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的唐宋尺牍研究
摘要
本篇博士学位论文由绪论和十章组成。绪论是全文提要,对研究对象和范围做出了限定,通过对敦煌尺牍研究学术史的概况与总结,提出了以简牍学、文书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敦煌遗书中的唐宋尺牍的文本形态、文体分类和其来源问题。
正文十章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对敦煌所出唐宋尺牍的诸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在唐宋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特点、敦煌尺牍的历史研究价值等进行讨论。第一章从敦煌尺牍书写特征着手,研究敦煌尺牍的文本形态。将敦煌尺牍从书写特征上分为草稿、定稿、副本、抄件等文本形态。第二章至第六章按照敦煌尺牍文体分为五大类、十几种尺牍文体,将性质相类似者合为一类,集中在同一章中论述,每章中先论尺牍文体的源流、发展演变过程,重点论述此类尺牍文体在唐宋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以求考镜源流,辨章异同,详略有分。第七章论述尺牍附属品,考察了附属在尺牍上的附言、批答、署名、印信、封缄方法等尺牍附属品的情况,以对敦煌尺牍的文本特征进行全方位的透视与研究。第八章从敦煌尺牍的书写人入手,论述敦煌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尺牍教育状况,以及尺牍反映的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教育水平。第九章论述敦煌尺牍的地域来源,探讨唐宋时期信息传递的环节、途径和机制。第十章以曹氏归义军为个案,论述敦煌尺牍反映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在河西走廊内的政治经营,试图以专题讨论的形式,探讨唐宋时期藩镇与中央的信息沟通、藩镇与周边藩镇的政治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关系和结构等。正文十章试图将宏观叙事与微观考索相结合,将敦煌尺牍的文本研究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综合性地研究敦煌尺牍的历史文献价值。
The doctoral thesis is made up of exordium and ten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is a summary on objectives, purview and methods which the thesis apply to. Surveyed course of several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literatures and documents), the article is carrying out studies theory of inscriptions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简牍学and studies methods of writ文书学into text modality, text style classification, the origin of text style.
The two volumes compose the texts. The volumes I are made up of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nd the other six chapters are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 of Dunhuang manuscript and text style classification, application, divers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written characteristic, the manuscript are assorted to drafts, finalizes, duplicates, transcriptions as well as a number of text style. And it stresses the point that the origin of text style, the variations of the text style, the practice of the text styl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AD.755to AD.1002). The seven chapter is about the auxilia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Chidu, including postscript, responses, signet, envelop and sealing. The volumes Ⅱ are made up of three chapter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political, martial, cultural literature valu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Chidu. In short, The doctoral thesis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verticality and transversely, macroscopically and microcosmically promoting to making progress in Dunhuang studies.
正文十章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对敦煌所出唐宋尺牍的诸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在唐宋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特点、敦煌尺牍的历史研究价值等进行讨论。第一章从敦煌尺牍书写特征着手,研究敦煌尺牍的文本形态。将敦煌尺牍从书写特征上分为草稿、定稿、副本、抄件等文本形态。第二章至第六章按照敦煌尺牍文体分为五大类、十几种尺牍文体,将性质相类似者合为一类,集中在同一章中论述,每章中先论尺牍文体的源流、发展演变过程,重点论述此类尺牍文体在唐宋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以求考镜源流,辨章异同,详略有分。第七章论述尺牍附属品,考察了附属在尺牍上的附言、批答、署名、印信、封缄方法等尺牍附属品的情况,以对敦煌尺牍的文本特征进行全方位的透视与研究。第八章从敦煌尺牍的书写人入手,论述敦煌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尺牍教育状况,以及尺牍反映的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教育水平。第九章论述敦煌尺牍的地域来源,探讨唐宋时期信息传递的环节、途径和机制。第十章以曹氏归义军为个案,论述敦煌尺牍反映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在河西走廊内的政治经营,试图以专题讨论的形式,探讨唐宋时期藩镇与中央的信息沟通、藩镇与周边藩镇的政治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关系和结构等。正文十章试图将宏观叙事与微观考索相结合,将敦煌尺牍的文本研究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综合性地研究敦煌尺牍的历史文献价值。
The doctoral thesis is made up of exordium and ten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is a summary on objectives, purview and methods which the thesis apply to. Surveyed course of several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literatures and documents), the article is carrying out studies theory of inscriptions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简牍学and studies methods of writ文书学into text modality, text style classification, the origin of text style.
The two volumes compose the texts. The volumes I are made up of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nd the other six chapters are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 of Dunhuang manuscript and text style classification, application, divers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written characteristic, the manuscript are assorted to drafts, finalizes, duplicates, transcriptions as well as a number of text style. And it stresses the point that the origin of text style, the variations of the text style, the practice of the text styl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AD.755to AD.1002). The seven chapter is about the auxilia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Chidu, including postscript, responses, signet, envelop and sealing. The volumes Ⅱ are made up of three chapter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political, martial, cultural literature valu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Chidu. In short, The doctoral thesis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verticality and transversely, macroscopically and microcosmically promoting to making progress in Dunhuang studies.
引文
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太史公曰”,中华书局,1959年,第2817页。
2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上的简牍,既有郡守的公文文书,也有士卒的私人家书。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有精装奉《睡虎地秦基竹简》,书前增附竹简原大的图版,可见二者的区别。
1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6《书证第十七》,中华书局,1993年,第516页。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7《刘陶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849页。
3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8“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页。
3 [东汉]班固《汉书》卷23《刑法志第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1页。
5 《汉书》卷36《刘向传》,第1941页。
1 (日)富谷至著、刘恒武译、黄留珠校《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2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序二(李均明序),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 海外学人钱存训以英文出版了两部著作：《书十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和《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他着眼于从书写载体的变化出发,探讨中国典籍和典籍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他认为,“中古时期,旧的书写材料(简帛)并没有立即被新材料(纸)所淘汰,而是逐渐被取代。在纸发明之后,竹木仍继续通行了三个世纪,而缣帛则继续被采用了500余年。”参：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四次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1 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收入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205页。
2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3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原载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7-62页；后收入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1991年,第207页-223页；《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后收入在同作者《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69页。《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原载《文物》1985年第7期,后收入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45-260页。《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37页。后收入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24页-244页：《书仪源流考》,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后收入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61-274页。以上5篇文章又被收入在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3-70负、322-339页、285-301页、71-93页、94-108页。
4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贝。
5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6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 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台北：新文丰公司,2000年。
2 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笫4期。《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3-235页。其中对唐代表状笺启的封题和递进也做了研究,如引用《云麓漫抄》卷七,白绢斜封书信之事。对名纸也进行了探讨。《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1990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561-599页。《武则天时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P.3900号写卷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P.4050与S.5613敦煌写本综合研究》,《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晚唐五代时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文献》1993年第1期。《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初探》,《文献》1994年第4期。《<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1994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文献出版社,1995年。《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三),1995年。《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P.3440+P.3864的初步研究》,以上13篇论文于1995年结为《唐五代书仪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 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60-266页。《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乐学书局,1997。
4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229-257页。
5 赵和平《<甘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第77-82页。
6 以上引自郝春文书评：《敦煌本<甘棠集>研究》(赵和平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3月),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第386页。
1 “姜伯勤更重视通过敦煌书仪等文献观察全社会对礼制的接受与反应。”(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17页)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序言(王永兴序),2002年。
3 吴丽娱《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9-559页。
4 吴丽娱《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215页。
5 吴丽娱《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77页。
6 吴丽娱《文史》第56辑,2001年。
7 吴丽娱《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8-178页。
8 吴丽娱《中华文史论从》,2001年第3期,第77-106页。
9 吴丽娱《燕京学报》第13期,2002年。
10 吴丽娱《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第17-20页。
11 吴丽娱《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169-185页。
12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13 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2004年。《试论唐五代的起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试论敦煌书仪中的官场起居仪》,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9-559页。
3 吴丽娱《敦煌P.2539V书状主人公的再辨证》,《民族史研究》第2辑,2001年,第109-124页。吴丽娱《再析P.2945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笫74-80页：吴丽娱、杨宝下《P.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14-23页；《P.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0-107页；杨宝玉、吴丽娱《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5-28页；《归义军朝贡使杨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4期,第51-68页。杨宝玉、吴丽娱《P.2945书状与曹氏归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2008年,第269—296页。
4 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称为“档案文书”。
5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第157-170页。
6 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斯1438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第131-141页。
7 杨铭《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兼及S.1438V<书仪>》,《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83-89页。后收入在同作者《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8 陆离《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载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1983年。
10 许福谦、郝春文《斯四四七三号写卷<大晋皇帝祭文)、<大行皇帝谥状>校注及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37-262页。后修订以《斯坦因四四七三号写卷后晋官私文书试释》为题收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1991年,笫490-523页。
11 郭锋《<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5-106页。日本留学生日本孝子对俄藏敦煌文献中发现的《侯昌业直谏表》写本研究了其源流演变过程,见山本孝子<侯侍邮直谏表>(?)书仪：дx.01698につぃて》,《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2号,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8年。
1 郑炳林《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第381-389页。
2 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兰州学刊》,2009年第4期,第1-11页。
3 李正宇《(沙州僧民上吐蕃赞普奏稿)(又本)——敦煌遗书中一件为阎朝修和请功的奏表》,《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2008年。
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本书的形成是作者自1982年起系统研究归义军史后陆续发表的一组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后加上新撰写的一些论文组成基本框架。见作者前言。故相关论文不再——罗列。
5 此是荣新江与余欣合撰的《沙州归义军朝野系年录》稿本修订而成,以时间为序,已经陆续发表若干篇。
6 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文献》1988年第3期。《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第183-193页。《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曹仁贵名实论——曹氏归义军创始及附梁始探》,《第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第551-569页。
7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收入《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6-294页。
8 邓文宽《(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笫62-63页。
9 孙修身《敦煌文书伯3016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第25-43页。
10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书状文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叶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37-469页。
11 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2001年,第82-91页。《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52-57页。
12 李军《敦煌写本(归义军僧官书仪)拼接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第41-50页。《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6期,第71-79页。《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27-41页。
13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收入在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1981年,第162页。
14 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笫3期,第62-70页。《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49-58页。《唐宋之际的凉州嗢末》,《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15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16 川绍良、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7 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鄴生年新证》,《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1 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巴蜀书社,2003年。
2 张小艳《敦煌写本书仪的文体特色及其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2005年,第219-247页。《敦煌写本书仪语词选释》,《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1-13页。同作者《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3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105-114页。
4 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社科纵横》2002年第6期,第69-71页。《敦煌应用散文作品题注》,《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第83-89页。
5 王晓平《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书状的比较》,《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第76-80页。
6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学》第25辑,2004年,第21-73页。《P.3681、P.4002、дx1055、P.4042、P.4024五件书仪写卷的缀合与探讨》,《敦煌学研究》2007年第1期。《(新定书仪镜)相关问题的探讨——附论其他书仪与卷的缀补》,《敦煌学》第27辑,2008年,第435-458页。
7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山本孝子《日本敦煌书仪研究回顾与展望》中的内容,对山本孝子提供日本学者对敦煌书仪研究的相关信息表示感谢。((2009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论(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论文集》(甘肃兰州),2009年8月,第657—663页。
1 (日)广濑宪雄《古代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与书状》,《历史评论》,2007年。文中对敦煌尺牍文献如归义军节度使和甘州回鹘之间的往来外交文书进行了研究。参见：(日)内田昌功撰、黄正建编译》《2007年日本史学界的隋唐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第21页。
2 (日)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
3 (日)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
4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
5 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21-232页。《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第16-21页。《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4-126页。
6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李静等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73-290页。
7 李全德承担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中央考察地方的信息渠道”,已经发表有《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9-134页。
8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叶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5-393页。
9 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1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第119-148页。文中对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一书的相关论述作了补充。
2 (日)内藤乾吉《西域发见の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京都：法藏馆,1960年。
4 樊文礼、史秀莲《唐代公牍文“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5 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89-115页。
6 (日)坂尻彰宏《敦煌膀文书考》,《东方学》第102辑,2001年。
8 (日)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绿洲地区的税草征发与文书行政》,《待兼山论从》史学类。参见(日)内田吕功撰、黄正建编译《2007年日本史学界的隋唐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第24页。
1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
2 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唐耕耦编《敦煌法制文书》,科学出版社,1994年。
4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858页,刘方撰写词条。
5 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
6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7 相关的论述还有：黄正健《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8 陆离《吐蕃驿传制度新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147-156页。
9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
10 张国刚《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第57-62页。《敦煌唐代进奏院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67-286页。
11 吴震《P.3547<沙州归义军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试析——试论张淮深何以屡请赐旌节研不获》,《1990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67-81页。
12 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82-83页。
13 方汉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新闻学论集》第五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贾红棉。吴延俊《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新闻探讨与争鸣》,1988年第1期。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
1 王静《朝廷和方镇的联络枢纽：试谈中晚唐的进奏院》,邓小楠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3 王三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第162-163页。
4 《唐研究》第三卷,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96-497,黄亮文对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一书的书评。
5 吴丽娱《敦煌的礼书》,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6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卷)《书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笫746页。
7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0页。
1 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笫1期,第15页。
2 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张广达《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谢桂华《百年来简帛发展历程及其检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
3 (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初晓波、高野哲次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4 (日)池田温编《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本书被列为《讲座敦煌》第五卷。综论和分论了敦煌汉文写本的内容。书中对儒家典籍、书仪、官文书、寺院文书和契约诸章,论证全面而且深入。唯在所论敦煌汉文‘弓本文献中只缺少诸子典籍、私文书中的信札、社邑文书等方面的内容。
5 藤枝晃提出从敦煌写本的用纸、笔迹等外部特征探讨敦煌文献的真伪鉴别工作。
6 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叶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笫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
7 林聪明《敦煌文书出处略考》,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973页。
1 赵逵夫《先秦文体分类与古代文章分类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 文体学研究证明,文体的命名,往往从书写的载体材料和书写的动作、行为特征出发,二者并行,使同一文体往往有数种异名的现象。因书写载体而得名的文体,不会因为旧的书写载体的淘汰而废止,在新的书写载体时代仍然沿用旧名。尺牍文体的命名,往往经过了从动词演化为文体专用名词的历史过程。尺牍文体的演化,呈现出功能逐步明朗、单一的演化规律,往往存在从通用文体到专用文体的发展定型过程。
3 存敦煌书仪中,尺牍文体涵盖广得多,如P.3449+P.3864《刺史书仪》中列有七十八种尺牍文体。由十在敦煌所出唐宋实用尺牍中一些文体未曾见到,本论文主要讨论除制、敕等所谓“王言之制”之外的十几类常用尺牍文体,一些不知如何命名的尺牍文体,则收入在“简札”类中。
4 尺牍诸文体,从应用对象的不同,按文本的运行方向分成三类：上行,平行,下行。
5 [南朝梁]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书记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6页。
1 原文第3-7行按从左往右的顺序书写。
1 [明]汪珂玉《珊瑚网》卷3《法书题跋》“宋范忠宣手简司马温公史草短启帖”条,卷末跋语：“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敬惜纸张在唐宋时期是普遍现象。
2 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敦煌学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3 郑炳林首先发现了此件残片的拼合关系,在读书札记中首次揭示。参：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义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88页。后又撰文进行了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参：郑炳林《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年,第381—389页。
1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259页。
2 需要说明的是,草稿亦不乏字体工整者,工整与否只是相对而言。
1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第261页。
2 删除符号与废读符号类似,施于衍字,在敦煌文献中有8种之多,标在废字右侧。可参考：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李正宇撰“敦煌遗书标点符号”词条,第519页。张涌泉亦撰文论及。参：张涌泉《说“卜煞“》,《文献》2010年第4期。
3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笫114页
1 此界格符号在原抄件中就存在。
2 杨宝玉、吴丽娟《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以P.3730V、S.6405V为中心,兼及P.3281V、S.25899》,载刘进宝、高田时雄编《转型时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1 杨、吴认为这种差别“看得出是在草稿基础上略作过文句修改的结果”。参：刘进宝、高田时雄编《转型时期的敦煌学》,第334页。
1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37《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册,1986年,第1667页。
2 在对敦煌尺牍进行文体分类时,由十无法准确判定每一件文献的具体年代,无法按照年代分类编排,故论文中每一类尺牍文体均按收藏地点及原卷编号大小次序编序(采取法藏、英藏、俄藏、北敦、其它收藏地点的顺序)。以下表格均按此处理,特此说明。
1 学界对“金山国”的存在时间存在争论,荣新江认为“金山国”存在于910年七月末以前至911年七月之间。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9负。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14页。
2 冯培红考证金山国仿中央官职设立尚书省、中书省、御史台、鸿胪寺,有宰相、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御史大夫、鸿胪寺卿等官职,但极度残缺不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山国独立割据的局限性。参：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笫二章第三节“西汉金山国及敦煌国的王国体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2-35贝。
3 西汉金山国的授官敕,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授官牒的格式基本相同,仅是改将牒首的“牒”字为“敕”字。P.2885V《谢诸宰相语》是金山国时期的书仪作品,文中称“特蒙金山天子敕赐押衙兼后槽使”,所谓的敕授,实质即是以使牒授幕府军职僚佐押衙,兼差充后槽使。
4 赵和平《武则天时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P.3900号写卷的初步研究》,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5-136页。
1 赵和平《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P.3449+P.3864的初步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第223页。
2 具体表文可参考：李小荣《宋高僧传·利涉传补正——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佛学研究所、敦煌研究院主办《敦煌禅宗与禅宗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2006年,第98页。
3 P.3035前半部分为抄录的某州地方官所上《麻禅师行状》的奏状,后半部分是所上荐表,请皇帝接见该僧、试其德行。杨学勇考证麻禅师即是信行禅师,此事发生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若其判断不误,可备一说。参考：杨学勇《三阶教史研究——以敦煌资料为主》,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4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订本),卷5《省事第十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330页。
1 陈英英《敦煌本<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1982年,第509-527页。陈英英已考订出作者为唐洛阳同德寺僧无名(俗姓高,渤海人,《宋高僧传》有《洛阳同德寺无名传》)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上书。张军胜在论文中依据无名上书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考订上书时间在德宗朝,约在建中二年(781)之后。参：张军胜《敦煌写本僧无名所上谏表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7《护法篇笫五》,中华书局,1987年,第427页
1 相关论述可参；郭锋《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5-106页。
1 一张纸上每行书写17字,是唐代官府抄经最为常见的标准形式。
2 相反,BD06014V《直谏表》的抄写可能要早于P.2811V《直谏表》,后者倒有可能是依据前者抄录的。
1 正史不载侯昌业曾任六部侍郎的情况,但侯昌业曾任司天少监,咸通中任司天御史。《资治通鉴考异》卷24《唐纪十六》中引唐韦昭度、杨涉撰《续皇王宝运录》称“司天少监侯昌业上疏”,司天监属九卿,与礼部侍郎官品相当。后人可能据之称其为“侯侍郎”。参：[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8220页。
3 中国古人认为太阳每天在天区运行一度,周天365又四分之一度,将周天度数等分为十二份,岁星每年在二十八星宿之间运行,有起讫度数。参：邓文宽《敦煌叶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 中匡,《管子》有《中匡篇》,此处当指仲匡,比喻像管仲一样贤能的大臣。
2 似是劝谏后唐庄宗李存勗的,“拨乱反正,驱域重安”似是指庄宗灭后梁而重建唐而言。但搜索相关史籍,不裁有类似的上疏,也许是佚文,因为无相关文献证据,在此存疑。
1 [宋]司马光《书仪》,《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2册,第460-461页。
2 P.2594、P.2864、S.2060、P.3237、P.2577、P.3277本来是依次相连的同一写卷,正面内容为李荣注《老子道德经》,后被撕裂,一分为六。白雀歌实际抄自于这一长卷的卷,与卷背乙丑年的杂写、显德六年阳原进状抄写字迹不一,抄写时间要早于后者。颜廷亮从1948年1月11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中检出李海舟《敦煌古物之新发现》一文,文中称其外甥刘永富于1944年从敦煌搜集到《白雀歌》一卷,卷幅完整,字迹挺秀,墨如蓝色,共五十八韵,八百一十四字。表明《白雀歌》有另一写本。参：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9页。
3 P.363为草稿,书写潦草,且有涂改。一些学者认为此“张厶乙”即是P.2594V+P.2864V撰《白雀歌》的张水,卢向前、邵文实持此观点。李正宇则认为是张文彻。[参：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主要依据是P.3633V(1)《张安左邈真赞》题“大宰相吏部尚书 兼御史大夫张厶撰”,与S.5394《宰相兼御史大夫张文彻上启》、P.2991V发愿文中“西汉金山国首(头)厅大宰相[清河张公公]”张文彻的题衔相合。
1 唐前期成书的《唐六典》等法律中规定,全国的政务文书,一般由尚书都省以“奏抄”为文书主体的渠道向中书省报告,不经过门下省而由中书进奏皇帝。但在中书门下体制确立后,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由中书门下代替尚书都省以奏抄直接上报皇帝。参：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隋唐五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3-221页。
2 李军《唐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路线献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
1 дx3927B诗文中称“将军威威天下传,掣……蛟螭潜伏屈玉女……惟知塞外见亲情,六……明,西州回鹘侧听将军……”,也许反映的是归义军政权对被击败的西州回鹘的扶持。
2 陈祚龙将敦煌本《封常清谢死表》与《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所录“表”进行了文字上的校证。参见《大陆杂志》,1964年第29卷2期。
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0页。
1 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即《张淮深碑》)。
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笫6133-6134页。
1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2 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奉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兰州学刊》,2009年笫4期。
1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348页。《汉书·路温舒传》中记载路温舒家贫,取泽中蒲草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2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尚书都省”,中华书局,1992年,第11页。
1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89页。
1 李锦绣《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段的变革》,黄正健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2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3 新疆且未安德悦遗址所出牒《唐希俊牒为前妻李十三妄相罗织事》其牒首言“妄相罗织人前妻李十三”,将被告人列于牒首。参：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66页。
4 此三件的缀合研究可参见：陆离《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十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对дx2264、дx8786与P.4974号文书的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又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2009年,第376页。陆离认为三者实为同一件土地诉讼案卷的残卷,他依据P.3257案卷为例,将三件拼合为一件案卷,进行了复原。
1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李静等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73-290页。
2 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6页。
1 冯培红《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笫43页。
1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956《誌二二·职官十八》,权德舆撰《鄜坊节度推官大理评事唐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66年,第6册,第5028页上。
2 据荣新江考证,此件牒文的书写年代约在唐乾宁年间(894-895)张淮鼎自称归义军节度使之时。牒文上有节度判官兼御史中丞张承奉的副署。参：《归义军史研究》,第93页。
3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2《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
1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3页。
2 索淇,与索琪可能是同一人,其父可能即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沙州都督索允,即S.1438V吐蕃占领时期沙州某官尺牍文集的作者(参：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其中有《舍官出家并施宅充寺资财上吐蕃赞普奏状》,与P.2807、P.3256 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释门文范》中提到的都督索公是同一人。《索勋纪德碑》记索勋之父为索琪,曾任敦煌郡长史,赠御史中丞。据P.3410《索崇恩析产遗嘱》,知索琪为沙州僧人索崇恩之侄,任职为都督,而都督是吐蕃统治时期汉人担任的最高军职,当是承袭自其父的官职。
1 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164-175页。
2 李锦绣《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段的变革》,第100页。
3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7下,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159页上。
1 如民间结社中盛行的“转帖”、作为契约的“私帖”。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学问僧以“帖”上给唐代的各级官府,实乃泛称写在纸张上的“牒”或“状”为帖。唯卷二载登州文登县下帖文给青宁乡,勘问圆仁等滞留一事。此帖专指公文文体“帖”
2 相关的著述可参考：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盂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1,中华书局,1956年,第7762-7763页
1 《资治通鉴》卷275,第8996贝。
2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之《容斋续笔》卷5“银青阶”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1 [宋]赵升《朝野类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笫854册,第127页下。
2 出土于新疆库县的《唐建中五年孔日司帖》,都督府帖文差使莲花渠匠白俱满尖鸡织布,便免去了掏拓、助屯、其他小差科等杂役,原文如下：孔目司 帖莲花渠匠白俱满尖鸡配织建中五年春装布一百尺。行官段俊俊、赵秦壁 薛崇俊 高崇仙等：右仰织前件布,准例放掏拓、助屯、及小小差科,所由不须牵挽。七月十九日帖孔日官任 辩
1 “当道先准诏旨,抽庐、寿、滁、和等州兵马共二万人,仍委监军使押领赴军前者。臣当时已各帖诸州,令排比点检”。参：[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卷5《奏论抽发兵士状》,中华书局,上册,2007年,第122页。
2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8“吴越三王判牍帖”,《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660页下。
1 原文见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68《钱塘湖石记》：……钱塘湖一名上湖,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立于田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府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及也。……参：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4册,第1431页。
1 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89-115页。
2 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第115贝。
3 《说文解字》卷5上,第95页下。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笫391页。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5“道路”条,第409页。
1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1 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63页。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1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1页。
2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10上,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204页下。
3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4 日本学者中村裕一著《唐代制敕研究》中按状的用途,分类为谢状、贺状、荐举状、进贞状、杂奏陈请等。可参考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笫三章第二节“状的用途”,汲古书院,1991年,第419-458页。
5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199页。
1 大臣上皇帝的奏状中称“臣”,而申状中不称臣；奏状与申状末尾的格式也有区别,奏状文末用语为“谨录奏闻,伏听敕旨。谨奏”,申状文末用语为“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
2 唐李贤注《后汉书》引《汉官仪》。又见《文献通考》卷40《学校考一·太学》。《后汉书》卷57《吴良传》东平王刘苍举荐吴良也是一个实例。
3 [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文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1页。
1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上册,第155页。
2 中书门下可以通过使司和尚书部司,或直接实施对地方的行政领导。节度使、观察使具有中书门下派出机构的性质,直接向中书门下负责,而不经过尚书部司。参：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3 [唐]房玄龄等撰《隋书》卷75《刘炫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721页。
4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984页。
5 冯培红《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第69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1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注①。
2 据敦煌市博物馆藏《索勋纪德碑》“上褒厥功,特授昭武校尉、持节瓜州诸□□□□墨釐军押蕃落□□□□□□(等使守瓜州刺)史”,可知索勋后来被唐廷正授瓜州刺史。直到景福元年(892)出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前,前后担任瓜州刺史十四年。
3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笫521页。
4 唐李匡乂撰《资暇集》卷中“起居”条称：卑致书,将结其语,云“附状起居”。“状”字下直(宜)加“候”字也。案王肃云：“起居,犹动静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状动静乎?语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启亦然也。参：[唐]李匡又撰、张秉戍校点《资暇集》卷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 [唐]李涪撰、张秉戍校点《刊误》卷下“起居”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2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535页。
1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540页。
2 潘重规编《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影印,1976年。
3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3页。
1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第214页。
1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与陈员外书》,中华书局,2001年,第1007-1008页。
2 罗振玉《沙州文录补遗》,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第18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500页。
1 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记载“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
2 在出土的楼兰简纸文书中,有拜贺蜡节的名刺,既有木简,又有纸。
3 [唐]李匡银行户头乂撰、张秉戍校点《资暇集》,第31页。
1 [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3,中华书局,1984年,第32页
2 [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9,中华书局,2002年,第198页。
3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记载“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笔者认为,叶梦得称为申状,不准确,仍是门状,只是五代宋风俗沿用公状中用语而已。
4 [宋]费衮《梁谿漫志》卷2,周培光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第18册,河北教育出版社,第47页上。
5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1,“书札过情”条,中华书局,1994年,第479页。
6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5“待制官”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页。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6“杂录”条,第99页。
2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1—192页。
3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 “行首”本义是指“军队行列的领队”,五代时相当于节度使幕府中的低级军职队头,宋元时则指官府中参拜歌舞的歌舞妓。
1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44页。
2 原文作“真”,误。据内容,当是宋神宗。
1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书画之属”,第8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569页下。
2 [宋]洪迈著《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3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1 黄叔琳等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奏启第二十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318-319页。
2 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82页、注释(57)。
3 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第483页。
4 《宋书·衡阳文王刘义季传》、《南齐书·谢论传》中上启事皆须亲笔署名、别人代笔上启事被发觉后差点被治罪,可证南朝时启文的应用十分严谨。
5 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第483-484页。
1 道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著名僧人,十九岁量修习《佛名经》,后唐长兴五年(934)为比丘,编《三界寺藏内经论目录》,发弘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后汉乾祐元年(948)为三界寺观音院主,重修南大像北-古,题壁赋诗。乾祐三年(950)任沙州释门僧政,随曹元忠巡礼三危圣王寺,开道场,并题诗十108窟南壁。从后周乾德二年(964)起授徒施戒。宋雍熙四年(987)任沙州都僧录,卒于任。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笫113页。
1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下册,笫573页。
2 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从》,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4“古今尺牍之制”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3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60-147页。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册198《蕃夷五·瓜沙二州》,中华书局,1957年,第8册,第7767页上：。
1 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53-265页。
2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113页。
3 梁太济《“别纸”“委曲”及其它——<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梁太济著《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从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42页。
4 [晋]陈寿《三国志》卷60《吴书·周鲂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7页。
5 《三国志》卷47《吴书》裴松之注引《吴历》,第1119页。
1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4“古今尺牍之制”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3页。
2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页。
1 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第257页。
1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咽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第284页。
1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公司,1993年,第265负。
2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1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
1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276页
1 黄永武《敦煌宝藏》定名为《太子尊体起居万福帖》。参：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35册,第165页。
1 太子大师生活年代当在曹氏归义军后期,见于S.6178《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皇太子广济大师为男太了中祥追念请僧疏》、S.4700《甲午年(994)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了荣亲客目》、S.6981(2)《太子大师上法奖和尚帖》等敦煌文献。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
1 郝春文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7-209页。
2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笫91页。
1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84《晋少帝纪四》,中华书书局,1976年,第1114页。
2 贺世哲先生考证元忠夫人称浔阳郡夫人是在后晋天福十二年(947)至后周显德四年(957)之间。五代宋初时期,“郡夫人”一股是授予留守节度使之妻。参：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27页。
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4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第三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1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从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37页。
2 贺世哲先生推断第61窟建窟在947-957年之间,第55窟的建窟时间在962年左右。参：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石窟论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63-564页。
3 参见S.2687后汉天福十三年(948)浔阳郡夫人翟氏施物疏、S.3565(2)浔阳郡夫人疏、P.2982显德四年(957)九月凉国夫人浔阳翟氏施舍疏、Ch.00207V(BM.S.P77V)宋乾德四年(966)五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敕受(授)凉国夫人浔阳翟氏夫妇修北大像功德记草稿。
4 罗瑶《榆林窟第20窟新发现供养人像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19-21页。
5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4“司封”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6-238页。
6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页。
7 唐宋藩镇体系下,孔目官是节度使府的重要官吏,事无细大皆经其手,一孔一目无不综理,掌税钱、财计、料粮收支、书状、文案、监印等等。代使主草拟文书也是孔目官的重要职责之一
1 《宋会要》蕃夷七引《玉海》卷87《器用》称：太平兴国三年(978)曹延禄曾遣使入贡玉圭、宝氈。从敦煌文献P.3827《曹延禄奏状》可知,曹延禄在979年四月遣使奏报归义军节度使更替的情况时,官衔称“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检校司空”,远比其在归义军境内自称“新受敕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的官衔要低,当是首次进贡宋朝时所称,较为可信,则《玉海》所记978年可能有误。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曹延禄遣使入宋贡玉器、波斯宝既等物。此使者当即是979年四月曹延禄从沙州所遣到达汴京者。所贡物品有玉器、宝既,与《宋会要》所称“玉圭、宝氈“相类似,则《玉海》中所言978年遣使贡物之事,实即是980年。
2 P.3827《曹延禄奏状》称：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十开宝七年(974)六月六日亡,便由瓜州防御使曹延恭充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由曹延禄为瓜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副使。后曹延恭亡,便由曹延禄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
1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72页。
2 后晋高祖石敬塘原本是通过向契丹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条件借兵而夺得后唐帝位的,一度遵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两国地位实际并不平等,两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君臣、父子关系,并不像S.4473(2)中所反映的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此件“致书”,更像是一种外交政治策略下的产物,表明后晋与辽之间的外交关系开始发生了转折,所以有后晋出帝石重贵向辽告哀时不称臣之举,而辽也因此大举攻侵后晋,晋辽之间战争暴发。
3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大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
4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笫231页。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27《报坦绰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9册,第8713页。
1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第357页。
2 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75页。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689页。
3 邓小楠《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校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96页。
4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54-356贝。
5 一般写作“尚”,“上”通“尚”,是吐蕃王朝的一种官职,相当于唐朝的“相”
1 郑炳林首先发现了дx5988与P.2555之间内容相关,在读书札记中予以揭示。参：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84-85页
2 此行中“皇帝”、“赞普”都不平阙。
1 据宋人赵彦卫的笔记小说《云麓漫抄》卷三“字数”条记载：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国朝试童行育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参见：[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页。
1 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2 《旧唐书》卷43《职官志》“尚书都省”条：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原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日令,亲王公主曰教)。
3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全集》,卷35《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
4 据《旧唐书》卷160《柳宗元传》：柳宗元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登科,授蓝田县尉。元和十四年(819)卒,终年47岁,则生于772年。以20岁登科计,则在792年(德宗贞元八年)登科,贞元十九年(803),31岁入为监察御史。《柳宗元集》卷35《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必在792年之后,可视为是在公元九世纪初。据易新鼎点校的《柳宗元集》宋人版本中有注称：“元和六年四月,以户部侍郎李夷简检校礼部尚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启云襄州,即此时也,公在永州”,则此件启写于元和六年(811),当九世纪初。参：[唐]柳宗元著、易新鼎点校《柳宗元集》,中国书店,2000年,第470页。
E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f rance, Paris 2000,第91贝。原文未见,此处转引自刘安志《唐初龟兹白寺城初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书画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615页上。梁太济对“委曲”的本义与书牍文体“委曲”做了区别。他以宋人岳珂所著的《宝真斋书法赞》为例,认为书中收录的张旭的《秋深帖》、段文昌的《秋气帖》中提及的“委曲”都是“委曲”一词的本义,而不足指书牍文体——“委曲”。参：梁太济《“别纸”“委曲”及其它——<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原载于《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又收入在氏著《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从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2 樊文礼、史秀莲《唐代书牍文“委曲”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第7页。
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七·西原蛮》,中华书局,1986年,下册,第2589页上。
1 《高野杂笔集》抄本原属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旧藏,现收藏于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在其博物馆的网站可以看到影印照片：http://web.otani.ac.jp/museum/kurashina/syoseki index.html.此书札见第28页,网址是：http://web.otani.ac.jp/museum/kurashina/01 koya/all b28.html.此件书札是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日本留学生山本孝了博士生提供,特此表示感谢。笔者认为,札末的“后宽”等语,似是抄录人的注语,表示原札纸张后部残余空白较多之意,非原札中语。且日期应在“叔公祐”一行之前,方符合唐时书札格式。此由于是抄件,体现了抄件的许多文本特征。
2 [宋]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下·王敬武书辨》,中华书局,1988年,第124-125页
3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4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5 [韩国]朴镕辰《应之の<五杉练若新学备用>编篡(?)その佛教史的意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7卷第2号,2009年,第51—57负。《五杉练若新学备用》从中国传入朝鲜,现收藏在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这条材料由日留学生山本孝子博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1 [北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一,《从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第16页。
2 《司马氏书仪》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
3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第615页上。
4 梁太济《“别纸”“委曲”及其它——<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从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35页。
1 樊文礼、史秀莲《唐代书牍文“委曲”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第4-9页。
2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下册,第363页。
3 由于《桂苑笔耕集》中所收“委曲”不是原件而是草稿或副本,而且崔致远在编定集子时略去了人名、日期等,因此,推测在“委曲”的结尾处应有发件人(姓名或官衔)、及发件日期。
4 根据敦煌所出唐五代《书仪》,尊长者致卑下者书,尊长者皆用“告”、‘‘报”(凡书末,尊行皆告,长皆报疏),而对卑幼者直呼其名,在书尾或封题上的最后一个字用“省”。
5 北宋司马光给其侄的委曲《宁州帖》,全文如下：十月五日,宁州兵士来,知汝决须赴任。十二日,程暹父来,方知汝竟不曾下侍养文字！彼交代催汝赶任,是何意?岂非要交割大虫尾?我前书令汝史下一状,汝终不肯。父母年七八十岁,又多疾,况官中时有不测科率,汝何忍舍去!不意汝顽愚一至于此。汝若坚心要侍养时,更何用宁州重差人来?假使因乞侍养,获罪于朝廷,乃是孝义之事也,又何妨!何妨!今汝才去,朝旨许令侍养,若本府奏称本官已赴本任,缴回文字,则朝廷必以为厥叔强欲差它侍养,它自不愿,已到本任,直收杀不行。不惟坏却此文字,深可惜!并光亦为欺罔之人也。虽知骂得汝不济事,只是汝太无见识。闷闷闷闷!文字若万一到宁州,于条便可离任,更休申漕台取指挥,又被留住。叔(押)报九承议。十一月廿九夜。上文参：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宋五代书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此处据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录《北宋书信辑佚》,2008年,第187页。
1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卷,第52页。此件当是沙州康幸深代其母所书的委曲草稿,下达给在甘州的儿了康胜全。此件属后来的抄写件,抄写时较为混乱,已失原貌较远。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册,第347页。
3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册,第282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册,第241页。
5 在IDP数据库中的彩色图版上被墨涂去的“淮深”二字清晰可辨。此件很可能是某官予张淮深的“委曲”。
6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册,第251页。
1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册,第369页。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笫33册,第163页。
3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册,第20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册,第21页。
5 图版见《法藏敦煌两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册,第147页。此书札抄写在“国清父母予军使昌都知阴都知状”之后,应是住奴的父母给在瓜州的男住奴的“委曲”。
1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册,第187页。
2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卷,笫226页。
3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卷,第80页。
1 我们己知,唐宋时期的“委曲”是一种父祖对了孙、长官对僚属进行劝诫时的一种书札文体,是属尊者对卑者的书札,根本不可能出现“空附起居”等卑者致尊者书牍中常用问候语,但这二件由于是抄件,可能在抄写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出现随意添加、改动的情况,这与抄件的文本形态、抄写者有何很大关系。因为与已知敦煌所出“委曲”的原件相对照,均没有“空附起居”这类小合当时书札礼仪的书牍用语。抄写者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并不明白“委曲”应当遵循的仪范,而致传抄学习中出现错误。
2 杨秀清《P.3750<残书信>中王敬翼进奏般次略考》,颜廷亮主编《转型时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8-404页。
3 杨秀清《P.3750<残书信>中王敬翼进奏般次略考》,笫404页。
1 即塑匠,“素”通“塑”。敦煌文献S.367、P.2005、P.5034中有“素像”,其义均指朔像。相关文字考证可参考：张文冠《敦煌文献所见“素像”考辨》、王惠民《关于<敦煌遗书所见“素像”考>一文的异议》,均载于《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P.3750《委曲》中的“素匠”一词,可补充张、王之观点。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笫66页。
1 杨秀清《光化三年张承奉领节事钩沉》,《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页。
1 陈菊霞《翟使君考》,《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
2 一般认为“使君”一词是对隋唐“使持节某州诸军事”的州刺史的尊称。但县令有时也可被尊称为“使君”。相关著述参：杨富学《也说“使君”》,《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如P.4909《辛巳年至壬午年(981-982)净土寺诸色破用历》中“三月一日看刺史、使君”,将刺史、使君并列,表明“使君”一词的使用有其时代性,并不专指州刺史,应结合具体的时代去具体分析。陈菊霞通过对敦煌文献中“使君”词的梳理,认为归义军初期至10世纪中期,敦煌文献中的“使君”基本是指州刺史；但在10世纪中期以后的敦煌地区,是对归义军节度使所派出的亲使担任地方官职者的尊称,其职位低于州刺史。见：陈菊霞《翟使君考》,《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笫89-90页。从曹氏归义军时期常以押衙、内亲从都头等兼任地方行政系统的官职(如县令、乡官等)或差遣的事实来看,陈说甚是。
3 如故宫藏《绛帖》中王献之《范新妇帖》中有“范新妇省”、《右军书记》中有“王延期省”。《叶鲁番文书》中有一件高昌王国时期的书仪《与兄弟子书》,封题是“某省”。上参：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古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0页。
1 [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七《金刚经鸠异》,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
1 赵和平《中国家书的源流、体例、礼仪》,《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2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卷12,中华书局,2007年,上册,第373页。
3 《桂苑笔耕集校注》卷12,第382页。
1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册,第174页。
2 “委曲”本是动词,意思是诲谕。如唐令狐楚《令狐楚集》卷2《奏差兵马赴许州救援并谢宣慰状》中有伏奉诏书,兼宣恩旨……伏蒙陛下委曲照临,丁宁诲谕”。文中“委曲”与“丁宁诲谕”对举同义,都是动词。后来“委曲”用作名词,指代一种叮咛诲谕性质的私人书札。
3 [日]大庭脩著、徐巨虹译《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4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两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5 [日]富谷至著、刘恒武译、黄留珠校《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贝。
6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51页。
7 [东汉]班固《汉书》卷83《朱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01页。
8 《汉书》卷83《薛宣传》,第3388页。
9 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中认为“记,又可称为教。记、教是一种文书”,就是上级官署给下属的命令文书,称“檄”是以书写材料称；称“记”是以书写动作称；称“教”是以书写内容的性质称。
1 [日]鹰取祐司《汉简所见文书考：书、檄、记、符》,富谷至编《边境出土木简の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3年,第144—146页。
2 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修订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3 [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7《刘向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12册,第163页下。
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844页。
5 《汉书》卷65《东方朔传》“赞曰”中有节略的引用。保存较为完整的见十《艺文类聚》卷23《人部七·鉴诫》。
1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由二十篇构成,是采取著书体的形式。
2 《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附柳玭传》,教导子弟要有孝行、信义、节俭、守本分、深思等。
3 (日)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
4 告、报、语,三者同义,是动词“告诉”之义,不是回报、回答的意思,也不等于现代的上报、报告。王锳根据唐宋笔记小说中的词语实例,来说明凡官告民、(父)母告女,兄弟有事相告,都可用报。参：王镁《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页。
5 如刘向戒其了刘歆的书牍,用“告歆”的程式；东汉马援训诫其侄马严,则采取的是尺牍文体的形式,主要内容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引用,但八牍的原始面貌、原始格式并小清晰,但可以根据两汉时期尺牍的书写制度,可以得知这类由长辈训诫子侄的书牍,用“告某(名)”的格式。魏晋时期,陶渊明与子俨等书中首言“告俨、俟、份、佚、佟”等,即是其例。
6 “如果我们不是仅拘泥于‘家训’两字,并且也不要过于在乎是否采取了著述的形式,如果我们把在训诫子孙这一目的下所说、所写的一切内容都包含在‘家训’概念中的话,那么家训的源流就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流传至今的具有家训意义的语言或读物数量也就会稍稍增加一些”。参：(日)守屋美都雄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349贝。
1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2上,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32页上。
2 [宋]洪遵《翰苑群书》卷5“杨矩《翰林学士院旧规》”,《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5册,第361页上。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哲宗元家庭成员祐元年正月”：(学士)司马光移书三省,欲与诸公商议更张 变法事,称谨具咨目如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册,第8732页。
1 [宋]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旧录》卷2“唐人奏事”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2 许同莘著,王毓、孔德兴校点《公牍学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3 [宋]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安重诲传》“史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页。
4 宋人徐无党注曰“记事,若今学士院谘报。今士大夫间以文字相往来谓之‘简帖’,俚俗犹谓之‘记事’也。”参：《新五代史》,第257页注①。
5 [宋]司马光《书仪》,《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2册,第464页上。
6 许同莘《公牍学史》,第66页
1 [明]汪砢玉编《珊瑚网》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18册,第31页下、第32页上。
2 明《停云馆帖》卷五,国家图书馆藏。此处录文参：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录《北宋书信辑佚》,2008年,第186页。
3 其文极简略：“真麝香一剂。置痛处薰透。气立安。芾谘。”参：[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米元章书简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笫813册,第785页下。
4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书画之属”,第8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778页上。
1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第813册,第830页上。
2 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1 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9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2 此处姓名是草书花押,难以辨认。
3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笫12册,第161页
4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5册,第122负。
5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13册,第34页
6 此行为倒书,笔迹与前文不一致。可能是后人所杂写,与原文无关。
7 图版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笫5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录文见第59册“条记目录”第15页。
1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册,第45负。
2 最有可能是将女儿嫁给了翟家,故称其女婿为翟郎。
3 据敦煌文献《逆刺占》题记,唐天复二年(902)翟奉达为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时年二十岁。则翟奉达约生十882年(唐中和二年)左右。据P.3247《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题记,后唐同光四年(926)时,翟奉达为随军参谋,时年44岁,以他二十岁娶妻生子估计,44岁时其子也当成年,已经娶妻。
1 夫妻之间也有以谘文往来者,大约见于五代宋初。如罗振玉《沙州文录补遗》中收录的《三娘子状》,实即是一件妻三娘了给丈夫王郎的谘文,内容简短,向丈夫咨询家庭债务事,其格式首言“妻三娘子谘陈 王郎”。参：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从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笫18册,第502页下。
1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6卷,第40页。
2 此年的沙州都僧统是接替唐悟真的康贤照。参：荣新江《归义军使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二章《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表1《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年代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3 据敦煌市博物馆藏《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使索公(勋)纪德之碑》记载,索勋于唐景福元年(892)九月底被授归义军节度使后,便称“大夫”。据P.2803《索大力状》,893年二月已称“将军”。
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0《昭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册,第768页。
5 杨秀清《光化三年张承奉领节事钩沉》,《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页。
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92页。
1 其中记载了辛酉年(901)正月十六日,归义军在其境内设立“天使院”准备迎接朝廷天使,支给押衙康伯达修文字细纸一帖,开始准备接待天使的到来。
2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4卷,第133页。
3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6页。
4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12卷,第3页。
1 图版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册,第60页。
2 如《俄藏敦煌文献》第16册编号为дx12817清代印刷体的“临洮义盛老号广乐高香”商号牌记、笫17册编号为дx19059清代人书信“男禄童大小孩儿拜上父亲杨”,文中用语完全是近现代用语口吻。
3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9卷,第206页
4 此处是姓名花押,难以辨认。
5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第116页。
6 此行文字残左半部分,极难辨认。
1 郑炳林、高伟《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第68页。
2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第121页。
3 S.6417《金光明寺徒众神威等状上都僧统海晏牒》、s.6417《金光明寺上座神威状上都僧统龙辩牒》,知神威在后唐同光四年(925)时为金光明寺僧人,清泰二年(935)时升任金光明寺上座。4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129页。
1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册,第337页。
2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118页。
1 许同莘《公牍学史》,第66页。
2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书记第二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第348页。
1 钱锺书《管锥编》,《全晋文》卷二二“二王法帖文体”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册,第1108-1109页。
2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0页。
1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十学位论文,2004年,第29页。
1 许同莘认为,公文中出现批示直到唐代才出现。参：许同莘《公牍学史》卷4“公牍有批始于唐”,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02页。但出土资料证实,公文中有批示,
在汉代简牍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2 彭砺志《尺牍形制：从形制到艺术》,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6页。
3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42,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11页。
4 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全三国文》卷三○“曹植十吴质答书后之别题”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74页。
钱氏批驳唐人李善注文的意见,认为吴质因借曹植书中“训以政事”,故言己治朝歌之政,吴植因撮合质所治与质所志,发在弦之矢焉；
以“别题”补入原书,则无的放矢矣。
5 陈槃据《马羌尺牍》“仓促复致消息,不能另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认定是在收到尺牍后在其纸后因复数字。
《楼兰简纸文书》沙纸935号尺牍正反二面笔迹不同,正面提到“诸将为乱……复别表”,反面有“具知款情”,当是对正面书札的回复。参：
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三,1975年。盂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贝。
6 [唐]张彦远撰、刘石校点《法书要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7 许同莘《公牍学史》,第102‘贝。
8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补第二十八卷后八事’’条,《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了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2册,第882页下。又,《历代笔记从刊》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杂誌》“书后敬空”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1 [后晋]刘晌等著《旧唐书》卷148《李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9页。
2 原文为：贞元中,度支欲砍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况神尧入关,先驻此树；玄宗幸岳,见立丰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白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状。”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造寻入台。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1 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2 南北朝时期,正式诏敕颁下时的制度也渐严密,如《周书·艺术冀俊传》的记载表明,中书省所出诏敕,不但中书舍人要署名,而且连主令史也得署名,如果欠缺,诏书的真实性便会受到怀疑。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60页。
1 相关著述可参考：杨森《敦煌社司文书画押符号以及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吕德廷《唐至宋初敦煌地区的签名和画押》,《寻根》,2010年第2期。
2 艾丽白《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鸟形押》,耿异译《敦煌译从》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9-217页。又见：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敦煌学精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册,第262-282页。赵贞《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10-28页。
3 参见《敦煌学大辞典》中李正宇撰“鸟形押“词条。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4 在敦煌书札P.5014《弟长千致太子书》中有一例鸟形押,被称为“长千鸟形押”,但P.5014书札仅是一件抄写件,书写较差,其图形是否属鸟形押尚存疑问。即使属于鸟形押,也是曹元忠、曹延禄鸟形押之外的唯一一例,且仍可能是曹元忠之子所用。长千,在莫高窟第427窟前室南壁供养人题名中有“男长千一心供养”,据427窟窟檐大梁上的题记,窟檐为大宋乾德八年(970)正月二十六日曹元忠之世建造,则长千可能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之子曹长千。
1 张广达据文末的鸟形押与P.3878上的鸟形押相同,判定为979-980年。上参：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使次和般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1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2 早期的印文可能是黑色的,如敦煌发现的汉代帛上有一枚黑色的印文。参：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39页。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传世文献记载汉代皇帝的六种印玺“皆以武都紫泥封”。参：[汉]卫宏撰《汉官旧仪》卷上：“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下略),皆以武都紫泥封”。又见[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115《王礼考士》引用《汉旧仪》,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5页上。
4 《旧唐书》卷43《职官志》：凡施行文、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审其事,目无差,然后印之。
2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记载：“旧、前节度使印例藏军资库”,反映的是宋代的制度。上参：[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笫44页。
3 《宋史》卷154《舆服志·印》,第3591页。
1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83页,
1 方广锠《宣宗关于归义军的诏敕》,《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印文极其模糊不清,笔者不能辨识。但从书写笔画上,也有可能是[河西道节/度使之印],如是,则是张议潮在收到诏敕后所钤的档案印,作为档案文书收藏、保存。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册,第265页。
3 “廿”头十分明显,其余部分通过与P.2826中“通天万寿之印”中的“万”字相比较,与“万”字的篆文非常接近。
1 《隋书》卷36《宣华夫人传》,第1110页。
2 清人朱象贤著《印典》引用明人朱存理的笔记小说《鹤岑随笔》(今已亡佚无存)称,朱存理曾见一枚古铜印,印文为阴文二十字“伊宽私记,宜身至前,迫事毋闲,愿君自发,封完印信”,实质就是一枚封缄印,其功能是用于封缄尺牍或物品。与朵云轩收藏的类似有“封完印信”印文的汉代私印相比,当是汉代印章。文献与印章实物证实,自汉代以来,专用于封缄的“封缄印”就已经出现了,沿袭至唐宋而有变异。参：[清]米象贤著、方小壮编著《印典》,中华书局,2011年,第186-187页。
3 《金史》卷31《礼制·宝下》记载金人攻破北宋首都后,所获宋印中有“封”字玉印四方。《辽史》卷51《礼制》记载宋辽之间贺正旦、贺生辰、祭奠、吊慰一切礼仪书匣,包括致皇太后、皇帝者,均需加“封全”印记,在抵达对方后,对方也要按照一定的礼仪,验讫奏闻,始由枢密开封,宰相读文。在黑龙江上京会宁府出土了的两方“封全”铜印、《乐氏藏古玺印选》中收白玉“封”字印,史树青认为这种玉印或铜印,都是礼仪用印,在宋代时被称为“礼信之宝”,是在岁赐礼物或封缄文书时所用的封缄印。上参：史树青《宋白玉“封”,字印印考》,《揖芬集——张政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67-368页。
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李正宇撰“曹字私印”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赵贞《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19-20页。
1 汉代文献中多见以布囊封缄尺牍的记载。敦煌悬泉出土了二件汉代帛书书信,其中一件被折叠,插入宽6至8厘米的丝质囊内。参见：钱存训《书于竹帛》,第86-87页。
2 在楼兰出土的简纸文书中,有与木检配套的包裹纸L.A.Ⅱ.ii孔纸13.1,纸背面有两行斜写的封题“白泰文／主簿马君”,封题文字在纸面上约呈45。斜角,与之配套的木检大小与包裹纸背面折痕显现出来的大小相吻合,包裹纸上又残留有检上的缄绳捆扎过的痕迹。上参：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174页。
3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2页。
4 唐人常将书札、诗文封卷在竹筒里传送给友人,称为“诗筒”。如白居易与元稹诗文往还,用诗筒传递,有《醉封诗筒寄微之》诗,末句云“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其《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诗云：“拣得琅玕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书札也当可用竹筒传递。
5 《宋本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3916页。
6 《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三年”,南诏遣使至西川节度使高骈处,递木夹以遣骈。卷253“唐僖宗乾符六年”,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派遣摄巡官徐云虔出使南诏,返回时,南诏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卷261“唐昭宗乾宁四年”,南诏骠信舜化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
1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册,第345页。编者将其定名为《归义军文书》似不准确,应是封皮纸。
2 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册,第191页。
4 赤木崇敏的论文中没有这项数据。因此,这项数据只能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影印图版中目测得到的约占纸宽的三分之一、再乘以赤木崇敏所测得的纸宽数据而得到的,因此不是十分准确的数据。
5 S.2200、P.2556、P.2622、P.3688、P.4019是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所撰的《新定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图版分别见于：《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卷,第37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册,第349页。2001年,第16册,第316页。2002年,第26册,第315页。2003年,第30册,第361页。P.3637封吊书仪图形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册,第182页。
6 赵和平曾对笔者所示封缄书札的复原方法步骤,提出过有价值的建议,谨表示感谢。
2 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1982年,第468页。原文为日文,笔者末见,此处转引自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页。
2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8092页。
3 《五代会要·笺表例》载：“后唐同光二年八月敕：四京并诸道州府及京司应申诸色公事、奏状等,先曾指挥,并须实封斜角。其常呈奏状,于斜封上明题所为公事”。五唐南唐国主李昇斜封冯延鲁的奏章：《资治通鉴》卷283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条：“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抹三笔”,可能是涂抹去了封皮纸上的封题内容。
4 [清]曹寅等编《全唐诗》卷388,中华书局,1960年,第12册,第4379页。
5 类似的故事还有晚唐诗人韩偓。韩偓于唐昭宗龙纪元年进士及第后,曾作探花使,长安平康里的歌舞伎倾慕其才华,寄来缭绫手帛子相祝贺。韩偓写诗回赠,首句云“解寄缭绫小字封”,显然是将手帛子(手帕)用白绢等丝织品封缄在盒子里,白绢上写有小字封题。证实唐人用绢、绫等柔软的丝织品进行物品、书札的封缄是可信的。参：《全唐诗》卷682《韩偓·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
6 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法藏卷”,085图“麻布经袱”,第145页。
1 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084图“麻布经袱”,第144页。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册,第335页；2005年,第34册,第16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册,第265页。
1 [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从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2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3 [宋]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9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33页。
4 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从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8册,第501页下。
5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164页。
1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说明”
2 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吉林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2页。
1 盂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2 关于书仪的实用性,可参考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中相关论述,此不多述。参：赵和平《敦煌写奉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37-50页。
3 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1-640页。
1 见P.2556、P.2646、P.3249、P.3502V等。相关研究参：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566-616贝。
2 郭锋《补唐末沙州节度判官掌书记张球事一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9-353页。张球于咸通元年(860)十一月内游学紫塞,寄寓灵州。凉州新复后,縻官河右,蒙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征辟入幕府,充灵武发运使,运送粮至凉州姑臧城。
3颜廷亮《有关张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见文献——《(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校录及其他》,《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
1 杨秀清在《光化三年张承奉领节事钩沉》中首先予以揭示。参：《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页。
2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载”条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5页。
1 主要参考以下三种敦煌文献题记：(1)谢惠暹《敦煌文书题记研究》,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2)薄小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3)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洋文化研究所从刊》第11辑,1990年。
2 《敦煌遗书总日索引新编》中释录为“昌均”。参：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撰稿、邰惠莉助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304页。有人据P.2859《逆刺占一卷》卷末题记“州学阴阳子弟昌弁均本是——细勘了也”、“天复肆载岁在甲了夹钟润三月十二日弁均书’与也”认为即晶弁均,在唐末904年为州学阴阳弟,在后晋942年为伎术院学郎知慈惠乡书手。但时间前后相差约40年,昌弁均己由少年步入中晚年,似小可能再入伎术院作学郎,此昌某必不是弁均,而是另一位昌姓学郎。
1 高田时雄《敦煌的识’字水平与藏文的使用》,刘进宝、高田时雄编《转型时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89页。
2 高田时雄,《敦煌的识字水平藏文的使用》第590页。
1 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了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96页。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的研究也表明,南北朝时虽见有专为士大夫贵族之家妇人服务的《妇人书仪》,隋唐时尚未发现一种专门为妇女实用编辑的专门书仪。虽在敦煌所出吉凶书仪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主要也是为士大夫之家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的妇女服务的,是妇女社会生活交往的书札标准格式和用语的指导书。(参考：赵和平《唐代书仪中所见妇人书札》,《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45页。)但对庶民阶层的普通妇女的影响,尤其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妇女的影响,可能远小如中原地区。
2 与《二娘子家书》类似的敦煌书札还有罗振玉《沙州文录补遗》中所抄录的《六娘子状》、《三娘子状》等,其书状格式规范,文风朴实,虽未见其书法,但推断当与《二娘了家书》类似,出自于书手之手。参：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从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8册,第501-502页。
1 赵和平《<廿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探讨》,《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1 许福谦《斯坦因四四七三号写卷后晋官私文书试释》,《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中国敦煌叶鲁番学会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490-523页。
2 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第267页。
1 严耕望《唐代图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
1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40页。
2 郝春文、金滢坤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99-300页。 显然是于阗国王李圣天给其妻弟沙州令公曹元忠的书信。参：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在甘肃和十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历史》,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182页。
1 敦煌汉文文献P.4065《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抄》中第三件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于阗王的书状,反映的是970年左右于阗国王与中亚的喀喇汗王朝之间的战争情况,同一事件也记录于敦煌十阗文献P.5538a,据贝利(H. W. Baily)的研究,此件于阗文文献所记载了于阗国王尉迟输勒于公元970写信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大王”,称其为“母舅”,向他讲述了于阗与喀喇汗王朝进行战争而取得了胜利的情况。此处据钱伯泉《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汉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则P.4065(3)正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收到其外甥于阗国王尉迟输罗(又名,从德,见于汉文文献)的书札后所做的回书。
2 据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对法藏藏文文献P.t.44《佛教法术文献》封面上汉文方形残印章、汉字“勅”残部、二行藏文的研究,推定大约是于阗王尉迟达磨在位的第二年(虎年,公元978年,戊寅)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书札的尾部,是十阗王朝与曹氏归义军之间有明确纪年的最后一封信件。参：(日)武内氏著、杨富学译《后吐蕃时代藏语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与影响》,《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110页。
3 张广达、荣新江在考订于阗国年号及世系时,考订于阗国王李圣天统治于阗国五十余年后改元“天寿”年号的原因,当与隋文帝五十大寿时改元“仁寿”年号一样,为己颂寿。“通天万寿之印”的印文也从侧面证实于阗国王李圣天不仅改了年号，而且铸了新的印章,以示寿辰纪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册,第265页。
5 “甘”头十分明显,其余部分通过与P.2826中“通天万寿之印”中的“万”字相比较,与“万”字的篆文非常接近。
1 据张广达、荣新江研究,丁阗天兴七年相当于中原后周显德三年(956)。
1 录文参考：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从考》(增订本)《关于唐未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29页-31页。文中断句及标点符号号，是笔者所加。
2 衍一贡字。
3 “民”字缺末笔画。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相关论述参考：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盂彦弘《唐代的驿、传送与转运一一以交通与运输之关系为中心》,《唐研究》第十二卷,2006年,第27-52页。
1 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2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西域史地从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
3 目录见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录”0221条。参：(日)高田时雄《李盛铎用藏写本<驿程记>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1年,第2-3页。
1 高田时雄《李盛铎用藏写本(驿程记)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2011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11贝。
2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73“庄宗同光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8925页。
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2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教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杨秀清《曹议金执政臆谈》,《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杨文认为曹议金有可能是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而取得归义军权力的。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2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1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
3 [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中华书局,1989年,第4册,第3920页上。
4 P.4638V《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史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二贵状》。
1 [匈]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敦煌译从》,第一辑,1985年,第218-220页。又见：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在甘肃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历史》,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礼,2011年,第1册,第181—188页。译文标题稍有差异。
2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汀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笫298页。
1 《别纸》中言“某与厶官, 同风叶义,道路虽遥于千里,恩知岂异于一家?彼有所求,此无爱惜：此如奉托,彼望依从：则势合辅车,情孰齐鲁”,一般认为“厶官”是指甘州回鹘可汗,但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指沙州归义军节度使。
2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23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笫324页。
2 P.3500V《歌谣》。
3 P.2992V《后唐长兴二年(931)兄大王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弟甘州顺化可汗天子书》。
4 P.2675bisV称“相公轩冕清门,珪璋名器,自曰台辅,六合具瞻,帷幄运筹,四海口以,故得四夷同面”与后唐天成四年后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后的史实相符。
1 P.4638V《清泰四年(937)小一月都僧统龙辩等上曹元德牒》：自从司空出境,天暖似觉重寒……人人尤色,晨夕无安……伏望回军西陲,司空高悬玉镜,愿照众情,早降于龙沙。
2 S.1769V有一条封题,抄写在纸背面的二纸之间的接缝处：“第(弟)子甘沙通和使高文超状封”,表明高文超曾作为甘沙通和使。
3 [宋]薛居正等撰《川五代史》卷79《高祖纪第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1038页。(天福五年)二月丁酉朔,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卒,赐太师,以其子元德袭其位。
1 吴丽娱、杨宝玉《P.3197V<曹氏归义』车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14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10-111页。
2 P.4065《归义军曹元深上后晋皇帝表稿》：旆节官告国信使副某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身一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身一通、告身一道、焚黄一道者。
3 P.2992V(1)《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元深上回鹘众宰相状》。
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36页。
5 P.3257《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案卷》中“司徒阿郎”指曹元忠。
1 S.4398《天福十四年五月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使曹忠牒》。
2 《宋本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赉表辞“回鹘阻隔
1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第299-300页。
2 此印章是在后周显德二年(955),后周朝廷赐铸给归义军节度使的印章。但在本状上却是后来所盖,作为档案保存。状文不一定写于显德二年之后。
3 灵州节度使(或节度留后)检校司徒、司空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广顺二年(952)六月灵州节度使冯晖死后,其予冯继勋自称朔方军节度留后时期。据朔方军节度掌书记刘应撰《周朔方军节度使中书令卫王故冯公(晖)墓志铭》记载,冯晖之长子冯继勋为“朔方军衙内都部署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荣州刺史”,(次子冯继郎为“朔方军节院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先卒于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六了冯继远为“朔方军衙内都部署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冯继勋于广顺三年(953,癸丑)姑洗月(三月)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朔方军衙内都虞候冯於休(继业)所杀,显德二年(955)陪葬其父冯晖。冯继业以朔方军节度留后的身份知军府事。上参：咸阳市文物考古所编著《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62-64页。笔者颇疑P.2968状文中归义军请司徒、司空回复甘州,放行被甘州回鹘所阻隔的归义军进奉使人,“偏垂管领,得面天颜”,当是在952年六月之后嘱托灵州节度留后冯继勋、冯继远的。也与《册府元龟·通好门》所记952年上月沙州归义军使人到达朝廷,上表诉说进贡使团被甘州回鹘阻隔的史实相符合。
4 《宋本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
1 P.2155V(2)《北宋某年六月弟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书》。
2 P.t.1189是用藏文书写的一件书札,札末盖有一颗汉文印章“肃州/之印”,匈牙利学者乌瑞翻译为《肃州司徒向河西节度使大王的请牒》。笔者认为P.t.1189藏文书札是肃州某官员上给归义军节度使“大王”的,其主要内容与P.3272V《丁卯年(967)正月廿四日甘州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中所引用的甘州回鹘的书状
1 《宋史》卷275《安守忠传》：太平兴国初,移知灵州,在官凡七年。雍熙二年,改知易州。参：(日)粟原益男编《五代宋初藩镇年表》,东京堂出版,1988年,第402页。
1 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二娘子家书》中记载“至今年闰三月七日,平善与天使司空一行到东京”,李正字据唐宋时期的置闰推断“闰三月”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与正史资料记载的归义军使人于本年闰三月辛未(二十八)入朝纳贡相符合。参：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册198《蕃夷五·瓜沙二州》,中华书局,1957年,笫8册,第776页上。
3 P.3438V《某年十二月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上太保启状》。
4 S.4453《宋淳化二年(991)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帖寿昌都头张萨罗赞、副使翟哈丹等》。
5 P.3412《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日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牒》,从孔僧正、沙弥定昌口中得到归义军东边肃州、甘州川鹘的消息。
6 S.5953《奉唐寺僧依愿上令公阿郎状》中称“依愿远从天使,得届雄都,获遂参近。却回内地,途路未通。”依愿本是中原派往于阗使团中的使者,后在沙州出家。文中的“令公”是指984年之后称中书令的凿延禄。
7 (日)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四),“归义军曹氏朝贞年表”,《东方学报》第13卷第2期,第48-53页。
1 郭锋《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5-307页。
2 P.3633《龙泉神剑歌》第46-47行：匈奴初行绕酒泉,白马将军最出先。慕容胆壮拔山力,突出生擒至事奇。郭锋认为文中所赞的“白马将军”慕容氏就是慕容归盈。参：郭锋《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3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6-294页。
4 目前的研究已经确认慕容归盈与曹议金是姻亲辈关系,慕容归盈娶曹议金姐十一娘子。曹议金又将其女十六娘了嫁给慕容归盈的儿了,慕容归盈也将其女嫁给曹议金之子。曹议金家族与慕容归盈家族三代始终存在联姻关系,此不多述。
5 《宋史》卷274《张保续传》：张保续,字嗣光,京兆万年人。父洪,唐左武卫上将军,保续以荫补太庙斋郎。粱贞明中,调补临济尉,选充四方馆通事舍人。后唐天成初,领瓜州官告、国信副使。郊祀,改右赞善大夫。
6 《宋本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
1 《宋本册府元免》卷965《外臣部·封册3》。
2 瓜州榆林窟第12窟前室甬道南壁第一身供养人题名：“敕受(授)墨离军诸军事知瓜州刺史检校司空……”,参：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榆林窟C6窟外洞南壁男像第一身“[敕]授墨离军诸军事知瓜州刺史检校司空……”及里洞南壁男像笫一身“皇祖栓校司空慕容归盈”,证实慕容归盈在任瓜州刺史时,有检校司空的官衔。
3 P.4783《癸卯年(943)施舍疏》记载：癸卯年九月廿三日,故慕容刺史三周(年)斋施陆岁耕牛一头、乳生一头。
1 陈菊霞《再议P.5032(9)(沙州阇梨保道致瓜州慕容郎、阿姊书)的定年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1页。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3 见于莫高窟第256窟东壁门南侧第二身供养人题名：窟主下门诸军事玉门使君银青光禄大夫检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慕容言长,“言长”,当系“长言’’’之误。
4 保道不一定是慕容氏,而是与慕容氏联姻的姓氏。因为保道如是慕容氏,则似应称慕容郎为兄或弟,不能称其妻为阿姊。
1 陈菊霞《再议P.5032(9)<沙州阇梨保道致瓜州慕容郎、阿姊书>的定年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1页。
2 瓜州榆林窟第12窟主室甬道南壁第二身男供养人题记：“皇祖沙州长史……”。参：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3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1-232页。
4 莫高窟第202窟西壁龛下北侧供养人第六身题名：故管内都押衙行常乐县令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慕容长政。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5 在P.2985V《亲使员僚衙府翻值帖》中有“县令慕容长永”。
6 慕容家族中也有人出任归义军政权内的都押衙,在S.2472V(6)《辛巳年(981)十月三日算会州司仓公廨斛斗牒》上有签名,他可能就是慕容长政。
7 在榆林窟第12窟第三身题名为“施主紫亭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保实”,该窟为慕容家族窟,保实既参与修建榆12窟为施主,称慕容归盈为皇祖。但学者们注意到榆林窟第12窟内室南壁第一身男供养人题记与北壁对应的第一身女供养人题记在身份上不一致,男像题记作“皇祖检校司空慕容归盈”、女像题记作“曾皇妣曹氏”,郭锋从慕容归盈的孙辈为“长”,辈,认为男像题记有误,当是“曾皇祖”,12窟施主保实当是慕容归盈的曾孙辈。参：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8 莫高窟第256窟东壁门北侧供养人第三身题名为“男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慕容贵隆”,是窟主慕容长言之子。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1O页。
1 S.11343《衙内都押衙守玉门军使曹仁裕献酒状》,时曹仁裕的检校官为“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2 S.8683《应管内外诸司都指挥使、知左马步都押衙曹仁裕等为算会敦煌十一乡及通烦退浑所收物状》、S.8665《某年正月应管内外都指挥、都押衙曹仁裕、都押衙张保山征敦煌诸乡器物帖》。
3 S.1181《长兴年间大王曹议金俗讲庄严同向文》中赞颂“河西节度使大王”之后的“都指挥尚书”即是曹仁裕。
4 S.5952V《长兴二年(931)八月十六日曹某请僧疏》,曹仁裕检校(尚书)左仆谢兼御史大夫。P.2638《清泰三年(936)六月儭司教授等唱物汁会状》,称乙未年(935)“曹仆射临旷衣物”、“大王临旷衣物”,证明清泰二年(935)时,曹仁裕与曹议金俱亡。
5 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北壁第四身供养人像题记为“故兄归义军节度应管内二州六镇马步军诸司都管将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口口一心供养”,荣新江据《伯希和石窟笔记》、S.11343、S.8683、S.8685等书状,证实此人即曹议金之兄曹仁裕。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1页。荣新江《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2页。
1 S.707《孝经》一卷,卷后有题记：“同光三年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士郎、郎君曹元深写记”,表明在后唐同光三年(925),曹元深尚年幼,是个学郎。10年后的清泰二年(935),曹议金去世时,曹元深至少二十多岁。
2 上博藏敦煌文献48(41379)《清泰四年(937)曹元深祭文》记载“维大唐清泰四年岁次丁酉八月辛巳朔十九日己亥,孤了归义军行军司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元深等敢昭告于后十……主人尊父大王灵枢去乙未年二月士日于此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依案阴阳典礼安厝宅地,修荣坟墓,至今月十九日毕功葬了,(下略)”。此件抄写在五代时期的册页子上.清泰四年二月十九日,即后晋天福二年(937)八月十九日,曹议金死后二年始安葬于墓宅,此时曹元深官衔为：归义军行军司马银青光禄大夫栓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国。
3 莫高窟第205窟东壁门北第二身供养人题名“窟主墨离军诸军事任(知)瓜州[刺史]……御史大夫……”郭锋先生认为东壁门北侧二身供养人之间的关系是兄归义军节度曹元深、弟瓜州刺史曹元忠之间的对应关系,窟主即瓜州刺史曹元忠。参：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4 S.376《某年正月廿四日尚书曹元忠与邓法律书》,书末题名有曹元忠特有的鸟形押。
5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14页。
1 道真巡礼莫高窟题壁见莫高窟第108窟窟檐南壁外侧题壁,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
2 дx11067BV《后周广顺三年(953)八月残牒》：“(前缺)人更口口,伏望尚书仁明详察。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广顺三年八月”。由于曹元忠在后晋开运三年(946)后,在归义军境内自称司徒至太保、太傅,牒文中的“尚书”不可『能指曹元忠。
1 《宋本册府元龟》卷170《记载,显德二年(955)正月,“知瓜州军州事曹延恭遣使贡方物,以延恭为瓜州团练使,并各赐新铸印”。
2 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3 宋初,其他曹氏子弟以内亲从都头出任瓜沙两州届县县令的也不在少数,北6718《宋建隆元年(960)四月十三日寿昌县令曹某请乾元寺僧何僧正等疏》记载一位内亲从都头守寿昌县令曹某,推知当是曹氏子弟。参：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33页。
4 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第214页。
5 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第238页。
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载一幅敦煌所出绢画,为“节度行军司马曹延清绘观音像”
7 S.447V《太子大师帖》,命令紫亭镇副使孟喝悉鸡出兵攻打东边偷劫的贼人。P.2938《皇太子帖副使五永兴、都头安良宪、都衙翟再口等》,帖文内容残缺不全，但与前帖当类似。
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90《外国传六·沙州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24页。
2 瓜州榆林窟第35窟主室甬道南壁第二身供养人题记“节度副使守瓜州团练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曹延瑞供养”。
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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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3年
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
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三秦出版社,2009年
郑炳林主编、耿舁译《法国西域史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郑炳林主编、耿舁译《法国敦煌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郑炳林主编、耿异译《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朱J’‘贤《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藩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
谢惠逞《敦煌文书题记研究》,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十论文,1993年。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十学位论文,2004年。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陆离《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制度研究》,兰州大学博十学位论文,2005年。
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兰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李军《晚唐中央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十学位论文,2008年。
2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上的简牍,既有郡守的公文文书,也有士卒的私人家书。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有精装奉《睡虎地秦基竹简》,书前增附竹简原大的图版,可见二者的区别。
1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6《书证第十七》,中华书局,1993年,第516页。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7《刘陶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849页。
3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8“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页。
3 [东汉]班固《汉书》卷23《刑法志第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1页。
5 《汉书》卷36《刘向传》,第1941页。
1 (日)富谷至著、刘恒武译、黄留珠校《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2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序二(李均明序),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 海外学人钱存训以英文出版了两部著作：《书十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和《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他着眼于从书写载体的变化出发,探讨中国典籍和典籍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他认为,“中古时期,旧的书写材料(简帛)并没有立即被新材料(纸)所淘汰,而是逐渐被取代。在纸发明之后,竹木仍继续通行了三个世纪,而缣帛则继续被采用了500余年。”参：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四次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1 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收入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205页。
2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3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原载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7-62页；后收入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1991年,第207页-223页；《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后收入在同作者《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69页。《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原载《文物》1985年第7期,后收入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45-260页。《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37页。后收入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24页-244页：《书仪源流考》,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后收入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61-274页。以上5篇文章又被收入在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3-70负、322-339页、285-301页、71-93页、94-108页。
4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贝。
5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6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 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台北：新文丰公司,2000年。
2 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笫4期。《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3-235页。其中对唐代表状笺启的封题和递进也做了研究,如引用《云麓漫抄》卷七,白绢斜封书信之事。对名纸也进行了探讨。《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1990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561-599页。《武则天时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P.3900号写卷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P.4050与S.5613敦煌写本综合研究》,《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晚唐五代时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文献》1993年第1期。《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初探》,《文献》1994年第4期。《<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1994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文献出版社,1995年。《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三),1995年。《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P.3440+P.3864的初步研究》,以上13篇论文于1995年结为《唐五代书仪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 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60-266页。《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乐学书局,1997。
4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229-257页。
5 赵和平《<甘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第77-82页。
6 以上引自郝春文书评：《敦煌本<甘棠集>研究》(赵和平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3月),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第386页。
1 “姜伯勤更重视通过敦煌书仪等文献观察全社会对礼制的接受与反应。”(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17页)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序言(王永兴序),2002年。
3 吴丽娱《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9-559页。
4 吴丽娱《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215页。
5 吴丽娱《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77页。
6 吴丽娱《文史》第56辑,2001年。
7 吴丽娱《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8-178页。
8 吴丽娱《中华文史论从》,2001年第3期,第77-106页。
9 吴丽娱《燕京学报》第13期,2002年。
10 吴丽娱《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第17-20页。
11 吴丽娱《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169-185页。
12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13 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2004年。《试论唐五代的起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试论敦煌书仪中的官场起居仪》,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9-559页。
3 吴丽娱《敦煌P.2539V书状主人公的再辨证》,《民族史研究》第2辑,2001年,第109-124页。吴丽娱《再析P.2945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笫74-80页：吴丽娱、杨宝下《P.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14-23页；《P.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0-107页；杨宝玉、吴丽娱《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5-28页；《归义军朝贡使杨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4期,第51-68页。杨宝玉、吴丽娱《P.2945书状与曹氏归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2008年,第269—296页。
4 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称为“档案文书”。
5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第157-170页。
6 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斯1438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第131-141页。
7 杨铭《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兼及S.1438V<书仪>》,《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83-89页。后收入在同作者《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8 陆离《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载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1983年。
10 许福谦、郝春文《斯四四七三号写卷<大晋皇帝祭文)、<大行皇帝谥状>校注及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37-262页。后修订以《斯坦因四四七三号写卷后晋官私文书试释》为题收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1991年,笫490-523页。
11 郭锋《<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5-106页。日本留学生日本孝子对俄藏敦煌文献中发现的《侯昌业直谏表》写本研究了其源流演变过程,见山本孝子<侯侍邮直谏表>(?)书仪：дx.01698につぃて》,《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2号,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8年。
1 郑炳林《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第381-389页。
2 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兰州学刊》,2009年第4期,第1-11页。
3 李正宇《(沙州僧民上吐蕃赞普奏稿)(又本)——敦煌遗书中一件为阎朝修和请功的奏表》,《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2008年。
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本书的形成是作者自1982年起系统研究归义军史后陆续发表的一组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后加上新撰写的一些论文组成基本框架。见作者前言。故相关论文不再——罗列。
5 此是荣新江与余欣合撰的《沙州归义军朝野系年录》稿本修订而成,以时间为序,已经陆续发表若干篇。
6 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文献》1988年第3期。《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第183-193页。《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曹仁贵名实论——曹氏归义军创始及附梁始探》,《第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第551-569页。
7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收入《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6-294页。
8 邓文宽《(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笫62-63页。
9 孙修身《敦煌文书伯3016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第25-43页。
10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书状文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叶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37-469页。
11 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2001年,第82-91页。《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52-57页。
12 李军《敦煌写本(归义军僧官书仪)拼接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第41-50页。《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6期,第71-79页。《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27-41页。
13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收入在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1981年,第162页。
14 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笫3期,第62-70页。《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49-58页。《唐宋之际的凉州嗢末》,《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15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16 川绍良、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7 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鄴生年新证》,《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1 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巴蜀书社,2003年。
2 张小艳《敦煌写本书仪的文体特色及其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2005年,第219-247页。《敦煌写本书仪语词选释》,《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1-13页。同作者《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3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105-114页。
4 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社科纵横》2002年第6期,第69-71页。《敦煌应用散文作品题注》,《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第83-89页。
5 王晓平《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书状的比较》,《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第76-80页。
6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学》第25辑,2004年,第21-73页。《P.3681、P.4002、дx1055、P.4042、P.4024五件书仪写卷的缀合与探讨》,《敦煌学研究》2007年第1期。《(新定书仪镜)相关问题的探讨——附论其他书仪与卷的缀补》,《敦煌学》第27辑,2008年,第435-458页。
7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山本孝子《日本敦煌书仪研究回顾与展望》中的内容,对山本孝子提供日本学者对敦煌书仪研究的相关信息表示感谢。((2009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论(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论文集》(甘肃兰州),2009年8月,第657—663页。
1 (日)广濑宪雄《古代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与书状》,《历史评论》,2007年。文中对敦煌尺牍文献如归义军节度使和甘州回鹘之间的往来外交文书进行了研究。参见：(日)内田昌功撰、黄正建编译》《2007年日本史学界的隋唐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第21页。
2 (日)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
3 (日)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
4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
5 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21-232页。《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第16-21页。《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4-126页。
6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李静等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73-290页。
7 李全德承担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中央考察地方的信息渠道”,已经发表有《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9-134页。
8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叶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5-393页。
9 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1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第119-148页。文中对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一书的相关论述作了补充。
2 (日)内藤乾吉《西域发见の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京都：法藏馆,1960年。
4 樊文礼、史秀莲《唐代公牍文“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5 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89-115页。
6 (日)坂尻彰宏《敦煌膀文书考》,《东方学》第102辑,2001年。
8 (日)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绿洲地区的税草征发与文书行政》,《待兼山论从》史学类。参见(日)内田吕功撰、黄正建编译《2007年日本史学界的隋唐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第24页。
1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
2 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唐耕耦编《敦煌法制文书》,科学出版社,1994年。
4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858页,刘方撰写词条。
5 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
6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7 相关的论述还有：黄正健《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8 陆离《吐蕃驿传制度新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147-156页。
9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
10 张国刚《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第57-62页。《敦煌唐代进奏院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67-286页。
11 吴震《P.3547<沙州归义军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试析——试论张淮深何以屡请赐旌节研不获》,《1990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67-81页。
12 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82-83页。
13 方汉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新闻学论集》第五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贾红棉。吴延俊《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新闻探讨与争鸣》,1988年第1期。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
1 王静《朝廷和方镇的联络枢纽：试谈中晚唐的进奏院》,邓小楠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3 王三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第162-163页。
4 《唐研究》第三卷,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96-497,黄亮文对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一书的书评。
5 吴丽娱《敦煌的礼书》,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6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卷)《书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笫746页。
7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0页。
1 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笫1期,第15页。
2 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张广达《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谢桂华《百年来简帛发展历程及其检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
3 (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初晓波、高野哲次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4 (日)池田温编《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本书被列为《讲座敦煌》第五卷。综论和分论了敦煌汉文写本的内容。书中对儒家典籍、书仪、官文书、寺院文书和契约诸章,论证全面而且深入。唯在所论敦煌汉文‘弓本文献中只缺少诸子典籍、私文书中的信札、社邑文书等方面的内容。
5 藤枝晃提出从敦煌写本的用纸、笔迹等外部特征探讨敦煌文献的真伪鉴别工作。
6 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叶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笫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
7 林聪明《敦煌文书出处略考》,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973页。
1 赵逵夫《先秦文体分类与古代文章分类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 文体学研究证明,文体的命名,往往从书写的载体材料和书写的动作、行为特征出发,二者并行,使同一文体往往有数种异名的现象。因书写载体而得名的文体,不会因为旧的书写载体的淘汰而废止,在新的书写载体时代仍然沿用旧名。尺牍文体的命名,往往经过了从动词演化为文体专用名词的历史过程。尺牍文体的演化,呈现出功能逐步明朗、单一的演化规律,往往存在从通用文体到专用文体的发展定型过程。
3 存敦煌书仪中,尺牍文体涵盖广得多,如P.3449+P.3864《刺史书仪》中列有七十八种尺牍文体。由十在敦煌所出唐宋实用尺牍中一些文体未曾见到,本论文主要讨论除制、敕等所谓“王言之制”之外的十几类常用尺牍文体,一些不知如何命名的尺牍文体,则收入在“简札”类中。
4 尺牍诸文体,从应用对象的不同,按文本的运行方向分成三类：上行,平行,下行。
5 [南朝梁]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书记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6页。
1 原文第3-7行按从左往右的顺序书写。
1 [明]汪珂玉《珊瑚网》卷3《法书题跋》“宋范忠宣手简司马温公史草短启帖”条,卷末跋语：“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敬惜纸张在唐宋时期是普遍现象。
2 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敦煌学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3 郑炳林首先发现了此件残片的拼合关系,在读书札记中首次揭示。参：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义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88页。后又撰文进行了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参：郑炳林《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年,第381—389页。
1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259页。
2 需要说明的是,草稿亦不乏字体工整者,工整与否只是相对而言。
1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第261页。
2 删除符号与废读符号类似,施于衍字,在敦煌文献中有8种之多,标在废字右侧。可参考：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李正宇撰“敦煌遗书标点符号”词条,第519页。张涌泉亦撰文论及。参：张涌泉《说“卜煞“》,《文献》2010年第4期。
3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笫114页
1 此界格符号在原抄件中就存在。
2 杨宝玉、吴丽娟《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以P.3730V、S.6405V为中心,兼及P.3281V、S.25899》,载刘进宝、高田时雄编《转型时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1 杨、吴认为这种差别“看得出是在草稿基础上略作过文句修改的结果”。参：刘进宝、高田时雄编《转型时期的敦煌学》,第334页。
1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37《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册,1986年,第1667页。
2 在对敦煌尺牍进行文体分类时,由十无法准确判定每一件文献的具体年代,无法按照年代分类编排,故论文中每一类尺牍文体均按收藏地点及原卷编号大小次序编序(采取法藏、英藏、俄藏、北敦、其它收藏地点的顺序)。以下表格均按此处理,特此说明。
1 学界对“金山国”的存在时间存在争论,荣新江认为“金山国”存在于910年七月末以前至911年七月之间。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9负。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14页。
2 冯培红考证金山国仿中央官职设立尚书省、中书省、御史台、鸿胪寺,有宰相、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御史大夫、鸿胪寺卿等官职,但极度残缺不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山国独立割据的局限性。参：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笫二章第三节“西汉金山国及敦煌国的王国体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2-35贝。
3 西汉金山国的授官敕,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授官牒的格式基本相同,仅是改将牒首的“牒”字为“敕”字。P.2885V《谢诸宰相语》是金山国时期的书仪作品,文中称“特蒙金山天子敕赐押衙兼后槽使”,所谓的敕授,实质即是以使牒授幕府军职僚佐押衙,兼差充后槽使。
4 赵和平《武则天时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P.3900号写卷的初步研究》,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5-136页。
1 赵和平《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P.3449+P.3864的初步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第223页。
2 具体表文可参考：李小荣《宋高僧传·利涉传补正——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佛学研究所、敦煌研究院主办《敦煌禅宗与禅宗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2006年,第98页。
3 P.3035前半部分为抄录的某州地方官所上《麻禅师行状》的奏状,后半部分是所上荐表,请皇帝接见该僧、试其德行。杨学勇考证麻禅师即是信行禅师,此事发生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若其判断不误,可备一说。参考：杨学勇《三阶教史研究——以敦煌资料为主》,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4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订本),卷5《省事第十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330页。
1 陈英英《敦煌本<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1982年,第509-527页。陈英英已考订出作者为唐洛阳同德寺僧无名(俗姓高,渤海人,《宋高僧传》有《洛阳同德寺无名传》)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上书。张军胜在论文中依据无名上书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考订上书时间在德宗朝,约在建中二年(781)之后。参：张军胜《敦煌写本僧无名所上谏表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7《护法篇笫五》,中华书局,1987年,第427页
1 相关论述可参；郭锋《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5-106页。
1 一张纸上每行书写17字,是唐代官府抄经最为常见的标准形式。
2 相反,BD06014V《直谏表》的抄写可能要早于P.2811V《直谏表》,后者倒有可能是依据前者抄录的。
1 正史不载侯昌业曾任六部侍郎的情况,但侯昌业曾任司天少监,咸通中任司天御史。《资治通鉴考异》卷24《唐纪十六》中引唐韦昭度、杨涉撰《续皇王宝运录》称“司天少监侯昌业上疏”,司天监属九卿,与礼部侍郎官品相当。后人可能据之称其为“侯侍郎”。参：[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8220页。
3 中国古人认为太阳每天在天区运行一度,周天365又四分之一度,将周天度数等分为十二份,岁星每年在二十八星宿之间运行,有起讫度数。参：邓文宽《敦煌叶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 中匡,《管子》有《中匡篇》,此处当指仲匡,比喻像管仲一样贤能的大臣。
2 似是劝谏后唐庄宗李存勗的,“拨乱反正,驱域重安”似是指庄宗灭后梁而重建唐而言。但搜索相关史籍,不裁有类似的上疏,也许是佚文,因为无相关文献证据,在此存疑。
1 [宋]司马光《书仪》,《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2册,第460-461页。
2 P.2594、P.2864、S.2060、P.3237、P.2577、P.3277本来是依次相连的同一写卷,正面内容为李荣注《老子道德经》,后被撕裂,一分为六。白雀歌实际抄自于这一长卷的卷,与卷背乙丑年的杂写、显德六年阳原进状抄写字迹不一,抄写时间要早于后者。颜廷亮从1948年1月11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中检出李海舟《敦煌古物之新发现》一文,文中称其外甥刘永富于1944年从敦煌搜集到《白雀歌》一卷,卷幅完整,字迹挺秀,墨如蓝色,共五十八韵,八百一十四字。表明《白雀歌》有另一写本。参：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9页。
3 P.363为草稿,书写潦草,且有涂改。一些学者认为此“张厶乙”即是P.2594V+P.2864V撰《白雀歌》的张水,卢向前、邵文实持此观点。李正宇则认为是张文彻。[参：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主要依据是P.3633V(1)《张安左邈真赞》题“大宰相吏部尚书 兼御史大夫张厶撰”,与S.5394《宰相兼御史大夫张文彻上启》、P.2991V发愿文中“西汉金山国首(头)厅大宰相[清河张公公]”张文彻的题衔相合。
1 唐前期成书的《唐六典》等法律中规定,全国的政务文书,一般由尚书都省以“奏抄”为文书主体的渠道向中书省报告,不经过门下省而由中书进奏皇帝。但在中书门下体制确立后,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由中书门下代替尚书都省以奏抄直接上报皇帝。参：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隋唐五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3-221页。
2 李军《唐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路线献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
1 дx3927B诗文中称“将军威威天下传,掣……蛟螭潜伏屈玉女……惟知塞外见亲情,六……明,西州回鹘侧听将军……”,也许反映的是归义军政权对被击败的西州回鹘的扶持。
2 陈祚龙将敦煌本《封常清谢死表》与《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所录“表”进行了文字上的校证。参见《大陆杂志》,1964年第29卷2期。
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0页。
1 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即《张淮深碑》)。
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笫6133-6134页。
1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2 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奉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兰州学刊》,2009年笫4期。
1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348页。《汉书·路温舒传》中记载路温舒家贫,取泽中蒲草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2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尚书都省”,中华书局,1992年,第11页。
1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89页。
1 李锦绣《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段的变革》,黄正健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2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3 新疆且未安德悦遗址所出牒《唐希俊牒为前妻李十三妄相罗织事》其牒首言“妄相罗织人前妻李十三”,将被告人列于牒首。参：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66页。
4 此三件的缀合研究可参见：陆离《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十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对дx2264、дx8786与P.4974号文书的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又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2009年,第376页。陆离认为三者实为同一件土地诉讼案卷的残卷,他依据P.3257案卷为例,将三件拼合为一件案卷,进行了复原。
1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李静等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73-290页。
2 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6页。
1 冯培红《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笫43页。
1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956《誌二二·职官十八》,权德舆撰《鄜坊节度推官大理评事唐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66年,第6册,第5028页上。
2 据荣新江考证,此件牒文的书写年代约在唐乾宁年间(894-895)张淮鼎自称归义军节度使之时。牒文上有节度判官兼御史中丞张承奉的副署。参：《归义军史研究》,第93页。
3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2《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
1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3页。
2 索淇,与索琪可能是同一人,其父可能即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沙州都督索允,即S.1438V吐蕃占领时期沙州某官尺牍文集的作者(参：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其中有《舍官出家并施宅充寺资财上吐蕃赞普奏状》,与P.2807、P.3256 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释门文范》中提到的都督索公是同一人。《索勋纪德碑》记索勋之父为索琪,曾任敦煌郡长史,赠御史中丞。据P.3410《索崇恩析产遗嘱》,知索琪为沙州僧人索崇恩之侄,任职为都督,而都督是吐蕃统治时期汉人担任的最高军职,当是承袭自其父的官职。
1 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164-175页。
2 李锦绣《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段的变革》,第100页。
3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7下,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159页上。
1 如民间结社中盛行的“转帖”、作为契约的“私帖”。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学问僧以“帖”上给唐代的各级官府,实乃泛称写在纸张上的“牒”或“状”为帖。唯卷二载登州文登县下帖文给青宁乡,勘问圆仁等滞留一事。此帖专指公文文体“帖”
2 相关的著述可参考：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盂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1,中华书局,1956年,第7762-7763页
1 《资治通鉴》卷275,第8996贝。
2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之《容斋续笔》卷5“银青阶”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1 [宋]赵升《朝野类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笫854册,第127页下。
2 出土于新疆库县的《唐建中五年孔日司帖》,都督府帖文差使莲花渠匠白俱满尖鸡织布,便免去了掏拓、助屯、其他小差科等杂役,原文如下：孔目司 帖莲花渠匠白俱满尖鸡配织建中五年春装布一百尺。行官段俊俊、赵秦壁 薛崇俊 高崇仙等：右仰织前件布,准例放掏拓、助屯、及小小差科,所由不须牵挽。七月十九日帖孔日官任 辩
1 “当道先准诏旨,抽庐、寿、滁、和等州兵马共二万人,仍委监军使押领赴军前者。臣当时已各帖诸州,令排比点检”。参：[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卷5《奏论抽发兵士状》,中华书局,上册,2007年,第122页。
2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8“吴越三王判牍帖”,《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660页下。
1 原文见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68《钱塘湖石记》：……钱塘湖一名上湖,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立于田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府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及也。……参：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4册,第1431页。
1 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89-115页。
2 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第115贝。
3 《说文解字》卷5上,第95页下。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笫391页。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5“道路”条,第409页。
1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1 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63页。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1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1页。
2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10上,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204页下。
3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4 日本学者中村裕一著《唐代制敕研究》中按状的用途,分类为谢状、贺状、荐举状、进贞状、杂奏陈请等。可参考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笫三章第二节“状的用途”,汲古书院,1991年,第419-458页。
5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199页。
1 大臣上皇帝的奏状中称“臣”,而申状中不称臣；奏状与申状末尾的格式也有区别,奏状文末用语为“谨录奏闻,伏听敕旨。谨奏”,申状文末用语为“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
2 唐李贤注《后汉书》引《汉官仪》。又见《文献通考》卷40《学校考一·太学》。《后汉书》卷57《吴良传》东平王刘苍举荐吴良也是一个实例。
3 [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文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1页。
1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上册,第155页。
2 中书门下可以通过使司和尚书部司,或直接实施对地方的行政领导。节度使、观察使具有中书门下派出机构的性质,直接向中书门下负责,而不经过尚书部司。参：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3 [唐]房玄龄等撰《隋书》卷75《刘炫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721页。
4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984页。
5 冯培红《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第69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1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注①。
2 据敦煌市博物馆藏《索勋纪德碑》“上褒厥功,特授昭武校尉、持节瓜州诸□□□□墨釐军押蕃落□□□□□□(等使守瓜州刺)史”,可知索勋后来被唐廷正授瓜州刺史。直到景福元年(892)出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前,前后担任瓜州刺史十四年。
3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笫521页。
4 唐李匡乂撰《资暇集》卷中“起居”条称：卑致书,将结其语,云“附状起居”。“状”字下直(宜)加“候”字也。案王肃云：“起居,犹动静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状动静乎?语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启亦然也。参：[唐]李匡又撰、张秉戍校点《资暇集》卷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 [唐]李涪撰、张秉戍校点《刊误》卷下“起居”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2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535页。
1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540页。
2 潘重规编《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影印,1976年。
3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3页。
1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第214页。
1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与陈员外书》,中华书局,2001年,第1007-1008页。
2 罗振玉《沙州文录补遗》,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第18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500页。
1 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记载“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
2 在出土的楼兰简纸文书中,有拜贺蜡节的名刺,既有木简,又有纸。
3 [唐]李匡银行户头乂撰、张秉戍校点《资暇集》,第31页。
1 [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3,中华书局,1984年,第32页
2 [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9,中华书局,2002年,第198页。
3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记载“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笔者认为,叶梦得称为申状,不准确,仍是门状,只是五代宋风俗沿用公状中用语而已。
4 [宋]费衮《梁谿漫志》卷2,周培光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第18册,河北教育出版社,第47页上。
5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1,“书札过情”条,中华书局,1994年,第479页。
6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5“待制官”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页。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6“杂录”条,第99页。
2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1—192页。
3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 “行首”本义是指“军队行列的领队”,五代时相当于节度使幕府中的低级军职队头,宋元时则指官府中参拜歌舞的歌舞妓。
1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44页。
2 原文作“真”,误。据内容,当是宋神宗。
1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书画之属”,第8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569页下。
2 [宋]洪迈著《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3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1 黄叔琳等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奏启第二十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318-319页。
2 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82页、注释(57)。
3 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第483页。
4 《宋书·衡阳文王刘义季传》、《南齐书·谢论传》中上启事皆须亲笔署名、别人代笔上启事被发觉后差点被治罪,可证南朝时启文的应用十分严谨。
5 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第483-484页。
1 道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著名僧人,十九岁量修习《佛名经》,后唐长兴五年(934)为比丘,编《三界寺藏内经论目录》,发弘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后汉乾祐元年(948)为三界寺观音院主,重修南大像北-古,题壁赋诗。乾祐三年(950)任沙州释门僧政,随曹元忠巡礼三危圣王寺,开道场,并题诗十108窟南壁。从后周乾德二年(964)起授徒施戒。宋雍熙四年(987)任沙州都僧录,卒于任。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笫113页。
1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下册,笫573页。
2 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从》,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4“古今尺牍之制”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3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60-147页。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册198《蕃夷五·瓜沙二州》,中华书局,1957年,第8册,第7767页上：。
1 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53-265页。
2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113页。
3 梁太济《“别纸”“委曲”及其它——<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梁太济著《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从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42页。
4 [晋]陈寿《三国志》卷60《吴书·周鲂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7页。
5 《三国志》卷47《吴书》裴松之注引《吴历》,第1119页。
1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4“古今尺牍之制”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3页。
2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页。
1 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第257页。
1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咽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第284页。
1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公司,1993年,第265负。
2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1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
1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276页
1 黄永武《敦煌宝藏》定名为《太子尊体起居万福帖》。参：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35册,第165页。
1 太子大师生活年代当在曹氏归义军后期,见于S.6178《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皇太子广济大师为男太了中祥追念请僧疏》、S.4700《甲午年(994)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了荣亲客目》、S.6981(2)《太子大师上法奖和尚帖》等敦煌文献。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
1 郝春文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7-209页。
2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笫91页。
1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84《晋少帝纪四》,中华书书局,1976年,第1114页。
2 贺世哲先生考证元忠夫人称浔阳郡夫人是在后晋天福十二年(947)至后周显德四年(957)之间。五代宋初时期,“郡夫人”一股是授予留守节度使之妻。参：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27页。
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4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第三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1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从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37页。
2 贺世哲先生推断第61窟建窟在947-957年之间,第55窟的建窟时间在962年左右。参：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石窟论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63-564页。
3 参见S.2687后汉天福十三年(948)浔阳郡夫人翟氏施物疏、S.3565(2)浔阳郡夫人疏、P.2982显德四年(957)九月凉国夫人浔阳翟氏施舍疏、Ch.00207V(BM.S.P77V)宋乾德四年(966)五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敕受(授)凉国夫人浔阳翟氏夫妇修北大像功德记草稿。
4 罗瑶《榆林窟第20窟新发现供养人像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19-21页。
5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4“司封”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6-238页。
6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页。
7 唐宋藩镇体系下,孔目官是节度使府的重要官吏,事无细大皆经其手,一孔一目无不综理,掌税钱、财计、料粮收支、书状、文案、监印等等。代使主草拟文书也是孔目官的重要职责之一
1 《宋会要》蕃夷七引《玉海》卷87《器用》称：太平兴国三年(978)曹延禄曾遣使入贡玉圭、宝氈。从敦煌文献P.3827《曹延禄奏状》可知,曹延禄在979年四月遣使奏报归义军节度使更替的情况时,官衔称“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检校司空”,远比其在归义军境内自称“新受敕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的官衔要低,当是首次进贡宋朝时所称,较为可信,则《玉海》所记978年可能有误。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曹延禄遣使入宋贡玉器、波斯宝既等物。此使者当即是979年四月曹延禄从沙州所遣到达汴京者。所贡物品有玉器、宝既,与《宋会要》所称“玉圭、宝氈“相类似,则《玉海》中所言978年遣使贡物之事,实即是980年。
2 P.3827《曹延禄奏状》称：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十开宝七年(974)六月六日亡,便由瓜州防御使曹延恭充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由曹延禄为瓜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副使。后曹延恭亡,便由曹延禄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
1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72页。
2 后晋高祖石敬塘原本是通过向契丹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条件借兵而夺得后唐帝位的,一度遵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两国地位实际并不平等,两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君臣、父子关系,并不像S.4473(2)中所反映的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此件“致书”,更像是一种外交政治策略下的产物,表明后晋与辽之间的外交关系开始发生了转折,所以有后晋出帝石重贵向辽告哀时不称臣之举,而辽也因此大举攻侵后晋,晋辽之间战争暴发。
3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大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
4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笫231页。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27《报坦绰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9册,第8713页。
1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第357页。
2 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75页。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689页。
3 邓小楠《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校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96页。
4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54-356贝。
5 一般写作“尚”,“上”通“尚”,是吐蕃王朝的一种官职,相当于唐朝的“相”
1 郑炳林首先发现了дx5988与P.2555之间内容相关,在读书札记中予以揭示。参：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84-85页
2 此行中“皇帝”、“赞普”都不平阙。
1 据宋人赵彦卫的笔记小说《云麓漫抄》卷三“字数”条记载：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国朝试童行育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参见：[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页。
1 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2 《旧唐书》卷43《职官志》“尚书都省”条：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原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日令,亲王公主曰教)。
3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全集》,卷35《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
4 据《旧唐书》卷160《柳宗元传》：柳宗元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登科,授蓝田县尉。元和十四年(819)卒,终年47岁,则生于772年。以20岁登科计,则在792年(德宗贞元八年)登科,贞元十九年(803),31岁入为监察御史。《柳宗元集》卷35《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必在792年之后,可视为是在公元九世纪初。据易新鼎点校的《柳宗元集》宋人版本中有注称：“元和六年四月,以户部侍郎李夷简检校礼部尚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启云襄州,即此时也,公在永州”,则此件启写于元和六年(811),当九世纪初。参：[唐]柳宗元著、易新鼎点校《柳宗元集》,中国书店,2000年,第470页。
E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f rance, Paris 2000,第91贝。原文未见,此处转引自刘安志《唐初龟兹白寺城初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书画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615页上。梁太济对“委曲”的本义与书牍文体“委曲”做了区别。他以宋人岳珂所著的《宝真斋书法赞》为例,认为书中收录的张旭的《秋深帖》、段文昌的《秋气帖》中提及的“委曲”都是“委曲”一词的本义,而不足指书牍文体——“委曲”。参：梁太济《“别纸”“委曲”及其它——<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原载于《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又收入在氏著《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从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2 樊文礼、史秀莲《唐代书牍文“委曲”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第7页。
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七·西原蛮》,中华书局,1986年,下册,第2589页上。
1 《高野杂笔集》抄本原属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旧藏,现收藏于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在其博物馆的网站可以看到影印照片：http://web.otani.ac.jp/museum/kurashina/syoseki index.html.此书札见第28页,网址是：http://web.otani.ac.jp/museum/kurashina/01 koya/all b28.html.此件书札是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日本留学生山本孝了博士生提供,特此表示感谢。笔者认为,札末的“后宽”等语,似是抄录人的注语,表示原札纸张后部残余空白较多之意,非原札中语。且日期应在“叔公祐”一行之前,方符合唐时书札格式。此由于是抄件,体现了抄件的许多文本特征。
2 [宋]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下·王敬武书辨》,中华书局,1988年,第124-125页
3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4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5 [韩国]朴镕辰《应之の<五杉练若新学备用>编篡(?)その佛教史的意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7卷第2号,2009年,第51—57负。《五杉练若新学备用》从中国传入朝鲜,现收藏在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这条材料由日留学生山本孝子博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1 [北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一,《从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第16页。
2 《司马氏书仪》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
3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第615页上。
4 梁太济《“别纸”“委曲”及其它——<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从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35页。
1 樊文礼、史秀莲《唐代书牍文“委曲”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第4-9页。
2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下册,第363页。
3 由于《桂苑笔耕集》中所收“委曲”不是原件而是草稿或副本,而且崔致远在编定集子时略去了人名、日期等,因此,推测在“委曲”的结尾处应有发件人(姓名或官衔)、及发件日期。
4 根据敦煌所出唐五代《书仪》,尊长者致卑下者书,尊长者皆用“告”、‘‘报”(凡书末,尊行皆告,长皆报疏),而对卑幼者直呼其名,在书尾或封题上的最后一个字用“省”。
5 北宋司马光给其侄的委曲《宁州帖》,全文如下：十月五日,宁州兵士来,知汝决须赴任。十二日,程暹父来,方知汝竟不曾下侍养文字！彼交代催汝赶任,是何意?岂非要交割大虫尾?我前书令汝史下一状,汝终不肯。父母年七八十岁,又多疾,况官中时有不测科率,汝何忍舍去!不意汝顽愚一至于此。汝若坚心要侍养时,更何用宁州重差人来?假使因乞侍养,获罪于朝廷,乃是孝义之事也,又何妨!何妨!今汝才去,朝旨许令侍养,若本府奏称本官已赴本任,缴回文字,则朝廷必以为厥叔强欲差它侍养,它自不愿,已到本任,直收杀不行。不惟坏却此文字,深可惜!并光亦为欺罔之人也。虽知骂得汝不济事,只是汝太无见识。闷闷闷闷!文字若万一到宁州,于条便可离任,更休申漕台取指挥,又被留住。叔(押)报九承议。十一月廿九夜。上文参：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宋五代书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此处据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录《北宋书信辑佚》,2008年,第187页。
1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卷,第52页。此件当是沙州康幸深代其母所书的委曲草稿,下达给在甘州的儿了康胜全。此件属后来的抄写件,抄写时较为混乱,已失原貌较远。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册,第347页。
3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册,第282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册,第241页。
5 在IDP数据库中的彩色图版上被墨涂去的“淮深”二字清晰可辨。此件很可能是某官予张淮深的“委曲”。
6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册,第251页。
1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册,第369页。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笫33册,第163页。
3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册,第20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册,第21页。
5 图版见《法藏敦煌两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册,第147页。此书札抄写在“国清父母予军使昌都知阴都知状”之后,应是住奴的父母给在瓜州的男住奴的“委曲”。
1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册,第187页。
2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卷,笫226页。
3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卷,第80页。
1 我们己知,唐宋时期的“委曲”是一种父祖对了孙、长官对僚属进行劝诫时的一种书札文体,是属尊者对卑者的书札,根本不可能出现“空附起居”等卑者致尊者书牍中常用问候语,但这二件由于是抄件,可能在抄写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出现随意添加、改动的情况,这与抄件的文本形态、抄写者有何很大关系。因为与已知敦煌所出“委曲”的原件相对照,均没有“空附起居”这类小合当时书札礼仪的书牍用语。抄写者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并不明白“委曲”应当遵循的仪范,而致传抄学习中出现错误。
2 杨秀清《P.3750<残书信>中王敬翼进奏般次略考》,颜廷亮主编《转型时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8-404页。
3 杨秀清《P.3750<残书信>中王敬翼进奏般次略考》,笫404页。
1 即塑匠,“素”通“塑”。敦煌文献S.367、P.2005、P.5034中有“素像”,其义均指朔像。相关文字考证可参考：张文冠《敦煌文献所见“素像”考辨》、王惠民《关于<敦煌遗书所见“素像”考>一文的异议》,均载于《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P.3750《委曲》中的“素匠”一词,可补充张、王之观点。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笫66页。
1 杨秀清《光化三年张承奉领节事钩沉》,《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页。
1 陈菊霞《翟使君考》,《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
2 一般认为“使君”一词是对隋唐“使持节某州诸军事”的州刺史的尊称。但县令有时也可被尊称为“使君”。相关著述参：杨富学《也说“使君”》,《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如P.4909《辛巳年至壬午年(981-982)净土寺诸色破用历》中“三月一日看刺史、使君”,将刺史、使君并列,表明“使君”一词的使用有其时代性,并不专指州刺史,应结合具体的时代去具体分析。陈菊霞通过对敦煌文献中“使君”词的梳理,认为归义军初期至10世纪中期,敦煌文献中的“使君”基本是指州刺史；但在10世纪中期以后的敦煌地区,是对归义军节度使所派出的亲使担任地方官职者的尊称,其职位低于州刺史。见：陈菊霞《翟使君考》,《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笫89-90页。从曹氏归义军时期常以押衙、内亲从都头等兼任地方行政系统的官职(如县令、乡官等)或差遣的事实来看,陈说甚是。
3 如故宫藏《绛帖》中王献之《范新妇帖》中有“范新妇省”、《右军书记》中有“王延期省”。《叶鲁番文书》中有一件高昌王国时期的书仪《与兄弟子书》,封题是“某省”。上参：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古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0页。
1 [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七《金刚经鸠异》,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
1 赵和平《中国家书的源流、体例、礼仪》,《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2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卷12,中华书局,2007年,上册,第373页。
3 《桂苑笔耕集校注》卷12,第382页。
1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册,第174页。
2 “委曲”本是动词,意思是诲谕。如唐令狐楚《令狐楚集》卷2《奏差兵马赴许州救援并谢宣慰状》中有伏奉诏书,兼宣恩旨……伏蒙陛下委曲照临,丁宁诲谕”。文中“委曲”与“丁宁诲谕”对举同义,都是动词。后来“委曲”用作名词,指代一种叮咛诲谕性质的私人书札。
3 [日]大庭脩著、徐巨虹译《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4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两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5 [日]富谷至著、刘恒武译、黄留珠校《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贝。
6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51页。
7 [东汉]班固《汉书》卷83《朱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01页。
8 《汉书》卷83《薛宣传》,第3388页。
9 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中认为“记,又可称为教。记、教是一种文书”,就是上级官署给下属的命令文书,称“檄”是以书写材料称；称“记”是以书写动作称；称“教”是以书写内容的性质称。
1 [日]鹰取祐司《汉简所见文书考：书、檄、记、符》,富谷至编《边境出土木简の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3年,第144—146页。
2 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修订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3 [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7《刘向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12册,第163页下。
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844页。
5 《汉书》卷65《东方朔传》“赞曰”中有节略的引用。保存较为完整的见十《艺文类聚》卷23《人部七·鉴诫》。
1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由二十篇构成,是采取著书体的形式。
2 《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附柳玭传》,教导子弟要有孝行、信义、节俭、守本分、深思等。
3 (日)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
4 告、报、语,三者同义,是动词“告诉”之义,不是回报、回答的意思,也不等于现代的上报、报告。王锳根据唐宋笔记小说中的词语实例,来说明凡官告民、(父)母告女,兄弟有事相告,都可用报。参：王镁《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页。
5 如刘向戒其了刘歆的书牍,用“告歆”的程式；东汉马援训诫其侄马严,则采取的是尺牍文体的形式,主要内容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引用,但八牍的原始面貌、原始格式并小清晰,但可以根据两汉时期尺牍的书写制度,可以得知这类由长辈训诫子侄的书牍,用“告某(名)”的格式。魏晋时期,陶渊明与子俨等书中首言“告俨、俟、份、佚、佟”等,即是其例。
6 “如果我们不是仅拘泥于‘家训’两字,并且也不要过于在乎是否采取了著述的形式,如果我们把在训诫子孙这一目的下所说、所写的一切内容都包含在‘家训’概念中的话,那么家训的源流就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流传至今的具有家训意义的语言或读物数量也就会稍稍增加一些”。参：(日)守屋美都雄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349贝。
1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2上,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32页上。
2 [宋]洪遵《翰苑群书》卷5“杨矩《翰林学士院旧规》”,《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5册,第361页上。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哲宗元家庭成员祐元年正月”：(学士)司马光移书三省,欲与诸公商议更张 变法事,称谨具咨目如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册,第8732页。
1 [宋]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旧录》卷2“唐人奏事”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2 许同莘著,王毓、孔德兴校点《公牍学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3 [宋]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安重诲传》“史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页。
4 宋人徐无党注曰“记事,若今学士院谘报。今士大夫间以文字相往来谓之‘简帖’,俚俗犹谓之‘记事’也。”参：《新五代史》,第257页注①。
5 [宋]司马光《书仪》,《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2册,第464页上。
6 许同莘《公牍学史》,第66页
1 [明]汪砢玉编《珊瑚网》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18册,第31页下、第32页上。
2 明《停云馆帖》卷五,国家图书馆藏。此处录文参：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录《北宋书信辑佚》,2008年,第186页。
3 其文极简略：“真麝香一剂。置痛处薰透。气立安。芾谘。”参：[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米元章书简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笫813册,第785页下。
4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书画之属”,第8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3)册,第778页上。
1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第813册,第830页上。
2 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1 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9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2 此处姓名是草书花押,难以辨认。
3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笫12册,第161页
4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5册,第122负。
5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13册,第34页
6 此行为倒书,笔迹与前文不一致。可能是后人所杂写,与原文无关。
7 图版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笫5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录文见第59册“条记目录”第15页。
1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册,第45负。
2 最有可能是将女儿嫁给了翟家,故称其女婿为翟郎。
3 据敦煌文献《逆刺占》题记,唐天复二年(902)翟奉达为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时年二十岁。则翟奉达约生十882年(唐中和二年)左右。据P.3247《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题记,后唐同光四年(926)时,翟奉达为随军参谋,时年44岁,以他二十岁娶妻生子估计,44岁时其子也当成年,已经娶妻。
1 夫妻之间也有以谘文往来者,大约见于五代宋初。如罗振玉《沙州文录补遗》中收录的《三娘子状》,实即是一件妻三娘了给丈夫王郎的谘文,内容简短,向丈夫咨询家庭债务事,其格式首言“妻三娘子谘陈 王郎”。参：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从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笫18册,第502页下。
1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6卷,第40页。
2 此年的沙州都僧统是接替唐悟真的康贤照。参：荣新江《归义军使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二章《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表1《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年代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3 据敦煌市博物馆藏《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使索公(勋)纪德之碑》记载,索勋于唐景福元年(892)九月底被授归义军节度使后,便称“大夫”。据P.2803《索大力状》,893年二月已称“将军”。
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0《昭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册,第768页。
5 杨秀清《光化三年张承奉领节事钩沉》,《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页。
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92页。
1 其中记载了辛酉年(901)正月十六日,归义军在其境内设立“天使院”准备迎接朝廷天使,支给押衙康伯达修文字细纸一帖,开始准备接待天使的到来。
2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4卷,第133页。
3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6页。
4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12卷,第3页。
1 图版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册,第60页。
2 如《俄藏敦煌文献》第16册编号为дx12817清代印刷体的“临洮义盛老号广乐高香”商号牌记、笫17册编号为дx19059清代人书信“男禄童大小孩儿拜上父亲杨”,文中用语完全是近现代用语口吻。
3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9卷,第206页
4 此处是姓名花押,难以辨认。
5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第116页。
6 此行文字残左半部分,极难辨认。
1 郑炳林、高伟《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第68页。
2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第121页。
3 S.6417《金光明寺徒众神威等状上都僧统海晏牒》、s.6417《金光明寺上座神威状上都僧统龙辩牒》,知神威在后唐同光四年(925)时为金光明寺僧人,清泰二年(935)时升任金光明寺上座。4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129页。
1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册,第337页。
2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118页。
1 许同莘《公牍学史》,第66页。
2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书记第二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第348页。
1 钱锺书《管锥编》,《全晋文》卷二二“二王法帖文体”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册,第1108-1109页。
2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0页。
1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十学位论文,2004年,第29页。
1 许同莘认为,公文中出现批示直到唐代才出现。参：许同莘《公牍学史》卷4“公牍有批始于唐”,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02页。但出土资料证实,公文中有批示,
在汉代简牍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2 彭砺志《尺牍形制：从形制到艺术》,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6页。
3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42,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11页。
4 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全三国文》卷三○“曹植十吴质答书后之别题”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74页。
钱氏批驳唐人李善注文的意见,认为吴质因借曹植书中“训以政事”,故言己治朝歌之政,吴植因撮合质所治与质所志,发在弦之矢焉；
以“别题”补入原书,则无的放矢矣。
5 陈槃据《马羌尺牍》“仓促复致消息,不能另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认定是在收到尺牍后在其纸后因复数字。
《楼兰简纸文书》沙纸935号尺牍正反二面笔迹不同,正面提到“诸将为乱……复别表”,反面有“具知款情”,当是对正面书札的回复。参：
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三,1975年。盂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贝。
6 [唐]张彦远撰、刘石校点《法书要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7 许同莘《公牍学史》,第102‘贝。
8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补第二十八卷后八事’’条,《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了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2册,第882页下。又,《历代笔记从刊》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杂誌》“书后敬空”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1 [后晋]刘晌等著《旧唐书》卷148《李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9页。
2 原文为：贞元中,度支欲砍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况神尧入关,先驻此树；玄宗幸岳,见立丰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白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状。”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造寻入台。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1 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2 南北朝时期,正式诏敕颁下时的制度也渐严密,如《周书·艺术冀俊传》的记载表明,中书省所出诏敕,不但中书舍人要署名,而且连主令史也得署名,如果欠缺,诏书的真实性便会受到怀疑。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60页。
1 相关著述可参考：杨森《敦煌社司文书画押符号以及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吕德廷《唐至宋初敦煌地区的签名和画押》,《寻根》,2010年第2期。
2 艾丽白《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鸟形押》,耿异译《敦煌译从》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9-217页。又见：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敦煌学精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册,第262-282页。赵贞《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10-28页。
3 参见《敦煌学大辞典》中李正宇撰“鸟形押“词条。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4 在敦煌书札P.5014《弟长千致太子书》中有一例鸟形押,被称为“长千鸟形押”,但P.5014书札仅是一件抄写件,书写较差,其图形是否属鸟形押尚存疑问。即使属于鸟形押,也是曹元忠、曹延禄鸟形押之外的唯一一例,且仍可能是曹元忠之子所用。长千,在莫高窟第427窟前室南壁供养人题名中有“男长千一心供养”,据427窟窟檐大梁上的题记,窟檐为大宋乾德八年(970)正月二十六日曹元忠之世建造,则长千可能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之子曹长千。
1 张广达据文末的鸟形押与P.3878上的鸟形押相同,判定为979-980年。上参：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使次和般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1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2 早期的印文可能是黑色的,如敦煌发现的汉代帛上有一枚黑色的印文。参：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39页。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传世文献记载汉代皇帝的六种印玺“皆以武都紫泥封”。参：[汉]卫宏撰《汉官旧仪》卷上：“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下略),皆以武都紫泥封”。又见[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115《王礼考士》引用《汉旧仪》,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5页上。
4 《旧唐书》卷43《职官志》：凡施行文、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审其事,目无差,然后印之。
2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记载：“旧、前节度使印例藏军资库”,反映的是宋代的制度。上参：[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笫44页。
3 《宋史》卷154《舆服志·印》,第3591页。
1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83页,
1 方广锠《宣宗关于归义军的诏敕》,《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印文极其模糊不清,笔者不能辨识。但从书写笔画上,也有可能是[河西道节/度使之印],如是,则是张议潮在收到诏敕后所钤的档案印,作为档案文书收藏、保存。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册,第265页。
3 “廿”头十分明显,其余部分通过与P.2826中“通天万寿之印”中的“万”字相比较,与“万”字的篆文非常接近。
1 《隋书》卷36《宣华夫人传》,第1110页。
2 清人朱象贤著《印典》引用明人朱存理的笔记小说《鹤岑随笔》(今已亡佚无存)称,朱存理曾见一枚古铜印,印文为阴文二十字“伊宽私记,宜身至前,迫事毋闲,愿君自发,封完印信”,实质就是一枚封缄印,其功能是用于封缄尺牍或物品。与朵云轩收藏的类似有“封完印信”印文的汉代私印相比,当是汉代印章。文献与印章实物证实,自汉代以来,专用于封缄的“封缄印”就已经出现了,沿袭至唐宋而有变异。参：[清]米象贤著、方小壮编著《印典》,中华书局,2011年,第186-187页。
3 《金史》卷31《礼制·宝下》记载金人攻破北宋首都后,所获宋印中有“封”字玉印四方。《辽史》卷51《礼制》记载宋辽之间贺正旦、贺生辰、祭奠、吊慰一切礼仪书匣,包括致皇太后、皇帝者,均需加“封全”印记,在抵达对方后,对方也要按照一定的礼仪,验讫奏闻,始由枢密开封,宰相读文。在黑龙江上京会宁府出土了的两方“封全”铜印、《乐氏藏古玺印选》中收白玉“封”字印,史树青认为这种玉印或铜印,都是礼仪用印,在宋代时被称为“礼信之宝”,是在岁赐礼物或封缄文书时所用的封缄印。上参：史树青《宋白玉“封”,字印印考》,《揖芬集——张政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67-368页。
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李正宇撰“曹字私印”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赵贞《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19-20页。
1 汉代文献中多见以布囊封缄尺牍的记载。敦煌悬泉出土了二件汉代帛书书信,其中一件被折叠,插入宽6至8厘米的丝质囊内。参见：钱存训《书于竹帛》,第86-87页。
2 在楼兰出土的简纸文书中,有与木检配套的包裹纸L.A.Ⅱ.ii孔纸13.1,纸背面有两行斜写的封题“白泰文／主簿马君”,封题文字在纸面上约呈45。斜角,与之配套的木检大小与包裹纸背面折痕显现出来的大小相吻合,包裹纸上又残留有检上的缄绳捆扎过的痕迹。上参：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174页。
3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2页。
4 唐人常将书札、诗文封卷在竹筒里传送给友人,称为“诗筒”。如白居易与元稹诗文往还,用诗筒传递,有《醉封诗筒寄微之》诗,末句云“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其《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诗云：“拣得琅玕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书札也当可用竹筒传递。
5 《宋本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3916页。
6 《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三年”,南诏遣使至西川节度使高骈处,递木夹以遣骈。卷253“唐僖宗乾符六年”,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派遣摄巡官徐云虔出使南诏,返回时,南诏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卷261“唐昭宗乾宁四年”,南诏骠信舜化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
1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册,第345页。编者将其定名为《归义军文书》似不准确,应是封皮纸。
2 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册,第191页。
4 赤木崇敏的论文中没有这项数据。因此,这项数据只能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影印图版中目测得到的约占纸宽的三分之一、再乘以赤木崇敏所测得的纸宽数据而得到的,因此不是十分准确的数据。
5 S.2200、P.2556、P.2622、P.3688、P.4019是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所撰的《新定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图版分别见于：《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卷,第37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册,第349页。2001年,第16册,第316页。2002年,第26册,第315页。2003年,第30册,第361页。P.3637封吊书仪图形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册,第182页。
6 赵和平曾对笔者所示封缄书札的复原方法步骤,提出过有价值的建议,谨表示感谢。
2 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1982年,第468页。原文为日文,笔者末见,此处转引自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页。
2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8092页。
3 《五代会要·笺表例》载：“后唐同光二年八月敕：四京并诸道州府及京司应申诸色公事、奏状等,先曾指挥,并须实封斜角。其常呈奏状,于斜封上明题所为公事”。五唐南唐国主李昇斜封冯延鲁的奏章：《资治通鉴》卷283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条：“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抹三笔”,可能是涂抹去了封皮纸上的封题内容。
4 [清]曹寅等编《全唐诗》卷388,中华书局,1960年,第12册,第4379页。
5 类似的故事还有晚唐诗人韩偓。韩偓于唐昭宗龙纪元年进士及第后,曾作探花使,长安平康里的歌舞伎倾慕其才华,寄来缭绫手帛子相祝贺。韩偓写诗回赠,首句云“解寄缭绫小字封”,显然是将手帛子(手帕)用白绢等丝织品封缄在盒子里,白绢上写有小字封题。证实唐人用绢、绫等柔软的丝织品进行物品、书札的封缄是可信的。参：《全唐诗》卷682《韩偓·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
6 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法藏卷”,085图“麻布经袱”,第145页。
1 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084图“麻布经袱”,第144页。
2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册,第335页；2005年,第34册,第16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册,第265页。
1 [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从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2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3 [宋]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9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33页。
4 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从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8册,第501页下。
5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164页。
1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说明”
2 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吉林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2页。
1 盂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2 关于书仪的实用性,可参考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中相关论述,此不多述。参：赵和平《敦煌写奉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37-50页。
3 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1-640页。
1 见P.2556、P.2646、P.3249、P.3502V等。相关研究参：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566-616贝。
2 郭锋《补唐末沙州节度判官掌书记张球事一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9-353页。张球于咸通元年(860)十一月内游学紫塞,寄寓灵州。凉州新复后,縻官河右,蒙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征辟入幕府,充灵武发运使,运送粮至凉州姑臧城。
3颜廷亮《有关张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见文献——《(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校录及其他》,《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
1 杨秀清在《光化三年张承奉领节事钩沉》中首先予以揭示。参：《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页。
2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载”条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5页。
1 主要参考以下三种敦煌文献题记：(1)谢惠暹《敦煌文书题记研究》,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2)薄小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3)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洋文化研究所从刊》第11辑,1990年。
2 《敦煌遗书总日索引新编》中释录为“昌均”。参：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撰稿、邰惠莉助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304页。有人据P.2859《逆刺占一卷》卷末题记“州学阴阳子弟昌弁均本是——细勘了也”、“天复肆载岁在甲了夹钟润三月十二日弁均书’与也”认为即晶弁均,在唐末904年为州学阴阳弟,在后晋942年为伎术院学郎知慈惠乡书手。但时间前后相差约40年,昌弁均己由少年步入中晚年,似小可能再入伎术院作学郎,此昌某必不是弁均,而是另一位昌姓学郎。
1 高田时雄《敦煌的识’字水平与藏文的使用》,刘进宝、高田时雄编《转型时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89页。
2 高田时雄,《敦煌的识字水平藏文的使用》第590页。
1 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了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96页。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的研究也表明,南北朝时虽见有专为士大夫贵族之家妇人服务的《妇人书仪》,隋唐时尚未发现一种专门为妇女实用编辑的专门书仪。虽在敦煌所出吉凶书仪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主要也是为士大夫之家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的妇女服务的,是妇女社会生活交往的书札标准格式和用语的指导书。(参考：赵和平《唐代书仪中所见妇人书札》,《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45页。)但对庶民阶层的普通妇女的影响,尤其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妇女的影响,可能远小如中原地区。
2 与《二娘子家书》类似的敦煌书札还有罗振玉《沙州文录补遗》中所抄录的《六娘子状》、《三娘子状》等,其书状格式规范,文风朴实,虽未见其书法,但推断当与《二娘了家书》类似,出自于书手之手。参：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从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8册,第501-502页。
1 赵和平《<廿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探讨》,《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1 许福谦《斯坦因四四七三号写卷后晋官私文书试释》,《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中国敦煌叶鲁番学会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490-523页。
2 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第267页。
1 严耕望《唐代图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
1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40页。
2 郝春文、金滢坤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99-300页。 显然是于阗国王李圣天给其妻弟沙州令公曹元忠的书信。参：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在甘肃和十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历史》,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182页。
1 敦煌汉文文献P.4065《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抄》中第三件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于阗王的书状,反映的是970年左右于阗国王与中亚的喀喇汗王朝之间的战争情况,同一事件也记录于敦煌十阗文献P.5538a,据贝利(H. W. Baily)的研究,此件于阗文文献所记载了于阗国王尉迟输勒于公元970写信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大王”,称其为“母舅”,向他讲述了于阗与喀喇汗王朝进行战争而取得了胜利的情况。此处据钱伯泉《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汉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则P.4065(3)正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收到其外甥于阗国王尉迟输罗(又名,从德,见于汉文文献)的书札后所做的回书。
2 据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对法藏藏文文献P.t.44《佛教法术文献》封面上汉文方形残印章、汉字“勅”残部、二行藏文的研究,推定大约是于阗王尉迟达磨在位的第二年(虎年,公元978年,戊寅)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书札的尾部,是十阗王朝与曹氏归义军之间有明确纪年的最后一封信件。参：(日)武内氏著、杨富学译《后吐蕃时代藏语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与影响》,《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110页。
3 张广达、荣新江在考订于阗国年号及世系时,考订于阗国王李圣天统治于阗国五十余年后改元“天寿”年号的原因,当与隋文帝五十大寿时改元“仁寿”年号一样,为己颂寿。“通天万寿之印”的印文也从侧面证实于阗国王李圣天不仅改了年号，而且铸了新的印章,以示寿辰纪念。
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册,第265页。
5 “甘”头十分明显,其余部分通过与P.2826中“通天万寿之印”中的“万”字相比较,与“万”字的篆文非常接近。
1 据张广达、荣新江研究,丁阗天兴七年相当于中原后周显德三年(956)。
1 录文参考：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从考》(增订本)《关于唐未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29页-31页。文中断句及标点符号号，是笔者所加。
2 衍一贡字。
3 “民”字缺末笔画。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相关论述参考：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盂彦弘《唐代的驿、传送与转运一一以交通与运输之关系为中心》,《唐研究》第十二卷,2006年,第27-52页。
1 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2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西域史地从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
3 目录见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录”0221条。参：(日)高田时雄《李盛铎用藏写本<驿程记>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1年,第2-3页。
1 高田时雄《李盛铎用藏写本(驿程记)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2011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11贝。
2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73“庄宗同光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8925页。
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2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教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杨秀清《曹议金执政臆谈》,《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杨文认为曹议金有可能是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而取得归义军权力的。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2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1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
3 [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中华书局,1989年,第4册,第3920页上。
4 P.4638V《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史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二贵状》。
1 [匈]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敦煌译从》,第一辑,1985年,第218-220页。又见：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在甘肃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历史》,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礼,2011年,第1册,第181—188页。译文标题稍有差异。
2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汀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笫298页。
1 《别纸》中言“某与厶官, 同风叶义,道路虽遥于千里,恩知岂异于一家?彼有所求,此无爱惜：此如奉托,彼望依从：则势合辅车,情孰齐鲁”,一般认为“厶官”是指甘州回鹘可汗,但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指沙州归义军节度使。
2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23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笫324页。
2 P.3500V《歌谣》。
3 P.2992V《后唐长兴二年(931)兄大王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弟甘州顺化可汗天子书》。
4 P.2675bisV称“相公轩冕清门,珪璋名器,自曰台辅,六合具瞻,帷幄运筹,四海口以,故得四夷同面”与后唐天成四年后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后的史实相符。
1 P.4638V《清泰四年(937)小一月都僧统龙辩等上曹元德牒》：自从司空出境,天暖似觉重寒……人人尤色,晨夕无安……伏望回军西陲,司空高悬玉镜,愿照众情,早降于龙沙。
2 S.1769V有一条封题,抄写在纸背面的二纸之间的接缝处：“第(弟)子甘沙通和使高文超状封”,表明高文超曾作为甘沙通和使。
3 [宋]薛居正等撰《川五代史》卷79《高祖纪第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1038页。(天福五年)二月丁酉朔,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卒,赐太师,以其子元德袭其位。
1 吴丽娱、杨宝玉《P.3197V<曹氏归义』车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14页。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10-111页。
2 P.4065《归义军曹元深上后晋皇帝表稿》：旆节官告国信使副某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身一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身一通、告身一道、焚黄一道者。
3 P.2992V(1)《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元深上回鹘众宰相状》。
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36页。
5 P.3257《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案卷》中“司徒阿郎”指曹元忠。
1 S.4398《天福十四年五月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使曹忠牒》。
2 《宋本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赉表辞“回鹘阻隔
1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第299-300页。
2 此印章是在后周显德二年(955),后周朝廷赐铸给归义军节度使的印章。但在本状上却是后来所盖,作为档案保存。状文不一定写于显德二年之后。
3 灵州节度使(或节度留后)检校司徒、司空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广顺二年(952)六月灵州节度使冯晖死后,其予冯继勋自称朔方军节度留后时期。据朔方军节度掌书记刘应撰《周朔方军节度使中书令卫王故冯公(晖)墓志铭》记载,冯晖之长子冯继勋为“朔方军衙内都部署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荣州刺史”,(次子冯继郎为“朔方军节院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先卒于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六了冯继远为“朔方军衙内都部署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冯继勋于广顺三年(953,癸丑)姑洗月(三月)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朔方军衙内都虞候冯於休(继业)所杀,显德二年(955)陪葬其父冯晖。冯继业以朔方军节度留后的身份知军府事。上参：咸阳市文物考古所编著《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62-64页。笔者颇疑P.2968状文中归义军请司徒、司空回复甘州,放行被甘州回鹘所阻隔的归义军进奉使人,“偏垂管领,得面天颜”,当是在952年六月之后嘱托灵州节度留后冯继勋、冯继远的。也与《册府元龟·通好门》所记952年上月沙州归义军使人到达朝廷,上表诉说进贡使团被甘州回鹘阻隔的史实相符合。
4 《宋本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
1 P.2155V(2)《北宋某年六月弟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书》。
2 P.t.1189是用藏文书写的一件书札,札末盖有一颗汉文印章“肃州/之印”,匈牙利学者乌瑞翻译为《肃州司徒向河西节度使大王的请牒》。笔者认为P.t.1189藏文书札是肃州某官员上给归义军节度使“大王”的,其主要内容与P.3272V《丁卯年(967)正月廿四日甘州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中所引用的甘州回鹘的书状
1 《宋史》卷275《安守忠传》：太平兴国初,移知灵州,在官凡七年。雍熙二年,改知易州。参：(日)粟原益男编《五代宋初藩镇年表》,东京堂出版,1988年,第402页。
1 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二娘子家书》中记载“至今年闰三月七日,平善与天使司空一行到东京”,李正字据唐宋时期的置闰推断“闰三月”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与正史资料记载的归义军使人于本年闰三月辛未(二十八)入朝纳贡相符合。参：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册198《蕃夷五·瓜沙二州》,中华书局,1957年,笫8册,第776页上。
3 P.3438V《某年十二月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上太保启状》。
4 S.4453《宋淳化二年(991)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帖寿昌都头张萨罗赞、副使翟哈丹等》。
5 P.3412《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日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牒》,从孔僧正、沙弥定昌口中得到归义军东边肃州、甘州川鹘的消息。
6 S.5953《奉唐寺僧依愿上令公阿郎状》中称“依愿远从天使,得届雄都,获遂参近。却回内地,途路未通。”依愿本是中原派往于阗使团中的使者,后在沙州出家。文中的“令公”是指984年之后称中书令的凿延禄。
7 (日)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四),“归义军曹氏朝贞年表”,《东方学报》第13卷第2期,第48-53页。
1 郭锋《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5-307页。
2 P.3633《龙泉神剑歌》第46-47行：匈奴初行绕酒泉,白马将军最出先。慕容胆壮拔山力,突出生擒至事奇。郭锋认为文中所赞的“白马将军”慕容氏就是慕容归盈。参：郭锋《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3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后收入同作者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6-294页。
4 目前的研究已经确认慕容归盈与曹议金是姻亲辈关系,慕容归盈娶曹议金姐十一娘子。曹议金又将其女十六娘了嫁给慕容归盈的儿了,慕容归盈也将其女嫁给曹议金之子。曹议金家族与慕容归盈家族三代始终存在联姻关系,此不多述。
5 《宋史》卷274《张保续传》：张保续,字嗣光,京兆万年人。父洪,唐左武卫上将军,保续以荫补太庙斋郎。粱贞明中,调补临济尉,选充四方馆通事舍人。后唐天成初,领瓜州官告、国信副使。郊祀,改右赞善大夫。
6 《宋本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
1 《宋本册府元免》卷965《外臣部·封册3》。
2 瓜州榆林窟第12窟前室甬道南壁第一身供养人题名：“敕受(授)墨离军诸军事知瓜州刺史检校司空……”,参：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榆林窟C6窟外洞南壁男像第一身“[敕]授墨离军诸军事知瓜州刺史检校司空……”及里洞南壁男像笫一身“皇祖栓校司空慕容归盈”,证实慕容归盈在任瓜州刺史时,有检校司空的官衔。
3 P.4783《癸卯年(943)施舍疏》记载：癸卯年九月廿三日,故慕容刺史三周(年)斋施陆岁耕牛一头、乳生一头。
1 陈菊霞《再议P.5032(9)(沙州阇梨保道致瓜州慕容郎、阿姊书)的定年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1页。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3 见于莫高窟第256窟东壁门南侧第二身供养人题名：窟主下门诸军事玉门使君银青光禄大夫检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慕容言长,“言长”,当系“长言’’’之误。
4 保道不一定是慕容氏,而是与慕容氏联姻的姓氏。因为保道如是慕容氏,则似应称慕容郎为兄或弟,不能称其妻为阿姊。
1 陈菊霞《再议P.5032(9)<沙州阇梨保道致瓜州慕容郎、阿姊书>的定年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1页。
2 瓜州榆林窟第12窟主室甬道南壁第二身男供养人题记：“皇祖沙州长史……”。参：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3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1-232页。
4 莫高窟第202窟西壁龛下北侧供养人第六身题名：故管内都押衙行常乐县令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慕容长政。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5 在P.2985V《亲使员僚衙府翻值帖》中有“县令慕容长永”。
6 慕容家族中也有人出任归义军政权内的都押衙,在S.2472V(6)《辛巳年(981)十月三日算会州司仓公廨斛斗牒》上有签名,他可能就是慕容长政。
7 在榆林窟第12窟第三身题名为“施主紫亭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保实”,该窟为慕容家族窟,保实既参与修建榆12窟为施主,称慕容归盈为皇祖。但学者们注意到榆林窟第12窟内室南壁第一身男供养人题记与北壁对应的第一身女供养人题记在身份上不一致,男像题记作“皇祖检校司空慕容归盈”、女像题记作“曾皇妣曹氏”,郭锋从慕容归盈的孙辈为“长”,辈,认为男像题记有误,当是“曾皇祖”,12窟施主保实当是慕容归盈的曾孙辈。参：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8 莫高窟第256窟东壁门北侧供养人第三身题名为“男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慕容贵隆”,是窟主慕容长言之子。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1O页。
1 S.11343《衙内都押衙守玉门军使曹仁裕献酒状》,时曹仁裕的检校官为“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2 S.8683《应管内外诸司都指挥使、知左马步都押衙曹仁裕等为算会敦煌十一乡及通烦退浑所收物状》、S.8665《某年正月应管内外都指挥、都押衙曹仁裕、都押衙张保山征敦煌诸乡器物帖》。
3 S.1181《长兴年间大王曹议金俗讲庄严同向文》中赞颂“河西节度使大王”之后的“都指挥尚书”即是曹仁裕。
4 S.5952V《长兴二年(931)八月十六日曹某请僧疏》,曹仁裕检校(尚书)左仆谢兼御史大夫。P.2638《清泰三年(936)六月儭司教授等唱物汁会状》,称乙未年(935)“曹仆射临旷衣物”、“大王临旷衣物”,证明清泰二年(935)时,曹仁裕与曹议金俱亡。
5 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北壁第四身供养人像题记为“故兄归义军节度应管内二州六镇马步军诸司都管将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口口一心供养”,荣新江据《伯希和石窟笔记》、S.11343、S.8683、S.8685等书状,证实此人即曹议金之兄曹仁裕。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1页。荣新江《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2页。
1 S.707《孝经》一卷,卷后有题记：“同光三年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士郎、郎君曹元深写记”,表明在后唐同光三年(925),曹元深尚年幼,是个学郎。10年后的清泰二年(935),曹议金去世时,曹元深至少二十多岁。
2 上博藏敦煌文献48(41379)《清泰四年(937)曹元深祭文》记载“维大唐清泰四年岁次丁酉八月辛巳朔十九日己亥,孤了归义军行军司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元深等敢昭告于后十……主人尊父大王灵枢去乙未年二月士日于此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依案阴阳典礼安厝宅地,修荣坟墓,至今月十九日毕功葬了,(下略)”。此件抄写在五代时期的册页子上.清泰四年二月十九日,即后晋天福二年(937)八月十九日,曹议金死后二年始安葬于墓宅,此时曹元深官衔为：归义军行军司马银青光禄大夫栓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国。
3 莫高窟第205窟东壁门北第二身供养人题名“窟主墨离军诸军事任(知)瓜州[刺史]……御史大夫……”郭锋先生认为东壁门北侧二身供养人之间的关系是兄归义军节度曹元深、弟瓜州刺史曹元忠之间的对应关系,窟主即瓜州刺史曹元忠。参：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4 S.376《某年正月廿四日尚书曹元忠与邓法律书》,书末题名有曹元忠特有的鸟形押。
5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14页。
1 道真巡礼莫高窟题壁见莫高窟第108窟窟檐南壁外侧题壁,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
2 дx11067BV《后周广顺三年(953)八月残牒》：“(前缺)人更口口,伏望尚书仁明详察。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广顺三年八月”。由于曹元忠在后晋开运三年(946)后,在归义军境内自称司徒至太保、太傅,牒文中的“尚书”不可『能指曹元忠。
1 《宋本册府元龟》卷170《记载,显德二年(955)正月,“知瓜州军州事曹延恭遣使贡方物,以延恭为瓜州团练使,并各赐新铸印”。
2 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3 宋初,其他曹氏子弟以内亲从都头出任瓜沙两州届县县令的也不在少数,北6718《宋建隆元年(960)四月十三日寿昌县令曹某请乾元寺僧何僧正等疏》记载一位内亲从都头守寿昌县令曹某,推知当是曹氏子弟。参：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33页。
4 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第214页。
5 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第238页。
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载一幅敦煌所出绢画,为“节度行军司马曹延清绘观音像”
7 S.447V《太子大师帖》,命令紫亭镇副使孟喝悉鸡出兵攻打东边偷劫的贼人。P.2938《皇太子帖副使五永兴、都头安良宪、都衙翟再口等》,帖文内容残缺不全，但与前帖当类似。
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90《外国传六·沙州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24页。
2 瓜州榆林窟第35窟主室甬道南壁第二身供养人题记“节度副使守瓜州团练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曹延瑞供养”。
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26页。
1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14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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