2008, 第99页。
111 参见Simmel, 1992,第393贞。
113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6页。
114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6页。
115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5页。
116 Osterloh/Weibel,2006,第46页。
117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47-49页。
118 参见Tjaya,2008,第17页。
119 参见Petermann,1996,第43页。
120 参见Spath,2008,第62-63页。
121 参见Luhmann,2000,第4-5页。
122 参见Giddens,1996,第147页。
123 参见Giddens,1996,第149页。
124 参见Endress,2002,第72页。
125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26 参见倪霞,2011,第62-66页。
127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28 参见Schwegler, 2008,第30页。
129 参见郑也夫,2006,第19页。
130 参见Schwegler,2008,第30-31页。
131 参见郑也夫,2006,第19页。
132 Luhmann,2005/2009,第27页。
133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34 参见Naujox,2009,第12页。
135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36 人们是否对某一特定对象采取信任行为,完全基于人们和他以往的交往经历和对他的熟悉程度,这二者都发生在过去。人们发出的信任行为是否有意义,完全取决于信任对象做出怎样的回报。而信任对象做出回报总是发生在人们发出信任行为之后,所以,如果信任行为发生在现在,那么它其实是指向未来的。
137 参见郑也夫,2006,第19页。
138 参见Schweer,2008,第24页。
139 参见Schweer,2008,第14页。
140 参见Schweer,2003,第329页。
141 参见Schweer,2003,第329页。
142 参见祁顺生/贺宏卿,2006,第918-919页。
143 参见郑伯曛,1999,第24页。
144 刘颖,2005,第99页。
145 刘颖,2005,第99页。
146 参见郑伯曛,1999,第24页。
147 转引自Neubauer/Rosemann,2006,第42页。
148 Neubauer/Rosemann, 2006,第45页。
149 参见Neubauer/Rosemann,2006,第48页。
150 参见郑伯曛,1999,第23页。
151 参见张晓玲,2010,第62页。
152 参见Neubauer/Rosemann2006,第126页。
153 参见Tjaya, 2008,第44页。
154 参见Fukuyama,1995,第42页。
155 Fukuyama, 1995,第239页。
156 参见刘颖,2007,第9页。
157 参见Hohler,2005,第239页。
158 参见Schumann,2007,第38页。
159 参见刘颖,2007,第9页。
160 参见Schumann,2007,第37页。
161 参见Luhmann,2000,第118页。
162 参见Luhmann,2000,第22-23页。
163 参见Osterloh/Weibel, 2006,第42页。
164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5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6 参见郑也夫,2006,第22页。
167 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8 参见郑也夫,2006,第226页。
169 Luhmann,2000,第24页。
170 Geramanis,(时间不详),第4页。
171 参见Naujox,2009,第11页。
172 参见陈燕/李晏墅,2009,第83页。
173 参见Fukuyama, 1995,第37页。
174 郑也夫,2006,第35页。
175 参见Fukuyama, 1995,第21-22页。
176 这里的信任指的是宏观制度层面的系统信任。
177 转引自吴世雄,2005,第75页。
178 参见吴世雄,2005,第77页。
179 参见郑也夫,2006,第9页。
180 参见程芳,2007,第15贞。
181 参见陈成国,2004,第420页。
182 参见陈成国,2004,第420页。
183 转引自陈成国,2004,第102页。
184 转引自谢坚钢,2009,第103页。
185 参见郑也夫,2006,第9页。
186 参见郑也夫,2006,第12页。
187 参见杨中芳/彭泗清,1999,第11页。
188 参见Historisches Worterbuch der Philosophie,2001第986页。
189 参见Weltecke,2003, 第74页。
190 参见Duden-Das Herkunftsworterbuch,2013,第864页。
191 转引自Schwegler,2008,第22页.
192 转引自Schwegler,2008,第71-72页。
193 参见董才生,2005,第114-115页。
194 参见董才生,2005,第114-115页。
195 参见韦伯,1995,第289页。
196 参见明恩溥,2001,第208页。
197 参见Fukuyama,1995,第159页。
198 参见董才生,2004,第254页。
199 参见薛天山,2008,第71页。
200 参见薛天山,2008,第71页。
201 薛天山,2002,第18页。
202 参见费孝通,2007,第29页。
203 转引自薛天山,2008,第72页。
204 参见薛天山,2008,第73页。
205 参见薛天山,2008,第76页。
206 参见朱虹,2009,第69页。
207 参见朱虹,2009,第69页。
208 参见Fukuyama,1995,第250-251贞。
209 参见Fukuvama,1995,第291页。
210 参见Fukuyama,1995,第293页。
211 参见Fukuvama,1995,第250-251页。
212 参见Fukuyama,1995,第297页。
213 这里提及的组织内两大机制具体可以参见2.1.3.2小节“德国上下级信任文化”的相关内容。
214 薛天山,2008,第76页。
215 参见Fukuyama, 1995,第264页。
216 参见Fukuyama, 1995,第273页。
217 参见Fukuyama, 1995,第265页。
218 参见晏贵年/管新潮,1997,第6页。
219 参见晏贵年/管新潮,1997,第6页。
220 参见Fukuyama, 1995,第264页。
221 参见Zinzius,2007,第142-143页。
222 参见薛天山,2008,第76页。
223 参见龚晓京,1999,第124页。
224 参见Luhmann, 2005/2009,第23页。
225 转引自郑伯曛,1999,第25页。
226 参见郑伯曛,1999,第25页。。
227 林滨/李萍,2005,第102页。
228 参见严进/付琛/郑玫,2011,第104页。
229 参见严进/付琛/郑玫,2011,第104页。
230 参见郑伯曛,1999,第30页。
231 参见彭泅清/杨中芳,1999,第9页。
232 参见郑伯曛,1999,第26页。
233 参见郑伯曛,1999,第30页。
234 参见Fukuyama,1995,第257页。
235 参见Fukuvama,1995,第258页。
236 参见Fukuvama,1995,第258-259页。
237 参见段明明,2010,第126页。
238 参见Fukuvama,1995,第280-281页。
239 参见Fukuyama,1995,第287页。
240 Fukuyama,1995,第287-288页。
241 Fukuyama,1995,第250页。
242 参见Fukuyama,1995,第282-283页。
243 参见Fukuyama,1995,第280页。
244 Fukuvama,1995,第287-288页。
245 上向信任指的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
246 参见Bolten,1995,第31-32页。
247 参见Bolten,1995,第31-32页。
248 虽然跨文化交流学既包含文化对比的内容,也包含跨文化互动的内容。但是这里的跨文化交流指向跨文化互动,与单纯的文化对比不同。
249 转引自Frey,2011,第51页。
250 参见Beste,2012,第20页。
251 Hubig/Siemoneit, 2007,第178页。252 “人不可不交流([德]Man kann nicht nicht kommunizieren) "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保罗·瓦
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的名言。(Yamashita,2009,第121页。)
253 本论文将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德]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英]译为跨文化交流,而非跨文化交际或者跨文化沟通。其原因在于,汉语“交流”强调个体把彼此拥有的提供给对方：(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630贞。)同时,汉语“流”指“流动、传播”。(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810页。)而交际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与接触。(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630页。)“际”字指的是“彼此之间”。(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599页)此外,相关翻译还有跨文化沟通,沟通的意思是：“使两方能通连。”(现代汉语词典,2002,,第443贞。)因此,沟通侧重于交流的结果,强调疏通交流渠道之后的状态。相比之下,交流比交际更能表达出跨文化动态的内涵,而且内容的囊括度更大。因此,本论文采用跨文化交流这个译法。
254 新华字典,2011,第275页。
255 参见第二章2.1.1.1小节“文化”的相关内容。
256 参见Bolten,2001,第18页。
257 参见Bolten,2001,第18页。
258 参见Bolten, 2001,第18页。
259 参见Bolten,1997,第487页。
260 跨文化与文化一样,虽然文化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中,但也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参见本论文2.1.1.1小节“文化”的相关内容。
261 参见Bolten,2001,第18-19页。
262 参见Bolten, 1997,第478页。
263 参见Bolten,1997,第479页。
264 Thomas, 2003/2005(a),第55页。
265 Thomas,2003/2005,第47-48页。
266 参见2.1.1.1小节“文化”的相关内容。
267 参见Thomas, 2003/2005(a),第57贞。
268 参见Thomas,2003/2005(a),第57页。
269 参见Bolten,1994,第205页。
270 参见Bolten, 2001,第18-19页。
271 参见Bolten, 2001,第18-19页。
272 参见Thomas,2003/2005(a),第58页。
273 参见Schwegler,2008,第56页。
274 参见Schwegler,2008,第56-57页。
275 Mollering,2008,第95页。
276 参见Endreβ,2001,第203页。
277 转引自Schwegler,2008,第59页。
278 参见Schwegler,2008,第56贞。
279 参见Bach,2012,第43页。
280 参见Maletzke,1996,第116页。
281 参见Vittar,2008,第47页。
282 参见Zand,1972,第232-233页。
283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37页。
284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37页。
285 参见Osterloh/Weibel,2006,第37页。
286 参见2.1.1.2.4小节“企业组织内上下级信任”的相关内容。
287 Schweer,2003,第329页。
288 参见图2-1。
289 参见Vittar,2008,第100页。
290 参见Lo,2005,第45页。
291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17贞。
292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17页。
293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53页。
294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53页。
295 参见Lo,2005,第52页。
296 参见Lo,2005,第44页。
297 参见Vittar,2008,第100页。
298 参见Kindervater, 2006,第48-49页;第56-57页。
299 Kindervater,2006,第20页。
300 参见Kindervater,2006,第20页。
301 参见Lo,2005,第44页。
302 参见Kindervater, 2006,第42页。
303 Vittar,2008,第64贞。
304 参见Schwegler,2008,第64页。
305 参见Vittar, 2008,第92页。
306 参见图2-2。
307 参见于松梅/杨丽珠,2003,第198页。
308 参见2.2.1.1.2小节“交互性交流概念”的相关内容。
309 通过词源学角度的分析,中国人将信任当做人际交往的起点：而德国人则将不信任当做人际交往的初始状态。
310 中国以感情型信任观为主,而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理性型信任观。
311 参见Glaser/Laudel,2010,第24页。
312 参见Glaser/Laudel,2010,第24-25页。
313 参见陈向明,2004,第40页。
314 参见陈向明,2004,第40页。
315 Laufer,2007,第111页。
316 参见巴比,2009,第11页。
317 参见陈向明,2008,第18页。
318 转引自陈向明,2004,第31页。
319 参见陈向明,2000,第12-13页。
320 这里的“相对客观性”指的是研究者尽量将自己的主观性从研究互动中抽离出来。
321 参见陈向明,2004,第31页。
322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贞。
323 Cropley, 2008,第31页。
324 参见Mayring, 2002,第66页。
325 参见Mayring,2002,第66页。
326 参见Mayring,2002,第67页。
327 参见Mayring,2002,第67页。
328 参见陈向明,2000,第171页。
329 参见陈向明,2000,第183-184页。
330 参见Schwegler,2008,第87页。
331 田霖,2012,第224页。
332 转引自陈向明,1999,第58页。
333 参见陈向明,1999,第58页。
334 参见田霖,2012,第224页。
335 参见陈向明,1999,第58-60页。
336 概念类属,也可以简称为类属。它与下文将出现的码号以及概念不同。码号是将资料概念化的最小意义单位,而类属是比较大的意义单位。码号位于资料分析的最底层部分,而类属是建立在多个码号组合之上的一个上位的意义集合。另外,一个码号可以同时归入不同的类属之下,一个类属也可以包含几个相关码号。(参见陈向明,2000,第290页。)而概念可以被命名为类属,也可以命名为码号,即对概念命名的过程就是得到码号或者概念类属的过程。
337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2页。
338 参见田霖,2012,第225页。
339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2页。
340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41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42 参见孙晓娥,2011,第89页。
344 参见陈向明,2000,第284页。
345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3页。
346 参见孙晓娥,2011,第89页。
347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3-334页。
348 参见陈向明,2000,第334页。
349 李志刚,2007,第94页。
350 转引自李志刚,2007,第94页。
351 参见本论文1.2“研究定位、目标和问题”小节的相关内容。
352 参见Froschauer/Lueger, 2003,第75页。
353 参见Froschauer/Lueger,2003,第75页。
354 参见陈向明,2000,第199页。
355 参见陈向明,2000.第304页。
356 参见陈向明,2000,第103页。
357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58 参见巴比,2009,第185页。
359 参见巴比,2009,第185页。
360 参见孙晓娥,2011,第88页。
361 用“德”指代德方受访者;并按照采访顺序在其后加上数字,如德1。
362 用“中”指代中方受访者；并按照采访顺序在其后加上数字,如中1。
363 严进/付琛/郑玫,2011,第101页。
364 参见马克斯威尔,2007,第74页。
366 参见《Nvivo9入门指南(中文版)》,2011。
371 参见Nollke,2009,第34页。
372 参见Covey,2009,第105页。
373 下向信任指的是领导对下属信任。
374 参见蔡勇,2007,第74页。
376 张兰霞/刘杰/赵海丹/娄巍,2008,第139页。
377 参见Laufer,2007,第59页。
378 参见Covey,2009,第216页。
379 参见Liang,1998,第285页。
380 转引自Thomas,1996,第187页。
81 参见薛天山,2008,第75页。
382 参见Liang, 2009,第131页。
383 参见Neubauer/Rosemann,2006,第131页。
386 参见王建军,2011,第54-55页。
387 参见科恩,2009,第99贞。
388 参见严文华,2008,第105贞。
389 参见Argyle, 2005,第66页。
390 根据Etward T. Hall的相关理论,文化可以按照交流的高低语境划分为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其中德国文化中的人习惯用编码清晰的语言文字来描述事物、表达思想；相反,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喜欢假设存在许多已经共享的背景知识,从而选择含混不清的方式,隐讳地、间接地说明问题。(参见陈晓萍,2009,第141-143贞)因此,在德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问接、委婉的沟通方式。同时根据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在权力距离这一文化维度中,中国权力距离指数值(80)远远大于德国的数值(35)。(参见Hofstede,2006,第56贞。)另外,根据最新的GLOBE研究项目(“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的研究结果,其中中国文化权力距离的现实值(Ist-Wert)为5.39,德国的现实值为5.04,平均值为5.17。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社会权力距离的现实情况不仅高于德国,而且.高于所有被调查的62个文化的平均水平。(参见House/Hanges/Javidan/Dorfman/Gupta,2004。)这两项研究共同说明了,中国文化是典型的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基于此,在中国文化的上下级的关系中,员工完全服从于领导的指令,不敢公开违背上级的意思,不愿意直言自己的想法。(参见Hofstede,2006,第72-76页。)
391 参见陈晓萍,2009,第134页。
392 参见Osterloh/Weibel, 2006.第151页。
393 黄运平/胡琳琳/张文凯,2012,第74页。
394 黄运平/胡琳琳/张文凯,2012,第74页。
395 参见尤强林/赵泽洪,2010,第52页。
396 参见宋源,2010,第47页。
397 把中方员工比喻成“保险柜”,其实就是认为中方员工很可靠。
398 参见Jacobs,2010,第187页。
399 参见黄光国,2010,第25页。
400 参见黄光国,2010(b),第75页。
404 参见彭泗清,2000,第294-295页。
405 参见彭泗清,2000,第294-295页。
406 参见图4-2。
07 参见曾文星,2012,第205页。
408 参见翟学伟,2012,第127页。
409 信任的积极互动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所有互动的形象元素必须是积极的：第二,形象元素之问能够形成趋同,至少是兼容。消极互动不同于积极互动,只要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形象元素是消极的,就会破坏信任,从而产生消极互动。这一点可以归因于信任本身具有脆弱性。(参见潘慧珍,2007,第36-37页。)此外,若同一层面的消极信任形象元素能够实现自我形象、他者形象以及间接形象之问的互动,那
411 参见Schroll-Machl, Sylvia. 2003/2005,第74页。
412 参见Schroll-Machl, Sylvia,2003/2005,第77-78页。
413 参见汉弗里/欧弗,2012年,第43页。
414 参见燕良轼/姚树桥/谢家树/凌宇,2007,第120页。
415 作为特朗皮纳斯七大文化维度理论之一的“中性/情绪”文化维度重点关注个人在公共场合中是选择刻意抑制情感还是自然流露情感。(参见Trompenaars,1993,第22页。)
416 在特朗皮纳斯的七大文化维度理论中,第一位的就是“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各种法律规定,并恪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相比之下,特殊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把人际关系看得比法律条文重要；在特殊情况下,人们会放弃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遵守,从而以一种灵活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中的法律规定。根据特朗皮纳斯的研究结果,在对这一文化维度的考察中,中国属于典型的特殊主义文化,而德国属于典型的普遍主义文化。(参见Trompenaars,1993,第49-63页。)
417 参见本论文2.1.3.2小节“德国上下级信任文化”的相关内容。
418 参见本论文第212页受访者中2的访谈数据。
419 引自Rathje,2003,第55页。
420 Bolten, 1999,第35页。
421 Bolten,1999,第35页。
422 参见本论文2.1.1.2.4小节“企业组纵内上下级信任”的相关内容。
423 参见曾文星,2012,第206-207页。
424 参见Convey, 2009,第145页。
425 参见Convey,2009,第144页。
426 参见Schweer,2008,第23页。
427 参见Schroll-Machl,第2002,第164页。
428 参见Schroll-Machl,第2002,第187-188页。
429 参见王春英,2007,第70页。
430 参见周宁,2003,第43页。
431 参见曾文星,2012,第205页。
432 转引自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3 参见周宁,2003,第50页。
434 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5 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6 参见杨懋春,2012,第123页。
437 见杨国枢,2012,第234-237页。
438 参见Giinthner,1993,第67页。
439 参见黄光国,2010(a),第141-142页。
440 参见黄光国,2010(a),第141-142页。
441 参见Liang/Kammhuber,2003/2005,第178页。
442 参见Weidemann, 2004,第98页。
443 参见Schroll-Machl,2002,第164页。
444 参见王志强,2005,第75贞。
445 贾文键,2008,第66页。
446 路德维希,2006,第249页。
447 参见路德维希,2006,第260页
448 参见杨国枢,2012,第87页。
449 杨国枢,2012,第87页。
450 参见Wierlacher/Haarbusch, 1996,第683-692页。
451 贾文键,2008,第66页。
52 参见彭泅清,1999,第55页。
53 参见彭泗清,1999,第55页。
454 转引自Nollke,2009,第13页。其原文是,Alles Reden ist sinnlos, wenn das Vertrauen fehlt."
455 参见本论文1.2小节“研究定位、目标和问题”的相关内容。
456 参见本论文1.3.2小节“跨文化视角下的信任研究”的相关内容。
457 参见本论文2.2.1.1.2小节“交互性交流概念”的相关内容。
458 参见本论文2.2.1.3小节“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人际信任”的相关内容。
459 参见图2-2。
460 本论文理论部分所阐述的跨文化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将第动层面分为个人的知识和感受层面以及文化上的成见和偏见两大层面。其中个人的知识和文化成见属于认知层面的内容,而个人的感受与文化偏见则属于情感层面的内容。(参见本论文2.2.2小节“跨文化上下级人际信任的互动模型”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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