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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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书写的是1911—1913年间上海这座繁华城市与辛亥革命互动碰撞的历史。而核心问题意识为:上海的各类公共空间如何形塑了这场革命?而革命又怎样影响了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轨迹?
     本文将从一个政治社会史的路径出发,证明从上海各类公共空间中生产出来的真假新闻、小道消息、仪式过程、纪念场所、生意买卖等都参与形塑了这场革命的进程、形态和想象,而在此过程中报馆报人、城市精英、生者、逝者、消费大众等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角、配角也被革命深刻地影响。
     同时上海也是辛亥革命席卷全国时一片混乱中各地逃官、难民的汇集之处,车站、码头、旅馆、街道等城市公共空间都见证着这些逃官难民在辛亥革命中的经历。而他们与上海市民一起遭遇了光复前后上海复杂的乱局。
     总之,上海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是辛亥革命历史记忆和神话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人们经历重大政治变迁的集中缩影,更是清末民初城市公共空间转型的代表模式之一。
     本文主要围绕清末民国上海的开放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戏园、车站、码头、会馆等城市公共空间而展开,在辛亥革命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如何互动碰撞的主线贯穿下,研究范围将包括舆论中的“革命”、形塑革命中的舆论变迁、新革命英雄谱系、革命烈士的生成、追悼会的现实情境、伟人将帅在生意中的呈现、上海商家与革命、消费大众与革命、上海在武昌起事后的城市乱象,革命后上海城市的控制;民变、兵变的产生;革命经费的筹措等方面的内容。
     这个研究的时间跨度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事开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这一时期,一方面,革命脱胎于1901年后中国城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城市公共空间的强大力量为辛亥革命建构、填充了一个庞大的“革命记忆资源库”,同时城市公共空间对革命神圣性和合法性的消解又是不能忽视的。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为中国城市的急剧转型添加了全新的变量,由此形成了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强大冲击。通过这一研究,笔者希望能开辟一个新的窗口来理解上海——这个变化中的城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The thesis is about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the most prosperous cosmopolitan city in China, in the period of 1911-1913 when the Xin'hai Revolution swept the country. The core problematique on the one hand is: how Shanghai's different public space contributed to the Xinhai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how the Revolution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public space?
     The thesis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study approach of political social history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true or pseudo events, rumors, procedure of ceremonies, places for memorializing and the business all contributed to the process and the image of Xinhai Revolution. Meanwhile, the Xinhai Revolution also strongly affected the protagonists and stooges, who perhaps were journalists, city elites, living or dead persons, and consumers, in Shanghai public space.
     The escaped officials and the refugees gathered together in Shanghai because of the disorder caused by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at time. The stations, docks, hotels, streets all witnessed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suffering people who encountered with the complex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with Shanghai's citizen.
     In brief, Shanghai's public space is the important cradle of Xinhai Revolution as a myth and historical memory. It is not only the microcosm of how people dealt with great political change, but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mode of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e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open private parks, street corners, stores, tea-houses, theaters, stations, docks and guildhalls in Shanghai public space. Under the main study line of how Xinhai Revolution interacted with Shanghai public space, the study will also includes some parts hereinafter: the chang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process of Xinhai Revolution, the pedigree of new heroes in the Revolution, the creation of revolutionary martyr, the real scene of funerals, the creation of great men and leaders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the businessmen and the Revolution, the consumers and the Revolution, the mess situation in Shanghai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 the city control in Shanghai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birth of mutiny and the civil commotion, the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 funds, etc.
     The time span of this study is from Wuchang Uprising which happened in the October 1911 to the ends of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in 1913. In that period, on the one hand, the Revolution was produced by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cites in China after the year 1901. The great power of urban public space constructed a huge "database of memory for Revolution". Meanwhile, it is improper to ignore that the urban public space did dispel the divin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Xinhai Revolution also added brand-new power into the sharp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ties thu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every aspects of urban public spac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we may open up a new way to know Shanghai more deeply------from the city's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is great change.
引文
1 “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冠,且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余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读《民立报》数份,……精微要妙,报纸阐明政理、学理,唯此种耳。……看《民立报》二三份,无则看他报,然意味迥逊矣。……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2年4月27日,5月25日、26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93、597页。(以下简称《恽毓鼎澄斋日记》)
    2 郭孝成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 不闻:《海上闲谈》,《申报》1911年11月4日。
    2 这方面最典型和出色的成果仍然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
    1 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般性综述可参见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辛亥革命研究综述》,《理论月刊》2001年第lO期。[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上海史研究的一般性综述可参见唐振常、许敏:《上海史研究四十年》,《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钱曾媛:《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总第7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总第41期;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和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言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金观涛:《中国人,可以告别革命吗?》,《政冶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台北:2005年6月):金观涛、刘青峰:《绅士公共空间在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总第75期。
    1 参见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三民书局(台北)2006年版。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手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2年6月;《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12月号;《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建造中山陵:现代中国的工程政治》,《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福建论坛》(哲社版)2006年第1期:《“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 像金观涛先生的这段话就非常清晰地描绘出从1895到1920年代革命观念演化的大致轨迹:“1898年前,士大夫虽已用“革命”来指涉法国大革命,但“革命”一词仍代表中国传统的革命观;而谭嗣同《仁学》最早表达了一种以积极有为精神冲破网罗的新道德,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萌芽。1900年至1911年间,西方革命观念传入,以冲破网罗取消一切差别为新道德的革命观,主要是那些主张暗杀、将彻底推翻一切不平等制度付之于当下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成长。由于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主流思想,与其相应的宇宙规律是个体点滴进化,而不是作为革命的彻底改变;故当时的革命观念中道德和宇宙规律不能整合成一整体结构。这一时期西方revolution诸含义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共存,构成革命观念多元局面。新文化运动后期,唯物论和辩证法取代替达尔文进化论成为新的天道,这时冲破网罗取消一切差别这种新道德可包含在新天道中,彻底激烈地变革和宇宙规律也没有矛盾了,这使得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有了科学根据。其后果是中国式革命观念的合理化和凸现。从此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可以从新的天道一辩证唯物论中推出,并溶入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将破除伦常等级、取消一切差别及冲破束缚人的网罗作为新道德新伦理,形成一种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革命人生观。这时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又变成如图一所示的整体结构,不同的只是它抛弃了易姓这一层意义,并使天道有了新的内涵。这种新结构既是用中国传统革命观对西方revolution重构,亦是儒家道德价值的逆反作为新天道的结果,它是中国大传统在西方冲击下对道德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重建。在上述过程中,传统革命观的深层结构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保存下来了。”氏著:《中国人,可以告别革命吗?》,《政冶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台北:2005年6月),第50页。
    1 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2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载《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许纪霖(a):《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载高瑞泉等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2004年版: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变迁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孟悦:《“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中国学术》,总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21页。
    1 参见陈建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总第41期。
    2 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 姚文枬:《民国上海县志》,1936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
    4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 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一),《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以下简称《警务报告》(一)):《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二),《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以下简称《警务报告》(二))。
    2 《申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大公报》,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民立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东方杂志》,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本;《图画日报》,上海古籍山版社1999年版。《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民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
    3 此语出自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7713。
    4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以下简称《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学 昭整理:《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叶圣陶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4期(说明:叶圣陶早年日记始记于1910年11月2日,止于1916年5月14日,共约50万字。《新义学史料》1983年用4期的篇幅选载了其中的12万字,后又有乐齐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日记》,从12万字中节选1911年8月24日至12月31日部分,本文引文以《新文学史料》为本);《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汤志钧:《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文革”前历史所的四部史料书》,《史林》2006年第5期。
    2 这些文章均会在行文脚注中说叫。
    1 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唐文权编:《雷铁厓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汤志均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3 林纾:《金陵秋》,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上海书店1992年版。陆士谔:《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雪庵:《神州光复志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 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第3页。
    1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14—15页。
    2 参见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载氏著:《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日)沟口雄三著、赵士林译:《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索介然、龙颖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版。
    3 沙培德:《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问题》,页296—30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 讨论参见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三民书局(台北)1993年版。
    2 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第24页。
    1 《上海社会之现象一报馆晨起卖报之拥挤》,《图画日报》第四册,第151页。
    2 《申报》1912年7月16日,《自由谈·纳凉闲谈》。
    3 参见《本报特别启事》,《民立报》1911年11月1日;方椒伯:《上海工商界在光复前后的动态》,上海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4页;徐兆玮:《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0页。关于民立报的售价,战事起后的确有所调整,1911年10月17日到12月5日由原来的二分六厘涨到三分八厘,但仍有以十倍之价购阅者,可知小银圆三角之说非虚。参见这段时间内《民立报》各报头页;《本馆特别通告》,《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刘延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
    4 钝根:《海上闲谈》,《申报》1911年10月15日。
    5 拜南:《热闹》,《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
    6 “柳亚子:《邹亚云传》,《民立报》1913年3月23日。
    1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68年版,第56—57页。
    2 这一点在各地都有极其相似的例子,但其影响力均不能与上海报馆相比。参见李良荣:《从“原始失实”到“官方谣言”——旧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真实性问题的历史考察》,《新闻大学》1982年第5期,第66页;黄岭峻:《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144页。同时需要指出清廷也不乏类似手段,以冯国璋等人为首的同志联合会就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就提出:“闻南方各埠,凡尊重朝廷、主张君主之报纸不准售销,偶有为反对共和之说者,或加禁锢,或处极刑。而京师重地,对于鼓吹邪说之报纸及扰害治安之奸徒,邮部不加稽查,民部不加禁制,不特纲纪堕地,亦且危害国家。……民部对于社会之蠹,听其簧鼓,是谓放弃职守。国璋等迭次开会讨论,众论金同,皆以取缔报馆、禁销沪报及清除内奸为入手实行之策。为此合词陈请,伏乞总理转饬邮传部,于轮船、火车抵埠,严加稽察。凡南方造言构乱各报,一律禁止行销,即悖谬之函电等件,亦应一律取缔。其京津报馆,如有违悖报律,煽惑人心者,分饬民政部、直隶总督查明封禁。”载《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对革命书刊的封禁》,《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48—49页。而清廷在武昌起事即立即着手禁止各报登载各省乱事,对《顺天时报》,《东三省日报》等都有过查禁,甚至捣毁的行动。参见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一册,1911年10月14日,第161页。徐兆玮:《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8页。《东省日报之浩劫》,《民立报》1912年1月15日。对此《申报》有评论以为:“今政府见报纸臀裁各处乱耗。或渭传闻失实,或谓摇惑人心,日谋严行取缔之策,致辇下各报纸已空涮如无物,而外埠报纸复有调部存案之说。岂真一手能掩天下目耶?此说果行,恐民间益不能得确实之消息,而其皇惑有甚于今日者矣。皇惑不定乱机易生。呜呼!此岂国家之福耶?”东吴:《清谈》,《申报》1911年10月14日。
    1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第59页。
    2 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上海书店版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5册,第493页。《民立报》舆论在革命起后的作用秦绍德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为详细报道起义经过,宣传革命必胜的思想;二为刊登起义民军的照片和文件,宣传革命主张,为起义正名;三为指陈方略,为起义军下一步谋画。以上概括当然大致不差,但究竟如何体现“制造”,却有待进一步讨论。见氏著:《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9页。
    3 《叶圣陶日记》,1911年12月1日,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第90页。
    4 骚心:《谣言种种》,《民立报》1911年10月31日。
    1 渔父:《荆州满人惨杀汉人之感言》,两天后徐血儿的社论《满人之罪恶》亦有相似的文字,《民立报》1911年11月1、3日。
    2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2、100页。
    3 张謇:《十月初七日复许鼎霖》,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97页。
    4 廖宇春日记,辛亥年十月二十九日,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作为参照,革命军方面的潘联凡记载道:“我军隐于民间楼房中,俯瞰敌军,如见其少数,则从后面以排枪射击,而敌军茫然不知弹从何来,如见多数,则施以暗号,齐出与之巷战,或瞰其休息民房中。则以薪塞门举火焚之。此即汉口火劫之初点也。……故汉口大火,人多归咎北兵,然始作俑者,实难辞其咎也”。氏著:《余之辛亥革命日记》,辛亥年九月初六日,载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亦参见第139页。
    5 《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
    1 《国民白助会大会》,《民立报》1911年11月25日。
    2 《财政大会议》.《民立报》1911年12月4—5日。
    3 北京专电,《民立报》1911年11月7日、29日。
    4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1 行严:《慨言》,《民立报》1912年8月25日。
    2 关于电报费,民立报上曾有声明说“自战事起,每日电费有用至六七百元者”,《覆投函者》,《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
    3 《伦敦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欧洲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特电》、《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要电》、《本馆欧洲关于革命之要电》,《民立报》1911年10月14、16、18、19、25日。
    4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252页。
    5 《香港市民之光复热》,《申报》1911年11月16日,要闻。
    1 老谈:《民庆日》,《民立报》1912年10月18日,杂录部。
    2 行严:《慨言》,《民立报》1912年8月25日。当时的“友邦舆论”如从其实际来看欧洲各国为支持与反对互有,而美国则相对支持新政府更多。如胡适就在日记中说“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1911年10月14日,台湾联经公司2005年版,第187页。而在一封给马君武的信中胡氏也说“此邦与论多佑民党”。张伟:《胡适关于辛亥革命的一封佚信》,《徽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 《于右任答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
    4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九月初一日,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0页。
    5 王德森:《辛亥九月苏城变乱记》,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13、14辑合刊,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56页。
    6 吴必在自编年普中坦承:“当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不过是书成于上世纪60年代,这样的说法极可能与他在北京和逃难赴上海路上所受到的困苦惊吓;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短暂读书时的小愉快经历;以及回清华后所闹的风潮密切相关。吴氏的革命历史记忆底色虽灰暗,但不能就此认为革命初起时他就甚不赞成,毕竟他在众人还视剪发即为“革命党”时就已经与辫子告别了(类似之例可参考吴氏对其父看法的转变)。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8—110、113—119、122—125页。
    7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一册,1911年10月29日,第177页。
    1 潘联凡:《余之辛亥革命日记》,辛亥年八月二十四日,载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第29、30页。
    2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页。
    3 《郁达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4 茅盾:《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载《越风》第二十期,1936年10月。
    5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1 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史林》2006年第4期,第27—28页。
    2 梁启超:《请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横滨新民社辑印:《清议报全编》第一集,第13页。
    3 杨国强前揭文,第27页。
    4 陶成章:《致福哥书》,1910年11月5日,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5 比如有学者揭示:自1898年戊戌维新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13年间,全国至少有53家报纸遭查禁、暂时停刊或其他处分,报刊经理、主笔、编辑、记者等从业人员,有2人被杀,17人被监禁,被传讯、拘捕、警告或押解者百余人。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1页。
    6 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2页。
    1 许纪霖(a):《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载高瑞泉等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2004年版,第82页。
    2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446页。
    3 参见陆律西编:《中华民国史演义》,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版,第12页;蔡东藩:《民国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年版;愚:《京津游记》,《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黄兴抵沪》,居正:《辛亥(?)记·梅川日记》,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版,第79页;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页;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方椒伯前揭文,第220页。
    4 清廷已失“民心”确是有迹可寻,可参见钝根:《海上闲谈》、我:《海上闲谈》,《申报》1911年10月21日、11月3日。不过“民心”本身既存在于话语之中,那就既可以是被社会既有结构所塑造的东西,也可以足被人为操控和制作的产物,因此弄清“民心”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可能更为重要。
    1 《叶圣陶日记》,1911年10月21日,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第80页。
    2 陈紫枫:《柏文蔚谈浦口与南京之役》,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86页。
    3 关于此事的考订可参见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26—32页:杨天石:《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载氏著:《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64页。但以上均缺乏孙、黄、陈一系人物证明此事的史料,就笔者所见,据平刚(1905年入同盟会,与孙中山关系十分密切)日记云:“暨反正,陈其美恶成章,遣人刺杀成章。”《平刚日记选辑》1927年8月10日,载《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3期,第141页。而且陈氏施暗杀之手法是其惯用之手段,1914年1月lO日,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夏瑞芳也据说因阻止陈在闸北湖州会馆设立讨袁军司令部而被暗杀。参见张树年主编,柳和城等编著:《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6页;《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914年1月10日,第1497页。
    4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04页。对于此事《申报》有详细记述,事情经过有一定出入,其文云:“邮传部所设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辜鸿铭忽投函字林西报,痛骂革军,见者大愤,即有人投函该堂谓如此议论,诚丧心病狂之谈,欲将该堂烧毁云云。该堂学生见之,立请辜莅堂诘问,辜含糊以对,学生大哗,遂将辜逐出,并纷纷罢课。该堂几致解散”。后还附有记者的评论以为学生可驱逐辜氏,但不应罢课辍学,以及辜氏的原函。《怪物辜鸿铭》、《辜鸿铭致字林西报馆函》,《申报》1911年10月29日,本埠新闻。亦参见蔡元培:《辛亥那一年》,载《越风》第二十期,1936年10月。
    1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59、1365、1369、1372、1374、1380、1384页。
    2 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宣统三年十月三日,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潜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8页。在柳亚子为宁调元所作传中则从侧面映证了罗氏所言:“陈其美既开府沪江,徐私匿租界,侦军事秘密。君遇诸途,宁呼之日:‘佛苏,别来乃无恙’。徐掩面疾走去,君告其美亟捕治,正军法,其美弗省。”,柳弃疾:《宁烈士太一传》,卞孝萱 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第199页。而1912年1月28日《大共和日报》上发表的《章太炎先生致临时大总统书》中也提到在广东已发生同盟会人仇杀保皇党事。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84页。
    3 铁压:《请看妖报之结果》,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11月9日,载唐文权编:《雷铁压集》,第381页。
    4 北京《国民公报》案可参见北京电、《国民公报总理被辱感言》、《国民公报来函》、《国民公报案预审详情》,《申报》,1912年7月9日、10日,评论、14日,来函、17日,要闻;绍兴《越铎口报》案可参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绍军捣毁越铎报》,《申报》1912年8月5日,要闻二:温州《东瓯报》案可参见《政治家又打报馆》,《民立报》1912年9月25日;湖南《长沙日报》案可参见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5 东吴:《清谈》、《本馆特别宣言》《由报》1911年11月30日、12月2日。
    1 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556页。
    2 《本馆特别宣言》,《申报》1911年12月3日。
    3 《警务报告》(一),《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5—76页。
    4 《本馆特别宣言》,《申报》1911年12月3日。
    1 《张菊生启事》,《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张元济对革命的态度从他一次谢绝汤寿潜邀请赴浙江任职,两次谢辞任“赴鄂代表”就可见一斑,他的“阮圆海”之喻也意味深长。参见张树年主编,柳和城等编著:《张元济年谱》,第100页。
    2 《本馆第三次宣言》,《申报》1911年12月4、5、6日。
    2 《中外报馆呈沪军都督文》,《申报》1911年12月8日,专件。
    4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911年12月7日,第1366页。
    5 《报馆可以息讼矣》,《民立报》1911年12月11日。
    1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66—1367页。
    2 《郑孝胥日记》第二册,1907年4月2日,第1083页。
    1 像孟昭常登第一次告白于《民立报》,说郑孝胥很早就已出京,而自己很晚才离开,袁世凯入京又在他离开之后,没有可能有商买报馆及带款来沪之事。登第二次告白于《时报》,诘问《中外日报》伪作电文。《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911年12月10日、11日,第1368、1369页。
    2 比如1911年12月14日,郑请工部局总探长来家告知被投函威胁事:1912年1月6日,商务印书馆体育会来请柬,邀请郑去印刷所操场主礼颁发会员徽章证书。郑则令其儿答书云外出未归而辞,并在日记中得意地说:“革党欲施调虎离山之计,老夫却有金蝉脱壳之计,真堪一噱也。”《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69、1379页。
    3 《同盟大会》,居正:《辛亥劄记·梅川日记》,第90页。
    4 像《灭锋报》、《中华民报》、《民权报》、《民主报》等都曾以1909年末到1910年初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来大做文章。将章太炎称为“侦探”、“文妖”、“走狗”,而其历史则为“丑史”。杨天石主编:《民国掌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9页。
    5 其内容为:“(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员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号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电文》,《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号,1912年3月6日,载存萃学社编集,周康燮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39页。(以下简称《辛亥革命资料汇编》)此事据居正自己说,他原来只想制订报例,让林长民起草,但林氏却误听为报律。《报律闯祸》,居正:《辛亥劄记·梅川日记》,第112页。
    6 电文云:“今统一政府未立,民选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
    1 《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申报》1912年3月7日,评论。
    2 《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号,1912年3月6日,《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第256—257页
    3 参见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章。
    4 《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十一期“时评”。
    5 参见马自毅(c):《辛亥前十年的学堂、学生与学潮》,载《史林》2002年第1期。
    1 《于右任答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6日。
    2 东吴:《清谈》,《申报》1912年3月28日。
    3 《新纪元报》发刊词,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01页
    4 《于右任答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7日。
    1 秋桐:《政本》,《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载《章士钊全集》第三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戈公振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也说“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怪状尤百出。于是杀记者、封报馆之案,亦屡见不鲜。自好者流,翻然觉悟,改向本身努力,以求经济之独立,然商业色彩太浓,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钳口结舌,相率标榜,不谈时政,惟以迎合社会心理为事,其故或以营业为宗旨,不欲开罪于人,或有党派与金钱之关系,不敢自作主张,于是人民无所适从,军阀、政客无所顾忌”。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2页。亦参见朱宗震:《辛亥革命后租界内捍卫言论自由的斗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37页。
    1 秋桐:《政本》,《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载《章士钊全集》第三卷,第11页。章氏的批评不免遭致“援恶”之名,认为其只不过是“为恶政府谋救济”,但也不乏“友声”,杨昌济在日记中即赞曰:“秋桐以好同恶异为社会种种罪恶之原因,大有所见。人不可不尊重自己之言论自由,又不可不尊重他人之言论自由。”参见常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所谓公共利益不是个人私利的简单总和,而是每一个公众超越各自的利益所限,从公共的角度所理解的共同利益,最后通过公共讨论和辩论所形成的共识。参见许纪霖(b):《公意与众意》,载《天涯》2002年第3期。
    3 “不太合格”兹举一例,据章氏自承当日《苏报》为了反满,曾在报上捏造所谓《严拿留学生密谕》,而此类挫造又并不是个案,“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记事》字里行间看出”。氏著:《疏黄帝魂》,载《章士钊全集》第八卷,第206页。
    4 章士钊曾因“毁党造党”说等言论得罪了同盟会中的“暴烈分子”,就称其为混入《民立报》馆的保皇党,并引杨毓麟遗书和章氏发表在《国风报》、《帝国日报》上的文章对其各个方面进行攻击。胡汉民在《自传》中就说:“士钊于民党本接近,惟以在日本留学时太炎挽使入同盟会,士钊踌躇不果。民国元年始由英归国,渐其落伍,遂标榜无党以自高,为《民立报》编辑,不特不尊重同盟会之政纲与党议,且时事讥弹立异说,谓个人不党,录如是也。于是戴季陶任编辑之《民权报》、邓家彦任编辑之《中华民报》,皆与《民立报》对垒笔战。同为民党言论机关,丽呈此种怪现象,则右任等之过也。”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32页。亦参见行严:《慨言》(二),《民立报》1912年8月25日;《章行严与杨怀中书》,《独立周报》第一期,载《章士钊全集》第二卷,第506页。
    1 《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2年11月10日,第616页。
    2 在牢骚背后流露的正是恽毓鼎这一批清末名士初对改朝换代尚存一线之希望,而看到民初一派乱象后的不满之意,此后恽氏又在日记中写过一段类似的话,其不满更是跃然于纸上,言辞虽刻薄但未尝不切中要害:“革命初起,外人亦拭目俟之,乃时阅年馀,除党见捣乱,酬席晋秩,开纪念、追悼、欢迎各会外,未建一策,举一政,无怪其不能承认,而亟欲以兵力定乱也。不知革命巨子将何以待之。”《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3年3月7日,第633页。
    3 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第107页。
    1 图画,《民报》第五号,第620—622页。
    2 《祭明孝陵》,居正:《辛亥刳记·梅川日记》,第101页。对孙中山选择此日谒陵的动因王宠惠解释为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提议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而军队中有持异议者。此日正为参议院议决推选之期,孙中山担心持异议者有所行动,破坏议决,而惹人怀疑其唆使军队维持其个人地位,故谒明孝陵,将军队调出而不能干预议决。氏著:《追怀总理述略》,《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532—533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58—659页。
    3 《大总统谒陵文》,《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七号,1912年2月20日,载《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 第136页。
    1 其实像黄帝、岳飞等各式建构清末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其作为一套话语的辐射力究竟有多强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孙江通过研究清末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质疑了民族主义化黄帝的文化霸权,也否思了其对民众的影响力度。参见氏著:《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载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黄帝如此,岳飞等也是如此,1912年2月上海巡警就强占鄂王庙,将岳飞像迁出,导致该处“(?)杂扰乱,已非旧观”。虽然《民立报》的评论说:“岳武穆为我民族中罕有之伟人……不毁于满虏之时,而毁于民国巡警之手,崇拜武穆者能不痛恨其两(?)之手翰,尤涂没无余,噫嘻伤载”。但从此事却不难管窥作为革命党所建构的民族伟人——岳飞在民众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血儿:《巡警侮先哲》,《民立报》1912年3月1日,上海春秋。
    2 所渭“碍于”指的是虽然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但“五族共和”的口号却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的,并且在日后还曾以强烈的口吻指责过这一口号。有学者就指出:“‘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到武昌起义后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21页。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页。
    1 汪家驹:《熊烈士成基小传》,《民立报》1912年9月6日。
    2 如汉阳陷落前后汪笑(?)等在天津火车站连日演出前明亡国诸剧,如《受禅台》、《哭庙》、《桃花扇》等,虽然“道白切合时事,观者莫不拍掌”。但也有观者以为:“此等戏沉鹫悲恸,实与时势不合,蓋不免唐突民军之嫌也。至福王亡国,则观念适成反比例。若于清军入关之淫暴加意,庶足鼓动人心,然而难矣。”愚:《京津游记》,《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林纾借小说中人语也表达了一番对谒明孝陵举动的不以为然和对英雄系谱取舍上的不满:“孙中山逊位于项城。……率文武吏大祭明太祖于孝陵。……读谒陵文,声调慨慷。一时盛事,传遍江南。秋光笑日:“仲英汝以为如何者?”仲英日:“明祖专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体,祭之何为?且徐达以克复江南,至前清时尚与曾国藩庙食于钟山。今克复金陵者谁耶!林述卿屏迹乡园矣。天下不平之事,至此已极。想孝陵之鬼知之,亦当齿冷。”氏著:《金陵秋》,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第458页。
    1 《举行革命烈十追悼会启事》,《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
    2 这份通告对形成英雄系谱的历史记忆有很重要的作用。《申报·自由谈》中的游戏文章就说明在该通告发布之后系谱的基本写法已然成形:“历年事叙说不尽,只把最近新闻唱分明。……熊成基安徽谋起兵,……温生财、徐锡龄枪毙孚琦并恩铭”。书痴:《瞎子改良新道情》,《申报》1912年1月31日,《自由谈·游戏文章》。连温生才、徐锡麟的名字都还未完全写对,但却对英雄系谱如数家珍,与追悼会通告实有很大关系。
    3 其文云:“迩年以来,俊杰之士,飚发云起,东南厥始倡义,邹容、禹之谟之骈首.史坚如、杨卓林、吴樾之捐躯,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黄花冈之役,最近武昌发难之役,金陵光复之役,北京暗杀之役,吴禄贞被刺于获鹿,温生才飞矢于羊城,彭家珍收功于丸弹,皆不惜牺牲性命,抛弃骨肉,或抗节虏廷,从容就义,或横罹党祸,慷慨捐生,其间赴汤蹈火,免胄冲锋,功未成而身先死,名湮没而不彰,如诸烈士者,何可胜道。”《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二号,1912年2月25日,载《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第176页。
    4 其文云:“朱陆邱程,竭蹶支掎。……轰轰杨禹,煌煌史邹。滟滟泸江,隆隆惠州。梁洪彯彩于岭海,吴禅??于燕幽。……徐熊竞兴,联缥袭紫,……萍乡标矗,钦廉焱起,雄飞镇南之关,鹃突珠江之涘赫矣温供,(?)揄悠扬,而何先驱乎黄花之岗之七十有二也。……?艳武汉,影绷?渲。漫弥大江,漩漩来还。南部陆离,旬月之间,而我老彭,收功弹丸。”《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八号,1912年3月3日,《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第228—229页。
    5 章太炎在意见书中将烈士分为“死难”、“横死”二门”。“死难者”列唐才常、马福益、史坚如、邹容、吴樾、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熊成基、喻培伦、彭家珍、温生材、张榕。“横死者”列陈天华、杨笃生、吴春阳、陶骏保、张振武、陶成章、宋教仁、焦达峰。而在《稽勋意见书二》中章氏谓:“得四月三日书,以为明室遗民及洪、杨、石诸公,皆宜表扬,以彰潜德,具见主持公道,不忘本源。”“依此时代先后,分为三列”:一,“明末遗臣国亡以后百折不回者”,列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李来亨。一,“耆儒硕学著书腾说提倡光复者”,列王夫之,顾炎武,傅山,吕留良、吕子毅中、弟子严鸿速、齐周华。曾静、娥名世。一,“倡义起兵功烈卓著者”,列朱一贵、林清、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林风翔、陈玉成、李秀成、赖文光、容闳。另补“前书所列”缺录的,即“死难者”杨衢云,“横死 者”赵声。
    1 参见唐向荣:《“孙中山领导十次反清起义”说辩析》,《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 《诸烈十追悼大会记》、《再记追悼会详情》,《申报》1911年12月18、19日,本埠新闻。
    2 《秋瑾女侠之葬仪》,《民立报》1912年10月27日。
    3 《秋女侠灵櫬归来》,《民立报》1912年9月23日。
    1 参见马自毅(a):《冤哉,秋瑾女士——析时论对秋瑾案的评说》,《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第49页。
    2 参见马自毅前揭文(a),第58—59页。
    3 夏晓虹:《民初戏剧中的秋瑾形蒙》,《文史知识》2005年第9期,第18页。
    4 吴芝瑛致徐自华函,戊申年三月三日,载周永珍整理:《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12封信》,《近代史资料》第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5 铁压:《崇拜女杰》,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6月6日,载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293页。
    6 爱楼:《斩秋瑾》(续),《申报》1912年1月9、12日,《自由谈·新剧》。不过在此剧中秋瑾最后的唱词如“我如今要劝我四万万同胞男女亲爱的同胞快快实力去做革命事业。原来这满奴一个也留他不得的”,恰正体现了民初对于女士死因话语转换的“过渡性”。
    7 《秋女士亦应追悼》,《申报》1911年12月15日,本埠新闻。
    1 转引自夏晓虹前揭文,第17页。
    2 徐自华:《镟湖女侠秋君墓表》,载《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9页。
    3 《民国文萃·女革命文萃》,广益书局1913年版,载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4 转引自夏晓虹前揭文,第18页。
    5 吴芝瑛致徐自华函,1912年3月10日,载周永珍整理:《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12封信》,《近代史资料》第91号,第275页。
    6 孙中山在1912年12月8日杭州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说中提到:“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固不仅展览西湖风景,亦将临女侠埋骨之所,一施凭吊”《申报》1912年12月9日、10日。12月9日在秋社参加追悼会,面允担任秋社名誉社长,又致挽联云:“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女侠魂。”郭延礼:《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64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752页。另见《杭垣筹备追悼先烈》、《秋侠入祠纪盛》,《申报》1912年1月25日7月21日,要闻;《秋女士成仁纪念》(杭州通信)、《秋女士成仁纪念》(杭州通信续)、《秋女士成仁纪念》(长沙通信)、《秋女侠灵櫬归来》、《秋风秋雨返秋魂》,《民立报》1912年7月21、22、27日、9月23日,10月24日。
    1 杂俎,《妇女杂志》第二卷第十号。
    2 陈新宪等编写:《禹之谟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3 邓介松:《青年运动的急先锋——禹之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此次公葬的时间考订可参见刘泱泱:《关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时间订正》,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陈天华若干重要史实补充订正—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另参见刘艳琼:《被胡适误解的陈天华》,《读书》2001年第1期;刘云波:《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文史哲》2002年第5期。
    1 马自毅(b):《1907年皖浙起事史料考辨》,《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第124—125页。
    2 《巡警会办徐锡麟供词》,《申报》1907年7月17日。
    3 马自毅前揭文(b),第123页。
    4 王雪庵:《神州光复志演义》,第434页。
    5 陆丹林:《革命史谭》,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3页。关于史坚如供词的详细考订可参见赵矢元:《史坚如及其供词、绝笔考辨》,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9—102页。
    1 《恽毓鼎澄斋日记》(2),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第565页。亦见《革命声中之南洋大学》,《申报》1911年11月10日,本埠新闻;《吴虞日记》上册,壬子年五月初六日,第41页。
    2 房芸芳、薛理勇:《上海近代史上的纪念建筑物》,载《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246页。对于学生占领李公祠后的种种荒唐举动被王钝根在《海上闲谈》专栏中飙刺为小题大做,《申报》1911年11月13日。
    3 其内容分别为“民国统一,大功告成,凡在同胞,永享共和幸福。而死难诸烈士,或横被逮捕,血肉早已摧残,或战死沙场,而姓名尤虞湮没,亟应荐以血食,以慰忠魂。恳贵都督,迅将前清忠义各祠,分别改建为大汉忠烈祠。汇集各该省尽忠民国,死事诸烈士入祀其中。由本部派专员致祭,以后即由各执政春秋致奠,并于每岁旧历八月十九,即武汉起义纪念日,及新历二月十五日,即民国统一纪念日,恭行祀典,永以为例。以慰死者之灵,以作生者之气,以明昭烈诛奸之义,一举而三善备。”“迅将前清湘楚淮军昭忠各祠改建为大汉忠烈祠,详细查各省尽忠大汉死事诸君子入祀,其中由本部特派委员前往致祭,以后即由执政春秋致祭,并于每岁民国纪念日,恭行祀典,以为定例。一以慰烈士在天之灵,一以?汉奸死后之魄,于以激励军志,发扬武气,蔚成民国无疆之盛业,达于四裔,岂不懿欺。”见《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号,1912年2月20日、第二十二号,1912年2月25日,载《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第160、176页。
    1《改定祠祀议决案》,《浙江公报》第十册,1912年2月7日。
    2《九江改塔祠为议会》,申报,1912年2月6日,要闻
    3 参见黄克武:《史可法与近代中国记忆及认同的变迁》,载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史公祠内拜英魂》,《民立报》1912年9月12日。
    4 《云南建筑傅沐蓝杨四公专祠》,申报,1912年2月24日,要闻二。
    5 《议设浏阳二杰专祠》,申报,1912年2月6日,要闻,《秋风飘零屈子祠》,《民立报》1912年10月31日。
    6 《川事片片录》,申报,1912年2月24日,要闻二。
    7 《九江改塔祠为议会》,申报,1912年2月6日,要闻。
    1 秋宗章:《风雨楼痛语》,《近代史资料》第4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1页。
    2 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第96页;鲜于浩:《有关“二次革命”的一份史料——湖南都督府三次电请通缉各犯罪状报告书》,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笫107页。
    3 《湘省之彰善瘴恶》、《长沙建设秋祠》,《民立报》1912年6月13日、7月22日。
    4 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第96页。
    5 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94、195页。另参见司马长风:《中国近代史辑要》,创作书社1978年版,第17—19、216—219页。
    6 《黄花盃酒祭英魂》,《民立报》1912年10月25日。
    1 力子:《纪念日之余谈》,《民立报》1912年10月19日,大陆春秋。
    1 《杨衢云别录》,载王可风辑:《辛亥革命史料七篇》,《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
    1 陆士谔:《新上海》,第42页。
    2 参见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3 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4 陆士谔:《新上海》,第42页。
    5 《举行革命烈士追悼会启事》,《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
    6 《张沛如虽死犹生》,《申报》1911年11月8日,本埠新闻。
    1 《烈士归櫬祖》,《民立报》1912年1月23日;《浙人恭迎四烈士灵櫬》,《申报》1912年1月24日,要闻。
    2 当日八时由事务所出发,右转至开元寺前排队至大坊口,右转过麈路桥直至长延街,右转至舍子桥,右转直至大街,至江桥脚进大路,北直至海桥,过光香桥右转入祠。队伍次序:一先导旗两张,文日恭送三烈士入祠、二警察、三大号一对,如杭军乐队来绍,改用军乐队、四挽联花圈、五第一营兵队、六天球亭、七图书亭、八手枪亭、九供词亭、十血衣亭、十一徐公影亭、十二徐公主亭、十三徐公家属、十四第二营兵队、十五陈公影亭、十六陈公主亭、十七陈公家属、十八第三营兵队、十九马公影亭、二卜马公主亭、 二十一马公家属、二十二第四营兵队烈士、二十三附祠竺程二烈士主亭、二十四民团、二十五 附祠各义士主亭、二十六 大通陆军校、二十七法政专门学校、二十八第五中校、二十九 师范学校、三十 大通女子工艺学校、三十一 女子师范学校、三十二 成章女学校、三十三 县立高等小学校、三十四 两等小学校 以报到先后为序、三十五 初等小学校、三十六 各署:一府 二县 三警、三十七 各署所:一盐局 二统捐局 三禁烟局 四酒捐局、三十八 各团体:一县议会 二商会 三城镇乡自治会四各党会 以报到先后为序、三十九普通来宾 前一日先向本事务所题名由本事务所送给纸花以整秩序、四十 本事务所各职员。《欢送三烈士入祠》,《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绍兴通信。
    3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32—233页。
    1 榴花轩主:《追悼会》,《申报》1912年6月3日,《自由谈·小说》。
    2 《国庆日之北京》(二),《民立报》1912年10月16日;《北京国庆纪念会纪盛》,《大公报》1912年10月12日:《京师革命纪念会筹备纪事》,《申报》1912年10月2日。吴樾追悼会上则陈列烈士殉难时所穿的鞋帽马褂。《胡女士之国民捐慹》,《申报》1912年6月1日,要闻。
    3 《张沛如虽死犹生》,《申报》1911年11月8日,本埠新闻。
    4 吴芝瑛致徐自华函,7月17日,载周永珍整理:《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12封信》,《近代史资料》第91号,第277页。亦见《新建秋侠祠琐记》,《民立报》1912年7月22日。
    1 《永锡堂追悼大会》,《民立报》1912年1月22日。
    2 《浙人追悼先烈》,《申报》1912年1月30日,要闻。
    3 《徐锡麟年谱》,载徐乃常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4 广告,《民立报》1912年5月12日。
    5 血儿:《血纪念》,《民立报》1912年5月5日,天声人语。
    6 其文云:“起义诸烈士类皆肝脑涂地,血泪涨江,抱一腔之忠愤,竭群贤之精力,掷千百人性命以求一日之幸福而不可得,何其难也!即或不然,而口舌希效,文字乞灵,众疑众侮,斩戮拘囚,蹈百死而不悔,屡仆屡起以求最后之胜利者。又何其志之坚而遇之酷也。继自武汉起兵,四方响应,甫及两月而五色之旗且招展于一十六省。虏廷丧胆,遣使求和。此虽诸将士喋血之功,然亦非诸先烈之倡言革命,再接再厉,果为足以致此。”《沪上开会追悼诸烈士感言》,《申报》1911年12月18日,评论。
    7 《昨日新新舞台之薤歌声》,《民立报》1912年5月16日。
    1 《今日新新辨台之悲剧》,《民立报》1912年5月15日。
    2 《再记追悼会详情》,《申报》1911年12月19日,本埠新闻。
    3 参见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i/002701.htm,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
    4 廖宇春日记,辛亥年十月二十九日,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319页。
    5 力子:《昏百姓》(三),《民立报》1912年5月25日,上海春秋。
    1 力子:《牺牲的精神》,《民立报》1912年5月15日。
    2 《吴烈士死且不朽》,《民立报》1912年6月2日。
    3 《胡女士之国民捐愁》,《申报》1912年6月1日,要闻。
    4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页。
    5 《永锡堂追悼大会》,《民立报》1912年1月22日。
    6 《追悼烈士之痛言》,《民立报》1912年4月5日。
    1 行严:《共和》,《民立报》1912年2月27日,天声人语。
    2 要把“共和”作为一个政治学上的核心概念来考察绝非那样简单。关于此可参见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4月号。
    3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9页。
    4 关于上述概念的流行程度“革命”在后文中自会有所体现,而如“同胞”、“光复”等有时人就生动地回忆到:“辛亥八月十九,一夜除夕爆竹般的步枪声,把几百年传留下来的大人老爷称号吓了个暂时逃避无踪,代之以兴的,就是‘同胞’两个字。……若是遇见谁,你若忘了称他一声同胞,谁也会刻骨切齿的恨你;因为你不称他同胞,就是不承认他曾参加起义,不承认人家曾经参加起义,是如何重大的侮辱啊!……父兄、叔伯、兄弟、师生,在那时也化家为国的略份称同胞了。……人人互称“同胞”,和法兰西大革命时人人互称“国民”一般,同是革命潮浪里应有的泡沫。 ……这时,人人都把‘光复’及‘中华民国’六个新奇的字,在口中当豆嚼,随时随地都可应用。我们巡查走过旧藩台衙门,一堆还在冒烟的火场上,有许多 起义的同胞,在那里支着铁釜,……烧煮‘光复’来的火腿和猪肉,见我们走过,都喊:‘同胞快来!中华民国,大家吃得。’而我们随便的互相?取物件,也说是:‘光复’。有时互相的拉东西用,口内也常说一声‘中华民国,大家用得’。”朱春驹:《武昌起义杂忆》,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175页。
    《申报》也揭示了当时上海集会时爱用的时髦词:“要到处演说,演说的方法一要会骂人,如忘八蛋、汉奸、奴隶等不离口,二要多用同胞字眼,……四要自称曰兄弟,称人日诸位,终则以现在时间太短,兄弟不能多说为结束”。“同胞二字之流行已多年矣,光复以后几成一般人士之口头禅。会场之上,募饷之地必有无数同胞、同胞之声浪接触于耳鼓,甚至公举一人,攻击一人亦必日为同胞,为同胞。”。田:《时髦派》,《申报》1912年1月6日,《自由谈·瞎费心思》;我:《清谈》,《申报》1912年3月30日。
    1 参见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235、237、238页。
    2 章士钊就说:“此书久噪于英人之口。后十五年,吾人始得翻为国文,徒而窥见伟人微时事迹。甚矣,辨识英雄之难也。”行严:《千八百九十六年孙文被难与国际法之关系》,《民立报》1912年4月20日。
    3 参见郭双林:《试论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在清末革命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 广告,《民立报》1912年4月19日。
    1 比如新中华图书馆出版《满夷猾夏始末记》,卷首即有“孙大总统及诸伟人极精肖相念九幅”;朝记书庄、江左书林出版《缔造共和英雄尺牍》,“是书皆手创共和伟大英雄之手翰,上自孙、袁、黎、黄,下至社会女流,凡关于革命事实、计划者无不入选”,销售处则遍及天津、北京、奉天、汴梁、镇江、杭州、苏州等地;广益书局出版有《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书牍》。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10月2日。《民立报》社出售孙中山抵沪最近之照相,词云:“总统为吾国四千年来破天荒之民主,并为亚洲大陆上破天荒之民主,凡我爱国同胞莫不以一见颜色为幸。”《同胞欢迎大总统孙文肖像》,《申报》1912年1月14日,广告。
    2 广告,《民立报》1912年8月24日。
    3 其文云:“孙于务农之暇。入塾读书,其教师皆为洪杨党派中人,每从容演述洪杨之历史,学童成化之。……同学儿童……散学往往不乐归家,而乐与孙游,称为洪秀全第二。”《孙文》,载《中国革命记》第一册,新自由社编,民国元年版,传记。
    4 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
    5 《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案》,《大公报》1912年5月10日。
    1 《大总统复参议会论国旗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1912年2月3日,《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第43页。
    2 参见总理安葬纪念宣传丛刊之八:《党旗和国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年版。
    3 《海上闲谈》,《申报》1911年11月14日,
    4 像无名在《敬告民军政府》中就说:若今日旗式未定之时,甲用甲式,乙用乙式,或且用亡国朝鲜之八卦旗等五花八门,各式其式。是不但对内无以一心志,亦对外使人启不统一之心也。此军政府所急宜注意者也。”《申报》1911年11月11日,评论。而东吴则在《敬告各省军政府》中说:“旗帜所以表示一国之光荣,故必有一定之式样,而白旗者不过显其降顺而已,只宜于初收复时暂一用之,非可炫耀耳目者也。……乃十余冂来,光复各地依然白旗飞扬,参差不一,日日悬之,夜夜悬之,岂非无渭之事欺?或兴汉、或光复、或九星、或太极,外人见之,几将疑我华人以悬旗为儿戏矣。是宜一律去之,由军政府颁一旗式,悬之国门,则庶几我东方民国之光荣也”。《申报》1911年11月15日,清谈。
    5 笔者所见论义如李学智:《辛亥上海起义旗帜考》,《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都未曾提到各地有使用青天白日旗。就笔者所见史料中有四条提及有青天白日旗:陆丹林:《革命史谭》,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第622页。《胡汉民自传》载邱权政、 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05页。吴铁城:《江西革命前后》,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42—43页。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8页。此四条史料均有可存疑之处,实际情况如何尚待考。
    1 《国旗命意》,《民立报》1911年12月18日。
    2 见《上海庆祝民国改元》照片,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
    3 如“愿我中华国旗,遍树东亚大地,中华国旗,我今托赖上帝,共和建立万年,五色高出云际,中华国旗。”更生:《中华民国新歌》,《民立报》1912年1月15日;“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沈恩孚作词:《国歌拟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二号,1912年2月25日,《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第182页。
    4 其文云“其最触我眼帘,而动我幻想者即翻转天空霞彩之五色新国旗。……五彩旗飘扬天空,式如雨霁之虹,为万众所共仰,意者乃升平世界之征兆乎?……作者有所感矣:自世界生人以来,则人人心中存有竞争之种子,优者胜,劣者败,强者存,弱者亡。近世以还,人类愈进化,竞争亦愈剧烈。器械之精,炮火之利已云极矣。而东西列强犹汲汲于置兵备,造军械,一若不使环球人类同烬于硝磺炸弹而不止者。蓋不知人类相残之闇云惨雨伊于胡底也?……然祥光一闪,五彩旗现于东亚大陆。意者:此殆惨闇世界,兵云战雨之虹示吾以光天化日转瞬即来者,或说中华民国将维持世界之和平,而使寰宇兆民出水火之危,登袵席之安,人类白残之惨刷将从此而终结。……中华民国之五彩旗不独为亚东大陆永庆升平之佳兆,亦可为环球列邦登寿域之吉识。吾不禁馨香献花于五彩旗下,以祷祝世界之和平,更愿我四百兆文明奇特之同胞力行其围旗命意之天职”。丁义华:《五彩旗》,《民立报》1912年1月26日。
    5 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前尘琐记》,《近代史资料》第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 可参见血儿:《声讨汉奸》、《纵横篇》、刘蔚等漳州电、孙毓筠安庆电、陈炯明广东电,《民立报》1911年11月3日、1912年1月7、9、10、14日;钝剑:《擒贼先擒王》、青:《取销临时政府问题》,《天铎报》1911年12月2日、1912年2月11日;《招商局办事董梁庆榴、唐国泰致伍廷芳函稿》附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拟以招商局产抵借日债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第43页。
    2 广告,《民立报》1912年10月2日。
    3 对于此种“确认”,革党中人其实是相当敏感,而且觉得非常“不公”。在1912年国庆日受勋之后,《民立报》就发表文章认为“民国酬庸之典竟如是轻率倒置,大拂人情”。其中对黄兴不能与孙中山、黎元洪并列勋位,冯国璋却与黄兴并列,唐绍仪、伍廷芳、周学熙、许世英等得以受勋,而汪精卫、陈其美、汤化龙等却未得应有之勋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龙田:《读国庆日命令之感言》,《民立报》1912年10月14日。除孙中山外,黄兴也断然拒绝了袁氏所颁的陆军上将衔。他辞而不受的理由是“金华灿烂之勋章,即是战士之骷髅”。不过这等未免“矫情”之理由却免不了洞悉内幕之人的嘲讽,像《群报》就发表过这类文章。参见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342页。
    4 转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324页。
    5 《考师范之笑话》,《时报》1913年7月1日,转引自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第128页。
    1 胡汉民在自传中即说:“黎初以革命党胁迫而出,谓之‘床下都督’,画诺而己。然名器所假托,渐亦有权,则私引旧官僚,以倾民党,尤注意报复起义时所不见尊礼者,内部分裂,授敌以柄自此始。”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14页。而这种说法最初的形成大概与1912年《震旦民报》与《群报》的笔战有关,《群报》首刊小说《留守风流史》攻击黄兴。《震旦民报》则连载《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讥讽黎元洪为不识抬举的“床下英雄”和弃城逃跑的胆小鬼。参见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350页。
    2 《武昌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历史》,《申报》1911年10月16日,记事。
    3 东京电,《申报》1911年10月20日,专电。
    4 《申报》1911年10月31日,《自由谈·见见闻闻》。
    5 《杭州危急现伏》,《申报》1911年11月3日,要闻。
    6 愚:《京津游记》,《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7 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第246页。
    8 黎元洪像题词,《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1 坤宝:《时事五更》,《申报》1911年11月4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2 天民:《钦佩孙胡黄黎四先生之谟烈撰联志盛藉留纪念》,《申报》1912年1月29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3 平梁惊觉:《仿板桥道情调咏现今人物四首》,《申报》1911年12月16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4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5、214页。
    5 林纾:《金陵秋》,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第406页。
    6 《沪都督致张勋书》,《时报》1911年11月15日。
    7 关于当时南京的惨状,可参见《金陵半月记》,《民国野史》(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版,第273—311页。
    1 南京专电,《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
    2 汉裔:《处置张勋法三续》、子贞:《四续》,《申报》1911年12月6日,《自由谈·忽发奇想》。
    3 一谔:《处置张勋法七续》,《申报》1911年12月15日,《自由谈·忽发奇想》。
    4 爱:《汉满全席菜单》,《申报》1912年1月22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5 《绘图张勋丑历史》,同胞学社印,1911年版。
    6 《东南光复纪念会记事》,《张勋仅值一铜元》,《申报》1912年1月1、2日,本埠新闻。
    7 《张勋季父》,《民国野史》(上),第85—87页。
    1 陶菊隐:《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壹,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不过此说真伪似无旁证,就笔者所见,1912年1月30日《申报》中本埠新闻中有一消息为《小毛子被留之蜚语》,大致可确定这个传言还是有的,其文云:“张勋之妾小毛子被留在沪迄已多日,兹西报载有开标买彩及招人卖看之说,但据谍报科报告并无上项情事,显见愚人造谣中伤。”
    2 何立三:《处置张勋法六续》,《申报》1911年12月10日,《自由谈·忽发奇想》。
    3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4页。
    4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49页。
    5 广告,《民立报》1912年2月6日。
    6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第1249页。
    1 广告,《申报》1911年10月25日。
    2 广告,《申报》1911年11月1日。
    3 广告,《申报》1911年11月4日。与中法大药房手法类似的还有罗威药房,其以“爱我同胞”为名,八折销售药品,承诺其中一半所得援助汉口而大做广告,《申报》1911年11月5日。
    1 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第2页。
    2 广告,《申报》1912年2月23日。
    3 广告,《民立报》1912年2月25日。
    4 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转引自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第2页。
    1 “《中外日报》以费绌不能支,贷于张菊生参议,得二万,约偿期。至期不如约,而菊生欲得其成局为己用,力迫不已。且日:‘君能偿则已,否则以报归我。’攘卿愤而谋于苏松太道瑞潋,及江督端方,立得三万金,遂归菊生之贷,而《中外日报》自此为官物。菊生始必攘卿无以偿,得坐收其成局,既而知其事,大诧,已无可奈何”。“中外日报归官办之经过”条,马叙伦:《石屋馀溶》,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3 广告,《申报》1912年4月11日。
    1 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7日,21日、2月9日、8月24日、10月6日。像当时年纪还比较小的张树年对商务出版的有革命伟人形象的月份牌印象就非常深刻:“不多天,父亲带回印有革命领袖头像的月份牌,挂在二楼客堂,父亲告诉我一位是黄兴,一位是黎元洪。我记得其中有一位穿军装,十分威武。这种五彩门份牌足商务印书馆赶印出来.迎接革命胜利的。”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2 广告,《申报》1912年2月4日。
    3 广告,《民立报》1912年2月2日。
    4 《欢祝中华民国新纪元赠送共和纪念券》,《申报》1912年1月13日,广告。
    5 其广告云:“去年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号,武昌起义之日,鏖战之剧烈,牺牲诸烈士之性命者不知几何。光阴迅速,适值一周,今日为光复纪念之第一日然,阳历推算在于十月十号,去年未实行阳历,本药房提前举行同人抚追先烈。能不有以纪念乎?本药房历蒙各界卫生诸君子爱顾之雅,值此绝大之纪念日,用备薄彩,藉酬厚谊。”《申报》1912年9月29日。
    1 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
    2 陆弘石:《百年中国电影要览》,htlp://www.bfa.edu.cn/kycz/xssd/luhongshi/xssd zhongguoshi5.htm。
    3 关于《波兰亡国惨》可见钝根:《新戏评》,《申报》1912年3月22日,《自由谈》。
    4 沈云荪:《新舞台与改良京剧》,《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周年》(三),内部资料,第181—182页。
    5 林道源:《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以下简称《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1 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2 《极精良之剪发器》、《爱国剪发刀之用法》,《民立报》1912年4月8日、20日。
    3 《剪发必需》,《申报》1912年1月22日,广告。
    4 据戏剧专家孙玉声推算,当天排定的戏目本来是足够让《尚武鉴》演全的。却不料开锣戏《黄金台》,临时带演了《盘关》,武戏《泗洲城》临时多翻了两场斤斗,多加了两场档子,每演一个节目,差不多均超过应有时间一刻钟或十分钟,因此进化团的新剧才局促不堪,没时间毕演了。而这样安排的正是新新舞台后台经理,潘月樵的族侄潘桂芳。林道源:《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151—152 页。
    1 广告,《申报》1912年3月15日,《民立报》1912年2月6日。
    2 其文云:“胸中展良史才,腕底走梦花笔。俯仰数百年,洋洒千万言。美矣哉,伟矣哉。海上神州图书局,新发现一才子书焉。所谓才子书者何,曰《神州光复志演义》是。予昔读《三国志演义》,爱之不释卷,谓绝妙好辞,当绝唱矣。今读《神州光复志演义》予不禁击桌狂呼曰:“予过矣,予过矣,予太轻量天下士矣。当世回有锦绣才子,予惊喜,予拜倒矣。”是书之笔墨、之结构,以视三国志演义,不多让焉。盖其笔阵纵横,墨花灿烂,百二十回,蔚厥大观。沉痛处极沉痛,愉快处极愉快,方耐人寻味。予爱是书,亦复不忍释手。出《三国志演义》,对照而参观之,大同而小异耳。三国演义,以后汉始,以晋终。光复演义,追溯朱明之末造,详述满清之亡国。试抚一篇载籍,亦具三代兴亡。其文章之相亚也,如彼其事迹之相类也。又如此,虽谓之新三国志可也。彼著述是书之主人翁,若雪庵,若逸庐,予敢断之日:是皆当世之锦绣才子。非才子,乌能成此锦心绣口之好文章哉。寄语阅者诸君,不当以寻常稗官野史之眼光观之,而当以三国演义之眼光观之。予无著书才,予有观书目。《三国志演义》人爱之,予亦爱之。《光复志演义》予爱之,想人亦爱之也。抑予犹有论焉,去秋革命事业惊人,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流血史也。《光复志演义者》,煊染流血史之云霞也,点缀流血史之花朵也,照耀流血史之宝镜也。人手一编,则眼波脑海中,能永远留存一流血大纪念。由是言之,则书诚宝贵矣哉:、予欲仿三国演义例,取是书百二十回,——作评语,以增益其色彩,奈拙于文而耻于下笔。珠玉在前,自藏其斧。遥望班门,俯头而拜矣。”王雪庵:《神州光复志演义》,书后,第955—956页。
    3 广告,《申报》1912年7月13日、20日、24日、31日,《民立报》1912年7月20日。
    1 陆士谔:《新上海》,第76页。
    1 《吴趼人全集》第三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2 《叶圣陶日记》,1912年1月29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二期,第223页。另外,叶氏某天在雅聚茶馆喝完茶,经过玛瑙经房书肆,偶尔发现了上海某书局出版的一本书叫《头颅影》,书中:“皆抱革命主义而牺牲生命之烈士之遗像也,或则铁索郎当,或则血花飞溅。夫人总云达,最难一死,而册中诸烈士悯众生之沉沦,甘地狱而先入,苟有能为同胞造福幸者,勇往直前而赴之矣。此身何关于我,即死岂动于心,既死矣而精诚未死,同志犹存,遂以开今日灿烂之自由花。而对此册丽生悲者,必为无志之人。余亦壮男儿,见此何有所悲哉。惟有敬之若天神己。”《叶圣陶日记》,1911年12月29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一期,第95页。
    3 《满清稗史》广告,《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
    4 渤海寿生编:《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420册),文海出版社1969 年版,自序。
    1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5页。
    2 通告云:“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陈为出示严禁翻印事。现据新中华图书馆经理员傅有道禀称,前因编辑《满夷猾夏始末记》一书,为彰闻满清一代污史稗政,广播流传,呈请注册,示禁翻刊在案。现书已告成,发行销售,诚恐宵小书贩,影射名目,翻印图利。不但失前清秽德之真相,复侵个人编辑之版权,商业公理均有不容。为再沥情牍陈,并呈样本一部,伏乞俯准,颁给印示,严禁翻印,以期畅销,而保主权等。因具禀前来,为此仰各书商一体遵照,不得翻印该图书馆所发行之《满夷猾夏始末记》一书,以取咎戾,切切特示。”广告,《申报》1912年3月27日。
    3 萨孟武就说革命前刘基的《烧饼歌》与什么和尚的《推背图》到处都可以秘密买到。“将乱之际必有许多预言。这种预言比之文字上的宣传,效力大过万倍”。当时萨氏的同学几乎无人不能背诵《烧饼歌》,尤其足“手执铜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等更是天天挂在嘴边。《推背图》不象《烧饼歌》那样流行,萨氏认为“大概因为刘基声名甚大之故”。总之时人均深信清室必亡!”氏著:《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页。可参照的是夏衍的回忆,他说每次走过邻家店门前,都会看到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氏著:《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4 参见沈洁:《“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史林》2006年第2期;张仲民:《清末趋新人士净化民众阅渎的论述与努力》,未刊稿。
    5 王文德:《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511—512页。
    6 广告,《申报》1912年4月23日。
    1 王卫民编:《中国早期话剧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
    2 黄飚:《海上新剧潮:中国话剧的绚丽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另可参看吴红梅:《中国“文明戏”兴哀之研究——以上海为例》,中国文化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3 广告,《申报》1912年3月30日。
    4 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1 新小说林社出版《鄂州血》十二回,题“青浦陆士谔撰”,是书又有本月湖南演说科版本。其以武汉为场景,直接描写起义发生、胜利及其后三个月时局的发展,书末己提及广东、福建“光复”,是最早迅速反映辛亥革命的小说。书中人量全文引用奏议、布告、宣言之类,翌年八月又再版。
    2 广告,《申报》1912年4月26日。
    3 钝根:《鄂州血》,《申报》1912年7月22日,《自由谈·戏评》。
    4 钝根:《鄂州血七八本》,《申报》1912年7月23日,《自由谈·戏评》。
    5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8页。
    1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30页。子序:《头半打》,《申报》1912年3月3日,《自由谈·闲心思》。
    2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9页。
    3 关于皮包和手杖有时人就回忆当时很多人都有两样随身法宝,便是这两样东西。皮包还不是那种大小合适的公文包,只有类似随身医药箱的狼犹大包。人们却不怕累赘,神气活现地挟持出门炫耀一番。说到手杖就史神秘了,人们替这一根洋化讨饭棍,题了一个“品级棍”的尊贵名号。他们以为满清是用红蓝水晶各种顶子分品级,现在中华民国是应该在这一根棍子上面分品级了。先前还以为大有来头,不敢膺用。后来发现使用手杖并没有定下什么特定的规矩,便每个人都想拿一根充充门面。手杖生意顿时好的不得了,几近供不应求。商家除了以竹根、木梢粗制滥造以求大大牟利外,洋伞柄,叉衣竿也被赶时髦却买不起手杖的人们拿在手里聊胜于无。脑子快的商人赶紧进行废物利用,收罗许多红蓝水晶琏琚顶子,钉在短竹杆项上,制成一批批的民清混合“品级棍”出卖。朱春驹:《武昌起义杂忆》,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节命史料选辑》续编,笫176—177页。而关于照片,肖像照的热潮自1860年代开始就已兴起,从《海上繁华梦》中记载的影楼详细价目表和其它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消费大众拍照赠照的情形看在上海至少已是延续了几十年的时尚,参见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第一册,第224—230页,葛涛:《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史林》2003年第4期;曾佩琳(PaolaZamperini):《完美图像——晚清小说中的摄影、欲望与都市现代性》;冯客(FrankDikotter):《民国时期的摩登玩意、文化拼凑与日常生活》,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 包括《满清兴亡史》四卷、《满清外史》两卷、《贪官污吏传》两卷、《奴才小史》一卷、《中国革命日记》一卷、《各省独立史别裁》一卷、《清末实录》一卷、《戊壬录》二卷、《南北春秋》二卷、《当代名人事略》二卷、《黄花岗十杰纪实》一卷、《三江笔记》二卷、《湘汉百事》二卷、《所闻录》一卷、《新燕语》二卷、《变异录》一卷,附《暗杀史》一卷、《清华集》二卷、铜版画。
    2 包括《北京第一贵妇风流福晋》、《张勋爱妾小毛子》、《清宫秽史》、《哭史》、《痛史》、《西太后》、《李莲英》、《吴三桂》、《满洲花》、《血海花》、《江阴守城记》、《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江女革命》、《孙文》、《黎元洪》、《黄兴》、《秋瑾》、洋装《推背图说》附详解铁板诗烧饼
    1 又名《血泪黄花》。
    1 又名《梨花怨》
    2 又名《乌龟张勋》
    3 又名《八旗血》,《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第1251页。
    1 钝根:《海上闲谈》,《申报》1911年11月21日。类似例子在苏州也有发生,一叫冯和尚之人,在茶肆谈论围攻南京事,说民军无用,张勋如兵败还可以为盗,民军失败则并不能作贼。那知道话刚一出口,左右脸烦就各挨了一记耳光,茶肆中人皆惊于此事。冯则骂道:“言论自由!何物狂奴敢来干涉?”刚说罢有人便起身拿出手枪说:“我今干涉矣,军政府、巡警局请与偕行幸,君自择”冯不得已和他进了警局,才知道此人姓缪,是军政府的侦探队员。《冯和尚》,《民国野史》(上),第62页。
    2 饨根:《海上闲谈》,《申报》1911年10月23日。
    1 《三纪本埠惊闻鄂乱情形》,《申报》1911年10月14日。
    2 以上经过见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宣统三年八月十三——二十六日,,第658、659页。亦参见李时岳:《从《秋夜草疏图》说起一辛亥革命回忆录琐谈》,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第3页。
    3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50、1352、1353、1354页。
    4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3页。
    1 《侯关陈石遗先生年谱》卷五,载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7—2018页。
    2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911年10月26日,第1352页。
    3 愚:《京津游记》,《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4 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175页。
    1 《吴宓自编年谱》,第106页。
    2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一册,1911年10月26日,第173页。
    3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载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2),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可参照的是1910年3月29日《时报》报道说:“长江轮船,往来客商至汉口者,须川资洋六元。后因轮船渐多,减售半价,迩来沪宁、芦汉铁路均已交通,各商取其便捷,乘火车者居多,以致各轮船生意减色。现在为招徕起见,特别减价。除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外,其余轮船乘往汉口者,只须川资洋八角,可谓廉矣。”转引自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4页。
    4 《京汉旅行指南》第四期,1913年冬月付印,第241页。
    5 《汉口日报》的编辑就观察到汉口火车站外拥挤不堪,官吏、仆役、商人、小店主以至苦力都争相购票,以便离开汉口去向他方。加了两节车厢,但出站时仍然挤得水泄不通,车厢入口和缓冲器上都堆满着行李,甚至在车顶上找到个坐位也被认为是一种享受。《革命日记》(连载二),章开沅译,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1—192页。
    6 《时报》1911年10月19日,转引自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60页。为此虞洽卿特地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租借轮船去汉口接同乡回上海,不收船票,接回同乡共计1306人,非同乡搭船也只收取三至四元,且并不许茶房夫等取索分文。但此举一行,马上就有人冒充假借,船票高出数倍。《来函》,《申报》,1911年11月2日。
    1 《来函》,《申报》1911年10月23日;另见《鄂乱影响》,《申报》1911年10月25日,本埠新闻。
    2 杨镇毅口述:《光复会和光复军》,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3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554—612页;章天觉:《回忆辛亥》,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8页。
    4 《留学生回国投效》、《都督府之谒见忙》,《申报》1911年11月17日,本埠新闻。
    5 《申报》1911年11月13日,本埠新闻;《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
    1 黄绍竑:《五十同忆》,风云出版社1945年版,上海书店影印,第24页。
    2 《闽省学生北伐军出发纪盛》,《申报》1912年1月29日,要闻。
    3 林纾:《金陵秋》,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第422页。
    1 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1 道台告示云:“上海为通商总汇之区,城厢内外铺户居民殷实繁富,地方官董,平日派营设警,筹办商团,分投防护,本极周密,近日鄂乱事起,谣言纷至,诚恐居民疑虑,本道又商请巡警总局暨城自治绅董,添派警队商团,分班轮流巡夜,似此官绅认真督率,合力守御,断无意外之虞。凡各店铺居民务宜照常安居营业,毋得轻听谣言,纷纷迁徙,转致宵小生心,损失财物,是为至要。本道服官斯土,与居民休戚相关,所有内眷现均在署内,未尝迁避,且有远方戚眷来投,亦寓署内,均彰彰在人耳目。兹闻有人造谣煽惑居民迁徙,以期从中取事,殊堪痛恨,出严密访拿,禁止外合,亟晓谕知照。”警务长告示云:“城外巡警,共有六百,弹压匪徒,均有枪弹,抢物放火,准予格杀,通告居民,切勿自乱。”《沪道安定人心之告示》、《警务长之告示》,《申报》10月31日、11月4日,本埠新闻。
    2 《留心十三下之警钟》、《城内外巡警之总数》、《商团分队巡防》、《商团防守之认真》、《民团分段防守》、《民团分段驻防》,《申报》10月31日、11月1日、3日、4日,本埠新闻。
    3 钝根:《海上闲谈》、《四明银行开兑之状况》《大清银行之应接不暇》、《各钱庄之嗷嗷待哺》,《申报》1911年10月20日、25日、11月1日,本埠新闻。
    4 《沪道镇抚钱市之恐慌》、《银行应付市面之忙碌》、《又一维持市面之法》、《维持沪市之救急法》、《维持全市丝业之手续》、《借拨新币之公牍》、《新币之分布》,《申报》1911年10月17日、19日、20日、21日、24日,30日、31日,本埠新闻。
    1 《城内居民之恐慌》、我:《海上闲谈》、《官场文告一束》,《申报》1911年10月30日、31日、11月1日,本埠新闻。
    2 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第四册,第1836页。
    3 《鄂乱影响》、《申报》1911年10月19日、24日、30日、31日
    4 参见沈渭滨、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5
    1 当然这只是一个上海本身前后纵向的比较,如果和苏州、北京等发生过大规模兵变的城市比起来,上海的城市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的。
    2 《军政府选择侦探人才》、《闸北种种》,《申报》1911年11月18、19日,本埠新闻。
    3 《车站查获奸细详志》、《闸北种种》,《申报》1911年11月14日,本埠新闻。
    4 《城门早闭之由来》、《强迫剪辫》、《还我本来面目》、《工部局严查旅馆》《强迫剪辫之纷扰》,《旅馆大受苏宁兵变之影响》,《申报》1911年11月18日、12月30日、12月31日、1912年1月9日、12日、4月20日,本埠新闻。
    5 《再志新兵要求发饷之风潮》、《三志新兵要求发饷之风潮》,《申报》1912年3月20、21日,本埠新闻。
    6 《湖南会馆之之怪剧》、《再志湖南会馆之怪剧》、《军法会议详志》,《申报》1912年6月6日、7日,本埠新闻。
    1 《三志湖南人之大冲突》、《四志湖南人之大冲突》,《申报》1912年6月8日、9日,本埠新闻。。
    2 《报告军警冲突情形》、《关于军警冲突之文牍》、《庄管带先撤差使》,《申报》1912年8月27日、28日、29日,本埠新闻。。
    3 《巡警与营兵冲突》、《再志巡警与营兵冲突》、《三志营兵与巡警冲突》,《申报》1912年6月3日、4日、5日,本埠新闻。。
    4 《军队果骚扰商民耶》、《军人骚扰地方》、《李统领代人受过之愤懑》、《兵民冲突类志》、《兵民冲突三志》,《申报》1912年3月1日、7月19日、8月3日、9月6日、8日,本埠新闻。。
    5 《中秋夜之虚惊》,《申报》1912年9月27日,本埠新闻;《斜桥士兵恶作剧》,《民立报》1912年9月27日。
    1 《闵行镇大起风潮》,《三志闵行镇之大风潮》、《四志闵行镇之大风潮》,《申报》1912年2月22、25日、26日,本埠新闻。
    2 《乡民反对清洁所之风潮》、《乡民反对清洁所之激烈》、《乡民反对清洁所四志》,《申报》1912年6月22日、24日、25日,本埠新闻。
    3 《为请取消沪军都督事呈孙中山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本埠新闻。
    4 《警务报告》(一),《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63、66、73、74、78、79、80页。
    5 《警务报告》(一),《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0、79页。《警务报告》(二),《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30、33、35、36、40、46页。
    6 《警务报告》(一),《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52、82页。《警务报告》(二),《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30、31、34、37—39、47、50页。
    7 比如以下这篇告示就可以看出筹措经费是如何同革命合法化进程在公共空间中结合并散播的。富春山樵泣告同胞:诸位同胞:看看目前时势,照近来上海情形,却可以糊里糊涂过去。如仔细一想,若不早点明白,将来悔之不及。然而这句话若非亲身受难,断断不肯轻言。今将鄙人所经之事,告与同胞听听。念鄙人本是汉口一个小康之家,房屋当典钱铺均有几家,亲丁七、八人,用人有二三十个,在汉口街上颇有点名望。自民国军起事之后,带兵过江,秋毫无犯。当时有几个土匪来抢,被国民军当场斩杀,舍下分文不动,连外国人都佩服民军好处。后因军输孔亟,有人劝我助饷。鄙人亦甚赞成,当即拿出壹千两银子,自以为多,不料被我一来,人人减少以致军输不足,枪炮难购。到今日一想,我的罪名真真不少。后来官兵一到,逢人便杀,见物便抢,汉皋烧成白地,真真令人可怕,令人可恨。舍下当急难之日,人人想去逃命,因鄙人炯瘾太人,误事不少,一家妇女小子已逃出者,都被杀死;未及出门,都被烧毙。鄙人一人因高卧未起,被楼板塌下,惊醒之后,见墙洞己被炮弹打穿,即从穴中逃出,身边几纸钞票,快快逃奔,不知走到那里是好,幸有老仆看见,拖到宜昌轮船避难,因之逃到上海。眼前看看身旁无一个亲人,真真可怜:身边无一个铜钿,真真伤心。再想想看,总是自己不好。当日若将家产一半助饷,人人都看我样,黄将军拿去买炮,赶到武胜关,汉口断断不为(会)遭难,鄙人不致为穷,今日弄得这个地步,懊悔何及。如此惶恐之事何以还要白说?实验自己己错,愿别人不可再错。今日上海虽安然,汉阳官兵未退,民国军枪炮不济, 倘有不利,官兵一定要到长江下游,诸君岂非又要受难。故将此中苦情告诉诸公听听,愿有钱的要倾家助晌或半产助饷;商人、工人捐体助饷;奶奶、太太拔钗助饷;夫人、小姐脱钻退镯助饷:儿童、小子节食助饷。热心志士逢人劝导,代民军求乞,代民军买炮,代民军运粮。民军义勇双全,必能为我平敌,必能为我驱贼。如果守钱不助,军中无饷,不能立功,官军一到,一人财两空。迩时追悔莫及,故劝同胞快快助愉。民军早立大功,大唱共和,共立民国。鄙人已成废物,深愿同胞早享太平幸福,消我怪吝罪惫。《警务报告》(二),《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33页。
    1 《警务报告》(一),《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8页。
    2 东吴:《清淡》,申报,1912年1月22日。
    3 “时仲英居春元栈,午前出饭,座客所谈,多金陵战事,言人人殊。仲英独酌,猝有人以手拊其背,骇顾,则一青年女学生也。其后尚有一人,年三十许,状如女教习,执册求助饷。上有署名,捐小洋一角者,意殊轻蔑。女学生自言徐姓,然狷佻不类闺秀。隔座有一少年,夺去其册,细审作游语。女学生亦就与调诙,久久始书捐助一元。客又出纸烟分授二女,二女亦各出纸烟报之,笑谑间作。已而复至仲英席间,仲英展删,则女了劝捐会启也。中有吾神州女同胞,素以慷慨侠烈闻天下,宁乏急公好义之人,特欲自效而无路耳。并粤程夫人为会长。词语堂皇,而求助者则出之以婉媚。仲英默叹,遂捐十元。女学生称谢无已。”林纾:《金陵秋》,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第421页。
    4 步云:《筹饷微辞》,《申报》1912年2月1日,《自由谈·心直口快》。
    5 关于民初财政困难的一般情况可参见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年博士论文;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6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10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1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拟以招商局产抵借日债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2 邱寿铭:《沪军都督府筹饷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7—568页。
    3 张继:《同忆录》,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285页。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29—432页。
    5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912年3月23日,第1408页。
    6 《警务报告》(二),《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48页;但这件事在革命军那里被说成是有人冒充,见《查缉吓骗韩侨之奸徒》,《申报》1912年1月9日,本埠新闻。
    7 《警务报告》(一),《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64页。
    1 《杨翰西幸遇印捕》,《申报》1912年1月9日,本埠新闻。
    2 《冒名串诈》,《申报》1912年1月3日,本埠新闻。
    3 是龙:《梦游新民国》,《申报》1912年9月14日,《自由谈·小说》。
    1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913年7月22—26日、28日、8月2日,第1476—1479页。
    2 这一概念源自于潘光哲的“知识仓库”,参见氏著:《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台湾)第16卷第3期。
    3 比如秋祠的争夺就是一例,1912年秋祠系占领中兴名臣刘典之祠而建立,后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刘典后人又将祠夺回,直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徐寄尘等上书国民政府方又成为秋祠。秋宗章:《记徐寄尘女十》,《近代史资料》第5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26—27页。
    1 陆丹林:《革命史谭》,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第596—599页
    1 比如孙中山的修建铁路计划;黄兴发起国民捐运动中的种种弊端:陈其美动辄暗杀政敌并沉迷于花街柳巷等等。
    2 张謇就在1913年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这些曾依附“革命”之士人对革命结果的大大失望:“辛亥年冬,东人观战者云,是以口舌革命;西人论政者云,是以心理革命。公论在人,不容为讳。且彼时人民之倾脂竭髓,饷军费械,奔走响应,绝不反顾者,一望政治之革新,一希兵祸之速解。所谓革新者,昔之吏贪者革而廉,兵纵者革而敛,商困者革而纾,民伦者革而奋,实业革而兴,教育革而普,司法革而平,财政革而理。及见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风云倏忽,荣悴顿殊,宫室车马子女玉帛之举,过于昔日之王侯;剽略劫勒,叫嚣堕突之风,甚于平常之军队;司法则但闻以尊人道者纵淫盗;财政则但于供行政者竭输将:实业则有河汉其言之铁路;教育则有专事分利之法学。商以秩序未复而重困,民以法纪荡尽而逾偷。乡曲父老,本不知革命何利,而但见某党某党之异说,稍能看报识时务者,则皆鉴于前辙,惴惴然怀生命财产之优,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痛苦。”《张謇致孙毓筠、王铁珊函稿》,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98页。
    3 以下这段“戏说”深刻反映了上海民众日常生活所受到的影响:“吾想四马路茶馆中去吃茶,与朋友谈谈心,又恐遇见学生军挜卖戏卷,吾不敢。吾想到苏州、杭州去探望亲戚,又恐遇见民军侦探疑吾是奸细,拿去罚助军饷,吾不敢。吾想到新舞台去看明末遗恨好戏,又恐遇见光复剪辫团将吾头上帽子抢去,手上金戒捋去,吾不敢。吾想到妓院中去砌八圈麻将,又恐闯进七八个假民军拔出手枪硬募军饷,将身边洋钱搜去,吾不敢”。醒侬:《又恐四则》,《申报》1912年1月14日,《自由谈·心直口快》。
    4 《申报》1912年9月7日,《自由谈·心直口快》。
    1 直到1897年12月,经元善等中国女学会同人就在张园安垲第发起讨论设立女学问题,汇集中西女客122人,才为张园有百人以上大型集会之始,而且还仅是教育问题。见《内董事张园安垲第公宴中西官绅女客会议第四集》,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3页。
    2 关于开放私园的政治集会的数量统计可以参看汤志钧编:《近代上海大事记》;唐振常编:《上海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变迁1895—1911》。
    3 苏绍柄:《1905年反美运动各地开会日表》,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第一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1 关于张园的开放性可参见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变迁1895—1911》中的相关论述。而据章太炎的信中就曾提到一镇江流氓钱宝仁常在张园演说,“满口胡言,自命为三点头目。”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2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20页。
    1 陆丹林:《革命史谭》,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第619—620页。
    《申报》,上海书店 1982年影印本。
    横滨新民社辑印:《清议报全编》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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